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里的诸葛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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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评价1

(俞)文豹曰：“古今论孔明者，莫不以忠义许之。然余兄文龙，尝考其颠末，以为孔明之才，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忠之于汉室则未也。其说有四：

一者，备虽称为中山靖王之后，然其服属疏远，世数难考。温公谓犹宋高祖自称楚元王后。故《通鉴》不敢以绍汉统，况备又非人望之所归。周瑜以枭雄目之，刘巴以谁人视之，司马懿以诈力鄙之，孙权以猾虏呼之，亮独何见而委身焉？藉使以为刘氏族属，然献帝在上，犹当如光武之事更始，东征西伐，一切听命焉，可也。

二者，备之枉驾草庐也，始谋不过曰：‘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其辞甚正，其志甚伟。自亮开之以跨荆益成霸业之利，而备之志向始移，无复以献帝为念。由建安举兵以来，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许，或居长安，或幸洛阳，宫室煨烬，越在篱棘间，备未尝使一介行李诣行在所。今年合众万余，明年合众三万，未尝一言禀命朝廷，而亮亦未尝一谈及焉，盖共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庐一见之时矣。

三者，曹操欲顺流东下，求救于吴，无一言及献帝，而独说以鼎足之说。夫鼎足之说，始于蒯通。然通之说韩信以此，犹有汉之一足。当三国时而为是说，则献无复染指之望矣。)(赖周瑜汉贼之骂，足以激怒孙权，故能成赤壁之胜。若亮若备，何以厉将士之气，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从之如云，非从备也，乃从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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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评价2

毛泽东：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摘自《党的文献》 原题《毛泽东两评隆中对》：毛泽东对《隆中对》在战略上的这个失误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兵法曰：“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因此，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方，特别是己方处于劣势时，主动调动敌方而不被敌方调动，使己方兵力相对集中，敌方兵力相对分散，各个歼灭分散之敌，便成为用兵者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然而《隆中对》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违背了这一原则。按照《隆中对》的部署，刘备“跨有荆、益”之后，将面临这样的形势：既要派兵守卫荆州门户，又要费力经营川蜀；“一旦天下有变”，还要兵分两路，进取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刘备则“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更为不利的是，荆、益两州相距千里，更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相隔，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两路兵力很难相互呼应，协同作战。真可谓“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待到后来，关羽镇守荆州，守卫门户；孔明留守成都，巩固后方；刘备驻守白帝城，以应东、西之变，更是“三分兵力”矣。倘若实力足够强大，客观条件对自己足够有利，则二分、三分兵力或当无妨。但实际上，从当时实力对比看，蜀国力量最为薄弱(汉末十三州，魏占其九，吴、蜀各占其二)。本就力量单薄而客观条件又不允许，却二分以至三分兵力，正如毛泽东所言，“安得不败”?毛泽东深谙中国古代兵法，经常强调“一个拳头打人”，并且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导演了多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对于《隆中对》在战略上的失误，当在深谙之中。

诸葛亮的评价3

四者，备之称王汉中，则建安二十四年也。献帝在上，而敢于自王。及称帝武担，则闻献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说高祖，率三军为义帝缟素，仗大义。连孙吴声罪讨贼，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锋攻吴。晋文公有言：‘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故费诗以为大敌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谏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奸雄，其王其公，犹必待天子之命，荀彧且以此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献帝之禅，杨彪且不肯臣之。备虽称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禀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哓哓以兴复汉室为辞，不知兴复汉室为献帝耶？为刘备耶？亮即有心于帝备矣。万一果能兴复，将置献帝于何地？

出师一表，虽忠诚恳恳，特忠于所事耳。其于大义，实有所未明。管仲乐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齐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乐自许。宜其志虑之所图回，功业之所成就，止于区区一蜀耳。或者但为备刘氏宗也，备帝蜀，则汉祚存矣；亮忠于备，即忠于汉矣。吁！无献帝则可，有献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则赤眉之立盆子，亦有辞于世矣。春秋之末，诸侯争强，周室微弱，孔子无一日不以尊王为心；若如亮之见，则鲁同姓也，亦可奉之为王矣。天下后世惟持此见，故于亮之事无孱置异议于其间。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识，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汉之君既称献帝，魏之君又称武帝，吴之君又称大皇帝，蜀之君又称昭烈皇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天下而四帝并立，可乎？’通这见如此，宜其为读书之僭也。余兄尝以是说取解于同文馆。”

诸葛亮的评价4

王夫之：诸葛公之始告先主也，曰：“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其后先主命关羽出襄、樊而自入蜀，先主没，公自出祁山以图关中，其略定于此矣。是其所为谋者，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也。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

以形势言，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失轻重矣。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挠，羽即前而与操相当，羽其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宛、洛之师挫，则秦川之气枵，而恶能应天下之变乎？

乃公之言此也，以宛、洛为疑兵，使彼拒我于宛、洛，而乘间以取关中，此又用兵者偶然制胜之一策，声东击西，摇惑之以相牵制，乘仓猝相当之顷，一用之而得志耳。未可守此以为长策，规之于数年之前，而恃以行之于数年之后者也。敌一测之而事败矣。谋天下之大，而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规模定乎天全，而奇正因乎时势。故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操之所以自许为英雄，而公乃执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敌矣。

且形势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于水，一踰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踰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则仅保其疆域，失则祗成乎坐困。以有恃而应无方，姜维之败，所必然也。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书宛、洛、秦川之两策，不可也。陈寿曰：“将略非其所长。”岂尽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