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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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论文范文【第一篇】

人道主义伦理学整体目标是美好的，但其实现前提是人切切实实是自由的，人是不自由的，也就谈不上人类的可能性与完善，更谈不上理想的幸福与好生活。人的自由包含着很多的含义。首先，意味着人已然获得了实质的自由；其次，可能指人具诸种形式上的自由；最后，也可能意味着人类可以变得自由，具有自由的可能性(潜能)。弗洛姆正是在第三种意蕴上看待自由的，即人具有实现真正自由的可能性。因此，弗洛姆要阐释发人道主义伦理学，必须先批判“人的自由”的问题。弗洛姆的前期著作《逃避自由》中提出了“自由的悖论”，即人在个体化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在成长过程自我实力不断地成长，二是日益孤独。“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独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服从。简言之，自由的悖论就是，人总是渴望自己成为更加自由的“个体”，可当人一旦成为“个体”时却又感到孤独、无能为力和无权力，而宁愿选择去“服从”，从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以精神分析来看，便是一种心理的“逃避的机构”。但是，“自由的悖论”并不能证明人类“逃避自由”，事实上，在对“自由悖论”的阐释过程中，反而揭示了人类对真正自由的渴望。因为弗洛姆坚信一点，就人性而言，人类是求幸福的。正如亚氏所言，人生而求幸福。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那么，人类也必然渴望自由。在此意义上，“自由本身不是价值和目的，而是价值和目的的前提”。所以，问题关键在于，人类要求的是何种自由？人类所要求的是能够实现的实质上的自由，而不是被空头许诺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弗洛姆很细致地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了“自由的悖论”，无疑都佐证了我们的论断。一是在文化渊源上，他认为伊甸园是人类具有安全感的象征，是最初的原始联系。亚当与夏娃的离开，正是人类“个体化”要求的象征，原罪“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类自由的开始”。而后，人类的生活却又选择了对上帝的“服从”，表现为各种宗教崇拜和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千年统治。弗洛姆指出了根源，“新获得的自由显然像一个天罚；他脱离了天堂可爱的枷锁，获得了自由，但是他却不能自由地去管理自己，去实现他的‘个人人格’”。亚当在个体化后的自由并没有真正实现，离开伊甸园的人类生存，充斥着生老病死、柴米油盐、勾心斗角，他无法管理自己，甚至无法完善自己的人格。所以，亚当逃避的是那些无法实现的自由。二是在社会生活上，宗教改革打破中世纪严密的社会组织生活。由此，人类获得了新的自由。然而，“新的自由似乎给他们带来了两样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时日益地感到孤独、怀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虑”。人成为了个体，看起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成为了市民社会的一员，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独立了，可资本的自我运作是残酷的，“他们常常要反抗不可抵抗的强大势力，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场拼命的，无望的奋斗”。“资本取得了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一种超越人的力量，决定人的经济与其个人命运。资本‘已不再是仆人，而成为主人’”。［3］P34因此，宗教改革以来的人类个体自由，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没有实现的、无望的自由。人类个体所逃避的自由，毋宁说，就是不自由。换句话说，人类并不逃避自由，只是逃避个体化带来的孤独、焦虑和无助。所以，人不会逃避自由，反而深切地渴望自由。只有真正的自由才能摆脱焦虑与无助，才能成为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前提。真正的自由是能够得以实现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会使人拥有力量，以及获得可能性的感召，而不是单纯的形式与权利。弗洛姆把这种真正自由的现实性寄托于对人性的塑造上，即“生产性人格”的塑造。所以，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实现以自由为前提，而自由的获得必需经由“生产性人格”塑造这条进路。

二、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进路：生产性人格塑造

弗洛姆剖析了社会生活中由规范伦理学导致极权问题，深刻指出了人类心理的“逃避机构”。他的本意并不说人类对自由的逃避是不可避免的的痼疾，而是想唤起人类对真正自由的热切追求，借由精神治疗的方式重塑健全的人性，培养出生产性的人格。由此，人类才能把握真正自由，实现自身的目的，冲创出可能的生活。弗洛姆强调面对自由的悖论，人类会产生无意义感。那么，要克服这种感觉的方法有二：“一个自然就是靠自己与世间的爱去工作，很真诚地去表现情绪、感觉与智能……，另外就只有后退，放弃其自由”。而唯有具备“生产性人格”，才能靠自己与世间的爱去工作，成为真正主动的主体，而获得自由。同时，放弃自由只可能是一种短暂的安慰，并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服从、依赖、受虐并不能改善生活，当人类为一个“不为己”的目标殷勤奋斗的幻觉破灭之时，届时迎来的将是更深层次的内心焦虑，是“人的潜能”自我荒废的深深懊恼。因此，自我哄骗与对权威的服从，要让位于“生产性人格”。人格健全的个体，能凭借理性和爱而去工作，实现自身所蕴藉的目的与潜能。所以，生产性人格塑造是通向人类真正自由之途，也蕴藉着人类对好生活的向往。在弗洛姆的文本中，所谓的生产性人格就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如果我们说，他必须运用他的力量，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是自由的，他不能依靠那些控制他力量的人”。弗洛姆相信，“生产性”才是健全的人格取向。因为人类的生存时刻面对着两种类型的悖论，一是存在的悖论，即生与死的问题；二是历史性的悖论，即人类(个体)的限制条件与潜能实现(可能性)的问题。人对存在的悖论是无望的，而历史性的悖论则能够通过历史条件的改换或通过对人格的“生产性取向”的塑造来解决。在生活中，存在的悖论不是最大的困惑，而历史悖论才是重心。人类对“自由”的逃避，事实上也是一种历史性的悖论，因为只要实现自由的条件极大的充沛，那么任何形式上的自由都将是实质的自由。然而，历史条件是相对稳定的、有限的，那么“生产性取向”的塑造对幸福的意义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生产性取向”区别于人的“逃避的机构”，它不依赖于某个权威或“原始联系”，它径直地驱动人去创造性的爱与思维，在一种生产性的工作中，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潜在能力。生产性取向的人格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具备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者具备自由的能力，意味着能独立的思考问题，能切实地选择自己的价值与目的，为自己的可能生活做出安排和筹划，能够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也是主动地去爱的主体，具有生产性人格的人，不是被爱的对象，不是依赖症患者，更不是一个卑琐的“现实主义者”———逢迎世俗以谋名利。因为“‘现实主义者’似乎和精神病患者全然相反，但实际上，他只是精神病的补充”。总的来说，生产性是人特有的潜能的实现，是人运用他自身力量的实现。所以，具备生产性取向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实际上，人的生产性能创造出物质财富、艺术作品和思想体系，但生产性所创造出的最重要对象是人自己”。因此，自由即意味着人自身的潜能能够得以实现。弗洛姆强调人要真正实现自己的潜能，就要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之所在，不要将自私与自爱混淆起来，人要成为他自己，必要一番“自我的追寻”。那么，人的自身利益又是什么呢？在弗洛姆看来，在人类(个体)的天赋能力(物质的力量)和境遇(手中的武器)中有其固有的潜在能力与目的，实现这种潜在的能力与目的，是人最大的自身利益所在。所以，自爱是人的最大责任，而将潜能荒废掉是人最大的不道德。从伦理的角度去考虑，则“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人对自己的不关心”，而自由“是根据人的存在法则去认识人的潜力，实现人的真正本质”。其中，人的良心是唤起人去热望自由的巨大动力。正是基于这种“道德判断”和对人性格的基础科学研究，弗洛姆否弃了权威主义的或者绝对主义的伦理学体系，强调普遍的人道主义伦理体系，而该体系的核心就在于认为生产性取向的人格，是个体获得自由的根本进路，使得个体能够认识人存在的意义，进而对其生活中的得失进行负责。所以，生产性人格是人类所热望的自由的基础，是自由的路径，而自由又是幸福生活的前提。由是观之，自由与幸福也是互为一体地蕴藉于“生产性人格”概念之中的。

三、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反思：自由的限度与好生活的可能性

伦理学论文【第二篇】

学生是教学设计的起点和归宿，学生的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练习才是课堂的主要部分．尝试教学中，教师只是课堂的组织者、学习素材的提供者，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原有认知，结合教学目标来激励学生的自主思考、分析和探索，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自主尝试的主体，以有效地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质．比如在学习有关“直线的斜率”时，教师就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进行导入，让学生回顾自己的上楼梯的时候，不同的倾斜度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利用投影给学生展示出两种不同倾斜度的楼梯，让学生对斜率有个感性的认识，学生一致认为倾斜度不大的楼梯攀爬起来比较省力．那么如何来描述某一直线的倾斜程度呢？问题的抛出使学生开始议论纷纷，有的学生选择角度；有的学生选择比值，有的学生尝试利用建立坐标系的方式进行分析．学生的积极猜想顺利地将学生引入了理性的思考，开始比较探索哪种方式更为准确、便利，从而总结得出了斜率的定义：直线的斜率等于高度与宽度的比值．那么如何利用坐标系中的点来表示斜率呢？学生就会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作图分析、积极探索，得到了坐标系中斜率的几何意义：纵坐标增量与横坐标增量的比值．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顺利地推进了课堂的教学，新知的学习不再依赖于教师的“讲”，而是取决于学生自身积极主动的探索发现，学生的自我攀登有利于素质教育的践行．

二、尊重学生差异，施行分层教学

高中阶段的学生，在学习方法、思维和技巧上已出现了很大的不同，需要教师结合学生的个性做到顺势而导、激励上进．在尝试教学活动前，学生对所学内容、目标要求、情感态度的要求有所了解，以便使学生的特质与教学活动相融合，张扬学生的个性发挥，有效地实施分层教学．比如在学习有关“诱导公式”时，教师就可以结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让学生对单位圆进行回顾，在观察其中对称性的过程中，再次温习圆的性质，调动学生各自的原有认识，利用问题促进学生的进一步探索：利用圆的对称性探索三角函数的性质．具体的问题为学生的思路指明了方向，学生从始边和角的终边来建立三角函数中的数量关系．课堂给学生预留充足的思考空间，发挥每个学生的个性特质，用个别讨论来代替整体教学，从而形成了师生、生生之间激烈的讨论氛围，每个学生都结合自己的认知来发表观点和看法，教师顺利地掌握了每个学生的思维关键点，顺利地做到了“对症下药”，学生对三角函数的性质和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准确得出了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使每个学生都有了提高．通过这样的课堂建立，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才使得学生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想法，积极地与老师讨论其中的数学逻辑和推导方法，从而能够从自己的思维原点出发，逐步地达到掌握新知的终点，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组织合作讨论，实现思维创新

学生的探究仅靠自身的学习和生活经验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讨论，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在思维碰撞之中主动实现新知的搭建，在思想的交流中顺利完成对问题的发现、探索和解决，以逐步地突破原有思维、实现创新．比如在学习有关“余弦定理”时，学生在对自动卸货汽车的车箱进行分析后，发现其设计的关键是油泵顶杆长度的计算，从而将其转化为几何图形的计算：已知三角形中的两个边和这两个边的夹角，求第三条边的长度．学生学过直角三角形中斜边的求法，对这个问题还比较陌生一时很难找到解题思路．在学生的独立思考后，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合作讨论，借助集体的力量来对难题进行攻克，学生们先从思路入手，企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有个学生说道：“老师总是说将特殊的问题一般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这个怎么才能转化为一般问题呢？”学生的这句话一下子打开了探究的思维，过顶角在斜边上做垂线，将斜三角形变为了两个直角三角形，实现了对问题的解决．然而有的学生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是钝角三角形，其垂线应该在斜边的延长线上，这个方法还能适用吗？”在学生的尝试解决中，问题被一个个的攻破，学生们也都非常的兴奋和自信．合作讨论给学生的交流搭建了平台，实现了对学生思维的跳跃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灵活课堂教学，促进全面发展

动态的课堂生成永远无法模拟．教师就需要结合课堂生成进行临时发挥，尝试利用自己的机智灵活来调控课堂教学，熟练各种教学教法和技能，从而构建和谐的师生、生生关系，促进相互之间高效的探索、分析和合作，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提高．比如在学习有关“函数的单调性”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学生对函数图象的认识，让学生进行不同函数间的观察对比，对增减函数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利用具体的函数值进行大小比较，逐步地分析其中图象变化趋势，了解函数值与自变量之间的变化规律，由此导入学生对增减函数概念的认识．然而在概念的描述上，学生却使用了“任取”、“任意”这类不规范的数学术语来进行表达，这时教师就要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教法，再次引导学生对特殊的函数图象进行观察，学生对同一函数中有时增函数、有时减函数产生疑问，从而对增减函数的定义进行质疑，领会到自己在表达上的不全面，及时地加以完善和纠正，准确地掌握了增减函数中的定义域，加深了对单调性的理解和运用．通过这样的灵活调控，深层地帮助学生分析了自己的思维误区，挖掘出了总结和理解上的漏洞，全面地发展了学生的思维，真正地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五、结语

伦理学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法学；案例教学；问题；完善建议

1法学案例教学的含义与意义

法学案例教学是通过在课堂上分析和讨论案例，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基本法学知识，提高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法律应用能力的教学方法。它起源于美国，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律师兰德尔在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时所倡导，随后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学教育中传播开来。[1]我国大学引进该教学方法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学专业在高校的不断扩张，法学案例教学也逐渐流行起来。案例教学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与传统教学不同。在法律教育的过程中，它可以涵盖多种方法，例如模拟审判、仿真诉讼、实地教学、司法实践等。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案例，可以更好地了解法学理论的基础知识并逐渐形成法律思维，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激发。通过对相关案例资料的探讨，并结合学到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学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切磋交流当中，进一步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培养法治人才的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时，要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既要使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又使学生具备良好的法律实践能力，同时引导学生形成缜密的逻辑推理和法律思维能力。我们高校法学教育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求的德才兼备的法律人才，因此，我们的法学案例教学要立足本土，立足于中国的法治实践，通过案例教学来培养学生形成公平正义、德法兼修、司法为民的法律底线、意识和思维，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2法学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高校的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已经逐渐被老师和学生所接受，越来越多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将案例教学列为教学改革的重点，并在法学课堂上进行广泛地实践。但是从案例教学的总体情况来看，大部分高校法学专业的案例教学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目标认识不清

案例教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养具有法律思维的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直接面向国家和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案例教学的核心内容是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起到引导和帮助作用，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在试错和探索中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然而在一些法学案例教学中，由于深受传统教学思维模式的影响，老师在课堂上通常只注重对相关案例结果的分析，却忽视对案例分析思维的讲解与引导这一最核心的内容。[2]目标认识不清，过程出现了偏差，结果就是我们的案例教学变得和传统教授教学法一样，老师向学生灌输理论，学生最后还是得不到知识之外技能的提升；有些老师将案例课程当成纯粹的教学任务，机械地将传统课堂上的“讲授———灌输”法带到案例课堂上来，只要教学任务完成，而不关注教学效果的好坏。

方法运用不当

由于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推理模式为典型的演绎法，有严格的体系性和逻辑性；而案例教学属于英美法系的产物，推理模式为典型的归纳法，强调个案分析的方法，二者存在明显的思维差异。案例教学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被很多老师理解为举例教学。所以，我们在引进案例教学后，并没有弄清其本质，只是从形式上进行模仿，使得案例课变为老师在课堂上讲述案例，然后提问几个问题，学生回答以后就算完成了任务。实际上，案例教学需要老师课前精心挑选案例，课堂上引导学生分析思考，这对老师的知识储备和把控能力要求很高，需要随时应对预料不到的新的问题。因此在实际案例教学中，许多老师或者觉得麻烦，或者是担心自己准备不足，无法应对学生在分析案例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就将案例课变为讲解案例的课，这样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当中，不会出现预料不到的情况和问题。这样的案例教学是很难培养学生的主动思考和积极应对的法律思维能力的。

内容准备不足

案例教学的内容至关重要，而恰当的教学案例的选取则是关键。目前来说，我们的案例教学所用的案例基本上都是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编写的案例教材，其中也不乏一些经典著作，但从整体上来看，案例教材的质量还是跟不上教学的需求。主要问题有：首先是案例缺乏针对性。法学专业是一个系统专业，有着很细的学科划分，不同的学科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案例教学并不适用于所有法学学科，如果将案例教学强加于各个法学学科，将会适得其反。其次是案例缺乏区分性。案例教学具有一定的难度，初学者往往很不适应，无法找到入门技巧。我们目前的案例选取没有区分案例教学的阶段，甚至我们的案例教学也没有区分教学阶段，这不符合案例教学的规律，案例教学遵循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直接反映在案例的选取上，就是教学案例要有难易程度的划分，不同的教学阶段使用符合实际需求的案例。最后是案例缺乏典型性。大部分案例都是一些陈旧的案例，缺乏创新性，跟不上社会的变化，也没有反映司法实务的发展趋势。教学案例没有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地方，引起不了学生的兴趣，案例教学就很难有效开展下去。

评价机制不妥

案例教学作为“舶来品”，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教学评价机制不能很好地接纳案例教学，对老师和学生的评价不能反映实际教学效果。对于老师来说，我国高校目前的教师职称评选主要是看教师的科研论文和项目，而教学工作量和教学效果对职称的评选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诱导和评价机制促使老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科研，而教学包括案例教学似乎成了副业。直接的结果就是老师对案例教学敷衍了事，因为真正的案例教学是相当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而其又不能给自己带来评价体制内的认可和利益，因此老师自然就很难重视包括案例教学在内的教学工作。对于学生来说，我国高校对学生专业课学习的考查主要是通过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形式基本上都是老师出试卷，然后组织学生闭卷考试，最后老师批改试卷，评定分数。试题的类型一般包括名词解释、概念比较、法条分析等，学生只需在考前突击背诵，加上老师有意无意地勾划重点，基本上都会取得不错的成绩，这对老师和学生来说，可谓是各取所需。[3]因为案例教学很难通过试卷的形式来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而要通过在日常课程进行中进行复杂的细致的过程评价。这种评价方式的赋值需要科学严谨的设计，且评价过程耗时耗力，这也妨碍了案例教学的接受程度。

3法学案例教学的变革与完善

在新时代全国教育大会“打造金课”精神指引下，法学案例教学应从目的、方法、内容以及评价等方面进行准确定位和完善变革。

明确案例教学的目的

案例教学的目的就是在基础知识掌握和法律思维养成的基础上，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只有以此为目的来开展案例教学，才能使法学案例教育沿着正确的道路进行。针对当前法学案例教育目的出现的偏差，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案例教学的目标，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首先要加强对老师的专业课培训，使其能够熟悉案例教学的流程，掌握案例教学的精髓，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为重点，充分发挥自己在案例教学过程中的导向作用。其次要使学生能够明白案例教学的意义。相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来说，案例教学不但老师教授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学习起来难度也相当大，这就需要老师详细讲解此方法，帮助学生入门，掌握相应的技巧，同时也应该使学生建立起信心和决心。最后要使老师和学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老师和学生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都是受益者，老师在进一步提升自己教学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加强自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学生则可以在法学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方面良性互动，双双提升，有助于未来法律职业能力的养成。

完善案例教学的方法

针对目前老师将举例教学法当做案例教学进行教学的问题，除了部分老师存在认识问题外，大部分是因为缺乏案例教学的技术设备。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只需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不需要更多的教学设备。而案例教学的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完善，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多媒体为主的互联网技术手段在案例教学中已经运用得十分普遍。尤其是近几年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类自媒体使我们的学习与交流变得更加便捷，而这些技术被应用于教学中，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我们的案例教学在运用新技术方面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老师和学生搜集资料，寻找国内外案例，并通过社交软件例如微信，建立聊天群等“泛在”学习环境，随时随地分享资料，交流学习心得。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下一个技术制高点，目前来说，司法实务机构已经纷纷将人工智能引进到司法实践中来，并且加大了在这方面的投入，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法学案例教学应紧跟科技发展前沿，积极运用新技术，才可以更好地与司法实务相衔接。

丰富案例教学的内容

案例教学的前置性环节是案例的挑选与准备。首先，案例要有区分性。即案例教学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案例的选取在不同的阶段难易程度一定要适中。如果过于简单，就达不到培养学生分析能力的目的；如果过于困难，则会打击学生的信心，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成长，要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其次，案例一定要有典型性。即选择的案例一定要有新颖性、话题性和扩散性，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上案例课不单单是为了学分，更重要的是对此有极大的学习兴趣。可以参照美国经典法学案例教科书———《合同法案例选编》，从司法判例中寻找典型案例。同时，针对学生上课时感兴趣的问题，老师可以收集意向，进行相关方面案例的准备。[4]最后，案例教学要有针对性。案例教学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法学学科，对一些理论性特别强的学科，如法理学、法制史等，采用案例教学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些学科缺乏明显的应用性，实践中很难找到相结合的案例，所以这些学科教学只能采用讲授法。而对于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生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采用案例教学，会使学生对老师讲的理论知识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并且通过分析和讲解案例，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综上来说，老师在准备案例时，要对课堂案例有一个全面的衡量，才可以发挥出案例的作用。

健全案例教学的评价

对老师的教学考核与对学生的成绩评定历来都是教育教学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因为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和指标直接关联到老师工作绩效和学生的学分绩点。只有打破现行教学考核制度与成绩评定制度存在的僵化局面，发挥考核与评价机制的引导功能，才能真正提升案例教学的效用。对老师的评估需要综合性的参考因素，不仅仅要关注科研项目与论文，更不能忽视教学这一最基本的评价因素。具体到案例教学来说，其更偏重实践性应用和教学过程，因此更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全过程的评价而非单纯课堂上的评价。包括课前的案例准备，组织学生进行分组，查找资料；课堂上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与现行法律法规进行结合，探讨案件分析过程，对案例进行点评；课后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综合分析，要求学生总结相关经验，撰写书面报告等等。案例教学中这一系列复杂而又智慧的工作必须予以充分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够激发老师进行案例教学的热情，进一步在案例教学上不断开拓创新。同样地，对学生的成绩评定也要结合案例教学的特征进行综合考量而不能简单地通过一张试卷就决出分晓。因为案例教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对学生成绩的评定要着重考虑以下因素：学生在课前的准备情况，小组讨论的效果；在课堂上，要看其言语表达是否流畅，逻辑思维是否清晰，案例展示是否全面等；课后的总结是否到位，等等。综合这些表现，给出学生该门课程的成绩，才更能引起学生对案例课程的兴趣，才有利于案例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案例教学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中间寻得了恰当的平衡，是适合法学教育宗旨和目的的重要教学方式。在意识认知上重视，在体制机制上改进，在具体措施上完善，法学案例教学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教学效果也会有质的明显提升。

参考文献

[1]邹育理。从美国的法律教育谈“判例教学法”[J].现代法学，2000(2).

[2]喻永红。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案例讨论模式探讨[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6).

[3]宋贻强。中国法学案例教学批判[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9).

伦理学论文【第四篇】

《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汉》写于1934年，正是美国经历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开始实施后一年。这次经济萧条以美国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农业衰退由于金融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大萧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1150万；在美国各城市，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2]40弗罗斯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新英格兰地区生活，有着农民、诗人、教师的三重身份，真切地感受到了大萧条对农民生活的影响。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实行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史称罗斯福新政，其核心是救济、改革和复兴，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缓解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作为农民，弗罗斯特有天然的保守倾向。他反对罗斯特新政，认为新政使人们依赖政府，而政府过多的干预使得人们放弃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上述社会现实危机和思想观念冲突在弗罗斯特的诗作中时有流露。《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汉》就是这样一部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

诗的主要内容是极具戏剧性的场景：一个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劈木柴，这时来了两个找工作的流浪汉。故事里的三个角色内在的冲突极具张力。这个农民知道流浪汉想要找工作，他喜欢自己劈木柴，不想让别人来干，但是他又明白自己干活是为爱好，而流浪汉找工作是为谋生，权衡两者，孰轻孰重？对这首诗的评论主要集中于其对新英格兰农村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以及对当地农民口语的灵活运用；有些批评家注意到了这首诗的戏剧冲突中蕴含的伦理内容，用传统的伦理范畴来厘定伦理冲突，如自私与无私、个人权利与对他人的义务，等等，但是，这些伦理范畴未能充分顾及到诗中三个角色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也未能令人满意地分析、解决矛盾冲突。弗罗斯特在这首诗的开篇就设置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景：“从泥泞中走来两个陌生人，正好发现我在后院劈木头。”两个流浪汉首先是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意味着他们跟叙述者非亲非故，也不属于其所在社区，因此，叙述者对他们的状况不负有任何情感或道义的责任。“泥泞”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理环境，也暗示了季节，甚至还蕴含着“大萧条时代”的象征意义。两名流浪汉中的一个停下来热情地向叙述者打招呼：“使劲儿劈呀！”而叙述者正在自家后院劈木头，被这喊声引开了注意力，停下了手头的工作；他并不领情，而是立即看穿了这个陌生人的意图：他故意落在后面，让另一个人先走，肯定居心不良，他想要的就是抢走我劈木头的工作，好挣一份工钱。第一节确定了整首诗的形式：每节共八行，由两个“abab”韵式的四行组成，基本格律是抑扬格四音步（tetrameter）。明快流畅的语言、传统的格律模式与暗含冲突的内容形成对比，反映出在艰难时世中，原本淳朴的伐木工人和农民之间为了争夺工作机会，丧失了信任，彼此猜忌、彼此提防的情景。第一节中初露端倪的各个因素都在后文得到发展，如新英格兰的乡村风景和生活，四月气候的反复无常，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两个流浪汉与劈木头的农民之间的心理战。诗的最后两节集中展现了这个无声对峙的场面：我们双方都没有说一句话。

他们知道只要在那儿戳着，他们的逻辑就会塞进我脑瓜，因为我可没有权利去拿别人为挣钱干的活儿开玩笑。我的权利是爱好但他们的是需要。在这两者并存的情况下他们的优先——这是人所共识。但是谁愿意让这两者割裂，我生活中的目标就是结合爱好和职业就像我的双眼在视野中合而为一。只有当爱好与需要合为一体，而工作相比凡人的争斗是游戏，人们才为天国和未来真正做出一番成就。这位劈木柴的农民和两个流浪汉的矛盾表面上是爱好与需要的矛盾，实际上映射的是个人与国家，权利与责任，少数与多数的矛盾。农民劈木柴时感到身心放松、活力洋溢，因而他很喜欢干这份活儿。但是两位流浪汉是职业伐木工，他们因为失业而四处流浪，需找一份短工，以求一顿饱餐，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可谓关系到生存与尊严。农民并非不通情理，他承认两个流浪汉更有权利要求这份工作，但是他并不想为此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他的理由也很正当：只有爱好和需要相结合的工作才更有意义。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在最后一节的辩词多少有些强词夺理，因为劈木柴这件事似乎没有他说得那么崇高，可以让爱好和需要合为一体，可以为天国和未来做出一番成就，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无法强迫他放弃自己的权利，损害自己的利益，让他把工作让给别人，并为雇人工作出钱。我们看到用传统的伦理概念，如权利、义务、公正、公平等，都无法打破这一僵局，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应用伦理学介入的场景。

二、程序共识：商谈、共识、纠错

应用伦理学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更强调具体的操作方法，亦即依靠商谈程序来解决具体问题。我们看到弗罗斯特诗作中的农民和流浪汉之所以陷入僵局，就是因为双方没有进入商谈程序，而是各怀心事，一言不发。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双方都有伦理上的挫败感：农民知道对方占理，可是又不愿自己吃亏，流浪汉想要工作的愿望迫切，可是又不能强人所难。我们可以设想，双方如果能友好地商谈，互相做出一些让步，是有可能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的。如前所述，大萧条时期，失业是一个普遍问题，因此，《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汉》所描述的场景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设立类似现在伦理委员会的机构，来论证、调解这一失业和雇工的矛盾，对缓解社会危机当不无助益。诗中所写的农民和流浪汉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因为双方坚持从个体出发的立场，不愿从人际关系、共同利益和普遍价值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换言之，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没有付诸实践。有学者在论证普遍价值问题时，认为以“个人”为单位来推论普遍必要价值，可推导出“普遍愿意”“同意普遍”和“普遍同意”三种情况，都不能圆满解决“普遍必要价值”问题，而以“关系”为单位，可推导出“普遍受惠”和“普遍兼容”两种情况，由此可以更好地推导出普遍价值，并指出这种关系原则的哲学基础是“共在存在论”，即“共在”先于“存在”，共在问题更值得关注。这与应用伦理学重视商谈、重视共识的精神是一致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应用伦理学的目标也许与普遍价值是一致的。应用伦理学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采用纠错机制。应用伦理学是各种思想、理念、观点、方法、措施、办法的融合与提炼，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和自我批判的反思能力。有论者认为，这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思潮；纠错机制就是通过自我批判、通过论证与反证、通过对已有思想的否定，从而产生新的认识，形成无限的交互关系，不断产生创新的动力。45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和多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各持己见、各执一词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有些问题和矛盾前所未见，法律法规无法完全涵盖，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伦理学就有了用武之地。

三、诗与伦理：冲突与共识

我们在将伦理学引入诗学研究时，也应注意到诗与伦理也存在冲突，需要谋求“共识”。古希腊史学家拉尔修记录了哲学家色诺芬尼对诗人的谴责：“荷马与赫西俄德把人类身上该受谴责的东西，全部赋予神灵，这其中包括偷窃、通奸和相互欺骗等等恶行”；毕达哥拉斯说他曾梦见荷马和赫西俄德在冥界，一个被吊在树上，一个被绑在青铜柱上炙烤，他们的罪名都是说谎；赫拉克利特嘲讽荷马竟然解不开幼童的一个谜语，建议把荷马史诗从诗歌朗诵比赛中清除。柏拉图对诗歌的评价更为伦理化、政治化，甚至将诗人逐出了“理想国”。柏拉图的主要理由是：诗人的技艺只是摹仿，不登大雅之堂，而他们的诗歌常常离经叛道，教人混淆是非，甚至腐蚀城邦中的优秀人物。正如文论家维姆萨特所见，所谓诗与哲学之争，说到底还是诗人与道德家之争。“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和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的城邦的，……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地接纳它。”这实质上是用传统的伦理观念来限制和束缚诗人。人类心灵中最美丽、最富于创造精神的诗歌从最初便存在着伦理上的争议，而且从一开始便被推上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关头，因为撒谎在任何伦理体系中都是败坏伦理的罪恶。自从柏拉图宣布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之后，西方世界的诗人就仿佛生活在一道阴影之下，时时要起而为诗辩护。亚里士多德采纳了柏拉图关于“诗是模仿”的观点，并由此出发建立了古典诗学理论体系。他的诗学理论核心是模仿说，舍弃了柏拉图的伦理观，明确肯定诗的作用和优越，如他认为诗人按照规律来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而历史学家叙述已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

贺拉斯的《诗艺》则强调诗的道德教化作用，认为诗人应歌颂国家的光荣，应给人带来快乐，教人向善，对人的生活有所助益。锡德尼承袭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进一步提出诗人的创作不仅模仿自然，更要胜过自然。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爱默生、惠特曼、狄金森、艾略特、华莱士•史蒂文斯等历代诗人相继而起，不断为诗辩护，他们的诉求虽然各异其趣，但总是围绕诗的伦理功能这一核心。现代诗人更倾向于采取面对现实的态度，而不再关心概念或理念的争论。正如艾略特所说，诗可以表达哲学，同样，诗也可以表达伦理内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伦理道德既不应是一种古板生硬的说教，也不应是一种高不可及的理念，而是对生活本身规则的总结，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处事艺术和生活智慧。从这一点说，诗与伦理是相通的，诗与伦理的冲突在应用伦理学中可以得到解决。

回到弗罗斯特，我们看到诗人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场景和内心感受，虽然他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但是这种真实的记录也是有独特价值的，至少可以作为伦理学的个案。简而言之，诗人的长处在于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出伦理难题。诗人的表达给人更深刻的印象。有趣的是，弗罗斯特曾在书信中谈到自己的这首诗，他对其中显而易见的叙事内容避而不谈，而是揭开其中蕴含的个人情感因素，他宣称他所有作品中未说出的另一半都是他的恋人艾莉诺（Elinor），包括《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汉》。他在另一书信中又宣称自己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不相信每个女人都是天堂中理想女性的不完美版本，不想拥有一个伊索尔德（Iseult）作为爱好，另一个作为职业，从《泥泞时节的两个流浪汉》可以得知，一个真正有风度的柏拉图主义者将坚持单身，因为他绝不会完全从实用角度去对待女人，而丝毫不将其理想化。伦理学中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往往并不在于如何认识道德的作用与地位，而在于如何运用道德原则；尤其是当出现两难（道德悖论）之时，也就是说在同一事例上发生了不同道德规则之间的相互冲突，人们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应怎样根据不同的因素与几率进行权衡取舍、协商解决。道德悖论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各方依据不同的道德原则，似乎都有道理，因而相持不下，而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就是直面伦理冲突，通过商谈程序来寻求道德共识。我们看到，现代社会日益重视和尊重诸如人权、自由、民主等伦理价值，这些都可以看做是经过漫长的商谈程序得到的成果。应用伦理学为诗歌智慧与哲学智慧相互借鉴、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文学研究中的伦理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