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气祝福语：小暑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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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原文1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他本人也官至三闾大夫（相当于副丞相）。他崇尚“明君贤相”的政治格局，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楚王的支持让楚国重现“尧天舜日”的政治局面。但由于秦国的离间和小人的谗言（楚王宠姬郑袖和上官大夫靳尚)，楚王愈来愈疏远屈原，甚至几度流放他。这时屈原的悲伤应该是极大的，但同时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

于是在《离骚》之中，用香草和美人等意象分别象征自己的才能、抱负和楚王，希望借此感动楚王，和他一起为国家的中兴努力；并且借此抒发自己的悲愤。 司马迁曾写道：“屈平（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以上便是屈原写《离骚》的原因。

（来源：文章屋网 ）

离骚原文2

关键词 ：《离骚》文化学 中原文化 巫文化 其他文化

《离骚》作为《楚辞》中最为经典和重要的篇目之一，通过对《离骚》文化角度的多维透视，能够探寻《离骚》产生的文化背景，对南北文化交融下产生的《楚辞》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能够更好地理解屈原，理解楚辞。“《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充分地融化成了有机整体。”“理性觉醒时刻”指的是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之后，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所展现的独特的情操和品质，而屈原深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因而在《离骚》中勾画出自己的美政思想世界．表现了上下求索的精神。而楚国巫人文化所营造的浪漫想象的艺术世界及其他文化渗透下所形成的楚国文化的多样性，共同构成了《离骚》最为绚丽多魅的艺术世界。

一、中原文化影响下《离骚》的现实精神

屈原在《离骚》中提到的中国历史人物与中原国家记载的几乎相同，这点无疑说明中原文化对《离骚》产生过影响。尧、舜、禹、鳐、桀、纣、齐桓公等历史人物，帝阳、高辛、飞廉、宓妃、巫咸等传说人物，这些人物在中原文献中都有记载，然而，仅仅以此说明中原文化对屈原、《离骚》产生影响显然说服力不够。最能体现中原文化对《离骚》产生影响的是屈原的政治理想，具体说来就是指屈原的美政思想，这种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性——针砭时弊。屈原以文学家的身份被世人所识，但是楚骚只是他表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工具，他的目的在于唤醒爱国意识，能够使楚国国富民强，免遭灭国。屈原“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所以楚骚只是屈原借以文学来表达政治主张的载体，和《诗经》类似，《诗经》中《大雅》和《小雅》的部分作品批判和揭露了现实的黑暗，充满了对荒淫无道的君主的厌恶与痛恨以及对下层劳动人民所受苦难的深切同情。《离骚》同样看到了无道的君主，贪婪的臣子，所以屈原提出了自己的美政思想。在《离骚》中屈原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从中可以看出屈原的民本思想，这与《孟子·尽心下》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相一致，都是肯定了“民”的作用，也是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举贤任能，而举贤任能思想也是屈原美政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种思想，屈原在《离骚》中说：“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顿绳墨而不颇。”正是对这种思想的阐述。屈原之所以强调贤臣的重要性这不得不说是与楚国奸佞当道而贤臣被排挤的社会现实有关。《韩非子·用人》强调“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法家思想在战国末期影响深远，而屈原也正是由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从而在《离骚》中说：“固时俗之工巧兮，俪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其无异。”用法律严明政治，从而推动楚国的发展也成为屈原美政理想的一部分。

二、巫文化影响下《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土著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鲜明浓郁的巫术思想，《离骚》深受巫术文化影响。“诗人的代表作《离骚》是一首叙写自己政治遭遇、倾诉爱国情怀及坚贞操守的政治抒情诗，但却充满了神异的描写。主人公披香花、戴异草、饮坠露、餐落英，陈词重华、问卜神巫，乘龙驭风、上天下地，不仅写出了许多神话人物、神话故事，而且和宗教巫术活动形式有着密切联系，有明显的巫术思维痕迹。”巫术文化的产生是早期生产力低下的表现，因为对自然界发生的事情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便做出神秘的猜测，并且渐渐开始迷信这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怀着对神秘力量的敬畏、依赖和崇拜等多种复杂的感情，早期人民开始进行祭祀巫术活动，当然这些活动大多是祈求庇佑的，当时楚国就深深笼罩在这种崇巫敬巫的氛围当中，上至楚王，下至黎民百姓都希望用祭祀的方式谋得神秘的庇佑和保护。植根于巫术文化的氛围当中，《离骚》表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浪漫主义强调从内心出发，用神奇瑰丽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和热情奔放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是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的。屈原作《离骚》是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自己的情志，作为长篇抒情诗，其浪漫主义特色是显而易见的。“若些、只、差、谇、蹇、纷、佗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苣、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对偶、排比、双声、用典在《离骚》中都可以找到，语言参差多变，错落有致，具有极强的音乐美和节奏感。在巫术活动中，民众想象神明鬼神的到来，并且巫师与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使巫术处于迷狂状态，《离骚》想象奇特，场面宏大，和巫术的想象活动有类似之处。望舒、鸾凰、飞廉、凤鸟、云霓、飘云等形象所营造出的想象世界，只有在富有浪漫气息的南国浓郁的巫术文化感染的世界中才能产生。鲁迅先生说：“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平心而论，不遵矩度。”《离骚》的浪漫特质还体现在将内在的精神外化为自我形象。《离骚》不仅创造出一个神话、语言、香草的浪漫世界，还在精神方面创造出一个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离骚》中，可以看到屈原的“来吾道夫先路”的政治抱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的忠诚，等等，这样一个伟岸超群、洁身自好、不屈不挠的屈原形象已然植根于中国文化当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三、其他文化影响下《离骚》的多元性

楚国疆域辽阔，“其境北接汝颍，南接衡湘，西连巴，东并吴。方城带其内，长江梗其中，汉水、淮水、沅、湘之属，迄其上下。汉东江南之境，小国鳞次，介淤其间，楚皆灭之。……其地跨今十一省之乡，为战国最大之国。”在与多个民族进行不断碰撞融合之时，楚文化也深受四方文化的融合和影响。楚文化的多元化自然会影响到屈原的思想，《离骚》就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多元性。楚国文化向北发展便是中原文化，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联系密切，其现实精神也正是来源于中原文化。而楚国向东发展便是东夷文化，东夷文化主要是殷商族的后裔以“齐鲁”文化为主的文化内容，其浪漫而富有想象力的文化影响感染着楚文化，“以巫成为首的巫师集团主要活动在巫山一带，那里是楚族的根据地，因此，从传说时代起，楚文化就和东夷仙术有了联系。”巫咸是殷商的大巫，《离骚》中对其敬礼十分隆重，而且《离骚》中巫术流行，加之有大量神话传说在其中，不难看出东夷文化的影子。楚国向西发展便是西方夏人文化，《离骚》中以飞龙作为乘驾工具与西方民族相吻合。楚国向南发展便向南方制铁业学习先进的冶铁技术。受民族地域环境的影响，楚国文化呈现出繁荣多元之势，楚国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文化交流频繁，而且楚国对于各种文化兼容并蓄，吸纳精华并融合自己的土著文化，从而使得楚国文化呈现多种文化形式，《离骚》工是在楚国经过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和兼并的大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对当时文化交融的痕迹体现得尤为明显，分析和探索《离骚》中包含的多种文化因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离骚》的理解，也能更好地理解楚文化，理解《楚辞》。

离骚原文3

1、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屈原《卜居》）

2、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12、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喜莫喜兮新相知。

13、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总芳之芜秽。

3、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楚辞·离骚》

4、老冉冉兮既极，不亲近兮愈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

5、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楚辞·卜居》

8、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9、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渔父》）

10、苟予心之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11、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离骚》）

14、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楚辞·九歌·湘夫人》

15、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楚辞·渔父》

16、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为！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

17、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楚辞·离骚》

18、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19、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

20、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

21、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楚辞·九歌·湘夫人》

22、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30、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31、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总芳之芜秽。

23、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24、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楚辞·卜居》

25、微霜降以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26、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楚辞·九章·涉江》

27、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28、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

29、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楚辞·九章·抽思》

32、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33、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离骚》

34、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楚辞·九章·怀沙》

43、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楚辞·离骚》

44、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楚辞·渔父》

35、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36、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命则处幽吾将罢兮，愿及白日之未暮也。

6、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7、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38、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40、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九歌·国殇》）

41、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同极而异路兮，又何以为此援也。

45、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楚辞《离骚》

46、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楚辞·离骚》

47、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九章·涉江》）

48、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渔父》）

离骚原文4

关键词：《离骚》；女性意识；成因探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4-0090-02

《离骚》是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游国恩在《楚辞女性中心说》一文中说：“屈原对于楚王，既以弃妇自比，所以他们在《楚辞》里所表现的，无往而非女子的口吻。”游先生所谓的“以弃妇自比”、“无往而非女子的口吻”，无疑在《离骚》里表现得最为突出。《离骚》具有浓郁的女性意识，然而这种女性意识如何得以形成值得我们去探究。

《离骚》是楚国大夫屈原写于战国时代的诗歌作品，因而其女性意识的形成与渊源深远的楚文化、战国这个时代背景及屈原这个特定的创作者有着必然的关联。

一、从文本与世界的关系探求《离骚》女性意识形成的渊源

世界这个范畴包含了文化与社会两个因子，因而《离骚》女性意识形成的渊源就需分解为文化渊源和社会渊源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文化渊源

1.偏于女性化气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华夏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这里的气候和土壤都适合单一的农耕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形式的最大特点即很容易将其耕作者固定在某一特定的范围内进行长期的、相对稳定与延续的耕作与养殖。不同于游牧民族的身体强健，精力旺盛，必须不断向外扩张，主动向外寻求赖以生存的物质与财富，将遥远的外部世界作为谋生的必由之路，华夏子民向来安土重迁，自给自足，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家园而向外发展。

因果循环，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又巩固了这样的地理环境，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追求“稳固平和”的底色，而这“稳固平和”从来都不是父权制社会所要弘扬的“阳刚”文化，“稳固”趋静，“平和”趋柔，而女性常静、女性柔顺是《易经》里规范了的女性气质，因而中国文化的底色其实具有浓郁的女性气质。偏居于南方荆湘秀丽山水之间的楚人更是集天地之灵秀。

2.阴柔浪漫的荆楚文化。宋人黄伯思《新校序》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经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屈原的作品有着鲜明的南方楚地的地域文化特色，楚地、楚物，属于物质形式的楚文化，楚语、楚声是非物质形式的楚文化。前者是指楚地的自然景观，后者则言楚之人文景观，二者共同构成了屈原作品的“物境”。而诗歌无非包括物境与情境二端，独特的物境，正是独特的文学地域风格之表征。

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屈原多造惝恍迷离柔丽物境之所由也，所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南方凄恻绵丽的山水云烟构成了屈原诗歌的“自然物境”，而这“丈夫早夭”的物境里花草繁盛、芬芳袭人，无疑具有一种阴柔的女性之美。

3.巫歌的女性化审美价值取向。传说中国最早的巫乐起源于夏启时，《楚辞》云：“夏启《九辩》与《九歌》，上帝三嫔。”“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而下。”由《楚辞》中的《九歌》可知，夏启时的《九歌》应也是巫歌，而其《九辩》与《九歌》产生于同一情境必也是巫歌无疑。《尚书・伊训》云：“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正是这曼妙美人婉媚的歌声和妖艳的舞姿使得“夏康娱以自纵”。女人在这种音乐中的地位之重要也可想而之，女人是巫歌巫舞的表演者，没有了这曼妙美丽的女子，这音乐又何以娱人娱神？女乐之媚惑人心的力量在楚俗招魂中也可见一斑：容修态，b洞房些。蛾眉曼绿，目腾光些。靡颜腻理，遗视用容修态的女乐来招睐鬼魂，可谓极具诱惑力。在《楚辞・招魂》的描写中女乐之美色浓墨重彩，可知美女是其美乐的前提，无其美女，便无其美乐。美女的诱惑力是主要的，而歌舞可更大地增生其诱惑力，因而为了更好地发展女性的媚态，配合女人轻逸的纱衣、纤细的腰肢，其歌曲创作也必然是符合女性审美价值观念的柔媚风情，巫歌传统的阴柔侧艳的女性化风格得以建立。

诸多专家已论证了《离骚》的巫歌形式。聂石樵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中云：“屈原采取楚地之声调，将民间祭歌加工、修润成《九歌》，又由《九歌》演变成《离骚》、《天问》等鸿篇巨制。”《离骚》既是巫歌，自然秉有巫歌传统的女性化风格。

（二）社会渊源

1.男臣与妻妾同“道”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父系宗法社会里，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即家（夫妻）/国（君臣）同构。《周易・坤・文言》云：“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臣子在君臣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与妻妾在夫妻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是类同的，都处于弱势附庸的地位，这种君臣与夫妻的对等关系可以泛化为君臣与男女的对等关系，这就是后世君臣与男女的社会学基础。这种在君主面前绝对的附庸地位很大程度地抑制了男子为父为夫的相对的阳刚之性，这种绝对的附庸地位也使中国男人一直生活在君主绝对权威的压抑环境之中，如同女性一直生活在男性绝对权威的压抑之中，进而使其本性中的征服、进攻的雄性特征被洗蚀、冲刷为零星，而“抛光”了一层女性化的软弱与无奈。怨愤难平却又无可奈何，这便是“逐臣”与弃妇或失恋女子的相通之心理，或者说在君主面前“逐臣”所扮演的无疑就是弃妇或失恋女子的角色。屈原作为楚怀王之“逐臣”，自然曾有这种弃妇式或失恋女子式的心理体验。

2.战国的男宠风 气。孙次舟先生提出，战国时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的姿态服饰以模拟女性为美的风气。有史可证，其论确也。《墨子・尚贤篇》云：“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好美者也。”《荀子・非相篇》亦云：“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这样的男宠常常是主人身边极为贴近的侍从或色艺才人，他们如同金丝笼里的鸟、玻璃缸内的鱼，供主人玩弄、消遣。对于君主而言，文学侍从之臣正是这样的消遣对象，由《离骚》知文学侍臣屈原之注重内美与外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正符合于这样的风俗与心态。这种男宠盛行的风气，亦或也是女性化审美心理的一个缘起。

二、从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探求《离骚》女性意识形成的心理动因

文化是抽象的东西，它必须有载体才能表露出来，最主要的载体是文人，有文化的人。刘勰，“然屈平所以能洞鉴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指出了创作活动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宋代李觏《遣兴》诗云：“境入东南处处清，不固辞客不传名。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李觏却反过来说：“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揭示了不同的审美心理结构对同一种地理的自然之景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和表现形式，因而作为文化传载人的创作主体对于其作品的独特风格才真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屈原的特殊审美心理结构也是《离骚》女性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而其特殊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其个人的身世与经历又是密不可分的。

1.文学弄臣的身份。闻一多先生从宋玉的职业勘出了屈原的身份，宋玉是“陪着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姣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且很不庄重。”而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那么屈原的文学侍臣之身份亦可以推知，且屈原《惜往日》有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亦为佐证，屈原为怀王所宠时，曾受命作诗，这自然是文学侍臣之份内事。

文学侍臣是贴近君主最近的人，其体验类似女子式的附庸感比其他臣子都要强烈，伴君如伴虎，他们每天生活在君主的绝对权威之中，以文笔取悦君主，如同金丝笼里的鸟、玻璃缸内的鱼，是君主的，他们同服侍君主的姬妾一样，只是以不同的技俩服侍君主而已。他们是精神抑制得最为深入的男臣，面对君主，取悦与讨好是他们生存的全部状态，而依赖与软弱是其对于君王的情感特征，如此，他们的生活情境几乎同于男子之妻妾，阳刚本性早已在每天的压抑中淹没殆尽。

屈原作为文学侍臣，曾得怀王宠信，亦曾被怀王弃置，其被动、无奈于君主的绝对权威之体验，不可谓不格外深切，这种强烈的抑制情结产生的同时，亦为其女性意识的升腾腾出了空间。

2.对中原“君子”理想人格的接受。楚国虽地处南蛮，但对于中原文化还是有一定之接受的。《国语・楚语》记载：“庄王使士傅太子箴，士问于申叔时。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春秋、诗、礼等都是中原文化的精神宝典，却为楚国的太子，王位的继承人必学之箴，则楚国自上而下宣扬的文化中必然有一定的中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