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日记中的“渡江战役”（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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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中“和平渡江”始末1

渡江战役，人民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破军长江防线，歼灭汤恩伯部江防军18个军、58个师共40万众。在这之前，国共双方代表曾在北平举行了近一个月的和谈，共产党从人民渴望和平的大义出发，提出一个“和平渡江”方案。和谈代表团也已接受，并将其写进《国内和平协定》，但幕后操纵南京国民政府的拒绝签字，人民决定打过长江去。

1949年元月，接连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军事惨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被迫下野，但仍以党领政。让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收拾残局。3月12日，支持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希望李宗仁能用和谈挡住南下，维系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

3月底，南京国民政府组成以张治中为团长、邵力子等5人为成员、卢郁文为秘书长、屈武等3人为顾问的和谈代表团。此前，李宗仁为和谈代表人选大伤脑筋，经过权衡，他认为张治中是最适合的人选。张治中是官员中少有的几个敢向直谏的人：又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军人；抗战期间，他三到延安，为国共和平解决问题奔走，被人们称之为“和平将军”。张治中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李宗仁连番打电话、去电报催他速到南京，商讨和谈大事。张治中经过数天考虑，决定为国共和谈做最后一次努力，于22日到南京接受任命。4月1日，南京和平协商代表团，乘飞机赴北平。当晚，由、林伯渠、、、李和聂荣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设宴款待。问张治中：“你们对和谈有无具体意见？”张治中不敢将“划江而治”的底线拿出来，便说：“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意见。”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这是不能拖延的。因此，我们想先采取个别谈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经过三四天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张治中同意这样安排。

从2日到7日。双方代表开始个别交谈，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8日开始，又分别会见和谈代表。

4月8日，在双清别墅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握住张治中的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承蒙你的热情接待。”这一天，同张治中讨论了许多问题。张治中问：“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说：“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张治中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在10日会见黄绍、刘斐时，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发动内战是嘛。只要李宗仁这次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黄绍说：“李宗仁现在搞和谈，有许多阻力。背后有个，他什么事也做不了主。”说：“是的，他现在是六亲无靠。”扳着手指说，靠不住，美国靠不住，被打残破的那些军队靠不住，桂系那点力量靠不住。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半真半假也靠不住，他不真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说到这里，站起来踱了几步。走到黄、刘两人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和谈，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4月13日，谈判在故宫勤政殿正式开始。首先发言，提出此前个别商谈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他说：“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要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

在谈到最敏感的战犯问题时，说：“一切战犯，不论任何人，他必须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才能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待遇。”

和谈代表团经过一天多的研究，提出40多处修改意见。中共方面也作出很多让步。

15日，双方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焦点是渡江问题，是采用战斗渡江，还是和平渡江。为了保证协议签字以后有效实施，必须渡江接收。在长江下游扬中、江阴2县，和中游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8县。由和平渡江，接管这10个县的地区。这样，可以使得长江以南在政府管辖下的要想率部叛乱破坏协定的部队，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还是称兵作乱的，我军就以力量协同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愿意和平的部队一起讨平它。在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的部队，如果有不同意和破坏这个协定称兵作乱的，人民就不能受约束在这10个县份之内，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接受和平协定的部队一同讨平它。

双方对《国内和平协定》达成共识后。张治中问：“如果我们带回协定，南京不能签字，中共就预定4月20日渡江。是不是？”

回答：“是的。你们代表团派人把这个最后文件带到南京去请示，如果来电报说可以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

和谈期间，人民已集结于长江以北待命，渡江战役总前委曾数次请示中央军委渡江时间，耐心电告部队：“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如果和平协定能够签订，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就可以改变为和平渡江。”还说：“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果我们能够和平过江，可以避免许多牺牲。这些年，我们的牺牲已经不小了。”

然而，这个国共双方代表共同争得的和平大好时机，却被白白断送了。

4月16日，代表团推举黄绍携和谈协定文件回南京。第二天李宗仁、何应钦派张群乘专机前往溪口，面见。一见协定文件就拍案大怒。不接受这个文件。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会议，到会一些人听到不接受文件，也反对签字。最后，何应钦宣布，不接受和平协定条款。

4月20日，中突击集团率先渡江，并迅速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21日，、下令：“向全国进军！”当晚，东、西渡江集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全线攻破军长江防线。23日，占领南京，摧毁了统治22年的蒋家王朝。新中国的朝阳已展露东方。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四次计划渡江作战2

1949年4月20日，人民渡江大军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3路强渡长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发动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渡江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央军委曾有过四次渡江作战的计划。渡江战役就是其中的第四次。

一

1946年6月，发动反人民的内战，11月15日。又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清醒地意识到和谈的大门已被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有经过革命战争统治，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和平。为此，于16日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即回延安：18日，在党内通知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取代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21日，他又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幅大致的蓝图，计划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七八十个旅。使国共双方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这说明，在心目中，“向长江以南进军”已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一年之后，1947年6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在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刚刚来临之际，就开始考虑实施渡江作战。7月23日，他命令华东野战军叶飞、陶勇两纵队(华野第一、四纵队)和两广纵队兵出闽浙赣，创建根据地。之所以选择华野，是因为早在1944年12月，粟裕就曾奉命率部南渡长江开辟苏浙敌后根据地。考虑到这一点，这次渡江作战又以华东野战军一部打头阵。

然而，这个渡江计划最终却没有实施。原因是：在华野第一、三、四、八、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为保障刘邓大军南下，在鲁西南需重兵钳制敌人，若渡江南进，势必分散兵力，对全局不利。于是，于8月7日决定，叶、陶两个纵队和两广纵队集中鲁西南作战。停止实施渡江作战。

二

1947年底，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敌我双方势均力敌，“你打不过来，我也打不过去”。为了打破僵局，于12月4日第二次提出渡江作战，准备派部队南渡长江。实行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的第二个战略跃进。对此，粟裕有不同意见，他给中央军委去电，认为应当在江北打几个大的歼灭战后再伺机而动。粟裕并未明确反对分兵渡江，但他集中三路军合力歼敌的建议显然包含了取消分兵渡江的意图。

收到粟裕的电报，与面商后，仍然坚持原来意见，于1948年1月27日致电粟裕，提出要粟裕“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渡江执行重大机动任务”。计划在湖北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今沔城)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或秋季，并要粟裕“熟筹见复”。

中央军委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在的后院放几把火，迫使其调动军队回防江南，以减轻中原战场，特别是大别山刘邓大军的巨大压力。

1月31日，粟裕再次致电中央坚持原建议。中央军委次日即复电仍坚持渡江。

在中央军委渡江决心已下的情况下，持有异议的粟裕该何去何从？他请求让渡江纵队休整一段时间，并采取积极措施，派出一个加强营，带40挺机枪及200名干部前往皖南。对敌情进行侦察，进行必要的渡江准备，同时也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再思考。

4月初，回到濮阳，粟裕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作了汇报。两人多次深入交换意见后，支持粟裕将暂缓渡江的建议上报中央军委。4月18日，粟裕终将该电发出，这封电报长达3000字(这在粟裕电文中极为少见)，证据充分，说理透彻，更有粟裕自己的战争实践经验。该电建议一、四、六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看到电报，也犹豫了，权衡了三天也无法拍板，于是通知和粟裕去城南庄面议。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同意了粟裕的建议。中央军委于5月5日在电报中指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3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创造了歼敌9万余人的空前战绩，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

7月13日，在致中原局和粟裕的电报中指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到明年(1949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4日，再次提出华野“争取冬春夺取徐州”：9月中央会议又决定解放战争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样，渡江时间又推迟了。

三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尚未结束之时，粟裕致电中央，“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这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百韬和海州、两淮地区之敌)，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军委批准。

10月11日，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示华野：“你们以11、12两个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1月休整。3至7月同刘邓协同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在这个指示中，第三次提出渡江的问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关于渡江作战的问题，粟裕也是经常考虑的。他十分清楚，要蒋家王朝，就必须同军进行几次带有决战意义的大较量，打几个大的歼灭战。他思索的中心问题是：从战争全局出发，是分兵渡江南进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歼敌更为有利？

经过反复考虑。粟裕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最为有利”。其有利条件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持将更为充裕和便利。

11月8日，粟裕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粟裕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第二天。为军委起草复电指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为统一领导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

和中央军委将淮海战役发展为战略决战的重大决策，大大有利于我军尔后的渡江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

四

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决定在1949年5月或6月渡江。这是第四次渡江作战的计划。当时，杜聿明集团已被人民团团围住，黄维兵团即将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12月12日，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估计黄维兵团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尚需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军委定于1949年5月或6月渡江。要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

17日，总前委召开会议，决定华野、中野今后的工作安排，包括进行渡江战役的全面准备。会后，、去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并参加1949年1月政治局会议。1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9省的大部，其中有些则是全部”是1949年的任务之一。

至此，“向长江以南”进军，发动渡江战役的任务正式确定下来。

秦基伟日记中的“渡江战役”3

渡江战役，也称宁沪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强渡长江的战役。经历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之后，的战略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百万大军隔着长江对峙：江北的集结了120万的军队，摩拳擦掌，誓必渡江；江的南岸是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首都南京以及财赋来源重地江浙地区，国民政府也集结了70多万大军，严阵以待。

1949年4月20日，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和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先后发起渡江。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突破军的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无锡、镇江等城，彻底摧毁了军的长江防线。1949年4月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南京。接着，各路大军向南挺进，解放了杭州、南昌等城市。5月27日，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上海。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南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汉阳。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人民继续南进解放南方各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宏观的叙述在研究性书籍中、在各类电影中经常见到，固然震撼人心，惊心动魄，但是微观的视角、个人化的体验更显得真实亲切。1949年2月起任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军长的秦基伟将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两卷本《本色：秦基伟战争日记》中用朴实的语言、简短的话语勾勒出那个惊心动魄时代的细微之处。作为一名中层指挥员，他既能够接触上层的决策过程，又能够传达给士兵加以执行，其视角的珍贵之处不言而喻。

渡江战役时间

早在1948年5月13日中共华中工委就发出指示，要求展开群众合法斗争，瓦解敌人力量，为不久到来的渡江战役做好配合工作。5月下旬，成立华中工委江南工委，加强对江南地下党的领导，开展国统区斗争，搜集敌人情报。在淮海战役的胜利已成定局之时，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2月12日提出《对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该文件根据军队休整与渡江准备的需要，初定渡江时间为1949年5月或6月。这是战略上的宏观安排，但具体落实到各个部队执行的指令上，则要等到1949年初。《战争日记》中的1949年1月30日，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尽管长达5个小时之久，秦基伟觉得“对过江问题谈得少，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估计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各种演变都未明确而具体的加以分析说明”。这说明战役的真正落实还是要视当时的政治情况演变而定，这也是日记作者的困惑之一。另外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分析、传达作为党内高级干部应该了解的政治局势：“其次对目前时局中若干变化如下野李宗仁的和谈等在全国人民中可能发生些什么作用，在我们党内可能产生什么倾向以及北平问题如何解决，将来大军南进时是否仍有此种情况的发生，内部的情况以及在军事上敌人可能采取的方法这些问题虽也提到但很不明确。”产生这些困惑的原因应与当时的政治局势走向尚不明朗有关。中共中央在决策时根据的内部矛盾，确定了联（桂）倒（蒋）的方针，所以对当时的桂系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国民政府该如何应对，还要视和谈的结果而定。

直到2月4号，日记中出现了研究部队编制和渡江的准备工作，并拟定了两套方案，以应对形势发展变化而导致的不断变动渡江时间问题。原来的5月到6月的渡江时间提前到4月，因此准备工作要提前一个月。因为中共中央3月19日指示电中，中共中央认为，由于4月1日谈判开始后4月5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

但是到2月14日，秦基伟接到野战司令部的电话通知，渡江提前于三月初行动。作为一名军队指战员，听到通知第一考虑的便是时间变动对战役的影响。此时的敌人“处于混乱，部署未定”，“敌人内部矛盾尚未统一”，“正在进行和平攻势，悲观失望的思想占统治地位”;水讯方面三四月间“正是江水下降时期，道路好走”，这些是有利条件。不利的方面如部队准备整训不充分，但是总的来说“早是利多害少”。此时的中共中央也持有同样的判断，“敌营混乱已极，长江防线有崩溃之势”（《杨尚昆日记》上册第35页），对敌我双方的利弊都做出了切实充分的考虑。

2月27日，15军作为先遣军，接到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号令。

为渡江所做的准备

整编充实军队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人民进行正规化建设。从当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按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进行整编。秦基伟原来所在的中原野战军组织三个兵团九个军，自身所在的队伍整编为十五军，“我们从此成为中共中央的正规军，正式升为中国人民第十五军”（1949年2月3日日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4天之后，张显扬、聂济峰前来归建，高兴之余又不禁担忧起来，军队的补充士兵没有及时到位，又怕缺乏训练和思想动员而影响渡江战役。几天后，又因为熟悉的干部不少人被调走而感到惆怅。

3月5日，43师归建，面对军队出现的“政治质量低”“物资没有充分解决”“抽走干部”等“本位主义”现象，秦基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学习时事和中央精神、提升士气

在军队整训间隙，部队集中干部学习时事政治（2月15日日记），传达中央的有关决定。明白如何战斗，为何而战，这是革命军队异于传统军阀，也是能够百战不殆的因素所在。同年2月19日，司令员亲自下基层交代进军任务，一字一句分析党中央的指示。司令员亲自去基层下达指示，这一言一行会对基层的士兵产生多大的影响！同时也能够保证命令的彻底贯彻。

集中学习，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时局，对军队的士气有着极大的帮助。到3月1日，“此次经过月余时事学习，部队思想准备较之南渡黄河时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亦较为充分”。

及时采取措施改进制度

为了提高司令部参谋的业务能力和水平，秦基伟思考着如何健全各级司令部的工作制度工作职权（2月23日日记）。面对誓师大会后出现的士兵逃跑现象，在总结原因时，认为“当然主要是我们工作上的不够”，并思考在“千里行军中如何行好军巩固好部队，成为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中心环节了”（3月2日日记）。

经过急行军，士兵逃亡现象还是不断发生，秦基伟不断总结经验如“行政管理工作抓得紧而具体的分工负责”“一般动员和个别谈话”相结合等，结果“虽然部队仍有严重的逃亡但部队情绪很高”（3月12日日记）。面对在南方地区行军中大雨连绵但部队缺乏雨具等情况时，考虑到士兵的健康，他连发两份电报给野司和兵团。（3月13日日记）

急行军，确保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

由于时间的短促，部队急行军成了家常便饭。由于部队中士兵大部分来自北方，缺乏在南方山区、潮湿多雨天气以及河网纵横、道路狭窄环境下的经验体验，行军难成为一大问题。虽然面临重重困难，指战员们仍然凭借坚强意志和高涨的革命热情，大踏步前进。

3月8日，从新蔡经包信集夏庄渡淮河至潢川140里。为了缩短路程，先遣军决定走山路，即攀爬大别山主峰。

3月17日，从上午7点至24点整日翻越大别山之董家湾。

3月20日，遭遇十余年来未见的大雨袭击，全军依然冒着大雨前进。

除了山路难行外，在新区还存在众多其他的困难，如3月21日记载，“不但是一切供给无保证就连向导都不易找到”，“近来部队普遍吃不上菜和油，粮食均自己背有时找不到吃”等。22日接到兵团电报，让各军争取时间渡江以配合将要到来的政治斗争。秦基伟当即令45师冒雨前进。

从23日到27日要行军的路程为310里。所幸沿路敌军大都溃散。经过全军的努力，27日，大军到达华阳镇渡口并占领之，胜利到达预定地点。

从15日出发到29日到达江边，历时14天，其中8天是冒雨行军，共计行程915里，加上从周口到潢川的路程大约360里。就是说从接到命令起，到达江边，一共行程为1275里，“实际上有1500里且大部时间冒雨翻山过河”（3月29日日记）。平均一天行军100多里，一路还冒着大雨，冲击顽敌，而且纯粹是步行行军，这绝对是行军史上的奇迹，印证了渡江战役中流传于战士中的名言：我们的大腿不简单，10天追了1300。

筹集船只与粮草，制定渡江方略

到达江边，并扫清江北守敌之后，开始进入渡江战役的第二阶段即筹集渡江船只与粮草，观察水情，制定渡江方略。

船只方面，虽然国民政府将大部分船只炸毁或者带往南岸，但是在民众的支持之下，这些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渡江的地点华阳镇附近的江面宽，且对面为山地，不能普遍登陆。对面敌军布有三道防线，江面有敌人军舰巡回。方面，大部分士兵来自北方，不熟悉水性，对宽阔的大江有所顾虑，“北方指战员不习惯水上作战，对数里宽的江水及近来敌人军舰不断往返在精神上感到有些恐惧心理”（4月1日日记）。作为一位成熟的指挥员，秦基伟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轻松化解了种种困难。对于士兵对水的恐惧心理，则组织士兵到江边亲自去感受，并通过组织江边渔民对实行积极训练；对于敌人的三道防线和宽阔江面，则进攻队伍采用三角形宽正面的推进，在手段上采取夜间隐蔽的运动务求突然迅速出敌意外；集中火器打击敌人滩头阵地，以实现突破。

风卷残云的战役过程

秦基伟认为战役的关键是渡江，“只要过了江就好办”（2月4日日记）。这说明无论从中共中央还是到中下级的指战员中，都认为人民渡江是必然的，不管和谈的结果如何。4月15日的日记也再次做出了猜测“此次和谈不会有真正的令人满意的结果（投降）”。

事实也证实了秦基伟的猜测：“由于和谈未能成功，我渡江作战即将开始”，“不管敌人投降与继续抵抗，我们必须用战斗手段强渡长江”（4月18日日记）。

1949年4月21日下午3点，战斗打响。秦基伟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性时刻。

第一阶段：炮战。敌人对岸的刘玉珍部队每天下午3点左右就会炮击阵地。可能敌人发觉即将渡江，从21日上午7点就开始炮轰阵地，一直坚持到下午2点左右。转移阵地后，继续开始炮轰江北阵地。可是这些炮轰不但没有摧毁的阵地，反而暴露了自己的阵地位置，为的炮轰指示了方向，同时暴露了自身的胆怯“动摇恐惧情绪”，激发了“渡江英雄们的情绪”。15点30分，开始试射敌方阵地，敌方仅仅还击了十余发炮弹后，就偃旗息鼓了，“担任江防的敌人像老鼠一样到处乱跑”，“十八时卅分我炮兵实行摧毁射击，将敌人打得像死猪一样不敢露头不敢开枪”。

炮弹的烟雾遮蔽了江面，敌军阵地上冒着红红火焰。已经登上船只的先头部队，静静地等待时机，许多干部友邻部队也紧张地看着听着，指挥处的电话线那头的兵团长们也紧张地等待着消息。

第二阶段：强渡。担任突击队的指战员们向大家保证，坚决完成任务。此时的天空阴阴地下着雨，模糊了人们的视野，呼呼的北风也停止了，江面上一片寂静，似乎沉默地等待着爆发。突然，长江南岸升起一颗照明弹，耀眼的光芒映亮了江面。光芒照耀之下，江面上的船只一只接一只地向南岸运动着。江面的沉寂瞬间被轰鸣的炮声与激烈扫射的机枪声打破，后续的战士们“心情感到特别的沉重”。

紧张的局面到24时被江南岸的一颗信号灯和熊熊火光所打破，这表示登陆部队成功了。到22日凌晨1点，突击部队传来了正式报告，伟大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据事后统计，突击部队只以300人不到的伤亡代价就突破了敌人精心部署的三道防线，缴获了敌人来不及带走的大量辎重。

事后秦基伟还对此不甚满意，认为“此次渡江作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没有更多歼灭江防的敌人这是一个美中不足”。

第三阶段：追击。多日的冒雨急行军、翻山越岭，使得作为军长的秦基伟病倒了，“十余年来未遇到的今天头痛周身痛，发烧至卅九度，整天未吃饭未起床”。4月24日病势更重，“整天未食，全身无力”。25日坐担架去了44师师部。虽然生病了，还是想着普通士兵假如生病了，会有人抬吗？反思自责，并决定改骑牲口，以免增加士兵的负担。大军继续追击，先后解放皖南、江西，扩大了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