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国学书苑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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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的故事1

张仪离开楚国，又去游说韩王。他说：“韩国虽然地势险恶，百姓却都住在山区，生活困苦。韩国土地不足九百里，国库空虚。估计大王的士兵，总数也不会超过三十万人吧。而秦国精锐部队就一百多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秦国勇武的战士在战场上向来勇猛直前，不戴头盔，轻装杀敌，能手执强弓硬弩的神射手和挥舞长枪如风的将士们，更是多的没法计算。秦国战马精良，骏马奔驰起来，前蹄扬起，后蹄腾空，一跃就是两丈多远，这样的战马多到没法数清。山东六国的士兵，头戴头盔，身穿铠甲与秦军作战。秦国的勇士毫不畏惧，反而嫌装甲麻烦，都喜欢甩掉头盔，扔掉战袍，赤身露体与敌人作战，就这样也能轻松大败六国军队。左手提着人头，右手挟着俘虏胜利凯旋。秦兵与山东六国的兵相比，如同勇猛的大力士对阵懦弱的胆小鬼。用这样的军队攻打别国，如同把千钧重量压在鸟卵之上，结果可想而知。

“那些诸侯、大臣们不估量自己土地狭小，国力衰微，却听信主张合纵的人的甜言蜜语，放纵他们结伙营私，互相掩饰。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听从肤浅的游说，没有比这种作法更误君害国的了。

“假如大王不愿跟随秦国，秦军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韩国攻下的。可以说，归顺秦国就安全，不归顺秦国就危险。如果让我替大王谋划，就不如归顺、帮助秦国。秦国的目标是削弱楚国，而能够消灭楚国的只有韩国，这并不是说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地理位置优越。只要大王西面事秦而攻楚，秦王一定会高兴。这样韩国既可得到土地，又可使楚国的怨恨都集中到秦国身上。”

史记中的故事2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心血创作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书中记述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周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间跨越三千多年，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史，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宝。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中对古代优秀任务的颂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显示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如其中的大禹治水，表现了一个为民造福的大英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塑造中，可以看出他的心非常善良，肯为别人付出。他治理了九条河流，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改变大自然的雄心壮志。我还从赵氏孤儿，塑造了忠臣程婴和公孙杵同奸臣屠岸贾斗志斗勇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于忠诚、善良、正义；鄙视邪恶，痛恨不忠不义。其中的《武王灭纣》通过文王和武王用他们的仁义、善良为民造福，让百姓安居乐业，和纣王的残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陈胜吴广》的故事讴歌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带领奴隶推翻秦朝的暴政。陈胜从起义到牺牲只有6个月，然而他点燃的反秦之火越烧越旺。《飞将军李广》写的是飞将军李广爱兵如子抵抗匈奴进犯，保卫国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人民的爱戴……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他还是完成了《史记》，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最高价值，启发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被鲁迅评价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在阅读《史记》之时，有如穿越时空，遥望古老中国的风雨。而能够有这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主要凭借着司马迁在《史记》里倾注了丰厚的情感，融入了对英雄的讴歌，也有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使它充满了强烈的爱憎之情。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观的，公正的记述，不要求抒发情感。然而读着《史记》，你会很容易的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些泪满襟的悲剧英雄感动，惋惜；又为那些奸佞的小人愤慨，汗颜。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史记》中有其他史学家想都不敢想，写都不敢写的内容——对开国皇帝刘邦和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揭露及批判。记录当朝皇帝的历史已经是一些史学家不敢恭维的事了，更何况是去揭露他的一些负面的事迹，这很容易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史记》却完完整整的将他们一一收入书中，犀利，深刻地把他们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十分清楚，让我看到了最最真实的朝代，绝不带半点阿谀奉承之味。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啊。这也许正是《史记》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

所以读像《史记》这类的经典史学著作，首先要学会领悟人生，领悟社会，领悟的越深刻，越能通过《史记》去体会司马迁的。心理感受，以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这也正是我读《史记》之时，最大的收获所在。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那些人，那些事，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曾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但他们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们将化为炎黄子孙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皆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在历史的长河留下自己的影子，也许这也是一种荣耀吧。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荣幸的，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神秘国度，这是一个物华天宝的泱泱大国，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文明古国。先贤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寻觅古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的惊心动魄，思量曾经的纷纷扰扰，而作为华夏儿女的我在品读《史记》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3500多年历史中充塞的豪迈、悲壮与辛酸。不过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时更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敬孔子，畏霸王，颂毛遂，服姜尚，笑幽王，憎纣王，悲韩信，怜李广。

读书，读史，读人，亦是解读一种精神，苏武牧羊的爱国与执着，张骞出使的坚毅与无畏，陈胜举兵的大义与凛厉。

品味全书，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可谓为英雄———项羽。是的，就是那个四面楚歌，垓下自刎的落魄之人。鲁迅先生曾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但我想项羽是个例外，遭汉军重围，一人杀敌数百，死战到底。乌江亭长敬他为豪杰请他渡江再待卷土重来。然“燕鹊安知鸿鹄之志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岂能苟且偷生！于是，他便成就了一代霸王的悲情，遗恨千古。

然而，刘邦违背鸿沟和约终究成为其一生难以拭去的污点，他终究是个不顾手足之情的刽子手。于他，项羽不过就是冗长而虚渺的过渡之梦。梦醒之时，天下尽在咫尺。于我，他终只是个鸟尽弓藏、为权势而活的枭雄。

成王败寇，战争俨然成为解救之法，英雄与枭雄无数次站在风口浪尖上角逐，其中一人的失败便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成功。然而英雄无所谓清贫抑或富贵，不为名利所趋，所欲追寻的不过“正义”二字，为的只是黎民百姓与江山社稷安危。

姬昌父子起兵反商，为的是因炮烙之刑无辜惨死的冤魂，为的是不让比干一颗赤胆忠心付诸东流，为的是维持天下秩序，国家需要周武王这样一位领袖。恰恰相反，淮南王刘长醉心权势，不满已有的封地，引发战乱，最终也不过是不成气候的“过江龙”。

历史风云，世间百态，一次次迷离了我的双眼；百转千回，人情冷暖，一点点冰封我的思绪。可我从不曾怀疑这个缤纷的世界，重耳在外流亡十九载，却终登帝位，名垂青史；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了灭国之仇；孙膑膑足，撰述了《孙膑兵法》；吕不韦流放蜀地，留下了《吕氏春秋》

有生亦有死，有正亦有邪，有战争亦有和平，事物总有两面，我深信上天的公正。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

史记中的故事3

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朝的部队，刘邦兵力虽不及项羽，但刘邦先破咸阳，项羽勃然大怒，派英布击函谷关，项羽入咸阳后，到达戏西，而刘邦则在霸上驻军。

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军队。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叔父项伯口中得知此事后，惊讶无比，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并约为亲家，刘邦的感情拉拢，说服了项伯，项伯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

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保护刘邦，也拔剑起舞，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只好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命赐酒，樊哙立而饮之，项羽命赐猪腿后，又问能再饮酒吗，樊哙说，臣死且不避，一杯酒还有什么值得推辞的。

樊哙还乘机说了一通刘邦的好话，项羽无言以对，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刘邦部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饮酒，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上白璧一双，并向大范增献上玉斗一双，请您收下。无奈的项羽收下了白壁，气得范增拨剑将玉斗撞碎并大骂项羽。

范增的预言在数年后应验：项羽和刘邦在随后的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史称楚汉战争），最后项羽败北，在乌江自刎而死，刘邦建立汉朝，是为汉高祖。

鸿门宴后人将鸿门宴喻指暗藏杀机的宴会或者不怀好意的事情。

史记中的故事4

刘邦好酒，但是没有钱来买酒，于是便赊酒。因为每当刘邦来饮酒时，卖出的酒竟是平日的数倍，酒家很奇怪。喝醉了酒的刘邦倒头就睡，他的身上常有龙出现，令酒家很奇怪，到最后酒账不了了之。没钱买酒并且赊酒是没有面子的，但是能够一直喝下去，这是不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到吕公家庆贺，身无分文，却诈称“贺钱一万”，明明是吃白食，竟令吕公刮目相待，不但请坐上座，而且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刘邦。要知道连当时与吕公要好的县令求亲，吕公都不同意，却将女儿许给了只有一面之交且是来吃白食的刘季，这是不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负责看管城门的老头郦食其来见刘邦，刘邦正叉开两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为其洗脚。郦食其很不客气地批评刘邦说：“你这样子接见老年人是很不礼貌的！”被人当面批评是很没面子的事，但是人家刘邦马上知错就改，整理了衣服就向郦食其道歉，请其上座。于是得到了一条重要的计策：袭击陈留，以得到秦军储存的粮食。

被项羽追得到处跑，自己的父亲也被捉住，当项羽要煮了他的父亲喝汤时，刘邦却厚着脸皮说：“咱俩是仁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喝人肉汤时能不能分给我一勺子呢？”在危急关头，为了让马车跑得快一些，刘邦竟然把自己的儿女推下车去，连马夫都看不过了，下车把孩子抱到车上。追兵一急，刘邦又把孩子推下车去，马夫停下车再把孩子抱上来，“如是者三”。我想，脸皮薄一点的父母，若干年后回忆起来都会愧杀。但是，人家刘邦脸皮很厚，不要这个“慈父”的假面子，自己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啊！

韩信的军权越来越大，对刘邦的命令有点打折扣了，于是刘邦说：“事成之后，封你为齐王！”韩信马上漂亮地完成了刘邦交给他的任务，刘邦也说话算数，封韩信为齐王。封了韩信为齐王之后，刘邦有点后悔，于是大清早单枪匹马闯进韩信的卧室，把大印夺了过来。想想吧，这和两个很要好的孩子，翻脸之后的“算账”有什么区别呢？那时刘邦已经快要称帝了，干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没面子啊？然而，夺了韩信的大印，却为后来维护自己皇帝的面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记·货殖列传》翻译：5

《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像《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崤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美女，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哪里是因为国家颁布了政令来要求才做到的呢？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织，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像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会诸侯，匡正了整个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潭渊深了，里面就会有鱼，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有去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没有礼貌，没有礼节，没有规矩的现象特别的突出。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货物的完好牢靠，不要使用需要支付利息的钱。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做为都城；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南边抵御滇、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余之物来交换短缺之物。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所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个足，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为小气俭省，熟悉世故。杨与平阳两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屡次遭受掠夺。人民崇尚强直、好胜，以扶弱抑强为己任，不愿从事农商诸业。但因邻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三家尚未分晋之时就已经对其慓悍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和平阳两地的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慷慨悲声歌唱，白天纠合一起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作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色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常弹奏琴瑟，拖着鞋子，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献媚讨好，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侵扰，民俗大致与赵、代地区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扼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洛阳东去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到巨野，这是过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会。以前，唐尧兴起于成阳，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定都于毫。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君子很多，喜好农事，虽然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求得财富的积蓄。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慓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传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经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也是一个都市。当地民俗混杂，好事。多以经商为业。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做“夏人”。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出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忠于信仰坚守原则隐居在岩穴之中的士人中具有很高名望者，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还是为了增厚自己的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隐居岩穴却有着奇士的行为，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头子，贪心的取交易额的三分之一作为佣钱，廉正的取五分之一作为佣钱，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冒着被椎杀后埋于荒野的风险去捕捉致富的机会，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致富方式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值得认真的学习、研究。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藉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素封”者？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