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汇聚【汇集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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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第一篇】
19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市渡高村。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追求真理，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19，曾三在益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即箴言书院)读书时，就因学校收取了学生取暖费而不给烤火，带领全班同学罢课，提出不得使学生挨冻，不得体罚学生的要求，震动了全县教育界。
1922年，曾三考入长沙长郡中学，深受熊亨瀚等进步教师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4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郡中学成立支部时，他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期间，他和同班同学宋希濂(后任国民党陆军中将)一起创办《雷声》报，抨击时弊，宣传爱国思想。宋希濂去广州后，他将《雷声》报改名《新雷声》报，并当选为社长。
1925年3月，曾三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他被选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和“长沙青沪惨案雪耻会”执行委员。他组织同学积极参加罢工、罢课、罢市活动，举行游行示威，查抄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7月，受党组织派遣，曾三和夏曦、熊亨瀚等8人组成代表团，到李宗仁的第七军做军队组织工作，随军北伐。1926年春节，曾三回县城，参加了以高文华为首组织的耍“诉苦灯”游行，还为游行活动撰写了“诉苦歌”。
1927年初，曾三任中共湖南区执委秘书。马日事变发生后，受命潜回益阳隐蔽。
1930年他在武汉找到高文华，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并被派往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从事地下无线电工作。经周恩来筹划，他与李强和张沈川等创办无线电训练班。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曾三辗转到汉口。
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报务员，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曾三及其战友开创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曾三先后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台长，并兼任红军通信学校政委。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西安事变后，曾三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
从左至右依次为周恩来、曾三、林伯渠。
从左至右依次为周恩来、曾三、林伯渠。
1937年3月回到延安。曾三是中共及红军早期电台的报务员和领导者，为开创中共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培养机要人员，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初期，曾三担任与友军联络的工作。
1938年，赴新疆任西路军“新兵营”政治委员、党委宣传委员、政治处副主任。
1940年3月到西安做秘密情报工作，同年11月返回延安。在延安，曾三先后任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第二室副主任兼政治处主任，中央办公厅机要科政治协理员、中央秘书处处长，并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6年冬，中共中央机关开始疏散转移。曾三和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晋绥，于1948年5月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历经千辛万苦，胜利的完成了中共中央档案的安全转移任务，为保存宝贵历史资料立下功勋。在西柏坡，曾三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记录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曾三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1962年起先后担任全国地方志小组组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名誉会长等职，在坚持马列主任、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组织编纂全国新的地方志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1951年至1961年连续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职务，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关心青年成长，为加强中央机关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贡献。
““””中，曾三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贞不渝，与林彪、“_”一伙进行坚决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原职务，仍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并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党的十三大。
1990年11月28日曾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第二篇】
安禄山（7—757年）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安禄山在30岁前一向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不很安分的商人。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年）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年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到达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使强大的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一日，安禄山叛乱成功后于洛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元年，设置丞相等朝官，封其子安庆绪为晋王，安庆和为郑王，达奚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定洛阳为都，以范阳为东都。做了二年皇帝，被其子谋杀。
据史书记载，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透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安禄山的侍从太监）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五日（1月29日）夜，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哪里还摸得着？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臣严庄。”
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卒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
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理。随即即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第三篇】
安禄山（703―757）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其父可能是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相传，其母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尊扎荦山为战斗之神），遂于长安三年（703）正月初一感应生子，故名扎荦山。其父死得早，他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后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延偃。开元初年，其族破落离散，他与将军安道买之子孝节，安波注子思顺、文贞一起逃离突厥，遂与安思顺等约为兄弟，从此即冒姓安氏，名禄山。安禄山是唐代藩镇割据势力之一的最初建立者，也是安史之乱的祸首之一，并建立燕政权，年号圣武。
目录简明传记安禄山的家世和得宠简明传记。
安禄山本姓康，名阿荦山（一作轧荦山），即战斗的意思。姓氏本应读作亚历山大，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他在30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很不安分的商人。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载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达到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使强大的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叛乱后称帝，做了二年瞎眼皇帝，被其子谋杀。安禄山长得痴肥，眼盲后，长期靠心腹小宦官为其穿衣。因其宠爱幼子，长子安庆绪见安禄山对自己不加宠幸，心中怨愤，使安禄山宠幸的宦官在替安穿衣时，以刀刺其腹而死。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安禄山“百计谀媚”，又多出金钱贿赂其手下人，以结私恩。于是，张利贞入朝后极力为他美言，因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对过往的使者，安禄山暗中都加以贿赂，使者回朝后一再称赞他，逐渐受到了玄宗的青睐。天宝元年（742），分平卢为节度，遂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倍加宠待，“谒见无时”。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他谎奏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臣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o，愿使虫散。”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玄宗以为他对己忠诚无二，于翌年三月，命安禄山代替裴宽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大概也受了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和。三人又都是玄宗所信任的人，“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在安禄山离京还范阳时，玄宗特命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等群官于鸿胪寺亭子为他饯行，给以殊遇。
天宝四载（745），安禄山欲以边功邀宠，屡次侵犯北方的奚与契丹。以前，唐分别把公主嫁与奚与契丹，双方关系友好和睦，至此，各杀公主叛唐。
安禄山进击契丹回军后上奏：称梦见先朝名将李靖、李绩“向臣求食，乃于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以此取悦玄宗。时李林甫恐怕儒臣出将入相，会动摇自己的权位，而蕃人目不识丁，难以入相。为了专宠固位，他奏称儒臣怯弱，不胜武力，而蕃将雄武，多立战功，请求任用蕃将为边帅。
玄宗正有吞并四夷之志，李林甫的奏请正合他的心意，“故帝宠禄山益牢”。天宝六载，安禄山入朝。曾因内宴承欢时，上奏玄宗说：“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才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命杨、杨、杨贵妃与禄山以兄弟相称，而禄山见贵妃宠冠六宫，与她搞好关系对自己十分有利，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八岁，却甘心做她的养儿。从此，安禄山侍奉杨贵妃如母，因而得以随意出入禁中，有时与贵妃对面而食，有时在宫中通宵达旦，外面流传着不少丑闻。安禄山媚事杨贵妃，对太子却另眼相看。
一次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他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禄山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他下拜，他这才下拜。
安禄山每次入见时，常常先拜贵妃，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问他为何先拜贵妃，他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安禄山身体特别肥胖，腹垂过膝，自称腹重为三百斤。他每次走路，由左右抬挽其身才能迈步。他乘驿马入朝，每驿中专筑一台为他换马用，称为“大夫换马台”，不然，驿马往往要累死。驿站还专门为他选用骏马，凡驮得五石土袋的马才能使用。鞍前特装一小鞍，以承其腹。玄宗见他如此肥胖，问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他诙谐地回答说：“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逗得玄宗哈哈大笑。尽管他身体肥胖蠢笨，但是在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来，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第四篇】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加尔各答市，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以及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他的作品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等。
泰戈尔不仅是印度的伟大诗人，还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画家。泰戈尔成长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完全得力于他父亲从小对他的熏陶和培育。他因为受不了当时学校教育的机械与贫乏，14岁就休学在家，虽然家里人对他感到失望，但诗人自己日后提起这个变动，却颇感欣慰。
泰戈尔的父亲为教育好儿子，就以自己的示范作用来影响儿子。每天早晨，父亲把泰戈尔叫醒，父子俩一起背诵古诗。早点之后，父亲让泰戈尔坐下来，静静地听自己颂唱经文，然后一块儿去散步，散步时讲各种知识。回到屋里，教孩子读英文。晚上，爷俩又一块学习，还以天为书，讲初级天文知识。泰戈尔的求知欲望越来越浓，父亲把家里的藏书展示给孩子，泰戈尔饱览名著，写出了第一部诗剧。
泰戈尔说，童年印象最深的是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潜移默化和身体力行。他父亲为研究印度宗教圣典和西方哲学著作付出了毕生精力。除了潜心研究之外，旅行是他父亲的业余爱好，尤其喜欢前往喜马拉雅山旅游。当面对潺潺奔流的山泉，溪水发源于高山而滋润大地、奔流入海的追求给了他父亲深深的启示。他父亲不再向往隐遁，而开始致力于宗教改革活动，把自己认识的真理带到人类社会中去。
1873年初，父亲亲自主持成人仪式，让当时年仅12岁的泰戈尔和一个哥哥、一个侄子把头发剃光，戴上盒耳环，在三楼进行三天祈祷，冥想人生与宇宙的秘密。当时诵读的《吠陀》(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总集)赞歌，在泰戈尔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优美的韵律和抑扬的音调，使他终生难忘。
由于泰戈尔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大家庭中，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家仆看管下度过的`，泰戈尔被关闭在高墙大院之内，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因为这样，他对围墙外广阔而又神秘的世界越加好奇和憧憬。泰戈尔12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他去喜马拉雅山旅游，他高兴得无法形容。他们到达的第一站宿营地是桑地尼克坦，那里空旷无涯，广阔的原野，坦露的荒地，还有那错落有致的沟沟壑壑，在蓝天白云之下，像是一幅浓笔重彩的大油画。壮丽的景色深深感染了泰戈尔，他第一次获得了在空旷的大自然里自由遨游的乐趣。他们继续向喜马拉雅山进发，沿途游览了许多地方，还特地参观了阿默尔特萨尔的金庙，和那些虔诚的信徒在一起，吟唱锡克人的颂神曲。抵达喜马拉雅山山麓时已是阳春三月，但山区的春天却是姗姗来迟。他们稍作休息之后，便向海拔7000英尺的德尔豪杰峰攀登。
途中要经过几个宿营地，他们或步行，或骑马，或坐轿。山路两旁，古松参天，春花初绽，云飞雾绕，鸟语声声，皑皑白雪在峰岭熠熠闪烁，山路自下盘旋而上，沟壑万丈，层林迭翠。这一切，对泰戈尔来说都宛如天堂，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童心完全陶醉在这山区的美景之中了。他们到达德尔豪杰峰后，住在自己早已购置的小屋里。每当太阳从东方的峰岭喷射出万道金光时，泰戈尔和父亲早已在户外散步了，然后回到屋里读一小时英文，读毕就到冰凉的水里沐浴。下午仍是读书，讨论宗教问题，晚上则是坐在星空下，听父亲讲天文知识，欣赏高原美丽迷人的夜色。父子俩在那里整整度过四个月这样的旅游生活。
这次旅游，使泰戈尔和喜马拉雅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留给他许多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他后来称喜马拉雅山是”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成人以后，怀着深深的眷恋，他曾多次攀登喜马拉雅山。19出版的诗集《飞鹤》，就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些游览活动的感受，被评论家称为出类拔萃的诗，达到了抒情诗的最高水平。以后，泰戈尔和他的父亲又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桑地尼克坦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住宅和一座花园，他们常去那里游览休假。他还在那里创立了植树节和开犁节，使当地植树造林蔚然成风。泰戈尔的生活已经与桑地尼克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通过在那里的许多实验活动，扩大和增进了对自己所酷爱的大自然的亲近感，饱览了美丽的自然风光，熟悉了普通人民的生活情形，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第五篇】
蔡伦约东汉永平四年(公元61年)生，建光元年(公元120xx年)卒。
汉章帝刘炟(公元56～88年)即位后，常到各郡县挑选幼童入宫。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蔡伦被选入洛阳宫内为太监，当时他约15岁。他读书识字，成绩优异，于建初元年(公元76年)任小黄门(宦官中职务较低者)。此后作黄门侍郎，掌管宫内外公事传达及引导诸王朝见、安排就座等事。
正宫窦太后无子，指使蔡伦诬陷章帝妃宋贵人“挟邪媚道”，通令她自杀。宋贵人所生太子刘庆被贬为清河王。窦后又指使人投“飞书”(匿名信)诬陷章帝妃梁贵人，强夺其子刘肇为养子并立为太子。章帝于公元88年卒，10岁的刘肇登基，为和帝，由窦太后听政。蔡伦因功被提拔为中常侍，随侍幼帝左右，参与国家机密大事，秩俸二千石，地位与九卿等同。
永平九年(公元97年)，窦太后卒，和帝亲政。永元十四年(公元120xx年)和帝立邓绥为皇后，蔡伦立即投靠邓皇后。邓绥喜欢舞文弄墨，蔡伦为投其所好，甘心屈尊兼任尚方令，主管宫内御用器物和宫廷御用手工作坊。
在此期间，他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经验，改进造纸工艺，利用树皮、碎布(麻布)、麻头、鱼网等原料精制出优质纸张，于元兴元年(公元120xx年)奏报朝廷，受到和帝称赞，造纸术也因此而得到推广。由他监制的纸被称为“蔡侯纸”。
同年，和帝卒，邓后所生百日婴儿即位，不到二年又卒。邓后再立13岁皇侄刘祜(公元94～120xx年)嗣位，为安帝。刘祜是清河王刘庆之子，但由于他即位初期仍由邓太后把持朝政，蔡伦继续受到重用，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在今陕西洋县)，从此进入贵族行列。
约于元初五至六年(公元118～120xx年)蔡伦又被提升为长乐太仆，相当于大千秋，成为邓太后的首席近侍官，受到满朝文武的奉承。正当他权位处于顶峰之际，建光元年(公元120xx年)邓太后卒，安帝亲政。蔡伦因为当初受窦后指使参与迫害安帝皇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皇父刘庆的皇位继承权而被审讯查办。蔡伦自知死罪难免，于是自尽而亡。
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官，先后侍奉4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后，节节上升，身居列侯，位尊九卿，却以惨死告终。但他在兼管尚方时，推动了手工业工艺的发展，被称为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因而留名后世，得到史学家的首肯。
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主管尚方期间，曾“监作秘划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近代考古发掘的实物也证明确实如此。尚方令本来是少府属官，主管刀剑等各种宫廷御用器具的制造，与中常侍高位根本不相称，但蔡伦尽力讨好，凡是帝、后喜欢的器物，都在尚方精制。邓后喜欢文史和纸墨，曾令各州郡岁贡纸墨。蔡伦也正因此而成为促进东汉造纸术发展的关键人物。由于职务上的关系，蔡伦得以有观察、接触生产实践的条件。每有空闲，他就闭门谢客，亲自到作坊进行技术调查，学习和总结工匠们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他自己的聪颖创新，对发展当时的金属冶炼、铸造、锻造及机械制造工艺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如当时的钢刀制造以炒铁为料，经多次锻打而百炼成钢。当时所制造的器物在质量、性能及外观上确实是精工制造，堪为后世仿效。
但是，蔡伦对工艺技术最突出的贡献还是在造纸方面，大致可从三个角度来评述。第一：组织并推广了高级麻纸的生产和精工细作，促进了造纸术的发展。第二：促进皮纸生产在东汉创始并发展兴旺。第三：因受命于邓太后监典内廷所藏经传的校订和抄写工作而形成了大规模用纸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的最有力工具。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大大促进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造剑显奇能。
蔡伦任中常侍后时常陪伴在和帝左右，和帝甚是依赖蔡先生。年幼的和帝总是贪玩而不顾学习，蔡伦以光武帝的故事告诉和帝，为君王者必须心系天下，并常常教导和帝治国之道，自此以后和帝除了日常学习以外常在御花园习剑。永元四年和帝十五岁的一天和帝在御花园练习剑法，一剑击在了一块大石之上，不巧天子剑就此折断，身边的人吓的全部跪倒在地，和帝大怒，下旨惩罚造剑之人，这时蔡伦进言和帝，自请督造天子剑，和帝转怒为喜，加蔡伦为尚书令。由此蔡伦开始了督造皇家用器物的使命。
蔡伦做事极为认真，为了督造上好的天子剑和其他御用之物，他先是在皇家藏书馆遍览工艺书籍，然后又到皇家作坊查看制作流程。他打听到民间有一位铸剑技艺高超的老工匠，于是就到民间向有经验的老工匠请教上乘铸剑方法，为了掌握关键技术蔡伦甚至亲身学习，时值盛夏炎热难当，于是蔡伦赤上身而学习铸剑，不断流淌的汗水甚至浸湿了蔡伦的裤子。蔡伦好学的精神感动了老工匠，于是亲自传授蔡伦自己的独门淬火技巧，蔡伦从中得知要铸造一把上乘之剑淬火的过程十分重要。老工匠又教蔡伦在淬火时用蚕丝来试剑的锋利度从而掌控淬火的进程，聪明的蔡伦第一次见到蚕丝还由此用，这使蔡伦重新认识了蚕丝。经过反复的学习和实践后蔡伦终于在皇家御器坊督造出了一把锋利的天子剑，他将此神器献给和帝，和帝大喜，想升蔡伦的官，而蔡伦推辞不受，认为这是自己分内之事，和帝对蔡伦极为赞赏。而后蔡伦又用这种方法督造了杯盏等皇家御用器物，全都非常坚固耐用，从此蔡伦制作皇家器物的方法流传后世。
说到这就有人烦了，他不是造纸的吗，怎么做剑了?请少安毋躁，且看下面故事。
永元九年的夏天各地闹起了蝗灾，多个地方颗粒无收，灾情十分严重。年轻和帝刚刚亲政立志要效仿先帝，于是经常通宵达旦的批阅奏章处理国家大事，蔡伦一直伺候左右。当时的奏章都是用竹简所造，本来就十分笨重，灾害时竹简更是堆积如山，和帝的辛苦劳累蔡伦看在眼里，于是有一个念头在蔡伦心中萌发了出来，为什么奏章不用轻便的纸而用笨重的竹简呢?各地蝗灾终于平息了下来，和帝却因此累倒了，虽然经过御医调理恢复了，但经过这次事情后蔡伦决心去探索纸的秘密。
触物生意，终于造出便宜、轻便而洁白的纸：
当时可供书写的东西有竹简、缣帛、赫蹏纸和麻纸。竹简，制造简单、成本便宜，但是太笨重;缣帛，制造工艺多、耗费人工，成本太高，无法普及;赫蹏纸，它属于缣帛生产的附属品，虽便宜但数量有限;麻纸，原料为麻，工艺简单较为粗糙，一直都是医生包裹中药而用。于是蔡伦就想制造一种书写材料能有竹简的成本，缣帛的洁白，赫蹏的轻便，麻纸的原料。蔡伦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皇家织造坊的工匠们，众人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蔡伦，都认为他是痴人说梦!但蔡伦还是心有不甘，于是蔡伦就利用休息的时间走访民间。永元十五年(公元120xx年)京师洛阳一连下了半月的大雨，大雨刚过蔡伦就去民间探访，这一次他来到了洛阳城外的洛河附近的侯式镇向当地的工匠讨教一些技艺，而在路过洛河边的时候有好几棵大树腐烂倒地，书上还缠绕着一些破渔网，而在这些破书上，蔡伦惊奇的发现了一层赫蹏很相似的东西。蔡伦拿着这种东西向当地的村民求教。当地的村民告诉他，这三年来京师年年下大雨导致洛河水位上升，河边的一些树全部浸泡在河水里腐烂，过了几个月书上就会自然形成这种东西。难道这是树皮形成的东西?蔡伦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他苦苦寻找了数年的东西!
于是蔡伦就在洛河边搭建了一个临时的作坊用树皮开始了他的实验，为了模似树皮腐烂的方式，蔡伦在洛河边上修了一个小池子引入洛河之水，将树皮投入池中浸泡;为了模似树皮日晒雨淋的方式，他有将树皮放在太阳地下暴晒，经过这两道工序后树皮变脆弱，然后用石臼将树皮捣成浆，经过蔡伦欣喜万分，然而它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蔡伦发现这种纸里面有一些细小的杂质存在，用手在纸上抚摸有明显凹凸感，如何去掉这种杂质呢?他忽然想起了制剑时淬火的工艺，蒸煮!于是蔡伦在造纸的流程中首创了蒸煮的方法，这一次所造出的纸让蔡伦欣喜若狂，这种纸不但成本低，而且洁白，轻硬，原料普遍。看着自己多年的追寻终于有了成果，蔡伦激动万分。激动之余蔡伦又想，麻的材料也很普遍，自己的造纸工艺能否改良粗糙的麻纸呢?有一天蔡伦经过河边，看到妇女洗蚕丝和抽蚕丝的“漂絮”过程。他发现，好的蚕丝拿走后，盛夏的破乱蚕丝，会在席上形成薄薄的一层，而这一层晒干后，可用来糊窗户、包东西，也可以用来写字，这给了蔡伦很大的启示。于是蔡伦又开始找来了破麻衣和破渔网进行实验，最后发现用麻所做的纸虽然不如用树皮的洁白，有些微黄，但是比起原来的麻纸几乎是天壤之别!于是蔡伦将自己的造纸工艺流程记录成册。
蔡伦将自己制造出的纸进献给了和帝，和帝提笔慢书，看着自己的书写材料竟然是树皮造出来的，和帝觉得非常新奇，于是在蔡伦的带领下参观了洛河边上的造纸坊，当得知蔡伦是因为看到自己日夜阅读竹简而造纸时，和帝十分感动，于是下令全国推广。
正当蔡伦准备将造纸术向全国推广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由于过度操劳国事，年仅二十七岁的和帝死了。和帝无子，所以邓太后开始垂帘听政，由于邓太后对蔡伦的纸也十分喜欢，安帝元初元年(元年120xx年)邓太后下旨封蔡伦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多年的政治生涯已经让蔡伦十分疲惫，于是他继承先帝遗志开始推广造纸术，他向自己的家乡传授了全部的造纸术，由于纸的成本低廉，开始逐步推广开来。
随着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流，造纸术由中国传到欧洲，很快便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大大加快了人类的文明进程。造纸术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正因此，蔡伦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蔡伦的成功，与他平时勤于思考，善于观察，敢于尝试是分不开的。
据考证，我国西汉时已开始了纸的制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广泛流传。普遍为人们所使用，造纸术进一步提高。造纸原料也多样化，纸的名目繁多如竹帘纸、藤纸、鱼卵纸……蔡伦造纸的原料广泛，以烂鱼网造的纸叫网纸，破布造的纸叫布纸。
公元二世纪纸在中国就有了广泛的作用，不到几百年时间中国人就向亚洲其他一些地区出口纸。在很长的时期里，他们对造纸技术保密。但是751年有些中国造纸工人被阿拉伯人俘虏，不久撒马尔罕和巴格达都有了造纸业。造纸技术逐渐传遍了整个阿拉伯世界。12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造纸技术。纸的使用逐渐广泛起来，古腾堡发明现代印刷术后，纸在西方取代了羊皮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今天纸的使用非常普遍是不言而喻的。很难想象出没有纸世界会是个什么模样。在蔡伦以前的中国，书籍大多是用竹子做的，这样的书显然极其笨重。有些书是用丝绸做的，代价昂贵，得不到普及。在西方，纸未引进以前的大多数书是用牛皮纸和羊皮纸制成的，这两种纸就是经过特殊加工的羊皮和小牛皮;纸取代了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喜欢用的纸莎草纸。牛羊皮纸和纸莎草纸都是稀罕之物，而且造价昂贵。
当然中东农业和书写实际上比中国起步早些，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文化一直落后于西方文化。关键的原因是在蔡伦之前中国没有方便的书写材料。西方世界有纸莎草纸，虽然这种材料有其缺陷，但是却比用木头或竹子做的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缺乏适当的书写材料是中国文化进步的一种极大的障碍。中。
国学。
者需要用车随行带上在我们看来是可怜的几本书。可想而知，用此依据来掌管政务，是何等的艰难。
但是蔡伦对纸的发明，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有了适当的书写材料，中国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几百年内就赶上了西方。(当然西方的政治分裂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就整个发展来看却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在第四世纪虽然不如西方那么统一，但却在文化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步。)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西方发展得比较慢，而中国却出现了诸如指南针、火药和刻板印刷术等重大发明。由于纸比羊皮纸便宜又容易大量生产，所以整个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西方国家开始使用纸以后，就堪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成功地缩小了文化上的差距。但是马可·波罗的著作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十三世纪，中国也远比欧洲繁荣昌盛。
那么中国为什么最后又落在西方后头呢?人们说出各种不同的复杂的文化上的原因。但是也许一种单纯的技术上的原因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在15世纪的欧洲，一个名叫约翰·古腾堡的天才发明了一种可以大规模印刷书的技术，因而欧洲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中国却没有古腾堡，因而中国人仍使用刻字印刷术，其文化相对说来就发展得慢些。
如果有人同意上述分析，那么他就得同意这样的结论：蔡伦和古腾堡是历史上中心人物之二。实际上把蔡伦排得远远高于大多数其他发明家还有另一个原因。大多数发明是其时代的产物，即使实际上不曾有那些发明者，那些发明也会出现。但是就纸而言，显然不存在这种情况。欧洲人在蔡伦以后一千年才开始造纸，而且其中的唯一原因是当时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就造纸而论，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甚至在看到中国造的纸以后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造出纸来。显然发明一种造纸技术是相当难的，它决不会出现在发达程度一般的国家里，而且需要有天赋的个人做出杰出的贡献。蔡伦就是个这样的人，他使用的造纸技术基本上沿用至今(不包括1820xx年前后实行的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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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第六篇】
生于富裕人家。少时随父移居上海，从西方人学习算术、英语。
少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任帝国主义瓜分、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逐渐萌发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在随父飘泊上海的日子里，又亲眼看到外国兵舰在黄埔江上横冲直撞，胡作非为，更使他感到国家要有强大的海军，才能不受外人欺凌。
1867年6月，沈葆桢(林则徐女婿)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职。以制造轮船须培养造船人才，开办制造学堂(前学堂);因法国长于制造，故应用法文教学。以驾驶轮船须培养驾驶人才，开办驾驶管轮学堂(后学堂);因英国长于驾驶，故应用英文教学。这两个学堂与船厂同时兴办，所招学生，都是福建省本地人罗丰禄、何心川、蒋超英、刘步蟾、叶伯鋆、方伯谦、林同书、郑文成、林泰曾、李达璋、严复、沈有恒、邱宝仁、陈毓淞、林永升、叶祖珪、陈锦荣、黄煊、许寿山、林承谟、柴卓群、郑溥泉、黄建勋。船政第一次招考学生后，又从广东招来已学过英语，并且基础较好的学生邓世昌、叶富、吕瀚、李和、张成、李田、黎家本、林国祥、梁梓芳、卓关略等十余人。他少年时就聪颖好学，“有干略”。1868年，他怀着救国的志愿，以各门课程考核皆优的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成为该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1871年被派到“建威”练习驾驶，随船巡历南洋各岛。1874年被任命为“琛海”兵船大副，以后历任“海东云舰”、“振威舰”、“飞霆舰”等兵船管带。1879年，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他被调到北洋海军，任“镇南”炮船的管带。1867年入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1年，被派至“建威”舰练习航海。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管带，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军侵台，邓世昌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得补千总。又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升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调入北洋水师，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和“扬威舰”、“致远”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途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于是邓世昌决心放手一搏，指挥战舰全力撞向日舰“吉野号”之右舷(据日方纪录其冲撞的是浪速号)。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全舰官兵只有7人获救。
世昌训练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世昌舰”，此舰为纪念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中国海军将领邓世昌而特别命名。世昌号训练舰服役，舷号82，可载200名学员和40名教官，货舱总容量6000立方米、可装载300个标准集装箱，该舰可快速改装成医院船、直升机母舰、运输船。
打捞致远舰。
甲午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创痛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它是一道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一道令炎黄子孙心头流血并隐隐作痛的鞭痕。正因为如此，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能忘却，大鹿岛海域曾留下北洋舰队四艘战舰和600多名将士的忠骨，怀念那伴随大潮起落、惊涛昭示的壮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注：点击“致远舰”了解打捞致远舰详细内容)，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
19月12月18日社会各界人士召开座谈会，会后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纷纷致函中日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支持打捞“致远”舰，兴建“中国甲午黄海海战纪念馆”。
以全国人大、原海军副司令、军事科学院政委张序三中将为总指挥的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担任，副组长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捞局副局长尹干洪等人，柴勇军任秘书长并兼办公室主任。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第七篇】
做学者研究点问题是自己的夙愿，但是事物的发展又往往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然身处公务员岗位，但工作之余还是愿意读点书。
上个世纪90年代，耳闻有一本好书在悄悄流传，这本书叫《顾准文集》。由于当时改革开放尺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本书还仅在香港出版发行。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没有见到此书，就没有具体感悟。直至十年前一个偶然机会，朋友说借我一本书看看，这本书就是《顾准文集》。
当第一次读到此书，犹如醍醐灌顶，惊叹不已。以前自己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民主等问题也思考，也研究过，但是肤浅的很，甚至是错误的。匆匆将此书看一遍，但是借来的书还是要还的。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顾准文集》在大陆（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我得知喜讯马上买到五本，推荐给理论界几位好友分享。多年来自己收藏了一些书，也看过许多书，但这些书无法比拟《顾准文集》在我生活中的分量！当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有更多时间反复研读，越发深受其影响。在重要章节书眉自己随时写下自己学习体会，感悟。读了顾准的书，我有几点深刻之感叹：一是自己以前的学习是那样浅薄，那样的滞后，自己没有尽早接触顾准的书籍多么遗憾的事情；二是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顾准就有如此深邃的思想，远见卓识的研究，我们现行的政策走向不正是按照他在几十年前的思想在发展吗！三是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最早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问题。客观理性的提出了革命成功以后发展方向的问题，这是多么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啊！四是顾准所取得的重要思想成果，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政治环境之下的所取得的。这使人马上想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作者研究涉猎之广，叫人惊叹！希腊城邦民主、__文化、僭主政治、科学与民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作者研究之深，令人钦佩！他所达到的深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著名学者王元化评价顾准：“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他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作者研究之前瞻性，更是叫人扼腕叫绝！顾准1974年逝世到今年已经过去42年。我惊讶的发现，进入21世纪，我国思想界、知识界、理论界仍然在孜孜不倦的解读顾准。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顾准数十年前研究的课题，早已准确触及中国历史变化的核心奥秘。作者当年所研究的成果和对真理的求证，恰恰是当下中国改革家所关注的系列焦点。顾准其实初建了一座属于21世纪中国的理论灯塔。
多年来自己结合工作，有了对《顾准文集》的研读，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中共中央所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是我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有人受西化影响，极力主张西方普选式民主、议会制、普选制，看看《顾准文集》（第309页—314页），看看作者几十年前的论述“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直接民主行不通；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终极目的”认识还不清楚，看看《顾准文集》（第323页），作者说“民主不是目的……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暗含着革命的目的，要是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我国思想界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王蒙等大家都对顾准的思想成就极力推崇。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据说有一次理论界人士探讨我国二十世纪下半期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大家了。李慎之马上纠正说：不尽然，我们有顾准。顾准是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等大家对话的人。
在这本日记体著作《顾准文集》之后，1990年代又相继出版了《顾准日记》《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文稿》《顾准自述》等书。顾准的思想成果是我国思想界、理论界的一块瑰宝，《顾准文集》是我人生中分量最重的一本书！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第八篇】
对顾准和顾准思想，大家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研究，只要这些角度是不虚妄、有意义的。就本人而言，最感兴趣的还是顾准的思想历程，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心路历程，随个人遭遇变化而发生的具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过程。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是一个行践所谓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自己不会想到、也决不会同意这种比附的。
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低级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像他这样经历的，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是具典型意义的。这我们只要看看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党内和政府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出身，就可明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除了极少数农工出身的，可说大多是这些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在各级领导的位置上。顾准在资历上属于第二代，地位上属第二层级，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如其在这条道上顺利走下去，日后拔擢为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应是可待之事。然而，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
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却遭贬黜被逐出权要部门继而再逐出革命队伍，自然是令人丧气的事，这成了顾准“从理想走向经验”的现实人生条件。不过，身份发生变化，还只是条件和可能性之一，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有过一些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却不曾达到顾准思想那样的清晰、深刻。这里还需要有其他条件。这些条件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刻苦研究、独立探索等等，但认为必得加上的一条是：顾准对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从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断，而且表现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决绝！
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但既已认识，就再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各种迷思，同时也解剖自我，但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顾准不同于哈耶克、殷海光，只凭理智不涉及感情问题。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他们是较单纯的学者文人，可以从理念到理念，谈不上有激情牵绊在其中。而对顾准，则不然。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
如早年顾准者，他们不但顺势，且是造势者、弄潮儿，他们不惟受理想感召，而且将其作为“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起的为民族为国家的神圣使命，他们在革命之中是浑然忘我、全身心投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