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论文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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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1

摘要：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诊所法律教育；困境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 Legal Education for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二、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一)机构设置困难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二)教师资源缺乏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课程设计难以保障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三、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路径突破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利用公安院校现有的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二)多渠道选任诊所教师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三)根据公安特色合理设计课程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 Legal Educationinthe 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 and 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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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提纲2

第一章 刑事禁止令概述

第一节 刑事禁止令的概念

第二节 刑事禁止令的法律性质

一、刑事禁止令不是刑罚

二、刑事禁止令不能完全体现保安处分4

三、刑事禁止令与缓刑指示存在异同

四、刑事禁止令是独立性、依附性和强制性的统一

第三节 刑事禁止令的作用定位

一、从人道主义出发体现教育挽救作用

二、从行刑个别化出发体现特殊预防作用

三、从行刑社会化出发体现公共利益维护作用

第二章 刑事禁止令的域外立法及其评析

第一节 域外禁止令制度的立法和执行优势

一、适用范围和内容更具体化

二、衔接机制和执行队伍更体系化

三、监督体系和制裁措施更严格化

四、执行方式和监控手段更科学化

第二节 域外禁止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第三章 我国刑事禁止令立法司法现状

第一节 刑事禁止令的立法司法现状

一、以比较法看立法现状

二、以实证分析看司法现状

第二节 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适用条件不明确导致量刑不均衡

二、裁量指引缺失导致适用质量不高

三、监督评估机制缺位导致执行不到位

四、专业及科技力量投入不足导致适用积极性低

第四章 我国刑事禁止令制度完善

第一节 刑事禁止令的立法司法完善

一、细化刑事禁止令适用规则

二、制定刑事禁止令配套程序

三、明确刑事禁止令救济途径

第二节 刑事禁止令的执行完善

一、健全刑事禁止令责任主体衔接机制

二、建立专业、多元、社会化参与的执行模式

三、采用信息化、技术化的执行方式

结 语

本文结论

综上所述，当刑事禁止令进入我国刑法典的那一刻，我国行刑个别化、行刑社会化就开启了新的篇章。

从现有立法来看，刑事禁止令为我国的管制和缓刑制度补强了内容与抓手，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从制度源头来看，刑事禁止令是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为犯罪人提供了行为约束、改过自新的机会，为侵犯对象降低了再次遭受侵害的。可能，为社会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支撑。

从古今中外对比来看，域外刑事禁止令制度比我国领先，在适用范围、制度设计、体系建设上均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

从我国刑事禁止令抽样调查来看，仍存在这一些问题。

但是一项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法律的魅力就在不断严密完善。

无论是刑事禁止令内容上的丰富、程序性设计的构建、监督执行体系的构建，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实践，勇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探索中寻找答案，使刑事禁止令制度不断完善，发挥犯罪教育挽救、特殊预防、维护社会公益的作用，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论文3

法律论文600

法律论文6001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

从法理上分析，这种行为指的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

而在近期，在我国部分城市，却主要体现在交通方面。

具体表现为：一位由执法部门派出的“钩子”，“发生了紧急状况”，向私家车主“求助”。

车主动了恻隐之心将其搭载。

孰不知落入了一个圈套，因为不远处的执法人员，按照所谓的证据，将其定为“非法营运”。

然后“依法处置”，罚款。

这位车主自然是百口莫辩，除了“乖乖受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这样的执法方式固然荒谬。

然而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却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如在上海，一位私家车主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

结果，搭客拔了他的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他拖出，还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

对方告诉这位车主，他们市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

在各种压力下，最后这位车主交了一万元才取回车

同样是在上海，另一位车主也是动了恻隐之心，却引来“非法运营”的横祸。

尽管他采用了“断指”的方式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也只是徒劳。

庆幸的是，最后他们一个采取诉讼的方式，一个采取向政府求助的方式，让法律还给了他们一个公道。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

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

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生活在法治国家里，人人都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政府能否自觉的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直接影响到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权威。

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能否顺利实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行政，是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依法进行，符合法律的规定。

然而在“钓鱼”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却变成了违法者，引诱守法者违法。

这让社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

而执法者的做法所影响的也不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

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制观念和信心。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

但是为何会有“钓鱼”执法的产生，其主要原因或许就是因为执法经济。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

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

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以罚代法屡禁不止。

“钓鱼”执法则成了执法经济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

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这句话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句“最牛私家车标语”。

当然这无疑是网民们针对“钓鱼”执法的黑色幽默。

但是这或许成为了私家车主面对“钓鱼”执法的无奈之举。

不过，如果这样的标语出现在每一台私家车上，是否就表示，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重重自我保护的外衣，使那些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

那么我国的民族精神中的“团结互助”，又该如后得到弘扬，得到发展。

而这种情况还有可能随时随地陷公民于危险与不安，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境地！

“钓鱼”执法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对人们法制观念的影响，实在太大。

我们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思索，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如何把“钓鱼”斩草除根。

法律论文6002

我校的在校生都处于16-20岁的年龄阶段，他们的自我意识在增强，渴望踏入社会，被社会接纳，但又缺乏社会经验，不懂得自我保护。

遇到突发事件，容易头脑发热，不计后果，时常有违反校纪校规的事情发生。

为了更好地保护学生，为了让学生增强是非观念，提高防范意识，创建“平安校园”，法制教育是班主任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

由于我班住宿生较多，宿舍的生活条件较简陋，在班级中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尤为重要。

夏天，蚊虫较多，有同学点蚊香；冬天，宿舍较为寒冷，有同学用电热毯、电热水袋等；还有同学没有将充电器、饮水机等的插头拔掉的习惯。

这些都存在着安全隐患。

在教育的过程中有许多学生不理解学校的作法，作为班主任只能摆事实讲道理，为了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牺牲一时地安逸。

防偷防盗教育也时常在班级开展。

住宿生不要在宿舍存放贵重物品，现金最好少放一些，要用的时候再去提取。

银行卡、身份证不要放在一处，银行卡的密码最好不要设置为生日，也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

在公交车上要把背包置于胸前，小偷就不容易得手。

手机不要插在后面的裤子口袋里。

教室无人时要及时锁门，不要将现金、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教室。

虽然多次教育，但仍有学生失窃，说明学生的防盗意识不强。

另外，遇到失窃，要及时报警，不要怕麻烦。

报案的人多了，警局自然会引起重视，加派警力维护治安。

学校适时组织开展法制案例教育，以活生生的实例教育学生。

例如打架、报复、辱骂同学、逼霸等，学生在做这些事情或者参与此类活动时都没有意识的会有严重的后果。

一方面，不知道相关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也是头脑发热，也有一些是在同学的怂恿下犯错。

事情发生后才追悔莫及。

因此，班主任的法制教育，不应当只停留在几堂法制教育课，更应当在平时注意观察，了解学生的动态，防患于未然。

当然，法制教育不仅要向学生宣传遵纪守法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对自制行为的约束，更是捍卫尊严、权利的有力武器。

法制教育应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法律就在身边，我们学习、生活的学校、家庭、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法律保护网，时时刻刻规范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调整着各种社会关系，只有自觉遵纪守法，才能健康顺利的成长，并有一个良性发展。

换个角度讲，法制教育是一个普法的过程。

我们应当告诉学生日常生活的中有哪些针对他们的陷阱，如何识别、自救、求助等。

还要让他们明白有哪些权利，如人格权、受教育权等等，如果这些权利受到侵害应当采取何种方法、手段才能得到有效的救助，而不至于付出更大的代价。

总之，开展法制教育的主旨是培养学生民主、法治的观念，让学生认识到法律不是约束行为的锁链，而是保障生活的要素，偏失的正义会得到法治力量的匡扶，弱势群体也能得到法律阳光的普照，从而自然地产生对法律的信仰，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这些才是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他们从单纯的课堂教育中学不到的，更是法制教育的价值所在。

遵纪守法的道理人人都懂，法制教育更要潜移默化地从学生身边的事件起，从他们身边的事做起，通过科学全面的法制教育增强有学生的国家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和守法用法的意识，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和谐、向上的法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