《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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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第一篇】
除了文学,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历史类的。对于历史本身,我也是颇有兴趣的,但可惜的是,纯粹的古人笔触我也是看不进去的,于是乎,现当代的历史著作变成了我的最爱。烟索重楼,月迷津渡,从书中走出来的一个个人物身上都有股子道骨仙风的气质。这些人大部分或是王侯将相,或是富贵显达,也有臭名昭著。总之,能够被记住的人身上,总有那么基础值得观瞻的地方。茫茫人海,凡夫俗子,又有谁会被永久的铭记呢?记得张爱玲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人,无论是好名或者是恶名,总比不留名要强。读历史,就是读那活灵活现的人物就是读那错综复杂的时间。读历史,是对人类的一次反省,又是对人类自身的一次升华。
读历史,不能错过明朝史,因为明朝史汉族掌握政权的最终一个封建王朝。而读明史,就不能错过《万历十五年》,相对而言,我更喜欢这本书的英文名字《1687:a year of nosignificance》,直译是《1687:无关紧要的一年》。确实,万历十五年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些“细枝末节”恰恰是明朝衰落的关键。就历史来讲,有三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一:学术性。黄仁宇本身就是一位大家,他的学术造诣是值得钦佩的。书中有着很多的历史资料来佐证作者的观点,且看附件中参照的文籍就能够懂得其中大意。在40年之前,有着一位双鬓斑白的学者,带着老花镜,手拿放大镜,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收集所需要的资料。这份努力,本身就有股酸楚的味道。二:坦诚性:作家本身所拥有的大历史观注定了他对历史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着相当的了解。书中也说过:“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这些事实,就是不忠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在这样的历史态度的引导下,《万历十五年》也显露出更为深刻的坦诚。原本的讲,对与错本没有什么界限,是与非也只在一念之间。所以,真实并且客观的对待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哪个太监被打了,哪个大臣的父母过世了,哪位夫人升为诰命了,哪位大臣又从
江北调往江南了。也许每一天都发生的偶然就会一不细心撞上一种必然——轰,硕大的明王朝就此灰飞烟灭……三:个性化的表达。个性化不代表标新立异,黄老就属于朴实的个性化表达。他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娓娓道来,艰涩复杂的历史文献就会豁然开朗,并且又增添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厚重感,我们也更理解作者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感与书香气。另外,本书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欣赏,因为识字的人就能看得明白,但其中的奥秘又是不一样层次的感受了。
读史是一种很畅快的情感,从中受益的过程更显得酣畅淋漓。而读了《万历十五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要在拿得住的范围有所突破。拿海瑞和戚继光来比较:一文一武,在文人当道的明朝,似乎海瑞更应当吃得开,然而事实呢?“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务而牺牲自我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海瑞用他对律法的绝对忠诚,对自我要求的绝对严苛,对清廉正义的绝对奉行,使自我成为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天下读书人,对他只能是又敬又畏,也仅有当他死后,才会让人大舒一口气。与此不一样,戚继光处处受挟制,但却终究成功的成为一名抗倭名将,带领他的戚家军傲视群雄。戚继光作为官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例如腐败。可是他成功了,原因何在?正是那份妥协。很多时候,很多情景,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有所变动的,在有把握的范围内施展自我的才华,使矛盾暂时搁下,不予激化,避重就轻,相信会有更能理解的结果。
接下来就得谈谈张居正了,也读了不少有关张居正的书了,光是感想就写了许多篇。可是这一次,经过《万历十五年》,我更理解在一个矛盾的王朝,张居正的矛盾有多深刻。张居正的宏图霸业自不必多言,但他身上先进与落后的地方,纠结又说不通的地方,又实在是吸引人。“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只能以自我的一身挺立于合理与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的压力”。于是,不难理解,张居正的成就与改革是一个历史特定的产物,他的性格,与万历皇帝的年幼成就了他得以施加相权的条件。所以,一旦他的前提灭亡或者是皇帝的年长,就会很容易改变他的改革。说白了,他的梦想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是随时能够坍塌的,是没有经济或政治的因素作为强大后盾。所以,如烟花般壮烈的悲壮也就在所难免了。张居正自身又是“无数因果关系中的一个幻影”,因为万历,有了张居正,有了张居正,有了延伸的大名五十年光景。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知。史书要细细慢慢的读,启迪智慧,借古看今,通古晓今,博古论今。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第二篇】
看一个时代的功过是非不能只从一个层面来看,应当从多角度来分析,当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时,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该时代的成败得失。从得失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使我们有睿智的眼光得以自省,而且可以借鉴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上,使我们有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帮助我们不断地调整思维状态。以史明志,以史鉴今,《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反复多读的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名,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写了万历年间的各种风俗制度等。
首先,万历皇帝。1572年,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了。多年的精心求学,万历的学习取得了很大的长进。万历小皇帝谨遵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尊师敬长辈。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左膀右臂,万历小皇帝的课业由他来把关教授,政府众多的重要决策也是由他拍板定案。小皇帝对张居正充满了尊敬之情,对他精心敬业的奉献精神大加赞扬,并且把一些名贵的珠宝和进贡上来的物产赏给他,真是皇恩浩荡。幼年的万历皇帝对这种大臣的扶持百般地感谢,可是等到他成年后开始拥有自主的决策权时,他奋发图强地想做一代明君,想在自己的治理之下开创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可美好的愿望或者是蓝图总是事与愿违。当一个时代的轮轴运行到最后时,一些制度或者是陈腐的事物会成为这轮轴中的一些颗粒,阻止社会的进步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整个朝廷成了一个运行缓慢的机器,大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加于皇帝身上的义务越来越多,皇帝赤裸裸地成为上层阶级的代理人。这时,皇帝失去了高度的权利实行权。比如,在立储君一问题上,大臣与皇帝之间争执了很多年,最终以万历的沉默和消极抵抗使整个朝廷失去了励精图治的机缘。因此,一个时代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治理权,或者有科学合理的政府机构,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界定各种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使上命顺利下达,保持政府的工作效率,时代才会有快速的发展。
其次,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功过都不小。其功一面,在他辅政的期间,整个朝廷风平浪静,虽然也有暗涌翻浪,但相对来说还算太平。而且张居正精明干练,做出不少令人赞佩的政绩,实际地地惠及到了官民。其过的一面,在万历皇帝亲政期间,张居正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也好,或国家大局也好,张居正私下串通心腹大臣向万历皇帝上书,经过皇上的允许后,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过程仿佛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利,张居正以自己的门生和同僚为棋子,根据自己的意愿间接地施政,而欺骗了皇上,这是欺君之罪。在张居正的生前,其一直是荣华富贵、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由于惧怕张居正的权力威严,众多内存埋怨的官员都沉默下来,而等到张居正离世后,酝酿很久的口诛笔伐在短时间里爆发了。在事实面前,万历皇帝看清了自己与张居正之间的恩恩怨怨,并且将更多怨恨凌驾于恩情至上,坚决地清算了张居正各种过失。张居正在位期间,由于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下领朝中重臣,上面君主,享受了无限的权力和富贵,但他并不能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失去了标准的职业和道德操守,从而引火烧身。
再次,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放弃了张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实行较为和缓地施政方针政策。他认为作为首辅,“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申时行有成功之处。申时行在万历皇帝和朝中百官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当百官的意愿无法在皇帝面前通过时,一些牢骚只能发泄给首辅申时行。当万历皇帝要将意愿付诸实施时,百官以儒家伦理道德和先朝既定的规范为说辞阻止万历皇帝。比如,在立储君一事上,百官拿出各朝各代的各种事例来劝解万历皇上,可是双方的均不退让使朝廷陷入了消极状态中,而申时行没有能及时化解这种症状,他应当为这种过失负责。申时行的和缓政策为其营造了平和的政治环境,比如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而“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因此,申时行得以善终,而且退隐归乡后,大寿时仍受到万历皇帝的恩赐。
一个是不断成长的皇帝,当遇到施政的强大阻力后,消极地面对朝政。一个是大权在握,精明练达,却最终不得以善终的张居正。一个是处处努力地营造和缓的政治环境,以和事佬的身份而受众多百官的尊敬的申时行。从他们的性格、思想、政治方针政策等多个角度看出来,整个时代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烙印,其身后所留下的诸多评论值得我们当下之人为之深思和学习。
万历十五年的读书笔记【第三篇】
《万历十五年》起初是由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写成,而后被译为中文。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意思为―1587,无关竟要的一个年头。虽然黄仁宇先生在书名中称这一年为无关紧要的一年,但以他提出的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就不难以1587年为一个契机,窥得前后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各种事件发展到最后的原因。以下是我读完《万历十五年》后的所想所感,以及读后生出的一些疑惑和对此疑惑的粗浅看法。
首先的一个疑惑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书的自序中写道明朝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那么为什么明朝缺乏完善的法制,众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以抽象的道德代替?而明朝以前也存在过法制相对完善的朝代,如唐朝,那么为什么明朝不予以引用借鉴用以完善自己的制度?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而是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唐朝呈现出的是一种向外的发展方向,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扶助先进的经济。而这种在经济发展制度上的选择,就必然导致了唐朝、明朝在法制健全方面的差异。明朝,以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来保证本朝的稳定,形成的是一种封闭向内的发展模式,而唐朝,先进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相应法律的出现与完善,这就间接推进了唐朝法制的健全。
既然以道德代替法制是明代一切问题的重要症结,那弄清楚这种替代关系是怎样导致重要问题的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首先,我们可以从万历立储的问题上来讨论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病。“四书”中提倡的伦理,传统中奉行的道德,告诉皇帝和天下臣民,不能因为男人对女人的宠爱而改变长幼之序,由此可知,若按当时天下奉行的伦理道德,皇帝是不应该因为特别宠爱某位王妃而废长立幼的,这是道德。然而这仅是道德,若按法律来处理立储问题,万历废长立幼也并不是不可能。然而明朝体制上的不完备,技术上的不周密,使得本朝只能用道德将群臣百姓捆绑在一起,以求社会的稳定,朝堂的太平。明朝这种对道德的高度重视,也就导致了百官对万历废长立幼这件事情上的强烈反对,最终万历迫于这种道德上的压力,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立储问题虽已解决,但这个问题留下的祸患最后影响到了整个朝代的安危。读后感i万历由年少时一位勤于勤政的君王转变为一位怠于修政的皇帝,不能说与这件事并无半点干系。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由质变到量变,从张居正生前生后的种种风暴,到自己立储问题的纷争,不能不说万历皇帝没有察觉到他虽贵为君王,但并无太多实际上处理事务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决策的是整个官僚体系。开国之初,皇帝才是权利的中心,文官是为处理行政工作而产生的工具,但高度的中央集权,事务必然繁多,部分属于皇帝的政权就日渐转移到了官僚集团的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需要的只是一位在道德上极端高尚,行为举止符合礼仪,在文官集团所订下的规范体系内行事的“贤明君王”。万历皇帝当然可以从发生的种种事件中悟出其中的玄奥,而后他消极怠工,怠于朝政也就有其内在原因了。
从模范官僚―海瑞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后果。海瑞,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当时的确是一位清官。但即便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清官,也是“以道德代替法律”这种制度下的产物。明朝法律技术不完善,为了管理,便使用道德来填补法律上的不足。但是这样一种以道德为优先的法律,能基本的分辨是非都难做到。我们可以从海瑞对疑难案件的评判标准窥其一二,“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贱民,宁屈富民”。海瑞判案,只要是穷人对富人的案子,无论对错一般都是穷人赢富人输,海瑞的这种以道德断案不问是非的方式,长此以往,必然招致富人官僚的非议,也同样导致了他最后不能成功。海瑞固然有他不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他也只是完全恪守当时社会提倡的意识形态,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完全遵守者,在他看来人每天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被划入“善”与“恶”两个方面,非善即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海瑞这一套并不公正的断案方式也就有了解释。在海瑞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它不仅是行政的工具,也成了断案的工具。
张居正生前对朝政的影响力极大,而他死后的问题依然影响到朝政。他所推行的万历新政曾让明朝再次出现复盛的痕迹,那为何张居正无论在朝还是离世之后,都会遭到部分文官集团的攻击?
首先,明初官职变革,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命令子孙后代不得复设,明朝从此便没有了拥有能与皇权相抗衡的相权的宰相。明朝初年官职体系,废宰相,设六部,六部直属于皇帝,后因处理繁重文件的需要而设内阁。起初内阁只是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文字处理机构,后来因奏疏繁多,单凭皇帝一人专制管理无法处理完,所以皇帝会与内阁大学士商量并让内阁参与到政治管理的活动之中,久而久之,政权慢慢地部分转移到内阁的手中。从明朝官制层面来说,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不属于当朝的行政官员,当朝真正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官阶二品的六部尚书,作为官阶五品的内阁大学士是无权干预朝政的。而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并没有干预朝政的权利,所以张居正推行改革新政等行政举措被部分反对他的官员视为“越权”,难免不被其他官员非议。其次,就是张居正强力推行的万历新政极大的威胁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张居正认识到要改变这个国家的风貌,首先就要从官吏问题上解决,从官僚制度上解决,所以才有了后来他推出的“考成法”。“考成法”推行在于加强行政效率,整治官吏作风,其惩罚力度之大使得这些原本就适应了低行政效率的官员苦不堪言,而只要是影响到张居正新政的官员,就会被他的人参劾,逐出朝廷,文官们敢怒不敢言,久而久之,文官集团对张居正的不满越来越大。其次,改变官吏问题的考成法施行了,张居正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下功夫。张居正开始对全国的大部分土地进行清丈。这一行为,可谓让张居正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此举清丈出大量皇亲贵族和官僚地主隐匿的兼并土地,如此一来他们要上缴的赋税就会增加,这对于打击地主豪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着积极意义,但却威胁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万历十五年》的第72面提到申时行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然不过是空中楼阁”。张居正的万历新政“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的新政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并不是相安无扰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动摇到这个朝代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动摇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而使他在死后落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书中提到一句话,意思是要么是新技术的产生淘汰落后的组织形式,要么就是落后的组织形式对新技术的扼杀。张居正推行的新政最终付诸东流的原因也在此。
既然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极其崇尚道德的国家,那么崇尚道德的思想体系能不能接纳不同与它的道德观念呢?从李贽的例子上看,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胸襟来接纳不一样的思想观念。李贽行为上背离传统,思想上不墨守陈规,同时攻击虚伪的道德,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然而李贽这种想要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树立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的想法,必然让他成为传统道德体系的攻击目标。 明朝自上而下都由道德所约束捆绑,这样的道德实质上有点代替法律的意味,既然是这样,这个国家就必然不会让社会上出现两种不一样的评价体系,新评价体系的出现会对统治根基产生一定的动摇,而这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黄仁宇先生在自序中就提到,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断非个人原因可以解释,而是当日制度已山穷水尽,大家都只是成为了制度的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第四篇】
今天《万历十五年》进入了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可谓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根顶梁柱了,这根顶梁柱一倒,明帝国顿时失去重心,一步步滑入深渊。申时行虽然老成持重,但他所苦心经营的,终究只是表面的平和,是一抹夕阳红,是无法把脱轨的帝国拉回来的。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万历皇帝向他的臣民做消极怠工,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一看到我也有种摸不到头脑的感觉。
在我们平常的印象中,君臣关系要么是琴瑟和鸣(原意指夫妻,这里我觉得君为夫,臣为妻也并非不可不是么)如唐太宗一朝;要么是君主绝对专制,臣子只是一群附庸如隋炀帝一朝;要么就是臣下乱政,君主形同虚设如汉昭帝一朝的霍光。再者说,君主消极怠工的也不少,可是消极怠工是为了对抗臣民就很稀奇了,至于万历为何会如此,书中也做了解释。万历之所以如此,乃是出于一种报复,报复文官们不支持他废长立幼。前文已述,万历的宠妃是郑氏,因此他想让郑氏的孩子做太子,可惜郑氏的孩子并非嫡长子,这就是私人情感和礼制的冲突了,而在明代,礼仪道德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因此那些饱受礼仪道德熏陶的文官自然不可能同意这样违背祖制的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万历单纯凭借个人情感来决定立储这样的大事,自是不合理,可难道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就很合理么?我们都知道科举制的意义就是打破了门第和出身对于有才之士的限制,然而选拔官员如此开明,怎么到了立储就如此草率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并不认为这可以以一句“这是祖制”来解释,九品中正制也是祖制,为什么就能改呢?
说到底我认为这还是那些臣子的人性的弱点,科举取士可以帮助他们飞黄腾达,可一旦他们踏入仕途,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就又开始满口礼制,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双重性格”,实在是可笑至极。
言归正传,万历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已经是一个“老油条”了,他不反驳,不屈服,只是这样冷处理,倒也扛了一段时间。不过众口铄金,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还是没能撑住,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下好了,皇帝彻底死心,不仅是废长立幼的心已死,连工作的心也一并[]化为灰烬,就这样,大明王朝在这样的“无人驾驶”状态下驶过了二十年。御宇48年后,万历驾崩。不过人虽然不在了,事情还未了结,文官内部早已没有了反对万历废长立幼时的同心协力,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派别,经过了万历一朝,文官内部的裂痕已无法弥合。
万历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利于他对于文官们的统治。管理下属,无非就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下功夫,可万历呢?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执政后期,由于怠于政事,因此对于官员的物质奖励也就搁下了,又由于万历向来对于各种礼仪毫无兴趣,因此精神奖励也就不复存在,那既然没有激励,哪个官员会有动力继续效忠呢?
至此,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一辆车已经失去了动力,只是凭借惯性在向前挪动。这个恶果的种子,要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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