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学习报告实用（通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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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学习报告【第一篇】

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是指基于结果导向、运用科学的方法、规范的流程、相对统一的指标及标准，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投入产出进行综合性测量与分析的活动。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有利于检验政策的效果、效率、效益，有利于实现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进行政策调整、提出政策建议的重要依据。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不仅能总结经验教训和及时纠正政策失误，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还能对公共政策参与人员起到重要的间接监督作用，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心，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一、我国政府公共政策评估实践和研究。

党的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xx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20xx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科学民主决策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执政和行政的基本理念，公共决策机制日趋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制度正逐步形成。重大项目上马前和重大决策出台前进行社会稳定与经济效益“双评估”的机制已在全国推广。四川、海南、贵州、广西、黑龙江、天津等地积极探索，取得可喜成效。四川省在实践中总结出五方面重大事项、五项重点评估内容、五步工作法、五种责任追究措施、五条监督渠道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五个五工程”科学评估体系。海南省的评估主要集中在三大矛盾突出领域：一是重大决策。包括涉及面广、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改革改制方案、社会管理措施以及建设规划的出台;二是重大项目，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项目、工业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三是其他重大事项。包括影响大、涉众广、情况复杂的大型活动等。评估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四个方面。广东省政府颁布《广东省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规定》，规定“政府规章实施后，根据其立法目的，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府规章的立法质量、实施绩效、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跟踪调查和分析评价，并提出评估意见”。总体看，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的“三重一大”制度的实施，使政府部门公共决策水平和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

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就政策评估的类型、标准、作用及影响政策绩效的主要因素等进行了研究，但总体而言，相对于实践探索，我国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明显滞后，已有的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又多数停留在政策评估的重要性、必要性、评估主体、评估价值取向等方面，严格来说，是政策的执行力评估，与以“结果导向”和“公众满意度导向”为核心理念的绩效导向相距甚远，探索适合我国国情且与已有实践相结合的公共政策评估方面的研究更加鲜见。

二、政府实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影响因素。

客观来讲，公共政策的绩效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政策及其绩效之间不一定是直接的对应关系，绩效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主观判断，所以绩效是既客观又主观的存在，是对比政策实际结果与期望值之间的判断，所以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同时，政策绩效的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之间、长期绩效与短期绩效之间也可能存在不一致，这些都增加了政策绩效评估的困难。但这些困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实际上，有很多因素恰恰说明进行政策绩效评估势在必行。

1.建设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的需要。

过去政府管理中计划占主导地位，对公共政策进行绩效评估的需求不迫切。提出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公众作为服务受体，其意见和利益被摆在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政府管理和服务需要做到信息透明、公开公正，从而使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需求显化。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主要围绕政策目标规划与设定、目标分解和责任落实、目标评审与修正、目标实施过程监控与分析、目标实现程度评价、绩效学习改进与提升等六方面内容，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全面、可行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机制和制度框架，其本身就是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机制的体现。

2.政府公共政策数量增加、干预范围扩大，风险增加。

作为公共产品的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随着公共服务的加强，政策产品总量不断增大，政策内容越来越细化，政策风险增加，政策的绩效评估需求量也随之增大。近年来，我国因公共政策不当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如20xx年8月份爆发的大连市民抗议px项目和各地大量因房屋拆迁而引发的自焚事件，都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有利于检验政策的绩效水平，及时纠正政策失误和总结经验教训，实现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政府成本，回应公众诉求，提升政府形象，是进行政策调整、完善政策建议的重要依据。

3.已有的评估实践处于探索阶段，亟须进一步规范。

目前已有的政策评估实践还处于起步和粗放阶段，虽然有了一定的探索，但评估制度还不规范，实施的随意性较大，评估指标、评估程序、评估结果缺乏规范性;重官意、轻民意，评估主体相对单一，专门的绩效评估部门、专家和民众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存在重评比轻改进现象，没有把评估与政府部门的持续改进结合起来;评估手段的量化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急需改进，使评估实现规范化、系统化。

4.公民参与意识与参政积极性增强。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建设正在加强，公民的活动空间得到拓展，各种行业性的利益团体迅速成长，政治权利所直接支配的范围日益缩小，民主、利益、自由、法治、平等理念不断强化。社会领域壮大与发展的趋势必然发生治理社会主体的变化，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公民的参政提供了便利。这就要求政府提高政策制定的参与程度，通过参与政策绩效评价、满意度的参评等多种方式了解政策执行效果，并最终影响政策制定。

5.技术条件的改善为科学的政策绩效评估提供了技术支持。

评估的技术条件，主要是指评估模型构造、评估标准设定、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设计、评估的技术路径等。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评估大都在定性基础上构建定量模型。我国与西方国情有别，不论是单一政策或综合政策，政策制订、执行及结果的衡量标准存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借鉴其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信息技术、统计技术、调研技术、监测技术等。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政策属性差异分类，建立有针对性及适用性政策评估的技术体系，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评价模型，合理确定指标体系和指标的权重，设立大量具有可比性、可测量性和可计算性的绩效指标。

三、国外公共政策评估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策评估在世界各国中逐渐成为一种“成长工业”，成为监督政府公共开支、促进政策系统优化的系统工程。一些大学也纷纷建立了政策研究机构，提供研究数据，并为不断扩大的政策分析市场培养人才，关于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都已大体走向成熟。概括来看，其特点如下：

1.发达国家政府普遍推行了政策评估。

随着各国政府改革的推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韩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都开展了公共政策评估等。其类型大体可分为综合政策评估和单项政策评估两种。

实行综合评估的国家有日本、韩国、英国和法国等。日本不仅对内阁和政府各部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而且对政府各部实施的政策评价进行再评价等。英国的政策评估将政府各部门的所有重大开支，以及政策在实施之前的各种建议，也纳入到评价范围。

实行单项政策评估的国家很多，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实施了财政政策评估。美国、荷兰、加拿大、西班牙、德国、丹麦、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实行了环境政策评估。新加坡等国家实行了住房政策评估。还有许多国家在土地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评估方面作了探索。

2.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完备。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是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活动开展的组织载体，主要指评估主体与模式、评估机制与流程、评估结果应用等，涉及组织权、管理权与评价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组织体系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功能的实现和发挥。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在评价组织上体现了如下特点：

组建专门的政策评估主管部门，总领政策绩效评估全局。美国的“国家绩效评议委员会”，负责对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框架和政策绩效进行评价。法国的全国评价委员会，领导跨部门的评价工作。韩国除了专门的政策评价委员会，还有直属于国务的政策协调办公室，以及在政府内部专门设立的政策分析与评价局。日本的行政评价局，负责对内阁和政府部门的各项政策实施全面深入的绩效评价，同时对政府部门已实施的政策评价实施再评价。有一个专门进行政策评估的主管部门，能增强政策评估的组织保障，从而避免政策评估成为政府部门运动式或阶段式的活动，使政策绩效评估工作趋于连续，并使评估的权威性得到保障。

政策绩效评估活动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在发达国家，政策评估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职业活动。政策绩效评估的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素质要求很高。美国的政府和许多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培训了一大批职业政策分析人员。法国政策评价从业人员的选择极其严格规范，必须接受资格认定，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要在专门的政策评价培训学校受训，接受严格的考核后才能成为正式的评价师。从业人员的高素质使政策评价的能力和水平日益提升，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评价主体的参与多元化，注重保障民意的表达。发达国家的政策评估活动中，参与者除了纯官方的政府部门外，其余有半官方组织(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如美国兰德公司、韩国的公共行政研究所等)、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如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等)。在政策评估的过程中，除了专业政策评估从业人员外，会积极吸纳民间人士的参与，使政策评估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公众意志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法国的大区委员会由公务员、民选议员和评价专家组成。日本的政策评估和独立行政机构评价委员会，从全国专家学者和名望较高的人中选出5000名作为委员。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使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了政策评价活动中来，民众政策参与的扩大，使公众的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提升了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3.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内容全面。

在实行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国家，其评价内容一般既包括政策结果评价也包括政策过程或政策能力评价。如韩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通过了《政策评估框架法案》和《政府业务评价基本法》等法案，规定评价内容包括了政策结果评价、政策实施能力评价、公民或客户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和政策实施的满意度的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三个方面的评估主体及所侧重的方面各有不同。

政策结果评估主要是对政府机关及其代理机构所实施的政策进行绩效评估，强调通过评估来不断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提高政府系统的服务效果。其做法主要是在办公室的协助下由政策评价者实施，政策评价者都来自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价委员会，他们根据国家事务评价和协调规则制定评价的指导方针和评价标准，并对政策进行评价。

政策实施能力的评价主要关注政府机构实际执行政策的能力。评价主要由办公室官员来实施，他们包括了政府绩效评价单位的成员，并对其执行政策的能力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在有政策协调办公室人员和政策评价者出席的联合会议上进行探讨，并提出改进意见。

公民满意度的调查由民间人士主导，体现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的主观感受，保障国民的公共利益表达，督促政府官员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整改，实现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公正化和科学化。同时，韩国的政策评价委员会中仅有一位只挂职而并不履行评价的国务调整室室长是政府官员，其余皆为民间专家，表明他们对民间评估力量的重视和信任。

4.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技术精细。

政策绩效的评估技术体系，主要是指评估标准设定、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设计、评估模型的构造、评估的技术路径等。目前西方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大都体现了定性分析为基础、定量分析为手段、十分注重细化指标设计的特征。如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指导下，美国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政策的质量、经济、效率、效果等绩效标准。法国国家审计学院为政府设计了40大使命，使命下面又细分不同计划，每个计划设5个目标，每个目标又设有2—3个具体指标，并明确具体任务的承担人。各部门在做政策绩效评价时，只需根据评价需求，在众多的目标中选择几个做，接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和检查。法国的公共政策评价方式因政府行政级别不同而有区分。中央公共政策，由国家级的评价机构组织实施;大区公共政策，一般采用大区自己的集体评价机构，如大区评价委员会;省级政策，省政府下设评价处;中小城市，一般界定为5万人以上，则设评价专员。

在已开展的政策评估中，日本政府部门多采用pdca的评价管理模式，即计划(plan：planning)——执行(do：implementation)——检查(check：evaluation)——行动(act：reflectedinplanning)，取代传统的计划——做——看(plan—do—see)和计划——操作——评价(plan—operation—evaluation)等管理模式。相比于传统模式，pdca有两个主要优点：一是评价广泛应用在了管理的每个环节。二是评价结果能及时得到反馈，并充分应用于下一阶段政策的制定。pdca模式能及时发现项目、政策在设计和实施上的问题，对不合理或不恰当的项目、政策进行及时整改，并最终完善政策机构。资料显示，日本20xx—20xx财年，各部门共有241个公共建设项目因政策评价结果而被推迟或取消，涉及金额约万亿日元(约3300亿人民币)。20xx财年各部门评价的389项政策中，有163项(占42%)在当年得到了修订或改进。

5.政策绩效评估有具体的法律规章作为保障。

发达国家的政策评价工作十分重视程序化，对政策评价工作的步骤一般都有明文规定，细化的绩效评估标准和流程有力推进了政策执行。如法国的《研究政策与技术开发的评估》、日本的《政策评估法》、英国的《政策评估绿皮书》等都为政策评估提供了有力保障。

法国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立法较早，法律条文也更加细化。1985年，法国政府颁布《研究政策与技术开发的评估》，对科技评价做出明确规定，其中指出：“法国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计划需根据各自的指标受到评价，在计划实施之前，评价的指标和方法都要确定，公共研究机构必须定期按照评价的程序实施绩效评价。”1989年成立的法国国家研究评价委员会，要受到16个法律条款的约束，其机构职能、人员组成、评价费用乃至出差旅费都有明文规定。

日本政府20xx年通过了《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方针》，政策评价的客体、评价主体、评价视角和评价方式都有具体规定。同年还发布的《政策评价基本方针》，拉开了日本政府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建设的序幕。20xx年发布实施《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律》(文献一般简称为《政策评价法》)，对政策评价的目的和宗旨、范围和范畴、原则、评价主体、评价流程、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评价结果应用作了明确规定。

在实施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时，为保证评价的有效性，法律通常赋予评价机构一些特定权力。如法国规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外，评价机构能接触所有被评价相关单位的资料，对任何地方进行检查。如评价人认为有必要，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听取各方面意见，以形成有价值的报告。评价过程中，被评价者如有异议，可以阐述其自身观点，由评价人员进行权衡。但评价报告一经确定，被评价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根据报告建议采取相应整改措施。

四、我国实施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对策建议。

1.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条件成熟时设立专门负责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机构。

政策评估是政府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工具。科学化、制度化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不仅反映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和效果，而且决定和影响整个政府的效能。目前，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公共政策的数量日益增加，干预规模日益扩大，政策实施的各种风险增加，社会对政策效果的要求和预期也日益提高，如何加强应对，进一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成为非常迫切的课题。尽管已有一些社会中介组织和高校的研究人员在做相关评估工作，但这并不能替代政府自身的主导性研究。

2.以重点领域的公共政策评估为切入点，逐步扩大政策评估的范围和内容。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议事日程，也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问题都需要同步进行评估。我们认为，可以先对那些事关国计民生、具有广泛影响并亟待解决的、具有优先性的公共政策进行系统化的评估研究，如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政策、环境保护与治理政策、治理贪污腐败政策、治安整顿政策、婚姻政策等，并逐步扩大到政策过程、政策能力的评估研究。

3.完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主体要进一步规范，使参与评估的机构、组织、公众在资格、条件等方面有章可循。一是国家机关专门绩效评估机构要由国家和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组织原则，按法定程序建立。二是中介机构性质的专门绩效评估机构要依据各类社会组织、教学研究机构的章程，经申请批准而设立。三是公民个人作为公共政策的对象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要明确其具备相应的知识、经验、责任、采集政府绩效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同时，对这三种评估主体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也需要有统筹考虑。

4.探索构建科学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指标要突出“三个结合”：一是系统与简便相结合。评估指标既要全面系统，又要抓住关键，工作方式方法既要综合配套，又要简便易行。二是能力指标与结果导向相结合。把结果作为绩效评估的目标，把决策过程和能力作为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保证。三是客观评价与满意度评价相结合。全面评价客观上“做出了什么”和主观感受上“做得怎么样”，在注重客观评价的同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增强满意度评价的科学合理性，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全面、可行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机制和制度框架。我国地区差异较大，要结合我国国情、省情、市情等，从有利于改进组织管理、改造业务流程、关注绩效结果三个方面入手，以职能为依据，以各级政府中心工作为导向，构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对各级政府重大决策的评价力度，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加强有针对性的评价，根据未来发展需要开展前瞻性和导向性的评价。

5.加快建设公共政策绩效信息平台。

加快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技术平台建设，完善数据采集、反馈、分析和改进机制。一是开发“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信息系统”。优化数据采集及反馈功能，被评对象报送各项指标的结果信息，经系统采集处理后反馈被评估单位，以促进被评估单位改进工作。二是建设公共政策绩效管理信息库。分类收集各单位公共政策绩效管理的做法和效果、意见和建议、问题和不足、改进措施，加强交流反馈、跟踪处理和统计分析，使之成为绩效管理工作的“电子智库”。三是实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状况分析。充分利用实时评估和信息库数据，每半年对公共政策绩效的总体状况、实际效果和落后指标等进行综合分析，为改进绩效提供依据。

6.加强运用评估结果。

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结果运用，充分发挥结果导向和刚性约束作用。可借鉴韩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结果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公布，同时在政策评估者、政府机构和代理机构负责人参加的联合会议上报告给和总统的做法，以及日本总务省和政府各部门每年除向国会提交年度政策评价报告书外，还将报告书向社会公众公布的做法。建立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结果内部通报制度，将政策绩效分析报告以简报等形式印发各单位，互相借鉴，互相监督，互相促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结果定期向政府报告。

7.突出公众满意导向。

完善满意度评估机制，突出公众满意导向。除涉及隐私、产权、国家和商业秘密外，把政策评估结论公示于互联网上，同时注明资料来源、模型假设、方法采用、数据分析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让社会能够清楚地理解政策分析的过程和结论。要充分听取和收集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意见，及时反馈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的公众满意度调查。如20xx年中秋国庆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群众议论很多，建议有关部门就“好事办得怎么样”进行政策评价，将决策始末、执行过程等做出认真分析，这样不仅可以还政府一个公道，而且让社会了解今后该项政策会怎样改进。

政策学习报告【第二篇】

进入大学转眼已经一年多了，对大学的学习，生活，以及教学方式都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也已经熟悉并适应了大学的学习生活。对于每学期必修的《形势与政策》课，我也有很深的感触。虽然它仅仅是两节课，但是对我们大学生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我们了解当前世事，时代的进程，当代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等各方面，都有莫大的帮助，使我们在学校这个封闭的环境下了解了当前世界上最突出的各方面事件，对我们的开阔眼界，爱国情感教育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也了解到《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应从教学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教学实施科学化、多样化两个方面共同进行，以逐步达到《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教学成果，学生的德智体全面教育并重成效。

首先，高校对我们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既是当前需要，也是长远之计。高校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帮助大学生加深对形势与政策的理解，使大学生分清现象与本质、主流与支流、局部与全局、暂时与长远的关系，让大学生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肩负起历史的重任。这才是形势与政策课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学生也会按照教育部课程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在学生中支持《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坚持完善课程教育教学改革，注重师生共同合作，努力探究教育教学方法，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我们大学生真正从中汲取到精华。

其次，在《形势与政策教育》课上，大家通过老师的讲解，幻灯片的演示，以及影片纪录片的介绍，让我们真正深刻地体会到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形势的严峻性，给了我们深刻的警惕，深深唤醒了我们的爱国情怀，感慨我们当然大学生身上所肩负的重担，这都是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上学到，体会到的，可见该课的重要性。

最后，就是本来这种课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时事的真正面目，是一件很感触，很惊心动魄的事，难免心理会有些压力，所以老师在讲的时候尽量减轻我们的压力，带点幽默的口吻，缓解下气氛。

再者，我觉得学校可以真正给我们创造这种条件，组织我们多去参加这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比如今年09年的国庆志愿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也是其中一员，作为其中一员，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自豪，尤其是通过**的那一刹那，我感觉自己荣光无比。

我相信，在我们师生，以及学校的支持下，《形势与政策教育》课会改革的越来越好，对我们大学生的教育成效也越来越大，真正使我们成为当代当之无愧的时代新人，做祖国的接班人！

政策学习报告【第三篇】

在医保报销上，本市进一步加大在社区就医的倾斜力度，全力保障参保人员在社区就医用药需求，减轻个人医疗费负担。据介绍，目前，本市参保职工在大医院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为70%，如果参保人员到社区医疗机构就医，门诊报销比例可达到90%。

来个真实案例，职工王女士患糖尿病多年，长期服用的一种降糖药每年药费5200元。在三级医院报销的比例是70%，个人负担1560元。如果王女士在社区就医保用这种药，个人负担只有520元，每年就可以节省1040元。

政策学习报告【第四篇】

5月22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期间，“金词佳句”频出，迎来会场上全体与会人员阵阵掌声，这掌声中最大的“感动”和“赞扬”正是那一字一句背后铿锵有力的“人民密码”！

“

这一句话顷刻间令人泪目，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表示“中国是我见过最珍爱生命的国家”“为可爱的中国点赞”。生命重于泰山，人民高于一切，这是贯穿战疫始终的一条根本线。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一种工作态度，更是一种中国态度，是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险阻，党和政府都始终坚持的执政理念。中国式抗疫的生动实践证明了以人民为中心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势，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就是我们不惧风险、不畏艰难、攻坚必赢的十足底气。人民是底线，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对疫情，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是在14亿中华儿女众志成城、风雨同舟的努力之下，我们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切实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了坚固防线，成果来之不易，但一切都十分值得！

前行道路上，尽力了，但是要永葆“不够”的心态，以“更好”和“最好”为目标，吸取经验教训，清醒地看到当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把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当作“指路标”，补短板强弱项，给人民群众交出一份值得肯定的“答卷”。可以看到的是，战疫、战贫过程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在不间断地“冒头”，工作方式方法仍然有“滞后”和不足，这是我们必须要努力改进的方向，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能切实担负起肩上的职责和重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永不停步。人民的期待就是干部为民工作需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更加积极有为，绝不当“不作为、不会为”的“庸者”，加强理论学习和技能提升，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做到“眼到”“心到”“身到”，一定要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真正的样子！

科技创新是我们决战决胜战疫的底气所在，更是未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支撑，走好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为建设科技强国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挑得起大梁的优质人才！人才，是我们实现民族振兴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资源，“揭榜挂帅”就是要不断激励科技创新人才为为民造福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对杰出青年人才要充分鼓励，对突出贡献创新人才要“不吝啬”奖励，对有潜力的人才要不断激发其内生动力，在政策制度上给予国家人才“情感”与“关怀”，让更多的“能者”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战略科技人才，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劈波斩浪”需要“能者干将”，“强势出征”走好人才强国之路，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需要一批又一批的“能者”去拼去闯。广大青年党员干部更要树立起把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正确价值观，不断在脑子里装“新理念”、肚子里装“新知识”、心里装“新问题”，努力成为一名国家需要、民族需要、人民需要的优秀人才！

“只要我们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奋力前行，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些话让人信心倍增，更让我们坚定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决心，我们要牢牢地把握住“人民”这把“钥匙”，为新征程开启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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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学习报告【第五篇】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则:第一,公有性原则,即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第三,公享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适用于其所要调整的所有对象;第四,公平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第六,公开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但是,当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深入考察时却发现,公共政策时常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特性,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科学梳理,将有助于理顺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症结,进而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可以说,“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其内部和自身就构成政策问题的‘自然的’社会状态”。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作出判断时,才能产生政策问题。可见,政策问题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主权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政策学习报告【第六篇】

根据《国务院出台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督查的重点内容》要求，我局认真开展了自查工作，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20xx年棚户区改造工程进展情况。

20xx年，我县新增建设任务为城市棚户区改造200户，目前确定项目为：

1、xx县xx家园住宅小区，共拆迁危陋旧房210户，上半年度开工建设100套，现该项目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建设。

2、xx县xx豪庭住宅小区，共拆迁危陋旧房100户，占地亩，建筑面积㎡，现该小区危旧平房已拆除完毕，正在进行地质勘探等前期开工准备工作，力争尽快开工建设。

（二）资金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20xx年下半年至今棚户区改造项目未争取金融机构、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土地供应、税费政策支持。

（三）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分配入住情况。

xxxx二期80套，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广厦小区二期174套，项目总投资5200万元；名仕公馆棚户区改造50套，项目总投资1480万元，现已全部竣工验收完毕并安置入住；万宏俪城棚户区改造100套，现已全部建设完工，小区内配套设施完备，正在进行综合竣工验收，争取尽快验收完毕并分配入住。

（一）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情况。

1、实现天然气传输扩容。投资6000万元，铺设德州至县城17公里天然气传输管网，建设综合服务站一座，并与县经济开发区和宋门园区完成管网对接，全面实现接通供气，日供气量由原来的4000立方米跃升至10万立方米。

2、三处污水管网工程实现贯通排污。投资1151万元，开工建设长江路东段南侧（泰山道至桑兴河桥）、铁路西北街至104国道、县城南排水渠至桑兴河三处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总长度公里，有效解决上述三个区域污水明渠排放问题，20xx余户居民因此受益。

3、老干部乐园建成使用。投资293万元，在原老干部局位置建设占地15亩的街景游园。工程由江苏嘉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建设。游园建设有水冲式公厕、太极广场、门球场、健身广场、休闲广场，安装庭廊1座、健身器材30余件，种植丁香、油松、北京栾、小龙柏、银杏等常绿植物4500平方米。

4、城区道路畅通工程完成建设。投资287万元，实施钱塘江路东段（太行道至泰山道）翻建工程，道路长度541米，道路宽度15米；投资118万元，实施钱塘江路西段（南立交桥至太行道）罩面工程，道路长度829米，道路宽度15米；投资320万元，实施嘉陵江路（华山道至东外环）罩面工程，道路总长2360米。目前，三处道路工程均已完成铺设并通车。

5、生活垃圾填埋场正常运营。xx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选址在第八砖厂附近窑坑，总投资2798万元，占地200亩，建设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140吨，总库容万立方米，设计使用年限16年。工程于20xx年8月份建设完成并试运营，采购挖掘机、压实机等专业作业机械，进一步完善了垃圾填埋场硬件设施，保证了日常垃圾处理作业需要，并在填埋场周边完成了1500米防护林带和场区内绿化种植，确保环境质量达标。截止目前，累计垃圾清运处理量万吨，日平均垃圾处理量为90吨，运行负荷为%，剩余库容为万立方米，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了100%。

（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情况。

1、实施污水管网建设及清淤工程。投资460万元，开工建设淮河路至桑兴河污水管网建设工程，管网长度765米。投资55万元，实施开发区三条道路（黄河路、嵩山道、嘉陵江路）排水管道清淤工程，管网全长公里。目前，污水管网建设工程与开发区污水管道清淤工程均已全部完成工程预算编制工作，现污水泵站正在建设，管网工程正在进行地上物补偿及前期入场准备工作。

2、全力推进城区集中供热项目。利用xx国能生物发电厂余热实现城区集中采暖供热，项目总投资亿元，年底实现集中供热面积100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已经县规委会批准，国能生物发电厂已与友源供热公司正式签订供用热合同，项目初步设计、首站选址和具体施工方案编制已完成，现正在进行土方工程和管道购置招投标。

3、地表水厂工程进展顺利。县城地表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投资6171万元，选址为海河路北、桑兴河西、祁西村南、国土局北侧，占地亩，建设规模近期（20xx年）为3万立方米/日；远期（20xx年）为6万立方米/日，可满足县城12万人的用水需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合办公楼、反应沉淀池、v型滤池、清水池、送水泵房及变配电室、加氯加药间、工艺厂房等工程，铺设配水管网4215米。工程于20xx年11月份破土动工，20xx年3月份正式启动主体工程建设。目前主体工程清水池、沉淀池、过滤池的基础砼已全部浇筑完毕，现正在绑扎样体钢筋。附属工程的综合办公楼、后勤设施主体即将完工，设备安装单位已进场配合土建工程安装设备预埋件。预计7月底主体工程地下部分全部完工，附属工程的主体全部完工。9月份完成全部土建，开始设备安装。11月份安装完毕，并进入调试阶段。预计20xx年年底工程竣工建成。

（三）投融资体制和机制改革情况。

根据省、市政府关于县级投融资平台规范、转型发展的意见，我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先后四次赴黄骅市城市投资集团公司和xx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就其组织架构、融资工作、项目管理及自主经营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学习，并参加了中国城市建设及投融资研究中心组织的学习培训，目前我县已完成投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工作。

政策学习报告【第七篇】

等诸多领域，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却始于开放。走过30年的历程，中国已经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继续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流行性疾病防治等领域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成功举办奥运会，从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到推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从加强东盟与中日韩(10+3)的合作到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从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到设立中非发展基金，从中俄、中越边界谈判的进展到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合作政策，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到与全球携手应对眼前的金融危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得越来越积极，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跃然而起。

自强方能自立，自立凝结自信，自信转而推动自强。“自助者天助”，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积极变化得益于30年来锲而不舍的改革开放进程，其要义在于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自觉。历经难以数计、形形色色的遏制、指责、臆断及误读，中国没有停下自强不息的前进步伐，也因而变得更为自信。

30年来，中国在适应世界对自己的心态变化的同时，也在学会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敢于斗争、善于应对，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赢得了尊重。摩擦与碰撞历练了中国人，中国不断加深着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自信。在一个接一个的“威胁论”、“崩溃论”相继破产后，世界也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了中国发展的不同。从四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世界看到了13亿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从北京奥运会，世界体会到了13亿中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从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世界感受到了13亿中国人民的责任感和这种责任感给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带来的信心。不止一个西方学者说过，我们无法再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的意义。

政策学习报告【第八篇】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政策，涉及到经济、社会的诸多层面。为此，专家学者们提出了丰富的建议。

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加快推进水、电、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目前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比较刚性，缺乏灵活性，并没有发挥价格机制和调节供需的作用。另外，从价格的结构来看，要形成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替代能源发展，替代技术发展比价关系。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建立健全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财税政策体系，加快制定鼓励生产、使用节能节水产品和节能建筑以及低油耗，低排量车辆的财政税收政策，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出台相应的经济、财税激励政策，才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

我国对于节能的财税激励政策，在上世纪年代有“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即对北方节能建筑给予零税率的优惠，但后来为了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此政策暂停。目前，国务院相关部门正着手研究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政策、适时开征燃气油税、完善消费税制、研究制定低能耗、低污染车辆的财税政策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发展有所控制，低级产业向中国转移并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那些以付出土地、水、能源、矿产为代价取得一点点经济效益或外汇的产业就不能要。必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加快从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的转变。今后，国家应该基本停止发展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的产业，各行各业各省区都要按照中央精神和具体情况对产业体系进行规划、转轨、重组、引进，制定传统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和取代过程。放弃外延式、粗放式、低附加值的生产。产业体系结构的调整升级是最大的节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建设节约型社会要紧紧抓住转变经济的方式、调整经济的结构的优化、发展循环经济这些核心的环节。造成近几年能源和资源消费快速增长的原因是结构性的问题，经济增长要从主要依靠资源的投入转向提高资源效用，要尽最大可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特别是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角度形成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的体系。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院士徐匡迪依靠科技创新，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和社会应该大幅增加科学研究和开发的经费投入，还应该努力将发明和专利转化为生产力，为此必须致力于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否则节约型社会就难以实现。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高度重视信息、先进工艺和制造技术在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应用，坚持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加强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技术的科技攻关和产业化。重点开发十分有重大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技术。加快资源节约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材料的推广应用。加大对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项目和技术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要实现新型工业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从传统工业走向知识产业，以及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消耗，开发节约型产品，这些都要依靠科技创新和发展。中国必须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发明成果，科技创新和发展是我国实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动力和支撑力量。国家和社会应该大幅增加投入，投入应该主要用于开发性、应用性和应用基础研究上，还应该有将发明和专利转化为生产力的渠道和保证，还要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推动技术进步，要鼓励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技术是建设资源性社会一个重要的保证，节约能源应该写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当中。特别是鼓励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政府采购节能、节约资源产品，为新技术成果的应用创造好的市场环境、好的政策环境。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健全法规标准，强化监督管理。加强法规建设，抓紧制定和修订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法规，解决无法可依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制定完善标准，对高消耗、高污染行业新建项目，提出更为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加快制定产品的强制性效能标准，修订和完善主要效能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建筑节能标准等。依法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并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建立资源能源审计制度，要从现行的环境评价制度一道共同构成新的社会性管制制度。也就是说，要从能源、资源、环保这些方面提出更为严格的产业准入的标准和制度，对高耗能的落后工艺、落后技术和落后的社会要实行强制淘汰。对于重点耗能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要实现。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院士徐匡迪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只有全社会达成共识，全民一起动手才能取得成效。为此，树立全民对节约的观念，是当务之急。要使大家认识到，我们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资源全面短缺的严峻现实。所以要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发扬勤俭节约的美德，唾弃浪费的行为，才能建设文明节约的社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的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编写培训教材，组织开展和相关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编写消费行为守则和资源节约公约，引导合理消费，规范消费行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共同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增强公众资源忧患的意识、资源节约的意识。在全社会多层次上形成资源节约的良好社会氛围。

建立节约型社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过程中，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摒弃讲排场、摆阔气、爱面子、相互攀比的陈旧观念，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把节约资源意识渗透至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全社会将会创造惊人的数字，对建设节约型社会将会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