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读后感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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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读后感【第一篇】

《罪与罚》属外国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作者名字很长，书中的主人公叫拉斯柯尔尼科夫，名字也很长，很难记。书中人物较多，未写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而是写了从达官贵人到底层民众等各色人的种。种思想冲突，作者没有抬高某些人，也没有过度的去贬低某些人，每个人物都显示着一类相关的思想。有的思想复杂，有的思想简单，在追寻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意义的道路上，个人的认识和努力既丰富多变，又严酷紧张，在环境重压下，好像所有人都面对着宿命般的困境，但所有人又有无限的可能，虽然希望很微弱、很模糊，负出的代价很沉重，但都在自己的围城中不断努力。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物质生活匮乏，社会又充满不公正的情况下，精神一直在挣扎。有时和别人争论时，也在对自己进行反复的肯定与否定。加之总梦到七岁时，亲自看见一匹马被活活打死的场面，而那匹马无法自我挽救。在此情况下，对照自己的现状，他选择从自己的世界里进行突围，采取行动，对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进行下手，为了所谓的公正神圣，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他把人分成了两类，一种是平凡的人，一种是不平凡的人。平凡的人必须遵守法律和道德，但是不平凡的人在为实践自己的理想时，有权力超越。当他杀了老太婆后，却没有走向他梦寐的美好生活，而是一直处在自我原谅和自我谴责之中，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使其难以忍受，几尽癫狂。

现实生活中，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人较多，你说要绝对公平正义，从来都不可能，只会存在于观念和幻想之中，人们永远在追求公平的路上。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天赋有差别，能力有大小，不可能每个人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纯粹的起点平等是做不到的，竞争的最后结果更可能导致不公平。只能求得大致的公平、相对的公平。如果追求绝对公平、完全一致，最终导致公平正义的倒退。

虽然求人的事屡见不鲜，无论是升学、看病、生孩子或是办什么事，很多都得走关系、靠背景，但随着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增强遵法、守法、用法意识，自觉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后，公平正义的阳光将照亮每个人的追梦之路，让每个梦想都能开花，中国梦最终会成为现实。

《罪与罚》读后感【第二篇】

书本中描写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前后的心理。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但同时他的性格阴郁、孤僻。他在公园碰见被人骚扰的年轻女子，他用他自己仅剩的几个钱为她付车费送回家。在马尔美拉陀夫被马车撞伤的时候，他把他送回家，看见他们连举办葬礼的钱也拿不出来，又拿出母亲今天刚寄来的钱送给他们一家孤儿寡母。要知道那些钱是来之不易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母亲以养老金作抵押向别人借的，是他所有的钱。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让人难以琢磨的人，阴郁、孤僻···他让贫穷给压垮了，他欠了女房东一身债，怕和她见面，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总是像猫儿样从楼梯上悄悄地过去，偷偷溜掉，让谁也别看见他。这个年轻人心里积聚了那么多愤懑不平的怒火，他蔑视一切，所以尽管他有青年人特有的爱面子心理，有时非常注意细节，可是穿着这身破烂儿外出，却丝毫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罪与罚》中写的最多的就是罚，“罪”只是仅仅占了全书的前面两章，而“罚”贯穿了大半。不是身体上的惩罚，而是比这更严厉的道德的惩罚。所以法律只是我们一种惩戒犯罪的一种途径，而另一种就是人内心心灵深处的谴责。有时候法律不能使人认识大自己所犯的罪，而心灵深处的谴责则会让人更明白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拉斯科纳夫自承他相信“伟人的福音”，当他说出这观点时，连他的朋友都觉得太激进，因为当时社会上普遍的信念是“社会福音”，也就是只要社会制度完善，人都将安居乐业不再犯罪。想想我们不也正是处在这样的信念下的吗？杜斯托也夫斯基透过《罪与罚》中的对话，先知卓见的提出他的质疑：罪恶真的只是社会问题引发的吗？还是在人性深处尚有其他邪恶，是导致犯罪的因子？犯罪跟社会体制的不完善，真的是等号相关？拉斯科纳夫显然不相信改善社会制度之路，他认为这世界就是需要伟人，伟人配拥有权力，伟人也够资格在破而立的过程中犯罪。这些问题不由得引起我的深思，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而这本书另一个让我引发（深思的地方是，社会中的弱者，精神中有无私奉献与爱的人却在引导着救赎之路。

《罪与罚》中，这个人物就是梭娜。有几段拉斯科纳夫与梭娜的对话精彩万分：男主角拉斯科纳夫再有痛苦，都绝不泄漏一丝一豪情感，但是他却在最紧要关头，找到梭娜坦承是他犯案，梭娜尽管为自己的好友之死哀伤不已，却温柔的凝视拉斯科纳夫，然后围抱他的颈项，紧抱住他。

拉斯科纳夫问梭娜：“你为何不骂我，却拥抱我呢？”梭娜命中拉斯科纳夫内心深处要害的回答：“因为全世界没有比你更不快乐的人了！”而这时，拉斯科纳夫心一软，两颗眼泪蕴藏在他的眼眶中，就要掉下了。当拉斯科纳夫问她这一生的苦难，上帝的回答是什么？梭娜仅只是念完新约圣经中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故事。

就在念圣经的这一刻，贫困的房间幽暗的烛光照著凶杀犯与妓女

梭娜以其弱者之爱，不自觉的引领拉斯科纳夫走向救赎之路。拉斯科纳夫问梭娜：“你不会离我而去吗？”梭娜回答：“不会，无论你到何处，我都随著你。，”甚至她也在非理性的情感中，知道拉斯科纳夫需要她的接纳与爱，她遗憾的说：“为何你不早来，我为何不早些遇到你呢？”男主角剖心相告后，问梭娜：“你觉得我卑贱么？”梭娜说：“不，你只是在受苦。”最后，拉斯科纳夫向梭娜要十字架，梭娜给了他，并说：“我们一同受苦难，也一同挂十字架阿！”

就是在杜斯托也夫斯基小说中，一再出现的，是“主动选择悲悯苦难、选择与他人一齐受苦”，这是十字架精神，而十字架精神永远呈现著吊诡：“在软弱的地方显现其刚强。”而一个能看见所谓的强者内心深处的痛苦的人，往往自身也负荷著巨大的苦难。

《罪与罚》读后感【第三篇】

看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情节不是很曲折。主要线索是主人公以一种不平凡人可以杀死平凡人的想法（精英社会），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是当他杀死她之后发现了自己也是一个平凡的人。其中有很多让人感到刺激的地方。里面的心理描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主人公在警察局的时候，那种智斗，更是让人惊叹。但是看完这本书想到得更多的是里面人们那种受苦的精神。我们经常说中国人艰苦奋斗，能忍能吃苦之类的。从某一方面也许是这样。但是和这本书里面的那种“受苦与忍受”却有本质的区别。这本书里面的人，或者说俄罗斯人的忍受与受苦精神主要是来自一种道德和宗教精神。他们“渴望”受苦，因为这样能够让他们心安。也许心里的安慰比来自物质上的安慰更让人愿意接受吧。当然还有宗教精神所在。但是，我所想到的中国人的那种忍受与受苦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隐忍，一种“独善其身”的想法，一种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放弃很多东西，甚至自尊的“劣根性”。好比我们一直推崇韩信的胯下之辱，甚至还将其放到教科书里面。它一直在告诉我们，为了生存，其他一切都是浮云。怪不得中国人的那种“拓荒”能力那么强。怪不得在全世界各地中国华人都能很好的生存着。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独善其身”。个人各扫门前雪，不是我的事我就不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围观落水的人而不去救援。甚至还当做娱乐来看。无事生非，惹来一身骚又何苦呢？唯有生存才是硬道理。

《罪与罚》读后感【第四篇】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习惯于妥思妥耶夫式的的漫长叙事，也许最真实的叙事注定无法不漫长。

执着是个可怕的东西，执着于生活的人可以像蚂蚁一样埋头长征，也可以恶魔一样揣起屠刀。可人从来不是只生存于两段的砝码，最真实的人生是游离在平衡与偏执两端的维系。跨过天平的横梁走到极端的过程，是屠戮自己的过程——把自己交给上帝，或是交给恶魔。

生活擅长制作常谈常新的谜团，不管是天才还是傻瓜都能有所解悟，但现实永无正解。窘迫的现实与对理想主义的推崇让一个年轻人陷入疯狂，他躺在棺材一样阴暗低矮的出租房里思索，以“确定自己是属于可以为所欲为的不平凡的人，还是只配做不平凡的人的工具的普通人。”在偏执狂的思维里，不平凡的人可以疾驰的象群般践踏着脚下的生命踏上光明，平凡的人注定庸庸碌碌供人踩踏。拿破仑的铁骑横扫欧洲的时候，生灵涂炭的战场成了皇位后最闪亮的注脚。拿破仑乘着历史的东风成就王座，他说：“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让后人去评判吧。”

可惜那个躺在棺材里的大学辍学生做了最偏执的评判。社会的畸态让他只看到践踏与辉煌，并且将前者视作后者的必要基础。对自我哪怕还有一丝坚持的人，都是不适合拿起屠刀的，更何况是饥寒交迫中靠消化自我维系生命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当他在病态的执念中将劈柴的斧头变成杀人的利器，其实他不差毫厘地杀死了自己。他近乎推脱的言辞并没有错，不是他杀死了寄生虫一样的老太婆，更不是他杀死了老太婆天真无邪的妹妹，他事先早就将斧头砍进自己的脉搏，犯罪现场只生产恶魔而不适合活人。

“我”之死成就“我”之恶，这个命题也许在唯物论者眼中是嗤之以鼻的自欺之辞，可惜“人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唯心的解读往往给生活以解脱。执着于错误的后果是可怕的，这偏执表现在生活里尤其令人难以逃离。用最世俗的眼光审视小说主人公，或许会觉得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未能将自己的教义坚持到底，他没能彻底将良心的自我毁灭于黑暗中，杀人后他成功地规避了法律的制裁却再脱离不了自我的谴责。无耻者的最无耻之处便在于他总能绕过人性的约束而将失败归之于手法上的失误。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所说：“人这种卑鄙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若人可以用畜道生存，那么生活就没什么不可以。所以罪的罚对于无耻者是无效的，对于高尚者却是难以逃离的。也因此，生理上的惩罚其实对于罪犯而言是最低级的，因为这能够以儆效尤，却不能让他学会高尚。只要邪念未死，一点点侥幸心理的作祟便足以令其重返罪途。关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文末也是语焉不详，或许正如批判者所言，这曝露了无法剥离的时代烙印。但当索尼娅将自己的柏木十字架戴上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脖颈，而自己戴上属于被男人杀死的莉扎薇塔的铜十字，当她选择罪之罚的重者与男人共涉西伯利亚，当爱情的唯美洗濯时代的污浊，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

同是时代的弃婴，却以爱为结获得了新生，这到底是出于文学家的浪漫，还是源自历史的归宿？真情难求，难在少有共同承受，爱情的本义可能便是于共同承受中获取共同的救赎。可惜，小说诞生之日起，作者便已经死亡，何况如今其人尸骨早已化为春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然没有机会为自己辩驳。文学大师恐怕也不会为小说辩驳，但若是那份“共享十字架”的伟大爱情尚不能让人救赎，我亦无言。时代的焦灼塑造时代的弃婴或是宠儿，生存在历史之痛中的人们，自须领受生活的正解。在此意义上，“罪与罚”毋宁说是“罪与救”，救赎之道与沦落之道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