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教学反思（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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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豹教学反思范文1
作者：傅海炎
研究性阅读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研究探索的方式自主读书，生动地获取知识、能力，从而整体提高语文的综合素养。积极开展研究性阅读，有利于摆脱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长期存在的高耗低效的窘境，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如何根据不同的文本，抓好研读的每一个环节，提高研读的效果，这是每一个开展研究性阅读教学的老师必须认真思考和实践的课题。现选取本人在开展研究性阅读教学中的四则案例进行自我点评，期待同行的指点。
（一）围绕“言外之意”展开研读
教学《晏子使楚》第二课时，我先用的一个外交故事作铺垫：有一次，一位外国记者问：“你们中国人走路为什么老是低着头？”回答说：“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而外国人走的是下坡路。”讲完后让学生说说那位外国记者说的话和的回答到底是什么意思。接着指出此谓“言外之意”，并告诉学生人们的日常语言中有很多“言外之意”，我们要学会理解。
做好铺垫以后，我设计了以下两个问题提炼主线：①通过第一课时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这篇课文通过三个小故事，讲述了晏子与楚王之间的斗争。那么，读了这三个小故事后，你觉得痛快不痛快？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痛快？（晏子的反驳以及结果）②这种痛快之感你是怎么感觉出来的？（从双方的“言外之意”中感觉出来）
接着，我出示了本文的研读专题：请任选一个你感到最痛快的小故事，仔细阅读，想想楚王是怎样侮辱晏子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什么？晏子又是怎样反驳楚王的？他的言外之意又是什么？
学生围绕研读专题，积极开展自主研究和小组讨论，研究情绪非常高涨。
在接下来的课堂交流活动中，学生们表现出了敏捷的思维和良好的口才。他们不但理清了楚王与晏子针锋相对时进行侮辱与反驳的思维过程，而且准确地理解了楚王与晏子含着言外之意的语言，从而对晏子和楚王有了正确的认识。
（点评：研究是艰苦的，在研读课堂上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研究习惯，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这是值得每个语文教师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案中，教师从一个略带幽默的外交故事入手，围绕如何理解言外之意，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研读专题，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研读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研读效果。）
（二）假如你是电冰箱
在教学《电冰箱使用须知》这一则说明书时，为了避免课堂教学形式的僵化，落入常识课的模式，我先后设计了这样两个专题让学生研究：①假如你是电冰箱，你认为人们在使用时最应注意哪一点？为什么？请你依据说明书生动形象地告诉人们。②除了说明书上的使用须知外，你觉得使用电冰箱还应注意什么？
专题提出后，学生就兴趣很浓地研究开了，之后又纷纷要求参与交流。对于第一个专题，学生的介绍非常详细，绘声绘色。有的对其中不易理解的词语（如空隙、污染）进行了形象的解释，有的对部分内容作了适当的补充说明。对于第二个专题，有许多学生根据生活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说冰箱不要紧挨着墙壁放，有的说冰箱内要定期除臭，还有的说冰箱门内放置的东西不能太多、太重等。学生的经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口头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
（点评：常识性课文怎么上？怎样才不至于上成一般的常识课而导致语文课本体的失落？本案的教法值得借鉴。本案中，教师让学生以第一人称介绍电冰箱的使用须知，使原本枯燥乏味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使研读教学在常识性课文中也能有效地开展起来。）
（三）巧妙在何处
《西门豹》一文的重点是西门豹巧妙惩治巫婆和官绅。许多教师也就把教学的重点放在这一块内容上，对课文前半部分的教学则轻松过关。其实，本文前半部分内容也同样能很好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因为这部分内容也充分体现了西门豹办事的巧妙。因此我把这部分内容也当作重点来训练学生。
我先用一个研读专题让学生研究、理解西门豹惩治巫婆、官绅的巧妙之后，又设计了这样一个专题让学生研究前半部分内容：西门豹之所以能巧妙惩治巫婆和官绅，与他事先巧妙了解情况是分不开的。你认为西门豹了解情况的方法巧妙在哪里？请仔细阅读课文，谈谈你的理解。学生经过自主研究，小组合作，最后准确地概括出了三个巧妙之处：①西门豹微服私芳，不惊动百姓和巫婆、官绅；②西门豹顺着老大爷的话提问；③西门豹对老大爷的话不妄加评论。
（点评：有的课文内容较多，用一个研读专题无法涵盖其全部内容，教师可用一个主要专题和一个次要专题让学生研读，使学生对课文中的事件、人物等有一个完整的印象，使理解更加准确。上述案例中，由于教师提出了第二个专题，学生对西门豹办事之巧妙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西门豹这个人物也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同时，又充分利用这一内容，对学生的思维进行了有效的训练。可谓一举多得。）
（四）是机智还是害怕
有位教师在教学《景阳冈》一文的过程中，当讲到武松以“三闪”避开大虫的“一扑”、“一掀”、“一剪”这一内容时，学生对武松的表现产生了两种评价意见。
生1：武松虽然是一位艺高胆大的英雄，但在大虫出现时，却不敢直接与大虫对抗，以“三闪”躲避大虫，可见他当时内心非常害怕，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
生2：我的看法与他恰恰相反，我认为武松的“三闪”是机智的表现。因为大虫吃人主要靠它的前三招。武松虽然艺高胆大，但大虫吃人性急，力大无比，武松知道自己肯定抵挡不住它的前三招，所以用“三闪”来避开它的锋芒，以便抓住有利时机反击大虫。因此，我觉得武松这样做是机智的表现，根本不是害怕。武松有勇有谋，是个真正的英雄。
针对这两种意见，教师首先赞扬了双方善于思考，敢于质问的学习态度，并基本肯定了第二种意见。然后再联系当时的环境（天暗、冈上）和武松的身体状况（酒醉、入睡），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武松虽是英雄，但英雄也是人，遇到突然发生的可怕情况，也会有害怕的时候。当大虫出现时，武松惊得酒气全无，这应该是他害怕的表现。但英雄毕竟是英雄，他的机智马上取代了害怕。于是，武松以“三闪”巧避大虫，继而力击大虫至死。作者这样写武松，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一个真实的武松：他的确是英雄，但他是人，不是神。
西门豹教学反思范文2
留在我手头随时翻阅的文集第二卷，集中收录了他的戏剧评论。这里有对陕西以及全国许多院团重点剧目扶持的心血，也有对编导者和青年艺术人才的褒奖和指点，还有对老一辈艺术家终生成就的盘点和关爱，比如对编剧陈彦、霍秉全等，比如对青年演员李梅、李东桥、李小锋、任小蕾、李娟等，比如对老艺术家马健翎、任哲中、李瑞芳、马友仙等，赞其灼灼之华，举其芳菲之秀，浓烈的笔墨、热诚的心意，读之心海沸腾，思之启迪后学。
豹隐先生的艺术评价体系筑基于中华民族的道德判断。如他评价同州梆子戏《继母情》:“当代艺术家当然有必要在新道德的建设上努力运作，然而这种新道德的建构离不开传统道德的前提和基础。”评话剧《又一个黎明》时说：“我们所面临的经济转型时期，崇高是社会的需要，呼唤道德的回归、道德的构建和重建是人民所期盼。因此，在文艺作品中能否高扬起公民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用艺术的感召力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一个十分突出的课题。”在这里，豹隐先生将道德判断作为人文精神的自觉意识，认为这是文艺作品的思想含量中最具铁质的东西。他还积极地续接中国戏曲“高台教化”的社会功能，如在《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新创剧目巡礼》一文中说：“作为综合艺术，戏剧作品又能以它浓缩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水平的特点以及艺术家前瞻性的思维、表现特征，而起到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他不讳言自己这种评价体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内容之一的戏曲，它承载中华文明，抒发中华民族的情怀，呈现民族的审美心理，张扬着中华艺术精神与艺术创造业绩，洋溢独特的艺术魅力。”(见《21世纪中国戏曲发展论坛文集》序)他还在多篇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发出要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呼唤。
他这种评价体系的另一个基点是时代精神。他在评论眉户现代戏《留下真情》时说：“该剧在反映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伟大的时代精神方面锐意进行了深切地开掘，从而更加响亮地弹奏出一曲颇富时代风采的主旋律。”在评论《迟开的玫瑰》时，认为该剧的“成功首先在于其思想内容与时代合拍，同观众相通。在平凡中升华伟大、于普通中开掘崇高。”在评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基石》时也说，该剧的成功在于：“把传统与现代通过戏与人生的置换结合起来。”他还看重的一点就是作品的人民性：“社会主义的舞台创作就是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成一切审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营造和谐的人文生态环境，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培育真善美的道德情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当成创作的动因。”
豹隐先生的高眼还在于他不为平庸之作浪费笔墨。不少研讨会上，他可以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闭口不言。他不发言就是发言。遇有佳构，他言之滔滔非壶口可比，他语速急快嗓音嘶哑仿佛万千块垒一朝打开，就高峡泄洪风雨倾盆使人应接不暇，他思想的冲击力、艺术的概括力如电闪雷鸣，创作者的灵感之思往往就在他这瞬间的高温中被准确点燃了，之后的艺术烈焰就不可阻挡地燃烧起来。平庸之作死于他，杰作佳构生于他，这就是孙豹隐。[论文网]
曹天富(戏剧评论家)翻检《文集》,其涉猎之广泛，论述之深邃，文字之精妙，令人不舍搁置。这里，我只是着重谈谈他的《戏剧评论》一卷所张扬出来的风采。
黑格尔曾经指出，戏剧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自古以来，世界上许多顶尖级的哲学家都把目光注视到戏剧上，特别是致力于悲剧的研究。豹隐早在他正式踏入戏剧界之前，就涉入这一领域。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悲剧问题的讨论，并涉及到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论述。豹隐写了《也谈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论述》一文，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得到了理论界知名人士的支持和认可。莎士比亚的着名悲剧《哈姆雷特》中的重要人物都相继死去，这种“尸体上摞尸体”的悲剧，“可谓天下之至惨也”(王国维语)。而豹隐却从哈姆雷特“伸张正义”、先王之“尽善尽美”,以及奥菲利娅的爱情和霍拉旭的友情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的希望”,认为《哈》剧是一部“悲壮而不悲观的悲剧”。这显然是用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解读这部经典名着，给人以启迪。
悲剧和喜剧是戏剧的双翼。豹隐对社会主义喜剧的研究也多有贡献。社会主义喜剧从上世纪50年代老舍先生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就拉开了序幕，“”一结束，这一颇受群众喜爱的戏剧样式又勃然兴起，涌现出一批优秀之作，我省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喜剧理论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在这种背景下，豹隐写出了长达万余字的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喜剧艺术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喜剧艺术中正面人物形象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喜剧中的正面人物的特点”“认真总结已有经验，深入探讨适合我国国情喜剧艺术创作的规律”以及“如何正确地、恰当地运用好喜剧的基本表现手法”等四大课题。无论是对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践，都有其重要价值，尤其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我省喜剧小品创作和演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豹隐这部《戏剧评论》,更多的是对一些新创作的优秀剧目的评介。戏剧界有一句行话，叫做“不通技莫谈艺”。豹隐担任过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多年，曾组织、参与了多部精品戏剧生产的全过程，并写过电影文学剧本，因此，他是“通技”的。加之他在艺术美学、理论方面的素养，他的“谈艺”更能高屋建瓴、抓住核心，既能宏观论述，又能细微点评。比如，他用“丰赡时代精神”六个字，来概括精品之作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之思想内容，不能不说是简洁而又准确。他对我省的众多创作剧目，如歌剧《张骞》《司马迁》,话剧《又一个黎明》《钟声远去》,眉户戏《留下真情》,秦腔《蔡伦》《凤鸣岐山》《大树西迁》等等，都有恰当的评介，其中也多有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同时，他的目光又不限于我省，而是着眼于全国，许多外省优秀作品他都不遗余力地进行评介，如河北梆子《女人九香》、评剧《我那呼兰河》等等。这些文章，对我省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戏剧新人的培养，自然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豹隐对演员表演和演唱的点评，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他对着名表演艺术家李东桥的表演，概述为“雍容大方、细腻活脱、生动多姿、节奏起伏、变化有致。尤其是走步有神，动作健美利落，传递出一种美的动感， 进发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对两度获得“梅花奖”的表演艺术家李梅的演唱，他如此表述：“忽若山谷轰鸣，骤然飞瀑流湍，乍似银瓶进裂，突如珠落玉盘。”寥寥数语，情采飞扬，神形皆备。
豹隐博学多才，文思敏捷，笔如奔马。他的这部《戏剧评论》,融戏剧诸多元素于一体，各有精妙之论。无论是从事戏剧工作的专业人员，还是普通观众，读之，皆可大获裨益。
杨云峰(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戏剧评论家)
知道孙豹隐先生大名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作为文学青年，我在同龄人中，较早知道在陕西文坛，作家群中有实、贾平凹、路遥、邹志安等一大批活跃在小说创作领域的作家：评论界有肖云儒、王愚、刘建军、李星、畅广元和孙豹隐诸位先生，对外称作“笔耕”小组，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笔耕”小组在当时文坛的名气之大，恐怕在全国也属翘首。而孙豹隐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主将，后来专注于戏剧评论，且在90年代初成为一名文艺行业的领导。
多年的行业行政领导生涯，使豹隐先生有着从事职业艺术研究人员所不具备的行政资源和政治见识，同样也有着从事艺术行政领导工作所不具备的专业理论知识。这在当今日寸代是极为难得的。这就使得他的戏剧评论之见识，远远高出同行业的朋友而具有了政治上的指导意义，而这种指导意义又不仅仅限于戏曲(戏剧)行业。数十年的行业行政领导经验，在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实践知识的同时，也为他对行业的运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行政资源。这就使得他的理论评论，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高屋建瓴和举一反三的认识价值，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