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听众教学反思(精选4篇)

网友 分享 时间:

【阅读指引】阿拉题库网友为您分享整理的“唯一的听众教学反思(精选4篇)”范文资料,以供您参考学习之用,希望这篇文档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下载分享给大家吧!

唯一的听众教学反思【第一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践行;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这也是我党群众路线理论的渊源。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直接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理解和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找到理论基点与根据,有利于我们广大党员同志更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自觉中很好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1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实践“一切为了群众”的目标追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是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生产力是根本动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最高价值追求,两者辩证统一。发展生产力,目的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的“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人。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即马克思所说“每个人”。二是指人民,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唯物史观强调“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一切为了群众”体现着唯物史观的价值目标,应成为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践

行群众路线自觉的价值追求。“一切为了群众”的核心是解决“为了谁”的问题,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创造者和历史的推动者,是国家的主人,是公共权力的来源和力量的源泉,是我们党的衣食父母。在艰苦的革命年代,同志就敏锐地看到这一颠覆不破的历史真理并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和要牢固树立“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的群众观;经过十年内乱和拨乱反正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始终把“人民拥不拥护”、“人民赞不赞成”、“人民满不满意”和“人民答不答应”作为我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集全党智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目的和指向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世纪之初,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本质的要求。当前,以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归根结底是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我们党组织践行“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目标,就是为了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站在国家发展与社会“人”的发展需要上谋划、部署和推进工作。而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为了保障和实现全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党组织的工作目标,就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人素质的全面提升。这既是工作目标的哲学理论基点,也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性要求。共产党重视民众、代表民众执政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己之私,是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2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观点,坚持“一切依靠群众”的价值准则

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经验时,元帅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冯白驹将军曾深情感叹人民群众是琼崖革命的真正靠山时说“山不藏人人藏人”,便是依靠人民群众的生动体现。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什么时候群众路线坚持得好,革命、建设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坚持得不好,革命、建设事业就遭受挫折。因此,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群众伟大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否则,我们的事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群众路线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句话是一个整体。既是价值目标,也是价值准则。若只讲“为了群众”,而不讲相信和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就可能演变成恩赐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首先,不要把自己就变成了救世主。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人凭着自己占据的岗位,掌握的资源和办事的方便条件(钱财物),为基层做了一些事。应该说这些人比占着岗位不做事要好的多,但也不能因此就把自己当救世主,更不能忘记权利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而应该看成是岗位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事。同时要有对人的作用的发现、挖掘和充分发挥。一切依靠群众,要讲“人本”,靠人,不能光讲“钱本”。市场经济,有钱可以有人,这是事实。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是先有人而后有钱。货币是价值的符号,价值是劳动的凝结,钱在本质上是人的“劳动”创造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要素,他们积极性作用的发挥,重要是他们的激情、知识与智慧,而不仅是拥有多少钱财。第二,一切依靠群众,就要在全社会建设一支能依靠的队伍,这既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追求,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队伍要“靠得住”,党组织要“靠得上”。要在人民群众“最盼”的地方有身影,“最急”的地方显真情,“最困”的地方伸援手,“最怨”的地方改作风。第三,一切依靠群众,重要的是要相信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而这种自觉意识的唤起与增强,有待于通过党组织的有效工作,使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在情感寄托上找到家园,在人生追求上看到希望,在发展利益取得上得到保障。总之,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过上好日子,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芝麻开花节节高。毕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生活梦想的实现是他们力量和作用发挥的动力源泉。

3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主体的观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根本方法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野中,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创造历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党组织要深入基层、了解实际、倾听民声、汇集民智、顺应民意、获得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共产党人开展工作基本方法的准确概括,也描述了我们共产党人决策的形成、实施、修正、完善的路线图。同时,这也是同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发展过程完全一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体现着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才能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掌握工作主动权。同志说:“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重要的是要到群众中去,善于听取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诉求。善听,(下转第258页)(上接第160页)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能力。一流的领导总是在听,而不是总是在说,好领导是夹先听而后导。一流的上级经常在下,而不是总是在上,好上级是要下得去而后上得来。我们不二能要求党的领导干部都只听不说,但至少可以多听少说。我们不能要求党的领导干部都是全才,什么领域都懂,但如果对不熟悉的领域,又不原意听取和尊重他人特别是基层的意见,沟通起来就特别困难。曾用明朝解缙的一副对联,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者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描绘形象,剖析深刻。显然,“根底浅”就会“腹中空”,两者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办公室里想主意,报告厅里发号召,会议室里听汇报的程序化工作流程,或许规范有序,但是否缺少了点什么。如果想要做点改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能我们带来活力的最好工作流程图。

4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赋予的观点,找准自己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角色定位

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党群观视野中,群众是党执政权利的赋予者,也是党工作价值的评判者,强调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因此,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有且必须有“服务”理念,把政治上的先进性与管理上的服务性结合起来,构建“服务型”党组织,其思想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治理国家不是物,而是一种复杂的过程与智慧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的活动具有服务性或劳务性。治理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服务性质的实践活动,领导服务就是国家治理活动的产品,或者说是一种服务形态的产品。服务型党组织应该确立起“上级服务下级,党组织服务党员,共同服务发展”的理念和工作体系。在这种理念中认清“我是谁”,答案就是“服务者”。第一,要有服务者的做人形象:见面谦和点,不盛气凌人;说话谦虚点,不恶语伤人;处事谦恭点,不强势压人。第二,要有服务者的工作态度:敬业,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亲民,关注下属要做的事;解难,直面基层难做的事。第三,要有服务者的为政作风,做到:想问题、做计划、办事情,热心不袍怨,真心不作秀,尽心不懈怠,潜心不浮躁,耐心不发火,恒心不折腾,诚心不忽悠。

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考,并不虚无,它不但能帮助我们克服近视而富于远见,而且更能让我们从灵魂深处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执政根基。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政治和理论根基,要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意志和智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必须坚持并善于贯彻群众路线,坚持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因此,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中,深邃的哲学思考,是不是能让我们的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怀着一种“以人为本”之心,去寻找融入人民群众的“服务型”家园呢?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3年修订版)[M].2013,08.

唯一的听众教学反思【第二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反对迷信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时期,人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一部分人会因为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挫折和不幸走向迷信,想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庇护,人们在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中由于经验和知识的限制,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还不能解释,而人的主观世界的形而上学性对这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归因于超自然的力量。

一、当代迷信的含义

迷信,是人对事物的一种迷茫的信服和盲目的相信,将不科学的事物认为是真实存在的,是人们对于某种虚幻的、非科学的价值观念所特有的崇信心理, 并且通常产生相应的巫术化的强烈功利性的行为体系。包括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 如气功热、都市养生热、拜金潮之中所涵育的迷信潮流。包括人们所熟知的传统形式,如占卜、看风水、驱鬼治病、相面揣骨、算命、问卦、测八字和驱邪画符等,同时,“迷信现象”不限于人们的意识溺陷,还包括各种不良网络和电影电视、迷信书籍的销售、迷信性质的修寺建庙、迷信用品市场的兴起、封建会道门以及某些“准邪”、“准黑”组织的迷信活动等。当代迷信的泛化是一种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畸变。规模性的迷信活动因其对社会的危害,大多为国家政策法令所禁止。社会危害性较小的一般性迷信活动,也属教育改造、控制和逐步破除之列。迷信在本质上是消极愚昧的,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逆动力。

二、当代中国迷信现象的主要特征

(一)伪科学性

(二)“时尚”性

有些人以测风水、看面相等为时尚,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以“大师”之居,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他们利用人们精神萎靡,情感枯竭,急于寻求慰藉的心理需求,于是,这些所谓的“大师”就横空出世了。“大师”们招摇撞骗,猖狂之至。奇怪的是,这样的“大师”却总有生存空间,层出不穷,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值得人们深思。“大师”横行的背后是“大虚”的泛滥,正是因为人们的精神太虚无,才有了“大师”的太猖狂。现在在网络上经常会出现:“你的名字和你心中的他|她有多少缘分呢?可以发送短信到……”等等,过去算面先生摆摊设点,现在化为很多“时尚”的新面孔。

(三)趋利性

现实生活中,有人借助迷信来挣钱,迷信用品市场发展迅速,城市书刊市场一度被落后的、腐朽的迷信书刊充斥 。一些人遇到问题不从科学角度去解决,往往通过算面去想解决的办法,所以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有依算命来谋生的人,其数量还不少。有一些地方, 巫婆、神汉利用一些人避灾心理, 搞迷信活动, 趁机敛钱。“大师”们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精神寄托。有的政府官员,精神萎靡不振,意志衰退消沉,出现,经济有问题,心理上自然不安全,于是在封建迷信中寻找寄托,在浑浑噩噩中打发时日。不少官员热衷于烧香拜佛和算命看相,祈求升官发财。这些人对“大师”们言听计从,深信不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就给了“大师”们乘虚而入的缝隙。

(四) 性

迷信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破坏生产,危害社会治安,残害生命,破坏安定团结局面。更有组织,以宗教为掩护,摘取宗教经典片言只语,掺杂异端邪说和封建迷信,愚惑群众,进行违法的政治活动,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是打着宗教旗号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宗教极端主义偏激的观点、暴力的手段完全背离了宗教的本义。宗教极端主义借用宗教只是假象,核心是制造民族分裂和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暴力恐怖活动反人类、、反文明的凶残本性。明确指出,“暴力恐怖活动的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当前,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猖獗,新疆也不例外。宗教极端主义鼓吹的所谓“圣战殉教进天堂”,是他们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蛊惑煽动群众的最恶毒招数。受“圣战殉教进天堂”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一些无知的信众,特别是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中有的由于无知,缺乏辨别能力而中毒;有的怕入地狱,向往天堂生活而被引诱;有的对现实社会不满,走上了所谓的“圣战殉教进天堂”之路。要采取有力措施查缴非法宣传品,堵住各种有害信息的侵蚀,防范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蔓延。切断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的渠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压缩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的空间,铲除宗教极端思想产生的土壤和温床,为教育群众远离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破除当代迷信

(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信仰的缺失、理想信念动摇、价值观教育的缺失、改革开放引发矛盾是当下社会中的人们很容易信奉迷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迷信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价值观蜂拥而入,加上我们国家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一些落后、腐朽的封建思想,在一些学说和思潮面前,有的人消极迷茫。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在理想信念动摇、缺失信仰的时代,如果出现了颇具感染力和煽动性的世界观,可能就会引起一些人盲目跟风、深信不疑,对人生正确的目标失去方向,在价值取向上也会倾向唯心主义和敬畏鬼神。如何培养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培养其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力,因该成为全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很多东西,不从哲学的高度来考虑,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够用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分析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才可能摆脱当代封建迷信的种种影响。所以,世界观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正确加强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必要条件。我们要大力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彻底清算各种封建迷信,与唯心论和有神论坚持不懈的斗争下去。

(二)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工作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的统一。当一位领导心目中认为人民群众不是历史的主体,他在面对群众的时候会很冷漠,而他的世界观里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非常重要,那么他的方法就是很热情,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马克思史唯物主义者,只有承认物质是第一的,物质在先,物质是本原,才会在各种思想困惑面前不被迷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会与各种唯心主义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才会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客观的看待问题。要依靠党校、干校,对领导干部进行哲学教育,因此必须研究如何加强党校、干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问题,增加哲学专题课的份量和教学时间。大中专学校主要来进行对青年学生的哲学教育。我们要加强对(宗教极端主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我们要总结经验,坚持搞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在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三)加强哲学科研工作

科学研究是发现,探索和解释自然、社会现象,深化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寻求其规律,容不得半点主观。这就是求真。尽快提高人们的智能,以适应新世纪发展的需要。这些年来,在哲学研究方面,虽然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讨了一些新的问题,但由于经费资助难以得到,学术活动难以开展。在哲学科研论文中发表批判封建迷信、反对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文章很少。随着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些人认为,自然科学才是科学,社会科学不能算是科学。对于哲学,哲学是什么,哲学有什么用,许多人急功近利更是一无所知了。一些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并不能直接给人们带来财富,学哲学又不能当饭吃,其作用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事了。这种状况的存在,也影响哲学科研,要增加哲学科研经费,着力培养学术带头人和青年学术骨干。加强统筹规划,加大支持力度,积极构建“学科+平台+项目+人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模式,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围绕国家和地方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凝练研究方向,提高研究质量,在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

(四)发挥哲学工作者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渊源[J].探索与争鸣,1999(10).

唯一的听众教学反思【第三篇】

关键词:

思想;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3000906

长期以来,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新兴学科刨根究底的思维偏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界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的努力。颇有意思的是,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仅有着刨根究底的思维偏好,还有着对学科本质研究路径的“实用经验性”路径依赖。即主要从社会的政治现实需要出发,进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社会功能层面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特殊性,即实践性。毋庸讳言,实践性确实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性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基于政治实践的亦步亦趋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论证,很难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得到认同,甚至还会加剧人们对其学科合法性认同的焦虑。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为“思想掌握群众”[1]128即是从“实用经验性”的研究路径得出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应该说,“思想掌握群众”这一观点可谓备受学界关注,近年来更是被广泛地加以引用。因此,有必要对这一代表性观点加以评析,一方面以辨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层面对学科合法性论证路径的缺陷,超越以学科知识生产所产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功能的研究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尝试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相对分离的研究理念的指引下,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是谁之生产、如何生产,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性。

一、“思想掌握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的批判

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或集团,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对人们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思想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掌握群众”这一观点正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界定得来。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界定,马克思早就在《费尔巴哈提纲》中作了强烈的批判:“这种学说忘记了……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2]59不难看出,“思想掌握群众”中的“思想”已经凌驾于社会之上了。问题是,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思想又来自何处呢?何种思想又能凌驾于社会之上?群众是一群被所谓的“思想”任意驱使或宰制的羔羊吗?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研究“思想掌握群众”的奇技淫巧吗?具体来说,“思想掌握群众”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判定,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思想掌握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工具化的存在,更使人民群众由历史的主体变成了任由“思想”驱使的客体。客观而言,“思想掌握群众”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鲜明的实践特色。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常常是围绕着党和政府的实践工作而开展。在党与政府的实践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就是做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致使说理教育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制于一定的政治实践需要、并为一定的政治实践服务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之间显然不能“一锅煮”。前者只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职责”,后者则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学科规范乃至学科合法性。当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不甚明确,致使研究者们不仅常常“飘”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社会功能领域,而且还可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其学科本质混同起来。“思想掌握群众”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这一判定,显然是将学科社会功能等同于学科本质,这实质上取消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法性。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地位再重要、再特殊,但其终究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

更为严重的是,“思想掌握群众”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不仅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工具化,而且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只讲“思想掌握群众”,而拒谈、避谈“群众掌握思想”,实已预设了群众只是思想操控下的木偶而已,这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把被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恢复并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作了证明。“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3]群众成为思想操控下的木偶,实质上是在鼓吹政治精英的唯心主义史观,且势必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污名化为政党在思想上操控群众的历史,即“它与由强迫、恐吓,或无休尽地重复几乎不值一说的东西的催眠术造成的心灵的软化有关,全体人民已经被它们弄得服服帖帖”[4]。“思想掌握群众”是置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直强调的要倾听群众呼声于不顾,也势必置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格的完善与发展不顾。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思想掌握群众”,群众的思想^念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单纯的认知提高过程,它还涉及情感、意志品质、行为等多个方面。但问题是,如同木偶支配下的群众,又何来情感、意志品质等人类的情感性因素?

其次,“思想掌握群众”不仅难以促进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甚至有禁锢人民群众思想自由之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理应具有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实践批判性气质。直言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思想论辩、政治博弈和教育活动中承担思想解放、价值革新的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使命”[5]。而在“思想掌握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中,思想论辩被置换为“思想掌握群众”,政治博弈在此情况下很有可能演变为政治统治。因为“思想掌握群众”,“就是一定阶级或集团,运用反映本阶级或集团根本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的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意识,自觉地影响和掌握群众的思想,指导和推动群众的社会实践,以实现本阶级和集团根本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过程”[1]129。所谓“影响和掌握群众的思想”,实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思想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修桥铺路。“思想掌握群众”变成了思想支配(控制)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一定的阶级和集团进行政治统治和辩护的工具。于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自由就变得尖锐对立起来。

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当然包括思想上当家作主。那么,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自由真的是矛盾的吗?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剥夺人民群众思想自由的权利?实际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尊重人民群众思想自由基础之上的思想引导,而非思想控制。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因此,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因为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之所以由党来牵头,恰恰是由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所决定。不难看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其说是“思想掌握群众”,不如说是使“群众掌握思想”。“思想掌握群众”这种观点根本没有看到群众不仅有选择受教育和不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有自我教育的能力,致使群众成为思想可任意操控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遑论人民群众的思想自由和思想解放。

最后,“思想掌握群众”是一种以非历史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为政治统治的稳定提供基础。“思想掌握群众”是一种典型的从先验的本质规定来规定群众社会生活的逻辑。思想之所以能掌握群众,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思想天然的合法性,任何人对这一思想的怀疑都是对思想的亵渎,而广大人民群众似乎只要接受这种思想就能获得人生的幸福。它显然不是站在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上,所以它用观念来解释人民群众的实践,似乎人民群众的各种其他的思想意识只需通过精神上的批判与教育即可达到消灭。需要注意的是,“思想掌握群众”除了预设思想的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而且预设了人民群众生活无差别的存在。确切地说,群众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单质的存在。从唯物史观来看,群众显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而形成的群体。然而,在以形而上学的先验的群众设定的掩护下,群众中的个体之间被消灭了“差别性”和“个别性”,他们只受那抽象的思想主宰。“思想掌握群众”的观点,把“思想、观念、概念”等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试图通过意识的改变来消除束缚人们的限制。在这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思想”笼罩之下,广大人民群众除了自绝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之外,别无他途。他们不仅要放弃思考,还要放弃自身,必须服从于遵循在他们之上或之外的价值规范与思想。在此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总是遵照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2]93,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是永恒的“现存”,“永恒在场”的“本真存在”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的最高支撑。直言之,“思想掌握群众”中的思想成了终极实在、最高本体和世界的“最后本质”。

二、从“思想掌握群众”到“群众掌握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唯物史观考察

“思想掌握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使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活动。从(统治阶级)思想到(群众)思想,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存在先天性的缺陷,根本无助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认识,甚至可能将人们引入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的歧途。因此,要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首先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自觉,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2]92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探索应该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实践活动本身,即从思想政治教育现存的现实关系来说明其本质,而不是在思想的政治、政治的思想、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教育等概念之中玩概念游戏。

思想政治教育到底是“政治中的教育活动”,还是“教育中的政治活动”?在此问题上,学界存在着政治学和教育学两种视角:从政治学角度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从教育学角度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教育现象与行为。前者即是我们所熟知的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判定[6];后者则将人的需要和满足判定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动力 [7] 。这种“政治学本位”和“教育学本位”给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学科偏狭”。要超越这种“学科偏狭”,需要我们将问题置于唯物史观方法论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而言,“政治学本位”“教育学本位”问题就转换为它是人们之间的政治交往活动,还是教育交往活动?当然,不论是政治交往之间的关系,还是教育交往之间的关系,其指向的也主要都是思想观念层面,或者说主要是精神层面。从唯物史观来看,人们之间政治交往和教育交往取得相对独立的空间,应该是现代社会带来的成果。在前现代社会,社会分工尚不发达,人们以分散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小农经济带来的自给自足,进一步弱化了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秩序与其说是依靠经济力量,毋宁说是超经济力量实现对分散个体的整合,直言之,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是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领域的合一走向领域的分离,经济、政治、文化逐步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即社会成员通过经济活动获得物质资料的需要,通过政治生活来获得公平秩序,通过文化生活获得精神意义。在此情况下,不是说三者之间完全脱离,而是保持一种与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张力”。此种“张力”一旦失衡,政治的教育化和教育的政治化即有可能发生,学界将这两种现象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但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还是“泛政治化”,其指涉的都是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即是说,从唯物史观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现代社会这一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政治迫使人们进入了冲突性思考,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前现代社会,因为终极的、最为高贵的价值不仅存在着,且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使不同的意见冲突受到相当大程度的抑制,即是说酝酿多元思想产生的社会土壤尚不具备。“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需要‘说’,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反思,而只有当反思(rethinking),思想才超越了单纯的想(thinking),没有反思也就无所谓思想。不同意见要说给别人听,别人听了也想说,说与说之间形成回流,听与听之间也形成了循环,这就形成了对话,人们不得不把对方所说的话当成思索的对象,同时为自己的话寻找理由,这样才形成反思。”[8]显然,前现代社会即使有不同意见存在,但表达这些不同意见的权利显然是被那些具有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垄断,因为普通社会成员并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来临使人们获得了普遍的意见表达权。“自市民社会产生的那一天起,市民就开始寻找一种自由表达的境界,并在市民社会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将表达的权利赋予越来越多的人。”[9]并且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转化为政治国家的公民,意见的表达权第一次获得法权意义的确认。应该说,思想自由标志着“家天下”向“公天下”的转变,政治文明水平确实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因为民众对政治权力运行上不同的意见不仅可以得以自由表达,而且出版自由权、集会自由权等权利的获得,使民众对权力的分享乃至共享获得了可能。随着“生产的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275 。随着目的论世界观的崩塌,人们在价值观领域的分歧和斗争越演越烈。或者说民主政治并没使人们更易达成政治共识,反而使政治思想斗争变得日趋激烈。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了实践的空间,这里的空间是结构性的,它包括一定的政h组织、社会组织、公民个人或群体、思想家、利益集团等,因为这些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使得这一空间得以存在[10]。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思想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以培养民众的公共精神和实现一定的政治共识为旨归。公共空间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思想的扩散和接受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思想的扩散和授受又包含着政治思想的博弈过程,而公共空间的存在又是政治文明发展水平使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貌似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中,“政治思想”意味着从人们的政治交往中解构出最为本质的因素,即这种思想只能是政治的;“接受和认同”意味着从人们的教育交往活动中解构出本质的要素,政治思想却是在“扩散和授受”之中,这当然蕴含着“思想掌握群众”的思想和“群众掌握思想”的思想之间的博弈。但是,公共空间的思想博弈与斗争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培养民众的公共精神、凝聚政治共识才是其目的。当然,由于政治文明和政治形态上的差异,政治思想的内容也就千差万别。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公共性政治这一土壤,因此,公共性可判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性。但问题在于,公共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那么这种公共性又是如何生成与展现的?

三、“思想掌握群众”与“群众掌握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实践空间

从统治阶级特权的意志表达权到社会成员普遍具有意见表达权,这显然是人类历史上巨大的政治进步。追溯历史,不难发现,意见表达的正式途径是通过等级会议的方式进行的。“等级会议的公开是一个巨大的场面,对公民来说具有卓越的教育意义。人民大部分从这里获知他们利益的真实性质。有一种照例流行的看法,以为一切人早已知道什么是对国家有利的,在等级会议中只不过把它道出而已。但是事实刚刚相反。”[11]331等级会议的公开,对社会成员而言是普及了普遍事务的知识。不仅如此,每个社会成员还获得了对普遍事务具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的权利。即是说,现代性社会为“群众掌握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表明群众所掌握的思想就不需要引导。

群众的政治思想自然不能和思想家们的理论水平相提并论,确实也缺少政治精英们的政治思想的权威性,但这并不是说群众的政治思想就一无是处。经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对人民论、人人平等、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等政治学说的宣传,这些论断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则进一步在理论与实践上确认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因此,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具有先天的合理性。而且,由于群众的政治思想又往往是和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权益紧密相关,故群众的政治思想指向相比于政治精英、思想理论家们而言更加具有现实性。但是,日常生活的视域局限又不可避免地使群众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偏狭与平庸,即是说群众政治思想指向上的天然合理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并不是一回事。直言之,群众政治思想的日常生活向度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性要求有着本质性区别。所以说,“群众掌握思想”还需要“思想掌握群众”,以对群众政治思想的日常生活向度加以批判与整合,使思想校正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性要求中来。

“思想掌握群众”意味着政治精英对现实的关怀迥异于群众,政治精英的政治思想不仅要关注群众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现实,更要对这种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现实予以反思、批判、整合等,因为群众政治思想所指向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现实往往是未经反思的、甚至是缺乏内在根据的“偶然”存在。因此,反思和批判是政治思想的公共性追求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直言之,政治精英的政治思想既考虑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又超越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此外,不同于广大群众对现实的考虑更多地着眼于当下,政治精英则还要考量长远与未来。因此,政治精英的“思想掌握群众”的思想不仅要考虑群众、社会组织等主体对政治的要求,更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不难看出,不论是“思想掌握群众”,还是“群众掌握思想”,都不足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实现。如果说群众的思想没有能够识别某些共同的、公认的利益的话,那么政治精英的思想则可能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A杂着自己的私人利益,并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借助大众媒介来操纵公共舆论,达到借“公意”为名行己之私的目的。此种情况下所凝聚的政治共识,显然是扭曲和虚假的共识。为了防止政治精英对公共利益的扭曲和民众的“短视”,公共领域的各种论辩就显得极有必要。论辩是为了校正各方思想上的偏差,以重新回到公共性的立场。因此,“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加以过虑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12]。群众的意见、政治精英的意见在公共领域的论辩,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政治“言说”进行交流、沟通、协调、谅解的过程,达到以理服人。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政治“言说”之外,还需要格外重视“公共舆论”的力量。因为,“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任务的事情。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11]334。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通过公共舆论把集体的善表达出来并实现它,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

公共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指示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群众为学科职责。离开了具有公共精神的政治参与者,思想政治教育就很容易退变为一种劝服性的工具。而且这种劝服已经隐含且默认了政党、政府或国家与公众之间的不对等地位。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就成了“思想掌握群众”。“群众掌握思想”使我们意识到公众参与的必要与可能。实际上,不论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作为一群公民聚集而形成的公共论坛,还是阿伦特因人的行动出现而彰显的“公共的”意涵,都指向着群众的公共参与。从政治交往看,“思想掌握群众”和“群众掌握思想”是政治精英和群众的公共交往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政治沟通和政治共识。正是通过这种公共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的公共理性才有了可能,因为公共理性恰恰是建立在政治精英、民众的博弈过程之中。由于政治精英、民众的政治思想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只有在这种论辩、讨论乃至博弈的过程中才能生成与完成。即是说,公共理性不仅为一般人民群众所有,同样也应为政治精英所具备,更应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自觉投入到公共性政治活动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与博弈,在塑造自己的公共理性的同时,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共理性。

参考文献:

[1]骆郁廷。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思想掌握群众[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5256.

[4]迈克尔・奥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 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7.

[5]金林南。经验科学、意义理解和实践批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三重维度[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2937.

[6]孙其昂。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1823.

[7]李合亮,.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认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1):1720.

[8]赵汀阳。 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4.

[9]张康之,张乾友。 论意见表达体系的形成与演变[J].社会科学战线,2009(10):174.

[10]孙其昂,王莹。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深化变革[J].河海大W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2832.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2]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6.

Does Thought Master the Masses, or the Masses Master the Thought?: Review on the N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O Lei1, WANG Yongyi2

(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As the ess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idea that “thought masters the masses” not only lead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tool, but also certainly causes sharp conflict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reethinking, which is essentially metaphysical and antihistorical. This idea obscures the view of the masses as the creator of history. We need to criticize the idea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order to conquer the idea which is inherently non critical positivism. And then, we should observe and explor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study will make clear why the view that the masses master the thought is possibl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public and open space as the essen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need to make clear the way the two ideas,, “thought masters the masses” and “the masses master the thought”, interact.

唯一的听众教学反思【第四篇】

根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关安排部署,二0xx年四月二十四日民宗局领导一行五人,深入公郎回营开展调研工作。调研地点:回营村委会及相关现场点。参加调研人员民宗局局长、副局长、支部书记等五人,村委会副书记、主任、副主任、清管会主任、伊协会长村组长代表共二十人。

在调研座谈会上,民宗局局长、支部书记、给参加调研人员宣传了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时代背景,重要意义及科学内涵,通过学习宣传进一步提高了调研人员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充分认识了调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解除了思想襟固,勇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上敢说真话,敢吐真情,客观公证地评价民宗局的工作,并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体现的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宗旨,与参加调研人员交流思想,倾听群众意见引导群众讲真情,说实话,为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和谐协调发展敬言献策,确保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一、开展学习是基础,提高认识是动力

上午九至十二点在调研座谈会上,民宗局领导及村委会主任组织学习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科学发展观读本相关科学论述及科学发展观相关内涵知识和重大意义。通过学习,进一步激发了全体党员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进一步理解和明确了我们调研的目的意义,在调研座谈会上,参会人员争先恐后地积极发言,并提出了很多事关回营村域内的经济建设,缺乏精神舆论宣传引导,祥临公路建设遗留问题,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宗教与邪教,科学与宗教、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科学发展观与邪教渗透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通过讨论把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实践运用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用科学发展观作为检验真理标准,高度树立科学发展理念,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又好又快的发展,做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协调发展,宗教与科学识别发展,总之,通过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全体党员思想觉悟和思想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深受广大党员的欢迎和好评。

二、倾听群众建议、意见,力求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1、在听取村委会汇报工作中,因近期结合大春粮烟生产,需要联系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行一次科技培训,请民宗局给点经费支持,局领导当场表态并兑现支持培训经费20xx元,解决当前学科学用科学的燃眉之急。

2、广大回民群众要求在县城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接待服务中心,其功能是方便回民群众吃、住、礼拜及商业交易活动等,请求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支持。

3、建议有关职能部门统筹城乡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机制,尤其在公郎回营实施养老保险机制条件较为成熟,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4、请求有关部门认真清理落实祥临公路建设造成的拆迁、道路占压、农灌沟渠损坏,造成农田放水困难,农田道路受阻等困难,改善农田生产条件,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经初步统计已造成4000米农灌沟渠损坏需修建恢复资金约40万元,道路1000米,需修复资金约10万元;水改旱面积25亩,请相关部门按政策给予补助,其外,阿黑村砂坝下方田40亩水田面临汛期水毁,请有关部门给予安排夹河工程项目资金。

21 517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