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论文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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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应对论文1
世界主要国家出现滞胀的早期征毙
2007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全球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世界上主要国家已经出现经济滞胀的早期迹象。
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火车头的作用。然而2007年美国经济的表现不尽人意,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经济增长速度降低,通货膨胀率升高,失业率增加,这一切显示出美国经济已经离滞胀越来越近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美国经济尚未陷入滞胀,但已经有早期迹象出现”。
从欧元区的数据来看,虽然2007年欧元区的GDP增长了2.6%,略低于上一年的2.8%,但是全年经济波动较大,第二季度仅增长0.3%,是2005年以来的最小增幅。欧洲经济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
以“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虽然经济仍能维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GDP分别增长%、%和%,CP1分别上涨%、%和%,均超过其央行设定的控制目标。
总的来看,由于新兴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部分抵消了由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带来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趋势还不明显,但通货膨胀已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态延续,全球通货膨胀进一步向恶性势态发展,目前发展尚好的新兴国家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果真如此,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涵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滞胀幽灵将在不远的将来显身。
经济趋于滞胀的原因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出现过经济滞胀,当时是由突发地缘政治事件造成的“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与70年代滞胀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由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但此次全球通货膨胀,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实质上是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全球大宗资源商品价格高涨所致。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叠货膨胀全球扩散
石油短缺推动价格上涨。2001年至2004年间,美国、欧洲等国家为了应付经济衰退的局面大幅降低利率,货币供应量增加,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石油消费量增加。但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奉行“限产保价”策略,导致石油供给短缺,油价持续升高。石油作为全球消费量最大的基础经济能源,位于产业链的顶端,石油价格上涨将会产生高位示范效应,给相关产业带来重大影响,会导致基础资源价格的整体上升,将通货膨胀推向更高的水平。
国际粮食价格也大幅提高。粮食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一年里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产量降低,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国家进行生物燃料的开发和生产,种植大量油料作物缩小了农业作物的种植面积。粮食和能源的高度关联使得粮食价格的上涨迅速“惨透”到总体物价,加剧通货膨胀,严重威胁对粮食和原材料依赖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
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将该利率从1%上调至5.25%。紧缩性韵货币政策击破了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由于全球性的流动性突然收缩,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信贷短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央行进行降息和注资以稳定金融市场。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紧缩的问题,但降息和注资将使流动性过剩再次出现,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不可避免上涨。而且利差的存在,使国际短期资本将流向新兴国家进行套利,拉高新兴国家的资产价格,催生经济泡沫。
2002年以来美元大幅贬值,作为国际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贬值直接导致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贬值,不但使得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财富减少,而且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大多依赖出口,美元贬值使得其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进口国需求减少,导致新兴国家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应对全球经济滞胀的政策选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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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应对论文2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最低超过3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平均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学者做出过不同解释,然而对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作用的重视可以说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这很大程度上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相对较宽松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中,都出现了国际资本冲击的迹象,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时,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创造了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一危机前流向亚洲五国的私人资本净额(亿美元$)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亚洲五国私人资本净流入249290303326351629729
其中:FDI净流入627286867495120
证券投资净流入133363179106144203
其他17418515461171390406
五国GDP总和4764540861306690733083569854
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二危机前流向五国各种资本的比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FDI占总私人资本比重(%)
证券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
其他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表一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涌入五国的私人资本逐年增加,而且成加剧式增加:1990至1996年间私人资本流入增加了近三倍(从249亿美元到729亿美元),尤其是危机爆发前三年突然增多,其占当时GDP比重相应突然增大。表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大部份私人资本是流动性很强的证券资本及短期债权,以1993年为分界,证券投资比重突然剧增,而从94、95年,证券投资的增长势头被以短期债权为主的其他投资所掩盖。再看FDI,增长绝对数始终平平,但从94年开始,它占总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却呈逐渐减小趋势,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差距均成“剪刀型”加大,这是一种危险信号,1997年的金融危机与其不无关系。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涌入,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外国银行带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资本冲击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基本分析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时,就承担了外汇风险。Calvo(1998)提出的属于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外资诱导型危机模型中认为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将会促成该国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资产泡沫化等,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根据以上观点:国际资本的非控制性流动特别是过度的流入会对一国内的金融主体系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在短期或长期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冲击,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者加剧危机。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怎样进行运作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的呢?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金融自由化后,国际资本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方式日益增多。在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主要是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一般是在国外开办工商企业,直接与生产过程或交换过程相联系,本文称之为生产性投资;而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国际证券以及国际中长期信贷、经济开发援助,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投资不是以固定的持有相关证券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投机赚取证券差价,哪里有投机可能,有差价空间,这种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本文称这种投资为投机性投资。一般来讲,国际资本的活动主要通过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影响表现出来。
(一)国际资本流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宏观讲,流入国内的国际资本会转化为本国货币,扩大货币基础,产生巨大的货币乘数效应,与国内存款一道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大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有效性,导致政策时滞。此外,据估计,很多国际资本通过非法的地下途径流入一国,这样就加大了一国金融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于是很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不闻不问,这些巨大的潜伏国际资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从微观银行角度讲,在没有外资流入时,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于是本国银行可贷款额为S-RD。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RD)×η,此时银行的理论投贷及偿还能力为L=RD+(S-RD)×η×(1+λ);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A为一个常数,表示居民当期平均固定提款额经验数据;f为居民提款影响系数;ε表示普通居民对本币的贬值预期及突发提款总额),预期贬值及突发提款总额越大,居民在当期提款越多,当R>L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银行破产停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外净资本流入记为F;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则本国银行存款余额为S+s×m×F(s为直接标价汇率,m为货币乘数),进而本国银行贷款能力为S+s×m×F-RD;同样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s×m×F-RD)×η,此时银行的投贷及偿还能力总额为L=RD+(S+s×m×F-RD)×η×(1+λ),同样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f、ε同前),在R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比金融未开放前增加(s×m×F)×η×(1+λ),即增加了银行当期流动性,此时国际资本是否对银行稳定产生冲击取决于L与R的对比。
从国际资本投资角度讲,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以后,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额为生产性投资、投机性投资、现金的总和。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资金以及存款准备金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银行系统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在银行间的帐户间转换,并不影响银行相关帐户总额。直接投资跟利润率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利润为生产性投资×(i+i*)(i为国内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i*为国外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经济秩序稳定,生产性投资效益高,本国银行会将贷款更多发放给生产性部门,外资在利润驱动下,也会加大生产性投资,一方面,生产企业效益好,还款能力强,η的取值增大,在浮动利率制度下,生产企业资金需求增强时贷款利率λ提高,银行偿付及投贷能力L增大;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可以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从银行欲提固定现款A减少,此时国内货币价值稳定,ε会减小,使得居民当期提款R减少,本国银行、居民和外商都能从生产性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国内银行的效益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国内生产效益较差,生产性投资收益不好,人们会从银行提款用于消费,或转化为外汇或黄金或地产等等,一时居民提款额R会迅速上升,此时,生产企业经营困难,η取值减小,如果银行信用管理不善,在前期将款项贷给效益不好企业,将会产生大量坏帐,这导致η的进一步减小,R将迅速超过L,银行走向危机。
外来投机性投资进入国内看中的是投机空间,与表面经济繁荣与否无太大联系,在繁荣时期若出现较大投机空间它会大量进入,在经济萧条时期,若存在投机空间它仍会进入。因此,外来投机性投资可表示为总国际资本×(μ*-μ)(μ*、μ分别为国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系数,它们可以通过一国金融的某些指标反映,它们的取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假设μ*固定,则国内金融越不稳定,μ越小,μ*-μ越大,投机流入越多。当本国经济中出现不稳定时,投机资本会不惜代价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经济在短期内虚假繁荣,泡沫经济迅速膨胀。在赚取投机利润后,这些资本又会在短期逃离国内市场,使本国银行及市场在短期内资金严重缺乏,货币流动不足,银行及经济陷入危机。
从本币价值角度讲,根据剑桥方程Md=Ms=k×P×y,即m×s×F+m×(RD+C)=k×s×P*×y(Ms表示本国货币供给为,Md为货币需求,C表示现金,y为本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为物价水平,s、m同前,F为国际资本,k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流入越多,本币贬值。国内投资效率越高,国内金融体系统越稳定,投机国际资本比重越小,汇率随生产性投资比重变动,出现本币价值的一种可预见趋势。当国内经济出现漏洞时,不稳定的投机资本趁虚而入,随后突然离去,使得汇率s剧烈波动,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稳定性越弱。具体来讲,当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后,汇率s上升,本国货币面临贬值。为了保值,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买卖国债等,使得市场中货币供给减少;当其撤离时,带走比投机资本进入时更多的外汇,汇率s下降,本币升值。如果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它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外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本国货币开始贬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循环下去,本币价值将失去信任,将一直贬值,超过人们的心理底线后,形成金融危机,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国际资本活动下的本币价值心理危机。
(二)国际资本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内后,首先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货币供给相应增加,根据凯恩斯货币理论Ms=ky-hr,在y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Ms增加,必然导致利率r的下降,结果,国内居民纷纷将存款转化为证券,使得国内证券价格上涨。外资投机性资本随之为赚取差价而来,当证券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赚取巨大差价利润后逃跑,投机性资本撤出国内市场,带走比原来更多的外币。投机性外资占整个净资本流入比重越大,短时期内带走的资本越多,造成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锐减,利率上升,证券价格直线下跌,证券市值瞬间缩水,整个过程造成国内证券市场价格的巨大震荡,居民损失大量财富。而较小比重的投机性外资,它的进入与撤离,不会带来巨大的证券价格波动,相反,它能活跃国内证券市场,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国内直接融资效率,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是否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要看其本身的比重,市场运作机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十年后的启发
(一)中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隐忧
上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系统的影响,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人可以决定和操纵其爆发的时间的。它往往是诸多原因的总爆炸,国际资本流的迅速进入和退出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引火线的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力茨在很多场合表明一个观点:金融或经济危机只在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资本也只能对小国进行冲击。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阵风吹过,对一只苍蝇来说,这足以让其上天入地,可对一只大象来说,可什么也算不上。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可为什么1929~1933在美国爆发了从金融业开始的大危机,1992~1993年发达的欧洲国家爆发危机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面临金融方面的危机呢?本文仅针对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一些担忧和疑问。
1,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的很大一部分GDP是国外在华投资创造出来的,一旦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国外在华资本进行投资性区域选择而撤离,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2,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股市一路飙升,很多股票市值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过热的股市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近期国外及国内一些权威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相继发表报告表明类似观点;同时我国近年房地产居高不下,地产泡沫十分突出,很多地方房屋空置率很高。这种房产和股市泡沫是否有国际投机资本从中作祟呢?还有多少国际投机商对我国虎视眈眈呢?
3,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这种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本身意味着风险,一旦美元体系发生风吹草动,国际投机商对其进行攻击,我国的外汇市场安全将经受巨大考验。据有关报道,我国近期的国际收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帐面外汇储备不明增加,困惑了当局和经济学家,值得思考。
4,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自由化较快,金融创新冲动强烈,这其中也孕育着风险。2006年底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国外金融机构进驻我国,而很多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较低,影响到我国民族金融安全,而且这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在我国强势政府的呵护下,国民的民族金融意识薄弱,极容易被国际资本投机家利用,一旦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蝴蝶效应”在所难免。
6,2006年底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增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国内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尤其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这种类似“金字塔三角形”的金融机构体系是否像数学中的三角形一样具有稳定性呢?
(二)、针对隐忧的政策建议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调控能力,对周边及国际环境的预测水平,危机觉察和应急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危机。东南亚危机中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有目共睹。危机也许离我们还遥远,但我们应该防微杜渐,随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
1,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的金融监测评价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测站点,严密监视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情况以及流入国际资本去向,把握好外资的利用效率和结构。同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相关人员,组建金融危机专门预测小组,研究金融市场各种指数,评估当前金融运行状态,以供宏观调控决策。
2,金融结构的自身完善,加强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稳定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3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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