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上语文知识点总结（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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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语文知识点总结【第一篇】

关键词：英语教学；必修模块；终结性评价；课程标准

一、引言

新高中英语课程在结构上采用“领域—学科—模块”的形式，以“模块”为课程的基本单位，学生的学习不再是连续式的而是间歇式的。因此，传统的考试评价模式，即“教学—期中考—教学—期末考—教学—学年考—教学—毕业考”已不再适用了。在新课程背景下，新的高中学业成绩评价体系应该是一种分层式的结构。第一层是基于模块的学业成绩评价，目的在于检查学生在该课程模块的学习所达到的水平；第二层是学生毕业成绩的水平评价，这是对三年来学生所学的知识（包括必修和选修）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测。这两个层次的评价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有一定的相关性，二者均属于终结性评价。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如何进行终结性评价，是当前测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终结性评价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本研究的内容只能针对高中英语五个必修模块进行，并不涉及选修模块的终结性评价。

二、研究背景

高中新课程学业评价研究始于2003年，笔者参与了这项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2005年6月高凌飚主编的《普通高中新课程模块学业评价》。该书分上、中、下3篇。上篇对高中学业评价的背景和理念、改革的总体构想、模块测验的组织与实施做了一系列的论述；中篇以学科为基础落实新课程的评价理念，提出了部分学科的评价策略和方案，其中包括高中英语学业评价框架的构建；下篇收集了一些实验学校的评价案例，其中包括高中英语模块学业评价案例。［1］但是，目前还存在高中英语必修模块终结性评价与课程标准的适切性的问题。本项研究旨在探索这一问题。

三、高中英语必修模块终结性评价的重要意义

终结性评价作为评价改革体系的有机组成之一，不仅仅是一种评价的方法，也是对课改实验进行验收总结的重要途径。终结性评价测试如何操作，如何把握课程标准、积极应对评价测试，成为高中英语教师、学生及教研部门所关注的问题。

新课程注重过程性评价，但并不等于不重视终结性评价。纵观我国高中英语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终结性评价对高中的英语教学更具有导向性，终结性评价能否体现新课程所倡导的教学理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课程改革的成效。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下，我们应该在重视过程性评价的同时，重视并加强对终结性评价的研究。我们应该运用新课程所倡导的评价理念，研究终结性模块测验的定位、命题原则、试卷结构与题型、测试结果的解释和利用等一系列问题。

四、《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的内容和特点

教育部于2003年4月制订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新课标”）。新的课程标准主要提出了五个基本理念，即重视共同基础，建构发展平台；提供多种选择，适应个性需求；优化学习方式，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关注学生情感，提高人文素养；完善评价体系，促进学生不断发展。［2］这五个基本理念体现出新课标的几个特点：改变了传统教学大纲中以教为主的原则，树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提倡学生体验参与，倡导发现式学习和培养能力；把英语课程定位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上，让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摈弃了传统的单一终结性评价方式，建立了综合性评价体系，使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结合起来，使评价方式趋于合理，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学生良好性格的形成。

新课标充分体现了课程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有利于教材多样化和多层次人才的培养，标志着我国英语教育实现了从语言知识教学向语言能力培养的根本转变。因此，新课标在总体上特别重视语言的实际运用。这不仅有利于受教育者获得语言能力，而且更有利于发挥语言教育在智力和情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高中英语必修模块终结性评价与课程标准的适切性

（一）问题的提出

高中英语必修模块终结性评价作为评价改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一种评价的方法，也是对必修模块知识的整合以及课改实验进行验收总结的重要方面。终结性评价测试如何操作，如何把握课程标准积极应对评价测试改革，成为高中英语教师、学生及教研部门所关注的问题。笔者经研究发现目前新课标在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新课标的概括性太强，操作性不足，在教学和测试中较难有针对性地执行。例如，课标中语言知识（七级）目标中，对语音的要求第3点是：“初步了解英语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这个要求过于笼统，在教学和测试中是难以操作的。

第二，课标中有些知识点是大跨度的，这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的发挥，但对于考试来说则难度太大，会让学生无所适从。例如，课标中语言知识（七级）目标中，对语法的要求第3点是：“使用适当的语言形式描述事物，简单地表达观点、态度或情感等”，这里“使用适当的语言形式”具体指哪些语言形式？

因此，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将新课标的内容细化、具体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二）高中英语必修模块终结性评价总体测验目标

新课标对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五个方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内容和标准。但是作为考试的要求，这几个方面的目标却是比较含糊的，并不利于考试的操作，因此必须把它们进行细化。

细化和具体化的原则，主要是针对英语七级必须掌握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和文化意识三个部分进行设计，既涉及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具体要求，又涵盖语音、词汇、语法、功能意念项目和话题项目等语言知识点，同时考虑负载于语言知识与技能之上的文化意识因素。以“语言功能意念”和“话题”两部分为线索，将其他三个模块重新进行整合，便于师生在交际、对话和实际任务中进行语言知识的积累与消化，形成一定的语言技能，培养应有的文化意识，从而实现测试对教学的指导和反馈功能。

转贴于 下面笔者以语言技能中听的技能和语音技能为例，列举具体细化的方案。

表1 语言技能目标（七级）

级别

技能

目标描述

七级

听

1.能识别语段中的重要信息并进行简单的推断。

（1）区分相同的词和音；

（2）通过关键的信息词作出推断；

（3）理解全句而不只是单词和短语；

（4）掌握大意并通过对话人的表层信息来判断、推测隐含意思。

2.能听懂操作性指令，并能根据要求和指令完成任务。

（1）获取所需信息做特定的事情，如问路、按指令填表格等；

（2）按指示语，对说话人提出的要求做出正确的反应。

3.能听懂正常语速听力材料中对人和物的描写、情节发展及结果。

（1）正常语速为每分钟120词；

（2）对人和物的描写包括时间、地点、方向、身份、职业和相互关系；

（3）情节发展及结果指对某事件的“原因”和“目的”的叙述；

（4）确定事物发展顺序或逻辑关系。

4.能听懂有关熟悉话题的谈话并能抓住要点。

（1）列话题项目表如下：

①个人情况②家庭朋友与周围的人③周围的环境④日常生活⑤学校生活⑥兴趣爱好⑦个人情感⑧人际关系⑨计划与愿望节假日活动购物饮食健康

天气文娱与体育旅游与交通语言学习自然世界与环境科普知识与现代技术热点话题历史与地理社会

文学与艺术；

（2）抓住谈话的中心思想、主题；

（3）注意谈话的主题句及表示内容结构的词，如并列、递进、例示、转折及表示层次和先后关系的词。

5.能听懂熟悉话题的内容，识别不同语气所表达的不同态度。

（1）熟悉话题见4（1）；

（2）态度分为：

①同意和不同意②喜欢和不喜欢③肯定和不肯定④可能和不可能⑤能够和不能够⑥偏爱和优先选择⑦意愿和打算⑧希望和愿望⑨表扬和鼓励责备和抱怨

冷淡判断与评价；

（3）不同语气表达不同态度，如委婉语气表达说话人不能够做某事；

（4）注意把握整体意思并识别对话人的语调和语气。

①语调的意义。

升调：一般表示客气、委婉、迟疑、不确定和不完整等意义。

降调：一般表示完结、确定、命令和完整等意义。

②语气的意义。

6.能听懂一般场合的信息广播，如天气预报。

（1）一般场合的信息广播内容涉及欧美国家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简单的事实新闻，节日活动，文娱，体育信息，天气预报，一般的知识，常识，文化教育，趣味故事，人物传记以及能源、交通、人口、城市污染等社会问题；

（2）掌握整篇信息的主题思想和真实意图；

（3）根据获取的有关信息，对文中提出的某些细节作出正确的判断。

表2 语言知识目标（七级）

级别

技能

目标描述

七级

语音

1.在口头表达中做到语音、语调自然和流畅。

（1）语音速度为每分钟100字；

（2）语调是说话时声调高低抑扬的变化，它在交际中能体现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和思想感情；

（3）句子重音：句子中实词应重读，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代词和感叹词；

（4）弱化：句子重音是通过对某一重读词前后虚词的弱化而实现的，虚词有两种发音即强式和弱式；

（5）英语辅音的特殊发音。

2.根据语音、语调了解话语中隐含的意图和态度。

（1）语句重音分为三类：①表意重音②逻辑重音③感情重音；

（2）逻辑重音能更好地体现说话者的意图；

（3）逻辑重音表现在“强调”“对比”和“语法”三个方面；

（4）语调具有表意功能，英语中不同的语调模式用以表达不同的意见；

（5）掌握大意并通过说话人的表层信息来判断、推测隐含意思。

3.初步了解英语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

（1）节奏：句子重音与弱化音在句子中交替出现，构成英语中特有的节奏；

（2）韵律：英语不仅押韵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经常是一种韵格连用，或两种甚至多种韵格综合使用；

（3）英诗中的节奏；

（4）传统英诗的每一行以音步（foot，相当与口语中的节奏群）为韵律单位，每一行诗都由一定数目的音步组成，如抑扬格音步即为轻重型节奏群。

4.根据语音辨别和书写不太熟悉的单词。

（1）掌声读音规则：例如，字母a在开音节中发字母音/ei/，所以/weiv/拼写为wave。

上面就是我们在制定《高中英语必修模块终结性考试测验计划》过程中对总体的测验目标的理解，目标的提出都是源自新课标，只不过是把其具体化和分类化而已。这些目标将成为我们命制英语终结性评价试题的依据。为此，高中英语必修模块终结性评价与课程标准的适切性问题方可得到解决。

上语文知识点总结【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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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题目

The Bank of England has warned that Britain’s buy-to-let market poses an increasing threat to financial stability， as rising property prices expose vulnerabilities that could magnify a housing market crash.

2015年9月号翻译擂台获奖名单

First Prize Winner （1）

李矫

Second Prize Winners （2）

战振元 邓璞

在前几期的翻译擂台评点中，我们提到了时政知识、国情知识等对英汉翻译构成的挑战，主要分析了这些知识对于理解英语原文的重要作用。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一些参赛者无法正确理解原文，只能胡乱猜译，或是简单地望文生义，造成不应有的翻译错误。其实，包括这些知识在内的原语文化知识对于汉语译文的表达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正确理解原文只是完成了翻译的第一步，译者还要进一步判断汉语普通读者对这些知识是否熟悉，熟悉的程度如何，然后才能决定如何在译文中把相关的内容表达出来。对于一些反映原语文化知识的成分，译者需要决定是进行直译，把原文的表达方式保留下来，还是放弃原有的表达方式，对其进行解释。前者的优点是可以保留原文语言的生动性，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缺点是译文可能不好理解；后者的优点是译文容易理解，缺点是失去了原文的生动性，只能传达原文大致的意思。当然，也可以采取折中的办法，在直译原语表达方式的同时，添加解释性的成分，这样可以兼顾语言的生动性和读者的理解。另外，也可以采取替代的方法，完全放弃原语的表达方式，用汉语中比较生动的表达方式取而代之。只要不产生附加意义，这种方法也很好。就国内英译汉的现状来看，我们还是提倡尽量采用直译法，因为总体来看，国内读者对英语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许多反映英语文化知识的表达直译过来对读者的理解不会造成多大的障碍。无法采用直译法的，用折中的方法也不错。不过，要准确判断汉语读者是否可以理解原文反映的文化知识并不容易。译者可能低估读者，误以为读者无法理解原文中的知识，于是越俎代庖，把原文解释出来，从而使生动的原文变得淡而无味；也有可能高估读者，简单地直译原文，造成译文不好理解或是语义含糊。这些问题在本次翻译擂台的参赛译文中都有体现，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2015年9月号翻译擂台评点

题目

When Hillary Clinton packed up her office on the seventh floor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after four years as President Obama’s top diplomat， few thought it was her last act as a public official.

翻译要点

原文中至少有两处牵涉英语文化知识的地方。一个是top diplomat，字面意思是“职务最高的外交官”，或是“首席外交官”，实际指的是“国务卿”。因为在美国的政府组织里，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官员就是国务卿，而且了解近年美国政治的人也都知道，希拉里・克林顿确实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了四年的国务卿。另一个是pack up her office，字面意思是“收拾她的办公室”“把办公室里的东西打包”，实际意思是“搬离办公室”“离职”“卸任”。所谓的“收拾办公室”，也就是把办公室里的个人物品整理一下，打包带走，这是西方社会雇员或职员离职时的最后动作，因此pack up one’s office在英语中也已成为一个比喻。前一处的top diplomat因为原本就是对国务卿这个职位的描述，读者理解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直接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即可；后一处pack up her office牵涉到的文化知识在汉语中不存在，译文中如果保留原样的话读者会很难理解，因此需要添加解释性成分。一些参赛译者在翻译时没有注意这两点，译文出了问题。

对于top diplomat的翻译，参赛译文的问题主要有四类。

问题一 参赛者对其进行解释，翻译为“国务卿”，译文意思不完整。

例：希拉里。克林顿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担任了四年的国务卿，当她整理她位于国务院七楼的办公室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这是她作为一名公务员所做的最后的事情。

评析：原文之所以用top diplomat而不用secretary of state，可能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突出希拉里・克林顿刚卸任的那个职务的重要性。暗含的意思是，她虽然辞去了这个职务，但并不是厌倦了政治，而是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也就是可能参加总统竞选。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务卿的地位非常重要，虽然主要负责外交事务，但在政府各部长中排名第一，是无需通过选举而由总统直接任命的高级行政官员。这里不说出具体的职务，而是对职务进行描述，就是要突出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另一个目的是通过采用迂回的说法来增强生动性。译文放弃这种迂回的形式，将其解释翻译为“国务卿”，导致原文的这两个目的都难以实现。汉语读者虽然多数都知道美国有“国务卿”这个职务，但这个职务到底有多高，知道的人恐怕不太多。对于这些不了解相关知识的读者来说，此处的译文就很难表达出原文暗含的意思。迂回的表达法消失了，译文也不如原文生动。

问题二 参赛者模糊处理这个表达法，译文意思不准确。

例：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四年后，希拉里・克林顿宣布辞职，离开了美国国务院七楼的办公室。但是没有人相信她会就此离开政治舞台。

评析：译文用了“执政”一词来翻译top diplomat。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执政”的意思是“掌握政权”。就现代汉语来说，这个词通常用作动词，用来指掌握行政权的某个政党，用来指个人的情况比较少见。因此，这个译法在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意思与原文不符。原文中，希拉里・克林顿只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成员，但不是负责人。换句话说，即便可以使用“执政”这个词，也只能用来描述奥巴马。二是不符合现代汉语的用法，这个词多用来指政党，而不是个人。

问题三 参赛者对top一词翻译不当，译文意思不准确。

例：在担任奥巴马总统高级外交官四年之后，当希拉里。克林顿收拾好自己位于国务院第七层大楼上的办公室的时候，极少数人认为这是她作为公共官员的最后行动。

评析：该译文把top diplomat译成了“高级外交官”，没有传达出“职务最高的外交官”或“首席外交官”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对“高级”的解释是“（阶段、级别等）达到一定高度的”。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一定级别以上的都可以称作“高级”。比如当前在汉语中，省部级以上的官员都可以算是高级官员。也就是说，“高级”表达不出“最高”这一层含义。就美国来说，“高级外交官”会有很多，比如助理国务卿及驻外大使都属于此列。因此，“高级外交官”的说法不一定能表达“国务卿”的含义。从以往参赛译文反映出来的译者的知识结构来看，译者很可能知道top diplomat指的是国务卿，但翻译时不够细心，对“高级”这个词没有深究其确切的含义，因此译文表达有误。

问题四 参赛者解释过度，译文过于嗦。

例：希拉里作为奥巴马政府中处理外交事务的首席官员工作了四年。而当她打点行囊离开其在国务院七楼的办公室时，几乎没人认为这是她政治生涯的终点。

评析：译文用“首席”来译top，表达非常准确，但把diplomat翻译为“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却过于嗦，而且还有一点歧义。Diplomat就是“外交官”的意思，舍弃现成的简洁说法不用，选用嗦的说法，实在不可取。此外，“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这种译法也可能包含一层额外的含义，即外交事务只是该官员的部分职责，该官员本人并不是外交官。这一含义与diplomat当然是不符的，与目前美国国务卿的职责也不符。

对于pack up her office的翻译，参赛译文主要存在三类问题。

问题一 参赛者简单地直译，没有传达出原文的主要意思。

例：当希拉里・克林顿打包她在国务院七楼的办公室时，很少有人会想到，她作为公共官员的身份行将结束。在此之前，希拉里已作为奥巴马总统的最高外交官服务本届政府四年。

评析：译文将pack up直译为“打包”，但没有把整个短语“离任”“离职”这一层意思表达出来。“打包”比较形象，准确地表达出了原语的字面含义，但“打包……办公室”的说法不自然，搭配有问题。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汉语读者不一定能够猜出“离任”的意思。还有一些参赛译文用了“整理”“收拾”等词，问题是一样的。

问题二 参赛者解释这个短语，但解释错误，译文意思与原文有出入。

例：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长达四年之后提出了辞职，就当时而言其实很少人认为这是她从政职业生涯的结束。

评析：译文将pack up her office译成了“提出了辞职”，看似传达出了“离任”的意思，但并不准确。逻辑上来讲，离职的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主动辞职，二是被上司辞退。希拉里・克林顿恰好是主动辞职的。从这一点来说，这么翻译是符合事实的。但像国务卿这么高级别的官员，从提出辞职到搬离办公室中间肯定要有一个过程，至少还要经过总统批准这一环节。换句话说，提出辞职一定发生在pack up her office之前，二者不是同一个动作。

问题三 参赛者用汉语中的形象说法替代翻译，但意思不准确。

例：担任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外交官四年后，当希拉里・克林顿在她位于国务院七楼的办公室收拾行装时，很少有人认为这是她最后一次充当公职人员。

评析：译文用了“收拾行装”，与上面提到的“收拾”的译法相比多了“行装”两个字，语言显得更生动。但这种译法的意思明显是错的。《现代汉语词典》把“行装”解释为“出门时所带的衣服、被褥等”，这不大可能是原文中pack up的内容。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政府官员，离职后搬离办公室时，打包带走的往往是笔记本、茶杯之类的物品，不大可能打包衣服、被褥等物品。

除了文化知识方面的翻译错误外，参赛译文还存在以下两类问题。

问题一 参赛者误译个别词汇，导致译文错误。

例：在希拉里・克林顿担任总统奥巴马的国务卿四年之后，当她在国务院的7楼收拾她的办公室时，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作为政府官员出现在这里。

评析：译文把thought翻译为“想到”，整个后半句的意思似乎是说：这次将是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政府官员最后一次出现在大楼里，尽管大家都以为希拉里・克林顿应该还会当政府官员的。这与原文的意思就有了较大的出入。原文的意思是说，很少有人认为她会告别政坛，再也不当官员了。至于她以后会不会以官员的身份再次出现在这里，还不得而知。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是因为译者没有认识到，thought在这里相当于believed，即“认为”。Few看似是肯定，实为否定，后半句的意思是“几乎没有人认为……”。

问题二 参赛者的译文表达太生硬，不够自然。

例：在为奥巴马政府担当了4年的第一外交官后，当希拉里・克林顿在国务院7楼的办公室打点文件准备卸任时，几乎没人认为她的政府工作生涯会就此谢幕。

评析：译文用了两个介词结构“在……”和“当……”来翻译原文中表示时间的副词结构“when …”和“after …”，读起来非常拗口。汉语和英语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状语使用有所差别。英语的状语位置灵活，既可以在句首，也可以在句尾，还可以在句中，而且一个句子中可以有多个状语，包括状语从句。但汉语的句子中一般只能有一个修饰整个句子的状语，位置通常在句首。有时也可以在句首用多个状语，但这些状语一般是并列结构，比如一些公文体中的“在……下”结构。汉语中如果出现多个不并列的状语，读起来就会很难受，甚至影响意思的传达。这个译文直译top diplomat，用直译加解释法翻译pack up her office，都很不错，但由于用了两个介词结构，句子结构太生硬，译文质量大打折扣。

获奖译文：希拉里・克林顿担任了奥巴马总统四年的最高外交官，在她卸任离开自己在美国国务院七楼的办公室时，几乎没人认为她的政治生涯会就此结束。（李矫）

评析：“最高外交官”的译法基本上没有问题，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也表达出了该职位的唯一性。把pack up her office翻译为“卸任离开”，意思基本正确，但采取的是完全解释的译法，不如原文生动。另外，把last act as a public official翻译为“政治生涯就此结束”，意思准确，但也不如原文生动，把原文含蓄的表达明晰化了。将这个译文修改一下，就有了下面的参考译文。

参考译文：担任了奥巴马政府的首席外交官四年之后，当希拉里・克林顿收拾她位于国务院大楼七楼的办公室，准备打包走人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她身为政府官员的最后作为。（韩子满）

上语文知识点总结【第三篇】

关键词：初中 语文 七步 模式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改革主要任务是实现“两变一联动”，即变“个体研究”为“群体研究”，变“重实践轻理论”为“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教研室——学科备研组——语文教师”联动教研的格局。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课堂教学改革过程中，通过综合归纳各校课堂教学改革经验，形成初中语文“七步循环”教学模式，并在全县推广应用，走出了由下而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科研道路。

“七步循环”教学模式把语文课堂分为两个模块：语文早班车（5分钟之内），学教直通车（40分钟），整合为七个教学步骤。

1.语文活动，拓展视野（5分钟）

根据年级段语文训练重点设计语文早班车内容：七年级上美文推荐；七年级下美文欣赏；八年级上精品故事；八年级下诗歌欣赏；九年级上自选命题演讲；九年级下教师命题演讲。教师也可以根据本人、所教班级实际情况做出调整或者改变，但是加大阅读量、拓展阅读面的硬性指标不变。

以上为第一模块，用时不超过5分钟，重在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拓展阅读面，开阔学生视野，加大学生的阅读量，有助于完成课标规定的3年260万字的阅读任务，同时增加学生阅读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和水平。

2.创设情境，认定目标（1分钟）

教师把根据课标精神、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制定的教学目标，转变为学生心中的学习目标，是教师启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最佳途径。“认定目标”这一环节在课堂中只用1分钟的时间，教师要精心地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对学案中涉及的学习内容在整体感知的前提下，认知目标，领会目标，充分发挥目标的规范、导向、激励等功能，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简洁明快，切忌拖泥带水。

3.讨论交流，解难质疑（8分钟）

在熟悉目标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围绕学案中的导学问题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各小组就自学过程中存在的疑难，充分交流，最大限度的在小组内得到解决；同时可以找出本组自学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提出需要在课堂上质疑、讨论的问题。各学习小组的成员都要准备在全班进行展示。教师要最大限度的为每位学生创造充分展示的条件，让不同类型的学生在公平竞争的学习环境中得到发展。

4.板书展示，研讨深化（7分钟）

教师根据学案所设问题提前为各学习小组分配好展示的任务，各组有针对性的研究该问题4分钟。

教师根据学生学习水平指定各小组一名学生到黑板上板书展示。板书先展示成果，后展示问题，答案力求准确简洁明了；此时组内其它成员可以深入研究本组的问题并及时对板书展示中的不足指出进行修改、补充；若无研究必要则研究其他小组的问题，准备质疑，用时不超3分钟。

5.讲析点评，引领提升（20分钟）

教师根据学生学习水平指定讲析、点评的学生。展示的学生讲解展示本组的成果，本组或其他小组补充，也可以质疑；点评的学生对该组成果进行评价。

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抓住疑难、重点、有争议的问题、学生讲析点评不全面或者有错误的问题及时修正或补充，实现知识引领、方法引领和价值引领，使学生对相应的知识点、学习方法、情感、价值观有正确认识（这一过程可以解决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教师及时的答疑可以对学生解疑的思路起到引导和帮助作用）。

6.总结检测，积累巩固（3分钟）

教师和学生共同构建知识系统，以“板书设计”的形式反映本课的主要教学内容，在学生熟练掌握知识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进一步完善学案，形成课堂学习的知识结构体系，总结本节课知识点，逐步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达标检测是课堂教学基本模式的最终环节，是检验并反馈课堂教学内容达标与否的重要手段。要根据语文学科特点，灵活多样安排检测内容——课堂积累、关键词语优美句子赏析、语段阅读、写作运用等；要利用好学习小组，开展学生与学生之间相互协作、互相评定和检查达标情况，把准确的达标信息反馈给教师，使达标测评这一环节真正具有测试、评析、反馈、矫正、补救的功能，保证大部分乃至全体学生当堂达标。

7.学习前置，自主探究（1分钟）

教师在编制学案的基础上，布置预习探究任务：可利用预习课约10—30分钟完成。指导学生根据学案的要求进行相关课程内容的预习，引导学生“熟悉学案——明确目标——自主学习——发现疑难——记录问题”。训练学生用好双色笔，学会的知识用蓝色，问题和疑问用红色。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将此教学过程灵活安排在第一步“”之后，把此环节设计为“预习导入、认知目标”，并将此过程的教学时间适当调整为5分钟左右；教师也可以将此教学过程延长到5分钟左右。

教师在上课前收集学生自主探究后的学案，通览分析学生预习情况，确定课堂讲析点评的重点。确保课堂教学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以上六步为第二模块，其中每一个步骤及其时间分配都要灵活，根据实际需要增删调控，但必须依据“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导入文本不能太缓，走进文本不能太浅，走出文本不能太远”的原则进行操作。

上语文知识点总结【第四篇】

“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在于它体现了政治与文学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文学必须担负起弘扬官方意识形态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弘扬”违反了文学的精神，那么，它势必也对政治的宣传无济于事。因此，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必须从认识“十七年”文学中的政治与文学（人）的关系出发，这里之所以不再关注政治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政治”，就是希望回到一种“历史化”的思维下，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学这样一些本源性的问题存而不论，而关注具体历史语境中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十七年”文学有它特殊的处理政治与文学、政治与个人的方式，其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也是多样的，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才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具体地说，在“十七年”文学的作品中，既有政治化倾向明显的作品，也就是政治性高于文学性的作品，也有政治和文学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还有少数的注重个人文学表达的作品。而在每个作品的内部，其政治和文学结合的方式和程度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地方的描写比较政治化、理念化，而有些地方又能够把政治与人的关系处理得较好，还有一些地方也会比较富有生活情趣并暗含一定的个人立场。也就是说，这种多层次性即表现在“十七年”文学的整体创作上，也表现在具体的文本中。就拿“十七年”文学对情爱的表现来说，就既有被政治规范的革命化、阶级化的情爱描写，如《艳阳天》中对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描写就是以强调革命对于情爱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的；也有对革命、阶级中的情爱的合理表现，如《创业史》中对梁生宝和改霞的爱情描写，就既包含了革命理性对情爱的制约，也包含了情爱的力量和革命理性所构成的冲突和矛盾；还有通过间接、婉转的方式对情爱本能的正面表达，如《山乡巨变》中多次对盛淑君和陈大春在约会时不经意的身体接触的描写就传达了作者对情爱本能的肯定；甚至也有对跨越阶级阵营的复杂的情爱关系的表达，如《辛俊地》中对革命战士辛俊地和地主女儿桂香的情爱悲剧的描写就包含了政治与人性的复杂纠葛……这些情爱描写方式都是“十七年”文学所特有的，表达的是作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爱情的认识和体验。由此，我们不能再单纯以“压抑”和“被压抑”的模式来看“十七年”文学中的欲望表达，政治中的个人有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呈现方式，并且，它们可以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一种多维的张力关系。

“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存在多种政治与文学（个人）关系的表达，有些是主流的、显性的、与政治比较合一的文学形态，有些是边缘的、隐性的、与政治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形态，也有一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文学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七年”文学文本内部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内容的杂糅。对此，詹姆逊的解释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路，他认为，“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续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在一个文本内部，不同的叙事形式或‘文类模式’可以共存，并形成有意义的张力。”（4）“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各种叙事形式的共存，可以是一种和谐的张力关系，当然对于具体的文本来说，是否能达到“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如何，这又要具体分析。有人说：“十七年”文学“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5）。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正是因为这样，不同的人才会看到不同的文学史风景。而既然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那么，如何在这种“纠结”中对“异质性”的内容进行把握就成了关键。所谓“异质”，当然“异”的是政治的“质”，但对“十七年”文学来说，这种“异质”只能是相对的，关注“十七年”文学中的个人化的、审美化的表达，并非是要以某一种固定的价值为标准。洪子诚表达他对“个人”的理解具有启发性，他说：“个体的价值选择的独断性质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不应推论为普遍性的，进而要求其他人无条件地接受……如果把价值选择完全看成是个体的问题，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质。要是我们也认同下面的这样一种说法，即知识者的存在方式，不只是独善其身的‘逍遥’，而且要有‘拯救’的承担，那么，在‘价值多元’的境况下仅仅强调选择的个体性质，这是不大能解决问题的。”（6）虽然不能说任何对“十七年”文学中“非主流”性质文学的研究，就是剥离于特定时代语境的带有主观性的研究，但对这种文学存在状态的阐释是否符合文本的系统以及文本所处的历史结构却是非常关键的。

同时，由于我们惯用一些理论术语和文学史的线索对20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进行评判，比如一说到“个人”马上就会想到“五四”启蒙传统，虽然这样一种联系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但不能忘记的是，“个人意识”中所包含的欲望、情感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思潮，它也是人性本然的组成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意识中除了政治理性，也会有生命感性，作家也会有对人的感性世界表达的渴望和冲动，这并不都是来自于对“五四”传统的自觉继承。“十七年”文学是如何体现上述那种多层次性，或者说在文本研究中哪些方面的特点特别值得注意？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细节”比“主题”重要。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通常是清晰明确的，作品在总体上的情节走向、人物命运的安排是围绕某一主题而设置的，但是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并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在文本的无数细微处往往包含着主题所不能涵盖的内涵，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细节的政治”，“细节被界定为感官的、琐细的与浮面的文本现呈，与一些改革、革命等等较为宏大的‘眼界’（vision）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些宏大的眼界企图将这些细节纳入其臣属，但却出其不意地为这些细节的反馈所取代”。（7）往往是在对细节的剖析中，我们能看到主题表达以外的内容，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所在。

其次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对于探究“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而言，某些题材的文本具有更强的可解读性。在“十七年”文学中，往往是那些反映革命战士成长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题材的作品会充满一种“多声部”的特征，即体现不同话语的斗争和纠葛。尽管最终的结果是确定的，但在对“成长”和“改造”的过程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关系。在“十七年”文学中，即使是那些将个人和政治被认为结合得较好的作品如《三家巷》《青春之歌》《创业史》等，这种“结合得好”很多时候只是在文本的理性表述层面所取得的“胜利”，它带有作家对人物主观干预和塑造的性质，虽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梁生宝、林道静等最后的人生选择仍然是从属于国家和集体，但人物在成长过程中流露出的感性、个人的力量，仍然给文本造成了缝隙，这也正是这些作品被反复批判的原因。

再者是“经典文本”比“普通文本”重要。由于“十七年”文学总体上比较统一的特征，当下研究展开的重点仍然在对经典作品的“重读”上，因为经典的作品不仅能涵盖同时代一般作品的思想和写作特征，而且由于其在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关系上的有力平衡，它在对政治、人性关系的理解上也就能远远超越一般作品，由此，它所提供的文本的复杂程度也会大于一般作品。洪子诚就坦言道：“我也是想能发现50-70年代许多被‘遗漏’的、‘另类’的东西的。我不相信那个时期，人的情感、观念、表达方法就那么统一为了寻找‘遗漏’的‘珠宝’，真花费了不少时间。翻过不少作品集、选集，各种过去的杂志，从《人民文学》，到许多重要省份的杂志。结果非常失望……”（8）

当然，以上“两个重要”也都说明“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9），这才是文本研究的关键。当然，以上所说的这种多层次性对于文本来说并非固定的，而是变化的，这是因为很多“十七年”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大都再版、重版过，而在再版和重版中，作者对原作进行删改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只是这种“删改”很多时候是根据现实要求而非文学要求进行的。这样看来，“十七年”文学的不同版本与现实政治之间有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创业史》《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红岩》等作品在不同的版本中所呈现的各种话语的强弱关系、组织关系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版本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进行了调整，当然删改的方向只会是越来越靠近革命话语和阶级规范，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因此对于“十七年”文学，我们不能笼统地就小说发言，而必须根据具体的版本来发言。正是由于“十七年”文学与现实之间强烈的对应性，它才会有激烈的随着现实变动的不稳定性，这也正是我们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复杂之处。总之，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在文本自身所反映的复杂性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结合的多种可能性所带来的文本的多层次性是非常重要的。

在文学史研究中，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科学理性的研究心态和价值立场，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从理论上来说总是第一位的，这也被看作是每一个“治史人”的基本职业素养。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出要“永远的历史化”，他认为有两条实现的路线：客体路线和主体路线，即研究对象（文本）的历史化和研究主体的历史化。（10）所谓“历史化”，即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福柯“知识考古学”方法对历史的态度就是关注历史形成的过程和肌理，而不作主观的价值判断。在这样的历史观念的影响下，“十七年”文学研究近些年的发展也显示出“客观化”的还原历史的努力。不过，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纯粹客观的文学史写作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也是很多学者在实践中普遍感到的困惑。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就提倡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考古学”立场，而李杨却指出，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并未很好地贯穿这种立场。洪子诚回应说自己的研究中确实存在主观上的“启蒙主义立场”，并解释说：“我在《文学史》讲到的对价值判断的搁置与抑制，并不是说历史叙述可以完全离开价值尺度，而是针对那种‘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作出臧否’的方式。”（11）李扬自身虽然在1990代末的研究中力图贯彻一种科学、客观的立场，但他在对“十七年”经典的重读中也并非没有价值判断和立场。逃离价值立场也是一种立场，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是必须的，但也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方法的使用都不是绝对的。

“文学史”的特殊性在于它考察的对象既是历史，也是文学，西方新历史主义把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文本，具有虚构性，在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也是文本——文学文本，文本的呈现方式是语言化的，我们只能通过语言走近历史，历史在被我们“还原”或“阐释”的过程中也需要通过叙述的方式进行，而我们叙述历史背后的方法、立场和语言却是多变的，因此我们所呈现的“历史”会呈现出多层次的状态。对此，我将具体结合“十七年”文学具体的研究状况进行说明。第一，进入我们视野的“十七年”文学文本本身就具有多层次性，对此，通过上述“十七年”文学中政治与文学（人）关系的多层次性的论述已经进行了一定说明，“十七年”文学政治与文学（人）关系的多层次性也必然会带来通过文本重建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这里的“历史”既包括文本所指向的文学史，也包括文本外现实的历史。有人认为文学史主要是审美的历史，而对社会生活没有责任，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文学是一定时期社会和个人生活直接、间接的审美的反映和表现，它的内容不单包括审美的历史，也应包括现实的历史，也就是说，不仅历史事件在讲述现实的历史，文学文本也在讲述现实的历史，王德威说：“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12）而由于“十七年”文学与现实之间较强的对应性，我们在面对“十七年”文学的时候，更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学和历史联系起来思考。在考察文本的历史性时，除了普遍适用的文本细读的方法之外，当下学界所提倡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性”的发掘显示出特殊之处。这一研究方法的目的是重建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它倾向于透视文学史背后的形成肌理和组织方式，同时对剖析权力结构中话语如何被组织的过程有一定优势，如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的研究思路，关注的就是“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构造和描述的。在文本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提倡这一思路，“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文本时，最重要的并不是从中寻找和发现某一个因素(如个体生命欲求等)并对其作出价值评判，而是阐释各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组合方式。”（13）

也就是说，与以往文学史注重价值判断不同，“谱系学”性质的文本研究放在了“如何写”而不是“写什么”上，如果说通常的文本细读只是对文本的主题、情节、人物等表面结构的分析，那么“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则重在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分析，它能从另外的角度提供文本的历史性，即文本在叙事上的特点是由何种机制形成的、何种话语操控的，如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等专著就体现了这样的研究思路。不过，总的来说，在近些年“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文本实践中，福柯在思想观念上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影响要比其在研究方法上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影响大得多，这种“思想观念”主要指的是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理论”。由于“十七年”文学存在比较突出的政治话语对文学的组织和限制，福柯的这一理论看似对“十七年”文学研究就具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实际上，把“权力”等同于国家政治是对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的简单化理解。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中的“权力”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权力”有很大差别，它更多是指由知识、话语的生产所形成的权力网络，同时，福柯对权力话语所作的历史性的分析，说明权力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并非想象的那样是“压抑”和“被压抑”的关系，不过，他的这种学术思想却较少对我们的“权力”研究有启发。与“十七年”文学高度政治化的语境相对应，很多研究者把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一些研究结论作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即承认权力话语对人的规训，人只是权力的被动服从者，这样的研究思维不能体现作家及文本的感性主动性，势必会对具体的文本缺乏仔细分析和研读，结果造成“十七年”文学研究出现了和过去以阶级标准为唯一标准的文学史研究同样简单化的倾向。同时，从思维特点来看，话语分析方法具有思想史、社会史、历史研究的特点，这对文学研究来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缺陷，因为它偏向于理性和逻辑，缺乏对感性世界的细致感受和把握，用它来研究文学并不能显示出其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话语研究的区别来，也就是说，话语研究更适用于研究普遍性问题的抽象学科，而不太适用于个性突出的文学研究。所以，倡导“谱系学”研究方法的李杨在面对“十七年”文学文本的时候，仍然说：“在目前包括‘文学生产’‘一体化’‘知识－权力关系’等众多新鲜有效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方法之中，我仍然选择十年前确定的‘再解读’方式进入历史。”在面对文本的时候，如果说感性层面需要的是研究者与文本之间的精神对话，那么，在理性层面，需要的则是研究者对不同的文本所具有的结构关系的把握，这两种文本研究方式都不是用权力话语理论把文本处理成单一的结论。第二，除了以上所说的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这种多层次性以外，文本的历史性也与研究者所处的当下语境、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价值立场等有密切关系。没有主体对历史的介入就没有历史，这包含着历史叙述无法摆脱的悖论：当历史已经或者正在成为过去，历史的真实只能通过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获得，当代人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包含着他们自身的精神状况对历史的介入，在这一意义上，文本历史性的多层次性也是由研究主体所赋予的。

可以看到，在1980年代以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种观念的提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立场的出现都是由当下语境决定的，“复苏五四启蒙传统”“重申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寻找人文理想”“重塑时代精神”等一个又一个的文学话语类型和研究热潮实际上都隐含着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和价值立场，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福柯的那句“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仍具有真理性。因此，如果说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描述都多少包含和融入了阐释者所处的当下时代语境的因素，代表着在历史中寻求答案的冲动，那么，历史永远都不会只代表消逝的过去。在福柯那里，对历史的知识谱系学的分析，就是源于现实的冲动：“我起初是从一个用当代术语表述的问题出发，我想弄清它的谱系。谱系意味着我的分析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的。”也就是说，所有“历史性”的研究都会受到当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当代性”赋予了历史多层次的品格。实际上，正是上述一个又一个的“当下语境”给近二十年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打上了各种各样的烙印。同时，由于当下很多“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者都曾亲自经历过那个年代，因此，对文本的历史性研究也会受到研究者个人经验的影响。由于“十七年”特殊的历史环境，每个人对它的个人记忆是不同的，有些人对“十七年”有着深厚的“红色”怀旧情绪，这些主观的感情不会不影响到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判断。有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对此发言道：“我们一方面试图把文学史的写作变成一种冷却抒情的‘叙述’，并在这一过程中尽量取客观与超然的学术态度，同时又发现，当我们自己也变成叙述对象的时候，绝对的‘冷静’和‘客观’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由此看来，并不是‘当代人’不能写‘当代文学史’，而是当代人‘如何’写曾经‘亲历过’的文学史。它更为深刻地意味着，我们如何在这过程中‘重建’当代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16）因此，在主观和客观、情感与理智之间如何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在对历史的理解同情和对历史的客观审视之间如何保持一种良心和责任感，都无疑是对“治史人”的挑战。再者，对文本的历史性的研究也受到研究者在一些文学问题上的价值立场的影响，这同样是构成文本历史性的多层次性的重要方面。由于“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创作原则上的特殊性，它的文学创作原则和标准与其他时期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同时，其他历史时期如“五四”所形成的文学观念也会影响到“十七年”文学批评，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观念及其差异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就会一起呈现出来，如对柳青《创业史》中人物的评价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