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范例【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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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日记【第一篇】

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日本大本营一进入南京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的决策。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军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因此命令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由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蒋介石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广泛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同时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的广阔战场。而当敌人接近武汉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用武汉的山脉险阻与敌人周旋。这一作战的战略决策核心，就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在徐州失守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即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3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指挥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负责江南防务；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武昌）迂回。

1938年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他面临的对手是国民党名将薛岳。薛岳根据日军动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庐山天险，对日军南下进攻展开激烈的抵抗。

一名进攻南浔路的日军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当时战况：“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中这样描绘中国军人的抵抗：“占领星子后，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30多天，战线仅仅推进了2公里半。”

中国军队顽强有效的抵抗，让日军南路沿江攻击武汉的计划被迫推迟。在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正面阵地后，冈村宁次以赌徒式的冒险，令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孤军深入后方，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

然而日军的动向即被中国军队第4军发现。这支在北伐中于丁泗桥战役一战成名的“铁军“迅速缠住日军。此时的薛岳正调动部队刚刚包围日军第27军。当发现日军第106师团并孤军深入之后，薛岳迅速放弃日军第27军，转而攻击更加孤立的第106师团。薛岳先斩后奏，在尚未获得武汉军委会批准就迅速调集重兵包围第106师团，并动用蒋介石部署在庐山做敌后游击之用的第66军断绝日军后路。当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薛岳的部署意图时，日军第106师团已经陷入10万中国大军的合围之中。

蒋介石对薛岳下令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全歼日军106师团，作为给“双十节”献礼，第106师团的防御阵地于10月9日彻底崩溃。薛岳第1兵团主力第74军第51师师长王耀武，命令第305团团长张灵甫亲率敢死队，经浴血奋战占领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制高点，彻底断绝了日军退路。为拯救死伤惨重的日军第106师团，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补充该师团战斗力。此举动显示出中国军队对第106师团的重大杀伤。在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军的辎重、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杂物，俯拾可得。此外沿山麓、沿道路、沿溪流，到处都是日兵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并不算过分，统计雷鸣谷刘村、哔叽街、万家岭一带战场，日兵骸骨至少在6000具以上，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

10月24日，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时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南海大亚湾登陆，10月24日切断了粤汉铁路，占领广州。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的战略认识方面，国共双方所见略同。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

此后，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以大无畏的勇气和作战胆识，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实现了中国军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历时逾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战线最长、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是役两军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激战4个多月，日军动用12个师团，120余艘舰艇，500余架飞机，共35万人；中国军队参战的有129个师，40余艘舰艇，100多架飞机，共110万人。日军伤亡在10万以上，中国军队伤亡20万人。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最大兵力，日军未能歼灭中国100多个师中的哪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

武汉日记【第二篇】

法官李冲与当事人马兰英的约会

《受害人102篇日记记录法官3年讨债历程》来自于一条不起眼的线索。2008年1月的一天，汉阳法院政治处干部冯明提供了一条小稿件，是关于该院执行法官李冲帮助受害人马兰英追讨执行款的事。

法院的执行案件每年都数不胜数，有标底比这大的，有执行时间比这长的。但冯明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们，就是马兰英很有名，曾多次上访，让她感动不容易。还有，这起案子并没有执行终结，12万左右的执行款，当时到位了3万多。

正是这个正在发生的故事让我们感到背后有新闻。时任武汉晚报政法部值班主任的彭学明决定暂时不发此稿，深入采访，争取做大。后来，通过了解，我们还得知马兰英手中还有本不为人知的日记本，整个讨债历程都“记录在案”。

报社领导对这一线索格外重视，当即成立了一个报道小组。

我们先后多次来到汉阳法院，与李冲交谈，和他的领导、同事交流，也与马兰英及亲属见了面。

2004年4月，马兰英因遭遇抢劫被刺伤，导致脾脏被摘除，右手残疾。6名未成年被告人先后落网被判刑，同时判处其监护人赔偿万余元。在案件执行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李冲便与马兰英约定：每周二专门忙她的案子。每逢星期二，他都会与马兰英互通电话，或交流案件执行信息，或一同外出寻找相关执行线索。通过历时三年的艰辛执行，马兰英的赔偿终于基本执行到位了。

马兰英的“日记”使新闻事件奇特真实。受害人马兰英用一双残疾的手录下法官李冲3年的讨债历程，日记详尽、真实，有对李冲的抱怨、不满，更多的是理解、感动。

写作中，记者用一个个鲜活的细节说话，使文章十分真实感人。2月25日，武汉晚报以头版头条《受害人102篇日记记录法官3年讨债历程》为题，外加二版三版两个整版的规模予以报道。此后，对此一直予以关注，并进行跟踪报道。文章以由受害人记录法官3年讨债的“日记”为报道主线，角度独特，反差大，真实自然。

报道见报后，社会反响强烈，读者纷纷来电来函表示认可和关注。

见报当日，武汉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朱毅批示称“和谐社会就需要这样的人民法官来创建”；省高院院长郑少三称李冲是法官典范。3月3日，市委宣传部新闻评点称《武汉晚报关于李冲的报道抓得好》；湖北日报、人民法院报、新华社等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汉阳区、市中院号召全体党员、全体法官学冲。《人民法院报》头版头条连续刊登李冲和他的“周二之约”，并配发评论，后又开辟专版，在全国法院系统中展开讨论。

法院系统的“周二之约”

“执行难”是个司法难题。它是长期困扰人民法院乃至政法工作的突出问题，也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本报报道出台前后，正是全国集中开展清理执行积案的攻坚阶段。几乎每个法院都在为执行问题犯愁，都在探索执行中可行之路。法官李冲之所以在几乎不可能执行的情况下，为马兰英执行回大部分款项，关键之一是两人有周二见面的约定，双方能定期交流信息，心平气和地沟通，寻找合适的突破口。“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事人与执行法官的沟通障碍，“门难进”、“人难找”、“事难办”，是一些当事人对执行法官的描述。

法官李冲主动与申请执行人马兰英的“周二之约”，像一丝清风吹开“执行难”这一死结：让更多的当事人与更多的法官有定期交流的时间。

武汉市中级法院迅速将李冲与马兰英的“周二之约”延伸为全市执行法官与当事人的“约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很快发文，规定每周二为全市法官的“周二之约”执行日。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今后每逢周二，全市两级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和法官都将在固定地点接待案件当事人，听取当事人意见，通报案件进展，并重点攻克难点案件。对一些上级领导机关督办的案件、长期未能解决的案件和其他疑难案件，要组织听证会、咨询会、调解会等，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参加。对收回债权较多，涉及弱势群体或有社会影响的案件，可在周二组织集中发还活动。

当年市、区两级法院“周二之约”执行活动，共接待群众3500余人次，解决疑难执行案件231件。武汉各级法院还专门成立“周二之约”办公室，接待来访群众。至此，“周二之约”成为法院与人民群众沟通的一座桥梁和武汉法院系统一张亮丽的名片。

2008年底，李冲获“全国优秀法官”荣誉称号，随后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9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武汉调研时称，清理执行积案武汉有一些品牌和亮点，“周二之约”执行工作品牌值得全国宣传推广。

群众和法律的“约会”

2008年4月8日，武汉晚报与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办“周二之约”法律咨询热线。截至今年6月，150余名资深法官来到本报接听热线，解答各类问题4500余个，建立起一座群众和法院之间沟通的桥梁。很多读者更是手拿报纸，每周二守在报社楼下，等着与法官见面。

这是个有趣的栏目名称，看似恋人之间的约会，实则读者与法官的约会，是法律之约，服务之约。“约会”的时间是固定的，每周二上午的9点至10点，风雨无阻。约会的媒介是本报热线电话，电话一端是遇到困难渴求法律帮助的群众，一端是拥有丰富法律知识的资深法官。

2010年9月18日，武汉晚报读者节上，数十位读者打围“周二之约”展台。群众的法律需求可见一斑。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遇到的法律问题也层出不穷；法律法规更新迅速，对没进行过法律专门学习的人员而言，往往会手足无措。

据对武汉晚报法律热线的初步分析，群众咨询的法律问题都是自己或亲属碰到的，90%以上是民事领域，多为离婚、继承、借贷、工伤等常见问题，问题并不是太复杂，法官稍加点拨，咨询者往往就茅塞顿开。但因为缺少与法律专业人士沟通的渠道，这些小问题往往成为大问题。

“周二之约”现在已成为这种便捷而又“解渴”的渠道。打进热线或当面咨询的群众，都对这种法律服务给予高度评价。“周二之约”由最初的李冲和马兰英的两人之约，到执行法官与当事人的周二之约，衍生到法官和需要法律帮助的所有群众之间的“约会”。

典型人物的价值最大化

从1篇典型人物报道到解很多群众之所急的品牌，核心演变过程就是追求人物价值的最大化。一个时代人物具备所处社会历史阶段的特性，他有群众基础且能够被他人学习，才有价值最大化的可能。

武汉晚报当年报道人物典型――人民好公仆吴天祥，由最初的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发展到成百上千个“吴天祥小组”，他的社会价值正在于此。最新的消息证实，武昌区吴天祥小组志愿者联合会近日成立，这支志愿者队伍不再拘泥于机关干部和党员，接纳了该区各机关、社区、辖区文明单位和非公企业的志愿者，新组建的联合会会员人数达到11万人，远远超过“吴天祥小组”原有万人的规模。据了解，15年来，武昌区“吴天祥小组”发展到1400多个，该联合会成立后，该区志愿者人数超过全区人口的10%，居武汉市各区之首。

从李冲到“周二之约”，也折射出越来越多人得到了李冲式法官的法律服务。

典型人物的价值最大化，前提是典型人物与群众间是平等的，典型人物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学习不了，双方是互信的。每个“吴天祥小组”成员都是充满爱心的。同样，“周二之约”的双方也是服务的两端，只有平等才能长久。

典型人物价值还在于它有极强的辐射能力。汉阳法院是法官李冲所在的法院，也是“周二之约”的最早践行法院，该院深化“周二之约”特色经验的做法，创新解决执行案件的工作思路，化解执行矛盾，今年涉诉总量同比下降10％，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院深化“周二之约”的经验作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汉阳法院通过打造“周二之约”品牌，还引发了“一花引来百花香”的激励效应，该院一年中先后有34人立功受奖，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先进工作经验先后被最高法院、省法院推广。

“周二之约”入选湖北省“全省文明行业创建十大品牌”，其中就有如此评价：近年来，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促进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伟大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公民素质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各地在文明创建活动中，紧跟时代步伐，丰富创建内涵，培育了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品牌，“周二之约”为其之一。

责任媒体+大局意识：典型报道的“孵化器”

1篇人物报道演变成一个品牌，除人物本身的典型性与读者产生共鸣外，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必不可缺，媒体创造的平台是报道的“孵化器”，能极大推动报道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从3年前的第1篇报道，迄今3年，武汉晚报一直关注推动典型人物李冲及其延伸的品牌“周二之约”。报道首发后，武汉晚报连续追踪20多篇，多角度多层面丰满人物，随后关注典型人物的发展成长。开通“周二之约”热线后，武汉晚报提供专门场所、电话，并安排专人协调，做好每周的热线准备工作，每周一都刊登预告，每周四以一个版的规模登载热线内容。

只有作为一个责任媒体，拥有大局意识，能够精准地判断和把握主流价值取向，才能成为典型报道的“孵化器”。武汉晚报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从选题发掘、主题提炼、周密策划到谋篇布局、有序发稿的一整套流程，保障了包括李冲在内的一大批典型人物在武汉晚报记者笔下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武汉日记【第三篇】

荆州实验小学五（4）班谢一文

今年暑假，湖北经视和巴拉巴拉童装武汉销售公司联合一起，组织全省所有实验小学的一些小朋友在武汉黄陂木兰草原风景区参加了一次夏令营，我参加了这次活动。尽管夏令营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但关于夏令营的一些零散的记忆，回想起来总是让我感觉很特别、很快乐。下面请随着我的笔尖来一起分享我夏令营一周生活的特别和快乐。

第一天：在路上

早上七点，我早早的起了床，迎来了这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特殊呢？因为我要离开爸爸妈妈去武汉的木兰草原过七天，这可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离开爸爸妈妈，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夏令营活动。梳洗完毕收拾好行李后，爸爸妈妈就陪我去了集合地点——学校。坐上去武汉的汽车，透过车窗，总感觉和爸爸妈妈还是有点依依不舍。根据行程安排，这个车还要去接其他地市的营员，晚上六点才安全到达我们所住宿的宾馆，随后老师立即给我分配了寝室，我住的是303寝室，同宿舍的有王方璇、陈思路、吴文煜、向纬。晚上开会，老师告诉了我们以后每天的活动安排。晚上，洗漱完毕就睡觉了。

第一次感受离开爸爸妈妈的生活，尽管所有的营员之间有说有笑，可我能感受到大家和我一样，也很想念不在身边的爸爸妈妈。

第二天：新奇的适应

我们早上五点就起床了，看了一小会电视再刷牙洗脸，已经7点了，我们看了看生活时间安排表：早上七点起床，开门开窗；八点集合，下楼吃早餐；九点上课；十一点吃午餐；十二点开始午休，下午两点到四点听老师的安排活动；下午五点晚餐，回去之后写日记，晚上九点睡觉。我像在学校一样的过了上午，中午老师一来检查就装睡，至于下午嘛，就在旁边的草皮上玩了两个小时，结果晚上的日记一个字也没有“憋”出来，好惨啊！我们寝室的所有营员都希望这七天快一点过去。

第三天：难吃的早餐

早上七点起床，然后吃早餐，这里的早餐好难吃啊！今天的米粉里面是白色的，外面是咖啡色的，又咸，实在是米粉中的“极品！”中午嘛！就是土豆好吃一点，其他都不好吃，老师还说四菜一汤、三荤一素呢！汤也没有很多水，很淡。菜全部都是素菜！晚餐也和午餐一个样，不好吃！今天我在日记里面写的就是菜，看看明天会有什么惊人的事情了！

第一次感受夏令营的伙食太差，和家里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第四天：批评与照相

早上，老师改了我的日记，就喊我去她的办公室，我一到，老师就批评我，说日记不可以这么写什么的，我在心里想，日记本来就要写自己心里所想的，怎么不能这么写？无奈、无奈、还是无奈！早上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就躺在椅子上打瞌睡，走的时候，还是室友向纬把我喊醒的。

下午老师带我们出去照相，“翻山越岭”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照相的地方。老师要第一排坐下第二排蹲，第三排座、第四排半蹲，第五排站。折腾了好久，老师按一下按钮就照完了。回去又走了“半天”。日记我就写了照相的过程。

武汉日记【第四篇】

刘广是我就读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内敛、文静、读书用功的贫寒学生，课外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写日记。他的日记不是“流水账”，而是有思想有情节甚至有故事，相当于写1篇作文。这样坚持不懈的日记写作让他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若干年后他以日记为依托，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年轻》。应该说他一直是品学兼优且不乏特长的学生，为此，他担任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兼学校广播站的站长。毕业时，他脱颖而出，成为9名留校的毕业生之一。他被安排武汉一师教语文，从此开始了他语文教师的生涯。那是1958年9月。

他的工作单位虽然几经变动，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是武汉市第十八中学（后改为育才高中）。虽几次工作变动，中学语文的教学工作却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在50余年的坚守中，早已让他成为了一名在语文教学上卓尔超群的拔尖人才，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说心里话，刘广真的是为语文教学而生的。他刻苦学习，博览群书，成就了他文化功底的深厚；在课堂上他出口成章，语言幽默风趣，常常有语惊四座的魅力；他的课堂表达倾倒了学生，他受到学生的欢迎是理所当然的。加上他敬业有加，循循善诱，为学生排忧解难常常做到忘我的地步。他受到各届学生的好评是顺理成章的。于是便有了许许多多的给他写信表达对老师的感激，或提问题，以求解开思想的疙瘩。有心的刘广不是一看就丢，而是把一切来自学生的日记、信件、文章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收藏起来，不时阅读，不时品味，使之成为推动他人生奋进的正能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刘广的经历十分简单，一辈子从事一种职业。这是园丁的职业，这职业注定了他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在大学当教授的有之，当军官的有之，当政府公务员的有之，当企业家的有之，对他敬仰的有之（这当然是大多数），对他反感的也有之（这是极个别的），总之，他把学生所有的意见观点兼收并蓄，不扬弃，完整地保留下来，就像他对自己数十年日记的保留一样。这样的执着恐怕是一般教师难以做到的。

刘广是一位不事张扬的文化人，他的全部兴趣几乎都用在字词句篇上，他的极终目的是传道授业，是造就人才，是让他的学生在高考与未来的人生中立于不败之地。他的钻研精神与奉献精神有目共睹。因此，他也获得过一些职务或荣誉，如语文教研组长、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阅卷组长，省、市、区优秀教师、优秀作文辅导教师等，他还有幸参加三届“中国作家世纪论坛”，在“论坛”的驱动下，他以自己的日记为依托默默耕耘，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年轻》，此书出版后，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

笔者通过《他山集·斯人刘广》发现，在学生眼里，刘广是一位瘦瘦的清贫的十分敬业的语文老师，一位外严内热的班主任。他没有让人艳羡的头衔，也没有令人羡慕的经济收入。他的财富在于精神，在于他所收藏的数以千计的学生的评价。晚年，当他离开了三尺讲台，他把这些评价分年代整理出来编辑成书，既慰己又示人。他乐此不疲，于是就有了我面前的这本厚重的大书。

这本书分为四辑，即“激情燃烧的岁月”、“改革开放的年代”、“八九文科班日历”、“凯越新世纪回眸”。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他用学生的信件钩沉了“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反潮流”与批“师道尊严”时期、以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这些信件中有刘广因工作调动引起的原单位学生对老师离去的留念情怀，也有新的学校学生对新来老师毫不客气的批评：“过于严肃，少有笑容，大家对你是敬而远之……”（敖春桂同学1962年6月22日给刘广的信）。刘广曾临危受命接过一个谁都不愿带的“差生班”的班主任工作，吃了很多苦头后终于将这个桀骜不驯的顽劣班带成了学校的优秀班，并受到江岸区的大会表扬。没想到“反潮流”一开始他就成了“师道尊严”的典型，受到多次大会批判。当这一风潮过去之后，他心态平和，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教学岗位，依然严肃认真地对待教学工作，依然把一门子心思用在传道授业上，依然与学生鸿雁传书。1983年2月，一位驻守海南岛的战士冯业新在给恩师的信中写道：“我最困难，最不知事，最被有的人认为‘不可救药’的时候，是您拉了我一把，人生最关键最紧要的一把，从此我开始了新生……”个中故事信中没有说，刘广老师应是心知肚明。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刘广在学生中推广用日记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他自己就是写日记的高手，为了启发学生，他把自己的日记念给学生听，甚至给学生看，学生饶有兴趣地洞悉了老师的生活经历与精神世界，从而拉近了师生的距离。写日记成了学生的自觉行动。一位名叫朱丽萍的学生就这样写道：“新学期以来，刘老师‘逼’我们写日记，为了以身示范。他也带头写，还不时在课堂上念他的日记。现在竟把他的日记发给我们看。……我终于坚持了下来。写日记使我变得注意观察事物，培养了耐心细致的个性，还学会了收集生活素材，而且原先不听话的笔，现在写起来，不管是记人还是记事，好像也顺畅多了，这是奇迹！”

在刘广言传身教的带动下，不仅学生写日记蔚然成风，师生通信业已成为常态，更有意思的是，担任文科班班主任的刘广还给学生毕业作文出了一个“刘广老师印象记”的题目，从而他轻而易举地收集到了每个学生对他的印象。有个学生以“春夏秋冬”来慨括自己的老师，这慨括用“夏的酷热”、“春的温暖”、“秋的情怀”、“冬的威力”为小标题，层层剖析勾画出刘老师多侧面的品格。另一学生则用“一头忠实于工作的老‘牛’”为题，写出了刘老师的“严”、“趣”、“松”、“韧”，勾画了一个不是完人、貌似严肃、心地善良、有血有肉的老师形象。有个学生以“向顶峰攀登的引路人”为题，把刘广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描绘得真实而感人。有个学生写道：“刘老师不仅是我们学习上的启蒙者，还是我们思想上的引路人和生活上的益友，他呕心沥血在教育工作岗位上，耕耘了几十年，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儿女……”

如果不是读《他山石·斯人刘广》我还真不知道刘广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曾任班长的曹玉君这样写道：“他的责任心强，荣誉感也强，去年全校歌咏比赛，在他编导下，我们获得全校第一，不久，韵律操比赛，由于他精心辅导，再次全校夺冠，班上的条幅，全出自他的手笔，黑板报刊头经他稍加勾勒，就显得精彩纷呈。”

学生不仅写老师，还真心实意地帮助老师。前面已经提到刘广以自己的日记为依托，花费了数年功夫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年轻》，完成书稿以后有幸被他的一位酷爱美术的名叫赵征的女学生获悉，这位已经是武汉大学教授的学生主动请缨，要为老师的小说绘制插图。刘广高兴地将书稿交给了她，半年后，这位学生交出了全部插图。以笔者看来，插图的风格竟与小说的时代背景十分契合。

这位不断追求完美的中学语文教师终于年届花甲，不得不退休了。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先在本校育才高中延聘两年，后受多处邀请先后在武汉供销商业学校、武汉东西湖中太学校、黄冈蕲春益才高中、武汉歌舞剧院艺术培训学校担任语文教师，还在几所成人大中专班教过文学课与写作课，直到2009年年逾古稀才正式离开讲台，至此，他作为语文教师的教龄长达51年。“桃李满天下”的他将“桃李”们芬芳的文字结集成书，共同铸就师魂，实为有益又有趣。愚以为，这不仅是对作为编者的退休老师晚年精神生活的慰藉，对所有从事教学工作、特别是语文教学工作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也是一种借鉴与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