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养老的调研报告【优秀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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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养老的调研报告【第一篇】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已经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大陆总人口数已达亿，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为了解决各种复杂的老年问题，国家颁布了许多社会福利政策，目的是不断地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体系，使老年人群体老有所依、老有所靠。根据这一问题，本公司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以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为例，共有706份问卷，其中北京市有403份，上海市有303份。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整理和分析，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有关养老问题的真实状况：

1、是否担心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

担心和不太担心可以说是各占一半，有将近43%的人对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有所担心，57%的人不太担心或尚未考虑养老问题。从所获得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人们对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并不是很担忧。一是北京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完善，医疗卫生设施更发达;二是北京上海的养老机构非常多，并且有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后盾;三是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生活的人要面对的其他方面的问题(譬如说房价问题)比较多，因而养老问题属于次要;四是北京上海适合年轻人打拼，许多年轻人选择年老后退居二线城市。

2、选择的养老方式

在这一问题上，选择有子女抚养的居家养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及公立养老机构占多数，也有少部分人选择其他的养老方式。总体而言，养老方式的选择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各种各样的养老方式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可见，人们对未来的养老有了更新的认识，不再死守着家庭养老和养老院等单一的养老概念了。同时，随着北京上海等地社区服务中心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丰富精彩。

3、赡养老人的意识

当今的社会，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要考虑自身职业的发展，还要顾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生养小孩赡养老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根据数据显示，将近一半的人不愿意把老人送进条件较好的养老院，尊重父母意愿的接近30%。被问及自己未来赡养老人的压力时，有36%的人认为压力大，25%的人认为压力较小，37%的人选择没什么压力或没考虑过。可见人们赡养老人的意识日渐淡薄，许多人不愿意负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认为赡养老人会加重经济等各方面的负担。由于计划生育导致独生子女的增多，“4+2+1”模式的家庭越来越多，所以人们将面临经济上、时间上等诸多的养老问题。同时，人们对赡养老人的概念也比较模糊，赡养老人不是只把老人养活，二是要悉心照顾老人，周到的考虑老人物质精神上的各种需求和需要。近年来，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他们在精神上的孤独寂寞是不可想象的。许多空巢老人并不缺少物质上的东西，而需要在精神上给与帮助和照顾。而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但没有赡养老人的意识，甚至还出现了啃老的行为。

养老问题是每个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民生问题，而养老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虽然国家一直在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针对以上调查结果，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适当延长事业、企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年限，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2、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使老年人的身心更加健康，鼓励老年人继续为社会服务。(如：国外的空姐都是年龄大的人，香港的出租车司机老年人居多。)

3、不断地开拓更多的养老方式，根据不同的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提供不同种类的与之适合的养老方式，有效地节约社会资源，做到因地制宜。(如：日本号召老年人发挥“余热”，美国提出“家园共享”结伴养老，英国采用异地养老，德国实行养老保险“转摊法”等。)

4、不断地完善社区服务中心，扩大社会工作者队伍，支持民间NGO组织的发展壮大，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精神娱乐方式。

关于农村养老的调研报告【第二篇】

一、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全区参加“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农牧民人数约有85万人，还不到全区农牧业人口的7%，而90%以上农村牧区人口的老年保障，几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而随着城镇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牧区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牧区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与日俱增，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能更好的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农村老年人赖以养老的主要模式受到挑战

一是农村牧区人口的老龄化日趋严重。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xx年底，农村牧区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为6。2%，预计到20xx年前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将比现在高出2—6个百分点。

二是农村牧区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牧区家庭结构出现了小型化的趋势。据抽样调查统计20xx年农村牧区家庭户均人口下降为3。72人。家庭小型化使农村牧区老年人“养儿防老”的压力增大。这种压力一方面表现为经济供养，另一方面是与父母分开居住，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独自生活。

三是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牧民拥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利用土地所有权的置换为养老提供一定的保障。由于土地比较收益不断降低，土地在农牧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农牧民难于完全依赖土地实现养老保障。

四是农村牧区劳动力流动的增强，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弱化了家庭的内聚力，也淡化了孝敬老人、赡养父母的传统观念。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滞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是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单一。1992年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方案中确定的缴费原则是：“坚持资金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支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根本无法兑现集体补助和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绝大多数普通农牧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和鼓励性储蓄。既未体现“社会保险”，也未体现“社会共济”，名不符实的“养老保险”使农牧民难以接受和认同。

二是保障水平低。民政部门实施的《基本方案》考虑到农村牧区发展条件的差异，规定了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10个档次缴费。但是由于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普遍水平低，家庭生活困难，再加上农牧民对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档次。这样低标准、短周期的资金周转难以达到养老保障作用。

三是体制不顺，管理混乱。从目前已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地区的情况看，农村社会保险机构只在县级以上才设立，乡镇还没有健全机构，行政村也没有设立代办员，专业人员更是寥寥无几。由于技术落后，管理混乱，还出现了个别违规操作的挪用和挤占行为。

四是经费短缺，工作开展困难。根据《基本方案》规定允许从基金中提取3%的管理费来弥补业务经费的不足，很多经办部门就是依靠这笔费用来维持日常的业务工作。而在实施过程中，很多地区的同级财政从未划拨过农保工作的专项经费，致使工作开展的难度加大。

另外，随着我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牧区大量集体土地被征用，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失地农牧民和进城务工农牧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失地农牧民，由于征地的`安置补偿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缺位，其中相当多的人成为“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直接影响了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失地农牧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比下岗工人问题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给于更多地关注。

二、建立和完善我区农村牧区养老保障的政策建议

1、提高对农村牧区养老问题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重要性的认识。这主要指各级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农村养老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决不能将养老仍然看成是一家一户自己的事情。老龄化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家庭养老势单力薄，难以为继。我们必须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多年来将老年社会保障视为城镇居民的专利，这不符合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原则，这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思路相背离。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大意义、存在问题、潜在危机，万万不可持无关紧要的态度。

2、巩固和完善家庭养老机制。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与传统大家庭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相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老年人最感舒服的一种方式。虽然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家庭养老受到严峻挑战，社会养老成为现代必不可少的养老方式。但是家庭养老并不是就要消亡，相反，它还是一种很重要和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这是由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目前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国家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养老方面，而且，中国人传统的亲情养老，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也无法取代。因此，家庭养老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会被社会养老完全代替。在目前我们应积极培养、发展和完善它。要积极建设和宣传新的养老观，鼓励和支持签定养老协议书，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组织对强化家庭养老的重大作用，加大执法力度，对不赡养老人的子女严格执法等等。

3、坚持因地制宜与自愿的原则，避免农村牧区养老保险制度的“一刀切”。我区地区差异大，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承受能力、保险意识等方面的制约，短期内让农牧民普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条件不成熟。要避免强迫农牧民参加的做法，杜绝“好心办坏事”。因为这不仅增加了农牧民的负担，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只有坚持自愿原则，并通过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与政策引导，才能使这项工作健康持续地运行。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搞，以点带面，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进。

4、继续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牧区养老保障制度。从目前的农村牧区情况看，单凭任何一种保障都不能承担如此重任，必须多种保障手段综合运用，这才是解决农村牧区社会养老的有效途径。应当允许各地区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20xx年我区将全面启动农村牧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制度是为收入难以维持农村牧区最基本生活标准的人群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克服了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存在的救济范围窄、标准低、随意性大的弱点，使社会救济有了普遍的适应性。农村牧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无疑是对农村牧区养老的有力补充，对此各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落实资金，尽快把农村牧区低保工作全面推进。20xx年国家将我区列为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试点省区，参加试点的11个盟市、98个旗县，共有9342人领取了奖励扶助资金。对此各地区要予以高度重视，通过农村牧区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来提高农村牧区养老的保障能力，由于我区各地区财政收支状况各不相同，对此各地要认真落实资金，本着实事求是、合理负担的原则，划分地方各级财政资金分担比例，建立奖励扶助资金发放的安全快捷通道，坚持资金封闭运行、社会化发放的原则，确保资金到户到人。

5、切实做好失地农牧民养老保障工作。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将被征地农牧民养老保险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被征地农牧民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确保被征地农牧民的合法权益。对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被征地农民不同年龄段，制定保持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的办法和养老保障办法。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按规定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可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范围，通过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其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城市规划区外的被征地农民，凡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要按有关规定将其纳入相应的保障范围。没有建立上述制度的地区，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必要的养老，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当地的社会救助范围。

关于农村养老的调研报告【第三篇】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牧民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外，他们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个人或家庭来承担。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非农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牧民也同样面临市场风险和程度同等的生活风险，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大大提高，而目前以城乡属性分层社会保障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公平。建立和完善农村牧区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本文仅就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保障现状、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内蒙古农村牧区养老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全区参加“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农牧民人数约有85万人，还不到全区农牧业人口的7%，而90%以上农村牧区人口的老年保障，几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而随着城镇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牧区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牧区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与日俱增，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能更好的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农村老年人赖以养老的主要模式受到挑战

一是农村牧区人口的老龄化日趋严重。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农村牧区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为%，预计到2019年前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将比现在高出2—6个百分点。

二是农村牧区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牧区家庭结构出现了小型化的趋势。据抽样调查统计2019年农村牧区家庭户均人口下降为人。家庭小型化使农村牧区老年人“养儿防老”的压力增大。这种压力一方面表现为经济供养，另一方面是与父母分开居住，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独自生活。

三是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牧民拥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利用土地所有权的置换为养老提供一定的保障。由于土地比较收益不断降低，土地在农牧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农牧民难于完全依赖土地实现养老保障。

四是农村牧区劳动力流动的增强，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弱化了家庭的内聚力，也淡化了孝敬老人、赡养父母的传统观念。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滞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是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单一。1992年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方案中确定的缴费原则是：“坚持资金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支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根本无法兑现集体补助和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绝大多数普通农牧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和鼓励性储蓄。既未体现“社会保险”，也未体现“社会共济”，名不符实的“养老保险”使农牧民难以接受和认同。

二是保障水平低。民政部门实施的《基本方案》考虑到农村牧区发展条件的差异，规定了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10个档次缴费。但是由于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普遍水平低，家庭生活困难，再加上农牧民对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档次。这样低标准、短周期的资金周转难以达到养老保障作用。

三是体制不顺，管理混乱。从目前已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地区的情况看，农村社会保险机构只在县级以上才设立，乡镇还没有健全机构，行政村也没有设立代办员，专业人员更是寥寥无几。由于技术落后，管理混乱，还出现了个别违规操作的挪用和挤占行为。

四是经费短缺，工作开展困难。根据《基本方案》规定允许从基金中提取3%的管理费来弥补业务经费的不足，很多经办部门就是依靠这笔费用来维持日常的业务工作。而在实施过程中，很多地区的同级财政从未划拨过农保工作的专项经费，致使工作开展的难度加大。

另外，随着我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牧区大量集体土地被征用，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失地农牧民和进城务工农牧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失地农牧民，由于征地的安置补偿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缺位，其中相当多的人成为“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直接影响了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失地农牧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比下岗工人问题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给于更多地关注。

二、建立和完善我区农村牧区养老保障的政策建议 　　1.提高对农村牧区养老问题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重要性的认识。这主要指各级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农村养老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决不能将养老仍然看成是一家一户自己的事情。老龄化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家庭养老势单力薄,难以为继。我们必须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多年来将老年社会保障视为城镇居民的专利,这不符合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原则，这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思路相背离。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大意义、存在问题、潜在危机,万万不可持无关紧要的态度。

2.巩固和完善家庭养老机制。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与传统大家庭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相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老年人最感舒服的一种方式。虽然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家庭养老受到严峻挑战,社会养老成为现代必不可少的养老方式。但是家庭养老并不是就要消亡,相反,它还是一种很重要和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这是由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目前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国家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养老方面,而且,中国人传统的亲情养老,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也无法取代。因此,家庭养老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会被社会养老完全代替。在目前我们应积极培养、发展和完善它。要积极建设和宣传新的养老观,鼓励和支持签定养老协议书,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组织对强化家庭养老的重大作用,加大执法力度,对不赡养老人的子女严格执法等等。

3.坚持因地制宜与自愿的原则，避免农村牧区养老保险制度的“一刀切”。我区地区差异大，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承受能力、保险意识等方面的制约，短期内让农牧民普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条件不成熟。要避免强迫农牧民参加的做法，杜绝“好心办坏事”。因为这不仅增加了农牧民的负担，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只有坚持自愿原则，并通过政府补贴、集体补助与政策引导，才能使这项工作健康持续地运行。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搞，以点带面，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进。

4.继续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牧区养老保障制度。从目前的农村牧区情况看，单凭任何一种保障都不能承担如此重任，必须多种保障手段综合运用，这才是解决农村牧区社会养老的有效途径。应当允许各地区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2019年我区将全面启动农村牧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制度是为收入难以维持农村牧区最基本生活标准的人群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克服了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存在的救济范围窄、标准低、随意性大的弱点，使社会救济有了普遍的适应性。农村牧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无疑是对农村牧区养老的有力补充，对此各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落实资金，尽快把农村牧区低保工作全面推进。2019年国家将我区列为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试点省区，参加试点的11个盟市、98个旗县，共有9342人领取了奖励扶助资金。对此各地区要予以高度重视，通过农村牧区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来提高农村牧区养老的保障能力，由于我区各地区财政收支状况各不相同，对此各地要认真落实资金，本着实事求是、合理负担的原则，划分地方各级财政资金分担比例，建立奖励扶助资金发放的安全快捷通道，坚持资金封闭运行、社会化发放的原则，确保资金到户到人。

5.切实做好失地农牧民养老保障工作。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将被征地农牧民养老保险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被征地农牧民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确保被征地农牧民的合法权益。对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被征地农民不同年龄段，制定保持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的办法和养老保障办法。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按规定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可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范围，通过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其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城市规划区外的被征地农民，凡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要按有关规定将其纳入相应的保障范围。没有建立上述制度的地区，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必要的养老，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当地的社会救助范围。

关于农村养老的调研报告【第四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逐步发展，农村老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由于农村家庭供养意愿和供养水平普遍较低，老人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温饱线附近。

一、农村家庭养老制度面临的困境

目前在农村，由于代际关系“轻老重幼”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家庭物质资源的代际间分配严重扭曲，老年人处于被忽视被排斥的地位；另一方面，老人在家庭和社区中的话语权也在迅速失落，他们不但缺乏与子孙交流和沟通的机会，而且连表达个人意见和不满的权利也经常被剥夺。老人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化与农村整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反映了农村以年龄和代际为界的社会分化业已形成，并在不断扩大。

第一，家庭养老的制度基础已经改变。一般认为，家庭养老是在长辈对知识和家庭经济具有控制权威的社会中形成的制度性传统，父辈对财产等资源的控制地位是其赖以获得子孙赡养的主要制度基础。我国农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口流动与交往范围的扩大，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长辈对家庭经济和其他资源的控制性地位已不复存在，他们可用于与子女交换赡养的物质基础亦非常有限。在农村，儿孙对老人的赡养意愿和赡养水平，通常与老人的财产和收入状况密切相联。由于父权基础的普遍衰落，除亲情约束之外，养老不再具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力和保障，较大程度上主要依赖子女的个人意愿和内在道德的支撑。

第二，家庭养老的支持性文化正在衰落。有研究认为，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即“孝”文化可以成为当今家庭养老制度的主要依托性资源。但调查表明，“孝”文化的支撑作用并不乐观。在农村，对赡养内涵最具共识的看法是“给老人吃饱”，这种基本义务也成为普遍的'标准赡养行为。例如，兄弟几人每年合供每位老人500斤谷子或300元钱后，对老人其余衣食寝饮、情感悲欢不闻不问，以“供”代“孝”，有“养”无“孝”。虽然农村目前还能普遍接受家庭养老制度，但是在养老的制度基础逐渐瓦解后，作为其文化基础的“孝道”观念也已逐渐式微。

第三，人口流动背景下的老人照料资源短缺和血缘关系弱化。调查显示，贫困农村家庭的养老仍然主要依赖子女数量。农村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流动和迁移，使得因计划生育和家庭小型化而出现的老人供养及其照料资源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加重。流动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改变了家庭养老所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紧密的血缘联系。地理间隔使得农村老人从儿孙方面获得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变得不现实。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公民化”过程的开启将会导致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逐步降低，人们对家庭养老模式的认同程度也会随之下降，从而进一步削弱家庭养老的基础。

第四，养老行为的规范资源消失或功能减弱。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家庭养老制度还包含一套规范人们养老行为的制度维护机制，如法律、社区行政组织、宗族制度和公共舆论等，对不赡养行为予以规范和惩戒。但农村的现实情况是，除法律外，其他传统的制度维护机制作用都在显著消退，家法族规和公共舆论曾经是农村最重要的规范资源，但是这项制度资源的功能也在弱化中。村干部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一些赡养纠纷通常持消极态度，“民不举官不究”，“管不了，没法管”。一旦发生不赡养或其他事件，老人能够从制度渠道获得的救济非常有限。

第五，新的制度资源开始进入，但是远远不够。一些新的支持性制度资源正在进入农村并且受到老人们的欢迎，如农村合作医疗、计划生育奖励制度等。但是这些制度资源目前还存在着资源量小、覆盖面窄等问题，总体而言，还只是杯水车薪。

二、解决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的政策思路

农村养老制度目前面临两难选择，所谓资源困境实际折射的是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因其制度化基础改变而难以为继。对此，首先要改变对农村养老方式的自然主义态度，加强国家对农村养老行为的积极干预、扶植和管理；其次，要创造新的资源形式，立足农村资源的开发，鼓励探索和实验新型养老方式。

第一，政府主导在农村兴起尊重、关怀老人的风气，以政府的威望代替老人在社区和家庭中日益没落的权威。除必要的大力倡导和宣传工作之外，还应考虑采取一些制度措施，如成立老年人协会等，并规定其在村庄相关事务决策中的一定地位，以提高老年人在社区中的话语权来带动老年人其他权利地位和权利意识的提升。

第二，强化村级组织在社会风气、道德建设方面的规范、监管职能。在养老制度以道德自律方式难以充分维持的情况下，应补充以行政>范文素材网:<手段，建立新的尊老敬老的村规民约，以及群众投诉和举报的受理责任制，切实解决不赡养和其他老人的行为。

第三，倡导移风易俗，鼓励女儿赡养，挖掘农村新的养老资源。在多数老人看来，儿子供养是出于义务，女儿赡养则是出于亲情，女儿的重要性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能得到体现。但传统的风俗习惯制约着老年人在儿子和女儿间自由选择赡养者。对女儿而言，因有义务而无权利也存在诸多不平等问题。所以在农村，倡导新观念，宣传和推进儿子女儿平等的继承和赡养地位，不仅有利于普法而且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

第四，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社区集中供养试点，探索社区和邻里相助的福利功能。如在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庄，由村委会负责，子女部分出资，尝试将老人的赡养或部分赡养职能集中在一起，建立老人的疾病、照料、闲暇等统一管理和相互照顾制度等。

第五，针对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年的“准老人”，逐步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些“准老人”与集体化时代过来的老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多数有自我养老的意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市场化洗礼，并且具备一定的财富准备。只要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合理，经过若干年后，农村能够实现从完全的家庭养老过渡到合理的家庭与保险制度并重的养老方式。

第六，针对老年人是疾病多发群体、医疗消费的最困难人群，应在合作医疗制度中设置倾斜性资金。可以考虑国家拨付专款，对65岁以上老人提高一定的医疗报销比例。还可针对老人“大病等死”的窘境，建立专项的“大病扶助基金”，规定家庭和国家不同的出资比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