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眷恋着祖国（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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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眷恋着祖国1

小安子

梅花是一种精神，是中国人民坚强不倔的品质。

看到梅花我便想到一位漂泊异国的老人，他始终带着梅花的秉性。他爱梅、敬梅、更敬国、爱国、而且还每时每刻都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可因为他已年老体衰，不能随儿女回国。

在儿女回国时，他含泪送别、祝福。这泪也高兴、也悲伤，其高兴的原因是儿女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了。而悲伤的原因是他自己不能回到日日思念的祖国。

在儿女上船的一刹那间，他把他最珍贵的梅花图和梅花手绢送给了他的孙女。并叫她要做一个有梅花精神的人。当然我们也应该要有这梅花坚强不倔的精神品质。

梅花那朵朵冷艳，缕缕幽芳开在风雪中，它那不怕风吹、不怕雪压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学习的目标。

始终眷恋着祖国2

戎装在身，这梦想应该与古人建功立业的抱负有关。

时常想起汉朝的那个书生。他厌倦了笔墨纸砚间的劳顿与繁琐，感叹他的一生竟会消耗于如此无聊的生活。终于，他一转身，离开了原来的家园，投笔从戎。他选择了戎马倥偬，大漠风尘；他选择了为国效力，建功立业。他作出的是无悔的选择，他为汉朝建立了赫赫功勋。戎装在身，杨炯不也同样表达过对它的渴望，“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白不也曾用冲天的豪气表达自己的梦想，“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贺更是大发感慨，“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戎装在身，古人的梦想，今人的渴望，谁心中没有宏图万里，壮志凌云，“八千里路云和月”！戎装在身，便为梦想插上了神奇的翅膀！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身戎装，不仅仅是满足了自己的渴望，更为祖国为民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即使是鲜血，甚至是生命！陆游终其一生孜孜追求的不就是报效国家，慷慨赴难吗？在他眼中，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远胜过僵卧孤村，身老沧州的平淡生活。我们适逢盛世，早已远离了战火，但战争不会因为我们的善良愿望而永久远离，只要祖国需要，我们就应该义不容辞的穿上戎装，向梦想进发！

戎装在身，这梦想应该与那些英雄有关，与他们伟大而平凡的业绩有关。

历史一页页翻过，多少往事已流逝在记忆的长河。但是，张思德、、、、雷锋、苏宁、李向群、杨业功……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却如璀璨星辰，闪烁于我军80年光辉的奋斗历程，让我们的目光久久为之仰望，让我们的激情更加为之昂奋。

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必然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一支勇往直前的军队，必然是英雄云集的军队。今天，一次次聆听这些英雄的铿锵足音，我们会发现他们坚定的信仰，非凡的勇气，以及敢于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大无畏气概，早已流入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

而一身戎装，也早已成为英雄的代名词。对英雄的赞美，对英雄的向往，也化做我们对那身橄榄绿的渴望。我们要像雷锋那样，让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在用生命为人民服务中统一；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为别人谋幸福上，以积极的精神超越，获得人生的幸福和幸福的人生。我们要像张思德那样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得失，虽没有“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豪迈之情，也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之举，却同样让生命重于泰山，用生命铸就辉煌。我们要像抗洪勇士李向群那样，不惧怕滔滔洪水，为了人民选择责任和使命，同时也选择了奉献和牺牲，把入党申请写在惊涛骇浪之上，把战士的坚韧和忠诚写在巍巍长江大堤之上，用生命把挚爱和忠诚演绎到极限，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戎装在身，无论他平凡还是伟大，都必须懂得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担当责任和义务，只有为祖国为人民奋斗牺牲的人，才永远值得敬仰和缅怀！

戎装在身，这梦想也许和它单纯而丰富的颜色有关。

看惯了戎装在身的英武与豪迈，即使是五彩缤纷的颜色迷朦了我的眼睛却始没有迷糊那耀眼的国防绿。总觉得陆军的军装是天之高原最坚贞的万年冰峰，总觉得空军的军装是蓝天中最深沉的一抹晨缕，总觉得的海军的军装是波涛汹涌大海中最矫健的浪花，总觉得武警的军装是橄榄树下最温和的一米阳光。多美丽的戎装，即使不够时髦不够耀眼不够引人注目，甚至单调甚至繁重甚至平凡的简单至极，可是这身戎装却让那些曾经穿过他的人，让那些现在还在穿着它的人，甚至是像我这样从未穿过它的人向往崇敬。

有的人这辈子就注定要戎装在身的，也许他已经离开，也许他还在驻守，也许他开始憧憬——可是这颗心却始终跳动着军旅的旋律。我知道他们的肩章是太阳炮制的颜色，温暖的照耀着万里山河下这群绿林中的兵；我知道他们的帽徽是月华的精彩，恒久的照耀着塞北江南这锦绣江山；我还知道他们的领章是英雄鲜血的墓志铭，即使无言却永远鲜艳；我更知道他们肩上的银星是无数军人魂魄的精华，永远朝着太阳的方向散发光华。

戎装在身，这梦想或者与年龄无关。

始终眷恋着祖国3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10B-0018-01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化，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对话教学”理念也渐渐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所接受，并落实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由于部分教师对新课程理论的学习不够深入，对“对话教学”的理解有失偏颇，从而降低了对话教学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预设过于充分。在开始对话前教师就对对话的话题和相关答案进行了预设，导致课堂上出现教师牵着学生走的被动局面。二是对话浮光掠影。教师预设的话题缺少一定的深度，学生几乎不假思索就可以回答出来，达不到训练学生思维的目的。三是对话形同虚设，为对话而对话。这种现象常常出现在公开课的教学上，教师放不开，学生也总是试图迎合老师的答案，缺少真实性。四是对话的时机和形式不当。学生还没有对文本进行充分地感知，就被教师分组进行所谓的“对话”——分组讨论，导致理解和体验不深。那么，如何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提高对话教学的有效性呢？

一、营造民主平等的对话氛围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对话应该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之上。例如，教师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师站在讲台上，学生坐在讲台下的座位形式，让学生围坐在教师周围，或者教师站到学生中间去，缩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从空间上营造师生平等的氛围。

在对话教学中，对于学生个性化的解答，教师应给予及时的肯定。

二、给予充裕的有效对话时间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只有给予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让学生和作者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在读中感知，在读中熏陶，才能让学生获得深刻、真实的体验。当然这个对话过程不仅仅限于课内，可以是在指导学生进行预习时，也可以是在课后布置学生背诵积累、拓展阅读时。其次还要给学生充分的对话时间，让学生在与同伴、老师讨论交流读书的过程中有所收获与感悟，不断更新自己已有的阅读体验，获得新的感知。比如教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课前我布置学生预习，让学生上网查阅有关鲁迅的资料以及作品的写作背景，为学生顺利学习课文打下基础。课后我又布置学生通读《呐喊》以及鲁迅同一时期的相关作品，使学生进一步认清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本质，丰厚他们对文章主题思想的理解。

三、设计有效的对话话题

话题是对话教学的核心，一个好的话题，能激发学生参与对话的积极性。合适有效的话题必须具备以下几点：一是趣味性，能引起学生的注意；二是生活化，贴近学生的实际；三是综合性，涵盖面广，能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四是启发性，有利于调动学生思维的活跃度，展开丰富的想象；五是开放性，能把课内知识和课外知识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多角度考虑问题。上《始终眷恋着祖国》一课时，我设计了几个话题：1？郾钱学森取得了哪些辉煌的成就？2？郾作者为什么说钱学森始终眷恋着祖国？3？郾学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样的感悟？4？郾以“若我出国留学了”为话题，展开生与生、生与师的对话交流。这4个话题环环紧扣，文本的指向性和目的性明确，既有一定的思考价值，又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跳一跳可以顺利摘到“桃子”。

四、倡导开放性的对话局面

新课程标准强调阅读应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珍视学生的个性化理解和体验。在对话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与文本进行心灵的交流，以自己个性化的视角去解读文本。教学中教师要关注每一个学生，针对学生间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的语文素养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其次，在对话过程中应允许学生有不同的见解。教师要担当好“主导”这一角色，注重细节，善于捕捉学生对话中有价值的东西，科学引导，及时调控。只要学生的解读不背离文本，不背离价值取向，就应该加以肯定和保护。教学《孔乙己》一课时，我让学生交流自己对孔乙己这个人物的看法。学生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孔乙己自命清高，实则迂腐，认为“窃书不能算偷”；有人说孔乙己是个邋遢的人，不讲卫生；有人说孔乙己好吃懒做，以致穷困潦倒；也有人说孔乙己很有才华，能写得一手好字。这些答案都是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自主生成的对孔乙己个性化的认识，有些虽然不够贴切，不够深入，但我们应尊重学生与文本对话后产生的真实想法。

尽管当前对话教学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对话”的理念已经为广大教师所接受，并已经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相信我们的学生会在对话中成长。

始终眷恋着祖国4

草寺中学 九年级（2）班 陶婷婷

也许有人说我的梦想有点夸张，有点遥远——学习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可是，谁又能怀疑我这个梦？

中国那么大，那么美。作为炎黄子孙，提起中国心里总会油然而生一种骄傲和自豪。中国地位的快速提升、经济的迅速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这一切的一切，作为90后的我们都有幸看到。可是在发展的道路上，总有一些东西令我深思。

周总理曾说过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时的中国正遭受外来国家的侵略，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同保家卫国。就连一个刚进学堂5岁童子都知道自己要好好学习，长大当兵打洋鬼子。而现在呢？爸爸妈妈总是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以后找一份好工作，才能有更好的生活。所以从小我就告诉自己，学习就是为了好工作。但随着心智的成熟，我慢慢在质疑，我们是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靠我们，民族的希望靠我们。大家都是想奋斗这些年，考上好大学，进入人生的快车道。可是，重要的是，人自身的道德教育和自己身上的责任感却逐渐被遗忘。

大家都应该知道前几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一些人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而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在奶粉里放入大量的三聚氰胺。你们可知道有多少张稚嫩可爱的面孔，正为此遭受着病痛的折磨，你们忍心吗？如果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而不为国家，那么何来祖国的未来，何来民族的希望？

当然，还是有许多忠贞爱国的正义人士：如鲁迅，以笔为武器，与黑暗势力进行着不屈的斗争。再如钱学森，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依然念着祖国。美国给他丰厚的待遇，让他为美国效力，但是他始终眷恋着祖国，要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美国当局强加给他的种种折磨和压力下，他凭着对祖国的忠贞不渝，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终于登上驶向东方的轮渡，驶向他始终眷恋着的祖国。这才是真正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青少年要做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才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这样的人，才是托起中国梦的力臂。

始终眷恋着祖国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陆文化市场上兴起了一股台湾热，一千台湾作家作品的出版，引起了不小的阅读波澜，蒋勋的《孤独六讲》、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龙应台的《目送》、张嫱的《宝岛卷村》等等让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艋胛》、《听说》、《带我去远方》等几部台湾电影新作，同样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虎年的春晚上，　“小虎队”的重组现身，更是将电视机前几亿的观众猛然拉回了十几年前的记忆中。

这些读本和影像中，展现在大陆人面前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真实却又只能遥想的一段空间和时间。从这些作品中，大陆读者跟随创作者的笔触、视角，充满感性地认识那个很近又很远的宝岛，这种私人化、艺术化的记述，也许是另一端遥远彼岸的人们更愿意接近和接受的感知方式。而从这些记述中，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这两条同根的脉络被分割又齐头并进，相互牵连交错的历史在其中翻滚、冲撞、交融。

乡愁和追忆几乎是这些民间叙述中所隐含的共同主题。说起乡愁，似乎这该是属于台湾人的，因为历史，一部分人从广阔的大陆来到了这个偏安一隅的小岛，于是有了别离，有了眷村，有了外省人，也就有了乡愁。如今，这些来自台湾的文本，不仅说出了台湾人心中的种种家国情结，以及在历史巨大车轮的碾压下，人们一种仿佛惯性般对过往历史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哀愁和追望，对那些曾经经历过的或父辈叙述中的繁华的留恋和当下现实的落差似乎是永恒的主题，而在中间还混杂着通过对往昔的追望而对未来更为美好的遥望和期待。

然而，这些台湾文本在大陆掀起一个又一个热潮的背后，其实可以清晰看到，这种情怀并不独属于台湾人，它同样也深深埋藏在大陆人的心中。就像阅读《镜中爹》时，不止是感动，还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却直刺心间的疼痛和伤感，这种感觉还出现在看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时，出现在捧读白先勇的《台北人》时，出现在吟诵余光中的《乡愁》时……与其说，这些台湾文本在大陆的流行是出于人们对过往历史的好奇，不如说，大陆的人们通过这些作品也在消释着曾经沉淀的痛苦，寻找和塑造着自己完整的根系。

乡愁文字背后的两生花

几个月以来，《宝岛眷村》、《镜中爹》、《认得几个字》等一系列承载了台湾作家声音的书籍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有人说，这是因为里面饱含乡愁的文字，感人至深，然而，几本书看下来，却发现，这哪里是几个人或一群人的乡愁，这是海峡两岸几代人共同的乡愁。眷村：离乡者的美丽与哀愁

2008年开始。一股“眷村热”在台湾流行了起来，2010年。随着赖声川的话剧《宝岛一村》在大陆的上演。以及张嫱主编的《宝岛眷村》的出版。这股眷村热也传导到了大陆。眷村文化是今天台湾文化的底色之一。李安、侯孝贤、钮承泽、杨德昌、林青霞、邓丽君。张雨生、蔡琴、龙应台、朱天文、张大舂……这些人们所熟知的名字。他们在不同领域成为台湾文化的标签，影响着台湾和大陆几代人。然而。在这些响亮的名字背后。都隐藏着眷村文化。而这也是历史赋予台湾的独有的印记。

所谓的眷村是台湾社会的特别产物，且无从复制。1949年，选择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作为归宿，约200万人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撤退到小小的岛上。几乎打乱了那里所有的秩序，尤其是粮食、住宿、治安、习俗等等。为此，建了很多村子来安顿这些老兵，这些被原住民戏称为“军队大院”的村子就是眷村。但在当时，安顿却又保留了高度临时性，只想暂时休养一下，并未放弃“打回大陆”的梦想与承诺。就这样，日常生活与政治秩序之间，不停地进行着重新勾兑。从大陆搬迁至此的人们从此被当成外省人，身份证件上也都写着大陆原籍。被分配进同一个眷村的人，能够也必须摸索自己的社群关系。他们成为在自己的国家有着不固定居所的流民，感受来自遥远的乡土――大陆各地区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然而眷村中的这些人到底是安扎下来了，并从此在台湾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渐渐成为台湾社会各个领域的中流砥柱。

张嫱算是眷村人的第三代，虽然很长时间以来，她并没有意识到“眷村”这个她父母从小生长的地方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似乎是父母不愿让她过多碰触的一段历史，他们只是固执地鼓励她努力学习，在台湾这个社会上更好地生根立足。大概因为如此，十几年前，当1949年随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爷爷写了第一本回忆录时，张嫱还在台湾读大学。她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翻也不翻，然后爷爷又写了一本，她想：“你烦不烦？!”但当几年后，爷爷走了，已经成为资深记者的张嫱再翻看这些文字，心里却忍不住大呼：“好险！幸好爷爷写了一本又一本，这些尘封的记忆，才不会被忘记。”

在爷爷的回忆录里，记录了他作为眷村第一代人从离乡背景“流浪”台湾到最终无奈地落地生根，反认他乡是故乡的点滴经历，活脱脱一本私人台湾史和眷村史。张墙渐渐意识到父母其实是“想逃离的一代”。　“因为太沉重”。而在光阴的侵蚀下，烙印着祖辈和父辈人生记忆的眷村即将并终将消失，但它的历史和记忆不能被遗忘，正因为如此，她才编著了《宝岛眷村》这本书。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还原眷村的面貌和眷村生活在眷村人情感中的地位，张嫱邀约了王伟忠，朱天心、苏伟贞等15位不同时代的，工作干台湾不同领域的眷村小孩讲述他们心中的眷村岁月。在内容上，《宝岛眷村》分三部分：　“永远的过客临时的家”、　“竹篱笆外的春天”、“我从眷村走来”。从眷村的美食、穿衣和时尚到分析眷村走出的主流文化，方方面面都被张嫱野心勃勃地容纳到一本书里。

在解释什么是眷村文化时，张嫱在书里写到：“眷村文化就呈现在眷村的餐桌上、窄巷间、广场里，还有居民的言谈举止、价值观。眷村在台湾的‘食、衣、住、行，育、乐’等生活点滴，累积一甲子后，逐渐描绘架构出眷村人特有的文化轮廓……”而《宝岛眷村》里那些“眷村小孩”用自己的生活记忆生动详解了张嫱这番话的意味。

在台湾被称为“电视综艺教父”的王伟忠在书中描绘了记忆中的眷村：黑色的屋瓦栉比鳞次，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二楼，狭窄的巷道，还一定会有条特别热闹的十字小巷……各家妈妈杵在这个角落聊天交换情报。这里的人不需要便利商店，因为不远处还有个热闹的小菜市场……大大小小，吃吃喝喝全都在这里得到满足。这里也不需要大楼管理员……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随时可以停下脚步聊聊天，随时看到陌生面孔都会主动问一声：“你找谁啊？”

其实眷村文化就衍生自眷村人的生活点

滴，在这些早已经成年了的“眷村小孩”的记忆中。眷村文化是公共厨房中，诞生自眷村妈妈和眷村爸爸手中的大陆各省美食。是“过年前各家院子开始吊挂的广东香肠、湖南腊肉、南京板鸭、金华火腿、猪肝、猪头肉”，是用美国面粉袋剪裁成的内裤，是夜晚银幕飘扬的露天蚊子电影院，是邻里挤在一处从收音机里听相声，京剧的热闹劲儿；也是“逢年过节时，遥祭大陆列祖列宗的固定仪式”。是他们耳中半懂不懂的邻里长辈们南腔北调的家乡话-是从会说话或识字开始，眷村子弟就要做的特殊功课――背诵大陆老家的地址……

眷村人有眷村人的温馨记忆，大家既是邻居，也是在历史的冰风冷雨中瑟瑟发抖挤在一起取暖的手足兄弟，这让眷村人的记忆里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人情味，“时代可以进步。但一些珍贵的老东西，却不能被遗忘：穷得只剩下义气的温暖，曾经拥有的可爱、信念、争执跟美好。”王伟忠在其制作的记录眷村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里如是说。其实对于在同一时期同样经历了战乱与历史风雨的大陆人来说，战后初期的物资匮乏，筒子楼里、军队大院中的和台邻里……对于海峡两岸的普通人，这些经历中有着异乎寻常的类似。

不过，眷村人也有着旁人不能深解的彷徨与惶恐，“今天台湾外省人，只占台湾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五，许多处干台湾底层。当年相信回家之期指日可待，许多人家里连家具都只买最廉价的藤制品，更何况不动产如房屋或土地，也因此，他们大多数被抛在台湾经济迅速起飞之外。”张嫱在《宝岛眷村》的前言中如是写道。甚至眷村的老人，曾经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女孩能嫁得远一点，以便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而不管是美丽的记忆，还是刻骨的哀愁，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在这强有力的手指塑造碾压下，眷村文化已经与台湾文化融合在一起。竹篱笆内的记忆加上浓浓的离乡情怀，使得眷村题材一直是台湾文坛、戏剧、电影电视界的创作元素。从李佑宁的《竹篱笆外的春天》，陈坤厚的《小毕的故事》、庐戡平的《搭错车》、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张作骥的《美丽时光》等电影，到张大春的《我妹妹》、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袁琼琼的《今生缘》。苏伟贞的《有缘千里》、孙玮芒的《回首故园――眷村生活描述》等文学作品。都有眷村的影响在其中。

大概受祖辈、父辈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些已经远离眷村的“眷村小孩”心中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在远方永远有一个等待着他们的家乡，虽然这家乡有点远，有点朦胧。作为眷村人和“外省人“的后代，张嫱和她的同辈人，几乎一直在为身份认同感寻求着答案。而眷村也许是“故乡”这个概念最清晰的形象。尽管眷村的老一辈始终固执地认为，眷村只是一个临时处所，总是希望自己的小孩离开眷村，生活得更好。但对于这些小孩来说，等他们有一天真的达到了父辈的期望，离开眷村了，那里却又变成类似“故乡”式的东西。

然而，眷村本来就是临时性建筑，现在，台湾的眷村即将被拆光，人们开始关注眷村，希望能保留一些，成立一个博物馆。“随着眷村的拆除，眷村人‘外省人’的身份也将渐渐消除。当眷村的实体不复存在，眷村的第一代又逐渐离去，我们可以想象，眷村的第四代、第五代，甚至更远的将来，他们还会打上眷村的烙印吗？”张嫱疑惑着，但对于那些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小孩来说，那“破巷子、破房子就像娘胎一样，深深刻在眼下、记在心底。”

寻找父亲：一个寻根的隐喻

在众多的台湾书籍中。对亲人的求索是让人感动颇深的一类记述。去年，张至璋的一部《镜中爹》赚走了无数读者的眼泪，而在这些读本中。对父亲的寻找更像一个深情的隐喻。它们带着读者追溯了那个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历史，寻找人们共同的文化根系。

去年的书市上，张至璋的《镜中爹》可以说是一本感人至深的故事。

1949年，张至璋只搞到三张船票的父亲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先行去了台湾，那一年张至璋只有七岁，结果这一别就是几十年，最初的寥寥几封跨海家书过后，从此杳无音讯，而他对父亲的印象也止于七岁。于是，在张至璋从少年到中年，在毕业、结婚、生子等一系列人生成长的重要环节上，父亲的位置，始终是缺失的。上学时，无数次填写报表时，父亲职业一栏，他写的都是“陷大陆，失去联络”。“这七个简短坚定的字。虽是写给别人看的，但是却明示我，没有什么指望了。”张至璋写道。这种缺失让他渐渐从失落与盼望转而到习惯，直到受到岳母林海音的鼓舞，1992年，年近五旬的张至璋开始了历时近十年的寻父之旅。而《镜中爹》就是他对这一历程的记录。

尽管张至璋的父亲早已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于贫寒中过世，但通过对蛛丝马迹的搜索，以及和父亲交往过的人们的零星记述，张至璋渐渐还原了父亲与家人分别后，在大陆走过的最后的人生历程。此时张至璋已年近花甲，他似乎看到了一个与自己多年来在心中勾勒的形象不尽相同的真实的父亲，然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和他人的口述，这个“真实”的父亲的形象中又带着一丝虚幻，而伴随它的，还有张至璋眼中海峡两岸所经历的那段亦真亦幻的时代岁月。

同样是讲父子之情，以及对父亲的求索，《镜中爹》让人想起2005年时大陆曾出版过的一本小书――《聆听父亲》。《聆听父亲》的作者是近几个月来以《认得几个字》一书而在大陆读者中大热的台湾作家张大春。

1997年的除夕夜，张大春的父亲突然跌倒后一病不起，生命就要走到尽头的父亲对他说：　“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这句话就像当头一棒，让张大春突然意识到父亲的逝去并不仅仅是一个亲人生命的消失，于是通过父母口中的描述和家族六大爷的一本几十页的“家族史流水账”，他开始了对家族历史的抢救，而抢救的结果就是断断续续，历时几年时间写成的这本《聆听父亲》。

从张大春笔下，一个有着官宦背景，曾幻想着“诗礼传家”的大家族的历史，就像快速回放的电影镜头般，泛着古老的晕黄，带着些许荒诞的喜感蹦跳着出现在人们眼前，随之，老家中的人物纷纷出场，一眼看穿大儿子命谶的祖母，风雅又落魄的大爷、千里寻夫的母亲……从齐鲁的老宅到台北，这些人物以很中国的方式，特立独行地活着，就是在那不经意的“乡愁”中，庞大而繁琐的人生群落构成了张大春的家族前史。

虽然在张大春的笔触中，这个家族前传充满戏谑的色彩，让里面的历史半真半假，自由地在时空中穿梭转换，将不同时代中的几代人连接在一起。然而，一部真实的家族史，甚至是中国近代史就蕴藏其中。张大春的家族――山东济南张家“懋德堂”，曾是当地显赫的望族，有着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而在时世变化中，这个颠沛流离的家族历经抗战与革命的战火。成为了时代动荡、变迁的一个见证者。

张大春曾申宗明义说，这本书是为他即将出世的儿子张容写的。而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无论是《镜中爹》还是《聆听父亲》，虽然是对

父亲的记叙，但更像是流浪者对“根”的寻找。父亲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种姓身份的印证者，在这些读本中，寻父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躲在背后的是萦绕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对文化根系，对土地乡愁的探求。

而在张大春《认得几个字》一书中，当年《聆听父亲》中作者那个未出世的儿子张容已经晋级当了哥哥，张大春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到了识字的年龄，于是在这本书中，寻根的这个主题从对父亲的求索变成了对汉字的求索，而父亲的形象再度穿插其中，这个父亲有时是张大春的父亲，更多时候是张大春自己。两代父亲通过不同方式潜移默化两代孩子对汉字和其中所传承的文化的认识。

而对于从小使用简体字，早已经对繁体字丧失功能的大陆读者来说，《认得几个字》就像把人们重新带回了启蒙的课堂，看着那些熟悉又有些滕胧陌生感的字，心中纠葛着复杂的感情丝缕，跟随着一位父亲。在与孩子的不停有趣交锋中，一同踏上了寻找文化根源的路。

这些寻根的作品是不可回避的，就像张大春所说的：　“它将被预告讲述给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听――在巨大无常且冷冽如月光一般的命运辗过这个孩子之前，这个不存在的孩子将会认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他将认识他们。”

孤独与美：共同的乡愁与失落

随着《孤独六讲》和《汉字书法之美》的出版，蒋勋的作品成为许多人追读的对象。其实对于一些人来说。蒋勋并不陌生。早在2004年，蒋勋的《舞动红楼梦》、《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等就已经在大陆出版，然而这次他所扛起的“孤独”大旗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这种孤独不仅是他个人的。他说出了海峡两岸的人们在时代变迁中。集体的彷徨与无措。

蒋勋在台湾是著名的诗人、小说家、画家，被称为台湾的美学教父。著名导演蔡明亮是他的学生，林青霞曾经为了上他的美学课，每周一次飞到台湾，听他讲《红楼梦》。然而，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坦然胸前深深印刻的“孤独”二字。但是没有人是不孤独的。每个人内心隐秘的花园中都矗立着一座坚固的巴别塔。在《孤独六讲》里，蒋勋从孤独、语言孤独、革命孤独、思维孤独、伦理孤独、暴力孤独六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体验，平静又深切地阐释、发省了孤独这件事。在序言里，他说：“我拥抱着一个挚爱的身体时，我知道。自己是彻底的孤独的，我所有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占有。我试图用各种语言与人沟通，但我也同时知道，语言的终极只是更大的孤独。我￡图在家族与社会里扮演一个圆融和睦的角色，在伦理领域与每一个人和睦相处，但为什么，我仍然感觉到不可改变的孤独？”

蒋勋的孤独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孤独，也是对在历史变革中，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人们心中一直缠绕着的困惑的折射。

在1949年那条历史的分割线到来之前，在大陆，蒋勋的祖辈曾有着显赫的地位。蒋勋的母亲出生在陕西，是满清正白旗人，外曾祖父是西安最后一任知府。蒋勋母亲所在的家族在当地是绝对的名门望族，在朝代的更替变迁中，母亲的家族就像寒冬中的树叶，在凛冽的北风中枯败飘落。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家人惊惧地看着家里的东西被足足洗劫了三个月。虽然房子里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但空荡的大宅依然占据了西安二府街的整条街道。

蒋勋的母亲可以说是生不逢时的，她只赶上了家族鲜花着锦的盛况的尾声，却要面对横跨于盛衰两极的失落与动荡。尽管今非昔比，但祖上留下的田宅依然可以让一大家子人过着还算体面的生活，这让蒋勋的母亲得以继承贵族优雅的品味，她从小娴熟于琴棋书画，喜欢听昆曲、看电影。不过，满清贵族的家世让一家人在当时的民国新政权下依然活得战战兢兢，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庇护。她嫁给了蒋勋的父亲――个毕业于黄埔军校、政治前途颇为光明的福建农家子弟。一个遗老、一个新贵就这样组建了一个混合着完全不同思想与文化血液的家庭。

然而，母亲所期望的荫庇与安定还是落空了，1949年，蒋勋一家随着蒋勋戎马半生的父亲迁往了台湾，祖上留下的田宅与贵重物品几乎散失得千干净净，这时候，蒋勋只有两岁。

在台湾，辛亥革命依然是教科书上被标榜的历史功绩，因之，母亲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出身的秘密，不让孩子与“腐朽的满清”沾上任何关系。不过，对于母亲骨子里积淀深厚的贵族气象，蒋勋是羡慕和敬畏的。一次，蒋勋带母亲游览台北“故宫”，面对玻璃柜里的清代薄胎瓷器，母亲轻描淡写地说：“以前，你外婆家有好几柜子这样的东西，每次她发脾气就摔几个。”当蒋勋知道母亲贵族后裔的身份时，他突然觉得异常欣喜，那时才上小学的他正在读《红楼梦》，曹雪芹也是正白旗，他觉得冥冥之中他的家族身世和贾宝玉有着某种奇妙的暗合。

大概是蒋勋血液里混杂着这奇特又复杂的历史渊源，在几十年的人生里，对身份和根系的寻找让蒋勋衍变为一种对美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又在介于传统的继承和背叛之间游走。《孤独六讲》可以说就是蒋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心境的描述。有时候人们需要一种“孤独”来解释和消融自己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就像岛上的人们需要接受和承认在大陆与岛屿间的那份游离。

在和《孤独六讲》一同出版的《汉字书法之美》中，这种孤独感依然存在。蒋勋把这种孤独感融入了书法，成为他阐释、解读并与古人产生共鸣的线索，以及美学信仰生成的一个助因。在去年读者见面会上，他曾如是说：　“我觉得台湾1949年之后是一个南朝，我们在历史里很少注意南朝扮演的角色，比如说东晋、南唐、南宋。其实在政权上是失败的。也许因为这个失败会有一些文人看到比正确更大的东西。我们看到王羲之是借书法建立自己另外的信仰，在那个时代他到底要相信什么……在无可奈何的感伤颓废里他相信有一个大的文化的东西可以度过这个所有信仰消失的时代……那样的文体和书法表达出来的是南朝的文人在大战乱之后，用文字里面的信仰，汉字的信仰传承的一个精神，而那个东西竟然是可以对抗朝代兴亡，可以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