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罚的故事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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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罚的故事1

人间闲侃，并非天方夜谭：优秀生精神失常，80万岂能为沦丧的师德埋单！辽宁省本溪市第二十五中学学生刘龙原本是个阳光少年，小学时曾被评为“心理健康标兵”，2002年进入初一下学期开学不久，突然抑郁不堪、痛苦非常。在家长的再三追问下，孩子爆出长期被同学侮辱、虐待的惊人隐情！愤慨的家长找到班主任理论后，孩子竟受到野蛮的报复与虐待，不久就精神失常。 为了挽救孩子，贫困的家长奔走呼号，漫漫五年，悲情家长泣血维权、倾家荡产，而当事老师和学校却连年被评为“先进”、屡受表彰。 在大义律师的无私援助下，2007年5月，受害人终于拿到了80万元赔偿，然而，可怜的孩子早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生命危在旦夕……

贫困学生一再受辱被虐

“心理健康标兵”精神失常

2002年5月20日深夜，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的一幢居民楼沉睡在夜色中。突然，几声凄厉的尖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啊！不要杀我！不要啊！”“小龙你怎么了呀？”大人的劝慰声，孩子跌倒、挣扎与打碎玻璃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在静夜里传得很远很远。

“小龙，让爸看看，你身上怎么了？”刘军一边安慰一边小心打开裹在儿子身上的被子，眼前的一幕让他触目惊心：儿子手臂上一个挨着一个的掐痕和牙印清晰地暴露出来。他不禁惊呆了！进一步检查发现，儿子头上到处都鼓着包，大腿内侧密密麻麻布满被圆珠笔扎出的洞，真让他不寒而栗！

“小龙，这是怎么回事？”刘军摇着儿子的肩膀追问，刘龙挣扎着哭出声来：“我不敢说。不能说啊！说了他们会杀了我的！”

在父母亲的再三鼓励甚至哀求下，刘龙终于说了实情。

几个月前，从某师专毕业不久的卢老师被分到本溪市第二十五中学任教，成了初一学生刘龙的班主任。2002年寒假，卢老师办了一个补习班，发动班上的学生参加，每人收费48元。刘龙觉得自己的成绩很稳定，没有必要补习，就没有报名。14岁的刘龙自小健康聪明，成绩在班里一直排名靠前，2000年在小学时还被学校评为“心理健康标兵”。

“你咋没报名呢？老师会不高兴的！”好心的同学这样提醒刘龙。聪明的刘龙当然知道自己“不听老师话”会有一定“风险”，但他的家境实在太艰难了：母亲早早下岗，全家生活仅靠在本钢卫校当司机的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

开学后，刘龙发现班主任卢老师看他的眼神就不对劲了，有事没事老瞪他。几天后，班里重新排座位，个头较小、一直坐在前排的刘龙被调到倒数第二排。刘龙当时就蒙了，觉得卢老师这样安排座位显然是“成心”的。

重排座位没几天，一次课间休息，班里出了名的调皮鬼——同桌的张某和坐在后排的张某某就故意找茬打了刘龙一顿。刘龙向班主任卢老师报告，没想到卢老师却白了他一眼：“这么多人他们不打，怎么偏打你呀？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走出办公室，刘龙委屈得哭了。

在回教室的路上，张某仿佛得到了某种鼓励，狠狠地在刘龙的胳膊上掐了一把，说：“不许哭！再哭我们还打你！”张某某也在他的另一条胳膊上掐了一把，刘龙疼得龇牙咧嘴，不敢哭了。

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同学陆续回到教室，刘龙也想进去，却被那两个同学挡在了外面，厉声问：“还敢告状？你错没错？以后还告不？”直到刘龙认了错，并且保证以后不再向老师告状了，他们才放他进教室。

受到这两个同学的欺侮，刘龙每天大气都不敢出，尽管这样，还是常常遭到他们的无端攻击。有时候正听着课，后座的张某某会用脚丫子狠狠夹刘龙的屁股，同桌张某则喜欢悄悄地掐他的胳膊。刘龙不敢作声，更不敢告状了。

有好多次，在卢老师的课堂上，受虐的刘龙疼得实在忍不住叫出声来，卢老师惩罚的往往不是那两个“小霸王”而是刘龙。“站起来！”“站到前面来！”“到外面站着去！”卢老师对刘龙的惩罚一步步升级。有时候，卢老师也会把那两个滋事的同学和刘龙一起惩罚，甚至让他们都站到教室外面去。让刘龙害怕的是，在教室外面，张某和张某某继续对他施虐，老师却看不见！

想哭不敢哭，更不敢告诉卢老师，那是怎样的委屈与无助！年仅14岁的刘龙心灵深处布满浓重的阴影。然而，忍让和软弱带给刘龙的却是更多的灾难。

“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要给我们俩每人一块钱，知道吗？这叫保护费！少给一天就打你一天！听见没有？”当又一次无故挨打并听到这样的恐吓后，刘龙傻眼了：他哪有那么多的钱啊？但他被打怕了，只能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刘龙只能屈从，否则会挨打。因不敢向父母要钱，刘龙几乎每天放学都要悄悄地捡垃圾卖，一天，两天……起初刘军夫妇还挺高兴，觉得孩子越来越懂事了，连这样不体面的活儿他都能干，但谁会想到儿子挣的钱全交了“保护费”。

一个月，两个月……刘龙记不清自己到底挨了多少打，因为他常常完不成“任务”，那两个长期欺负他的同学虐待手法层出不穷、五花八门。

刘龙就在这样的噩梦里苦苦挣扎着，一天又一天。原本健康、阳光的刘龙性格渐渐变异，越来越自闭，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几名变成了落后生。成绩大幅下降，使刘龙成了班主任卢老师用以教育全班同学的反面教材，人前人后，课堂内外，充斥刘龙耳朵的常常是讥笑和侮辱：“你这样的人还活着干吗？找棵树吊死算了！”“他呀，这辈子要能有半点出息我倒着走！”……

长期受辱被虐，刘龙的身心饱受摧残，贫寒而忙碌的父母亲却久久没有察觉。直到2002年5月20日，因没有交“保护费”而再次被两个同学暴打，当天晚上噩梦中惊醒的刘龙出现了反常，父母这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悲惨遭遇……

“谁作证就不给谁发毕业证！”

维权路上坎坷何其多

“求你了爸爸，别去找，找了我会更遭殃！”刘龙再三请求父亲不要去找学校和卢老师，他担心父亲这样做的结果使他的麻烦更多。但眼看着儿子遭受这样的折磨，刘军怎会坐视不管？2002年5月23日上午，刘军找到了儿子所在学校，并当面指责班主任卢老师工作失职。

卢老师却辩解说，刘龙上课老是做小动作，跟同学不团结，作业也完成得不好，成绩下降太快，她感到痛心这才常常批评教育他；卢老师矢口否认对刘龙有歧视和体罚现象，对同学欺负刘龙的事实也说自己一点都不知情。

卢老师振振有词：“你们做家长的也不能光听孩子一面之词，我们管教严一点还不都是为了他？我平时对你家孩子挺好的呀！”

卢老师这样的态度让刘军心寒而又愤怒。只因卢老师当时怀着身孕，刘军强压怒火，含着泪轻声质问卢老师：“事实都明摆着，你怎么还嘴硬呢？你也是快当妈妈的人了，你这样做人还有没有良心？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听了这话，卢老师气得脸色铁青。

在学校领导劝解下，刘军最终被劝走了。刘军当时没去深想，自己说的这些话给儿子刘龙带来的将会是什么。

刘军刚离开学校，卢老师就找到刘龙，狠狠地训斥起他来，一训就是三个多小时，直到中午放学。“你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吧！”卢老师回家吃饭去了，却让刘龙站到操场上，并安排两个同学轮流看着他……

因为儿子那天早上走的时候有些发烧，母亲李琴不放心，中午就到学校来看儿子，谁知刚进校门就看见刘龙被罚站在操场上。“都怨你们！叫你们别来找老师，偏不听！”见到母亲，刘龙委屈地哭起来。李琴心疼、震怒而又内疚，说：“小龙，妈来看看你。你饿不饿？”站了半天、饥肠辘辘的刘龙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李琴强忍住泪，转身去校门口买了一块鸡蛋裹煎饼拿给儿子，刘龙却不敢接。可怜的李琴只好向看管刘龙的同学求情：“求你们别跟卢老师说，好吗？”善良的同学点了头，刘龙接过煎饼，看了看四周，依然没敢吃；随后，他向同学请了假，拿着煎饼快速跑向厕所，躲在空荡荡而又臭烘烘的厕所里，刘龙飞快地吃完了那块煎饼，在外面等他的母亲早已泪流满面……

那个晚上，刘龙眼睛直勾勾地坐在床上，到凌晨都没有睡。父母亲担心不已、心急如焚，但不管他们问什么，刘龙都不再答话，只是偶尔叹口气。天快亮的时候，刘军夫妇终于把儿子劝说躺下，刚刚回到自己卧室准备睡一会儿，就听见刘龙一边歇斯底里大叫一边砸东西的声音，很恐怖，邻居都被吓醒了……

心急如焚、被折腾得一夜没睡的刘军感觉儿子确实不对劲了，天一亮就带刘龙去本钢卫校精神科看医生。精神科主任检查后，悄悄地告诉刘军：“你这孩子得当心了，情况不太好。我先给他开点药吃吃看。”刘军听了心里一紧。

学暂时是没法上了，刘军只能在家休养，身体却每况愈下。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白天也紧紧地拉着窗帘，只要敲他的门，他就吓得哆嗦，赶紧往被子里钻；夜晚最恐怖，几乎每夜都会惊叫，而且砸东西……

半个月后的一天深夜，刘军听见儿子惨叫：“别杀我、别杀我！”刘军好不容易弄开儿子的门，却看见这样悲惨的场景：刘龙瑟缩着躲在墙角，被子裹着他的头和上半身，腿上和地上全是粪便……

为了拯救儿子，2002年6月，悲痛欲绝的刘军夫妇四处筹钱，借遍了亲友，赶紧把儿子送进市精神病医院，刘龙被诊断为心理障碍。2002年7月，又转至省精神病治疗中心，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借来的钱很快用完了，刘龙的病情却时好时坏。实在没有办法，刘军找到刘龙就读的中学，请求校方承担一部分治疗费用。

“孩子毕竟是在你们学校出的事，暂时不说是谁的责任，先救人要紧吧？就当是我借你们学校的好不好？”刘军痛哭着哀求，却不能打动校领导，校长甚至自始至终不接见他。刘军告诉记者：“接待我的孙副校长和政教处鲍主任说这事情跟学校没关系，还说孩子根本没有达到‘精神分裂’的地步，就是不同意出钱……”

孩子病成这样却没钱治，学校不愿意承担责任，刘军只好去找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区教育局、市教委，甚至多次找到省教育厅……但都没有什么用。

2002年8月8日，被逼无奈的刘军只好将伤害刘龙的两名同学及二十五中告上法庭。接到法院通知后，校领导还通过广播向全校学生发出“三不”警告，即一旦被人问起刘龙事件，只准用“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这三种回答，而且特别强调，不允许任何人为刘龙出庭作证，“谁作证不发谁毕业证！”

官司迟迟没有判决。因为没有钱，刘军不得不让孩子出院回家，刘龙的病情每况愈下。面对记者的采访，刘军含着眼泪回忆当年的情景：“我厚着脸皮去求区教育局先给点钱救救孩子，可纪检书记却拍着桌子跟我说：‘你不是会上告吗？你既然告了，这事我们就不管了。你爱到哪儿告就哪儿告去，告到哪儿我们也不怕你！’”

据刘军讲，当时学校的很多同学都亲眼目睹刘龙的遭遇，但在本溪市平山区法院开庭的时候，却几乎没人敢为刘龙出庭作证。“跟校方比起来，我们真是太弱小了。”说到这里，悲愤不已的刘军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孩子毁了家也毁了！”

80万岂能为沦丧的师德埋单

在煎熬与期盼中，刘军一家终于迎来了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认为，三被告的混合过错给刘龙造成了严重伤害，要求他们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而刘龙的两名同学辩称，他们只是和刘龙闹着玩，没有长期欺负刘龙，刘龙的病与他们无关；学校也称刘龙受伤他们并不知情，刘龙父母到学校反映这事后，学校进行了查实并积极妥善处理此事，没有任何过错。

一审法院断断续续开了七次庭，直到2003年4月才作出一审判决，刘龙的两名同学只赔偿部分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共5700元；刘龙所在中学赔偿1400元。刘家随即提出上诉，后经锦州市康宁医院司法精神病鉴定科鉴定，刘龙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疾病的形成与2002年上半年经历的事件相关联。同年12月，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伤害刘龙的两名同学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的60%，刘龙所在的中学赔偿40%。东挪西借、早已倾家荡产的刘龙一家已花了近10万元的医药费，可直到2007年初，数年间刘家拿到的赔偿只不过两万余元。

随着一次次的扯皮，刘龙因迟迟拿不到赔款一次次延误治疗时机，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开始无缘无故打骂父母，甚至在夜晚追杀姐姐，全家人都活在恐惧与绝望之中。在悲愤与无奈中，刘军开始不断上访。

2005年底，刘军第三次来到省城沈阳，到人大上访，竟被警卫挡在了门外。绝望之时，刘军看见人大对门的“辽宁省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病急乱投医，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拿着状纸等材料进了门。

接待刘军的是韩文涛和任育德两位律师。“您坐着喝口水，我先看看您的材料。”刘军永远都记得那个冬天里的那杯水的温暖，永远忘不了两位律师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完他带去的厚厚的材料！

“真是太惨了！太让人气愤了！”韩律师因气愤把茶杯都拍翻了。绝望中的刘军仿佛突然看见了希望，哭着给韩律师跪下了：“求你们帮帮我吧，孩子眼看都毁了呀！”韩文涛连忙扶起刘军，并立即向法律援助中心的董国勤、孙振西两位主任汇报。看完材料后两位主任同样义愤填膺，立刻在材料上批示：“认真办理，匡扶正义！”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刘龙事件出现了转机。

在辽宁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下，刘龙父母配合他们重新搜集证据，经过一番艰苦努力，2006年3月，他们将刘龙所在中学和两名学生再次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三被告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188万余元。

同年8月，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再次判决，两名同学赔偿刘龙医药费、残疾生活补助费等共23万余元，刘龙所在中学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后，双方均提出上诉，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重审。

2007年五一节前，双方同意庭外调解。因双方对具体条件的协商有分歧，事件没有平息，刘龙的病情却在不断加重。

2007年5月，本刊特约记者来到本溪刘龙家实地采访。刚进门，一同前往采访的当地媒体记者便对笔者说：“戴上口罩吧，不然刘军不让进屋的，他对谁都这样。”按吩咐，笔者戴上口罩。刚进门，一股刺鼻的异味呛得记者喘不上气来。白天仍拉着窗帘，昏暗的光线中，只见坐在床上的刘龙傻呆呆地看着电视屏幕，身上裹着湿漉漉的被单；他的身体虚胖得厉害，母亲说他体重已有300多斤，且长发披肩，样子很是吓人。他对母亲、记者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

前些年，为防止儿子跳楼，父亲刘军特意把每扇窗户都安装了铁栅栏，可现在他不必担心儿子跳楼，因刘龙长期坐在床上，腿部肌肉萎缩，再也无法站立了。

“一直大小便失禁，最近又开始便血了。医生说，这都是耽误治疗的后果……”刘军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刘龙的状况已经相当危险。刘龙每天很少睡觉，因为长时间不让人碰，所以没法给他洗澡，身上满是黑色的污渍。记者试图跟刘龙沟通，可费了好大的功夫，刘龙只说了三句话：出去；滚；把风打开！

刘军夫妇告诉记者，五年来刘龙每天都是这样子：电视24小时开着，他不停地按遥控器，遥控器不几天就被按坏一个。记者抬头，看到墙上刘龙当年的那张“心理健康标兵”的奖状，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滋味……

2007年6月，几经协商，刘家终于拿到了80万元的赔偿，可是这笔救命钱来得显然太晚了，刘龙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痊愈的希望已十分渺茫。医生说，如果治疗及时，孩子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一个曾经健康而出色的中学生，从此成了一个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废人，多么让人心痛和惋惜！

事隔五年，刘龙的病情日见加重，生命危在旦夕。2007年6月，记者实地采访中，曾多次试图联系卢老师和校方负责人，但遭遇重重阻力而未如愿。最后，记者装扮成学生家长才混进学校，终于见到了潘副校长。潘副校长说：“学校有责任，因为毕竟孩子是在学校出事的。可老师是个好老师，现在教学都还很优秀……”

本刊发稿前，记者再次试图电话采访校领导和卢老师，但校方再次拒绝采访，也拒绝透露卢老师的联系方式。

日前，病入膏肓的刘龙终于被送往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分院救治。令人心酸的是，把体重300多斤的刘龙抬下楼，刘家竟请雇了九个壮劳力。艰难走下楼梯的时候，由于担架的帆布无法承受刘龙的体重，竟从中间裂开，刘龙臃肿的身躯重重地跌了下来。面对母亲揪心的呼唤，神智不清的刘龙连一点疼痛的反应都没有……

“孩子毁了，家也毁了，还能说什么呢？都没用了呀！”刘军含泪向记者倾诉，“我想不通，这么明朗的案子，怎么就拖了这么多年！那个卢老师不仅没有被处理，还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二十五中还成了‘素质教育’先进单位了！”提起卢老师，刘军气得直哆嗦，“有什么法子呢？听说人家上面有人……”

关于体罚的故事2

吴祖光幼时因戏爱人，喜欢趴着戏台板缝窥视其内。这天，他偶然回头趴看那条板缝，只见那小孩刚下场，师父(也可能是大师哥)叼着旱烟袋，站在下场口监戏。旧时童角演戏，师父师兄一般都守在舞台幕帘下场处，俗称“把场”。

正当这个演小丑的孩子红头涨脑一脸得意下来，那师父迎头就是两耳光，打得非常狠！那孩子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猛挨两记耳光，眼泪马上流下来。师父用手轻轻一指，孩子立马噤声，不敢哭了，只提起袖子擦擦眼泪。接着，场上锣鼓催起来，他又得上场了。他出台后，立刻进戏，仍旧是那个小丑，仍旧嬉皮笑脸，一点也看不出刚刚在后台挨了揍！观众仍被逗得笑声哄堂。

吴祖光说这件事在那些小演员中也许很平常，“但是给我的刺激可太不平常了。一个那么受观众欢迎的演员，演得那么好，得到了观众的鼓励、喝彩，为什么到了后台，却被师父狠狠地体罚呢？他在后台挨打的时候，正是他在台上最受观众欢迎的时候，这两种待遇太不相同了。更难得的是，只有十岁的小孩，他就有那么强烈的责任感，知道上了台之后，他就是戏里的人物，戏里头是个喜剧人物，就不允许带有一点点的悲伤。他刚受了一肚子的委屈，要哭都不许哭，却要进行喜剧的表演来感染观众，所以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年纪越大越感觉到这个小孩修养到这个程度真是不容易，就是说他含着眼泪笑着给别人看啊！”

读到这儿，我也十分惊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演出成功的小孩？他都已经得到观众承认，为什么还要领受如此待遇？但是，很快有所觉悟：这正是旧时戏班的训练招式，就是要在你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刻，在你以为得了满堂彩，满心得意之时，猛然给你两耳光，突然改变你的感受，由喜转悲，委屈莫名，然后紧接着再上场，转悲至喜，立刻入戏，进入角色。如此这般，可谓戏曲行业的“特色训练”。那意思是：无论在台下受了什么委屈，想哭想闹想打滚，只要一出台，就得按角色要求去走去唱去笑去逗，什么都得抛下放下，角色第一，观众第一。

两记耳光，狠是狠了点，不过效果想来一定奇佳，一定让小演员们终生长了记性，领悟多多，牢牢记住自己是吃什么的。毕竟，随时入戏乃是演员最重要的基本功。而且，这一特色训练，一定还是祖传的，打耳光者此前一定大多也是挨打者。

关于体罚的故事3

应该有二十年了，那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多半备有教鞭。教鞭一般长约一米，竹条做成，上课时放在黑板的下方，发现哪个学生犯错或做了小动作，教鞭就派上用场了。而我现在仍能记起王老师，是因为他那把戒尺。

王老师有所不同，他随身携带的是一块竹制的戒尺。戒尺要比教鞭宽大，上课前，放在讲义的上方压着，可以防止风吹走了讲义。等到正式上课，便置于讲台——侧，有震慑的作用。因而，总有同学引颈张望一下，看老师的戒尺有无遗落。

王老师教我语文，那时我已经读到了初二。我的成绩并不好，尤以语文最为糟糕，在我的印象中，那些汉字我早已熟识，翻来覆去地念那些课文，感觉实在无趣。恰巧那阵子我就读的学校旁新开了几家电子游戏店，这让我欣喜不已，于是逃语文课成了我新的乐趣。

终于有一天，我玩游戏机正酣时，一个同学来到我的身边，对着我的耳朵说：“王老师叫你回去上课。”我只好蹑着手脚和同学回到了教室，我不无担心地朝讲台上的戒尺望了一下。但一切风平浪静，王老师并没有责骂我。

第二天上语文课，讲的内容是成语解释，王老师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什么是“恍然大悟”。当王老师念出这个词时，我愣住了，因为对这个成语我很陌生。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出来，朝我点点头，示意我解释。我这才反应过来，因为那个“恍”字我一直念成“光”字，至于成语的含义，自然不得而知。

男女同学都注视着我，有的还嘻嘻地笑，他们似乎比老师更了解我，知道我是答不出来的。面对这么多人的目光，我想我总要收场的，于是咬着牙应答：“恍然大悟‘，就是形容早晨的雾很大。”全班哄堂大笑。王老师没有笑，他一脸严肃地来到我的面前，喝令我伸出手掌。戒尺击打在掌上，钻心的疼。

第二次饱受戒尺之苦，是因为我在课堂上抖动，被王老师发现了。那是一个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我上学的地方离家有十里路，雪下得很厚，我穿着雨靴来上课。雪很厚，靴帮很短，行走到雪的深处便有雪进了靴子，到了学校，雪化成了冰水，刺骨的寒冷。因此，我的抖动是不由自主的。

很显然，老师的这次体罚是没有理由的，他后来也知道他自己错了，但他从没有向我道过歉。只不过，在另一个下雪的早晨，又是他的课，他带着讲义和戒尺的同时，还带来一双棉鞋。他将鞋轻轻地放在我的课桌下面，然后转身回到讲台，没有言语。

说实在的，那双鞋穿在我的脚上，过于肥大，但，它所传达出的温暖，却让我记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