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范文4篇优质优秀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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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四【第一篇】

1932年1月1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加速肢解中国的步伐。

1933年1月3日，日本军队侵占山海关。

1933年2月21日，十万日伪军进攻热河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东北军望风而逃。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蛮横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阻。而当中国大好山河屡遭肆虐之时，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却对日本的侵略和分裂中国的企图屡加容忍、妥协，在内战的“舞台”上”大方异彩。

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5月5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准备对日交涉停战。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将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之下。1935年5月，受日本要挟签订《何梅协定》出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主权。1935年10月，蒋介石同意了日后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的“广田三原则”。

1933年7月，蒋介石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破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首领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出国，孙良城解甲归田，而吉鸿昌更是被杀害于天津。

1936年6月1日开始，蒋介石与两广的矛盾险些酿成内战，他无视两广的北上抗日请求，还不断分化、胁迫、收买，使宝贵的抗日浪潮消解于无形，虽然两广的这个“抗日”口号只是借口，但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难能可贵的。

1931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督促东北军围剿红军，扩大内战范围和程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就不断无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提议，依旧对红军步步紧逼。

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看来，中国遭受的灾祸不仅是来自急于扩张的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来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国民政府。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职务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公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不可否认，“攘外必先安内”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正确而有效的，不过我认为在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情形紧迫，日军不断对中国进行蚕食之时，进行对外战争维持中国的存续远比用内战缓慢安定国内形势更为重要。蒋介石为了“安内”而对日本的妥协，使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肆无忌惮。在当时来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日军的进攻、日本的扩张，而不是来自中国国内鲜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造成重大影响的反对势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其红军。蒋介石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中国当时的矛盾已由国内各势力间的政治矛盾转移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他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只想肃清国内的反对势力，成功地巩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控制。而这，从爱国主义的角度上看，是与之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若不坚定地奉行爱国主义，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保护主权、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权利，他还能称作、还配成为一位国家的统治者、领导人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深度信赖与忠诚，是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一种保留国家存续的强烈意愿，它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与团体利益之上。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中，爱国主义我想就深切地表现在保护祖国不受外敌入侵上，它应该以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为最根本，旨在维护国家的存在，因此损害国家力量的内战是不被允许的。在被日本大肆侵犯，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之时，奉行爱国主义，便应该集合国内所有的爱国志士，所有的可以保护国家的力量，进行抵抗和驱逐的战斗，而不应该继续内战，把“攘外”的珍贵力量都无谓地消耗在了内战的无底洞中。这种论调可能有些极端与短视，但当国家不复存在时，再长远的考虑也都只是镜花水月。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便是抛却个人利益，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

对蒋介石来说，便是“攘外”大于“安内”。

蒋介石做不到奉行爱国主义，但有更多的国民与将领可以做到。于是，西安事变便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始的。

日军侵略我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遇到不执行蒋不抵抗命令的东北军将士的顽强抵抗。

日军进攻锦州，戍守的东北军将士坚守不退，直到弹尽粮绝。

日军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十九路军拒绝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奋起抗击日寇侵略。

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二十九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功地收复部分领土。中国共产党派遣一大批优秀党员进入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给日本侵略者以直接打击。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与主力，起了起了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各地大量的罢课、请愿活动甚至直接参军显示青年们高昂的抗战意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虽然蒋介石极力组织，但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愈演愈烈，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不能被阻碍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及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更是成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索，让“逆之者”蒋介石尝到了被囚禁的痛苦和无奈。

一个有血性的国家，一个能长远存续的国家，她的大量的国民必定有着强烈而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当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的生活不能保证时，爱国主义势必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无数爱国的人民的支持下。整个国家爱国主义的实现，必定是存在于一个庞大基数上的，有一个庞大的充斥着爱国主义情绪的人群，爱国的思想才会深入到国家的行动上去，而一旦有这个庞大基数的存在，爱国主义便是不可以阻挡的，它就会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不论它们之前是友善还是敌对，去抗击侵略者，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西安事变有一种必然性，它无关张学良还是杨虎城还是某个其他的将领，它是因国家、国民的爱国主义而必然也必须发生的，它是当时广阔的被爱国主义思想笼罩的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它是庞大的爱国人群传递爱国主义思潮、进行爱国主义运动的必需结果，它是全民爱国主义的一种深刻而直接的表现。“攘外”在爱国主义的渲染下必然大于“安内”。

因此，我认为爱国主义的存在和实现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只有大量清醒的爱国人群，统一而激烈的活动才能让爱国主义不会消失、不被篡夺。

西安事变1100字观后感【第二篇】

张学良到底有么有才华？肯定是有的。蒋介石到底是不是英雄？肯定也是。只是，他们的军事能力，都远远及不上毛泽东。

万事都有限度。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总管中华数千年的历史，也是有前车之鉴的。然而，过分的坚守某个原则，无论这个原则本身是多么的精辟，也只是过犹不及。蒋介石并不是卖国贼，他也是爱国的，甚至是很爱国的。只是，乱世永远只是留给英杰的，蒋介石还不够这个级别。

每个有良知有理智的中国人，在那个年代都应该想到，为什么中国人要自己人大自己人，为什么国名党宁愿打共产党，也不愿与日本军队作战？是因为作为最高指挥的蒋介石，坚持要先消灭共产党，才肯对日本出兵。所以，无数的国民党人，茆足全力剿共，也只是为了最后能抗日，无奈中的选择罢了。

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草根阶级，本身就一无所有。一并如洗，反而成了大家团结起来的动力，因为反正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但国民党就不一样。当南京政府拒绝继续供给张学良军饷之日开始，国民党这支军队，早就是强弩之末了。

我想用两个方面来看西安事变的必然性。

其一，是张学良的幼稚。面对剿共的节节败退，心高气傲的张学良在南京第一次收到了冷遇，不但得不到南京方面的上网抚恤，败退的两个师还被撤了编制。蒋介石更是不知所谓“让张汉卿去向地方政府要钱”。这是非常讽刺的，因为早在张学良领导东北军剿共的一千年，他就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完全不抵抗的放弃了东北三省。现在根本就没有张学良的“地方政府了”。这其实是莫名的讽刺。这下惹怒了张学良，从此他无法忠心效忠蒋介石了。一时之气，给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后来又因为认股人到的相信推背图（这是电视上演的，我觉得不可信），认为主事者当属红军。

其二，是蒋介石的不智。想想张学良当时东北易帜，宁可臣服于南京政府，也要保证国土的统一性，避免战乱。那么，在张学良被强烈的抗日情绪所笼罩，并且一而再再二三的跟蒋介石请命，蒋介石就应该知道，张学良已经跟他的政见大不相同。人的个性是很难改变的。张学良为国土统一可以臣服于蒋介石，那么再一次的，为了国土的统一，为了全国抗日，他整出西安事变，也就不是惊人一笔了。

我心中泛出无数无数的如果。如果，张学良坚持到底，杀了蒋介石，中国会不会少受些苦难？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变成国民党的一个师，毛泽东变成蒋介石的高参，抗日会是怎样的状况？如果今天的中国是国共两党轮流执政，中国今天又是什么状况？如果蒋介石不是生在乱世，而是给把稳稳的交椅，比如___今天的位置，又会是什么样子？

蒋介石的失败是必然的。第一，他不能领导一个国家，用先进思想来启发人民，而是让国内的抗日情绪主导他。第二，他不能站在真正的高处，正确的看清全局。对日本的过分退让，是无法收到全国人民的爱戴的。

西安事变2000字观后感【第三篇】

近来无事，我就观看了《西安事变》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深有感触。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理解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用心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西安后，联想到国民党中那些所谓哥们的表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共产党最仗义！而重新拍制的《西安事变》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最讲民族大义的张学良也是最讲哥们情谊的人。张将军为了抗战，扣压了他的“大哥”蒋委员长，就应说是一种为民族大义牺牲哥们情谊的表现，但是从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他的这一壮举也是最够哥们的，由此成就了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试想，如果不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促进下，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和谈，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怎样能成为抗战的总司令，又怎样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必须地位呢？直到这天，陈水扁将蒋介石的灵堂拆除，人们还能对他表示同情，也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表现。如果当年他没有转过来抗战，继续打内战，他就会像汪精卫那样成为“不齿于中国人的狗屎堆”。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状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但是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能够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必须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影片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晚宴更是层出不穷，没有为国民做过什么实事。此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艰苦的为人民的完美未来奋斗，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赶出中国而做了不懈的发奋，但是应对军事力量强大的法西斯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军力也是不能抵的，此时只有联合国民党，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但是要想蒋介石放下原有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难！(fwsir)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心里只有争权夺位，人民的死活和安慰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思考的。这时，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下自己原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三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最后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发奋下，蒋介石最后口头答应：放下原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整个影片让我感动最

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一句话：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自己的，更不是打大学生的，我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当然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做出贡献。因此我们要发奋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西安事变800字观后感【第四篇】

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情怀从未平息过。爱国学生、抗战将领以及无数奋勇抗争的战士，为祖国大地上演了激昂澎湃的守护之歌。中国的历史在那段峥嵘岁月中磨砺出厚重，并永远纪念着为抗战付出的人们。2012年4月27日，红色电影又一次将我们拉回了那个沐浴风雨的年代，感受伟大的爱国情怀。

这次的影片是《西安事变》。它带着老电影独有的风格，激昂地诉说着那段历史。没有华丽的色彩装扮，也没有精致的画面效果，整部影片变换着蓝白棕的主色调，却与那段历史如此切合。

西安事变是我们都熟知的事件。影片中的演员用最真情的演出技巧唱着守护祖国的歌。西安事变之前，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使抗战政策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首脑，实力强大，而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逼蒋抗日”迫在眉睫。然后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强硬的手段使共同抗战的理想越来越远。出于伟大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周总理的钦佩，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并软禁了蒋介石。整个过程充满波折和风险，但张、杨两位将领无怨无悔。

影片很长，因此在时间允许范围内并没有放完。但学过历史的我们都知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内战大体停止，民族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次事件对团结抗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国内战争走向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我个人对张、杨两位将领很是钦佩。他们在民族最紧急的时刻认清了现状，冲破党派的阻碍，不顾个人安危地发动了事变。他们在那一刻一定从未想过结局，不成功，变成仁，一切是那么的理所应当。

中国抗战的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英雄，我们在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仍充满了无限激情和感动。祖国今天的成就是那些英雄用自己的双手和鲜血换来的，今天的我们理应牢记那段历史，珍惜现在的安定，为祖国未来的发展努力。

感谢这次的红色电影，我重温了历史，思考了现状。我会努力发展自身，守护祖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人，我们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