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幸福感调查报告范例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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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第一篇】

监测对象：国家部委、权威机构、社会组织、专业研究（调查）机构的相关数据报告和数据信息资料。

监测内容：在本监测区间内，按照监测对象，以编年体的形式选择了32份最重要的数据信息，其中，国家部委部分有16份数据报告，权威机构部分有7份数据报告，社会组织部分有3份数据资料，专业研究（调查）机构部分有6份数据报告。

本监测区间的数据信息主要针对了今年的前几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10年全国及地方环境状况、“十一五”期间各地区的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以及中国城市建设和各阶层人群状况的几方面内容。

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份的《2011年工业经济春季运行报告》指出了我国目前工业及宏观经济目前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要素保障压力、中小企业融资难及经济运行回调压力等几方面的主要问题。该报告显示，1~4月，我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仅上涨%，部分地区大幅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力报酬；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紧张的趋势较往年更加严重，电力供应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央行货币政策在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的同时，也造成了企业融资成本的不断上升，其中，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上升幅度至少在13%以上，远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比去年年底上升12个百分点，同时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企业生产经营难度加大，工业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回调压力。

原材料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升必然会传递到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达到%，创下34个月新高。而就如同大部分机构及专家所预计，6月份CPI的同比涨幅达到了%，再创年内新高。此外，工业经济面临的困境持续加重。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呈现整体回落趋势，6月份下降到%，创下2009年3月以来28个月的最低值。该指数的持续回落也印证了国家统计局在春季报告中作出的“工业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回调压力”的判断，也预示着未来我国经济增速将持续降低的趋势。

问题不仅仅如此，国家审计署6月27日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万亿元，而地方政府承担着80%的政府性债务，即万亿元的偿还责任。审计署公布的这个结果没有令问题结束。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称，审计署关于银行对地方政府贷款规模的数据可能少报了万亿元，并且不良贷款规模大于预期。而按照央行公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截至2010年末，平台贷款规模的上限为万亿元左右。渣打银行测算，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可能在9万亿~10万亿元，而地方政府直接举债（指教育、医疗等方面）可能在5万亿~6万亿元，因此，整个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加起来总计达到14万亿~15万亿元。大规模政府债务的披露，对中国的银行资产质量将构成威胁，同时宏观经济面临了更大的下行风险。部分机构已经预示“到了某个时候，中央政府将不得不介入”。

尽管可能面临巨额的债务负担，不过各地方的投资建设热情也在高涨。摩天城市网的报告显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国内各地近期掀起竞相兴建超高大楼的热潮。当今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这一数量相当于今天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在当前全球十大高楼中，中国以5座占据半壁江山。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不过，德意志银行研究员劳伦斯的研究结果显示，世界最高大楼的开工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度相关，世界最高大楼的兴建通常是经济衰退的前兆。

可能处于对目前中国经济情况的担忧，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应降低和减免对奢侈品的关税征收，他 贝恩顾问公司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销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5月的《胡润“少壮派富豪榜”》显示，少壮派富豪的上榜门槛为10亿元，上榜少壮派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6岁。中国人民银行6月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援引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部委

2010年广播电影电视统计公报

机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日期：2011年5月

核心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27个，电视台247个，广播电视台2120个，教育电视台44个。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8730万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8798万户。2010年底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2010年全年生产电视剧436部14685集，动画电视221456分钟，故事影片526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95部。

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主要情况

机构：国家统计局

日期：2011年5月3日

核心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与2009年的32736元相比，增加了4411元，同比增长%，增幅提高个百分点。分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80772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6659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5731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17345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0%；住宿和餐饮业23812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7229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0%。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年平均工资之比为：1。从注册登记类型的分组数据看，首先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平均工资最高，为4599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倍；其次为外商投资公司4018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倍；第三为国有单位3947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倍；最低的为集体单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010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主要情况

机构：国家统计局

日期：2011年5月3日

核心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与2009年的18199元相比，增加了2560元，同比增长%，增幅提高个百分点。分行业门类看，与2009年相比，各行业年平均工资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绝大部分行业工资增长都在1000元以上。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3122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倍；金融业3051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2888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8900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3%；农、林、牧、渔业16370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9%；住宿和餐饮业17531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4%。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年平均工资之比为：1。

电力监管年度报告（2010）

机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日期：2011年5月5日

核心数据：2010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422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其中，水电发电量686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火电发电量341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核电发电量7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风电发电量5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全社会用电量为419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分地区看， 全国各省份全社会累计用电量全部实现正增长。其中青海（%）、内蒙古（%）、新疆（%）、宁夏（%）、海南（%）、重庆（%）、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增幅较大。

2010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机构：中国民用航空局

日期：2011年5月6日

核心数据：2010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亿吨公里，增长%，其中旅客周转量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亿吨公里，增长%；货邮周转量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亿吨公里，增长%。2010年，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以上的运输机场51个，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机场旅客吞吐量占全部机场旅客吞吐量的%。2010年，北京首都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亿人次，位列世界第二；上海浦东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万吨，位列世界第三。截至2010年底，民航全行业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1597架，比上年增加180架。2010年，全行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115亿元，比上年增长37%，利润总额434亿元，比上年增加324亿元。

2010年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机构：国家邮政局

日期：2011年5月13日

核心数据：2010年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完成亿元，同比增长％，比上年末提高个百分点。全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完成亿元，同比增长%，比上年末提高个百分点。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亿件，同比增长%，比上年末提高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完成亿元，同比增长%，比上年末提高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占行业总收入的比重为45％，比上年末提高个百分点，比2008年提高个百分点。全行业年末从业人员万人，比上年末增长%。其中，快递年末从业人员万人，比上年末成倍增长。

2011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公告

机构：国土资源部

日期：2011年5月13日

核心数据：据各地上报汇总，2011年全国住房用地计划供应万公顷，与2010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万公顷）和实际供地量（万公顷）相比，分别增加18%和%，超过前两年年均实际供地量（万公顷）。2011年，全国计划供应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和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万公顷，占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的%，比去年提高2个百分点。计划供应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万公顷，占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的%，与2010年计划（万公顷）和实际供地（万公顷）相比，分别增加%和%。

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日期：2011年6月1日

核心数据：2010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共计万个，从业人员308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万个和万人；资产总额万亿元，同比增长%。年末，全国共有27个省份有外资银行入驻；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万亿元，同比增长20%，外资银行资产的%集中在东部。截至2010 年末，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总数（A、B 股）2063 家，比上年增加345 家，增长%，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仍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股票市场筹资规模大幅增加，全年沪、深A 股市场累计筹资8955 亿元，比上年增长%，其中北京、广东、上海筹资额居前三名，合计占当年国内A 股筹资总额的一半。创业板市场稳步发展，全年公开发行创业板股票117 只，筹资932 亿元，占当年新股发行融资总额的%。截至2010 年末，创业板上市公司153家，市值总计7365 亿元，比上年末净增5755 亿元。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机构：环境保护部

日期：2011年6月3日

核心数据：2010年，我国部分环境质量指标持续好转。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高锰酸盐指数年均浓度为毫克/升，比上年下降%，比2005年下降%；全国城市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为毫克/立方米，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比上年下降%，比2005年下降%。我国河海污染依然严重。其中，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

2011年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

机构：国家统计局

日期：2011年6月8日

核心数据：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速同比回落个百分点，比去年3、4季度分别加快和个百分点。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14869亿元，同比增长%；上缴税金10772亿元，增长%。1~4月，规模以上工业出货值同比增长%，增速同比回落个百分点，比去年4季度加快个百分点。1~4月，规模以上中小型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速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快个百分点。1~4月，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29%。1~4月，我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其中燃料动力类上涨%，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仅上涨%。今年央行两次加息推动企业融资成本在不断上升，据有关机构测算，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上升幅度在13%以上，远远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十一五”各地区节能目标完成情况

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日期：2011年6月15日

核心数据：“十一五”时期，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约束性目标。五年来，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的增速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下降到。除对新疆另行考核外，全国其他地区均完成了“十一五”国家下达的节能目标任务，有28个地区超额完成了“十一五”节能目标任务，超额完成目标较多的十个地区分别为：北京（超额%，下同）、天津（5%）、山西（3%）、内蒙古（%）、黑龙江（%）、福建（%）、湖北（%）、广东（%）、重庆（%）、云南（%），其中北京、湖北、天津分别超出目标、、1个百分点。

2011年第2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日期：2011年6月15日

核心数据：调查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仍不理想，当期物价满意指数%，比上季下降个百分点。 %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增加个百分点；30%的居民认为物价“可以接受”，较上季下降个百分点。在各主要投资方式中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居民占%，比上季减少个百分点，仍为居民投资首选。对下半年房价走势， %的居民预测房价将“保持稳定”， %的预测“上升”， %的预测“下降”；与上一季相比，认为“保持稳定”和“无法判断”的居民占比增加，二者代表了一半以上被调查者的判断。

2010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

机构：民政部

日期：2011年6月16日

核心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收养性社会服务机构万个；床位万张；每千人口平均拥有社会服务机构床位张；收养万人。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9904个，床位万张，年末收养老年人万人。2010年底，全国共有万户、万城市低保对象。2010年底，全国有万户、万人得到了农村低保。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万个；基金会2200个。

权威机构

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日期：2011年5月4日

核心数据：2010年，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其中，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商业行业信任程度最低；上海和广州两市的社会信任状况略高于北京。分城市看，上海的社会总信任得分为分，位居三城市之首；广州的社会信任得分为分，居第2位；北京在本次调查中社会信任程度最低，得分为分。政府机构、公共媒体、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等有政府背景的行业/部门受信任程度较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商业行业最低，属“基本不信任”范围。三地市民认为广告、房地产行业信任缺失，食品、药品行业信任危机严重。虚假广告欺骗现象的严重程度得分为分，属于“非常严重”范围；房地产开发和中介、食品行业、药品行业的严重程度得分分别为分、分、分，均属“严重”范围。上海、北京市民对社会欺骗现象严重程度的判断高于广州。调查显示，上海和北京市民认为社会欺骗行为较多，两地严重程度得分分别为分和分，属“严重”范围；广州市民认为社会欺骗现象的严重程度相对较低，其得分为分。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机构：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日期：2011年5月7日

核心数据：在294个城市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内地城市的人们幸福感中，环渤海地区最佳，人们的幸福感打分均值为，与其他内地区域相比有明显的优势。西北地区均值最低，为。城镇居民比较幸福，城市差距较小。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为，最高分为，最低分则为。其中超过80分以上的城市个数为37个，75分以上的城市有176个，而70分以上的达到282个。

“广州青年幸福感”调查

机构：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

日期：2011年5月9日

核心数据：据调查，假如幸福感最高分为100分，四成半的青年感到生活幸福，九成以上青年幸福自评得分超过60分。不过，%的青年感觉当下自己生活“不幸福”，%的青年幸福感计分为“60分以下”。在青年心目中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标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身体健康（%）、婚姻美满（%）、事业成功（%）。男青年感觉自己幸福的占%；女青年感觉自己幸福的占%。在不同职业的青年中，感觉自己当下生活幸福的比率最高的前五项依次为：大学生（在校）、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无固定职业者、外企员工，不幸福的群体突出表现在私营业主或个体户、国企员工。在建设“幸福广州”十大民生实事当中，青年最关注的前三项依次是“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改善市民群众出行条件”、“提高城乡医疗保障水平”，分别占%、15%、%。

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

机构：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日期：2011年5月9日

核心数据：全球人口将在2011年7月1日达到69亿，10月31日达到70亿，在2023年突破80亿，在2041年超过90亿，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3亿。届时，全球超过八成的人口将生活在不发达地区，包括近2成在最不发达国家，只有14%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地区。2011年至2100年，高生育率国家人口将由12亿增至42亿，中等生育率国家人口由28亿增至35亿，低生育率国家由29亿降至24亿。全球人口平均寿命将由2005年至2010年的68岁升至2095年至2100年的81岁。到2030年，印度的人口就将超过中国的亿，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施一胎化的中国，将加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行列，人口预计在未来数10年达到14亿的高峰，而后在2100年前降到亿人。

中国少年儿童10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9~2010）

机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日期：2011年5月16日

核心数据：多数少年儿童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对自我有较高的接纳度，且10年间程度持续提高。当代少年儿童的幸福取向存有多样性，但多数注重个人幸福和为社会作贡献的统一。注重“个人小幸福”，“有温暖的家”（%）和“有知心的朋友”（%）成为最普遍认可的两项幸福指标；“为社会作贡献”（%）、“健康”（%）是认同度较高的两项人生幸福指标。调查还显示，近10年来，我国少年儿童财富数量快速增长，以千元以上个人存款为例，1999年我国只有%的少年儿童拥有千元以上个人存款，而2005年达到39%，2010年则为%。10年间增长3倍以上。我国少年儿童对主流消费观念比较认同，97%的少年儿童认同节约观念，%赞同储蓄观念，%反对金钱万能思想。

2010~2011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日期：2011年6月10日

核心数据：延续上年度休闲消费统计范围和方法，测算出2010年我国居民休闲消费最核心部分约为万亿元，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当于GDP的%。2010年，我国居民的国内旅游总花费为亿元，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花费分别为亿元和亿元。2010年休闲花费约占城镇和农村居民国内旅游出游花费的%和%，分别为亿元和亿元，共计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文化娱乐类的休闲消费支出为3485亿元。2010年城乡居民全年休闲体育消费总额约为2543亿元，较上年度增加%。2010年我国休闲餐饮消费大致为4400亿元，较上年度增长%。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报告

机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首都经贸大学

日期：2011年6月11日

核心数据：报告显示，在全国30个省会城市中，“生活质量指数”得分55分以上的城市有15个，超过平均分分。其中，广州以分排名全国第一，上海以分排名全国第二，南京以分排名全国第三。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主要包括收入现状满意度、收入预期满意度、生活成本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生活节奏满意度和生活便利满意度等。每个方面主观指数和客观指数分别占40%和60%权重，加权得出每个城市在每个指标得分情况。

社会组织

2011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报告书

机构：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日期：2011年5月17日

核心数据：报告比较了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四大项目表现，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能、商业效能及基础建设来评分进行排名，四大项目涵盖共331个分项标准。报告指出，美国虽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强劲的商业领导地位与高超的科技，度过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但其竞争力却日渐消减。中国香港和美国并列第一，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或地区，而去年排在榜首的新加坡今年降至第三。中国香港在六项表现中均夺得全球第一，分别是国际投资、公共财政、商业法例、金融、价值观及信息科技建设。

2011年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机构：亚太总裁协会

日期：2011年5月23日

核心数据：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的年度收益达到93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然而，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美元持续贬值和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从整体上来看，全球服务外包行业仍然处于不景气时期。美国、日本、欧洲是主要的发包方，提供了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绝大多数份额。美国占了全球市场的64%，欧洲占了18%，日本占了10%，留给其他国家的还不到10%。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严重依赖于美、日、欧，使产业格局呈现出一种“中心―”的发展格局。最近几年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中国家数量激增，已� 亚太地区已�

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机构：麦可思研究院

日期：2011年6月9日

核心数据：2010届本科各专业门类中，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是经济学类，其月收入为3023元；其次是工学，为2953元；最低的是教育学，只有2491元。而毕业半年后收入最高的本科专业为法语，平均月薪为4556元，远高出2815元的全国本科平均月薪水平。2010届本科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的专业为美术学，达%；其次为音乐学，达15%。这与这两个专业的供应高于、超前于社会需求有关。2007届毕业时在“北上广”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有%的人三年后离开了“北上广”，去往其他地区就业。2010届全国大学毕业生有34%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其中本科为24%，高职高专为44%。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可能是造成毕业生离职的主要原因。蓝皮书显示，2007届本科毕业生中毕业三年内一直为一个雇主工作的毕业生，月收入最高，为5463元。毕业三年内工作过的雇主数越多，其月收入反而越低。

专业研究机构

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

机构： 贝恩顾问有限公司

日期：2011年5月5日

核心数据：2010年的奢侈品市场规模达1720亿欧元（折合2540亿美元），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相比2009年的1530亿欧元增长12%。2011年，奢侈品消费彻底恢复正常，继续保持高增长。2010年美国市场的奢侈品销售量上升12%，欧洲6%，而亚洲则达到22%，中国内地的奢侈品销售增长了30%。预计美洲的销量（包括美国，迄今为止仍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2011年将增加8%，而日本的销量预计将下滑5%。另外，中国仍是销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按恒定汇率计算，其奢侈品销售预计将增长25%，至115亿欧元。若将中国消费者在海外的购买力计算在内，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0年机场免税店和飞机上的免税奢侈品销售总量达160亿欧元，中国人的豪华旅游趋势在加强。

胡润“少壮派富豪榜”

机构：胡润百富

日期：2011年5月16日

核心数据：榜单显示，39岁的腾讯公司的马化腾是少壮派首富，其财富为320亿元；30岁的碧桂园公司的杨惠妍是最富有的新二代，其财富为240亿元。“少壮派富豪榜”的上榜门槛为10亿元，共有56位年龄小于40岁的少壮派富豪上榜。在这56位少壮派富豪中，白手起家的有44位，继承财富的有12位。IT和娱乐行业是创造少壮派富豪最多的行业，有15人上榜；其次是房地产行业，有13人上榜；制造业排名第三，有10人上榜。上榜少壮派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6岁。中国的新二代富豪普遍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近两成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其接受的教育明显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加国际化。在中国企业家中，每5个人中就有4位会考虑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这个比例也是全球最高的。

2011年零点服务业满意度调查

机构：零点调查

日期：2011年5月20日

核心数据：通过对21项服务业水平进行了测量，其中包括12项商业服务和9项公共服务。调查显示，商业服务业水平整体优于公共服务。公众在“最差服务”的评选中提到的前五位都是公共服务：医院（%）、警务（%）、公交（%）、社保（%）、环卫治理（%），而荣登“最差服务”榜首的医院更是以大比分将公共服务差评率整体拉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小城镇对医院的差评率更高，接近三成（%）。这样的结果显示，医疗改革对于医院服务的推动效果并不乐观。

2050年的银行业

机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日期：2011年6月7日

核心数据：到2050年，全球银行业资产将达到3000万亿美元。到2023年，中国国内银行业资产预计超过30万亿美元，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到2050年，E7（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尼和土耳其）的国内银行资产总和将超过七国集团（美、日、德、英、法、意、加）银行资产总和的一半。这将给西方国家的银行带来压力，并促使西方国家的银行消除因信用危机所产生的影响。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的国内银行业规模有望于2035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三。

2011年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

机构：摩天城市网

日期：2011年6月8日

核心数据：2011年中国十大摩天城市排行榜中，香港、上海、深圳位列前三。当今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这一数量相当于今天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在当前全球十大高楼中，中国以5座占据半壁江山。除了82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在阿联酋迪拜之外，世界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九高楼分别位于中国的台北、上海、香港、南京和广州。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

机构：英国《金融家》杂志

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第二篇】

关键词：居民收入逆周期；高增长导致低通胀；反通胀。

中图分类号：f124。

近两年在较高通货膨胀的宏观背景下，消费者对于通胀的厌恶，对于gdp的冷漠，以及对于投资的担忧，与企业界的态度差别很大。这一态度差异具有国民收入统计方面的依据。从收入分配看，居民收入逆周期，企业利润份额顺周期。即持续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可能带来通胀的上升，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引起公众的情绪和对宏观政策的负面评价，进而导致宏观政策调整滞后于经济信号。然而逆周期只是在短期波动剧烈的时候才存在，如果低增长低通胀持续一段时间，居民收入增长率也会降下来。所以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居民收入仍然是顺周期的。

从图1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同比增长率和gdp的同比增长率在以来显著反向变化。由于gdp和居民收入调查的口径差别，这两个指标本身不是在包含的意义上严格对应的。例如，居民收入包括股票交易损益，而gdp则不包括此类财产价格变化的结果。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率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股市大涨。除了这种定义上的差别之外，统计中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差，特别是高收入家庭的调查收入倾向于偏低，会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可比性。不过误差的比例在短期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增长率的变化就不受影响。当然这一点也不是很可靠的，还是应当尽可能从其他数据中进一步确定。

图2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与名义gdp的增长率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简单说就是利润份额是顺周期的。这里考虑名义gdp，包含了通胀率顺周期的情况。在不考虑滞后等细节的时候，说到一个变量顺周期可以理解为与真实gdp正相关，也可以理解为与名义gdp正相关。名义的劳动收入、利润和财政收入都是顺周期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利润份额顺周期有更强的意思。财政收入份额也是顺周期的，只有劳动份额是逆周期的。再分配中的变化对这样的周期性没有大的影响。

利润份额顺周期的情况在其他经济中也存在。由于给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和一般的工资粘性，以及借贷利率的事先决定，企业利润对于经济景气的弹性一般来说都比较大。中国的情况更进一步加强了利润的弹性。一是很大的国有部门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就业和工资对于短期经济景气的反应很差，再是利率显著缺乏弹性。后者在企业负债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影响更大。

不过，居民收入份额与名义gdp的短期反向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反向变化。后者比前者更强。从前者到后者，需要几个有关的弹性达到一定的量值。这包括通胀率对gdp增长或缺口的弹性，利润和劳动收入对于名义gdp的弹性以及再分配中的一些情况。主要参考工业利润和名义gdp的关系，再考虑通胀率对gdp的弹性，可

但是考虑到通胀的滞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与gdp的同期反向变化关系仍然难以成立。在需求扩张引起高增长的早期，通胀还没有起来，居民收入份额虽然下降，但绝对的增长率仍然上升，这导致了真实收入增长率上升。在晚些时候，cpi通胀率上升，居民真实收入增长率才开始下降。所以应当存在一个滞后的负相关关系。这里，cpi通胀率特别是食品通胀率的变化，与更多的变量有关，难说有一个确定的滞后时间，在一些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同期负相关的结果。

最近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这早晚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否会影响到利润和劳动收入的份额并不很确定。从其他同类型经济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的过程确实伴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这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变化趋势，在短期内难以产生很显著的影响以至达到使居民收入和gdp增长率反向变化的结果。最近两年的情况，可能仍然是以周期性变化的影响为主，但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趋势可能已经发生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二、通胀对金融资产本金的影响。

在简单的收入会计方法中，金融资产收益的计算可能产生歪曲。将表面收益计为金融资产的收益，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对于本金的损失没有考虑。在1988年和1994年两次高通胀中，居民金融资产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没有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过去10年的通胀率平均水平显著低于早先，但是居民金融资产与收入的比例显著上升了。1987年，年末居民储蓄为当年gdp的%，到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所以，尽管20的%的cpi通胀率大幅度低于1988年的%，储蓄存款因通胀导致的损失相对于收入水平却是接近的。在金融资产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居民对通胀越来越敏感。

图4显示了一个很简单的估计结果。首先根据城乡人口和住户调查的人均收入计算居民总收入，其中城镇为可支配收入，农村为纯收入。这样计算的总量是有一定误差的。不仅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口径上不完全可比，而且推算中城乡人口数也存在问题，还有城乡收入的可加性也不尽然（考虑购买力评价问题）。限于数据问题，这里只考虑了居民的储蓄存款，用上年末的储蓄存款和当年的cpi通货膨胀率计算储蓄存款的本金损失，按当年价格计算。这里只考虑本金的损益，因为利息收入已经计算了。最后再将这一项从前面计算的居民总收入中减掉，对结果按cpi做调整。如此估计肯定有多方面的漏洞，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不过在通胀率变化很大的年份，存款损益的变化很大，各种误差会相对变小。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跨度很大的对比误差比较大，近年来居民金融资产多样化，储蓄存款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

图4中的结果是，用年度数据如此调整的居民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在同期是轻微负相关，当年收入增长率和上年gdp增长率的负相关更强一些。由于年度数据样本小，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从图中可以看出，负的相关性主要来自gdp增长率波动大的时候，在-的通货紧缩期间，gdp增长率持续偏低，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最近几年的情况来说，年是居民收入增长率最高的，2010年最差（是估计数）。由于是增长率，2009年的收入增长率高部分是由于上年通胀高而存款损失大，的情况也是这样。

需要强调的是，逆周期只是在短期波动剧烈的时候才存在，如果低增长低通胀甚至通缩持续一段时间，居民收入增长率也会下来。所以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居民收入仍然是顺周期的。

三、反通胀舆论的影响。

在过去两年，基于较高的通胀，对于宏观政策上刺激需求的倾向或者可能性有不少批评，而本来就存在的对投资高增长的担忧进一步增强，对20底的“4万亿”政策的负面评价也在增加。这样的舆论可能对今年以来的宏观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很多企业感受到了严重的困难，盼望政策宽松，但消费者更担心政策宽松引起通胀回头。回顾过去，同样的情况在1988年前后和1994年前后的高通胀时期也出现过。

这里的分析是希望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界和消费者群体的不同感受。消费者对于通胀的厌恶，对于gdp的冷漠，对于投资的担忧，与企业界的态度差别巨大。考虑到居民收入逆周期的情况，对问题的理解也许有助益。当然，与总量上收入份额波动相关的，还有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居民收入逆周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

这样来理解，过去治理通胀有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是有基础的。持续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可能带来通胀的上升，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引起公众的情绪和对宏观政策的负面评价。如果没有收入分配方面的积极调整，可能性很大的政策选择就是保持一段时间的紧缩，直到有所过度。这或许就是一种被动调整。

在被动调整开始的一段时间，居民收入增长率比较高。但是，如果在gdp增长率比较低情况下，调整持续时间太长，对企业和财政收入挤压太过，就可能导致内生的通货紧缩。-，在主动紧缩和被动紧缩中，调整后居民收入增长率显著高于gdp增长率，导致了企业的很多困难，最后产生了大规模的下岗和银行坏账，居民收入增长率随之降下去了。

参考文献：

[1]宋国青。通货膨胀：货币决定与国际传导[j].中国市场，，（24）.

[2]宋国青。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正在消失[j].中国市场，2012（33）.

[3]范剑平。消费市场形势分析与扩大消费的政策取向[j].中国市场，2012，（37）.

[4]与ppi不同变化带来的难题[j].中国市场，2012，（42）.

[5]王一鸣。201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盘点与调整策略[j].中国市场，2012，（50）.

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第三篇】

大学生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最新13篇

“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广东省“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核心。如何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实现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如何使社会经济发展的考量从“血汗gdp”的数字标签到宜居“幸福指数”的人文标签的转型？如何将“幸福”的概念转化为民众切实感受的幸福生活？这些都将是未来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为%，回答“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约占六成，为%，两项相加为%，也就是回答倾向

调查中从“不幸福”、“不太幸福”、“说不清”、“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分别计分为1—5，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平均幸福水平为，标准差为，也就是说整体平均分接近“比较幸福”水平。

女性比男性更感幸福。

本次调查样本的男女比例为男性%，女性%。调查结果显示，两性被调查者幸福感有一定差异，女性回答“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均高于男性，而回答“说不清”、“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均低于男性，经卡方检验，男性和女性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男性的平均水平低于女性，为低于总体平均水平的，也低于女性的。

领导群体的幸福感最高。

统计分析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服务人员和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组，专业技术人员组，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组，商业服务人员组，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组和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组的平均幸福感得分为、、、、、和。

1、离异居民幸福感最低。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居民选择“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为%，其次是未婚居民，为%，和丧偶居民，这一比例为%，离异居民的比例最低，仅为%。把“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合并来看，未婚居民倾向于幸福评价的比例为%，已婚居民为%，离异居民为%，丧偶居民为%。做负向评价的趋势与此相同，离异居民倾向于不幸福评价的比例最高，已婚居民最低。未婚、已婚、离异和丧偶各组居民平均幸福感分别为、、和。

2、有受教育子� 从有无子女受教育一项分析，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高于没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反向评价上结果一致，有受教育子女居民组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均低于无受教育子女组。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的幸福感平均值为，没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的这一数值为。

3、有自有住房居民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有自有住房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上的比例均高于租房居民组，比例分别为%、%和%和47%；前一组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也低于后一组。有自有住房居民组的幸福感平均数为，租房居民组为。

4、家庭收入差别。把被调查居民分为月收入1000元以下组、1001—2000元组、2001—5000元组、5001—10000元组和10000元以上组，结果发现幸福感评价与家庭收入高低有线性关系，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各组幸福感平均值分别为、、、和。各组在幸福感各选项上的选择比例与这一结果完全一致，家庭月收入越高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越高，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越低。

考虑到家庭人口的不同，进一步分析家庭人均收入发现，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的评价呈低度相关，相关系数为。家庭收入低的居民幸福感的评价波动较大，随着收入增加表现为从低向高震荡变化，特别是人均2000元以下变化复杂，之后的变化幅度减小逐渐平缓，达到一定高点后不再变化，甚至略微下降。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

本次调查发现广东省东、北、西部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基本上可以认为，幸福感的高低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有关。

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美国人总体上要比新西兰人富裕，但并未觉得更幸福。更富的奥地利、法国、日本和德国人并不比巴西、哥伦比亚和菲律宾人更幸福。从1958年到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增长了5倍，但日本人的幸福感却几乎没有增加。

这并非说经济发展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研究发现，富足国家的人们明显比那些贫穷国家的人们幸福。对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00美元（1995年）的国家来说尤其明显。没有任何富足国家的人们的幸福平均值很低，但是那些富足国家中较高人均收入似乎并不对幸福值又太明显的影响。而在低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过渡阶段国家的人们对生活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

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不断升高人们的幸福感。但是，幸福感是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

（二）民生与幸福感。

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有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很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

布伦诺·s·弗雷等人的多国对比研究发现，幸福感与收入的相关为；在较低的收入水平，收入的增加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幸福水平，但一旦年收入达到万美元，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得相对较小。

本次调查发现家庭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为，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收入虽然是一个可以用货币单位衡量的量化指标，但是，收入的高低却是一个需要对比才能获得的，而和谁去比却是因人而异的，由于每个人的这种个体差异性，同样的货币量化的收入却得到不同的收入高低感受，也就是说，个人或家庭收入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心理指标，而不应该看作是一个经济指标，相对收入是一个比收入绝对数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就成为影响相对收入，进而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提高社会幸福感的有效手段。

这些都说明，民生问题与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大学生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最新13篇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第四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幸福感；参考点

作者简介：姚伟峰，贵州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经济学、清华大学管理学双博士后（贵州 贵阳 55002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能带来幸福感的增加吗？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2010年广东省居民个人生活状况和主观幸福感报告》认为在广东省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深圳市居民的幸福度在广东省中是倒数第二位。这就给我们带了困惑，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居民的幸福感却没有得到提高，其内在机理如何？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幸福即可以解释成一种状态――好的生活质量，这种状态可以用很多客观标准或指标来衡量，幸福也可以解释成一种感觉，如感觉到生活幸福的程度如幸福感，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感受。仅仅从居民经济水平提高的角度去解释主观的幸福感，是显然不足的。既有文献中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外国经验的总结，缺乏中国相关的经验研究，为了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本文采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建构研究框架，通过大规模的调研分析，测度当前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环境、城市化、政府支出、公共安全、民主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其中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也有不同研究结论，Richard Easterlin （1974） {1}研究显示：虽然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财富的多少与幸福程度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因此，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且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收入效应要大于发达国家（Clarket al.，（2008）{2}；Lelkes（2006）{3}）。也有一些研究结论表明，近几十年来，在发达国家中，除了德国、意大利等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平均幸福感有小幅增加之外，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日本，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大幅增长，但是平均主观幸福感却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也就是说，高收入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幸福，经济系统中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是增加每个人幸福的充分条件，居民的幸福水平在长期趋于稳定（McMahon（2006）{4}、Diener，E. and Eunkook M. （2003）{5}）。一些学者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相对收入也被视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相对收入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Ferrer-i-Carbinell（2005）{6}）；而收入不平等显著地减少了幸福感（Graham and Felton（2006）{7}）；在失业与幸福感方面，普遍的观� Knight and Gunatilaka（2007）{12}采用2002年中国的调查数据发现，尽管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多，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要高于城镇居民。有关政府行为与幸福感的研究显示政府的公共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而有关政府支出和公共安全与国民幸福的研究更多的是实证分析，Ram（2009）{13}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水平（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Wassmer et al.（2008）{14}利用跨国数据发现公共安全支出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Bruno（2000）{15}采用瑞士的居民调查数据分析得出：民主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讨论，但实证研究却寥寥无几，同时，由于在幸福感的测度、样本选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如田国强等（2006）{16}对中国“幸福―收入之谜”进行了实证研究。曾慧超和袁岳（2005）{17}、罗楚亮（2006）{18}采用直接询问的方式测度幸福感，调查的问题是“总的看来，您现在幸福吗？”，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邢占军（2006）{19}调查了10个方面的指标，涉及知足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衡、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等，来构造幸福感测度，得出了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李实、马欣欣（2005）{20}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妇女更多地承受着转型的负面影响。

以上结论说明经济发展和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跟居民所处的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特性等多方面都是密切相关，因此对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问题就需要进行具体的调研分析，才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二、研究方法和问卷设计

1. 研究方法

在幸福经济学出现之前，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钱能让人更幸福，因此，高度强调生活环境尤其是个人收入和就业状态对幸福的重要性，言下之意就是：人们可以通过赚更多的钱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而且，政府公共政策的着力点也应该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来增加福祉{21}。这也就是GDP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是，大量研究表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更多的钱并不会使人更幸福。

行为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就是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中，它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依赖于参考点。价值函数的原点不是财富的零点，而是参考点，获利和损失的定义是偏离参考点的距离，而不是最终的财富。二是损失厌恶。价值函数在损失处比获利处更陡，也就是说，损失产生的负效用大于相同数值获利所产生的正效用。三是敏感度逐渐减小。获利和损失的边际价值都是下降的。

与传统经济理论的效用函数相比，行为经济学采用了一个新的价值函数。这种价值函数和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所采用的效用函数差距很大。在价值函数中，高于参考点的状态是获利，低于参考点的状态是损失，但参考点比较灵活，可能会发生变化。随着参考点的变化，获利可能变成损失，反之亦然。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我们在调研问卷设计时，假设调查对象在判断自己是否满意时，是与自己的参考点进行对比的，而参考点可能是下面三者之一：1）自己过去的水平；2）自己的期望值；3）亲戚朋友的水平，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参考点。

2.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部分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等之外，还包括了幸福感问题，并询问了个人在做出主观判断时的参考点及一些相关问题。其中幸福度都是按照5个层次来划分的变量：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即没有不满意也没有什么满意）、4――满意、5――非常满意。这种数据结构是问卷调查中最常用的。

城市居民（包括大城市和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布。由于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工作、收入的特点不同，问卷调查时所问的问题也有所差异：城市居民一般是在各种公司或机构工作，按月拿工资，所以问的是个人的月度平均收入水平；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有大量的家庭经营成分，这种收入很难按月度计算，所以农村居民的收入是指个人的年度收入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分为19个档次：从无收入（0元）开始，5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19档次为10 001元及以上；城市居民家庭月度收入水平分为16个等级：从无收入（0元）开始，1 0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16档次为15 000元及以上；农村居民家庭年度收入水平分为20个等级：从无收入（0元）开始，1 0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20档次为20 000元及以上。大城市、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变量分别为代表这3个不同地区居民的虚拟变量。

3. 数据收集

课题组在2010年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样本总量为1 108人。为了使样本有代表性，调查同时在大城市（北京市和广州市）和小城市（广东东莞、陕西宝鸡、福建樟州）的城区，和农村地区（广东韶关、湖南浏阳、河南新乡、广西梧州下属的郊区和农村地区）进行，样本即包括了大城市和县级市的城市居民，还包括了农村居民。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所有的样本中，大城市、县级市的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占样本总量的%、%和%。表1显示，各地区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样本中男性略少于女性，接近样本的一半；全部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其中大城市的居民（年）明显高于县级市居民（年），而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年，显著地低于城市居民（三组两两之间差异的显著性都在%以上），但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表2按调查对象回答的3种不同的参考点分类，显示了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的参考点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分布。将参考点分别设置为“自己过去的水平”、“自己的期望值”、“亲戚朋友的水平”的三组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相当，只有参考点为“自己的期望值”这组的平均年龄略小，受教育程度略高，说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更可能将参考点设置为“自己的期望值”。参考点为“自己的过去水平”的被调查者有平均更高的幸福度，其他两组的平均水平没有什么差异。

由于3个参考点“自己过去的水平”、“自己的期望值”、“亲戚朋友的水平”为三选一，所以，这3个虚拟变量之间是共线性的关系，在回归分析时只能使用2个虚拟变量，另一个为基准。我们采用“自己的期望值”为基准，将“自己过去的水平”和“亲戚朋友的水平”两个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其系数的含义是这两个参考点相对于以“自己的期望值”为参考点直接的差距。

表3是以幸福感为因变量，采用前面介绍的主要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幸福感的问题是“总体而言，您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幸福吗？”。幸福感的回答也是5个等级的离散变量，标准的方法也应该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回答1的调查对象只占样本总量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回答1和2的合并计算，这样，幸福感的数据就变成了4个等级的离散变量。模型一是将回答1和2合并后，有4个选择的Ordered Probit 模型；模型二是将1和2合并后，采用线性回归（OLS）的模型；模型三也是采用OLS，但数据没有合并，幸福感仍是5个等级。通过采用不同的模型，我们可以检查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表3中可以看出，这三个模型的结果很接近，显示了数据和模型的稳健性。下面我们采用模型一的结果进行解释。

实证结果显示，男性平均的幸福感要显著地低于女性的平均水平（10%显著性水平），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显著性也在10%水平。将这两个结果综合起来，我们可以预测：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的幸福感要高于其他人群。年龄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影响，也同样呈现U型的关系（年龄和年龄平方这两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上）：年纪很轻和年龄很大的调查对象都有更高的幸福感，最低点为41岁左右的中年人。这个最低点的位置与收入满意度的32岁不同，这可能是跟人的生命周期（或幸福感周期）有关。在中国，一般而言，41岁左右的中年人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父母年龄大了需要照顾，而孩子还小没有工作，这时候的生活负担和生活压力可能都要远大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尤其是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群。WVS信任对收入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显著性水平），可能信任他人的人心态更加平和，会有更高的收入满意度。

毫无疑问，收入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都可能会影响到幸福感：城市居民一般在公司或企业工作，按月计算的个人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能清楚地分开，所以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都对幸福感有贡献，而且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上。农村居民由于存在大量的家庭经营，在许多时候很难将按年度计算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分清楚，所以，与城市居民有所不同，农村居民自己的个人收入对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收入对幸福感贡献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显著性水平）。虽然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显著地高于大城市的居民（显著性水平在1%以上）；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介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之间，但与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相比，差距都不显著。

我们在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时，最感兴趣的结果之一也是参考点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人的基本变量和收入水平之后，与选择“自己的期望值”为参考点的人相比，参考点设置为“自己过去的水平”的个体，其幸福感要显著地高（1%显著性水平）；而参考点设置为“亲戚朋友的水平”与设置为“自己的期望值”的个体相比，其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差异。

像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近年来绝大部分个人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一直在随之增长，如果一个人将参考点设置在“自己过去的水平”，即跟自己过去相比的人，则幸福感都会很容易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如果将自己的参考点设置在“自己期望的水平”或“亲戚朋友的水平”，即喜欢跟自己期望值或别人相比的人，由于人们的期望值往往都会很高，而且周围的亲戚朋友一般都会有人比自己的收入高，尤其是中国的收入差异一直在扩大，这样，虽然自己的收入水平也增长了，但如果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或与亲戚朋友相比不是最高的，仍然

四、结 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年龄对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虽然最低点不同，但都是U型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已婚的人幸福感更高；信任能同时显著地增加幸福感；小城市居民却有更高的幸福感；跟自己过去相比的人比跟别人或自己期望值相比的人更容易满足。

我们的研究还有如下三点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我们要充分重视幸福感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从根本上来说，不是GDP的增长，而是人们的幸福度的增长。显然，GDP的增长仅仅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把GDP的增长看成是发展的唯一目的，可能不但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一些地方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当地的老百姓却不满意。所以在政府考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不仅是这件事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要问这件事能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能不能为公众带来更多的幸福。只有当我们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度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时，这种发展才有可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

第二，政府应该制定公平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参考点对满意度的影响很大，但大量居民的参考点为别人的水平或自己的期望值时，居民的社会保障公平感和收入分配公平感对民众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公平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第三，增加政府支出。政府支出有利于将竞争性十分激烈的私人消费转移到几乎人人都能共享的公共支出，降低了由攀比效应带来的幸福损失。所以，政府应该进一步扩大对符合民生需求的公共支出，如教育、医疗和社保等，进一步发挥公共财政在第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最终实现居民的幸福生活。

注 释：

{1}Richard Easterlin：“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zation，Vol. 27（1），1974.

{2}Clark Frijters，Shields：“Relative income，happiness and ut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46，2008.

{3}Clark A E，A J Oswald：“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61，2006.

{4}McMahon：“Income and Happiness：Towards a Unified Theory”，Economic Journal，Vol. 111（473），2006.

{5}Diener E，Eunkook M：“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Cambridge，London：MIT Press，2003，

{6}Ferreri Carbonell A：“Income and well-be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89，2005.

{7}Graham and Felton：“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88，2006.

{8}Clark：“Happiness，Economy and Institutions”，Economic Journal，Vol. 110（446），2003.

{9}Wolfers：“Neighbors as negatives：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20（3），2003.

{10}Luechinger et al：“Inequality and happiness：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Vol. 4（1），2009.

{11}Wassmer et al：“The bigger the better？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life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world”，Public Choice，Vol. 130，2008.

{12}Knight、Gunatilaka：“Inequality and happiness：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Vol. 4（1），2007.

{13}Ram R：“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Public Choice，Vol. 138，2009.

{14}Wassmer Lascher，Kroll：“Sub-national fiscal activity as a determinantof individual happiness”，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 10，2009.

{15}Bruno Frey，Alois Stutzed：“Happiness，Economy and Institutions”，The Economic Journal，Vol. 110，2000.

{16}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17}曾慧超、袁岳：《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载于汝信等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52页。

{18}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3期。

{19}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6页。

幸福感调查报告【第五篇】

女性比男性早进郁闷期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项调查是在英国沃里克大学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的联合领导下展开的。调查报告显示，人一生的快乐水平高低明显地呈U字形分布，童年和老年时期高，中年时期低。研究小组对世界大部分国家――从阿塞拜疆到津巴布韦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幸福感起伏都一致呈现U字形的规律。

人们在大约44岁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抑郁问题。分别来讲，男性最不开心的年纪是在50岁左右，女性在40岁左右，女性会比男性更早一点进入中年情绪低潮期。

“中年危机”面前人人平等

研究者相信，U字形规律是由人性内在因素决定的。调查显示，一些外在的因素，包括不同国家和民族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婚姻和生育状况，对此影响不大。无论穷人还是有钱人，已婚者还是单身人士，行业精英还是失业者，他们在步入中年的时候都很可能会遭遇“中年危机”的抑郁。

英国沃里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说：“什么原因导致U字形规律的出现，以及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差别，目前还不太清楚。其中一个可能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渐渐学会接受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且从中年开始压抑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愿望。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快乐的人普遍更长寿，从而令高龄人口的幸福水平重新上升。此外，老年人看到朋友的离世会更加珍惜自己剩下的岁月。”

健康老人乐比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