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营情况报告（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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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情况报告1

一、公司概况：

本公司于20xx年05月xx日成立，并取得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第xx号《企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零壹万元整；实收资本美元伍佰零壹万元整；法定代表人：王建钦；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集成电路设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专业化设计服务；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项);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通信终端设备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以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以及组件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部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销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以及技术除外。经营期限：30年。

二、报告期内公司运营情况

1. 公司总体运营情况：

国家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的同时，我公司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利用国内外社会资源，积极进行市场的选择、产品的前瞻性，研究、寻找市场空隙，支持有价值、有前瞻性、有潜力的产品以及技术的创造。加强产品技术实验、技术创新以及产品升级研发，保证产品的可持续发展性。

2、报告期内公司运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展态势稳定，资金利润情况良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 万元，实现归属公司的净利润万元。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万元，

3、公司未来几年主营业务发展思路

近几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尽管目前中国集成电路芯片制造工艺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国内设计企业的需要，但是芯片代工企业设计服务团队力量薄弱，再加上目前中国IC设计服务也发展尚未成熟，这些都明显阻碍了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也的发展。

20xx年我们的企业目标是“打造高标准质量、高品质产品”，我司将积极进行市场的选择，寻找市场空隙加强新产品的研发，抓住发展的契机，着力IP核技术，建立和推广完整的IP质量标准体系和质量评测体系，逐步扩展企业的业务的同时，从效益上保证产品的后续性和升级延续性，从而保证自身发展的延续性。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利用国内外社会资源，积极培养工程师、项目管理和技术管理人才以及复合人才。通过定期的行业、地区交流，技术、管理培训，为企业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增强国内集成电路行业的技术水平。

关于社会创新管理状况调研报告2

当下中国，一方面，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的高度重视，全国上下围绕社会建设和管理，进行积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各级党政官员、理论工作者、新闻媒介记者和其他社会大众纷纷对社会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批评，给出建议。另一方面，社会却以自身的规律与惯性往前演化。突发事件不断，社会冲突频繁，环境污染、企业罢工、安全事故、阶层对峙等严重社会事件日趋普遍。我国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个人诚信遭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怀疑，社会出现了广泛性的“中国式焦虑”和“怨恨式批评”。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状况、问题存在的症结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前景，笔者结合自己的学习，谈点浅显的认识和思考。

一、我国社会管理的演化

(1)我国原有社会管理体制。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我国人口众多，却一再遭受列强蹂躏和历经战乱，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就是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所有人都组织在一定的单位中，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府包管一切的社会管理体制。其特征为：一是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通过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通过干部统一调配，职业身份统一确定，人员统一安置，社会事业统一部署，一切社会活动统一组织等，建立起以政府为中心的全能社会管理体制。二是以“单位”为基础的从业人员管理体制。“单位”既是工作组织，也是我国解决各种社会事务和落实社会管理控制任务的基层组织体系。三是以“街居”为基础的城市社会人员管理体制。政府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无工作人员、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街居体制起到辅助单位体制对社会管理的作用。四是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体制。其目标就是使一般社会成员的就业和居住尽量固定，严格限制社会成员在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身份之间的一切自由流动。

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旧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为我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调动一切资源完成工业化体系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存在固有的弊病。一方面，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时，也把一切责任集中到政府，社会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另一方面，所有社会成员被管理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中，阻碍了正常的社会流动，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2)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表现在：一是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简单阶级阶层结构，转化成由许多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组成的复杂多样的阶级阶层结构，产生了个体户、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高管、民营企业科技人员、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竞争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二是城乡结构快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2亿多农民离开了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甚至离开了农村，转变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人，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融入新的城市生活，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新体制，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近30年来，我国从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贪腐问题，成为导致干部、群众不满和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迫切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加速了家庭小型化和老龄化过程。很多过去由家庭和代际关系帮助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心理障碍残疾、代际冲突等，都显化为社会问题。这些都是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五是社会组织方式的挑战。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我国社会生活组织方式经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一些单位普遍实行“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保社会化、后勤服务市场化”等改革，单位组织解决社会问题能力弱化，有些则彻底解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过去“单位人”占95%以上，而现在下降到25%左右。六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如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却没有建立完整；社会生活和生产行为复杂性大大提高，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社会管理和监督控制技术却没有相应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转变，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却滞后于变化。

以上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由旧社会到新中国，再经由改革开放而演化至当下管理困境的历史过程。深入认识这一过程，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理解当前社会管理的状况。

二、当前社会问题的严峻性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生活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社会流动加快，人员流动管理矛盾突出；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后，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矛盾激化；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农村基层财力薄弱，干群关系恶化；基层管理体制改变，社会问题解决机制弱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分配不公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群体性问题突出，各种新型社会风险增强；社会转型加速，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严峻。社会管理面临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是在社会结构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因结构冲突、体制摩擦、规范空白、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的；有的是快速发展过程中因各种历史原因积累和遗留的；还有的是因我们工作缺位、方法不当或某些工作失误形成的。上述挑战具体反映到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方面，其问题面临的紧迫性、严峻性和风险性，无论如何必须引起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了。

一是社会普遍出现了“中国式焦虑”。年8月19日，新华网新华时政报道，据“中国公众焦虑情绪调查”发现，我国“基本存在”、“很少出现”和“偶然出现”焦虑情绪的人仅占%、%和%，而存在“严重焦虑”和“经常焦虑”的人分别占%和%，后两项合计达到%;二是“权力总被横着使”。中国青年报年9月28日报道，由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公众参与调查显示，%的受访者确认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的人表示“较多”。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指出：这个数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当下社会中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屡见不鲜，权力总被横着使，社会生态不断恶化；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很低。年5月12日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接受中工网采访时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年达到%的峰值以后，持续下降了22年近20个百分点，年仅为%(世界上通行比例在60%左右)，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差距过大。

年12月《暸望新闻周刊》报道，我国基尼系数从年的上升到年的，年达(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的收入组的倍。收入分配极不规范。据年8月22日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苏海南称此前有学者测算，年我国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隐形收入的总量达九万亿元(据中证报报道，财政部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严重影响社会分配；四是社会冲突和危机不断。

年6月9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另据年3月6日联合早报网讯，中国财政部昨日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支出达6244亿元，增幅达%，其数额和增幅已较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

针对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分析，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进入新的阶段。特征之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特征之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征之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于建嵘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从总体上说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和掌握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三、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1)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哈佛大学教授亨延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不稳定。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今中国与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运动”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颇具相似性，充分了解美国的“进步运动”，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状况，启发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

1880-19，美国“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症”，遭遇了政治贪腐、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美国新兴工业城市出现了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森林绿地面积被大量吞噬，城市被包围在工厂排出的黑烟和废气之中；食品药品生产和销售方面，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种种混乱失序现象，说明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急剧膨胀与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客观上需要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来为之服务。然而，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不能适时得到调整，致使一些政客结党营私，肆意践踏民主制度，充当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庇护权、特许状、工程承包合同来赚取政治赞助和“保护费”，导致不法企业得以偷逃纳税、垄断市场、投机地产，肆意妄为而又逍遥法外。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触及了社会各阶层的利害关系，招致中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当时的美国社会推向了种种矛盾汇聚和冲突的漩涡。

适逢其时，美国“进步主义”者发出了强烈的变革之声。进步运动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帜，由社会各届人士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全国浪潮。首要着眼点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垄断和竞争、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特别是新闻领域中的“黑幕揭发运动”引起强烈反响，督促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此外，进步运动以关怀为原则，呼吁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女大学毕业生们的“社会服务处”运动，通过为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对加强邻里合作，促进阶级融合、和谐社会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步运动还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让出身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变革行动，在变革中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在进步运动中，美国政府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使运动保持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

美国进步运动启示我们，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诸如政治贪腐、贫富极化、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我国改革可以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美国进步运动的经验教训显示了社会公正及公共责任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它用事实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义意味着进步，责任意味着稳定。只有首先确立社会公正与责任，才会有各阶层的和谐相处。进步运动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确立了政府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它让美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聪明，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中国改革当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则必须顺合民意，集中力量解决民众呼声最高的问题。

(2)克服工具理性思维局限，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目的。”通俗地讲，就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无论是否合理)的目的”。

反映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工具理性思维倾向非常明显。例如把市场经济当成是有效的工具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经济都是经济手段。”这段对市场经济的经典描述，是使得市场经济作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效经济手段而在中国得到了合法性的证明。客观地说，工具理性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初，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使我国取得了举世注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工具理性思维的消极影响也导致我们陷入了对市场经济的迷信，陷入了对GDP主义的盲目遵从，忽视了对发展目的的思考，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的统筹兼顾。30多年的时间，我们走过了西方国家近220走过的路，但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年之内积聚的矛盾，30年当中我们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2019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而我们没有。

其实，西方国家在20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工具理性的指导，还有价值理性在起作用。价值理性“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而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即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价值理性涉及的是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价值含义，以及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追求。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深切感受除了市场经济制度以外，还有基督教信仰、资本主义新教精神以及民主、自由、法治等文化价值观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使之和市场经济制度一道共同促成了西方国家从垄断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进步。

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管理中遇到的社会困境，除了权力与资本的恶意勾结以及特权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选择“理性无知”的立场之外，个人认为还与各级组织和官员的工具理性思维有关，与缺乏对价值理性的理解有关，与“人的现代化”素质密切关联。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因此，创新社会管理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切实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努力解决自身“人的现代化”问题。但社会上此起彼伏的阵痛和人祸告诉我们，相当多的国民、官员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禁锢于封建主义的枷锁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虽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移植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甚至把英语说得比洋人还利索，但是，“人的现代化”我们无法引进，只能自力更生。为此，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要把工具思维与价值思维、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有机把握经济发展合规律性(工具理性)与人的发展合目的性(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真正认清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关注顺德大部制改革经验，期待我国经济社会系统变革。在最近两年的地方政府改革中，广东省顺德区作为县级政府，建立了大部门管理体制，有效地破解了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制度性难题，符合年我国规划纲要中“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精神，为全国县级政府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探索和经验。

各国的现代政府，普遍建立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国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要根据其担负的管理职能，设置部门机构。设置部门一般有小部门制与大部门制两种类型。小部门制，其特征是“小职能、窄领域、多机构”，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大部门制，是一种政府实施综合管理的组织体制，其特征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为了履行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职能，政府按小部制设置机构，有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在工业化逐步成长成熟或实现之后，政府则应转向按大部制设置机构。当代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设立机构不超过20个，如美国15个，英国18个，俄罗斯16个，日本12个；州(省)一级大约15个左右；郡(县)一级大约10个左右。在中国最近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各级政府实行的仍然是小部门体制。县级机构一般设有40—50个，如顺德就设有41个机构。由于部门机构过多，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造成政出多门、推诿扯皮，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

因此，为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需要，顺德在年9月16日公布了大部制改革的“三定”方案，对现有党政机构进行整合优化。党政系统综合设置了16个工作部门，其中党委部门6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区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员会、社会工作部；政府部门10个：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经济促进局、教育局、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公安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文体旅游局、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另设有一些归口管理法定执行机构，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归口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企业投资服务局归口经济促进局，安全生产执法局和市场公平交易局归口经济促进局，行政审批管理局归口办公室，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归口经济促进局。从41个机构到16个机构，顺德的政府机构改革遵循了大部门制的管理趋势和本质要求，按着大教育、大卫生、大文化、大产业经济、大社会管理、大公共服务的理念而设定。由于具有真实的创新性，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被媒体誉为犹如“石破天惊”，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顺德的大部制改革，遵循了国外通行的规律，但又不是照着西方国家的葫芦画瓢。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市场经济不完全成熟，公民意识有待加强，社会管理任务十分繁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尚未克服的情况下，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大部制原则结合起来，解决了很多难题，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妥善解决了党政关系问题，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新模式。例如：党委不设置与政府对口的部门，工作密切联系的部门则合署办公，如党委办与政府办合署办公；组织部与人事局以及编制办合署办公；宣传部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合署办公；社会工作部和统战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合署办公；民族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同侨联合署办公；政法委员会和司法局合署办公；创新性地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党政同体、同心共治的新治理模式。第二，妥善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实现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顺德大胆提出“决策民主化和扁平化、执行集中化和统一化、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其具体做法是：一是将决策权分为政策制定权和政策审定权，分别交予“四套班子”和党政局级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这是决策权的集中化和上移；二是将执行权交予局级部门下属的股(科、室)和法定独立执行机构以及乡镇政府，这是执行权的专业化和下移；三是将监督权交予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和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相对于其他行政部门而言，是独立化和外移，同时，强调行政体制外的监督，包括强调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顺德建立党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分工清晰又统一协调的高效运行新机制，比较好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的问题。第三，妥善解决了只重经济不重社会的问题，实现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顺德通过大部制改革，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管理的目标就是公民至上，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顺德按照大部制的要求，虽然政府机构大幅度减少了六成，但是政府服务的职能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加强，突出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功能，由此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新格局。

现在，广东已要求其他的县级政府按照顺德的大部制模式进行改革，说明顺德大部制模式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其一，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是奠定国家基础的改革。“县治则国治、县安则国安”。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把县一级的政府机构理顺了，使之推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轨道，这就为全国县级政府树立了榜样。其二，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虽然属于行政体制改革范畴，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设置改革，行政权力划分和制约、行政监督体制改革，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必然牵动和涉及到党政关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政协制度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于执政党自身制度的建设和改革等等方面，由此造成县级的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突破口，成为推动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的、强有力的抓手。

一是社会普遍出现了“中国式焦虑”。年8月19日，新华网新华时政报道，据“中国公众焦虑情绪调查”发现，我国“基本存在”、“很少出现”和“偶然出现”焦虑情绪的人仅占%、%和%，而存在“严重焦虑”和“经常焦虑”的人分别占%和%，后两项合计达到%;二是“权力总被横着使”。中国青年报年9月28日报道，由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公众参与调查显示，%的受访者确认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现象普遍存在，%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的人表示“较多”。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指出：这个数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当下社会中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屡见不鲜，权力总被横着使，社会生态不断恶化；三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很低。年5月12日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接受中工网采访时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年达到%的峰值以后，持续下降了22年近20个百分点，年仅为%(世界上通行比例在60%左右)，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差距过大。

年12月《暸望新闻周刊》报道，我国基尼系数从年的上升到年的，年达(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的收入组的倍。收入分配极不规范。据年8月22日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苏海南称此前有学者测算，年我国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隐形收入的总量达九万亿元(据中证报报道，财政部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严重影响社会分配；四是社会冲突和危机不断。

年6月9日光明日报报道，我国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另据年3月6日联合早报网讯，中国财政部昨日公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支出达6244亿元，增幅达%，其数额和增幅已较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

针对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分析，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进入新的阶段。特征之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特征之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征之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于建嵘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从总体上说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和掌握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

三、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1)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哈佛大学教授亨延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不稳定。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类似性或同构性。当今中国与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运动”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颇具相似性，充分了解美国的“进步运动”，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状况，启发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

1880-192019年，美国“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症”，遭遇了政治腐败、道德失范、贫富悬殊、劳资冲突剧烈、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美国新兴工业城市出现了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森林绿地面积被大量吞噬，城市被包围在工厂排出的黑烟和废气之中；食品药品生产和销售方面，不洁食品和有害药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种种混乱失序现象，说明美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急剧膨胀与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客观上需要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来为之服务。然而，旧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却不能适时得到调整，致使一些政客结党营私，肆意践踏民主制度，充当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庇护权、特许状、工程承包合同来赚取政治赞助和“保护费”，导致不法企业得以偷逃纳税、垄断市场、投机地产，肆意妄为而又逍遥法外。严重的社会问题广泛触及了社会各阶层的利害关系，招致中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当时的美国社会推向了种种矛盾汇聚和冲突的漩涡。

适逢其时，美国“进步主义”者发出了强烈的变革之声。进步运动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旗帜，由社会各届人士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全国浪潮。首要着眼点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垄断和竞争、公正和效率、革新和稳定。特别是新闻领域中的“黑幕揭发运动”引起强烈反响，督促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此外，进步运动以关怀为原则，呼吁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宗教界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女大学毕业生们的“社会服务处”运动，通过为贫民提供生活救济、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对加强邻里合作，促进阶级融合、和谐社会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步运动还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让出身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变革行动，在变革中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在进步运动中，美国政府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使运动保持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

美国进步运动启示我们，当日美国与当今中国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诸如政治腐败、贫富极化、道德失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我国改革可以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美国进步运动的经验教训显示了社会公正及公共责任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它用事实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正义意味着进步，责任意味着稳定。只有首先确立社会公正与责任，才会有各阶层的和谐相处。进步运动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确立了政府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直接干预。它让美国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聪明，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中国改革当然也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则必须顺合民意，集中力量解决民众呼声最高的问题。

(2)克服工具理性思维局限，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目的。”通俗地讲，就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无论是否合理)的目的”。

反映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工具理性思维倾向非常明显。例如把市场经济当成是有效的工具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经济都是经济手段。”这段对市场经济的经典描述，是使得市场经济作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效经济手段而在中国得到了合法性的证明。客观地说，工具理性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初，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使我国取得了举世注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工具理性思维的消极影响也导致我们陷入了对市场经济的迷信，陷入了对GDP主义的盲目遵从，忽视了对发展目的的思考，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的统筹兼顾。30多年的时间，我们走过了西方国家近22019年走过的路，但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2019年之内积聚的矛盾，30年当中我们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2019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而我们没有。

其实，西方国家在20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工具理性的指导，还有价值理性在起作用。价值理性“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而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即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价值理性涉及的是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价值含义，以及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追求。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深切感受除了市场经济制度以外，还有基督教信仰、资本主义新教精神以及民主、自由、法治等文化价值观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使之和市场经济制度一道共同促成了西方国家从垄断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进步。

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管理中遇到的社会困境，除了权力与资本的恶意勾结以及特权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选择“理性无知”的立场之外，个人认为还与各级组织和官员的工具理性思维有关，与缺乏对价值理性的理解有关，与“人的现代化”素质密切关联。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因此，创新社会管理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切实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努力解决自身“人的现代化”问题。但社会上此起彼伏的阵痛和人祸告诉我们，相当多的国民、官员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禁锢于封建主义的枷锁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虽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移植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甚至把英语说得比洋人还利索，但是，“人的现代化”我们无法引进，只能自力更生。为此，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官员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要把工具思维与价值思维、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有机把握经济发展合规律性(工具理性)与人的发展合目的性(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真正认清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关注顺德大部制改革经验，期待我国经济社会系统变革。在最近两年的地方政府改革中，广东省顺德区作为县级政府，建立了大部门管理体制，有效地破解了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结构性、制度性难题，符合年我国“”规划纲要中“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精神，为全国县级政府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探索和经验。

各国的现代政府，普遍建立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国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要根据其担负的管理职能，设置部门机构。设置部门一般有小部门制与大部门制两种类型。小部门制，其特征是“小职能、窄领域、多机构”，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大部门制，是一种政府实施综合管理的组织体制，其特征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为了履行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职能，政府按小部制设置机构，有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在工业化逐步成长成熟或实现之后，政府则应转向按大部制设置机构。当代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设立机构不超过20个，如美国15个，英国18个，俄罗斯16个，日本12个；州(省)一级大约15个左右；郡(县)一级大约10个左右。在中国最近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各级政府实行的仍然是小部门体制。县级机构一般设有40—50个，如顺德就设有41个机构。由于部门机构过多，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造成政出多门、推诿扯皮，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

因此，为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需要，顺德在年9月16日公布了大部制改革的“三定”方案，对现有党政机构进行整合优化。党政系统综合设置了16个工作部门，其中党委部门6个：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区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员会、社会工作部；政府部门10个：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经济促进局、教育局、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公安局、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文体旅游局、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另设有一些归口管理法定执行机构，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归口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企业投资服务局归口经济促进局，安全生产执法局和市场公平交易局归口经济促进局，行政审批管理局归口办公室，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归口经济促进局。从41个机构到16个机构，顺德的政府机构改革遵循了大部门制的管理趋势和本质要求，按着大教育、大卫生、大文化、大产业经济、大社会管理、大公共服务的理念而设定。由于具有真实的创新性，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被媒体誉为犹如“石破天惊”，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顺德的大部制改革，遵循了国外通行的规律，但又不是照着西方国家的葫芦画瓢。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市场经济不完全成熟，公民意识有待加强，社会管理任务十分繁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尚未克服的情况下，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大部制原则结合起来，解决了很多难题，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妥善解决了党政关系问题，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新模式。例如：党委不设置与政府对口的部门，工作密切联系的部门则合署办公，如党委办与政府办合署办公；组织部与人事局以及编制办合署办公；宣传部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合署办公；社会工作部和统战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合署办公；民族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同侨联合署办公；政法委员会和司法局合署办公；创新性地实现了以党领政、党政联动，党政同体、同心共治的新治理模式。第二，妥善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实现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顺德大胆提出“决策民主化和扁平化、执行集中化和统一化、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其具体做法是：一是将决策权分为政策制定权和政策审定权，分别交予“四套班子”和党政局级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这是决策权的集中化和上移；二是将执行权交予局级部门下属的股(科、室)和法定独立执行机构以及乡镇政府，这是执行权的专业化和下移；三是将监督权交予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和政务监察和审计局，相对于其他行政部门而言，是独立化和外移，同时，强调行政体制外的监督，包括强调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顺德建立党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分工清晰又统一协调的高效运行新机制，比较好地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的问题。第三，妥善解决了只重经济不重社会的问题，实现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顺德通过大部制改革，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管理的目标就是公民至上，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顺德按照大部制的要求，虽然政府机构大幅度减少了六成，但是政府服务的职能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加强，突出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功能，由此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新格局。

现在，广东已要求其他的县级政府按照顺德的大部制模式进行改革，说明顺德大部制模式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其一，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是奠定国家基础的改革。“县治则国治、县安则国安”。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把县一级的政府机构理顺了，使之推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轨道，这就为全国县级政府树立了榜样。其二，顺德的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顺德的大部门制改革，虽然属于行政体制改革范畴，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进行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设置改革，行政权力划分和制约、行政监督体制改革，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必然牵动和涉及到党政关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政协制度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于执政党自身制度的建设和改革等等方面，由此造成县级的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县级政府改革构成了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突破口，成为推动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的、强有力的抓手。

企业经营调研报告3

一、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分析：

近几年来，全县工业经济呈快速增长态势，随着认真落实“开放兴县、工业立县、惠民强县”三大主体战略和五项重点工作，实现了民营经济稳步发展，全县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也在逐步发展和壮大，涌现出了一些优秀企业和一批优秀企业家群体。总体来看，目前全县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已经初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信心明显增强。二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培养工作得到加强。三是企业家的政治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政府和社会对企业家的扶持力度加大。四是企业家成长创业的环境不断改善。主要做法有：

1、统一思想认识，把握人才工作方向。

自党中央提出四个尊重方针和党管人才原则以来，县委、县政府把人才工作摆到了重要的战略位置，在企业人才队伍建设上努力实现二个转变：一是变人才工作是企业之事为县委、政府与企业的共同之事。实现了思想上的再解放、认识上的再深化，牢固树立起与时俱进、开明开放的科学人才观，形成了人才支撑发展、发展孕育人才、人才素质决定发展水平、人才优势赢得竞争优势的共识，确立了抓人才就是抓发展的新理念。二是变县委、政府的一般号召为真抓实干。充分发挥县委、政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和优势，从实际出发，努力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积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使人才工作在效率和质量上有了新的提高。

2、制定优惠政策，激励企业人才创业。

实现全县经济新跨越，主体是企业，关键是人才，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在人才强企战略中居首要位置。为此，县委、县政府不断加强企业人才工作，在人才政策、机制上和服务层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对企业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做了一些规定。同时还鼓励引导机关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企业建功立业，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为企业提供服务，以科研成果、技术专利、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等。

3、建立交流平台，搭建人才服务桥梁。

“党管人才”要求我们变管理人才为服务人才，为此，我们积极转变观念，努力为人才解决工作、学习、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架起县委、政府与企业人才之间对话的桥梁，建立健全企业人才之间相互交流、研讨和沟通的平台。一是建立县领导包联重点企业制度。定期到所联系企业调研或听取工作汇报，协助企业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帮助制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战略和发展计划，为企业排忧解难等。二是利用县企业局公开招聘等形式，以拓展人才的宣传、信息空间，给用人单位和应聘者提供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并做好中介服务工作。

4、加强学习培养，提高企业人才素质。

不断加大了对现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县企业局出台了培训方案，一是参加各类学习培训。县企业局组织部分人员参加全县中小企业质量管理培训班，企业安全技术规范培训班等。二是开办进企讲法活动，邀请资深专家和教授来富进行学术讲座，使他们接受经济、法律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各企业也加强了对本单位人才的各类培训，有的企业积极组建培训制度、成立企业学校，以“效果月”、“学习周”为载体开展读书活动，以进一步提高人才各方面的素质。

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在总量、结构和素质上虽也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在实施经济强县和项目带动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县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

1、人才总量偏小，整体素质较低。

在被调查的500万产值以上的企业中，其中大专学历以上的还不到xx年人才需求的情况来看，一些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已经有了较强的意识，且逐渐强烈。从调研情况看，在学历层次上的需求主要以大专、本科为主，专业需求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产品开发与设计等方面。而近几年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基本依靠原有的人员，人才引进和再培养较少。

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当前，我县企业人才工作面临行政区域竞争、综合经济实力的竞争，以及政策优势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崛起，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影响其发展的外因与内因必须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也就是说，政府和企业都必须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承担起各自的义务和责任，并有积极的行动。

从政府层面看：

1、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领导。

要深刻认识到人才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才意识是领导干部的第一意识，深化对人才含义的理解，树立全面科学的人才观，坚持以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努力提高人才各种福利待遇，出台一些更加灵活优惠的人才政策，在福利、待遇、精神奖励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来吸引人才。

2、促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健康的发展。

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构建良好环境，为人才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人才交流沟通和协调提供平台。加快人才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大力发展网上人才交流业务，促进人才合理流动，要分门别类建立企业人才信息库和专家信息库，帮助他们与国内外重点院校建立链接。

3、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政府各部门，特别是人才人事工作相关部门，在新形势下，应积极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将开发企业人才资源作为人才人事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重点和突破口，指导企业健全人才工作机制，帮助企业做好引才、育才、用才三方面工作，以取得企业人才工作更大的成效。

从企业层面看：

1、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企业人才动力。

企业经营者要解放思想，树立“人才就是财富，人才就是效益，人才就是竞争力，人才就是发展后劲”的观念，不拘一格选人才，并尽最大可能给人才创造活动的余地和创业的空间，让人才感受到自己在企业里有地位、有机会，更有前途。

2、建设企业文化，优化企业人才环境。

企业因工资待遇高且灵活可以吸引一批管理人才，但人的社会性决定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当生存问题解决后，人才便有了更高层次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并希望拥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这就要求企业面对人才竞争中的劣势，着力塑造企业文化，通过完善企业文化，改善企业形象，完成企业制度、企业管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高人才的地位，改善人才工作和生活环境。

3、加强学习培养，提高现有人才素质。

企业要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和投入，组织开展建设学习型企业，争做学习型人才的活动，切实加强对各类人才的继续教育。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人才资源开发管理机构，与国内名校合作建立自己的培训学院，把人才资源当作人才资本来开发经营，从经营意识和战略眼光来看待人才培养。把人才教育培训计划纳入本单位的发展计划，完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建立企业培训经费的保障制度，按年销售比例投入企业培训。实施“服务期制”，企业与培养对象签订培养合同协议，明确规定企业培养好人才后，要有若干年服务期，从而使企业在投入上有了真正动力。

4、完善工作机制，提高经营管理能力。

一是建立全新的人才选拔、使用机制。对一个企业而言，人才特别是经营管理人才对企业起着决定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应当探索建立一个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冲破家族式管理模式，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企业内部民主选举、竞争上岗和直接聘任（委任）的方式，多渠道选拔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者。二是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流动机制。针对我县引才引智渠道不畅、信息不灵、机制不活等问题，企业要积极采用各种手段，树立起“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理念，通过兼职、长期任职、短期服务、咨询顾问多种形式聘请一些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联合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兼职创办企业、兼职从事高新技术的转化工作。三是建立公正的人才评价、分配机制。要建立和健全公正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构建以经营业绩为核心的多元分配体系，积极探索年薪制、股权制、技术与管理要素人股等多种分配制度和实行技术、知识、管理、信息、资产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办法和途径，使人才的价值在收入分配上得到充分体现。

评估报告4

为全面、准确掌握全区“四五”普法以来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发现典型、总结经验，找准问题、制定对策，进一步推进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推进法治渝北建设，也为迎接全市、全国“四五”普法验收检查和高标准启动“五五”普法做准备，根据区委办、区政府办《关于对“四五”普法工作进行总结验收的通知》（渝北委办38号）要求，区委法建领导小组

组成四个检查组，分别由区领导带队、区委法建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于5月下旬，通过听取工作汇报、察看基层单位、走访干部群众、随机问卷调查、查看档案材料等方式，对全区71个机关单位、24个镇街的“四五”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进行了深入、认真的检查验收。现将有关情况评估如下：

一、主要成效

根据中央、市里关于开展“四五”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要求，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高度重视“四五”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按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初区委印发了《关于开展第四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的决定》，并制定了“四五”普法规划，区人大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区政府印发了“四五”普法规划的《实施方案》。五年来，深入学习、宣传了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和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大力宣传了与广大公民工作、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了对公民法定权利和义务的宣传教育；抓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的普及，在我区“十五”计划实施期间，有针对性地抓好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公司、证券、合同、财务、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大了普及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大力宣传了宪法、基本法律和维护社会稳定、“严打”整治斗争以及取缔邪教组织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坚持学法与用法相结合，普治并举，以法制宣传教育为基础，稳步推进了基层的依法治理工作，不断提高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法治化水平；坚持把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我区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五年来，全区共有75、48万人接受了“四五”普法教育，占应普对象总数的91%，其中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普及率为100%，青少年学生普及率为80%，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普及率为98%，居（农）民普及率为90%，外来民工普及率为70%。区财政五年来共投入普法专项经费75、6万元，征订和编辑各类普法教材和资料5万多册，有各类普法宣传员、联络员、信息员1000多人。

通过五年来在全区干部、公民和青少年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好以宪法、基本法律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初步实现了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全面提高了各级干部、全区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我区社会管理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并取得以下成效：

（一）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增强。

“四五”普法期间，全区广大公民通过认真学习宪法等基本法律以及自身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了学法、用法、守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依靠法律解决各类矛盾，形成了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行使合法权利、自觉履行法定义务、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良好习惯，也推动了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同时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确了公民的法律地位，增强了依法纳税、依法尽社会义务的自觉性，也增强了民主意识和监督意识。

（二）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

通过对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进行普法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理论水平，切实加强了国家公务员学法用法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各级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能力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坚持带头学法用法，积极参加各类法制讲座、普法考试，并做到依法决策。政府及有关部门主动向人大报告工作和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重大决策和重要活动主动征询各方面意见。加强了政府法制机构建设，凡政府出台的各项文件，均由法制部门把好法律关。各行政部门深入开展了专项法制宣传学习教育活动，加强了各专业法的学习，建立健全了行政执法责任制、政务公开等一系列监督制约机制，推动了行政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

基层民主法制建设随着“四五”普法教育的不断深化而稳步推进，全区行政村、社区居委会普遍开展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并做到了有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工作目标、具体措施，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为了切实加强教师和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结合全市开展的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创建活动和“法治渝北”建设活动，我区各中小学校深入开展民主法制建设，举办了教师法制征文活动、召开教师法治报告会、校园法治文艺演出等系列活动；为全面实施依法治理“三大工程”，深化依法治区工作，在巩固和发展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乡镇、依法治村、依法治理社区、依法治校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我区对企业的依法治理进行了探索。制定下发了《渝北区依法治企三年规划》、《渝北区依法治企工作指导标准》、《渝北区普法依法治企考核标准》，各企业单位积极向法治要效益，涌现出了一批企业法制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先进典型。

（四）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平安渝北”的创建。

“四五”普法工作中，始终把普法教育与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在一起，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发挥法律的引导教育作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平安渝北”创建。在严打整治期间，深入宣传“严打”政策和刑事法律法规，营造“严打”氛围。“非典”防治工作中，以专题形式连续编发《防治非典特刊》等法制宣传资料。结合我区“双创”工作，深入开展了法律进社区工作，有效促进了“平安渝北、法治渝北”的创建工作。

通过对全区71个局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24个乡镇检查的情况分析如下：

镇街：优秀：17个，合格：7个；

机关单位：优秀：32个，合格：38个；

企业单位：优秀：1个。

二、主要做法

我区“四五”普法工作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通过各方面的扎实工作，基本实现了“四五”普法规划所确定的工作目标，主要工作做法是：

（一）领导重视，机构健全，经费到位。

为了巩固前三个五年普法教育的成果，全面落实“四五”普法规划，拓展“四五”普法教育向纵深发展。政府各级各部门都把“四五”普法教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作为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我区普法教育工作的新发展。第一，6月，区委办下文调整了区委法制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区委办、区政府办、财政局、人事局、民政局、教委为成员单位。同月，区委法建办下发文件，要求各镇街在建制调整后，要及时调整、充实本单位的法制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确保了普法教育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二，为了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单位在法制建设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制定了《重庆市渝北区法制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任务分解到家、落实到位；第三，区委法制建设领导小组与全区各镇街、区级机关各单位、各园区签订了《建设“法治渝北”责任书》，明确了至建设“法治渝北”的责任目标，并制定了考核办法。做到重点突出、职责明确，其内容列入了区委、区府对各镇街、各单位年度工作综合目标考核内容。

根据中央、市“四五”普法教育规划，结合渝北区的实际，制定了“在全区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五年间，区委法制建设领导小组每年都认真讨论制定了全区年度法制建设工作计划，安排出每年度的工作要点，及时对各地各部门法制建设工作进行指导。要求各地各部门根据全区的法制建设工作计划，围绕业务工作和专业法学习，制定出本地本部门的年度法制建设工作计划，使全区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有序推进。

为了适应“四五”普法教育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法律知识的需求，从抓好普法队伍建设入手，着力夯实工作基础。第一，针对不同行业所需不同法律知识的需求，在全区行政执法机关和部门中精心挑选了业务精、素质好、热爱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对本部门、本行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行业法律问题，由各业务对口部门进行解答和授课，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第二，为及时掌握了解各阶段普法教育工作的情况，使年度普法教育工作计划落到实处，区委法建办编印了《渝北法治建设》工作简报，及时对全区普法工作进行宣传，扩大了宣传效果；第三，在中小学校中设立法制副校长，主要负责对本校学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并把在青少年学法教育中的一些好的建议、新的想法、做法及时交流推广，不断推进青少年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几年来的努力，逐步形成了由司法助理员、普法讲师团成员、法制副校长、法制文艺宣传员、社区法律服务志愿者组成的普法教育网络队伍，提升了普法教育宣传效果。

“四五”普法期间，各单位都建立了法制建设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落实工作人员，保证了法制建设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各镇、街党政在财政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落实普法专项经费均超过人均0、2元，各部门也立足实际保证了普法工作所需经费，有的实行财政专项预算，有的实行普法经费支出实报实销。特别是法院、环保局和龙溪街道、玉峰山镇、统景镇等单位每年投入数万元，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普法教育活动，使普法工作得到充分的经费保障。

（二）加大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的学法力度，不断推进普法教育进程。

五年来，切实加大了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的学法力度，一是以领导干部学法为龙头，提高依法决策水平。通过组织举办法制讲座、参加中心组理论学习、参加普法考试、演讲和征文比赛、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来提高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和法治化管理水平，使领导干部学法用法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几年来，把领导干部学法摆上工作的议事日程，一年两次的学法讲座作为领导干部增强法治意识、提高法治化管理水平的必修课，先后邀请了多名教授授课，举办了如《宪法》、《世界贸易组织（wto）知识》、《行政许可法》、《西部开发与法治保障》、《安全生产法》、《信访条例》等法制讲座，为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及时充电。二是以区委党校为干部学法基地，在每年区委党校进行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中青年干部培训等主体班次上都安排有学法内容，特别是《行政许可法》出台后，为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水准，重庆党校和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就《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和总则，行政许可清理实务与研究，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主体，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以及行政许可的收费、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内容为来自镇街、部门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多名予以讲解，并就目前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政府的影响和对策辅导讨论。三是以全国“四五”普法统编教材《干部法律知识读本》为主教材，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民主与法治理论、依法治国、宪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四是以干部理论学习为契机，注入普法学习内容。各镇街、各单位纷纷建立了学习日制度，充分利用政治理论学习时间学习法律法规。从而提高了各级干部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自觉性和依法执政的水平。

五年来，按照“四五”普法规划实施步骤，下发了《关于在全区干部中深入开展学法用法活动的意见通知》，抓好了对全区国家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的学法用法工作，使公务员学法用法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通过听讲座、做作业、写体会等形式，提高了公务员行政执法的能力和水平。如组织部一是利用每周四下午的职工学习日，通过领学、听讲座等形式，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法规和业务规章制度的学习，并严格考勤，参学率达95%以上。区工商分局举办了“渝北区工商分局第三届工商杯法律法规知识竞赛”活动，以各工商所、机关科、室为单位组织参赛，竞赛内容涉及《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行政处罚法》等。财政局利用行政执法职能宣传讲解财税法律法规。人事局近几年来利用群众集访的时机，向群众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群众集访数十次、群众来信近300件，为维护全区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工作。区政府法制办抓住全区行政执法人员换证契机，每年对全区行政执法人员分期分批分层次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

（三）注重形式，普法宣传广泛深入。

1、举办各种法制培训班。多数部门及镇街以办好法制教育骨干培训班作为“四五”普法的基础工作和重要环节，充分发挥幅射教育作用。镇街培训的主要对象为镇（街）、村（居）及镇（街）属单位普法宣讲员，每年2-3期。区级部门特别是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部门、有下属机构的部门，每年都要举办法制教育骨干培训班若干期，如卫生局对医疗机构医药执法监督员、食品卫生监督员、防保人员每年都要进行卫生监督执法、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培训。几年来，区级党委组织法制讲座52次，举行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23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培训23580人（次），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接受法律知识培训23200人（次），组织处级领导法律知识统一考试86次。

2、利用各种宣传阵地宣传法律法规。充分利用板报、标语、广播、报纸、宣传车等工具进行法制宣传。两路工业园（东区）近两年办板报16期、标语219幅、散发法律法规宣传资料1200余份，出动宣传车4批。区工商分局每年举办“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大型宣传活动，书写标语横幅360多幅，广播、电视宣传32次，发放宣传资料5万多册，制作案例展板86块，出动宣传车巡回宣传32次。财政局利用电教、网络（开通了财政局局域网，涉及新颁布的财政法规在网上公布）等工具宣传法律法规。同时，区司法局与区电视台、广播电台、《今日渝北》、等媒介单位密切合作，合力办好报刊的“渝北司法行政”和电视台的“法制之声”等专栏节目，同时还向《法制日报》、《中国司法》、《中国法律援助》、《决策》、《重庆法治》、《重庆日报》等积极投稿，形成“荧屏有像、电台有声、报纸有文”的立体宣传格局。

3、利用执法职能进行法制宣传。如交警12队以“交通安全法进万家”活动为载体，创建交通安全文明村33个，社区8个，学校18所。设立宣传站百余次，培训少年小交警千余人。财政局利用行政执法职能宣传讲解财税法律法规。人事局近几年来利用群众集访的时机，向群众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群众集访数十次、群众来信近300件，为维护全区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4、开展法律咨询宣传活动。如兴隆、茨竹、木耳等镇积极参与“12、4”法制宣传日活动，积极准备资料和场地，配合法建办开展“法律进社区”及“送法下乡”活动。每年区委法建办组织有关执法部门、律师、公证人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送法下乡”等活动，相关单位都积极配合，准备资料。

（四）普治并举，依法治理有效推进。

各单位十分重视学法与用法相结合，把依法治理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坚持普法与治理并重，加大治理力度，提高治理水平。司法、行政执法部门都推行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和执法责任制。从坚持依法治国的高度出发，切实有效地把依法治理工作步步推向深入。多数镇街在广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基础上，把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推行“四民主、两公开”作为重点，开展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各相关单位先后开展了“严打”整斗争、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专项治理工作，从各个层面提高依法治理的成效。

“四五”普法规划在我区基层的实施过程中，与基层法制实践相结合，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培育了一批“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典型。特别一些村（居委会）数年来把民主法治工作摆在党支部、村委会工作的首位，以民主法治创平安，开拓创新谋发展为强村富民、推动村级经济发展的工作目标，开创了农村农业致富的道路。随着我区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以依法治社区为重点，全面推进了社区管理的法治化。针对我区社区工作的实际情况，区司法局及时下发了《关于渝北区法律进社区活动方案的通知》，制定完善了社区民主法治建设工作标准，同时确立了不同层次的社区进行试点，统一了“民主法治社区”的标准、各项规章制度、台帐资料和硬件设施，以送一本《公民法律知识读本》、一张法律服务联系卡、一张法律绿色援助卡、一套普法台帐资料、一支律师队伍为社区普治活动载体，为广大居民排忧解难。同时，结合社区的文明创建活动，充分发挥社区的法律志愿者队伍、社区法制文艺宣传队、机关联系社区共建等力量，积极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

（五）工作扎实，档案资料齐全规范。

多数单位都较重视普法依法治理的档案收集整理工作，大量扎实认真的工作从资料及图片上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如兴隆、国税局、建委严格按照区委法建办统一要求，对普法依法治理资料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分类归档，资料齐全，整理规范。村（居）委及学校也相应规范收集了普法工作资料。

三、对策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普法工作发展不够平衡，个别镇街和部门对普法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摆不上应有位置，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致使普法工作措施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存在走过场的现象。

2、少数部门和单位在学法用法、法制实践上下功夫不够，虽然工作也在做，但是没有与本部门、本单位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不配套，有脱节现象，影响了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

3、普法工作点多面广，工作量大，普法办工作人员少、任务重，精力有限，难免有的时候顾此失彼，特别是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普法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努力。

4、有的单位由于资金不到位，收集普法资料，导致档案资料不齐，不规范。

5、对企业开展依法治理、企业依法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企业领导和职工的法律意识还需进一步增强，个别镇街甚至未开展企业依法治理工作。

6、有的单位党委（组）中心组和机关干部学法日制度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记录不全。

（二）对策建议

认真做好“四五”普法的收尾工作，确保如期圆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1、要切实搞好自查验收，自查验收要坚持标准，实事求是，突出重点，同时做好查漏补缺工作，保证全区“四五”普法规划中所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的全面完成。要切实搞好总结和表彰工作，认真回顾总结“四五”普法以来取得的成果、经验和存在问题，研究对策，探索规律，为下一轮普法规划的实施奠定基础。

2、抓重点，树典型，以点带面，努力实现普法工作的全面提升。按照全区“四五”普法规划要求，抓好机关、镇街、村居、企业、学校等不同类型对象的普法典型，以区委、区政府名义通报情况，做好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激励和鞭策后进。

3、近期召开“四五”普法推进会。根据这次检查的结果，分层次对各单位提出具体要求，各单位要继续把“四五”普法工作纳入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做好扫尾阶段的各项工作，力争插漏补缺，完善工作中的不足，圆满完成“四五”普法工作任务。对做得差的单位要责令限期整改，待年终进行复查。

4、加强督促指导，全力迎接全市、全国的检查。要求各单位对“四五”普法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做得好的单位要不骄不躁，巩固已有成果；差的单位要采取措施迎头赶上，力争取得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