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学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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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1

要求论文题目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常见毛病是：过于笼统，题不扣文。关键问题在于题目要紧扣论文内容，或论文内容民论文题目要互相匹配、紧扣，即题要扣文，文也要扣题。这是撰写论文的基本准则。

2．简短精炼

力求题目的字数要少，用词需要精选。至于多少字算是合乎要求，并无统一的“硬性”规定，一般希望1篇论文题目不要超出20个字，不过，不能由于一味追求字数少而影响题目对内容的恰当反映，在遇到两者确有矛时，宁可多用几个字也要力求表达明确。若简短题名不足以显示论文内容或反映出属于系列研究的性质，则可利用正、副标题的方法解决，以加副标题来补充说明特定的实验材料，方法及内容等信息使标题成为既充实准确又不流于笼统和一般化。

3．外延和内涵要恰如其分

“外延”和“内涵”属于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所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每一个对象；而所谓内涵，则是指对每一个概念对象特有属性的反映。命题时，若不考虑逻辑上有关外延和内涵的恰当运用，则有可能出现谬误，至少是不当。

4．醒目

论文题目虽然居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醒目位置，但仍然存在题目是否醒目的问题，因为题目所用字句及其所表现的内容是否醒目，其产生的效果是相距甚远的。有人对36种公开发行的医学科技期刊1987年发表的论文的部分标题，作过统计分析，从中筛选100条有错误的标题。在100条有错误的标题中，属于“省略不当”错误的占20%；属于“介词使用不当”错误的占12%）。在使用介词时产生的错误主要有：

①省略主语——第一人称代词不达意后，没有使用介词结构，使辅助成分误为主语；

②需要使用介词时又没有使用；

③不需要使

用介词结构时使用。属于“主事的错误”的占11%；属于“并列关系使用不当”错误的占9%；属于“用词不当”、“句子混乱”错误的各占9%，其它类型的错误，如标题冗长、文题不符、重复、歧意等亦时有发生。

（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

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

（三）摘要（Abstract）

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

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

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

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

论文摘要虽然要反映以上内容，但文字必须十分简炼，内容亦需充分概括，篇幅大小一般限制其字数不超过论文字数的5%。例如，对于6000字的1篇论文，其摘要一般不超出300字。

论文摘要不要列举例证，不讲研究过程，不用图表，不给化学结构式，也不要作自我评价。撰写论文摘要的常见毛病，一是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结论部分的文字；二是内容不浓缩、不概括，文字篇幅过长。

（四）关键词（Keywords）

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

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

关键词是标示文献关建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1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

关键词或主题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

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纵观全文，先出能表示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或词汇，这些住处或词江，可以从论文标题中去找和选，也可以从论文内容中去找和选。例如上例，关键词选用了6个，其中前三个就是从论文标题中选出的，而后三个却是从论文内容中选取出来的。后三个关键词的选取，补充了论文标题所未能表示出的主要内容信息，也提高了所涉及的概念深度。需要选出，与从标题中选出的关键词一道，组成该论文的关键词组。

关键词与主题词的运用，主要是为了适应计算机检索的需要，以及适应国际计算机联机检索的需要。一个刊物增加“关键词”这一项，就为该刊物提高“引用率”、增加“知名度”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五）引言（Introduction）

引言又称前言，属于整篇论文的引论部分。其写作内容包括：研究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预期的结果及其在相关领域里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引言的文字不可冗长，内容选择不必过于分散、琐碎，措词要精炼，要吸引读者读下去。引言的篇幅大小，并无硬性的统一规定，需视整篇论文篇幅的大小及论文内容的需要来确定，长的可达700~800字或1000字左右，短的可不到100字。

（六）正文（Mainbody）

正文是1篇论文的本论，属于论文的主体，它占据论文的最大篇幅。论文所体现的创造性成果或新的研究结果，都将在这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要求这一部分内容充实，论据充分、可靠，论证有力，主题明确。为了满足这一系列要求，同时也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人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自然段。每一逻辑段落可冠以适当标题（分标题或小标题）。

段落和划分，应视论文性质与内容而定。

一般常见的划分方式有：

①实验原材料和材料/实验方法/实验结果和分析。

②理论分析/实验装置和方法/实验结果比较与分析。

根据论文内容的需要，还可以灵活地采用其它的段落划分方案，但就一般性情况而言，大体上应包含实验部分和理论分析部分的内容。“实验结果和分析”这一部分是论文的关键部分。有人曾说：“实验的结果是论文的必脏”，这并不为过，论文的新意主要在这里体现。

不少学科的论文，还可再简化一点，例如，医学论文，常将正文部分分成两个大段落，即：“材料和方法”（或“对象和方法”），“结果和讨论”（工“结果和分析”）。

要写好“材料和方法”这一节，应给出诸如实验所用原料或材料的技术要求、数量、来源以及制备方法等诸方面的信息，有时甚至要列出所用试剂的有关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要避免使用商业名称，通常应使用通用化学名称。实验方法应介绍主要的实验过程，但不要机械地按通常以年、月的次序进行描述，而应该将各有关的方法结合起来描述。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使有能力的科技工作者按论文这一部分提供的信息，可以生复文中的试验及其结果，并即达到“再现性”或“可重复性”、“确证性”的要求。缺少论文写作经验与素养的人，容易将这一部分写成实验报告。

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上面的5篇大学教学论文是由山草香精心整理的论文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参考。

论文写作2

提高科技论文写作水平的基本途径

刘万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编辑部北京100026）

关键词：科技论文；写作；基本途径；研究选题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381X（2007）04-

科技论文的写作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有其特殊性和规律性。提高科技论文的基本途径是在系统收集、积累材料的基础上，培养兴趣，树立自信，通过深入研究，勤学苦练，从实际工作和改革创新等方面寻找选题，通过写作实践，就可逐步提高写作能力，写出符合要求的科技论文。现根据本人从事撰稿和期刊编辑的体会，学习有关文献的收获，结合科技论文写作的一般规律，就提高科技论文写作水平的基本途径做一简要介绍。供参考。 1收集资料，积累写作素材

资料收集的重要性详细地占有资料，是科技论文写作的前提条件。写作水平再高的作者，也要先收集积累足够的材料，才能写出有深度的高质量的文章，因为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揭示其蕴含的真谛。“规律”总是存在于大量的现象之中，“真谛”总是蕴含在纷繁的资料之中。从写文章的角度看，资料是文章的血肉，是内容的组成部分，是论文论点的依托和支柱。如果只有论点，缺乏资料和论据，就不能有力地证明论点，论点会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占有了相当数量的资料，才能搞清我们研究的题目有哪些问题前人还没有解决，有哪些问题前人未曾提出过。如果又围绕这些问题收集了更大数量的资料，就有可能弄清问题的关键，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

收集资料的基本要求一是必要而充分。必要即必不可少，缺此不能表现主题。写作时应紧紧抓住这类材料，而与主题无关的材料，则一律不用。充分即量要足，若没有一定的数量，有时难以将问题论证清楚。有了足够的量，才能从中选出足够的必要材料。二是真实而准确。真实即不虚假，材料来自客观实际，即来自社会调查、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而不是虚拟或编造的。准确即完全符合实际。科技论文十分强调科学性，任何一点不真实、不准确的材料，都会使观点失去可信度和可靠性。因此，研究方法、调查方式和实验方案的选取要合理，实验操作和数据的采集、记录及处理要正确，才能获得真实而准确的材料。写作时要尽量用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要分析和核对，引用时要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合理取舍，避免断章取义，更不能歪曲原意。 三是典型而新颖。典型即材料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这样的材料能使道理具体化，描述形象化，有较强的说服力。要获得典型的材料，调查和研究工作必须深入，否则难以捕获事物的本质；应善于从众多、繁杂的材料中取其具有代表性的，而将一般性的材料果断舍去。新颖即新鲜，不陈旧。要使材料新颖，关键是要做开拓性工作，不断获得创新性成果；同时，收集文献资料面要广，量要大，并多作分析、比较，从中选取能反映新进展、新成果的新材料，而摒弃过时的旧材料。

2增强自信，激发写作兴趣

立足本岗，培养兴趣兴趣是事业的基石，每一位农技工作者都可结合本岗实际工作，发展、培养对某一方面知识和技术的兴趣，激发进一步探索研究的欲望，对写好科技论文大

有裨益。

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经常问一问自己：“有哪些工作该做而没有做？有哪些工作做得还不够好？怎样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针对特定问题学习相关的知识，借鉴别人的经验，分析自身特点，提出措施，大胆实践，就一定能够取得成效，同时也为撰写科技论文创造了条件。

善于总结，广泛交流在全国农技推广与管理人员中，有很多人具备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非常强的动手操作能力，也承担过较大的科研项目，但成果、论文甚少，这于私于公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浪费和损失。应该养成一种习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静下心来，进行工作小结，反思存在的问题，与其他同行相互交流，相互促进。这样便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最快地提高科技论文的写作能力和水平。

3勤学苦练，提高写作水平

撰写要勤常言道，熟能生巧，对论文的撰写来讲尤其如此。从实际效果看，多写论文有三大作用：一是写得多了，对所关心领域有了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认识就更深刻了；二是写得多了，可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研究的层次可以得到相应的提高；三是写得多了，对立意选题、谋篇布局等写作技巧的运用可以灵活自如、得心应手。

撰写要恒搞科研、写论文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论文写出来了，投到杂志社后，很可能不被采用，有时甚至连投数篇都石沉大海。这时，切不可灰心丧气，要对自己有信心，相信只要坚持下去，继续努力，终会有成功的一天。

撰写要精“短而精”是信息社会的需要，我们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认识。论文的撰写有两大忌：一忌结构松散，二忌贪大求全。主题扣得不紧，中心不突出，即使好的素材也达不到好的效果。要做到主题鲜明，中心突出，必须对收集的素材进行精心的加工和提炼。一般以3000字以内的文章为好，多写些小而新、小而实、小而活、小而巧的论文，发表的可能性就大。

撰写要新论文要想能够在期刊上发表，总要有一定的创见，能够提炼出一点新意，切不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中国农技推广》杂志经常收到的体系建设、工作探讨等方面的稿件，这方面的问题最突出，讲的都是一般的情况、问题，提的建议难以在实际工作中推广应用。没有新意，没什么可借鉴的经验和措施，就没有发表的价值。如果你所阐述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新结论、一个新发现或者是一种新方法，当然是新意盎然。如果你谈的是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中的问题，那么就要选择一个新的角度，或者抓住某一个方面补充自己新的见解，甚至提出不同的观点或意见，这样有了新的立意，实现了推陈出新，才能受到编辑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

4认真研究，确定选题方向

深——从深入一步中选题如何确定合适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可以常做如下思考：目前工作还存在那些不足？那些地方有待进一步改进？别的同志、别的单位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自己的新想法和新做法可以在什么地方使用和推广？同时，选题还要深入一步。选题前要弄清本题目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前人重要的研究成果；已经解决的问题；存在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问题和症结；研究的薄弱环节及尚待开拓的领域；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等，总之要从大面上摸清本问题的基本情况。深入一步进行选题。这样的选题，既意味着继承，又意味着发展。

新——从开拓创新中选题在科研工作中，要善于探索，敢于开拓新领域。选题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农业生产中，新的栽培技术、病虫防治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以及老技术的创新改进都是选题的方面。要善于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创新，通过试验、示范、推广，提出新的技术方法，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总结写出来就是好文章。

实——从实际工作中选题有人认为，搞科研和写论文是专业科研工作人员的事，这是极其片面的。其实，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业务人员、管理人员等，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工作开展科研工作，撰写科技论文。结合实际工作撰写的论文，题目可以不拘一格，多种多样。农技推广部门的人员可以围绕体系建设、重大推广项目、行业管理，以及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的推广、应用和深化，对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讨等等，都可以作为选题进行研究。

改——从改革创新中选题我们有幸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每时每刻都会感受到改革进步的触动。农业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攻关、丰收计划、技术改进方面，在学习、消化推广和应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方面，在作物栽培、肥料应用、品种选育、病虫防治等方面都有不少技术、方法上的改进，可从中选择自己最擅长、最突出的某一方面作为自己选题的内容，然后再从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某一项进行整理、浓缩，作为自己选题内容的基础材料。

奇——从容易被忽略处选题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永远处在一个过程之中，需要不断深入与发展。在许多被人们认为是平淡无奇的现象中，往往存在可供研究的新的境界。有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能认真与细心地观察各种事物，并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就很容易找到需要研究的课题。

论文论文3

[论文摘要]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悄然出场，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如何评价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切人思考。

一、两种知识类型：形式化与语境化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探讨每一知性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它通过分析知识类型的构成方式来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证明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境况。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确立了两种知识类型，分别是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所谓形式化知识是指能够超越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经验而以形式化符号存在的知识，语境化知识是指不能超越具体经验而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存在的知识。依此分类，我们也能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虽然中西文论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知识类型，但是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论较多地体现了形式化特点，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

历时地看，西方文论知识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则。在古典时代，人们尚把文学附属于他物，从外在世界或者内在心灵来定义文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参照作用，重视文学经验的整体价值，文学理论获得历史语境的庇护而与存在保持了一定联系。但是，西方文论并不仅仅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简单累积，而是追求文学背后的总体化意义，它预先设置文学的终极本质来规定个别经验的意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运用形式规则来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被纳人形式化轨道，西方文论时刻存在着超越语境来寻求有效性的冲动。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西方文论开始从具体的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普适性知识。比如柏拉图把文艺看作“理式”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把具体的戏剧内容与欣赏经验抽离成形式规则；尽管贺拉斯强调阅读的经验效果，但他将其总结为“寓教于乐”式原则。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抽象出不受具体戏剧演出影响的“三一律”，以精确的数理形式来对所有戏剧作出有效的判断。进而康德认为作为判断力的美只关涉形式；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启蒙主义倡导文艺的理性原则；浪漫主义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来总结文艺经验；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写作原则。于是，西方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逐渐把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要求，视个别经验为普遍规则的例证；同时，这也导致知识超越语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理论高于经验的虚无主义困境，只是由于文学还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义，这一困境尚不严峻。泰纳、圣伯夫等人的实证主义文论重视文艺经验，发掘文学中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实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摆脱形式化趋向。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寻求到文学独立自足的存在依据，形式化也由于适应了这一现代性进程而推进了文学学科的发展。在此进程中，西方文论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语言符号的秩序中建构学科知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戏；结构主义利用深层结构抽离了个别经验；“新批评”引人了“语境’，来考察语义，却斩断语义与经验的联系；它们都把超越具体言语的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依据。形式主义颠覆了传统文论而走向了能指游戏，通过形式符号的策略建立起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规则，但是形式化逼迫个别经验脱离语境中的原初存在而丧失了历史感，走向了虚无主义，这遭到了历史主义的挑战。神话原型把文学拉回到民族神话中，现象学把文学归于“意向性”活动中，阐释学把文学请人“问答逻辑”中，文化诗学把文学置于历史叙述中。虽然语境中的个别经验再度彰显，但是总体化思想直接指称了文学的意义；知识不是由语境来导演，而是由思想规则来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语境之上。

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式化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追求历史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虽然古代文论也存在利用先验的总体化思想来定义文学的现象，“诗言志”一直被视为对诗歌本质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经长期成为文艺活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古代文论并未利用这种总体化思想限制对具体文艺经验的阐释，并未把纯粹形式化的文学定义贯彻到文艺批评中，仅仅将其用于寻求文艺合法性的目的，而将语境中的具体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建构出语境化的知识形态。在批评实践中，古代文论不是追求知识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现具体语境中的欣赏经验，强调个别经验的独特性，这形成了古代文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语境紧密相联的状况。虽然“兴观群怨”教化意味极浓，但描绘了读诗的经验；老庄推重虚静，指出了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审美现象。“大象无形”、“立象以尽意”开启了后世用客观意象来隐喻的知识传统。两汉作家在诗教的氛围中，描述了种种创作经验与阅读效果。魏晋六朝出现文论专著，也不刻意对文学作总体化论证，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规则，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态特征来展示对个别经验的直观感悟。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道“诗缘情而绮靡”，均未设置诗的形式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运用形神、风骨、气韵等隐喻物象表达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把知识隐含地置于语境的行为中；钟嵘《诗品》味诗，促使诗学知识在欣赏每一首诗的具体语境中产生，知识总结与诗歌欣赏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到唐宋时期，“意境说”充分体现了个别经验在阐释诗歌意蕴中的作用；《二十四诗品》列举的雄浑、冲淡、高雅、飘逸等范畴不可能被归纳成形式化的普遍规则，只能在对二十四首诗的欣赏、品评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离开具体的读诗过程就很难领会到其丰富内涵；严羽“以禅喻诗”更是将形式规则排除在诗学活动之外。明清小说评点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即兴感触，延续了诗话注重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艺蕴涵的丰富神韵不能被抽象为形式规则，只有在阅读的个别经验中才能理解文学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只有与语境相联系才能被理解，一旦离开语境就会失去有效性。

综上所述，西方文论追求形式化的知识而超越文学本身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不能超越具体语境而存在，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二、两种言说方式：逻辑性陈述与诗性言说

受到知识有效性主导倾向的影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法则的普适性而采用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则出于恢复语境中诗性存在的目的而坚持诗性言说。

西方文论的言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它将普遍有效规则贯彻到语言表达式中，略过文学特征与个别经验而呈现终极本质。虽然西方文论不乏对诗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极富文学性的韵文来书写《诗的艺术》，现代的罗兰？巴尔特构想《恋人絮语》来隐喻文学活动，海德格尔抒发了“诗意栖居”的愿望；但是此类诗性言说为数甚少，并且与言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逻辑性陈述由此占据了多数席位。逻辑性陈述将言说过程置于逻辑的控制下，具有体系的严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规定文艺属性，然后明确作出价值判断，再在形式化推理过程中把个别经验总结成抽象的形式符号，得出的文艺结论在逻辑上符合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柏拉图坚信“理式”才是真实存在，在理式一现实一文艺的等级秩序下，文艺被合乎逻辑地视为地位低下。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悲剧自然地被赋予“净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据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排除了具体的鉴赏经验，而在形式上确认了美的存在。黑格尔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立场上，运用理念与形象的三种关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的演化规律，用审美经验证明了正、反、合的规则。这些逻辑性陈述遵循形式规则而赋予知识以确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逻辑性陈述还使知识表述活动超越于语境，文学理论通过语言表达式本身传达出来而无须再借助于语境中的个别经验。西方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诸如崇高、优美、典型、异化、话语、文学性等，都是先于语境而存在的形式符号，它们的语意准确性不在于语境而源自逻辑设置，能够将个别经验整合为形式规则。

“新批评”擅长于分析单篇诗作的微妙语义，却是借助于“反讽”、“悖论”等修辞术语的概括功能。现代叙事学建立了一套叙事模式来剖析小说，把故事情节简化为公式运算。西方文论的语言表达式没有局限于记录具体经验，而是直接指称逻辑推理的准确性，具体经验经过逻辑过滤而被转化成意义确定的形式符号。这种言说方式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进人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无论它们能否复原文艺经验，它们都能利用自身逻辑对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西方文论的逻辑性陈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论证程序的逻辑性、语言表意的准确性等特点，不受语境变化的制约，这顺应了现代学术体制化的要求，成为学科知识的正规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态就是学位论文。但是，逻辑性陈述运用充满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式来概括具体的文艺经验，必然会舍弃具体经验，逼迫经验服从逻辑，从而割裂文艺经验的完整性，丧失对于文艺现象的鲜活经验。

在中国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论著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例如汉代文论依经立论、《文心雕龙》也具有“体大思精”的逻辑结构，但是这类逻辑性没有限制具体的文艺阐释而不构成古代文论的主要言说方式。与逻辑性相反，古代文论不管是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上，还是在言说内容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诗性特征。诗性言说不是抽象的诗意表达，而是指置身语境中的话语活动。古代文论在言说过程中排除了普遍规则的干扰，清退逻辑论证的归纳作用，明智地把理论知识放进感悟文艺作品的语境中，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呈现诗的存在，对个别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论的大多数表述不强求逻辑归纳，直接反映文艺活动的真实状况。比如，大量的诗话、小说评点是欣赏者的即时体味，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把特定文本的欣赏经验传达出来了。再如“意境”，也非逻辑上的判断，只有通过读诗才能理解其内涵。古代文论把人重新引回诗的语境中，重视语境不仅意味着表述过程的诗性，也对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样的诗性要求。这种诗性言说是通过语言符号的隐喻功能来实现的，只有隐喻才能把诗性呈现出来。隐喻功能是利用语言符号来描摹物象，通过不同物象之间的相似性来构成联想的表意方式。隐喻功能使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形式逻辑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独特形态，通过在相似的物象形态之间展开联想活动来感悟诗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个别经验，也充分恢复了古典文艺的生动性和多义性。例如，“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用物象的具体图案色彩来辨析文体特征。而刘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体性”、“风骨”、“隐秀”等审美范畴。钟嵘把诗歌的“滋味”比喻为感官味觉，促使品味成为诗话批评的惯常手段。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用“韵味”来描绘诗的丰富意蕴，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韵味”与“韵外之致”是无法用逻辑来限定、不是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形式规则，只能在欣赏诗歌时，在对物象形态的联想中加以感悟。严羽在“妙悟”中寻求诗所蕴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境界，虽然没有概念表达的确定性，却传达出读诗时的复杂经验，透视了诗歌朦胧的美感。隐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的文学性，例如《文赋》、《文心雕龙》用骄文写成，诗话、论诗本身就是诗歌，古代文论以文学文体表述知识也就同时言说了诗的存在。在诗性言说中，古代文论疏远逻辑而让语言符号指涉物象的独特性，在语境中恢复了个别经验的诗性。但是，诗性言说也由于依附语境而限制了语言符号表意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例如“意境”能够言说诗歌的韵味却难以有效分析小说情节，古代文论范畴术语的意义受到语境的牵制而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

三、障碍重重的“现代转换”

自1996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逐步深人，已从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忧虑深化为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但也一直未能消除对此问题的质疑。

纵观十多年的研究现状，对于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曹顺庆、张少康、蔡钟翔等人为代表，他们明确肯定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提出重建文论话语的主张。这种态度注意到文学理论的“西化”倾向，指出中国文论引进西方话语建构知识体系，导致古代文论成为引证西方理论的实例而丧失民族特色，造成“文论失语症”的恶果，“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因此，这部分学者主张以古代文论为基础来重建文论话语，利用古代文论话语进行批评活动，从而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态度强调吸收古代文论精华，有助于矫正当代文论忽视古代遗产的倾向，获得了巨大学术影响。第二种态度构成比较复杂，以钱中文、陈洪、罗宗强、童庆炳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也主张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形态，但并不完全认同“文论失语”的论断，而淡化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情绪化冲动。他们立足于现有文论传统，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在具体研究中积极阐释古代文论的原有内涵，从中发掘出能适用于现实的知识话语，通过现代阐释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三种态度是质疑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朱立元认为现当代文论的传统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更为重要，而无法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蒋寅、郭英德等人否认“文论失语”，明确指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内涵不清，是漠视传统、出于文化殖民心态的虚假命题。陶东风则断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涉及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些质疑观点各异，对于评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还没有深人地论证。这三种态度只是大体界定了争论格局，并不能将所有观点涵括在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不刻意标明“现代转换”的口号，而是切实地利用现代思维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经过长期讨论，古代文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法、话语方式等得到重新评价，一些理论观点、审美范畴、批评话语都按照现代学科体制表述成现代知识形态，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丰富起来。但是，学术成果的累积并不等于古代文论实现了现代转换，古代文论也不是只有“现代转换”这唯一出路。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观点，没有辨析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的差别，没有澄清中西文论的关系，没有充分思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理性，也就不能消除质疑。

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往往由于使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旗号而很具号召力。实际上，这种现代转换并没有摆脱西方文论的影响。因为坚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以现代性话语为坐标系统的追求，而西方文论追求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系统，所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又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作为坐标系统。这种转换其实是利用西方文论的形式化规则来重新改造中国古代文论，它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障碍。

首先，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上难以转换。西方文论主要是一种形式化知识，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古代文论是一种语境化知识，它以语境中的个别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呈现为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形态特征，不能被归纳为形式规则而超越语境。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利用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来改造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试图将古代文论上升为对普遍规律的探讨，把语境化知识提升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这不可避免地会遮蔽古代文论的真实面貌。古代文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保持个别经验的有效性、呈现文艺活动的鲜活经验；一旦从语境中抽离出普遍有效的形式后，古代文论就难以阐释古典文艺所蕴涵的无穷韵味，也就丧失了知识的有效性。由于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互不兼容，古代文论就难以转向形式化、难以实现现代转换。例如神韵、风骨、意境等审美范畴不能被赋予形式化的普遍定义，它们也各有适用的语境范围。古代文论是在欣赏诗歌的经验中来理解神韵、风骨、意境的，保持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含蓄为美、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但是，依据形式化原则来作总体化规定，就完全消除了语境化的魅力，导致虚无主义。将神韵定义成一种蕴藉、含蓄的风格就疏远了诗性体验，将风骨解释为内容与形式就腰斩了诗歌的整体性，将意境归纳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式的数字图景就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无穷内涵。并且神韵、风骨、意境只能被有效地运用于诗词批评中，特别是写有自然山水的诗词，却不能很有效地阐释小说。西方文论的一些概念，比如风格，具有普遍有效性，既能够用来批评不同类别的诗歌，又能用来评论小说，还能用来分析作家特色。由此可见，利用形式化原则来改造古代文论，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本来特色。尽管古代文论的观点、范畴等能够以现代形态出现，但已经不是语境化的古代文论了。公务员之家

其次，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难以被取代。诗性言说是与语境化倾向相适应的表述方式，它以描摹物象的方式突出了语言的隐喻功能，传神地将读诗时丰富的个性化经验传达出来。逻辑性陈述则与形式化相适应，它强调语言符号的准确意义，通过逻辑手段传达出普适性的知识。诗性言说促使古代文论大量采用诗歌等文学文体，而逻辑性陈述强调学位论文式的规范格式。隐喻性的诗性话语与规范性的逻辑话语是两种无法兼容的表述方式，诗性言说不可能被转换为逻辑性陈述。提倡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以形式化原则为要求，采用逻辑性陈述来概括知识，必然会抛弃语境而丧失诗性。那些对古代文论加以现代阐释的作法，是一方面在逻辑上辨明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而另一方面却放弃其言说方式。虽然在思想倾向上认同诗性言说，但其实是在语境之外做总体化、形式化的归纳，赋予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知识以逻辑性秩序。尽管能够运用逻辑手段在古代文论中归纳出“潜体系”，却不再是诗性话语的直观感悟了。只有运用诗性话语，才能保证古代文论语境化的诗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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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学走过了从挣脱政治意识主宰，进而回归理论主体自由，最终在多元综合基础上力图建构当代形态的具有民族特性理论话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展开更多借助了西方理论的引进与启发无论是主张在开放对话中为中国文艺理论提供多元异质的意义参照及批判性维度，强调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因素，还是主张通过古今对话，力图接续断裂了的学术传统，都无法回避全球化造成的民族身份认同和理论话语选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由此牵连出最根本的几个命题，即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这些命题纠缠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并引发了多次争论，却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在以上几组命题中，现代性一词无疑是引起种种争论的关键所在，也是联通本土与西方的切入点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寻求独立富强，追赶世界潮流的最高目标几个世纪以来，现代性在自身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中，逐步树立了强大的权威，已经成为D进步的一种象征和目标，使得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别无选择地以它作为自己发展的方向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追求伴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诞生，其起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年当年的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每周宜减它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艺概论课程可算是中国高校正式开设文学概论课程的开始我们可以从关键词来看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追求从年代开始直到年为止，出版和翻译了大量文艺学教材，有影响的如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丹纳的艺术哲学赵景深的文学概论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的文学概论等，其中的思想想象形式意识形态反映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真实性性格典型等名词，都来自西方文学理论，尽管这些名词在实际运用中存在各种问题，但总体看仍适时追踪了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予以了有效的回应新时期以来，西方浪潮迭起，从新三论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索绪尔萨特海德格尔巴特伽达默尔福柯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被大量介绍进来，大大刺激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繁荣，涌现了大量陌生的术语，如文本话语符号阐释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语境能指张力原型在场缺席虽然有学者指出了当代中西文论的两次错位，即年代末，中国的极端意识形态化批评走到终点，西方文论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后西方文论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中国文论则由外向内，但公平地看，这多年堪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时期没有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的引进移用和启发，就不可能使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治学方法研究范式和学术视野产生深刻变化，也就不可能完成中国文艺理论从古典向现代的根本转型而现代性的追求始终是这一转型的原始动因。

自然，为了求新求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赶潮头的倾向，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移用，譬如对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等还未完全弄清楚，一下子又出现了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热烈关注，并以此套用到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思潮，大量陌生化的理论术语密集轰炸，形成泡沫化的膨胀，显得空泛不实这里肯定存在着将西方的理论话语机械搬用，错置到中国当下现实的弊端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话语都有其相对性和有限性，应当重新语境化，才能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有效资源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是否本来就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在上世纪年代前，我们的理论基本上是苏联毕达可夫等教材中的概念，如阶级性与人性真实性与倾向性个性与共性典型化等，而且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再往前推，世纪上半叶，正是西方文学观念和理论的介入，才刺激了新文学运动，开始了现代文学的进程虽也有叔本华从东方哲学中汲收资源，意象派诗人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借鉴，海德格尔对道家与佛学精神的推崇，但这些微弱的回声，并不能改变文艺理论单向输入的局面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更是多方位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深刻影响，造就了多元共存众声喧哗的繁荣景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的独白史为何出现这种局面？根子在于中国古典文论面对新的历史时代，已无力回应新兴文化的挑战，失去了阐释效应与生命力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基本历史前提既然如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仍应紧随当代世界潮流，以现代性追求为最高目标，才能有力回应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二、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主要资源与自我身份的确立

世纪初当西方文化大规模引进时，就发生过关于中西文化的多次论争，从玄学科学的辩驳到新儒学的开新说，年代的民族化讨论，直到建国年的反西化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为了确证自己的民族性和文化独立性到世纪末，主要是从年开始，当东方主义文明冲突论西方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等一时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时，一部分学者退回书斋，企图重续断裂了的文化传统，从自身文化中寻求学术规范和权威来源，掀起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特别是对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进行了反思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评价可说是关键所在因为五四是文化转型与现代性诉求的真正起点，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五四反传统的历史合理性一直以来，儒家文化对于异质的西方文化，对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潮流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倾向，而年代的本土化主张，则是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提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量倾销文化产品及价值观，对非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尤其受到一些人的欢迎，如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遍文化形式中徘徊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当然，文化保守主义也并非一味排斥外来文化，可怕的是那种复古式的民族主义，由于近代以来文化上的挫折与自卑形成了深刻的受害意识，在外来优势文化逼压下，极易催生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习惯以意识形态看待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片面夸大本民族某些特质的优越性，并以此拒斥其它民族文化中有益的东西西方的弊端东方也有，将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批判反思当作西方文化没落的根据，缺乏学理支撑而且在反对西方中心的同时，暴露出东方中心的自大倾向文化传统不是静止凝固的，而是流动不居，需要不断汲收新的因素对现代性的负面有必要进行反思（如过度的功利化，机械化，人性异化等），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负面同样也需要批判民族主义者往往采用二元对立思维，将本土西方传统现代看成截然对立的事物在今天，则把西方文化等同于西方霸权，甚至等同于美国，认为现代性（化）使中国一直走在他者的路上，丧失了我性但D我性为什么不能是现代性？现代性为何是他者现代性（化）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只存在D谁领先的问题，而不存在D谁所有的问题现代性不是西方的专利，更不能将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作为拒斥现代性的理由。

从文艺理论上看，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实践和文艺批评也有力证明了现代性的强大推动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审美悲剧形象思维典型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等，这些来自欧美文论俄苏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的理论范畴和术语，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作家的思维，大大拓展了他们的文化视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范畴与话语的引入，也是为了自身需要而拿来的，并不存在文化侵略与殖民压迫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建立了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话语，并跟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践进程，有效地阐释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与文艺思潮中国现当代的文艺理论成为连接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桥梁，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追求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和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割断与古典文论的联系关于古典文论的现代性转换问题已提出若干年，并引发了热烈讨论许多学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对古代批评史的描述梳理和资料挖掘个案研究上已作了不少工作不过，将古典文论转换成具有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并且运用到对新的文学实践与文化活动的有效阐释上，鲜有成功的个例围绕这一话题也是众说纷纭，歧见颇多中国古典文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与文化思潮的提炼和概括，打有鲜明的民族性印记，可谓独树一帜，尤其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对主体心灵世界的探索，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上，有许多精细独到的见解但其中的许多概念无学术上的严格界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清远古等概念，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风骨说等范畴，带有极大的玄虚性，难免会产生人说言殊的弊病其它如意象意境缘情情真形神肌理等也存在思想内涵上的互补衍生变异相叠等现象由于古典文论的思维方式大多是经验的直观与感悟的，所以其理论命题范畴和概念往往含义模糊多向，缺少严密的论证和一以贯之的稳定性，难以形成自洽的科学体系，在批评形态上则大多是印象式点评式（譬如众多的诗话词话），显得零散无系统而且古典文论多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对象，对小说和戏剧等叙事文学的评论缺乏学术传统从诗文到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更主要的是思维方式范畴命题观念发生了变化，比较起来，现代文艺学的思维形态强调理性思辨推理和归纳，批评形态上更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和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是在现代文化转型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现代性追求的结果，而中国古典文论与现代文艺学无论是思维形态还是批评理路上都存在根本差异因此要完成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确实存在相当难度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并非古典文论的复兴有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便认同古人的思维方式，按照古人的思维来把握古代文论的真实内涵这种回到古代的观点令人费解古代文论所以在近世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无力对新的文化作出有效阐释传统文化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知识形态，其背后有一整套的农业文明的制度经济政治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与现代文明隔绝的，是另一种系统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解体，相当程度上成为异质性存在，因此，要回到古代去就必须将近百年来的现代文化思维形态彻底放弃，这是绝对不可行的需要警惕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的这种主张，目的在于抗衡西方的文化殖民，极容易走向自我封闭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古典文论只能在扬弃与改造的过程中，被部分地吸纳转化，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一种资源，而不是主体和核心，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然，正如钱中文先生所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是满足于把个别古代文论吸纳到当代文艺学中作为点缀，而要对古代文论具体的理论范畴进行清理，对古代文论的根本精神总体特征加以改造但立足点和基础无疑是现当代的文艺理论。

三、基于以上论述，要推进中国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近百年来形成的现当代文艺理论应成为最主要的资源因为它是适应新的时代新的文学实践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学科，从总体上看，曾经或正在有效地阐释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一系列现象和思潮，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不断更新发展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一系列范畴概念和术语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清理整合，并从实际应用中得出经验和教训应当打破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壁垒，采取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姿态，将文本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注入现实因素，激活文艺理论的当代性生成并发现新的问题和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文学理论要与文学实践活动保持密切的同步性，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有可能获得生命力因此，文艺理论如何回应当代文学不断出现的新景观是重中之重譬如上世纪年代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宰，提出了文学自主性，以求获得文学的独立品格年代后，针对世俗化商品化的潮流，拓展了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多媒体传播网络文化等新的文艺理论研究范畴同时，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浪潮也构成背景条件和现实语境，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譬如随着资本进入文学市场，经济思维改变着传统的价值观念，文学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科技全球化带来的电子信息网络数码图像等技术使文学从语言向图像转换，改变了人们的文学活动方式，并消解了文学的深度模式，使文学走向浅表化碎片化和游戏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文化与意识中交替存在的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因素，决定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复杂和多元这些都要求文艺理论确立实践精神与现实品格，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作出敏锐的反应，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机械滑行，失去内在的人文精神。

其次，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只有面向整个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汲取一切有效的理论资源，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与文化实践变异带来的新语境如上所述，二十世纪初发轫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文艺理论正是受西方文艺观念的启发刺激而开始的，是整体性知识谱系的切换，不同的是，那时是一种无奈下的被动反应，现在则是一种主动选择，是以自信和自主为基础，能以更耐心更宽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我们并不认为历史的演变一定是朝西方文化的线性发展，也不赞成建立同一的全球文化，同一的世界价值体系（事实也不可能），但西方的现代化毕竟为后发性现代国家树立了一个标杆，毫不夸张地说，世纪中国人的话语形态早已深刻地渗透了西方文化的思维特征和价值观念（即使在建国后三十年整体性反西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应当看到，确实存在一些超越地域与种族的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理念，譬如民主科学自由对个人的尊重，都是现代化的公共元素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其相对性和差异性（包括语言宗教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等），但不能将这种相对性和差异性绝对化，甚至将东西文化看作完全对立的话语系统文艺理论领域也是如此，现代性已不只是一个理论术语，更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从根本上制约着现代文艺理论的限度及发展空间因此，必须超越本土身份所加的种种限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合理性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与西方现代话语相抗衡的话语系统，而是使自己的理论话语更丰富更有活力事实上，像大众文化种族与性别全球化人的存在及其命运信仰失落等已经成为中外文学理论批评文化研究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对话才是唯一的选择，是一个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双向运动而文化间的差异性是维系对话和理解的前提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注定要更多地向异质理论汲取新的资源仅从上世纪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文化批评等来自西方的理论话语，确实激活了中国文艺理论话语，大大开拓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景象不过，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所谓的误读问题原因可能是对西方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不甚了解，注重于理论话语的快速移植应用，但主要还是按照自身的现实需要和文化语境加以取舍，注入了本土内涵，从后者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误读和变异事实上任何一种对话都是在某种有意味的误读中完成的当然要尽量减少西方理论话语的机械移用，对西方理论话语产生的内外因素做必要的梳理考察，找出它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由于作品与理论的互补性，应当细致考察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发现理论的丰富性和针对性，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平面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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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心理学之父”马斯洛认为：人是一种不断满足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数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刚刚满足后，往往会迅速产生另一个欲望，这是贯穿整个人一生的特点。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人类的需求层次是按照其优势或力量的强弱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而在马克思看来，认识人的问题，应该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从生产、劳动实践出发，分析人及其社会生活的本质，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地说明了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历史活动是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依据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不同，提出了人的存在有三种形态：与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与市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形态。

(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马克思社会发展三阶段论的比较分析

1．两者的相同点

(1)两者都把人的生理需要作为最基本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都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生命，那么他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中，也把人的生理需求放在首位，紧接着就是安全需求，这两种需求就是对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的保证。在这两种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时，人就会无视或者把其他需求推到后面。

(2)两者都注重人的社会性

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作为一个人，他必须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把每个人的力量都集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完成个人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的活动。社会和国家，就是人们相互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的意识性主要表现在人是有目的地活动的，人的活动是满足自己需求的活动。也正是人是有意识的，个体才会意识到社会的重要性，自己必须生活在社会中，作为社会的人才能存在。马克思指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而且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人的智能的发展和进步也是无止境的。马斯洛指出，在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下，人就开始有了归属与爱的需求和尊重的需求。而人的这两种需求的实现要依靠他人的接受和认可，这就要求人必须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包括家庭、单位、民族和国家的各个群体。

(3)两者的最高需求层次——自我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很大的相似度

“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最高和终极目标。在人类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物的依赖性”形态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类开始进入了社会。这时，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才能得以实现。恩格斯指出：“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就相同于马斯洛所提出的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在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得到满足后，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显得十分强烈。为此，人们的生产、生活就会围绕这一需求而展开，进一步促进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从而达到自由王国的实现——即社会的实现，那时，人的体力、智力、感受能力、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等得到了全面发展，人也就越来越进步和完善，人的全部潜能都可以得到完全的发挥，呈现一种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景象。(4)两者都认为人的需求层次是由低到高发展的

马克思认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里的新的需要是人类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外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即社会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而马斯洛所阐述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这就是著名的马斯洛需要梯级结构，或叫金字塔结构。(5)两者都认为各个需求层次是同时并存的，反对将需求层次顺序机械化

马克思和马斯洛都认为，人并不是在低级需求完全得到满足后，较高一级的需求才会出现。而是在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后，较高一级的需求在人类的需求层次中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低级需求并非消失，而是由原来的主导、统治地位变成从属的地位。

同时，两者都反对将需求层次顺序机械化理解。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的，历史是具体的，因受客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个体需求的发展必然呈现差异，需求顺序发生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人的行为除了受需求的影响，还受到信仰、价值和理想的支配。例如无产阶级，他们以牺牲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包括生命)来追求全人类的解放。马斯洛也曾特别指出，要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他说：“迄今为止，我们谈的似乎这一层次是个固定顺序，但实际上它并非我们认为的那么刻板。确实多数人都把这些基本需要视为基本上遵循我们业已指出的那个顺序，然而却有许多例外。”他曾列举了七种例外的情况，并分析层次顺序发生变化的种种原因，包括信念、崇高的社会理想、社会价值等对人行为的影响。

2．两者的区别

(1)两者研究需求的角度是不同的

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研究人的需求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观的起点必须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生产，二是需要，三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将需求作为社会历史的起点来考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基于对人们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活动的关注和分析，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观的根本性变革。

马斯洛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的需求问题的。他的需求理论是作为心理学说史上“第三思潮”而存在的。他从研究人的行为动机开始，研究人的需求，即“似本能”的需求，目的是要构建出人类行为的动力结构，探索出人类需求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以，较马克思的需求理论而言，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更细微、更具体、更人性化。

(2)两者研究需求理论的方法也不相同

马克思研究人的需求理论是从人类这一角度来切入的，即把人作为一个类、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这一整体系统来看待。他首先考察人类这总的系统的需求发展过程，认为人的需求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需要引起生产，生产满足需要又引起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生产离不开需要，若离开需要，生产就失去了目的、失去了意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类的需要将经历生存、享受、发展三个阶段。尽管这三种需求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但其主导地位却由社会的发展而由低到高不断转移。马斯洛研究人的需求理论是从个体出发来研究的。他认为：一个更普遍的心理学应建立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即对人类中不断发展的那一小部分人进行研究。这些人是人类中的典范，他们精神健全，能充分开拓并运用自己的天赋能力和潜力。他们有最基本的需求，但他们在充分享受这些需求满足时，不断地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马斯洛正是从一般的、人类普遍的需求层次来建立他的需求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