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为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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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为王【第一篇】

[关键词]湛若水　王阳明　儒释道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6－0037－05

湛若水(1466－1560年)，字元明。初名露，字民泽，避祖讳改名为雨，后定今名。广东增城县甘泉都(今增城市新塘镇)人，学者称之为甘泉先生。湛若水与王阳明，都是明代中后期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据史书记载，“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而用黄宗羲的话说，就是“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湛若水与王阳明同宗孔孟，同倡圣学，私交甚笃，但因彼此之为学宗旨不尽相同，两人在学术上又时有争辩。兹仅就湛若水与王阳明关于儒释道问题的论辩情况，略加论述。

一

由于存留下来的相关文献不多，要对湛若水与王阳明围绕儒释道问题的论辩加以深入研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然而，这又是湛若水与王阳明直接展开论辩的重要问题之一，无论是对于了解湛若水，还是了解王阳明，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地利用相关的资料，对这个问题略加论述。据湛若水《奠王阳明先生文》叙述，两人围绕儒释道问题而发生的直接论辩，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在正德六年、七年(1511、1512年)间，其时王阳明任吏部验封主事、湛若水任翰林院编修。湛若水《奠王阳明先生文》云：

聚首长安，辛壬之春，兄复吏曹，于吾卜邻。自公退食，坐膳相以，存养心神，剖析疑义。我云圣学，体认天理。天理问何？日廓然尔。兄时心领，不日非是。言圣枝叶，老聃释氏。予曰同枝，必一根柢，同根得枝，伊尹夷惠。佛于我孔，根株成二。

王阳明认为，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之间的关系，犹如同一棵树当中枝叶与树干的关系，道家(道教)、佛教为枝叶，儒家为树干。这就是说，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的不同，只是地位与作用的不同。而湛若水认为，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枝叶与树干的关系相比。因为枝叶与树干关系的比较，前提是相同种类的同一棵树。在湛若水看来，只有伊尹、伯夷、柳下惠与儒学的关系，可以看成是相同种类的同一棵树当中枝叶与树干的关系。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是完全不同的，是不同种类的树。这就是说，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的不同，并不是地位与作用的不同，而是本质上的不同。

王阳明之所以要将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同一棵树当中枝叶与树干的关系，以道家(道教)、佛教为枝叶，儒家为树干，强调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在本质上的相同，可能是由于他对当时人们沉迷于记诵词章之习而不知求以自得深感不满，以至于视道家(道教)、佛教为究心于性命之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阳明在同一时期(正德六年九月晦日)所撰《别湛甘泉序》看出端倪。在赠序中，王阳明一则日：“今世学者……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再则曰：“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三则曰：“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不知道湛若水当时读了这篇给自己的赠序之后，曾作何感想、又有何感受。

而湛若水之所以认为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枝叶与树干的关系相比，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这种不同是本质上的不同，可能是由于他有比阳明更为强烈的反异端意识。对此，我们可以从《奠王阳明先生文》所叙述的辩论中，湛若水引伊尹、伯夷、柳下惠这些圣之时者、圣之清者、圣之和者为儒家的同道，而以道家(道教)、佛教为圣门之异端，明显看出来。此外，我们从湛若水因与热衷于养生的徐祯卿(昌国)“言不协”而“沮去”，亦可见其强烈的反异端意识之一斑。据王阳明正德六年辛未(1511年)所撰的《徐昌国墓志》记载，徐祯卿原本砥砺于辞章，后因读道书，若有所得，于是热衷于养生。“有道士自西南来，昌国与语，悦之，遂究心玄虚，益与世洎，自谓长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阳明王守仁至京师。守仁故善数子，而亦尝没溺于仙释。昌国喜，驰往省，与论摄形化气之术。当是时，增城湛元明在坐，与昌国言不协，意沮去。”

第二次，在正德九年(1514年)春，湛若水在返回北京途中，与王阳明会见于滁阳，夜论儒释之道。湛若水《奠王阳明先生文》云：

奉使安南，我行兄止。兄迁大仆，我南于北。一晤滁阳，斯理究极。兄言迦聃，道德高博，焉与圣异？子言莫错？我谓高广，在圣范围，佛无我有，中庸精微。同体去根，大小公私，叙彝伦，一夏一夷。夜分就寝，晨兴兄嘻，夜谈子是，吾亦一疑。

王阳明依然认为，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没有什么不同，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一样道德高博。湛若水在强调道家(道教)、佛教与儒学不同的时候，一方面针对王阳明的这些说法，认为儒学不仅有佛道之所有，而且有佛道之所无；另一方面重申以往儒家学者的观点，从大小、公私、伦常、夏夷的角度，说明佛道与儒学之异。湛若水的理据，与以往儒家学者排斥佛道之说法，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王阳明在争论过后的第二天早上，却笑着对湛若水说，“夜谈子是”。湛若水对此表示怀疑。

可以说，湛若水的怀疑是正确的。据《王阳明年谱》“正德九年五月”条记载，“王嘉秀、萧惠好谈仙佛，先生尝警之日：‘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悔错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故不易辨，惟笃志圣学者始能究析其隐微，非测憾所及也。”王阳明即使在警示自己的弟子不要沉迷于仙佛时，仍然主张“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这时与滁阳之会相隔不久，其“夜谈子是”之言应犹在耳。

第三次，在正德十年至十二年期间，其时湛若水丁母忧乡居，主要通过书信往还进行论辩。湛若水《奠王阳明先生文》云：

分手南北，我还京坼，遭母大故，扶柩南归。迓吊金陵，我戚兄悲。及逾岭南，兄抚赣师。我病墓庐，方子来同，谓兄有言，学竟是空，求同讲异，责在今公。予日岂敢，不尽愚衷。莫空匪实，天理流行。兄不谓然，校勘仙佛，天理二字，岂由此出？予谓学者，莫先择术，孰生孰杀，须辩食物。

这里所说的“我病墓庐，方子来同，谓兄有言，学竟是空”、“莫空匪实，天理流行”，其实就是湛若水

在正德十年乙亥(1515年)七月所作《寄阳明》之所言。其文云：

昨叔贤到山间，道及老兄，颇讶不疑佛老，以为一致，且云到底是空，以为极致之论。若然，则不肖之惑滋甚。此必一时之见耶？抑权以为救弊之言耶？不然，则不肖之惑滋甚。不然，则不肖平日所以明辨之功未至也。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宇宙间只是一气充塞流行，与道为体，何莫非有？何空之云？虽天地弊坏，人物消尽，而此气此道亦未尝亡，则未尝空也。道也者，先天地而无始、后天地而无终者也。夫子川上之叹，子思鸢鱼之说，颜子卓尔之见，正见此尔。此老兄平日之所潜心者也。叔贤所闻者，必有为而发耶？此乃学最紧关处，幸示教以解惑。

这次论辩，主要由王阳明“不疑佛老，以为一致，且云到底是空，以为极致之论”引起。其中，“不疑佛老，以为一致”，在王阳明那里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但是，“到底是空，以为极致之论”，作为王阳明的观点，则是两人在以往的论辩中没有提到的。因此，湛若水在这封书信中所针对、所反驳的，主要是“到底是空”的说法。湛若水根据传统宇宙论观点(主要是张载的“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观点)认为，宇宙之中有气有道，这怎么能说不是“有”而是“空”呢？而且此气此道都是永恒的，即使“天地弊坏，人物消尽”，此气此道依然存在；既然此气此道始终存在，就不能说是空。在湛若水看来，“到底是空”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依据《奠王阳明先生文》的叙述，对于湛若水的反驳，王阳明并不认可，而且质疑说。“校勘仙佛。天理二字，岂由此出？”随后，湛若水也作了进一步反驳。可惜，由于相关的往来书信均没有留传下来，其中详情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直到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年)夏天，湛若水在《答王阳明书》中仍然论及这个方面的问题，说是：“前叶以嘉来，手谕中间不辟佛氏、及到底皆空之说，恐别有为。不肖顽钝，未能领高远之教。虽若小有异同者，然得于吾兄者多矣。此一节宜从容以候。他日再会，或有商量处也。”对于王阳明的“不辟佛氏”、“到底皆空”之说，湛若水虽然希望“他日再会，或有商量处”，但事实上却是，他日再会，并无商量处。至少，自此以后，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直接辩论儒释道问题的相关记载。

二

从上面的叙述看，湛若水更强调儒与释道之间的异，王阳明则比较强调儒与释道之间的同。这给我们的一个印象似乎是，王阳明既然认为佛道二教与儒学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说明他对佛教与道教并不排斥。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与湛若水一样，王阳明也排斥佛道二教。陈荣捷先生甚至认为，“阳明之批评禅宗，在学理方面，比宋儒为犹甚。盖阳明专意攻击禅家关于心之见解，此其与程朱之所不同。朱子评佛，乃从社会、伦理、历史、哲学各方面着手。程颐亦侧重实际方面。惟阳明集其全力于禅家基本观念，指出禅家心说之无理与其‘不著心’说之自相矛盾。如是阳明攻击禅宗之中心学说，视宋儒为进一步。”柳存仁先生也认为王阳明排斥佛道二教，但他认为，王阳明批评佛道二教的理据，其实与传统儒家学者之排斥佛道二氏一样。主要是从社会制度及国家经济收入两方面立论。柳先生还分析说：“阳明固尝习道、释者，宁不知佛教之基本宗旨？然而甘于如此斥说居之不疑者，一则北宋以来学者排斥二氏者之立场本即如是，渍之以渐，亦可以积非成是；一则明代之道士与缁流多数未能真正实行大乘之要求，而道教与西番僧之荒谬活动甚且影响实际政治，阳明之如此排斥异端，固亦有其事实上之理由耳。”无论如何，王阳明同样排斥佛道二教，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两相比较，湛若水排斥佛道二教的态度较为激烈，而王阳明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则比较温和。

湛若水早年曾经接触过佛教。在《答欧阳崇一秋官》中，湛若水说：“仆之不取佛者，非如世之群儒区区以辟异端为事而懵不知者也。盖三十岁时，曾从事于此，亦见快意，久乃觉其无实，亦无实德实事，如谈空画饼耳，且心事既判，又云理障，其害道不为小矣。”这就是说，在30岁左右。湛若水便开始接触佛教，而且对佛教相当有兴趣。这时的湛若水正从陈白沙受学。陈白沙与佛教的渊源颇深。张诩撰《白沙先生行状》云，白沙之母“[林氏]太夫人颇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祷告，先生从之”；在白沙的诗文当中，不乏佛教词语，白沙曾经自嘲“白沙诗语如禅语”；白沙还不时与释太虚、僧文定等书信往还、诗歌唱和；在选定自己的学术传人时，陈白沙甚至采用了禅宗衣钵相传的方式，以江门钓台作为自己将衣钵传给湛若水的信物。湛若水之接触佛教。很可能是由于陈白沙的影响。至于湛若水接触佛教并受佛教吸引的时间有多久，我们无法做出具体的判断。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年)春，湛若水就试礼闱，在其会试试卷《中者天下之大本论》中，对佛教与道家(道教)就已经有所批判，说：“彼释、老之虚无寂灭，其高过乎中而无实，沦天下于无者也：管商、汉儒之权谋术数、记诵词章，其卑不及乎中而无用，滞天下于有者也”。湛若水接触佛教并受佛教吸引的时间可能不是很久。看来，湛若水所接受的佛道二教的影响、其生平思想与佛道二教的渊源，相对而言比较小、比较浅一些，因此，他对佛道二教的排斥、批判态度也表现得更为强烈。

王阳明曾经长期沉迷佛教与道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钱德洪《刻文录叙说》云：“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有三变也。”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云：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躬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语人日：‘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黄宗羲《明儒学案》亦云：“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人。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无论是王阳明的弟子、朋友，还是同乡后学，均提到他出入二氏、溺于仙佛的事实。

王阳明自己也不讳言其长期沉溺佛道二教的事实。其《别湛甘泉序》云：“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其《别黄宗贤归天台序》云：“守仁幼不知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传习录》亦有记载云：“萧惠好仙、释，先生警之日：‘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鹦窃腐鼠耳。’”

柳存仁先生曾先后撰写《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道教》以及《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长篇论文，对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深入的分析。根据柳先生的研究，王阳明受佛

道二教影响之深，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为了说明道教对王阳明的影响之深之巨，柳先生特别强调这样一个事件：正德二年(1507年)，王阳明“于赴贵州谪所过钱塘，经闽境，欲为远遁，以避刘瑾之迫害，邂逅又遇此铁柱宫之旧识，其人力劝其赴谪所，以免权阉迁怒而逮其父，阳明听信之，遂决策经武夷、鄱阳赴南京省亲后，岁尾遂自钱塘赴龙场。时阳明已三十五岁，于此出处大端，不商之于朋友，而决之于一旧识之道士，则是时其心目中此道士之识见与地位，其必不同凡俗，亦可断言。而阳明之于道教之兴趣，亦亘二十年而未易也。”说到佛教对王阳明的影响，柳先生认为，如果去除王阳明思想中的佛教因素，王学甚至不成其为王学。柳先生说：“王学之包融佛教者有其事多方，固不止修持功夫一端。抉其大而可寻者，窃以为实有(一)明觉自然义；(二)无所住义；(三)无善无恶义；(四)万物一体义及(五)破生死义。五者皆佛也。然王阳明思想中如去此五事，则不惟其思想之光芒大为减色，即其体系亦将受影响。王氏辟斥佛教，诚不得已而言之，盖不破则无以自立。然其说之吸收佛教之处，固不止于一般理学家之所谓暗合也。阳明于此实不讳言，吾人又何必讳言之？”

王阳明所接受的佛道二教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佛道二教在其思想、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他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比较温和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湛若水与王阳明对儒释道问题的看法、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显然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认为，两人对儒释道问题的看法、对佛道二教的态度之所以不同，与他们修习佛教、道教(道家)的不同经历以及所接受的佛教、道教(道家)的不同影响密切相关。此外，还与他们的卫道意识、自立门户意识有所差异密切相联。大体说来，湛若水的卫道意识似乎要比王阳明更强烈一些，而王阳明的自立门户的意识则要比湛若水更加强烈。卫道意识强，则可能为了排异端而斥同道；门户意识强，则可能不惜取异端而伐同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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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阳明全集(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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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献章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陈献章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

我若为王【第二篇】

不是每个人都能出生在音乐世家，也不是每一个出生在音乐世家的人都能成为优秀的创作歌手，太多人把创作激情当作创作天赋，虽然同样付出努力，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想成为王若琳那样的优秀创作歌手，除了激情、天赋和努力还需要什么？我想也许还需要对生活的坦然态度。

很难把一个1988年出生的女孩与Jazz或是Bossa Nova扯上联系，按着我们以往的印象，这两种音乐风格需要太多的生活沉淀，甚至需要一些沧桑的经历，而仅仅20岁出头的王若琳却能近乎完美地驾驭这些音乐，不禁让人感叹她的音乐天赋，对天才来说，年龄与成就没有关系，想想那些欧洲的古典音乐大师，诸如“6岁创作、8岁登台、9岁写出一部歌剧”的言辞随处可见。

作为王若琳的父亲，大名鼎鼎的制作人王治平当然希望“女承父业”，不过这却给王若琳造成了一些压力，外人看来她头顶父亲的光环无比荣耀，可是在她自己看来，这更像是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时刻被冠以“王治平之女”的头衔，让她无法判断到底是自己的音乐受到欢迎，还是父亲的名声让她得到了更多人的捧场。

如今无论怎样，王若琳已经红遍大江南北，除了出色的音乐，我更要说她“生得逢时”，国内的音乐就像国内的IT产品一样，同质化现象严重，人们是多么期盼一点新鲜元素能够飘进耳朵，这时王若琳来了，陈绮贞来了，张悬来了，不得不说，台湾音乐再次将大陆弱不禁风的商业音乐打得支离破碎。

王若琳的嗓音简直就是为Jazz而生，醇厚有力，但又不失时代感，她的音乐并不曲高和寡，这也是她能够走红的一个原因。跻身主流音乐圈的一个非主流歌手，也许是对王若琳最简单的概括，随着唱片的发行、大小音乐节的参与，王若琳为华语乐坛带来了西方元素，当然也希望她能够在西方音乐圈中推广中国的好音乐。

2008年，王若琳推出了个人专辑《Start From Here》，这是一张你播放起来就不想停下的专辑，从头到尾的每一首歌都很有魅力，除了到处弥漫着浓重的Jazz元素，音乐中的流行色彩也让这些歌更加贴近大众。

我若为王【第三篇】

我若为王，自然我的妻就是王后了。我的妻的德性，我不怀疑，为王后只会有余的。但纵然没有任何德性，纵然不过是个娼妓，那时候，她也仍旧是王后。一个王后是如何的尊贵呀，会如何的被人们像捧着天上的星星一样捧来捧去呀。假如我能够想象，那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若为王，我的儿子，假如我有儿子，就是太子或王子了。我并不以为我的儿子会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但纵然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也仍旧是太子或王子。一个太子或王子是如何的尊贵呀，会如何的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地捧来捧去呀。假如我能够想象，倒不是件没有趣味的事。

我若为王，我的女儿就是公主，我的亲眷都是皇亲国戚。无论他们怎样丑陋，怎样顽劣，怎样……也会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地捧来捧去，因为他们是贵人。

我若为王，我的姓名就会改作“万岁”，我的每一句话都成为“圣旨”。

――聂绀弩《我若为王》

分析：作者聂绀弩以排比形式“虚拟幻想”了自己为王之后的种种情形：妻子即使是个娼妓，儿子即使是个，女儿、亲眷不管怎样丑陋、顽劣，都会被人捧来捧去。为何？只因“我”是王。寥寥数笔，作者就将皇权的至高无上、颠倒黑白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之深、危害之大，不言而喻！

名师支招

“虚拟幻想式”写作手法是高中作文常见的写作手法之一。学生若能熟练掌握，定能使自己的作文出奇制胜。学生运用“虚拟幻想式”手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虚拟幻想需合情合理，忌胡编乱造。作文离不开幻想，幻想能够使作文锦上添花，令人拍案称奇。但幻想离不开现实依据，学生不能天马行空，胡编乱造。如上述文段，作者揭露了“我若为王”之后的种种荒谬情形，读者读来，不但不觉其荒谬，反而会点头微笑，深表赞同。这是为何呢？作者论述的内容主要基于传统皇权的荒谬，是有历史依据的。试想，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不正是如此吗？

因此，学生若采用“虚拟幻想式”写作手法进行写作，下笔之前要先构思，找好幻想内容和现实内容的契合点，在此基础上展开合理的幻想。

2.虚拟幻想需层次鲜明，忌结构紊乱。虚拟幻想基于现实，却非现实，对想象中情形的介绍要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给人一种有条不紊之感。如此，所写内容才能引发读者联想，使读者产生共鸣。如上述文段，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我若为王”之后的荒谬情形：妻子、儿子、女儿或亲戚、自己。如此，文章内容显得很有层次感，令人从多方面感受到了皇权的荒诞。

既然是虚拟幻想，学生在动笔之前就要想好从哪些方面介绍或论述幻想中的事物或情形。这样，一则使文章结构条理清晰，二则使文章内容更加丰富。

3.虚拟幻想需主题深刻，忌内容肤浅。虚拟幻想一般是对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情形的想象。既然如此，虚拟幻想的文章定会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刻的思考，将其反映在虚拟幻想之中，令其在虚拟幻想中实现。因此，虚拟幻想的内容一定要深刻，主旨一定要高远。如以“假如我是项王”为题作文，一定要对项王勇猛无比、兵力强盛最终却乌江自刎的情况进行分析，挖掘其深层原因，然后分条列举“我”若是项王该如何去做。这样，文章就有了深刻的思想，定会让人警醒，引人深思。

小试身手

假如我是项王，我会极具前瞻性地勾画战略蓝图，与各路英豪同仇敌忾。但我知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会在合适的时候，消除将来的威胁。

假如我是项王，我一定不会刚愎自用，我会体恤下属，倾听谏言，在谋士的建议中深思慎夺。无论是汉王的卑躬屈膝，还是樊哙的智辩，都不会阻挡我大一统的步伐。

解读聂绀弩的《我若为王》【第四篇】

关键词语(句):暴君、明君、寂寞和孤独、奴才的首领、不能为王、古今中外最大的王

这篇文章和《皇帝的新装》一样是虚拟的，不是写实的。这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我若为王的前提就是我目前不是皇帝，不是国王。作者一开头，就宣布自己根本不想当国王，也看不起国王。“我若为王”“是一种完全可笑的幻想”,是一种“假定又假定”。但是，整篇文章的精彩就在于全是假定的、想象的。

我们在欣赏的时候，自然而然可以感受到文章的这种优点，但因为太自然了，反而不觉得奇妙。尤其是在写作时，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念，如反映生活啦，观察生活啦，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为文之道，就是要写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殊不知想象的东西，有时比写实的东西更能表现人生的真谛。《皇帝的新装》是想象的，写了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不但很动人，而且在思想上发人猛省。在高考作文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用虚拟的方法写寓言故事的，往往比写现实情境的要显得有深意和创意。台湾作家张晓风女士在一次作文讲座中出的题目就是《假如我是上帝》。这个题目很精彩，因为它能刺激学生的想象。

我们不知道，张晓风女士的这个题目是否受到聂绀弩先生这篇《我若为王》的影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定性的命题对作者、学生的想象力的冲击很强烈，一旦想象力被调动起来，人的思想的潜在能量就可能得到超常的发挥。在诗歌中类似的题目是很多的。例如艾青的《假如我是一只小鸟》、舒婷的《也许……》(另一种形式的假如),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不过，聂先生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抒情诗，而是1篇理性和激情交融的文章，带着很明显的尖锐的杂文的批判性。聂绀弩先生在杂文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翻译家冯亦代在《缅怀聂绀弩》中引用吴祖光的话说他是个传奇人物，弃文习武投奔革命的书生，是文坛继鲁迅、茅盾之后的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家。他写的杂文可以与鲁迅媲美，不过，和一般的杂文不同，他的文章把批判专制的矛头掩藏起来，用的是一种自我调侃的笔调。这就显出了独异的风格。

这种风格就是，把尖锐的批判掩藏在荒诞之中。

作者不是正面批判专制权力，而是遵循专制权力的逻辑，把它推导到荒谬的境地，以结果的荒谬显示权力本身的荒谬。如果作者正面批判专制权力，就要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去论证独裁权力的腐朽，这是一般议论文的做法。如果这样，文章可能更全面、更深刻，但是，也有个弱点，就是不如假定自己是皇帝，来得有智慧，有趣味。

王权专制由来已久，王位与日常生活距离(从心理的到物理的距离)比较遥远，虽然充满了野蛮和荒谬，但是，习惯、历史和现状对人的思想有一种束缚力，一般人不能敏锐地感到其中的不合理、悖谬和野蛮。用假定自己当了国王的办法，当然在讲道理的全面和彻底方面有所损失，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拉近了野蛮的制度和自己的感觉之间的距离，其悖谬的性质就被放大了。潜藏在堂皇的制度下的荒谬，就显得违反常识、可笑。

堂皇和可笑互相冲突，从荒谬中显出深刻，同时也显出了作者的智慧、机敏和趣味。这叫做智趣或者理趣，这和一般所说的情趣有所不同。

这种智趣，来源于机智地揭露其荒谬，不是一般地揭示，而是从深层次上揭示其荒谬。

荒谬的第一层次：假如自己为王，妻子就成了王后，儿子就成了太子，女儿就成了公主。不管他们多么平庸，他们都会被追捧，“纵然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也仍旧是太子或王子”。“无论他们怎样丑陋，怎样顽劣”,“都会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地捧来捧去”。

如果满足这样的荒谬，固然也无不可，但文章可能显得很单薄。作者的功夫在于，把荒谬向更深的层次推演。

荒谬的第二层次：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就变成了“万岁”,自己的每一贪欲都具有神圣的合法性，可以任性胡为，没有过失，没有罪行。所有的人，不管尊卑长幼，都对“我”卑躬屈膝。所有的人除了谄媚和歌颂，没有别的语言。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快乐的时候不敢笑，不快乐的时候不敢不笑，悲戚的时候不敢哭，不悲戚的时候不敢不哭。”

荒谬到了极点，讽刺却并没有达到极点。相反，作者突然笔锋一转，从反面的讽刺导向正面的批判。虽然“我”的权威、“我”的尊荣至高无上，但“我”却感到“寂寞和孤独”。这一笔透露了作者人文主义的价值准则。这个价值超越了世俗的虚荣，着眼于人的精神，尤其是人的情感。那些奉承“我”的人，是没有感情、没有自尊、没有人格的。他们是一群奴才，连同“我的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从人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并不是人。而“我”因而只是一群奴才的首领。“做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

文章写到这里，可谓峰回路转，来了一次大转折，这是文章开头到此最大的一次逻辑转折。其动人之处，已经不完全是趣味，而是智慧，是思想激发出来的机智的火花。

这一转折，可以说有点儿神来之笔，但思想和趣味的深化还没有终止，接着而来的是又一次逻辑转折，这个转折，比上一个转折更大，对读者的想象有更大的冲击力：

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这个逻辑转折使得“暴君”和“明君”的内涵也发生了转折。更值得欣赏的是，从这个转折，又引申出另外一个转折：

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

这里表面上自相矛盾，但却是最为深邃之笔墨。不能为王，是因为做奴才的王不值得；成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王，是因为杀尽了奴才。这个“王”,是消灭了王权社会思想基础的“王”。正如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最后一次说到她有“伟大的神力”的双重内涵，是文章最精彩的关键词语一样。这里的“暴君”“明君”“为王”“不能为王”“世界上最伟大的王”,也是文章的精华所在。词语在不同逻辑、不同语境中，有了双重内涵，二者矛盾而又统一，错位而又和谐，这常常是思想的高潮也是艺术的亮点。

从一个亮点延伸出一个又一个亮点，转折和亮点的密集度很高。这好像是欧・亨利的小说，到了结尾处，一个接着一个的转折，一次又一次地让读者享受阅读的惊喜。

这对培养读者杂文的文体感来说，是绝佳的机遇。聪明的语文教师应该揪住不放。当然，任何语言的教育，都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忘记，这样的高潮迭起，转折重重，正表现了作者的愤激――愤激中的机智，机智中的尖锐，尖锐中的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