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物理的论文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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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物论文1

学生物理基础参差不齐

经历十多年的发展，独立学院的教学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随着高考的不断扩招，独立学院的学生素质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就江苏省而言，高考物理为选测科目，考核结果为等级制，而一般独立学院在招生时，都没有像一本院校那样，对物理学科单独提出等级要求，而是笼统的以“BC”，“CC”作为选测科目要求，导致同一专业、同一班级学生的物理基础参差不齐．同时，生源来之不同的省份，使得物理基础差异进一步拉大．

学时过少，教学困难多

经过两次调整，大学物理课程学时由最初的112学时调整为96学时，2008年又下调为64学时．为了适应少学时的教学，更好的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对大学物理课程教学进行了改革．针对不同专业的不同要求，对教学内容的侧重点进行了调整，进行分专业教学．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大学物理内容庞杂、学时过少，使得分专业教学思想举步维艰．

基础与专业难以兼顾

对于大学物理，许多人认为专业用得到就讲，用不到就不讲．这种观点忽视了物理学在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力求相对系统地阐释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基本研究方法，使各专业学生通过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能够对物理学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较好地掌握自然科学的基本分析和研究方法．但是，由于学时数的限制，只能采用大专院校教材，降低教学难度，简化推理过程．由于教学内容过于简化，缺乏系统性，缺少对物理思维方式的培养和典型问题的深刻论证，因而使学生难以从中获得对物理学基本思想的深刻理解及掌握物理学的实际应用，也难以发挥物理学在应用技术型和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的基础作用．

习题练习少，教学质量差

由于学时紧张，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讲解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尽管如此，也只能勉强保证讲授经典物理中的基本内容．课堂上缺乏足够例题讲解和习题练习，加之生缺乏学习积极性和一定的自学能力，导致部分学生课程考试成绩不理想，甚至无法通过课程考查，同时基础不扎实，也影响了后续专业课的学习．

2分层次分专业教学的必要性

简单分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专业一门重要的基础课，能否学好将直接影响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甚至会影响学生今后的长远发展．目前，理工类专业主要分为4大类：机械类、土木类、化工类以及电子信息类．根据不同专业对大学物理的要求，分别制定了教学大纲，同一类专业使用同一教学大纲，以同一标准授课．对于少学时的大学物理，实行分专业教学有助于不同专业对大学物理的不同需求，使“基础”更好地服务于“专业”．但是，同一类专业由于学生人数众多（360人左右），物理基础参差不齐，必然导致一部分学生“吃不饱”，而另一部分学生“消化不良”，这样既不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对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分专业教学难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分层次教学的基本内涵

分层次教学就是教师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水平和潜力倾向把学生科学地分成几组各自水平相近的群体并区别对待，这些群体在教师恰当的分层策略和相互作用中得到最好的发展和提高．简而言之，分层次教学的内涵主要基于“因材施教”及“成功效应”原理．“因材施教”主要从学生现有水平角度出发，进行差异化教学，这里的差异主要包含：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进程及评估标准等．“成功效应”主要从学生心里层面出发，使学生在成功的喜悦中获取学习的自信心，进而培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分层次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使学生之间缩小差距，获得共同进步．

分层次分专业教学的有机结合

分专业教学初步解决了大学物理内容多、难度大与学时少之间的矛盾，但其只考虑了教师的教学进程，只照顾到了成绩处于中间部分的学生，反而使“吃不饱”和“消化不良”这两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愈加糟糕．分层次教学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它可以充分调动学有余力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能帮助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果．鉴于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学物理的教学质量，践行“主体性个性化教育”的育人理念，有必要将分层次和分专业教学有机融合于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3分层次分专业教学方案设计

实行“培优班”和“普通班”模式

经过前期的充分调研，对2014级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局部调整，具体到大学物理课程，按照专业大类将学生分成“培优班”和“普通班”两个层次进行分层次分专业教学．其中“培优班”学生约占学生总人数的15%，分别在机械类、土木类、化工类以及电子信息类中选拨出一个50~60人的“培优班”．“培优班”的学生整体素质较高、基础扎实、勤于思考、学习刻苦，而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勇于进取、敢于竟争．“培优班”选拔的依据主要有：高考和物理学科成绩，高等数学（上）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及第一学期综合表现等几方面综合考量，按一定比例确定．不同专业大类根据具体情况比例系数会有所不同．

分层次分专业教学大纲制定

举办“培优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践行“主体性个性化教育”的育人理念；另一方面促进更多的学生夯实物理基础，提升自身科学素养，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自身专业学习乃至长远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保障．例如：部分学生想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这样在后续考研和学习过程中对物理要求就会比较高．同时，也对大学物理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在编写教学大纲时，并没有采取部分高校“模块化教学”形式，而是力主将大学物理的完整体系呈现给所有学生，只是在具体要求上有所不同．经过对江苏省内部分同类高校的调研，结合我院教学实践，提出了“培优班”和“普通班”采取不同学时的分层教学模式，“普通班”仍然保持现有的64学时，而“培优班”学时则增加为96学时．根据四大类专业的具体要求，分别制定了A，B两种教学大纲，即共有8份教学大纲．

分层次分专业教学过程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着力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教师选派

“培优班”选派理论水平高、授课质量好，在内容拓宽和加深等方面经验丰富的教师．“普通班”选派教学经验丰富、耐心细致、要求严格，探究式教学运用较好，且乐于教书育人的教师．

教材选用

“培优班”和“普通班”选用不同的教材．“培优班”选用马文蔚的《物理学》第5版，“普通班”选用祝之光的《物理学》第3版．

日常教学管理

“培优班”可不拘泥于课本，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教学内容，拓展知识面．“普通班”弱化具体的数学推导过程，着重于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的讲解，注重启发、探究式教学．

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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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物论文2

《天人五论》因迟至80年代末才得以公开出版，所以在此之前没有发生社会的影响。但是，张先生在30年表的哲学论文是有社会影响的，这对于评价张先生在30和40年代的哲学体系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道升在1935年的《国闻周报》第十二卷四十五期发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其中将现代中国哲学分为：“纯宗西洋哲学”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物论和新唯心论，以及“兼综中西哲学”的唯生主义、新法相宗、新陆王派和新程朱派。在“新唯物论”条下，孙道升说：“新唯物论亦称辩证唯物论，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导之哲学也。……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他比臂的。……这一派哲学的哲学家为数最多，如陈独秀、李大钊、李季、叶青、陈豹隐、李石岑、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诸先生都是。……这许多新唯物论者又因仁智见异而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袭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先生可为代表。”[23]可见，张先生（季同）在当时是“许多新唯物论者”之一，他属于新唯物论中的一派，即“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在孙道升列出的新唯物论哲学家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张季同的《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这两篇论文都发表于1933年，也就是说，当孙道升在写《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时，张先生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尚未发表。在此需要讨论的是，孙道升把新唯物论列在“纯宗西洋哲学”一类，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就张先生的哲学思想而言，他可谓“学宗新唯物论”，而又“兼综中西哲学（之优长）”。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之所以是“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除了其“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之外，还因为这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接了“榫”的新唯物论，因而它是具有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解析法的新唯物论”，简言之，即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

在30年代中期曾发生“唯物辩证法论战”，它启端于张东荪在1934年编辑出版了《唯物辩证法论战》，此书虽名为“论战”，实际上所收都是单方面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文章。当时，陈伯达、胡绳、弱缨、沧白、叶青等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对张东荪派予以批判，叶青还在1935年编辑出版了《哲学论战》，此书收入论战两方面的40篇文章，其中包括张先生的5篇，即《辩证法与生活》、《相反与矛盾》、《论外界的实在》、《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和《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实为该书中收入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他是属于唯物辩证法一方的论战之“主要参与者”[24]。

曾有学者认为，“把张岱年哲学思想称谓为‘新唯物论’，怕有混同叶青哲学之嫌”[25]。此实为大谬！30年代所称的“新唯物论”即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26]这里的“新唯物主义”（当然又可译为“新唯物论”）指的就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在30年代中期，叶青也被视为“许多新唯物论者”之一，他之反对新唯物论是逐渐才暴露的。叶青在当时曾批评“张申府和张季同”的思想“显然错误”，而张先生则在1936年撰文《评叶青<哲学问题>及<哲学到何处去>》，对其“心物综合论”、“哲学取消论”等谬误进行揭露和批判，指出在叶青自己的“创新”见解中“充满种种的错误”[27]。

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发表后，苏渊雷在1936年秋写给张先生的信中说：“数于《国闻周报》上拜读大著，广大精微，叹未曾有。意者中土新哲学之诞生，将以一大事因缘而出世乎？待之，待之，直至今日拜读大著《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后，始信我愿不虚矣。私幸处此天地跼蹐、山河日窄之际，学术分裂、百家往而不返之日，尚有清通简要之思想家，如先生者，独抒伟论，演此甚深希有之大法，以饷吾彷徨无路、颠倒妄想之青年，而为风雨飘摇、不绝如缕之思想界，赓续新省。其为悦服，曷可言喻。尊论谓以新唯物论为本，先求唯物与理想二义之综合，而兼综解析法，以此求一真的可信的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切问近思，真探本抉微之谈也。”[28]从苏渊雷的信中，可见张先生的文章对于当时青年的思想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

另外，张先生在1933年从北师大毕业后，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他当时讲授的课程为“哲学概论”。他在《八十自述》的回忆中说：“我讲课时，增加了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学的材料，并且较详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29]曾有学者撰文说，张先生是第一个把辩证唯物论引入中国的大学讲坛的。此评价不虚。最近，张先生的儿媳刘黄女士在《逝者如斯》一文中记述：“前几年，曾任北大校长的吴树青先生对我说：张先生早就在大学里讲辩证唯物论了，那时候，我还是他的学生呢。好像丁石孙先生也对我们说过，三四十年代，张先生就已经在清华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课程，学生们很欢迎他的课，‘很多人修’。”[30]丁、吴二位先生都曾任北大校长，他们对张先生在清华大学最早讲授辩证唯物论的记忆，证实了张先生当时为宣传辩证唯物论而做出的贡献。

2005年4月30日，中华孔子学会召开“悼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一周年”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张滕霄先生在发言中也回忆说，他在青年时期就曾读过张先生的文章，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由此可知，在苏渊雷先生的信中反映的张先生的文章对当时青年产生的重要影响，并非孤立的个别现象。

刘黄女士在《逝者如斯》一文中还透露了“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文革期间，张先生被发配搞资料，于是有幸看到过在1篇揭批材料中提到，当时延安“某最著名的党内理论家”（按即陈伯达）曾经这样评价：现在在国统区有两盏明灯，一盏是艾思奇，另一盏是“宇同”（按即张岱年，“宇同”或当为“季同”）。“鉴于‘文革’当时的环境，这事他从未向外人提过。”[31]从这件以前“不为人知的事情”，可知张先生的文章不仅在当时的“国统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延安也曾得到很高的评价。

二

张先生早年的成名作是1931年发表的《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此文受到冯友兰、罗根泽等先生的高度评价，后被收入《古史辨》第四册。在此文的末尾，张先生说：“我自己二年前对于考证发生过兴趣，现在却久已离考证国土了，并已离开古书世界了。”[④]由此可知，张先生至少从1930年开始就已把主要学术兴趣转入了对现代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此后，他连续发表了《破“唯我论”》、《知识论与客观方法》、《辩证法与生活》、《哲学的前途》、《谭“理”》、《关于新唯物论》、《论外界的实在》等哲学论文，其间也发表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和《颜李学派》等中哲史方面的论文。后一方面的论文是配合前一方面的论文而发表的，这也有“接着”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讲的意思，如他在《颜李学派》的末尾所说：“探索了颜李的思想，我们是不是觉得唯物论是应信取的呢？而且，探索了颜李的思想，我们是应在生活上有所实践呢，还是仍觉得只诵读空谈就可以了呢？”[⑤]

在《哲学的前途》一文中，张先生说：“我不相信将来哲学要定于一尊，要为某一派所独占。那是不可能的，也不会有好处。但我相信，将来哲学必有一个重心或中心。”“这为将来世界哲学之重心或中心的哲学”，当有三项特点，即“唯物的或客观主义的”、“辩证的或反综的”、“批评的或解析的”[⑥]。显然，前两项特点意在肯定辩证唯物论，后一项特点则是要吸收西方现代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张先生当时把西方的新实在论、维也纳学派等称为“科学的哲学”。他说：“将来的哲学便是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由证明法的运用，则怀悌黑、胡萨尔、鲁易摩根、迈耶森，以及实用主义等的好处，也就可以被容纳了。……科学的哲学的好处在精细，却有怀疑论的倾向；新唯物论的好处在丰实，却有独断论的色彩。这二派的综合，便可得到最可信的新哲学了。对于其他各派所发现的真理，亦不容不汲取。而欲兼取相斗争着的各派中的真理，又必赖反综法之运用。”[⑦]这就是说，他当时主张辩证唯物论与逻辑解析法的综合，同时对西方他派哲学的真理成分亦持开放、汲取的态度。在30和40年代，无论是新唯物论哲学家还是反新唯物论哲学家，都把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或形式逻辑视为水火不容，而张先生则始终认为二者“必结为一，方能两益”。

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张先生说：“新唯物论或辩证的唯物论，实为现代最可注意之哲学。”[⑧]他首先强调了新唯物论与旧唯物论、机械唯物论的区别，然后论述新唯物论在宇宙论和知识论方面的精旨。关于新唯物论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他指出：“今之言新唯物论者每不肯以新唯物论与现代他派哲学作对照观，而好言佛耶巴赫（Feuerbach）为古典哲学之终结，而以新唯物论为继承佛耶巴赫者。如此立论，何能使人折服？何以见新唯物论之长？唯以新唯物论与现代他派哲学对较，然后乃可见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每思新唯物论虽成立于19世纪之中叶，而其中实能兼综20世纪若干派哲学之长。如其言宇宙为一发展大流，则能纳柏格森哲学之长；其言一本而多级，则能纳鲁意摩根等突创进化论之长；其言实践，则能纳实用主义之长。”[⑨]在这段论述中，张先生既肯定了新唯物论是“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同时又强调了在费尔巴哈之后西方现代哲学仍然有新唯物论需要汲取、兼综的真理成分。遗憾的是，张先生的这个观点长时期没有得到“主流”的新唯物论哲学家的认可，以致费尔巴哈之后的西方现代哲学一直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或“庸俗哲学”，直到80年代以后研究西方现代哲学的合法性才逐渐得到“正名”。

张先生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还肯定了张申府关于列宁、罗素和孔子“三流合一”的思想。他说：“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⑩]这段话是后来张先生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思想雏形。

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发表后，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先生曾对张先生说：“你的文章说新唯物论讲‘变中有常’，我看过许多新唯物论的书，没有看到这样的话。”张先生“当即表示，这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解释而已”[11]。这可以说是新儒家与新唯物论哲学家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对话”。熊先生为什么对“变中有常”的思想给予重视？我想，此中的“常”不能当作一般意义的常规或规律来理解，而必须联系到道德、思想、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常”，即发展的连续性。张先生在当时还发表了《道德之“变”与“常”》，他说：“道德依时代而不同，随社会之物质基础之变化而变化；然在各时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贯者在，由此而各时代之道德皆得名为道德。”“各时代道德中之一贯者……可谓道德中之‘常’。”道德之“变”是指道德发展的历史阶段性，道德之“常”则是指道德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张先生说：“旧道德中有虽旧而仍新者存，于此当明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新旧道德之对待关系，亦对立而统一的，变革之而同时亦有所保持，且系发展之。”[12]讲道德之“变”，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如果只讲“变”而不讲“常”，则违背了辩证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陈独秀等最先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此学说在当时成为批判“孔子主义”的利器，但李大钊、陈独秀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却带有“机械”的成分。如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13]这些论述在当时虽有思想进步的合理性，但同时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只讲道德之“变”而不讲道德之“常”的片面性。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得真如一座座分隔开来的“楼房”那样，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全然不再适用于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样一种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至今也没有完全绝迹。张先生则最早在接受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讲明了“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

恩格斯曾经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理解，恩格斯说：“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14]恩格斯对哲学发展所讲的话，当然也适用于道德等领域。每一个时代的道德也都有前一个时代的道德作为其思想资料的前提，经济在这里并不创造出任何一种“全新”的道德，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在历史的变革中，道德的发展既是阶段性的，又是连续性的。这就是张先生当时所讲的“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有了这样的“辩证法”，张先生所说“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新唯物论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综合，就是理所当然的。

张先生当时还把“辩证法”运用于对文化问题的探讨，积极参与了30年代关于“中国文化本位建设”的大讨论。他说：“文化是最复赜的现象，文化问题只有用唯物辩证法对待，才能妥善地处理。”“唯用‘对理法’，然后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才不失之皮毛，才不失之笼统。唯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15]这里所说的文化之“整”，即文化的系统性；文化之“分”，即文化的可析取性；文化之“变”，即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文化之“常”，即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文化之“异”，即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之“同”，即民族文化中的世界性（普遍性）。正是因为张先生把辩证法运用于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对于“文化之实相”的种种辩证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所以他既不同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也不同意复古主义的东方文化优越论，而主张兼综东西文化之优长而进行“创造的综合”，并指出“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的创成”[16]。这样的文化主张，在张先生晚年又表述为文化的“综合创新”论。

张先生认为，“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但文化之重建，须先有思想之独立，而如欲思想独立必须有哲学之创造。”[17]他在1935年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指出：“在此时，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的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在此时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的。”这个“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在内容方面必须具有四个特征，即它必须是唯物的、理想的、对理的和批评的[18]。在此文的基础上，他于1936年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指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这里所说的“唯物”，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又是指要“接着”中国传统的唯物论讲。这个“新的综合哲学”，既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又是中国传统唯物论之“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19]。在此文中，张先生还列出了这个“新的综合哲学的大体纲领”，即其在方法论、知识论、宇宙论和人生论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此文成为张先生在30年代的哲学代表作。

在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时，张先生也正在完成他在中哲史方面的代表作，即《中国哲学大纲》。史与论同出，古与今并见，把哲学史研究的“照着讲”和哲学理论研究的“接着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张先生在30年代中期达到的其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大纲》述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先讲宇宙论，然后讲人生论，最后是简略的致知论，这符合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模式；而在“新的综合哲学的大体纲领”中，方法论和知识论已经列在宇宙论和人生论之前，这完全是现代哲学的理论建构，其中的一个深意即现代哲学因有方法论的高度自觉和知识论的深度反省，其宇宙论和人生论已经不再是独断的绝对真理，而成为不断诠释、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也就是张先生在《辩证法的一贯》一文中所说：“辩证法的哲学总在发展之中，后进的研究者有补充先进的思想家的缺欠的职责。辩证学说的发展应亦是辩证的。”[20]

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附识三”中，张先生说：“本篇第五节所提出的一个新哲学之纲领，只是极其简略的粗枝大叶而已，未予论证，实则论证是很重要的。”他当时拟接续发表一部分研思札记（题为《人与世界》），以作为对“新哲学之纲领”的“稍详的阐述”[21]。然而，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也命途多舛。这一计划以及《中国哲学大纲》的出版，都因“七·七”卢沟桥事变而受挫。此后，张先生在滞留北平的艰苦生活条件下，蛰居读书，又写了大量的研思札记，并在40年代著成五部哲学论稿，即后来所称的《天人五论》。

《天人五论》原称为《天人新论》，因生活条件之艰苦，其写作计划没有最终完成，只留下五部论稿，故改称《天人五论》。其中的《哲学思维论》对应于“新哲学之纲领”的方法论，主要论证了辩证法与演绎法、归纳法的综合互补；《知实论》是知识论部分的上篇，主要讨论知识与外界实在的关系，在《知实论》之后原拟写《真知论》，主要讨论经验与理性的关系，但没有完成；《事理论》是宇宙论部分的上篇，主要论述了“物统事理”“理在事中”的思想，《事理论》之后原拟写《心物论》，讨论物、事、理与心的关系，但没有完成；《品德论》是人生论的简纲，主要讨论价值观与道德理想问题；《天人简论》是把前四论的主要思想概括为十大命题，以作为“天人新论”的简要表述。张先生在《八十自述》的回忆中说：“我撰写这些论稿，意在实现‘将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于一’的构想。”[22]可见，《天人五论》与他在30年代所发表的哲学论文是同一个思想体系的发展，前者是对后者的充实论证。

三

令人遗憾的是，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在1949年以后却发生了“由论入史”的转折。据张先生在《八十自述》中的回忆：“到1949年春季，应学生们要求，经学校同意，我开讲‘辩证唯物论’课程，听者很众。次年又讲过‘辩证法’、‘新民主主义论’等大课。”当时，人民大学聘请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及辩证唯物论，清华大学让张先生去听专家讲课。同时，辅仁大学邀张先生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北师大亦聘他为兼职教授，讲“新哲学概论”。“当每周奔驰于四校之间，工作非常紧张，但精力充沛，不感疲劳。”直到高等院校调整后的1953年，“北大也聘请了苏联专家，讲‘马列主义基础’，由我和黄楠森担任辅导，讲‘马、恩、列、斯著作选读’。”[32]在此之后，北大哲学系成立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张先生的学术生涯遂发生“由论入史”的转折。

张先生的“由论入史”，固然与建国初的高等院校调整和教学分工有关系，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建国以后的哲学理论研究逐渐被墨守、僵化的学风所笼罩，这种学风是张先生所不能认同，而它也不能容许张先生的带有“批评（分析）”和“综合创新”性质的新唯物论所继续存在的。

张先生在30年代所作《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一文中就指出：“我觉得有二事是在各方面都根本重要而决不可忽的：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客观的态度。必有此两者乃方有学术之可言。对于任何学说，任何理论，任何见解，都不应盲信，更不应盲诽。……如真有诚心求真理，如真有诚心努力于学，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是第一必要的。如能如此，则必能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有堪信取者在，实有胜过它派学说的地方；而现代它派的哲学亦非皆无所见，即古代哲学，西洋的及中国的，亦都非可完全排弃。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亦非无缺欠，而其它任何一派哲学都非无缺欠。哲学如此，他学亦然。”[33]张先生的这些话是针对当时“令人悲忧”的“许多人的态度”而言。当时，“多数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问内容，不加细察，一概藐视，一概抹杀。”[34]这里说了两种情况，建国以后，后一种情况是不能继续存在了，但前一种情况却大行其道，这是“令人悲忧”的。

张先生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时指出，它在内容方面必须具有四个特征，即它必须是唯物的、理想的、对理的和批评的。其所以必须是“批评的”，是因为“哲学必须是精密的……批评即武断之反，如不愿是武断的，便必须是批评的。用一名，须有其明切的义界；立一说，须有其精密的论证。不能证者不立，不可验者不持。二义不可表以一名，两意不可混于一辞。……哲学务在求真知，原必须是极其矜慎谨严的。”[35]张先生所谓“批评的”，旨在吸收新实在论的实证与分析方法，以避免新唯物论的武断和粗疏，并藉以实现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综合互补。这是当时“主流”的新唯物论理论家所不能认可的。如艾思奇曾说：“在现在，真正的前进的思想里，绝不能让形式逻辑学占据地盘。”“我们现在既已有了高级的动的逻辑，就用不着形式逻辑学了。”[36]当张先生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发表后，曾有金放然对其提出质疑，艾思奇遂亦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此文的“答金放然”是对张先生所说“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唯物的、对理的”予以肯定，而“求教于张季同先生”则是对张先生所说必须是“理想的、批评的”予以批评。艾思奇说：“不错，新哲学的内容应是唯物的，对理的，但为什么要加上理想的呢？这不是反把视线扰乱了么？唯物，对理的自然就包含理想，有批评，张先生，新的哲学是战斗的，它应是行动的指针，它要指挥着残酷的战争啊！在实际的战野上，在精神的战野上都不能例外，难道还会忽视批评的，理想的么？”[37]显然，艾思奇的批评是武断和粗疏的，实质上他只能肯定“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而不能允许在其中更综合道德理想主义和批评、解析的方法。艾思奇的这种态度，对于张先生在建国以后的“由论入史”当有重要的影响。

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的“附识二”中批评了“今人对于新唯物论的态度”。“一是墨守的态度，即类乎宗教信仰的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二是盲目反对的态度，即不求甚解，不作同情的体察，而悍然作不中肯的驳诘。”[38]这两种态度，后一种在建国以后是不能继续存在了，但前一种在建国以后却大行其道。张先生说：“我的意思认为学术之进，端赖自由思想与批评态度，以水济水，实非真学。……我的态度是发挥扩充：对于已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研讨之。我认为中国现代唯物论者的任务是：⑴以解析为方法将新唯物论中根本观念剖辨清楚；⑵以唯物对理法为方法讨论新唯物论创造者所未及讨论的哲学问题；⑶以新唯物论为基本，而推阐所未明言之含义；⑷以不违乎对理唯物为原则，以吸收它派哲学中之合理的东西；⑸根据唯物对理法处理中国哲学中之传统问题；⑹寻求中国哲学中之对理唯物的传统而继承发挥之。现在许多自命为新唯物论者的人，都取第一个态度，未必能同意于我所说的扩充，我只希望不要随意误会或曲解。”[39]张先生的“希望”在建国以后成为奢望，不仅“随意误会或曲解”大为盛行，而且“自由思想与批评态度”已无存在的余地了。他所提出的六条对新唯物论“发挥扩充”的任务，几乎无一能被现实的环境所允许，可能惟一的例外是第六条，即“寻求中国哲学中之对理唯物的传统而继承发挥之”尚可在50年代被认可。这样，张先生的“由论入史”就是必然的了。

张先生在《八十自述》中将其“由论入史”的原因讲得很简略，即他在50年代初讲“辩证唯物论”等课程，“但后来发现，讲辩证唯物论哲学，必须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及中共党史，而我对于党史及当时政策都缺乏信息来源，难以联系实际，以后便决定不再讲辩证唯物论课程了”[40]。这显然只说明了一部分的原因。刘黄女士的《逝者如斯》一文对此有另一种说明：“解放后，我公公也曾经继续设坛开讲唯物论和辩证法，但只讲了一年后，大约是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向领导提出：这课最好由党员来讲，便金盆洗手停了。对此，他对我的解释如下：‘我不是党员，不敢和艾思奇争。’……那时中央党校有艾思奇在研究辩证唯物论，并且应邀‘三进清华’讲课。我问他：‘你和艾思奇谁讲得好？他似乎觉得两人各有千秋，说：我讲得比艾思奇深刻，他讲得比较浅、比较通俗……”[41]这里说的辩证唯物论要“由党员来讲”，“不敢和艾思奇争”，可能更多反映了当时的真正原因。至于说“我讲得比艾思奇深刻，他讲得比较浅、比较通俗”，应该理解为张先生所讲的辩证唯物论是带有“批评（分析）”和“综合创新”性质的，而艾思奇所讲的辩证唯物论则是按照党的领袖的思想讲，带有普及、宣传性质的。

陈卫平教授在《理论创新·评价公正·知识普及》一文中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哲学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的，而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是以张岱年的‘解析的唯物论’为代表的。”[42]这种分析是比较深刻的。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成果，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来说，当然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的创新成果要更为重要，但还应该承认二者“各有千秋”。例如，张先生在30年代就提出了理生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在40年代他把“和谐”列为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认为事物的发展“一乖一和”，“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兼和”乃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准则[43]。这些思想在1949年以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没有的，而1949年以后则不再允许“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继续存在，其消极后果是把“斗争哲学”逐渐推向绝对，至文化大革命则登峰造极。张先生在《事理论》中说：“凡物之毁灭，皆由于冲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如无冲突则旧物不毁，而物物归于静止。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而一切止于破碎。……生命之维持，尤在于和谐。如有生机体之内部失其和谐，则必至生之破灭，而归于死亡。人群亦然，如一民族内部斗争过甚，则必亡国、灭族。”[44]这些论述如果在1949年以后可以公开发表，那么“斗争哲学”就不至独行其道。

事实上，张先生之“由论入史”，是他知道自己的“论”在当时已经不为环境所容。如范学德在《遥祭张岱年先生》一文中所说，“1953年秋，先生求人把它们（《天人五论》等论稿）誊清后，就锁到了箱子里，这一锁，就是三十多年。……后来先生告诉我，他没想到他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哲学论稿问世。我知道，不是他不想，乃是不敢想。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除了一个人的思想外，其他人有自己的思想，那是罪过。”[45]

任继愈先生在《沉重的悼念，永恒的遗憾》一文中说：“全国解放后，中国学术界在文学、史学、考古、艺术诸多方面成绩显著，惟有哲学理论界，成绩平平，可以载入史乘的不多。……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认为，只有国家的领导人才享有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权、发展权。新中国只有毛泽东称得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余哲学工作者都是注释者。如果有人不自量力，妄图以个人名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即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难有施展的机会。”[46]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朱德生先生在《思念张岱年先生》一文中说：“1952年暑假，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为了加强马列，‘资产阶级’学者都被剥夺了讲授马列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一律都由解放后新学习哲学的青年同志担任，全部老教授都被分到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教研室去工作。……这种‘分工’的政治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所谓犯错误的同志的处分上。如果你原来是在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工作的，如犯了错误，便会被流放到两个哲学史教研室。所以，像张岱年先生那样，虽然解放前便对马列哲学有所了解，有所研究，也只能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47]这就是当时在北大哲学系张先生“由论入史”的政治环境。

夏新同志在《努力前进，振兴中华——追忆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教诲》一文中记述他与张先生的一次谈话：“……先生沉思着、回忆着，然后缓缓地对我讲了一件事：曾经有一位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在讲学时一名学生问他，俄罗斯诞生过多位著名的哲学家，为何现在苏联时期却一个也没有呢？那位教授想了想回答：‘我们有。现在苏联最著名的哲学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48]这一段意味深长的沉思、回忆，当包含着张先生对于他“由论入史”的多少嘘唏、感慨！更使张先生终生抱憾的是，他在1957年因言罹罪，以致在中国哲学史的讲坛上他也消失了，如此沉寂了20年，当文革结束以后，他重新焕发学术青春时，已经是一位耄耋老人了。

四

张先生在《八十自述》中说：1953年后，“对于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惟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坚信不疑。光阴荏苒，忽忽四十余年，近几年又复对哲学理论问题感兴趣。……我的治学经历，可以说是始则由论入史，终乃由史转论。”[49]按《八十自述》写于1992年，张先生晚年的“由史转论”是在80年代后期，这与《天人五论》终于能够“公诸于世”很有关系。

据范学德说，“1987年的那个春天，我一再劝说先生把手稿公诸于世，张先生听后犹豫了，说还是等待身后再发表吧。……后来，在我和刘鄂培等几个弟子的反复劝说下，先生终于下决心把书稿交齐鲁书社出版。只是坚决拒绝使用原来的书名——《天人五论》，担心别人会说他太狂了。于是，为手稿取了个新名字，叫《真与善的探索》。”[50]其实，可能张先生在80年代初就已有发表《天人五论》的准备，他在1981年将手稿重读一遍，并写了“附记”，其中屡言“姑存旧稿，保留一段陈迹而已”。在1987年写的《真与善的探索》“自序”中，他也说：“旧稿写于四十年前，盖多偏失，不过保留昔日哲学园地中一隅之痕迹而已。”这些看似自谦的话，其实更反映了张先生对于发表《天人五论》的谨慎态度，不难看出他当时仍“心有余悸”。

在《真与善的探索》于1988年出版后，张先生最得意的弟子程宜山很快就写出1篇书评，肯定《真》书“填补了现代哲学史上的一大空白”，并且精要地评述了张先生哲学思想的主要特色。他在书评的最后指出：“列宁曾经说过，唯心主义有一千零一种形式。那么，辩证唯物主义能不能也有几种相通而不完全相同、相竞争而不相对立的表达形式呢？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并且应该允许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有先例。如19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梅林曾指出，他‘完全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来再现这个理论的’。……虽然这种改变招致了某些人‘说他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梅林力排异议，称赞其为‘最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纯正的葡萄酒’。我们认为，梅林对拉布里奥拉的评价方式也可以移用来评价《真》书的哲学体系。”显然，程宜山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先例，论证了“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真》书的出版的确是80年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成果。“《真》书不仅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51]

1991年我写了《并非“陈迹”——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思想的今日启示》[52]，此文是结合当时哲学原理界的一些讨论而写，除了肯定张先生早年对新唯物论既坚持又发展的学术方向外，还具体写了三个问题，即“外界的实在”的证明、“本体”概念的扬弃和概念范畴的客观基础。“当时杂志社分管哲学原理的编辑偶阅此文，认为张先生的思想对于当前的哲学讨论确有助益，遂提议将此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因《中国社会科学》可比其他刊物所发文章的篇幅长一些，所以我又补写了一个问题，即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在补写的这一问题中，我将张先生的思想与加拿大哲学家马里奥·本格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作比较，指出他们都重视逻辑分析方法，要把唯物主义‘精确化’，但本格因‘精确化’而排斥辩证法，并批评辩证法‘使人们沉溺于冲突’，无视‘合作的可能性和好处’，而张先生则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必结为一，方能两益’，辩证法亦应该‘精确化’，辩证法不仅重视‘冲突’，而且重视‘和谐’……。当时据传胡乔木同志曾有‘中国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本格这样的哲学家’的提问，我在写此文时‘暗想’——此‘暗想’从来没有向别人（包括张先生）讲过——中国本有超过本格的哲学家，只因后来对新唯物论持墨守、僵化的态度，遂使张先生的思想隐而不彰。”[53]后来，张先生在《八十自述》中对此文有较高的评价。他对“几位及门学友”写了评述他的思想的文章表示“感激”，说“我确实感到吾道不孤”，“我的学术论著受到这么多同志的注意，我感到非常欣慰。”[54]

学术界对于张先生早期哲学思想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无疑使他晚年的“由史转论”更增加了信心。他在1993年写的《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平生思想述要》一文中说：“我在30年代至40年代思考了一些哲学理论问题，写过一些论著。50年代以后，由于教学工作的专业化，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讨，光阴迅速，匆匆几十年过去了，但在哲学上，我仍坚持30至40年代的一些观点而略有补充。”[55]这是张先生晚年的直抒胸臆：明确地表示对他早期哲学思想的“坚持”。有了这一“坚持”，才会“略有补充”，亦即有其晚年的“由史转论”。

张先生晚年的“论”，除了多篇论述文化“综合创新”的论文外，在哲学理论上他特别注重阐发价值观与道德理想问题，如《论价值的层次》、《论价值与价值观》、《生命与道德》等论文可谓张先生晚年哲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当然，由于50年代以来专门从事中哲史研究的“惯性”，加之1978年以后张先生也主要从事中哲史的教学工作，所以在他晚年的丰赡著述中仍是以中哲史方面的居多。但据王中江的回忆，张先生在1986年就“想写一部更系统的哲学理论著作，中心问题是讨论‘自然与人’的关系……先生一直希望实现这个计划，但他的时间都被分割掉了，以至于最终没法完成了”[56]。这里所说主要讨论“自然与人”的更系统的哲学理论著作，当是对《天人五论》的扩充，或者说是要完成他在40年代没有最终完成的《天人新论》的写作计划。然而，耄耋之年的张先生毕竟日渐衰老了。他不仅把大量时间用于撰写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的论著，而且他乐于奖掖后学，凡登门求教、为书请序者，他几乎“来者不拒”，这又“分割”掉了许多精力。当1989年他80寿辰时，他说：“1979年（……）以后，我重新获得了勇气和能量。在我过了70岁以后，我努力做到更独立地思考。但是时间已经太少，太晚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顺从中渡过，因此没有完成足够多的东西。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继续自己的工作。”[57]这样一种既惋惜“在顺从中渡过”的中年岁月，又催促自己在晚年更努力工作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他的90寿辰，直至95岁溘然长逝。毕竟“时间已经太少，太晚了”，他最终没有完成一部更系统的哲学理论著作，这是张先生晚年的最大遗憾。我们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在促进“中西马”对话和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一学术方向上继续前行，当也是对已逝的张先生的最大告慰。

[①]《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②]同上书，第525、626页。

[③]同上书，第626页。

[④]《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8页。

[⑤]同上书，第80页。

[⑥]同上书，第72-74页。

[⑦]同上书，第74页。

[⑧]同上书，第129页。

[⑨]同上书，第132页。

[⑩]同上书，第133页。

[11]同上书，第135页。

[12]同上书，第160、161页。

[13]《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1、142、14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486页。

[15]《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57、248-249页。

[16]同上书，第257、261页。

[17]同上书，第236、242页。

[18]同上书，第237、240页。

[19]同上书，第262、277-278页。

[20]同上书，第93页。

[21]同上书，第279页。

[22]《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92页。

[23]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附录，北平人文书局1936年版，第402—403页。

[24]参见耿彦君博士学位论文《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

[25]张立文：《超越与创新——答李存山先生》，《学术月刊》1999年第10期。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9页。

[27]《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311页。

[28]苏渊雷：《中国思想文化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29]《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8页。

[30]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420页。

[31]同上书，第420页。

[32]《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2、603、604页。

[33]《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49-150页。

[34]同上书，第149页。

[35]同上书，第241页。

[36]《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236页。

[37]见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选编》第2集第1册，沈阳，1982年。转引自刘静芳博士学位论文《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的综合创造——张岱年<天人五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38]《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8页。

[39]同上。

[40]《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2-603页。

[41]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420页。

[42]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转引自刘静芳博士学位论文《综合创造的哲学与哲学的综合创造》，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43]参见李存山《张岱年先生论“和谐”》，2005年4月19日《光明日报》。

[44]《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194页。

[45]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314页。

[46]同上书，第6-7页。

[47]同上书，第26页。

[48]同上书，第401页。

[49]《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26页。

[50]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314页。

[51]程宜山：《综合与创新的哲学奇葩》，《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52]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53]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282-283页。

[54]《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30页。

[55]《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05页。

[56]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296页。

[57]同上书，第344页。

大物论文3

许多教师的PPT课件一般包括了考试的重点内容和重要的例题，而且课后往往有许多学生会拷贝老师的PPT课件，然而PPT课件的分享和流通易滋生学生的一些不良习惯，很多学生产生对PPT课件的依赖，出现课前不认真预习，上课不认真听讲，少做笔记或根本不做笔记，临时抱佛脚，依靠PPT应付考试等现象[3]。

二、PPT教学分析

PPT教学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也是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一种新事物，它对传统的板书教学既具有继承性，又在许多地方不同于传统教学。因此，它和传统教学模式之间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5]。开展PPT教学是为了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动性和互动性，延拓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提高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其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主要优势有：（1）信息量大且速度快。利用PPT课件便于补充课本之外大量的物理知识，比如介绍一些物理史和前沿的物理理论和科学技术等，这在课堂上不用花很多时间讲解，但却可以大大开阔学生们的眼界，激发其学习物理的兴趣。（2）形象直观，简洁明了。PPT课件集文字、声音、图像和动画于一体，生动直观，能创设教材难以提供的情景，比如利用三维动画技术展示物体的不同转动方式等，这样能大大改善教学环境，优化教学结构，方便学生对于一些物理概念和物理情景的理解。（3）提高教学效率。运用PPT教学大大节省了教师的板书时间，这样教师就有更多的时间举实例，启发引导，把教学重点、难点讲透，同时增加单位时间内的授课信息量。同任何事物一样，PPT教学在大学物理的教学中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不利的一面，唯有全面的了解PPT教学的优缺点才能更好地发挥PPT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三、对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运用PPT的若干建议

（1）制作恰当的PPT课件，开展PPT课件制作培训。教师要花足够的的时间和精力认真精选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切忌“书本搬家”式的课件。同时，适当增加与物理关系密切的实际案例、探索研究、问题分析、解决方案等内容，以弥补课本内容的不足，同时下足功夫制作简洁明了、形象生动的课件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强调的是，在课件制作上要防止“舍本逐末”式的技术误区，有些课件刻意使用喧哗的动画、亮丽的色彩、花俏的样式，以为这样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实学生一节课下来什么内容都没记住[2]。此外，PPT课件要具有针对性，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根据其物理教学要求和知识基础的不同设计不同的课件，而不能用同一个课件马虎了事。同时，PPT课件应该不断更新，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经常增加一些前沿的物理理论和技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考虑到一些教师对PPT课件的制作技术掌握有限，学校可以开展一些关于PPT课件制作的培训，提高教师的PPT课件制作能力。同时，也可以开展评选优秀PPT课件等活动，让教师们学习彼此PPT课件的优点，从而不断提高自身PPT课件的制作水平。（2）教师加强主导性，增强师生互动交流。教师始终应该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千万不要让PPT抢了自己的“饭碗”[6]。在PPT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坚持面向学生，适时地控制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利用形体语言、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即兴发挥，组成丰富的教学信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不是将PPT课堂教学变成了单调的网络视频教学。教学活动应该是师生共同完成的教与学有机结合的过程，教师的“教”必须引导学生的“学”，并注重师生的互动。因此，教师应事先分析好教材，依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在PPT教学中充分采用参与式、讨论式和研究式等教学方法，合理设置互动环节和互动话题，引导学生充分融入到课堂情境中，使教学双方有时间进行思考、讨论，并对内容进行扩展。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不仅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知识，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创造性思维。（3）PPT教学与传统的板书教学相结合。教师在使用PPT进行教学时，不要把所有的知识都呈现在课件上，要充分利用传统板书的教学优势。比如对于重点内容可采用板书的形式，给予学生适当的缓冲时间，力求做到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对于一些物理上定理、公式的推导过程和一些复杂的数学计算，此时板书教学更好，因为教师在一笔一划的书写过程中给学生足够多的思考空间和时间理解消化知识，并注意一些细节问题。而对于图形图表的讲解，使用PPT无疑更加形象直观，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板书时间。可见，PPT教学和传统板书教学的恰当结合才能更好地方便大学物理的教学，提高教学质量。（4）加强师德教育，监督教学过程。由于PPT教学的简单实用，许多教师上课就是放映一下PPT课件完事，这为不良教师的产生提供了庇护。学校一方面要加强教师的师德教育，引导教师要认真教学，不可马虎了事；同时，可以开展一些教学技能培训，让教师发挥自己的特点，活跃课堂氛围，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学校要长期监督教师的教学过程，不定期的评估教学成果，让教师对教学没有丝毫的懈怠；定期的从学生那里收集他们对教师教学的建议，然后反馈给教师，以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5）引导学生学习思维的转变。大学物理的教学目标绝不仅仅是一些物理基础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科学素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因此，在PPT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学习思维的转变，利用PPT信息量大的优势，教会学生如何去思考，开阔眼界掌握更多的知识，而不是单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同时学生应该加强自主学习，而不应该像中学一样成为考试的奴隶。

四、结论

大物论文4

加入创新网络，从其他创新主体处获取外部知识，可以使其自身创新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成本得到缩减，对生物产业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生物技术产业高度依赖于高校的科学知识、市场上的风险投资、国际医药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大量小而灵活的初创企业，网络对其至关重要。生物行业具有较强的双重市场结构，即该领域由少数非常大的医药企业和数量庞大的规模小、专业化的小生物企业构成［4］。这些生物企业处于基础科学到商业运用这一产业链的中间位置，在上游与高校合作获取生物产品研发所需的科学知识，在下游与制造企业合作，获取产品商业化所需的资金、生产能力和市场资源，在中游则与其他生物企业合作，共享技术，并分担风险［5－7］。生物技术的知识溢出受距离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对溢出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因为大部分生物技术知识为非默会知识，溢出受距离影响较弱，且生物技术大部分产生于通信发达时期，远距离交流方便、成本低［8］。Hennemann等人利用国际SCI数据库分析我国生物创新网络，发现省内合作高于省际合作［9］。Glnzel和Zhou关于生物出版物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国际合作比例较低，国际合作增长速度低于论文增速，但其国际合作的引用次数普遍更大，尤其是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而言［10］。韩宝龙和李琳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了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创新产出的集聚度，证明邻近区域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正的外部性［11］。本文将基于生物论文合作信息，构建我国生物创新网络，利用文献计量学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重点从区域层面对我国生物创新网络中的知识交流模式展开研究，旨在揭示我国生物创新的合作模式，我国各区域在生物知识创造和知识流动中的表现和特征，进而识别出我国生物创新中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

2数据和方法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43种生物类核心期刊在2006－2011年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按期刊名和出版年份进行检索，人工剔除包括书评、征文、通知、简讯、讣告等类型的非研究类文章，检索每篇研究类论文的作者、机构名称和出版年份。共检索得到48279篇研究类论文和63635条原始机构记录，剔除掉非机构名称的地址及邮编记录后，共得到21127条机构记录。由于同一机构可能出现多种形式的机构署名，我们人工对机构名称进行调整，同一高校不同院系、研究所、实验室统一调整为高校名称，对进行过更名的高校，统一调整为更名后的名称，经调整后，共识别出7009家不同机构。对每家机构，人工识别其所处地理区域。在论文数量和合作次数认定上，若同1篇论文中包含n家不同的A区域机构，算1篇A区域论文；若同1篇论文中包含m家A区域机构和n家B区域机构，算一次A区域和B区域的论文合作。为比较我国生物论文区域合作模式的演化，将研究期分为2006－2008年和2009－2011年两个时段。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首先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别从作者、机构和区域层面对我国生物论文的合作特征展开分析，之后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重点对我国生物论文的区域间合作展开研究。在数据处理中，我们用到自编程序和MySQL数据库，在网络分析过程中，用到社会网络工具Pajek和网络可视化工具Netdraw。

3我国生物论文的合作模式

3．1论文产出的区域分布

图1给出了2006－2011年间我国生物论文的数量，6年间共发表生物论文48279篇，2006－2009年间数量逐年增加，在2009年达到最高值8734篇，之后两年数量略有下降。2010年后论文数下降可能源于近年来国内对SCI论文的要求促使国内稿源更多地流向国外期刊，也可能是近年来的生物热下降导致生物学科作为当彩学科的褪色。根据各大陆区域论文产出数量的高低，将其分为高产出区、较高产出区、中等产出区、较低产出区和低产出区五类，具体如图2所示。北京的生物论文产出远高于其他地区，25．7％的论文有北京机构的参与，将其划分为“高产出区”；江苏和广东为“较高产出区”，分别有9．89％和9．37％的论文有这两个区域的机构参与；上海、山东、陕西、湖北、浙江、四川、辽宁、云南和黑龙江9省市为“中等产出区”，分别有4％～6％的参与度；湖南、河南、甘肃、福建、重庆、新疆、安徽、广西、河北、吉林和天津11省市为“较低产出区”，分别有2％～4％的参与度；其余8省份为“低产出区”，参与度低于2％。各区域在2006－2008年和2009－2011年两个时段表现较为稳定，陕西和湖北在第二时段下滑三个排名，浙江上升了五个排名。

3．2论文合作的作者、机构和区域构成

给出了各时段我国生物论文中包含的作者数，从表中可知，单作者论文数不足4％，96％以上的论文存在研究人员间的合作，其中又以多作者和群作者为主。在第二时段中，双作者及多作者论文比例下降，群作者论文数上升，篇均作者数由第一时段的4．15上升至4．44，表明生物领域倾向于多作者和群作者合作。表2给出了各时段我国生物论文的机构构成，平均每篇论文由1．7家机构合作完成。从机构数量分布上看，参与机构最多的论文由13家机构合作完成。约50％的论文由来自同一机构的作者完成，另50％的论文由不同机构合作完成，其中又以双机构合作为主，群机构合作论文比例不到1％。结合论文作者数量分布可知，在研究人员层面我国生物论文以多人和群体合作为主，在机构层面则以单机构内部合作为主，其次为双机构之间的合作，再次为多机构之间的合作，群机构论文合作比例最低。表3给出了我国生物论文涉及的区域和国家数，平均每篇论文涉及到1．36个区域／国家。在两个时段里，作者来自同一区域／国家的论文均占69％以上，作者来自两个不同区域／国家的论文占25％以上，由五个及以上区域共同合作的论文比例不足0．1％。第二时段里，双区域、多区域和群区域论文比有微幅上升。48279篇论文共产生45746次机构间合作关系，其中425次合作发生在国外机构之间，不属于本文研究范围，予以剔除。其余45321次机构间合作关系，其区域分布情况如表4所示。我国生物论文机构间合作以区域间合作最为常见，之后是区域内合作，国际间合作比例为5．86％。在第二时段，区域内合作和区域间合作，即大陆内合作论文比例小幅下降，国际间合作论文比例从第一时段的5．52％上升至6．17％。通过对我国生物论文的作者、机构和区域构成进行分析，可以得知，我国生物论文的合作以来自同一机构内或双机构间的多作者和群作者合作为主，当发生机构间合作时，更倾向于选择区域外的机构作为合作对象。总体而言，生物学科在作者、机构和区域层面都呈现出较强的合作特征。

3．3区域间论文合作

表5给出了两个时段区域间合作次数排名前12位的区域。我国生物论文在两个时段分别有11244次和12498次区域间合作，涨幅为11．2％。论文产出量最高的三个区域同时也是区域间合作次数最多的区域。合作次数位列4－12位的9个区域中，除湖南取代黑龙江外，其他8个区域均为论文中等产出区域。各区域的区域间合作次数与其论文产出数量相关性较高。从两时段的变化来看，浙江区域间合作次数的增幅最大，高达55．4％，其次为云南和广东。陕西降幅较大，其论文产量亦从第4位降至第7位。相对于论文数排名而言，吉林、辽宁、湖北和云南的区域间合作排名相对较高，重庆和陕西的区域间合作排名相对较低。在不考虑合作次数时，两个时段分别有89．46％和91．61％的区域间存在合作关系，力度最大的双边合作关系分别发生在北京和辽宁，北京和广东之间，合作次数分别为490次和573次。当设定合作次数阈值，过滤掉合作次数较低的关系时，网络密度迅速下降。从图3可知，当阈值为10时，两个时段的网络密度分别为45．16％和48．39％，表明超过一半的区域间合作关系频次低于10次；当阈值为55时，两个时段的网络密度降至10％左右；当阈值为350时，两个时段的网络密度已不足1％。由此可见，我国生物论文区域间合作虽然广泛存在，但大部分合作关系的合作力度较弱，合作频次在10次以下的关系占一半以上。图4给出了阈值为30时，我国生物论文区域间合作网络，两个时段的网络密度分别为17．42％和19．14％。2006－2008年网络共包含81条合作关系，网络中有一个孤立点，即宁夏。通过节点度可知，合作对象数不低于10个的区域有三个，其中北京拥有最广泛的合作对象，除了宁夏，其与其他29个内地省市均存在不低于30次的合作关系，江苏和广东分别有15和14个合作对象。其次是上海和四川，分别有9个和7个合作对象。河北、内蒙古、山西、贵州和西藏五省市的节点度为1，均仅与北京有超过30次的合作关系。通过边的宽度可知，合作力度最大的关系分别发生在北京和辽宁、北京和云南、北京和广东之间，合作次数分别为490、449和433次。力度最大的22种合作关系中，除了江苏和上海的158次合作排名第16外，其余21种合作关系均与北京相关，充分显示了北京在生物论文区域间合作中的超级地位。2009－2011年网络共包含89条合作关系，网络中无孤立点，表明所有区域都至少与一个其他区域存在不低于30次的合作关系，其中宁夏因其与北京的43次合作关系而不再为孤立点。通过节点度可知，合作对象数不低于10个的区域增加至5个，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分别与30、15、13、11和10个其他区域有不低于30次的合作关系。其中浙江变化最显著，结合表5可知，其不仅在区域间合作力度上显著提升，在合作广度上也显著提升。合作对象数增长显著的区域还有湖南和云南，合作对象数分别由上一时段的4个和3个增长为8个和7个。河北、内蒙古、青海、西藏和宁夏的节点度为1，均仅与北京有超过30次的合作关系。通过边的宽度可知，合作力度最大的关系分别发生在北京和广东、北京和云南、北京和辽宁之间，合作次数分别为573、523和469次。力度最大的25种合作关系中，除了浙江和江苏的154次合作、浙江和上海的140次合作分别排名第19和20外，其余23种合作关系均与北京有关，北京在区域间合作网络中扮演超级合作者角色。通过对我国国内区域间合作分布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区域间合作广泛存在，但大部分合作的力度较低。北京在合作广度和力度上远高于其他区域，是其他所有区域重要的合作对象。浙江、湖南和云南在区域间合作上的表现在第二时段有显著提升。云南、吉林和辽宁三个区域在区域间合作上的相对活跃度均高于其论文产出，是区域外机构进行生物论文研究时的偏好合作地，可能源于这些区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生物论文提供了优良的研究环境。

4总结

本文以我国生物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生物论文的区域分布、作者、机构和区域合作特征展开分析，并在区域层面构建区域间合作网络，并分两个时段对比网络整体结构和节点位置特征的变化，从多个角度，较全面地剖析了我国生物论文的合作模式。通过对生物创新网络中的知识交互作用进行深入分析，发掘我国生物创新网络中的合作特征，有助于理解生物技术知识创造、学习和创新的过程和机理，有助于制定更有利于生物产业创新的宏观政策，有助于我国在新经济竞争中抢占技术制高点。

大物论文5

自先秦以来，中国哲学有一个延续不绝的唯物主义传统，气论（又称唯气论、气本论、气一元论或气学）是这一传统的主要理论形态。 在宋明道学中，以前著述一般只讲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张岱年先生在30年代著《中国哲学大纲》，始讲明宋明道学中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从张载到王夫之的气论学派。张先生说：

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乃是气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说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西洋哲学中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由微小固体而成；中国哲学中之气论，则谓一切固体皆是气之凝结。亦可谓适成一种对照。（《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时隔六十余年，这段话至今仍是对中国气论哲学的性质和特点所作的最基本、最具有比较性的表述。在《中国哲学大纲》所述“本根论”的内容中，“道论”、“理气论”、“唯心论”等各占一章，气论则以“气论一”和“气论二”两章出之，较详细地叙述了自先秦至清代的气论思想源流，由此亦可见张先生对气论的重视。

在30年代，张先生的主要职志是从事哲学理论的研究。在写成《中国哲学大纲》之前，他已有《论外界的实在》、《谭“理”》、《关于新唯物论》、《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等重要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大约在写成《中国哲学大纲》的同时（1936年），他又发表了提出“一个新哲学之纲领”的重要论文，即《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在这篇文章中，他较详细地论证了：

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凡综合皆有所倚重……今此所说之综合，则当倚重于唯物，而是一种唯物的综合。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10页）

可以说，张先生哲学思想之形成体系是与《中国哲学大纲》的完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哲学与哲学史，在这里有着一种有机的融合。

张先生所说的“唯物”，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或辩证的唯物论”。在1933年发表的《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他已肯定“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90页）。他又多次强调，今日中国的新哲学，“必与过去中国哲学有相当的继承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19、191页），因而他所说的“唯物”又是指继承中国固有的唯物论传统，特别是宋以后哲学中张载、王夫之一系的气论或唯气论（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张先生说：“唯气论其实即是唯物论”）。张先生要建立一个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唯物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气论，二者在张先生的思想中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这个综合的哲学，对于西洋方面说，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对于中国方面说，可以说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之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5页）。

在《关于新唯物论》等后，孙道升著有《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其中称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意为“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而“新唯物论亦称辩证唯物论”（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局1936年版，第402、403页）。苏渊雷在1936年秋写给张先生的信中称：“尊论谓以新唯物论为本，先求唯物与理想二义之综合，而兼综解析法，以此求一真的可信的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切问近思，真探本抉微之谈也”（见苏渊雷《中国思想文化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无论从张先生的思想实际而言，还是从当时哲学界的评论来说，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属于“新唯物论”，或者说是新唯物论中之“一派”（孙道升文在对“新唯物论”的分析中指出：“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袭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见郭湛波编《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403页）。然而，近年有人仿效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新理学”和“新心学”的称谓，将张先生的哲学思想称为“新气学”。如果“新气学”只是表示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与张载、王夫之一系的气论或气学有着一种继承的关系，那么似乎是可以的。但论者将新理学、新心学和新气学并称为“新三学”，又将“新三学”统看作是“现代新儒学”，认为现代新儒学不过是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现在”，其思维模式“都还属于道德形上学本体论的传统……‘新三学’并没有超越宋明新儒学的‘旧三学’”。这种评价不但贬低了新理学、新心学的意义，而且对于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一种主观随意的曲解。

我认为，严格地说，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不能称为“新气学”，而应称作“新唯物论”。这首先是指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为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称自己的哲学思想为“新唯物主义”，而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并且与中国传统的气论有着不仅是继承而且是发展和创新的关系；其次是指它综合了理想与解析，“是唯物论之新的扩大”。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张先生强调了新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区别，创造性地诠释了新唯物论在宇宙论、知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精旨之所在，同时亦指出：

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实只雏形，完成实待于将来。新唯物论欲求完成，则又必更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而最应取者则为罗素一派之科学的哲学。（《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90页）

要之，新唯物论如欲进展，必经一番正名析词之工作。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必结为一，方能两益。（《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93页）

在同文中，张先生还指出了“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已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据此可以说，张先生关于“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思想，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就已初步形成了。他之所以提出哲学上这一可能的综合，是欲求新唯物论之进展、完成，亦如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所说：“在今日，我们实应顺着新唯物论的创造者们之趋向，而更有所扩充”（《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2页）。因此，“新唯物论”一方面指当时形式尚未免粗疏的新唯物论之既有形态，另一方面又是指“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唯物论之新的扩大”。这种引申、扩大的新唯物论，当然仍可称作“新唯物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形态，是张先生所说“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是中国的现代唯物论，即中国的新唯物论。

可作为比较的是，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上半叶陆续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随后便着手创建其哲学体系“新理学”。他在《新理学》一书的“绪论”中说：

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接着”讲不同于“照着”讲，冯先生是将西方的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相结合，而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形态，即“新理学”。

从一定意义上说，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是“接着”中国传统的气论讲。它“与过去中国哲学有相当的继承关系”，是气论的“再度的发展”，但它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为基础，是新唯物论与气论的结合；它要创建中国的现代唯物论，而与中国古代的气论有许多“大不相同之处”，且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

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我们可以说，这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实以唯物为主潮”，“我觉得，现代中国治哲学者，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新的中国哲学，应顺着这三百年来的趋向而前进”（《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1页）。这里所说的“继续……而更加扩展”，“顺着……趋向而前进”，也就是“接着”讲的意思。怎样“接着”讲？即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理想与解析，而“接着”气论讲。

张先生在40年代所作《事理论》的“自序”中说：

民初以来，时贤论学，于绍述西哲之余亦兼明中国往旨，于程朱、陆王、习斋、东原之学时有阐发。学人之中，述颜戴之指者，宗陆王之说者，绍程朱之统者，皆已有人。而此篇所谈，则与横渠、船山之旨为最近，于西方则兼取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非敢立异于时贤，不欲自违其所信耳。（《张岱年文集》第三卷第111页）

这段话更有“接着”讲的意思，这种“接着”讲即是“于绍述西哲之余亦兼明中国往旨”；就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具体地说，即是一方面绍述西哲中的新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另一方面阐明中国以往的气论之旨，由此而得一“创造的综合”。

在张先生于30年代创建其哲学体系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机四伏、生死存亡之机。1933年，张先生发表《论外界的实在》，此时日寇的铁蹄已迫津城下，故此文的编者写下了“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云云。当时在思想文化界，马克思主义正广泛传播，其他西方思想也大量引进，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的讨论也日趋热烈。张先生在30年代著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等文，参加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提出“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力主对中西文化之精华进行“创造的综合”，指出“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57、262页）。与此相应，张先生认为“文化之重建，须先有思想之独立，而如欲思想独立必须有哲学之创造”，“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09、161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他提出了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真的哲学，可信的哲学，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它必须具有唯物的、理想的、对理（辩证）的、批评（解析）的等性质。他说：

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61页）

之所以必是一种“新的创造”，张先生认为，“中国的宏毅刚健的精神”必藉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其他进步思想的输入而“恢复起来”。这种“恢复”是一种“新的创造”，它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亦不是“新孔学或新墨学”，而是中国的适应新时代之需要、担负着民族复兴和文化重建之使命的一种新哲学，即中国的新唯物论。

二、新唯物论之要旨

当《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发表时，张先生在此文之后写有三点附识，其中“附识二”指出了当时对新唯物论有“墨守”、“盲诽”和“修正”三种态度。他表示对这三种态度都不赞成，如针对“墨守”的态度提出“学术之进，端赖自由思想与批评态度，以水济水，实非真学”，针对“盲诽”的态度提出“不求知之即反对之的态度，更属狂谬”。他说：“我的态度是发挥扩充：对于已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研讨之。”——这是一种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他认为，“中国现代唯物论者”有以下任务：

(1) 以解析为方法将新唯物论中根本观念剖析清楚；（2）以唯物对理法为方法讨论新唯物论创造者所未及讨论的哲学问题；（3）以新唯物论为基本，而推阐所未明言之含义；（4）以不违乎对理唯物为原则，以吸收它派哲学中之合理的东西；（5）根据唯物对理法处理中国哲学中之传统问题；（6）寻求中国哲学中之对理唯物的传统而继承发挥之。（《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5－226页）

从这六点任务可以看出张先生当时主要的致思趋向，这也可以说是张先生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和特点之所在。其中前四点是讲如何“发挥扩充”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后两点则是讲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中之传统问题，所谓继承发挥“中国哲学中之对理唯物的传统”即是“接着”气论讲的意思。

张先生阐扬新唯物论的思想，首重新唯物论与旧唯物论之区别。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他说：“新唯物论立说异于旧唯物论之点，详说甚繁，兹只举二”。这两点是：“第一，新唯物论已舍弃旧唯物玄学所谓本体之观念。是故旧唯物论所谓唯物者，谓物质为本体也；新唯物论之谓唯物者，谓自然先于心知也。自然者何谓，心所对之外境，离心而固存之世界。”“第二，旧唯物论是机械的，新唯物论是辩证的。”（第187、188页）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张先生所说的唯物之物，是指不依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不是指作为现象世界之本原或本体的某一具体的物质形态；新唯物论不仅超越了古代的素朴唯物论，而且超越了近代的机械唯物论。

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从本质上说属于物质的范畴，它是一种“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它是“由一般所谓气体之气而衍出的”，“气非无，乃是有；气又非形，乃是无形之有而能变成形的”（参见《中国哲学大纲》第40页）。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家所谓“有”，即“实有”之义，亦即客观实在之义。因而，将“气”归入物质的范畴，这是符合气论之本义的。但“气”又是一种“无形之有”，而非具体有形之物，它比有形之物更根本，是无形而能变成形的。虽然“气”在古人看来是无形的，但以今日的哲学眼光分析之，气论仍是以某一具体的物质形态（譬如物理学中的“场”，虽然无形体，但从哲学上说仍是某一具体的物质形态）来解说宇宙中的一切，气论毕竟是古代的素朴唯物论。张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为基础，而“接着”气论讲，这种“接着”讲不是以古代的无形之“气”为核心范畴，而是以列宁所界定的“物质”为核心范畴（张先生在说“心所对之外境，离心而固存之世界”时，随即引“列宁之释物，有云‘物质是人类感官作用于其上而生感觉者’”）；所谓“接着”气论讲，实即“接着”气论的唯物主义路线或趋向讲，把中国古代的素朴唯物论提升到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

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张先生重申：“机械唯物论所谓唯物，乃谓物质是宇宙本体，而新唯物论的宇宙论已废去本体观念。新唯物论根本不主张所谓‘自然之两分’，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现象背后之实在。”（《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11页）关于“自然之两分”，即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怀特海所反对的“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的观点，张先生对怀氏的这一思想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新唯物论也是主张“即现象即实在”的。同时，张先生又指出，新唯物论所谓唯物，“乃谓物质为最基本的，为生与心之所从出”（《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12页），这与生机论、唯心论以及新实在论划清了界限。

反对“自然之两分”，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点。张先生在30年代及以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这一特点始终予以强调。如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他说：

印度哲学及西洋哲学讲本体，更有真实意，以为现象是假是幻，本体是真是实。本体者何？即是唯一的究竟实在。这种观念，在中国本来的哲学中，实在没有。中国哲人讲本根与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实幻之不同，而在于本末、原流、根支之不同。万有众象同属实在，不惟本根为实而已。……在先秦哲学中，无以外界为虚幻者。佛教输入后，始渐有以现象为虚幻之思想，然大多数思想家都是反对佛家以外界为虚幻之思想的。中国哲学家大都主张：本根是真实的，由本根发生的事物亦是真实的，不过有根本不根本之别而已。（《中国哲学大纲》第9－10页）

在中国气论思想中，“根本不根本之别”即是无形之气（形上）与有形之物（形下）的区别。张先生所讲的唯物，已取消这种区别，而认为唯物之物即是指“外界的实在”。在张先生看来，“外界的实在”是可以被实践经验以及对经验的理论分析来加以证明的，它并非古代哲学家的独断和玄想，亦非如现代实证论者所说是不可证明而无意义的。张先生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定义“实在”，故他在40年代所作的《知实论》中说：“此所谓实在，乃对知而言。……凡无待于知，即不随知而起灭者，则谓之实在。”（《张岱年文集》第三卷第101页）在40年代所作《事理论》的最后结论中，张先生说：“往昔中国哲学中，程朱以为理方为形上……张横渠与戴东原则以为气无定形，亦为形上。王船山亦以理为形上，而以为形上以形为本，而非形之本。……自今言之，形上形下之分已无重要意谓。宇宙为事理浑然俱在之永恒历程，事事相续而有一定之理之固定历程谓之物。事、理、物，俱为离心而独立的实在。”（《张岱年文集》第三卷第195页）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张先生的新唯物论对中国传统气论的一种既继承又超越的关系：所继承者是外界的事、理、物均为实在的思想，所超越者是不再讲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根本不根本之别”。

张先生还指出，新唯物论有“理论与实践之统一”和“人群、社会”两个基本出发点。关于第一点，他说：“实践是新唯物论之意谓表准，真妄表准。……新唯物论乃是实践哲学。惟其以实践为表准，故不认为现象背后之实在之问题为有意义的，而又不认为外界实在的问题为无意义的。以此，故既反对玄学而又不走入实证论，虽遮拨旧唯物论而不以实在论为满足。”关于第二点，他说：“旧哲学之知识论系讲个人知识，以反省为方法；新唯物论之知识论则讲人群之知识，以客观考察历史研讨为方法。新唯物论的人生论亦不是以前所谓人生论，因新唯物论的人生论乃是讲人群的生活，而注重变革世界之实际道路。”（《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12、213页）从这两点亦可看出，张先生所阐发的新唯物论完全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高度来“接着”气论讲。

在张先生于30年代所拟订的“新哲学之纲领”中，主要包括方法论、知识论、宇宙论和人生论四大部分。在他于40年代所作的《天人新论》中，则是《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这“五论”是与“新哲学之纲领”的四大部分相对应的：《哲学思维论》是《天人新论》中的方法论部分，《知实论》是其知识论部分的上篇（下篇《真知论》未完成），《事理论》是其宇宙论部分的上篇（下篇《心物论》未完成），《品德论》是其人生论的简纲缩写，《天人简论》则是以上四论主要思想的归纳概括。对照《中国哲学大纲》，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在致知论中包括了知识论和方法论；与宇宙论、人生论相比，致知论所占的篇幅较少，这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不发达，且方法论更为薄弱相适应的。张先生所要建立的“新哲学”体系则首先讲明方法论，表现了对于哲学方法的高度自觉；其次将知识论立于宇宙论和人生论之前，避免了旧哲学对于天人哲理的主观猜测和独断。这种哲学框架无疑是现代意义的。“新哲学”之基本观点是：

第一，方法论，注重三事：（1）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2）解析法；（3）对理法（辩证法）。这“三事”首先突出了实践的观点，表明了“新唯物论乃是实践哲学”；（2）和（3）则体现了将逻辑分析与辩证法综合起来的哲学特色。张先生认为，哲学理论、哲学命题必须有确定的意义，而欲明确其所说之确定的意义，则必须依靠解析法。因此，“解析是哲学之基本工夫”（《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17页）。辩证法并不否认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只不过认为其非充足的而已。辩证法反映了宇宙运动的最根本规律，能应用辩证法“则能见相反之相成，矛盾之统一”（《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90页）。在30年代，信服辩证法的学者大多排斥形式逻辑，而推崇形式逻辑的学者大多鄙弃辩证法；张先生则始终认为，辩证法与解析法各有适用的范围，二者“必结为一，方能两益”。

张先生认为，“解析法是新实在论的大贡献”，“新唯物论如欲进展，必经一番正名析词之工作”。他在评价中国传统哲学时说：“解析似不为中国哲学所重视，中国哲学在此方面可以说颇缺乏。但正因为中国哲学缺乏此方面，现在乃更应注重。然中国哲学中亦非全无解析，上古公孙龙即颇重解析，中世朱子亦有重解析的倾向，而清代戴东原尤重解析……这种潜伏的注重解析之流，我们应扩充而发展之。”（《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0－221页）由此可见，张先生“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不仅是求新唯物论之进展，而且也是“接着”气论讲，补充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或薄弱的方面。

第二，知识论，注重五事：（1）知之物的基础，即物质是认识的基础，不是存在即被感知，而是存在决定认识；（2）知与行之两一（对立统一），知源于行而成于行；（3）知之群性（社会性），个人认识不能脱离社会，认识有其社会性；（4）感与思之两一，理性思维源于感觉经验而又能超越感觉经验，“范畴概念起于思，虽常不尽合于物，而皆有其物的基础”；（5）真知之变与常，真知是相对的、发展的，此为真知之变，在相对中有绝对、变中有不变，此为真知之常，真理的相对与绝对亦是对立统一的。张先生所讲的知识论，贯彻了唯物辩证法的原则。他所谓“知之物的基础”，一方面是反对西方唯心论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反对中国唯心论的“离识无境”和“心外无物”的观点。他对“范畴概念”的解说，着眼于它们是外界所得经验在人们头脑中的内化，不同于新老实在论的共相实在说，亦超越了康德的先验模式说。

张先生指出：“在知识论，中国哲学根本不认为存在依附于心（只有陆王一派例外），更根本承认外界是可知的。中国哲学更多将知与行合为一。”（《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0页）张先生所阐发的知识论“五事”，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哲学固有的唯物论趋向，另一方面也以认识的社会性，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以及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等内容，丰富发展或者说超越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

第三，宇宙论，注重三事：（1）历程与事物，宇宙为一大历程，为一生生日新之大流，在此历程中“逝逝无已者为事”，“较事常住者为物”；（2）理或物则（规律），一物之性即一物之理，理即在事物之中，离事物则无所谓理，理有根本的“与宇宙同久”的普遍之理，亦有非根本的依于特殊事物而有的特殊之理；（3）一本多级，宇宙事物之演化有若干级之不同，各级有各级之特殊规律，物为一本，生命、社会、心等为数级，此数级不违物之规律而又自有其规律。

从宇宙论更可见新唯物论对中国传统气论的继承与超越。关于“宇宙为一大历程”，张先生是将《易传》的“生生之谓易”和怀特海的“过程”思想纳入到新唯物论的思想体系中，宇宙生生不息，万事万物都处于宇宙的变易、发展之中，一事即一具体的发展过程，具体之物即具体发展过程中的较常住者，一物发展至一定阶段即向他物转化，故宇宙生生日新，统万事万物为一大历程。关于“理或物则”，张先生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性即理”和“理在事中”的思想，“理”实即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张先生分“理”为根本的普遍之理与非根本的特殊之理，普遍之理（如对立统一规律）遍在于万事万物，故“与宇宙同久”；特殊之理仅存在于一类特殊事物之中，“有此特殊事物乃有此理，无此特殊事物即无此理”，“如未有生物则无生物之理，未有人类则无人伦之理”（《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3页）。张先生在30年代作有《谭“理”》一文，参与关于冯友兰先生《新对话》的讨论，当时冯先生主张“理在事先”，张先生则主张“理在事中”，其命题是传统的，而思想则反映了新唯物论与新实在论的分歧。张先生在40年代所作《事理论》中特注明：“本书之思想与冯先生思想之不同，颇近于王船山天下惟器论、李恕谷理在事中论与程朱学派理在气先论之不同。王船山李恕谷之学说可谓一种唯物论。……吾之态度，可谓不舍事物而谈理道，不离现象而诠实在。”（《张岱年文集》第三卷第123页）。关于“一本多级”，张先生是依唯物辩证法的“由量转质”思想，吸收、解释鲁意摩根等人的突创进化论，强调“生、心皆物发展之结果”，“生、心、社会不违物之规律而又自有其规律”。一本多级之论实际上与区分普遍之理和特殊之理的思想紧密相联，此两说又构成了张先生关于“天人本至”命题的重要内容。

张先生说：“能知‘本’与‘至’的区别，则综合唯物与理想，无难。”（《张岱年文集》第一第216页）所谓“本”即宇宙演化之基本、在先者，所谓“至”即宇宙演化所最后生者，“最基本者即物，最后生者即心”。张先生指出，在先者“粗而卑”，最后生者“精而卓”，“宇宙一本一至，本与至乃是两端而非即一事”。他批评“旧哲学有一普遍的倾向，即认为宇宙之最基本者必即是宇宙之最精微者。如老子之道，朱子之太极，黑格尔之绝对精神，柏格森之‘生命内浪’”。实际上，气论哲学家张载等人的思想亦未能免于这一倾向，如其“太虚之气”或“太和”既是宇宙之本又是宇宙之最精微者。对旧哲学这一普遍倾向的克服，就是提出物质为本，人心为至，“心出于物而可以克服物，人为境所制约而可以变化境”（《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16页），从而既坚持唯物论，又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在唯物论的基础上综合理想主义。由本达至，这是宇宙演化的客观历程；由物本而达于人生理想，这也是张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这一特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突破了泛道德主义的藩篱，挣脱了道德本体论的束缚，在弘扬唯物论的基础上重新安置和伸展了人生理想论或道德理想主义。

第四，人生论，注重五事：（1）天与人之两一，人乃天之所生，天制约人，而人亦能改变天，天人有矛盾，克服此种矛盾乃得天人之谐和，此为“动的天人合一”；（2）群与己之两一，个人与社会不可相离，改善人生须改造社会，个人修养之最高境界是与群为一；（3）生与理之两一，生指生命、生活，理指道德准则，理只是求生之谐和圆满，人生之道在于扩充生命力，而又受理的裁制，克服生之矛盾，以得生之谐和，即达于理（张先生在40年代所作《品德论》中将此表述为“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4）义与命之两一，命是自然的限制，义是当然的理想，知命（认识自然）而遵循、驾驭、改造之，乃能有理想的实现；（5）战斗与谐和之两一，生活中常遇逆阻，与之战斗而克服之，乃能达到真实的谐和。

在人生论中，张先生也始终贯彻了“两一”（对立统一）的观点，正视矛盾而崇尚谐和，由自然而克服自然、达于理想，或由本达至，这是张先生对于人生的既客观而又充满理想的态度。张先生在30年代所作《道德之变与常》一文中强调：“道德依时代而不同，随社会之物质基础之变化而变化；然在各时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贯者在，由此而各时代之道德皆得名为道德。”“新旧道德之对待关系，亦对立而统一的，变革之而同时亦有所保持，且系发展之。”（《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79、80页）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讲明道德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连续性，讲明新旧道德之间批判继承和变革发展的关系，这也是张先生哲学思想的深刻、卓越之处。

张先生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论有一基本倾向，即：“中国哲学不喜出世的理想，而讲不离乎日常生活的宏大而平实的生活准则。中国哲学家所认为最高境界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至理。”“中国过去哲学，更有一根本倾向，即是自然论与理想论之合一。……综合唯物与理想，实正合于中国哲学之根本倾向。”（《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0页）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这些根本倾向虽不专属唯物论，但“颇合于唯物义”。所谓“合于唯物义”，也就是符合唯物主义精神。张先生提出由本达至，综合唯物与理想，是把这一精神发扬光大了，将其提升到了中国的新唯物主义的高度。

三、“渠山拙叟”，矢志不渝

张先生在30年代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论文，提出了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哲学之纲领”；在40年代，他对“新哲学之纲领”进行充实、论证，写成了“天人五论”，由于国难当头，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原拟订的《天人新论》之完整著作形态没能最后完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先生曾热情地宣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但自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由于教学分工和当时学术研究的环境所限，张先生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于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了。经过25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经过1957年被打入“另册”的厄运后，至1977年张先生于耄耋之年才又焕发学术青春，在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和中国文化等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著述丰赡。

张先生在50年代和1977年以后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注重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论和范畴的分析，是张先生继《中国哲学大纲》之后一以贯之的研究特色。30年代在史学界有“疑古”思潮，冯友兰先生矫“疑古”之弊而提出“释古”，张先生的研究特色则为“析古”，这包括对史料真伪的辨析和对史料义理的解析。可以说，张先生始终把对“解析哲学”的重视运用到其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析古”是张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方法，而就内容来说，特别注重表彰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以及道德理想的传统，这也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特色。“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思想，在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得到了实际的运用。

张先生在50年代陆续发表了《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张横渠的哲学》、《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等论文，并且出版了《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三部著作。同时，他还广泛收集资料，准备撰写《王廷相哲学研究》和《明代唯物论史》两部书稿。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唯物与理想的重视。在他同期发表的《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和演变》一文中，首列的概念是“气”，他说：

气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张岱年文集》第四卷第8页）

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气，就是客观实体，也就是今日所谓物质。（《张岱年文集》第四卷第11页）

在《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一书中，张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与今天所谓物质大致相近的名词有好几个，“比较不易了解的，然而却是最重要的，是‘气’这个观念”。他说：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的观念，本来是从气体的现象抽引出来的，然而却又把意义扩大了，便成为与今天所谓物质意义大致相同的观念。……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气是不依靠人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第二，气是构成一切物体的东西，一切特殊的物体都是气所构成的。……第三，气是体现运动变化的东西。（《张岱年文集》第四卷第214页）

在《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张先生指出， 中国古典哲学有四个基本特点，即：

第一，本体与现象统一的观点；第二，生活与思想一致的传统；第三，在唯物主义主义方面，唯物主义与辩证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第四，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在哲学发展中的深刻影响。（《张岱年文集》第四卷第35页）

以上论述，大体属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照着”讲；虽然是“照着”讲，却是有所侧重或有所选择的“照着”讲，亦即特别注重表彰中国哲学史中的气论唯物主义传统，其目的是继承和弘扬这一传统。就此而言，张先生在5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仍具有“接着”气论讲的意义。

1977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张先生也结束了他自1957年以来二十年的政治屈辱、学术沉寂时期。作为此时期结束的标志，张先生在复出后写的第1篇论文就是为中华书局出版《张载集》写的“前言”——《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此后，张先生进入晚年的学术高峰时期，出版发表了大量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和中国文化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关于中国哲学中的“气”范畴，张先生亦作了一些新的阐发。如在《开展中国哲学固有概念范畴的研究》一文（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中，他说：

作为哲学范畴，气指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气是中国哲学中的物质概念。……中国古代哲学中讲气，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肯定气是连续性的存在，肯定气与虚空的统一，这些都是与西方的物质概念不同的。

在《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一书中，他除了指出“气”具有一些与西方哲学的物质概念类似的特点外，还指出：

（1）气没有不可入性，而贯通于有形有质之物的内外；（2）气具有内在的运动性，经常在运动变化之中。（《张岱年全集》第四卷第491页）

在张先生主编的《中国唯物论史》“导论”中，他又指出：

“气”的观念与西方唯物论的主要观念“原子”有很大的不同，原子是一个一个互相分别的，具有分离性，而“气”具有连续性，气与近代物理学所谓“场”有近似之处。（《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第367页）

除了对“气”范畴作了进一步的解析外，张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唯物论特别是气论的思想源流也作了更为深入、全面的阐述。这些都具有“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双重意义。张先生晚年对于中国古代的伦理学说、价值学说，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包含的道德理想主义精华，也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极具现代意义的阐发。张先生始终认为，唯物与理想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和精华所在。

张先生晚年自号“渠山拙叟”（“渠”即横渠，“山”乃船山），表现了对继承和发展中国气论传统的矢志不渝。同时，他也撰写了《坚持唯物论，发展唯物论》、《我为什么信持辩证唯物主义》等哲学论文。当80年代初以来，社会上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时，他却始终“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对于哲学唯物主义之为真理深信不疑”（《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第157页）。1988年，齐鲁书社以《真与善的探索》为题，首次发表张先生在40年代撰写的“天人五论”和30、40年代的两部分“研思札记”，他在为此书写的“自序”中讲明，30至40年代，他“以为中国古代确有唯物论传统，又富于辩证思维，意图将中国古典唯物论与现代唯物论，将中国古典辩证法与现代科学辩证法结合起来，采取民族的形式，而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出之”（《张岱年全集》第八卷第82页）。1993年，张先生撰写《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平生思想述要》，他说：“在哲学上，我仍坚持30至40年代的一些观点而略有补充。我信持唯物论，推崇辩证法，而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论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第405页）在此文中，他将其哲学基本观点概括为十大命题：（1）物我同实；（2）物统事理；（3）一本多级；（4）物体心用；（5）思成于积；（6）真知三表；（7）充生达理；（8）本至有辨；（9）群己一体；（10）兼和为上。他指出：

这些观点的基本倾向是，在理论上是唯物的，在方法上兼综了逻辑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这些观点，总起来看，既肯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又昂扬人的主体自觉性。……人的主体能动性在于改变客体，而改变客体必然有一定的目标，也就是必然依照一定的准则。这一定的准则即是人生理想，人生理想的核心是“当然”的自觉，亦即道德的自觉。道德的自觉也不是纯粹主观的，而必然参照客观世界的实际，这是我的基本认识。（《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第411页）

由此可以看出，张先生晚年仍然坚持了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新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哲学方向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弘扬中国哲学固有的优良传统，并且吸收西方各哲学流派的思想精华，进行“创造的综合”。这种“创造的综合”，即是“接着”气论讲，创建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