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例（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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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论文1

关键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生态民俗学；环境民俗学

人类社会发展到上世纪中期，人类周围的环境质量开始普遍下降，并朝着持续不断恶化的趋势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态系统失衡，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状况与条件、幸福与利益，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从区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整体性趋势扩展。

环境危机的全球性与严重性，使得人类开始对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无节制地改造自然的近代化发展道路等进行反思。从而，展开了人文科学与生态学交叉研究的新学科领域，如生态人类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分支。近20至30年来，关于人文、社科、历史等的生态学视角研究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民俗学也不例外，在各个学科都展开了有关环境、生态视角研究之际，民俗学也开始了学科领域的反思与探索，学界的中坚力量更是力倡环境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本文以日本环境民俗学的发展为契机，思考中国现代民俗学对于生态、环境研究的可能性趋势。

一、日本环境民俗学的研究概况1

民俗学研究领域里的环境或是自然，是包涵人类自身在内的环境或自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或是自然，是只有客体存在的环境或自然。对环境民俗学的研究，就是“以自然这个整体概念被重新统合后所描绘的人民的新的生活面貌”进行研究，从而“对迄今为止的民俗学的思考方法，以及民俗学本身的意义进行重新的认识。”（菅丰）

日本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日本学者菅丰教授总结为三个潮流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关于“生态民俗学”的民俗志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主要以野本宽一为代表，野本从其研究的“日本大井川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地区的民居屋顶的使用材料情况，发现各个地区的人们都是各自从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来选择适合于自身屋顶材料的植物来铺盖屋顶的”出发，并指出应把民俗现象放回到“自然和人的关系”问题的出发点上，然后进行重新认识，这其实就是从生态学的观点重新认识民俗文化。他进而还指明了生态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即以民俗学为研究主体，“把人重新置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之中，在自然环境中对民俗事项进行重新把握。”（野本宽一）

菅丰肯定野本在揭示自然和人的关系的详尽信息，生动地描述在河川流域中生活的人们及其地域性，尝试作为整体性的民俗志的实践的同时，也对其研究上的谬误进行了批评。他指出，野本把现在的民俗和古代或者基层文化之类的东西轻易地联系起来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没能够从民俗学的恶习中摆脱出来；野本将民俗事象轻易地当作与环境相预定调和的东西来理解，但他并没有进行探讨和验证。（菅丰）

第二个时期是关于“民俗自然志”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以筱原彻为代表，对“民俗自然志”进行方法性探讨：有关自然的物质文化、技术志的研究；把有关自然的生产作为维持生存最低限度的活动进行探讨的研究；作为风险分散战略的多资源适应的自然生产论研究；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对应中寻求生产复合意义的自然生产论研究（菅丰）。从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成果上，可以看出，皆是从生态的、经济的侧面，作为“量”的问题来进行研究的，从而致使有关生产的质的问题一直被忽略。

关于“质”的方面，主要是松井健“次要的生产”研究，探求生产活动的“质”问题：1）从生产到消费是直接相连的；2）与自然保持紧密关系的；3）在单纯的技术水准中要求具有高难度的技法；4）不能还原为简单的经济性的意义；5）受到空间性、时间性的限制；6）通过身体性，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之本来的位相关系（菅丰）。菅丰肯定了松井健关于“次要的生产”概念与分析，并指明“内在的乐趣”是开始或继续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原动力。

第三个时期是关于“环境民俗学”的研究。野本宽一在其《提倡生态民俗学》中已有提及，并认为生态民俗学是环境民俗学研究的最主要内容和趋势。然而，将环境民俗学发展开来的却是鸟越皓之先生。他以对滋贺县琵琶湖的研究作为基础，提出坚持抽出生活者内在理念之立场的“生活环境主义”2概念，此概念是为解决居住者的生活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以生活者内在理念为基础的实践性意义。以这样的视角及主义，在民俗学中形成的研究即是“环境民俗学”（菅丰）。

鸟越认为，环境民俗学就是从民俗学的视角，对具有如此意义的“自然环境”（被加工的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巧妙机关进行研究的领域（鸟越皓之），并指出了环境民俗学研究的三个领域：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人类与环境“共生”；以环境为媒介的“人类相互的关系”。鸟越从加于人类之手的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相互的关系入手的研究方法，为环境民俗学成立的可行性奠定了基础。

日本关于自然的民俗研究，可谓是“以传承的民俗为基础，对现代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实践性尝试”（菅丰）。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关对自然的民俗研究，恢复了日本民俗学对现实社会作贡献的实践性研究方向，从而也确立了有关自然的民俗研究所应有的地位。

二、中国的环境民俗学研究概况

关于中国的环境民俗学研究，从环境民俗学的提出到发展至今仍较鲜见。至今为止，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仅有乌丙安和江帆两位学者对“生态民俗学”进行了论述。

（一）乌丙安的“生态民俗学”构想

1994年，乌丙安以文化人类学关于旧大陆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类型的研究为契机，点明了文化人类学在对中国北方麦黍、南方稻米的农耕文化分野的研究中，忽视了“对形成两大农耕文化分野的生态环境解析”，指出“从生态民俗文化的视角考察中国北方农耕文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从而以生态学中的食物链为桥梁，认为“联系食物链的有关民俗文化，叫做生态民俗。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生态民俗的提法。

1999年，乌丙安在其所著的《中国民俗学》中，明确地将民俗划分为四个大的类别，（1）经济民俗：包括自然生态民俗、物质生产习俗、交易和运输民俗、消费生活民俗；（2）社会民俗：包括家族与亲族民俗、乡里社会民俗、都市社会民俗、个人社会仪礼、婚姻的民俗传承；（3）信仰民俗：包括传统的迷信与俗信、岁时节日与信仰习俗；（4）游艺民俗：包括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及民间竞技4。这是国内学者在对民俗事象的把握中，首次将“自然生态民俗”作为一个细目明确地提出来。

2002年，在意识到生态民俗研究的重要性之后，乌丙安有了构建中国生态民俗学学科的构想。他认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在繁荣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各民族人与大自然、人与动植物关系的民俗资料，这些资料和它们的民俗原形态，都和生态学的许多重要课题有着深层次的相关性，同时，这些关于生态的民俗对于认识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悠久传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5于是，他提出构建“中国生态民俗学”的学科设想，并从生态民俗学的视野、植物生态民俗、动物生态民俗、自然周期生态民俗、人类在食物链中居统治地位的生态民俗五个方面，论述了确立中国生态民俗学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江帆的“生态民俗学”构建

在认识到“生态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之时，江帆的《生态民俗学》一书将“构建生态民俗学学科”这一构想变为现实。江帆通过生态学视野中的民俗文化，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民俗学的提出，围绕民俗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证：阐述了生态民俗学的研究视角与特点，并就民俗生成的生态型本原、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对社会民俗、精神民俗、游艺民俗等内容进行了生态学视角的解读，系统阐发了生态民俗视角的多元视角及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价值观等。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生态民俗学具有学科的综合性、理念的整体性、研究的实用性等主要特点。

《生态民俗学》从两部分阐明了民俗学对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功用，即运用民俗学已有的知识系统对有关生态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描述与诠释；对民俗学者研究方向及其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引导。在对第一个功用进行阐述时，作者以“功能生态位的视角”指出，民间信仰与禁忌中包含有民众对地方物种持续存在与永续利用的观念，这些观念内化为历代民众的精神信仰和行为规范，并以习俗的方式传承下来，从而保持和维护了生态平衡，民间信仰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维护和调节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作者以生态视角来理解民间信仰与禁忌的作用，阐明了民俗之于生态系统的维护功能，并积极寻找其现实意义，这为我们对民俗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在对第二个问题进行论述时，作者指出民俗价值观的指向，从来都密切关联着人类的生存需求，因而对于民俗价值观的探寻，唯有回到人与自然关系上来探讨。

作者通过对以上两方面的论证，既希望通过民俗学对环境问题的理论探索，构建对民俗事项以生态学观点来研究的学科视角，也希望借助于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让民俗学走出停留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和解释问题上的研究困境。

三、日本环境民俗学研究带来的思考

从以上关于日本环境民俗学的研究概况中不难看出，日本的环境民俗学正逐步朝着学科理论、实践的建设方向不断前进着，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也愈加丰硕。由此可推测，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民俗研究，将是未来民俗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而国内关于环境民俗学的探讨与研究仍然较少，就目前的情况看，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探讨上。其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并不乏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民俗事项。

然而可喜的是，国内学界对长期忽视的民俗事项的生态学视角研究，开始有了普遍的关注与回应，并于2007年10月27－28日，在北京召开了“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的色音教授指出，自然环境与人类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类的社会行为始终受到各种知识系统的规约和引导，除了普同性知识外，各民族各地区的地方性民俗知识，一直在潜移默化中规约和引导着不同人们群体的社会行为。因而推动民俗学与环境科学、地理学的交叉研究，提升民俗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进行国际前沿学术交流就成为一个热门6。此次大会就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资源利用与民俗知识、地理空间与民俗空间、环境演变与文化变迁、自然灾害与灾害民俗、区域环境与生态移民等7个专题展开了讨论，并对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的前沿理论和具体个案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虽然这只是一个“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的学术探讨，但我们可以从中嗅出国内民俗学界对环境民俗学的关注与探讨势必将“流行”开来。然而，从日本环境民俗学已有的研究来看，笔者认为，我们在用生态学视角、环境学视角等对民俗事项展开研究时，不能忽视人作为自然的主体这一关键要素，可借鉴日本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摒弃其中的历史还原论、预定调和论等缺陷。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国内自身的具体情况，思考在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当地民俗地方性知识的作用，摒弃传统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等陈腐观念，虑及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特点，关注我国民俗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人文关系。从而使环境民俗学的研究在解决社会发展、环境危机等问题时，为当地居民提供可依据的理论知识，使环境民俗学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道路上走出的“实践性”一步。

注释：

1.本文所参引之日本主要文献：菅丰《关于自然之民俗研究

的三大潮流》，野本宽一《提倡生态民俗学》，鸟越皓之

《试论环境民俗学》，皆为课堂使用资料，即将在中国发表

2.生活环境主义，指在理解和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生活者

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环境的态度。宋金文，

《生活环境主义的社会学意义――生活环境主义中的“生

活者视角”》《河海大学学报》，2009年6月第Ⅱ卷第2期

3.乌丙安，《生态民俗链和北方民间信仰》，《民俗研

究》，1994年第1期

4.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乌丙安，《论生态民俗链：中国生态民俗学的构想》，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5月第24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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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论文2

如何对待民俗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对民俗文化的漠视使我们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早在1937年，钟敬文就撰文《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一文，谈民俗文化传承与教育的问题，点明了教育在改造民众生活模式，提高民众素质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99年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提出“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民俗学教育，不仅仅限于大学、研究院，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它的传播……至少应该从中学起，对学生进行民族民俗文化的教育，让他们增强爱国情感，自强不息。”同时，还提出了编写中学民俗文化教材的设想，并以日本、北欧等国家典范做法为例，这些说明了在基础教育、大众教育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2004年在南昌召开了“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会议，与会代表们围绕中国民俗教育的现状和未来、民俗教育与学校教育，民俗教育与大众教育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建议应把民俗文化教育纳入中小学教材。华中师范大学的副校长黄永林也提出，对民俗文化忽视悲观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从中小学到大学这种现象都存在着。如果这样下去，民俗文化就会在无形中流失，中小学应该把民俗文化纳入教材中去。2011年7月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中国民俗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提出“民俗民间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编写双语教材，编写民族民间文化普及的读物”以及“传统节日为民族教育平台”等建议。专家学者们呼吁要高度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强调要把民俗文化渗透到学校教育，渗透到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课程改革的重视

2011年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都对教材提出了建议，强调教材的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前言中关注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给社会语言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续，对语言文字运用的规范带来新的挑战。”强调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同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编写建议的第二条也指出：“教科书编写应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要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外课程标准都强调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不仅包括课堂教学资源，也包括课外学习资源，正所谓“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所以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这里就直接强调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不仅如此还强调对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如：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的“各地都蕴含着多种语文课程资源，学校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认真分析本地和本校资源……积极开发潜在资源……”这其中也包括对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其实早在2005年由等部发出的《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中就强调把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学校教学活动之中，提出要在课程设计和教材中，进一步充实介绍传统节日的内容，加强民俗文化知识的普及。新课标颁布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材编排都有了很大变化，旨在“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民俗文化素养。

语文教材中民俗文化内容比重的增加

伴随着人们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呼吁，以及新课改对民俗文化的重视，渗透民俗文化理念的中学语文教材相应而出。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已经有数篇学位论文对了“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这一课题进行过研究。如西南师范大学覃宗毅的《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广西师范大学冯汝林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李菲的《试论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山东师范大学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等。通过对这些论文的研究、对比，发现这些论文几乎都对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了梳理。他们多以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文化的分类为依据，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个方面对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分类、统计、罗列，有的还对涉及到民俗文化的课文篇目比例进行了分析。

从他们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高的比重。如西南师范大学谭宗毅，他初中教材以“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于2001年审查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为蓝本，高中教材是以“200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为蓝本进行研究分析。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教材中与民俗有关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初中二册、三册、六册，高中一册、二册、四册、六册中占了一半以上，甚至高中第六册所占比例高达3/4。由此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依据的。”

山东师范大学2004级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据粗略估计，在现行的山东版新教材中(包括必修和选修)，与民俗有关的文章基本占到各册的二分之一，有的甚至占到四分之三。其中，有些课文全篇都在讲民俗文化，而绝大多数是文中涉及民俗知识。”以上都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民俗文化。如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有《社戏》（第十六课）、《安塞腰鼓》（第十七课）等这样一些反映地方民俗风情的选文。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开设了民俗文化专栏，所选课文大多是写各地节日风俗，也有讲述民间艺人轶事，描述街头商贩吆喝的，展现了一幅幅有声有色的民俗风情画卷。所选课文有《云南歌会》（第十六课）、《端午的鸭蛋》（第十七课）、《吆喝》（第十八课）、《春酒》（第十九课）、《俗世奇人》（第二十课）。不仅如此，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的主题就是“到民间采风去”。

开设有“家乡素描”“、认识方言”“、乡土发现”“、节日探源”等五个专题让学生关注平常习焉不察的民风民情，探寻日常生活背后的“学问”。在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中，教材建设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尤其是语文选修教材，更是琳琅满目，为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就拿现行人教版教材来说，高中语文选入五本必修教材，十五本选修教材。为了传承我国的民俗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教材选入了一本专门介绍《中国民俗文化》的选修教材，在介绍这本教材的概况时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民俗文化》是高中语文科目、人教课标版的选修教材，立足于培养中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在这本教材中，编者把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民俗和非物质民俗两个部分。教材从学习语文出发，从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现象中选取年节风俗、衣食住行、百工百业、红白喜事、社交礼仪、信仰禁忌和神话歌谣七个专题来探究民俗文化。这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民俗文化教材。同时民俗文化在必修课中也零散的存在着，如鲁迅的《祝福》，讲的是浙江绍兴一带曾经流行的一种迷信习俗。

沈从文的《边城》，讲的是湘西淳朴的风俗人情。新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涉及到的则是封建社会的婚姻习俗，家族习俗等。其中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梳理与探究”部分第二个专题“古代文化常识”中，专门列有“四、礼仪制度”；第三个专题“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中，专门列有“二、年节风俗”。这些都强调了对民俗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为民俗文化的学习提供了条件。

中、高考的亲睐

无论是中学教材，还是高中教材，无论是选修教材，还是必修教材都强调民俗文化的学习与传承。随着新课标的出台，和民俗文化有关的中、高考试题应运而生。例如2010年的陕西中考试卷，试题在设置上凸显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题。整套试卷在“综合性学习”板块，设计了以“我来说生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课外文学作品阅读则选取了人文性、文化味较强的两篇材料《秦岭》、《秦腔吼起来》，明确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归纳、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诠释，让学生能感受到陕西地域文化的氛围，树立学生热爱家乡的意识，这样一个主题的选取，可以说这是本套试题的一大亮点。2011年许多省市的中考题纷纷“聚焦”传统文化，引发学生对传统节日、民族文化作一次深切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2011•辽宁省沈阳市）综合探究。是有关“中国月文化”主题探究活动。（2011•福建省泉州市）综合探究。涉及的是有关民俗节日探究的问题。（2011•福建省漳州市）综合探究。为弘扬漳州乡土文化，学校文学社开展“傩文化”民间采风活动。（2011•陕西省）的相关内容是以“走近姓氏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选题的目的是走近姓氏文化，了解姓氏文化，有助于增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以及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近几年各省市高考语文试题在材料的选取上除了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外，同样凸显了对弘扬中国优秀民俗文化的重视。例如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卷)的第五大题阅读名为“针挑土”，写的是凤凰苗寨的风俗。2011年广东卷的第五大题的第23小题，考察的是学生对于民俗节日的了解。2011年湖北卷第二题阅读考的是“中国建筑的‘文法’”。古文阅读是“谏成帝营陵寝疏”，考察汉代及个朝代丧葬习俗。2012年高考刚刚落下帷幕，安徽省高考语文试题民俗文化受重视。第一卷的第一大题阅读内容为传统文化，其中涉及到社区民俗、以及宗族民俗。另外在第二卷的第四大题的第18小题，给一段有关民间“年画”的材料，要求拟写一条“年画”定义。和这些类似的有关民俗文化素材的选题各省市高考试卷中还有不少。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民俗文化试题纷纷亮相，凸显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激活民俗、传承文化，寄希望于当代的中学生们，这可能是此类题目蕴含的附加值，这也充分体现了命题者的良苦用心。毋庸置疑，中、高考的亲睐必然使民俗文化成为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3

关键词 民俗学 创新 民俗志书 理论 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俗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体现出了诸多创新性的内容和形式，本文重点分析了其中的部分创新内容。

一、民俗志书写创新

将民俗志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另外方面也是对其产生的新的要求。书写是唯一形成民俗志的条件，因此必须从书写上对其进行根本性改变。民俗志文字的表达并不要求严格参照于民俗兴起时的文字风格，并且要求较少固定式填充资料的书写方式，这需要书写者在工作时能够对其进行多样化的塑造，如书写的表达意境、文章风格等。在民俗志的研究地位与日俱增的现今社会，刘铁梁通过不懈研究，为民俗志树立的准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进积极的倡导，使其更好的在民俗学研究中发挥范式的主导作用。在2004年时，由北京师范大学所参与的民间民俗文化遗产传承工程中，刘铁梁教授作为首要的负责人与其他师生对试点展开研究，作为试点的为北京市门头沟区，通过学者及学生们的调查和研究，为该区的民俗文化保护提供极具实践意义的方案，同时在其中逐步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书写形式，进而随着研究深入而最终形成具有标识意义的书写理念。该理念也逐步成为了保护和研究民俗文化主要书写方式，而后的民俗文化遗产传承工程深化进行，为东城区、怀柔区、西城区、昌平区等地研究均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在实践的过程中，刘教授及其他学者所提出的书写理念获得了不断补充和升华，最终成为了中国民俗志书写的统一制式。

二、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和独特作用

北师大教授刘铁梁在研究时发现了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以此基础上对“记录民俗学”进行重新的等位。刘教授认为“民俗志并不能单纯的作为记录载体，而是应帮助科学的研究为整个民俗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目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上来看，作为研究资料的民俗志不仅是在研究中被提取的资料，其本质上已然具备着一定的认知。虽然刘教授在其学术论文中并未明确表示民族志的所具备的规范性作用，但是从其对民俗学研究著作中，民俗志对民俗学的各方面影响，已然决定了民俗志的存在用作为此类研究的范式，甚至可以将其应用于规范和引导民俗学发展的范式，虽然在民俗学的发展中期并非独一无二，但是民俗志的独特作用将作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拓宽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

从其他方面而言，专注于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进步速度令人惊喜，同时在实际应用中也取得不错的成果。实证性的研究对民俗学内容的拓展以及基础建设都有着较强的实践意义，需要获得肯定。前文中所提及的学者钟敬文先生在该方面也有着非凡的成就，在神鬼传说、故事和历史研究中，均发表的杰出的论文。如《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是从多个方面对神话故事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再如《“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中日民俗间故事比较泛说》及前文中所提到的著作等，对民俗学的学术领域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而在这些著作的背后，钟敬文先生晚年之时由于身体原因，只能够通过指导研究生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和补充，在这些成果中也都充斥着钟先生的心血。学者许钰对传说和故事、陈子艾对民族风俗、张紫晨对宗教和戏曲等研究，结合钟敬文以及其弟子的学术成果，共同构建了目前民俗学实证领域。

四、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不断涌现

民俗学的内容涉猎较为广泛，在学术的研究上通常以其基本理论和历史等方面入手，目前针对于我国民俗学的研究文献已有一定的积累，如我国已故的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发表《把我国民俗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论文，更是参与到现行民俗学教材《民俗学概论》、《民俗间文学概论》的编写之中。学者董晓萍的《民俗学导游》、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27―1937）》、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等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中起到了不俗的作用。与此同时，从事于教育一线的工作者，也已论文的形式对民俗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评价。

在民俗学恢复之时，其传统性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随着研究步伐的不断深入，该类研究方式也将更加受到重视。正是如此，博士生在选取论文的方向和针对问题的意识也常有相关类型研究的出现，如黄涛的《民俗间语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等，便是在其范围和传统性上所进行的研究，其创见性令人观止。再如朝戈金的《口头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的程序句法研究》及贾放新作《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等对国外民俗学的研究著作，在理论的研究中有着不俗的造诣。

五、结束语

民俗志书的书写创新、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和作用、拓宽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以及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不断涌现都体现出来民俗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也和中国经历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有着紧密的联系。

参考文献：

[1]余悦，王俊晖。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形态[J].江西社会科学，2008（11）.

[2]乌丙安。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J].江苏社会科学，2010（10）.

[3]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J].民俗研究，2008（3）.

作者简介：

渠海燕，男，汉族，籍贯，山西，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民俗。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4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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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关联理论”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的实证研究 中原民俗文化的特点及文化特质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翻译与民俗文化 西安旅游民俗文化翻译问题研究 “中国英语”在陕西民俗文化对外宣传翻译中的作用及实践 民俗文化在新环境下的传播特点及文化主体性探析 基于语料库的民俗文化词翻译方法研究 旅游外宣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汇汉英翻译研究 浅析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 关于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的几点思考 越南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策略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研究 灿烂的民俗文化 浓郁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的瑰宝 琉球的民俗文化 基于民俗文化视角的乡村旅游文化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微探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教育 > 民俗文化翻译的特点及实证研究 民俗文化翻译的特点及实证研究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民俗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民俗文化的翻译中，保持源语文化特征并能够为译语文化读者所理解是译者的首要任务。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无法对等的情形下，选择传递源语的核心思想而抛弃其文化特征是译者一种无奈的选择。关键词民俗文化翻译民俗与文化紧密关联，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人类学者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物，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1］ 从Tylor的观点可以看出文化的范畴要比民俗大得多，其包含民俗的全部内容，民俗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和总体的关系。由此推断，民俗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暨民族性和地方性。民俗除具有文化的共性外，还具有两个独特的个性。一方面，民俗具有通俗性，能够被一定区域生活的民众所雅俗共享。关于民俗一词的来源，乌丙安认为“英语中‘民俗’一词的‘民’即民众；民俗的‘俗’即通俗。它由萨克逊(Saxon)语中的folk和lore合成的，意思是‘民众的知识’或‘民众的智慧’。［2］ 另一方面，民俗是一种口头传承的文化。“人类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字文化，一种是说话文化。民俗是说话文化”。［3］民俗的传承和沿袭以口头为主。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 ?偊b 多尔逊教授认为：“民俗是口头的、传统的和非官方的民间文化。” ［4］这种观点涵盖了民俗的两个特性。

基于民俗文化的特殊性，其翻译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在能够为译语读者理解的前提下应尽量保留源语的文化特征。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民俗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正是这些民族个性才构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因而也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保留的部分。第二，努力创设语境，尽量使译语读者轻松悦纳它种文化，避免文化替换。由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不同并且译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缺乏了解，所以无法理解源语文化的精髓。此种情形要求译者在尽量保留文化精髓的同时应该为译语读者创设较为容易的认知语境，从而促使译语读者理解并悦纳它种文化。但这种语境的创设，绝非用译语文化去代替源语文化，而仅仅是使用译语文化思维和文化特点助力译语读者的理解。第三，翻译的交际功能优先于文化信息传递功能。在译者无法找到能够创设源语文化语境的方式之时，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交际功能，放弃文化信息的直接传递。例如，满族丧葬风俗中有下列文字：

“一般人家老人死后，要顺炕放三块木头，俗称“停尸排子”，把死人放在上边。死者的嘴里要放一个铜大钱，或者硬币，叫‘含殓’。”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在这段文字中，涉及到满族丧葬风俗中的三个独特现象，第一个是“炕”，第二个是“停尸排子”，第三个是“含敛”。对于满族人来说，“炕”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事物。在中国北方尤其是满族聚居区的地方，由于气候偏冷而潮湿，睡觉时躺在炕上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炕”是一种由泥土或者砖块建造的能够在其中生火并充当烟道功能的一种类似于床的工具。和床相比，“炕”有以下优点：其一，“炕”是热的，因为有烟通过会传导热量；其二，“炕”是干爽的，因为“炕”上有热量，所以“炕”可以在相对潮湿的环境中保持干爽。对于“炕”这个词的翻译，笔者认为应该尽量用汉语拼音“kang”去直译，只有这样才能够传神表达出独特的满足文化。但是，在英语读者文化里没有“炕”的概念，所以笔者在翻译之时，采取加注的方法，使英语读者能够产生理解“炕”这个民俗文化的语境。“停尸排子”的翻译则显得更加困难。“排子”是类似于船的一种简易水上工具，因为其平整，所以可在上面放一些东西。这里的“停尸排子”就是一种平整的类似于竹排的那种工具，可以暂时停放尸体。在西方根本没有“停尸排子”一说，所以在翻译的选取上，笔者进行了意译处理，只传达了意思，没有完全表达其文化内涵。“含敛”是完全中国满族式的风俗。它的基本含义是：人死以后，含着金钱入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富裕，不缺钱花。在西方，由于上帝主宰的基督教认为人死之后能够上天堂，因为你是耶稣的子民，所以不需要思考生活的事，更不用说钱财了。所以笔者对“含敛”这一文化现象采取了直译加注的方式。根据以上对英语文化读者的分析，笔者认为这段文字应这样翻译：

For a common household, three pieces of wood will be put on the “kang”1 to form a stretcher called “tingshipaizi” that has the same direction with it so that the corpse can lie down on it. A coin made of copper should be put into the mouth of the dead, which is called “hanlian”2.

Acknowledgements；2、a bed that can be warm and dry when getting a fire under 、a hope that the dead can be rich.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