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崎岖历尽 书生面目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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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大师费孝通1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著名学者费孝通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费孝通的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写1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造就他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众多学术和研究成果，饱含他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奉献的满腔热诚、智慧和心血。一位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当今中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当首推费孝通先生。也可以说，费老是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学术和乡土结合在一起，也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学术之旅

费孝通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费璞安曾东渡日本攻读教育专业，回国后创办新式中学，后就任江苏省视学一职。母亲杨纫兰也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开办了吴江第一所幼儿园。因此，费家子女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费孝通，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对自己国家的羸弱贫困、民不聊生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愤。他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助病弱。1928年，他选择了东吴大学学医。作为学生会秘书的费孝通在社会活动中渐渐意识到，来自社会的病痛，比来自个人生理的病痛更需要有人关心和医治。于是在20岁时，转到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这次转学使费孝通的人生经历出现了重大转折。之后他的一生便与中国以及中国乡村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燕京大学，他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学习以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来推进研究中国的社会学。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接受了两年严格的人类学训练。毕业时，费孝通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名额。但在导师史禄国的建议下，费孝通推迟出国时间，以便先在国内作一番实地调查。

1935年初秋，在广西瑶山的峻岭密林间，费孝通开始了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学术之旅。次年，他对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近两个月细致严密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被当时的学术界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而费孝通认为，《江村经济》只是他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他想要了解的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小部分，而是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

1957年，47岁的费孝通再次回到吴县考察，他对家乡合作化后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再访江村》里，对农村的副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回北京后不久，费孝通被错划成，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无法进行任何研究。

志在富民

当历史迈进上世纪80年代，历经坎坷的费孝通，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重新捡起了自己被迫中断的研究，继续在乡村城镇间行走。

较之以往，晚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和直接。通过调研，他率先提出了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的由来。费孝通对新时期小城镇发展变化的研究、对区域经济模式的调查、对开发大西北的建议等，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国家解决发展、建设中的迫切问题开拓了思路。

“我的一生经历过无数重大的历史变革，但最重要的当属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与祖国的富强和发展紧密相连。”这是费孝通总结自己60多年学术生涯时由衷的感慨。

据他身边工作人员粗略计算，近20年来，费孝通每年都有150天左右在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2001年已经九旬高龄的他，甚至在外调研了170多天。而且，越是贫困落后的偏远山区，他去得越多。甘肃定西，他先后去了7次；贵州毕节，他也一次又一次奔波往返。

费孝通在很多场合一再说，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一生做什么要明白。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风雨沧桑，光阴荏苒，费孝通以自己辛勤的劳作诠释着人生的真谛。他写下300多万字的文章，使人不能不惊叹这位老人释放的巨大能量。

五四之子

费孝通的学者之路，发端于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与哀愁。这种爱国情怀同时也使他的人生涂抹着许多传奇色彩。

和许多优秀、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费孝通在那个“搁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积极投身于进步的民族民主运动。在残酷、血腥的抗日战争和空前激烈的解放战争中，他正确选择了自己的政治道路，公开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侵略奔走，为民主自由呼号。

同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图书馆前6000多名学生举行反战时事晚会，费孝通等4位教授应邀前来演讲。当轮到费孝通的时候，会场突然断电，枪声大作。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次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他和家人避到了美国领事馆。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道：“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

解放前夕，钱伟长和费孝通都在清华大学任副教务长，分管文理科。当提出院系调整时，两人都主张维持清华大学原来的综合大学的格局，不同意院系调整只搞工科方案，可这个意见没被采纳。

1957年两人都成了，而且都是在《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据说还是因为讲了话，才最终保留了他们两人的教授位置。

“圈外”作家

费孝通从小就有文学天赋。他14岁时就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作品。自那以后，他勤奋笔耕了一辈子。

作家曹聚仁在谈到费孝通文章时，说费孝通与红学家王昆仑、哲学家冯友兰等社会科学家虽然“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但是他们的文采，却“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费孝通的散文随笔和诗歌尽管是学术耕耘之余的“副产品”，然而行文朴实典雅，灵动多姿，洞察世态人生，是完全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欣赏的。

费孝通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的人。1983年在《江村偶读》一诗中，费孝通叹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实践、作文的一个生动写照。

一次他参观梅兰芳故居时，有人出了个上联“早春前后，大江南北，一例前生事”请他对。这实际上暗指费孝通1957年罹难和复出后施展宏图的历史。费老慨然对曰：“千秋功罪，文章高下，尽付后人论。”

其实又论什么“高下”？只要我们读他的文章时感到愉悦，能从中领略作者迷人的人格魅力而受到鼓舞，足以。

生死爱情

费孝通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

爱情的开始很普通，费孝通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在共同感兴趣的学问切磋中相知，渐渐产生了感情。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婚礼。9月，这对新人赴大瑶山考察。但是，谁会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此次学术之行兼蜜月之旅，竟然会有着一个生死离别的结局。

考察进行到12月26日，正在深山中跋涉的他们迷了路。慌乱中，费孝通误中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双腿被兽夹牢牢夹住动弹不得。在营救未果的情况下，王同惠独自下山求援，从此一去不返，七天后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她的遗体。此时，她与费孝通结婚才108天。

被营救后的费孝通回到家乡养伤，利用这段时间，他对开弦弓村进行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之后才有了《江村经济》。在奠定费孝通成为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这本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1939年，费老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女士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女儿。为了纪念前妻，费孝通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王同惠葬于梧州。1988年12月，与爱人分别53年后，已是78岁高龄的费孝通睹“碑”思人，慨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告慰爱人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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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生平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祖籍江苏吴江，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6年秋写出论文《江村经济》。

1938年从英国返回，任教于云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

1947年在清华任教，出版《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著作，并从事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成。

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1993年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大奖。

费孝通:崎岖历尽 书生面目2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费孝通先生辞世。享年95岁。

用“巨星陨落”形容费孝通的离去并不过分。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无人能像他那样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的举动，而且几乎无人能以一生之心力，孜孜以求，“穷经皓首，志在富民”。

在费孝通先生的身上，更叠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际遇，侠骨柔肠，及至治学参政，书生意气，受尽磨难，仍与执政党肝胆相照。

费孝通更是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的见证人。

弥留之际很苦恼

“叔叔走的时候很安详，亲友们都在身边。”费皖告诉《望东方周刊》。

费皖，费孝通大哥费振东先生的次子，原民盟中央区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作为民盟中央的工作人员，费皖多次陪同费老到全国各地调研。

4月28日，费孝通先生去世四日之后，《望东方周刊》在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民盟中央采访了费皖，得以了解费孝通先生人生最后一段岁月的真实生活。

今年68岁亦已满头白发的费皖是费孝通最亲近的人之一。费孝通这一生，深受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哥费振东影响。

“”在干校劳动期间，费孝通苦中作乐，更给大哥写了二十二封千校家书，倾述苦闷，抒发伤世之情，这些家书现都已收入《费孝通文集》。

费孝通称费皖为“阿皖”，而言谈中，费皖更习惯于称费孝通为“老先生”。

据费皖介绍，费孝通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其实在他93岁之前，从没有停下过工作，精力堪比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思维还是行动，根本不像90多岁的老人。

“老先生是2003年12月28日住进北京医院的。先是普通感冒，后来发展成肺炎，他本来气管就不好，有些哮喘，病情一度很严重。经医生全力救治后不久就恢复过来了。刚生病那一段，他还可以说话、写字。后来，喘得越来越厉害，话就说得少了，他想表达什么或想起来什么，就在纸上写字。但他的思维一直都很清楚的，听力也可以，当时，我们每天都给他读报，电视他也能看。”

在费孝通生病住院这一段时间，费皖每个星期去一次医院，陪费老说说话。

“有一次，我趴在他耳边问他，‘你现在是不是很苦恼？’他就用笔在纸上写：是。我再问他，‘苦恼是不是对许多问题还有想法，表达不出来？’，他点点头，又在纸上写：多得很。”费皖告诉老先生，等你养好了病，你有什么想法，我给你整理出来，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

“这时候，我就看他在白纸上很艰难地写了四个字‘不可能了’。”

江村岁月，乡土中国

95年前，费孝通出生在江苏吴江的一个小镇，从此，无论时局变幻，还是伤痛失伴，或者廿载沉寂，甚至被人误解，他的根、他的魂都与这一方土地梦绕魂牵。

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费孝通在文章中给这个村子起学名为“江村”)成为他解剖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样本。从1936年在江村养伤，并作实地调查，到在英国发表博士论文《江村经济》，1957年5月重访江村，1981年10月三访江村，这三次江村之行，对费孝通先生来说，分别代表着一段在他人生旅程中非同寻常的岁月。尽管三访江村之后，他开始每年都回到这个村落，直到他生命逝去。

来自田野的呼唤和乡民的殷切其实始终如一地伴随着费孝通，并成为他一生扭扯不断的情结。

4月27日。北京东大桥农三里。陪同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三访江村的张祖道向《望东方周刊》记者回忆了当年重访的情景。

“重访江村是在1957年4月到5月间。从西南联大到回到北平，清华复校后，我和费先生的接触非常多，有一次费先生和我们几个社会学系的学生聊天时谈到他的扛村，提出想再回去看看，我马上说跟他一起去，做摄影记者。在此之前，我已经跟随潘光旦先生去过鄂湘川做过土家族调研，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当时我已经在《新观察》工作，清华、北大的许多老师都给《新观察》写稿子，费先生写得最多。这次重返江村，《新观察》还派了一个文字记者，配合费先生。我来摄影。”

张祖道用镜头记录下了费孝通重返江村之后的情景，那些至今保存完好的黑白照片及底片已经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仅农具我就拍了100多种，还有农民生产劳作的情景。费先生做田野调查非常细，常常和农民一起反复复核、计算、谈话，白天黑夜都在忙，我呢，就跟着他在田间地头拍照。费先生到了江村后不久，开始有农民找他，其实就是上访、告状。我有时也参加，一边听一边帮着记，回到北京后再帮着费先生整理。后来，费先生把这些情况上报给了上级领导。‘反右’的时候，这些都成了费先生的罪状。”

在费孝通重访江村之前的一个月，即 1957年3月18日，他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共鸣，同时也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5月31日，费孝通写了《早春前后》一文。不久，《重访江村》在《新观察》上发表，但刚刚发了一期，费孝通便被定为分子，受到批判。

绝少空泛的治学

事实上，费孝通一直认为，致富的路子就在百姓中间。他是用社会学家的眼光来发现、思考农民摆脱贫困的办法。

费皖认为，费孝通的社会学其实就是中国的乡土社会学，是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的，从来没有与中国的实践脱节。在他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游学东西，求证南北，无不一以贯之地从所从事的专业出发而关注民生，而他的洋洋著述也绝少那些空谈性命的空疏之学。

费孝通的乡土情结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他进行农村田野调查这一环节，事实上，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志在富民”――才是他大半个世纪来苦苦追寻的所在。

“我们陪他到定西就去了8次。每次，他竟然都会记住一些细节上的变化，比如，谁家的房子翻新了，谁家又添了新家具，他能从这些细节上看出农民的生活变化了没有，有多大。他一直不服老，80岁还不知老之将至，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66天都在外面跑。直到2000年以后，90岁了，才觉得外出远行有些体力不支。”费皖说。

在这些马不停蹄的考察中，费孝通提出了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各具特色的地区发展模式；在研究一个个以当地传统为基础的地区性农村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构想，包括黄河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等影响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费先生是第一个为温州模式正名的人，温州人对他的感情很深。”民盟中央参政室主任马宝琛说。

1983年11月3日，时任中央领导人的看了费孝通写的《小城镇大问题》以后，曾经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党内的一些同志看，他在批语中写道：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将近四万，太长了一点，但是好看。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2000年元月，费孝通在《老来缅怀同志》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他()也不可能想到他这短短几句话却打中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心，真的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之相交，以心换心’。”

费孝通在93岁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最近一段时期，我把自己多年来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打通了，理出了一个框架，就是“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其中包括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条具体路线，即“江村经济――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

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和坎坷人生，他更有这样一段自述：

“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的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今天我还这样做。”

事实上，费孝通始终坚持认为，“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

虽已离去，仍是“不朽”

1957年，费孝通以知识分子的敏锐感知到政治气候的变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一夜之间，从“红得发紫”沦为“牛鬼蛇神”。

“”开始之后，更是在重压之下违心地写了《向人民伏罪》的检讨书，更经历了抄家、批斗、住牛棚、上千校的全过程。

有这样一个镜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头：每天早上身材微胖的费孝通扶着身患残疾的潘光旦先生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接受惩罚性劳动，在接近40度的日光下排队、训话、拔草，晚上再扶着潘先生蹒跚回家。

“费先生这一生，有二痛，难以释怀。一是1935年12月，新婚108天的妻子王同惠和他在广西大瑶山调查，为救身负重伤的费孝通误落山涧牺牲；二是‘’开始后，受尽屈辱和病痛折磨的师友潘光旦先生在他怀里停止了呼吸，死前身边竟然连给潘先生止痛的药片都没有。”――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时的学生、83岁的摄影家张祖道老先生告诉《望东方周刊》。

受过正规西方教育的费孝通却对中国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为八亿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成为费孝通研述一生的大课题。

因此，才有了他的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7次回访家乡江村……除了、台湾。晚年的费孝通东西穿梭，南北奔走，几乎踏遍了乡土中国。

在他病倒住进医院的2003年，即使已93岁高龄，他仍然第八次来到了定西县，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好多了，不再以土豆为日常生活的主食，“所以，我可以不再来了！”

早年费孝通负笈英伦，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研读社会人类学，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更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费孝通的一生，也是创造奇迹的一生。

青年时代一举成名，奠定社会学一代宗师之名，中年历尽坎坷，备经磨难，23载寂寂；1980年后，以70高龄复出，重建中国社会学系，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参政议政，未泯政治童真；老来依然一书生，惟心系天下，志在富民。

虽已离去，仍然“不朽”。

怀旧的老人

在先生的晚年，不单是怀念几十年前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准。在他忆师念友的文章和谈话中，也可以听出他对当年与良师益友的交往中所怀有的温情眷恋，以及他对当年学风与世风的失望和对未来时世的隐忧。

1988年5月3日，费孝通参加“已故燕京、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在表示对梁漱溟治学、为人之道的爱慕心情时，费孝通说：“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

“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过去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觉得‘志’就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我的上一代人在这个方面比较清楚。每个人都有长处，也有缺点。我们希望历史不断地发展一天比一天好。”

在费孝通的这类文字和谈话中，频频出现“上一代人”、“前辈老师”和“当前”、“现在”的对比。将心比心，不难从这样的对比中体察到费孝通“环顾当今之世”、“举目四望”之后的茫然心情，不难推知他心灵深处也许会时常萦绕着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从清华园到西柏坡，费孝通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和创建者，“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发展从曲折走向坦途、从动荡走向稳定、从贫弱走向富强的历程。”

也许，惟有历史可以烛照一切。文集拒收“反右”、“”时的文稿

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志实原为群言出版社副社长，1997年，为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生涯60年，群言出版社开始着手编辑《费孝通文集》。从那时候起，吴志实开始和先生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

“我们和他谈出书计划，老先生说我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你们去做吧，我放心的。实际上，1990年时，文集先出了十四卷。因为老先生还一直在写文章，直到 2003年，又补充了二卷，时间也就截止到 2003年12月。这一年的年底，老先生也就病倒入院了。”

十六卷本的《费孝通文集》是以时间为序编辑的。《文集》第七卷本时间上是从1957年到1980年这一段，但其中，1962年―1969年，1970年―1976年是二段空白。在这二段空白之间，仅1969年―1970年收进了费孝通先生在湖北潜江县王场区沙洋劳改农场给大哥费振东写的二十二封家书。

“整理材料文稿的时候，我们在费先生那里看到，这一时间段的文稿和材料也有二尺多高，但费先生说，那都不是我真实的思想，不是我的东西，是在压力之下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不能收进来。我们尊重了费先生的意见。”

吴志实和费孝通先生曾就此有一段对话。

“费先生很少谈‘反右’和‘’这一段岁月。我问他为什么？费先生说，这段情况很复杂，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会在《文集前记》中做以说明。”

费孝通先生在《文集前记》里对人生盛年之间那两段“空白”的解释显然流露出对那一段岁月的悲怆和无力。

在《文集前记》里，他这样写道：

“现在已事过20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分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我愿意在此声明这个保留意见是我自己作出的，我也愿意为此负责。”

“人生不可能无过，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

永远的费孝通

4月26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大法学楼5203活动室(社会学系会议室)为费孝通设置了灵堂。

《望东方周刊》记者也来到了灵堂悼念现场。悼念活动很低调，静悄悄的，只在法学楼楼下有一块指引的标牌。北大学生在明媚的春光里穿梭，与往常没有任何的不同。

灵堂外，来访者正在佩戴白花，并在签名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灵堂正上方的黑色条幅上写着“沉痛悼念敬爱的费孝通教授”几个白色的大字，正东方则悬挂着费老遗像，和蔼而安详。两侧摆放着花圈。

一位前来吊唁的同学告诉记者：“我在北大是学理工科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费老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社会学。我也看过费老的一些理论著作，他治学严谨，注重实地调查，这种精神在今天显得尤为难得。可惜我并没有听过他的课。”

4月27日，费孝通的学生，朋友，83岁的张祖道老先生在家里点燃了一炷香。

“先生走了，西南联大时，我曾在枪声里聆听过先生那场惊心动魄的演讲；反右之始，又陪他踏上造访江村的旅程，费先生实际只比我大12岁，这几十年来，我们知交甚笃，可惜，再也听不到先生那爽朗的笑声了。”

说话间，张祖道老先生不时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张卡片，上面用蝇头小楷整齐地记载着他和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三访江村时以及七八次沿着潘光旦先生在鄂湘川调查的路线，调查土家族人生活的记录和归类底片。

“昨天(4月26日)我接到了钱伟长老先生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哭了。叔叔和钱老一直心意相通，相交甚深。钱老也94岁高龄了，他们一起走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费皖告诉《望东方周刊》。

4月27日，记者在民盟中央宣传部看到了钱伟长教授给费孝通发来的唁电：

“惊悉孝通兄不幸于24日在北京病逝，不胜扼腕痛惜，怆然泪下。孝通兄和我曾长期在清华共事，后又同在民盟积极参政议政，共求国是，谋报效祖国之路。我调上海大学之后，孝通兄更是鼎力相助，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水平不断提高，跻身一流。孝通兄与我既是吴地同乡，又是同事，交往几十年，私交甚笃……”

费孝通先生90寿辰时，他的学生王尧曾赋诗一首：潇洒无尘，耿介绝俗；崎岖历尽，书生面目。

这四言绝句，可谓“永远的费先生”之精神写照。

费孝通南岭行3

摘 要1988年12月，费孝通参加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活动之后，不顾78岁高龄，进入南岭山脉瑶族聚居区考察，并就瑶族的历史与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等做了深刻的论述。本文记录了费老此行谈话的内容，并探讨了其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南岭；考察

作 者徐洪刚，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530006；覃乃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53002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4-0101-008

Mr. Fei Xiaotongs Investigation in South Mountain Range in 1988

Xu Honggang, Qin Naichang

Abstract: In Dec. of 1988, after attending the celebration of 30 anniversary for the founding of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disregarding his 78 years old age, Mr. Fei Xiaotong made his investigation in south mountain range where assembled Yao ethnic groups, and gave profound dissertation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pattern of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for Chinese nation, policies toward ethnics in our Chin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ng reg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ao in south mountain range. The article records the content of Mr. Feis speech while investigating and makes discussion on its meaning.

Key words: Fei Xiaotong; south mountain range; investigation.

1988年12月，费孝通参加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在南宁、玉林、梧州等地慰问各族群众之后，费老不顾78岁的高龄重上大瑶山，再一次来到了他半个世纪以来刻骨铭心的金秀大瑶山。从大瑶山下来后，费孝通途经桂林，进入南岭山脉瑶族聚居区，考察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恭城瑶族自治县、湖南省的江华瑶族自治县和江永县、广东省的连南瑶族自治县。在此次行程中，费孝通先生对瑶族的历史与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政策和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等方面都有深刻的讲述，下面就此做分别的论述。

一、关于瑶族的历史与文化

(一)瑶族的特点

瑶族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同其他少数民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费孝通认为这是一个应当搞清楚的问题，也是费孝通此次南岭行的一个主要目的。费孝通结合自己的调查指出：

第一，瑶族是南岭山脉中一个主要的少数民族。费孝通指出南岭山区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区，现在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居民，瑶族可能是移入较早的一个民族。瑶族先民起先主要居住在江汉、江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的广大区域，后逐渐向南迁徙。从记载中能查到的资料来看，在南岭山脉附近，在隋唐时期，就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区，当时瑶族主要分布在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衡山、澧阳、熙平等郡，即今天的湖南大部分地区和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山区，也就是现在的南岭地区。

纪念费孝通民族研究七十年特辑第二，瑶族是一个内部异常复杂的民族。费孝通指出：在瑶族内部，语言不是统一的，瑶族主要是说勉语的，但也有讲苗语和讲侗语的。在金秀瑶族自治县里的瑶族就分为五个支系，他(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金宝生)①就是讲侗语的一支，叫茶山瑶。费孝通还讲在金秀大瑶山，瑶族的构成是很复杂的。不是说你是讲侗族语言的，你就是侗族，那不对，你还是瑶族。这里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瑶族本身分化出来的，另一个是从别的地方进去变成瑶族的，这说明瑶族不是同一个来源，它是一个复杂的民族。

第三，瑶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自宋代有了“瑶”的族称开始，瑶族就开始了迁徙(此前瑶族的先民莫瑶，自南北朝开始就已经迁徙了)。费孝通讲瑶族从湖南向南深入到广西、广东，瑶族的人口分布和中心区域发生了转移，粤北和桂东北成为新的瑶族中心区域。到元代湖南瑶族继续南下，使广东广西的瑶族分布更广，人口更多。元代瑶族迁徙史上的大事是瑶民逃离千家峒，也就是瑶族开始从南岭山区迁徙。明代以后，千家峒瑶民的后裔与这个地区的其他瑶民一起向广东广西的腹地迁徙，又迁徙到广西西部与云南地区。②

第四，瑶族是与苗族、畲族关系密切的民族。费孝通说，从湖南洞庭湖以南，下来到广西、包括广东一部分，到隋唐时，在这些地方瑶族是主要居民。大概在几百年前，北方来的人，主要是汉人，逐步把这里的居民，其中主要是瑶、苗挤走了。一部分到了湘西，一直到贵州、 云南，是苗族；一部分往南，到南岭山脉，是瑶族，形成了“南岭无山不有瑶”这个局面。还有一部分到江西，上武夷山，是畲族。这就是湘西有苗没有瑶、湘南有瑶没有苗，浙闽只有畲的原因。费老说，但为什么出现瑶、苗、畲像河水井水一样分开的情况，我不清楚，这里讲的是一个大体的情况，不一定对。

(二)千家峒运动与瑶族的迁徙

在几乎所有的瑶族聚居区，都有千家峒的传说和古歌流传。在传说中，千家峒是瑶族的发祥地之一，瑶族先民们在那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后来被官府所发现，先是强行收租收粮，后又出兵围剿。瑶民被迫逃离千家峒，从此以后瑶族开始不断地迁徙。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民族迁徙等原因，千家峒的确切地理位置迷失了，但是千家峒的传说却越来越神奇。有些千家峒瑶民的后裔，虽然失去了民族的语言、服饰和习俗，但他们仍然坚持着千家峒的圣地崇拜，顽强的认同瑶族，由此产生了“千家峒运动”。宫哲兵教授在其著作《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中认为，“千家峒运动”是指围绕着千家峒故地而发生的文化传播、舞蹈祭祀、圣地认同、寻找返回的活动。③历史上有过许多瑶民，历经千辛万苦，冒着极大的危险去寻找千家峒的事例很多。如1957年，在广西恭城县观音乡乡长周先隆的组织下，联合灌阳、荔浦、富川、阳朔和湖南江永县的瑶族，自筹资金，会集于狮堂村，向都庞岭进发，去寻找千家峒。经过艰苦的跋涉，终于找到了江永县的“八都源”(今湖南省江永县大远瑶族乡)，他们认为这里就是千家峒，就高高兴兴的回家，准备搬回千家峒。这时反右斗争开始了，把这件事定为“地方民族主义”，性质是“反革命事件”。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给他们彻底。④费孝通在此次南岭行中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并实地查看了江永县的千家峒。

费孝通认为，千家峒是很典型的瑶族早期居住的一种情况或一个条件。千家峒是指居住着一千户或几千户瑶家的小平原。在瑶语里 “峒”实际上是一块盆地，四面是高山，中间是盆地，盆地里有山上流下来的水灌溉农田。在这种条件之下，瑶族生活过得很不错，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写的一样。瑶族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外面的变化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人情味很浓，大家友好往来，和睦相处。费孝通还讲了他20世纪30年代在大瑶山调查的故事来证明这个事实。费孝通说，他30年代在大瑶山调查，行路时，天热了，衣服一脱，插一根草，打个结挂上，就没有人来动它。但是后来官府进来了，大致从明朝中期开始，封建统治者曾动用大批武装，进攻这个地区的瑶族，这次战争大约长达100多年，一直到清朝中叶才停止。瑶族从那时开始分散到各地去了，并且出现了不同的名称。⑤一部分瑶族留在平地，同汉族结合了，结合得比较深的由于通婚而变成了汉族，结合得比较浅的，在语言上接受了汉族的语言，但还保留了瑶族的特征，我们把他叫做平地瑶。另一部分住在山上边的，他们把头巾扎成尖的，在树林中好走路，他们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高山瑶。湖南江永县的瑶族分成了三个部分：高山瑶、平地瑶和已经同汉族、壮族相融合了的瑶族。另外，瑶族中还有一部分是在山区靠刀耕火种为生的，他们无法长期定居，成了“游耕”的“过山瑶”。流动的这一部分主要是向西向南流动，最远是到了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的北部。据《泰国瑶族考察》一书介绍，瑶族居民从中国迁入泰国最早在150年前，迁入泰国的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广西经越南、老挝到泰国；一条是从广西经云南、老挝进入泰国；一条是从云南经缅甸进入泰国。⑥后来，因为越南战争，越南攻打柬埔寨，一部分瑶族又迁徙到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国去了。瑶族由此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民族了。

费孝通还强调千家峒并不是指一个地方，而是当时瑶族居住地区的一种写照。

二、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一)我国的民族识别

中国目前大约还有80万未识别民族成分的人。其中包括两类，一类是不能确定是汉人或不是汉人；一类是他们属于哪个民族没有确定。这并不是指个人而言，而是指：一些集团自称不是汉族，但是历史资料证明是早期移入偏僻地区的汉人，但因种种原因不愿归入汉族。又有一些集团是从某些非汉族中分裂出来，不愿接受原来民族的名称。⑦

民族识别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解放初期为了弄清很多人的民族成分问题，中央派出民族调查组前往各地调查。

1954年费孝通受中央委托去贵州调查“穿青人”的问题。当时费孝通精力充沛，走街串户的调查，查看他们的家谱，把他们的历史都搬出来了，把他们的来历也弄清楚了，认定他们是客家人，是讲江西话的。可是他们就是不承认，说费孝通这个不科学，双方僵持得很厉害。他们甚至说费孝通不死我们不得翻身。后来为了证明他们是哪里来的汉人，费孝通请了语言学家来调查他们的语言，证明是江西话，只是有了变化，可是他们也不能算是少数民族，而是汉人。这个结论他们到现在也不承认。这就是一个民族识别的问题。费孝通指出，至今一些人的脑筋里对什么是民族还没有弄清楚，只是根据利益来决定自己的民族成分，这是不对的。民族问题就是民族问题，不能按照其他问题一样来解决。

针对广西的恭城县要成立瑶族自治县，很多汉族改变民族成分的问题，费孝通指出，当一个汉人并没有什么不好，以前是汉族的，并不是不光荣，我们同少数民族是兄弟，有什么关系。既然现在已成了汉人，有了汉人的文化和语言，你就不一定要划过来，当一个汉族没有什么不好，你的条件要比少数民族要好。费孝通讲了梁漱溟的例子，梁漱溟祖先是元朝蒙古族的一个王室，到明朝时，汉族把蒙古人赶出来，赶到外蒙去了。他们家没有搬，仍留在原地，只是改姓为梁。梁漱溟完全有理由，说自己是蒙古王室之后，但梁漱溟说，他的妈妈是汉人，称自己是具有汉族血统的蒙古人，填报民族成分的时候，他一直报汉族。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88年11月，费孝通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上作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在该演说中，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⑧其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中华民族并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相加，而是指各民族之间共有的、难以分离的各种因素所形成的统一体。其次，承认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在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内部，应当承认部分的特殊性，并以此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第三，各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着各自的特殊部分。

时隔一个月后，费孝通在此次的南岭行中继续深化这一思想。费孝通谈了汉族的形成问题，他引用的话说，汉族是一个“杂种”。汉族不可能是光靠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形成这么大的一个民族，它是在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向四方扩展，融合众多其他民族的人而形成的。费孝通生动地讲，汉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但是里面的成分很复杂的，包含了很多民族成分。汉族有文化优势，正是依托这个文化优势，中华民族才形成这么大的一个集团，靠这个优势，各民族都渗透到这个集团里面去。当然中华民族也包括了各个民族的力量，这样才形成了一个特性，造成了一个中华民族。

三、关于贯彻落实民族政策问题

(一)民族平等与民族发展

民族平等和民族发展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解放前封建统治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有些瑶人被官府利用来对付其他的瑶族同胞，他们用不平等的政策来对待瑶族同胞。比如有些瑶族允许留在平地，有些则被赶上山地等。解放之后，我们党和政府解决了民族平等的问题。从过去压迫瑶族，把他们关进山、赶进山的政策中解放出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瑶族同胞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第一次全国人民大会有瑶族代表。瑶族同胞在政治上有了充分的平等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

费孝通指出，不是的，还有一个差距问题。这个差距，不是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平等，而是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对于这个差距，我们党提出了消灭由于历史造成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如何克服这个发展上的差距，成了解放之后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个主要问题。可是当时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够，还停留在一般认识上，即认为我们既然解决了政治上的平等，我们再给点钱就行了。费孝通结合自己50年代参加中央访问团的体会说，他们访问团到广西，首先抓的是民族平等问题，实行区域自治。对怎样解决经济上、文化上的差距问题还认识不足。那时的做法是，你没饭吃，我们送你点米；要表示文化上的平等就带文工团去学习民族歌舞，还建立各级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至于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这样的问题当时还没有提到。

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一致的共同的事业是为了取得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取得一系列的国际地位。但是我们内部还有民族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既不是口头上的差别，也不是语言上的差别，而是发展上的差别。现在中国看不起少数民族的问题不多了，瑶族现在不太容易感觉到作为瑶人会受人歧视。

到70年代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指出中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时，我们的头脑才清醒。当时费孝通就提出了“两个差距”的理论，一是我们中华民族同国外先进民族的差距，二是我们国内各民族间的差距。这两个差距是互相关联的，我们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必须要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要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又有赖于提高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今天我们就不要忘记国内的各民族之间的差距，所以提出民族之间要互相帮助，共同繁荣。过去因为民族不平等造成的各民族之间隔离、封闭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那么各民族平等以后，民族之间的隔离和发展不平衡是否已经解决了呢？费孝通讲，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如何解决呢？

费孝通指出要解决民族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首先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国家要给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帮助少数民族。光靠少数民族自己发展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国家毕竟是汉族占大多数，汉族必须拿出些力量来，支持少数民族发展。没有这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是有困难的。费孝通说，对少数民族要给予钱的帮助，就是要给钱；汉族要帮助少数民族，因为汉族人口多，国家支持民族地区的财力、物力大都是来自汉族人民的劳动，说穿了就是发达的民族帮助发展得慢的民族。第二，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要注意吸收世界各国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不能像美国、加拿大对待印第安人一样，起先是杀，实行种族灭绝；现在不许再杀了，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地方，给钱。费孝通讲了他去加拿大参观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的感想。在那村子里边，虽然政府都给每个人房子和汽车，但是那些印第安人很难进入到社会里边。他们变成一批被养和被关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点地位。我们也不能像苏联一样，搞大俄罗斯主义，我们不能欺压少数民族。费孝通指出我们要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平等之路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我们对少数民族不能搞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对少数民族发展不利。费老幽默地谈到你们喝酒确实比我厉害，但是经济竞争你们不行。自由竞争只会让你们的资源迅速的枯竭，到那时你们怎么办啊。自由竞争少数民族受不了，因为少数民族基础薄弱。所以我们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我们要背个包袱。汉族和少数民族一同发展，共同繁荣。第三，少数民族要发展经济，必须找到自己的优势，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条件来发展自己。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恭城瑶族自治县，利用山区地势的落差，安装小型发电机，解决了家家户户的照明、烹饪的燃料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借鉴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特别是发展山地经济的经验，因为在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山区。第四，费孝通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关键是要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造血功能。这是费孝通首先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如何发展少数民族，不能光靠汉族的帮助。费孝通讲，很多的领导干部(主要指汉族干部)不知道少数民族的情况，他们只是从书上看到，并没有什么感性认识。所以少数民族必须靠自己想办法，来发展自己，汉族只能帮助你们。费孝通一直就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否则会走上美国、加拿大的道路。我们在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同时，必须保持少数民族的特点。因为只有保持了他这个民族的特点，他才能成为一个民族。

(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⑨费孝通此行的主要目的虽然不是考察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情况，但是他仍然就如何更好的利用《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做了很深刻的论述。

第一，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依据和目的。费孝通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间有很多的差别。我们为了统一，为了一致，必须要承认各民族间的差别。所以我们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用民族区域自治来保证，不要大民族来压迫少数民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要保证不发达地区发展得比较快一点。对于这个目的，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民族观来考察，而且要从一个多元的角度来考察，作为一体的制度来考察。

第二，民族区域自治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费孝通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成立金秀瑶族自治县的情况。历史上大瑶山并无自己的行政建制，它被周围的荔浦、修仁、象州、武宣、桂平、平南、蒙山等县所分割。1951年费孝通随中央访问团进入大瑶山考察和慰问。1952年5月，为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成立了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县级)。 但是在堪分地界时，出现了问题。当时县境仅仅局限于瑶族集中居住的大瑶山主体山脉之上。费孝通说，当时他们就不懂，认为这样很好。可是后来发现，这样划分破坏了金秀的经济，是“划地为牢”，使得金秀县内工交财贸等事业无法伸展，使自治县经济文化建设受到很大约束，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直到1982年费孝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中央，建议周围的两个县各拿出一个乡划给金秀。国务院于1984年决定将历来与金秀瑶族有密切的经济、政治、民族往来关系的原属象州县的桐木镇和鹿寨县的头排乡划入金秀瑶族自治县，这才解决了金秀的土地问题。二是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情况。当时就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问题讨论很激烈。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壮族自治区；另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保留广西省的建制，管辖现在广西省的东部，另把现在广西省西部的壮族聚居地区(即桂西壮族自治州的管辖范围)划出来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费孝通指出，我们少数民族不能“划地为牢”，不能把山区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最后决定了，说必须以广西省原来的行政区域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

第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如何用好用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问题。费孝通指出，国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给了民族地区很多优惠政策和条件。可是这些条件大家不会用。费孝通借用一个同志的话说，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大的力量，争取了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也通过了。可是现在有几个民族自治地方用好用活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大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把自己看成与别的省一样。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不要忘记自己特殊的地方。费孝通指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要挺起腰杆子，腰杆子挺得直直的，制订法律的人会支持你们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没有权利给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拨款。这样导致很多干部不明白怎么办？费孝通指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要逐步转变观念，要考虑如何用好用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是光想着要钱。

四、关于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

费孝通不仅是著名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更重要的他还是一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一生勤奋，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学术成果斐然。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为学术而学术，始终关注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与问题，把个人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使他的学术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意义。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或者叫做边区开发)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87年的海东行中，费孝通就讲我这几年就是想研究怎么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或者叫做“边区开发”。⑩费孝通在那次调查中提出要在临夏、海东搞协作区，目的是想找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促进少数民族繁荣的办法来。1988年费孝通又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费孝通认为，黄河上游流域在历史上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在经济上应当连起来看，构成一个协作区。并设想在黄河上游建立12个大型水电站，以解决这个地带的能源问题。由水电产生能源，又由能源推动这个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开发。通过资源开发发展该地区的工矿业，带动这个地区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3000万人民致富，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11]由于这一构想全面，富有可操作性，得到了中央和相关省区领导的赞同和支持。

瑶族共有170多万人口，南岭地区分布着大约80～90万的瑶族，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岭山脉的瑶族已有了一定的变化，但与其他先进地区相比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会有拉大距离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住在这里的瑶族在历史上一直有着联系，他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大体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发展山区经济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大体上也是相同的。因此在开发的过程中，南岭的瑶族同胞应当彼此相互交流经验，研究共同问题，并在引进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及商品流通等多方面进行协作。但是现在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交流经验的平台。为此费孝通指出我们这两省一区(指广东省、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瑶族地区应该建立一个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费孝通讲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规模开始不能太大，我们先从小范围开始，有经验后，再考虑扩大。费孝通介绍了成立黄河上游开发区的经验，费孝通说，他们成立这个开发区，他们不会伸手向上面要钱，但是要求上级部门要给他们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学会这一条，要自己想办法来增加生产。不是说我们是少数民族，我们是贫困县，上级就要给我们多少钱，这样听了人家都会害怕。因此我们要一起想办法，提出发展规划，向上面要政策。

为了做好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区的准备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关于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区准备工作的几点意见》(桂族报字〔1989〕第04号)中做了较为详细的工作计划：(1)明确广西壮族自治区参加协作的区域范围。(2)做好调查研究工作。(3)召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小型讨论会。(4)召开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第一次讨论会。并将这一文件连同费孝通的建议和三省区人大、民委负责同志讨论通过的《座谈纪要》向当时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辉光，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纯束做了汇报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均表示同意和支持。韦纯束同志在批示中写到“同意纪要意见，但每年开两次研讨会，似太多，应以一年一次为宜。” 陈辉光同志在批示中还强调“经济开发，除了民委外，有关的经济综合部门亦参加，瑶族聚居各地，自然资源条件差异较大，因此，既要协作，又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发展经济。在今后的合作中逐步形成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

费孝通同志考察南岭瑶族地区并建议成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区的消息，广西日报于1989年元旦在头版显著位置以《费孝通副委员长与粤湘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探讨开发南岭瑶族山区事宜》为题做了及时报导。报导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岭山区瑶族聚居地区有了一定的变化，但与其他先进地区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开发这些地区，应引起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注意，并把它列入扶贫工作的重点，早日取得成效。”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费孝通建议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帮助瑶族加快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已引起了广西自治区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

16年后，费孝通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区的构想，又得到南岭地区政府和瑶族人民的重视。2004年11月，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召开“南岭瑶族地区经济协作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会议认为，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各省区市县的交通公路不断发展完善的形势下，打破旧的封闭状态，走出大山，开展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协作，省际协作，乃至国际协作，已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13]两省一区的代表为此研讨了加强经济协作的办法和措施，并通过了《协作发展：南岭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大会宣言。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就是费孝通的“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构想的细化和深化。

五、结语

费孝通此次南岭之行，目的之一是想对民族问题，特别是瑶族问题做进一步地调查和研究；其二是要给瑶族人民办点实事，讨论决定他考虑已久的南岭瑶族聚居区的开发问题。第一个目的包含对1935年他谐同妻子王同惠对金秀大瑶山瑶族调查的延续，瑶族调查是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费孝通一直对瑶族问题很关心，曾先后五次上金秀大瑶山调查和慰问瑶族。第二个目的是费孝通此行的主要目的，费孝通指出了解和认识瑶族的最终目的，是要帮助瑶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

费孝通此次南岭之行，在其众多考察和调研中具有很特别的意义。其一，此次南岭行是费孝通完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调查。费孝通在香港做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后，不到一个月，就来到了南岭。在考察和分析瑶族的历史构成后，费孝通指出瑶族是一个内部很复杂的民族，它的来源是多种的。在瑶族内部，虽然讲的语言不一样，但都认同自己是瑶族。这一思想在其后来的著文《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思考》中有了更明确更完善的论述。其二，此次南岭行是费孝通“区域经济开发”思想的沿续，从1986年的海东、临夏提出建立经济开发区的构想，再到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的构想最后到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协作区的设想。南岭行在其中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费孝通一生关心瑶族的发展，他在此行中讲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发展瑶族，他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比如发展多种经营，搞乡镇企业，以工济农等等，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

附记：本文的写作主要依据1988年12月费孝通在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湖南省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和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考察时的讲话录音。覃乃昌协助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方面领导陪同费老进行这次考察并做了录音，徐洪刚做录音整理并根据覃乃昌的建议提纲撰成此文，由覃乃昌补充、修改、定稿。

注释：

①金宝生，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瑶族，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费孝通是老朋友，全程陪同费老的这次视察活动。②宫哲兵：《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③宫哲兵：《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④金宝生：《费孝通南岭行纪实》，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⑤费孝通：《志在富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⑥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考察组：《泰国瑶族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⑦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⑧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⑨王戈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⑩费孝通：《志在富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11]崔建伟，赵利生：《从实求知 造福边区――费孝通边区开发研究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12]金宝生：《费孝通南岭行纪实》，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页。[13]莫金山：《2004年中国瑶族学术研讨会开幕词》，《瑶学研究》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