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个人（述职报告）【推荐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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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爱情【第一篇】

诗人为什么到康桥（今日之剑桥）来“寻梦”？他要寻的是个什么样的“梦”？为什么说那“梦”是被“揉碎”的“彩虹似的梦”？为什么又“不能放歌”，而只能“沉默”？揭开这些谜底，是揭示该诗核心意象的关键所在，是理解和揭开该诗思想感情内蕴的钥匙。

徐志摩一九二年去英国康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八年两次到欧洲游历，都故地重游，但一九二八年徐志摩去康桥时，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诗人这时再会康桥，心中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再别康桥》写于诗人该年归国途中的十一月六日，发表于十二月十日《新月》第一卷十期。康桥，对于徐志摩的生命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说是他真正人生的起点，是其理想的孕育之所，是其情感中的一块圣地，是其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在康桥学习期间与林徽音邂逅，引发了他一生的个人生活转折，开始了追求艺术化、理想化感情生活的历程。在徐志摩短短的三十五年的生命活动中，康桥是令其终生魂牵梦萦的地方，它孕育了诗人的理想，它慰藉诗人寂寞而悲苦的心灵。诗人曾三渡英伦，先后写下了《康桥再会吧》、《康桥西野暮色》、《康桥晚照即景》和《我所知道的康桥》等诗文，这就难怪诗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寻梦”了。

诗人的“梦”首先是指对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的追求。一九一八年的徐志摩出国赴美留学，他后来言道：“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想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猛虎集》序)徐志摩梦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梦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为了这一夙愿，他忘却了父亲的叮嘱，醉心于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此，于一九二年又转到英国康桥学习，并在此确立了他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要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归国后，他办杂志、教书，发表文章，努力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但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列强蚕食鲸吞，国内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几年的国内生活，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击了诗人那颗高傲的心，使他渐渐地失望，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这对于信仰坚定并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心想成为一代政治家的徐志摩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故地重游，重温旧梦，聊以抚慰心灵和精神的伤痛，实出自然。

“诗言志”，又“诗缘情”。对个人生活理想尤其是情感理想的追求和渴慕，又是《再别康桥》中所寻之梦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康桥，对徐志摩来说，正是他爱的圣地。他对林徽音的爱，与康桥是密切相关的。康桥成了徐志摩对林徽音爱的一个象征，一个载体。这也构成了他所寻之梦的内核和真正的秘密。

在具有浓烈的浪漫情怀的徐志摩看来，爱情与“上帝之爱”拥有相提并论的地位。徐志摩为这次真正的爱情，进行了他生命历程中的一次“冒险”，一次人生抉择。他承受了来自家人、朋友和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结束了令人痛苦无奈的无爱婚姻。但他与林徽音的爱情却无果而终。尽管如此，这次爱情经历始终让徐志摩魂牵梦绕，难以忘怀。始于康桥的无果的爱之“梦”，就这样被“揉碎”了，但她也变成了徐志摩情感生活的内在动力。每当他失意、遇到挫折，陷入困境时，到康桥“寻梦”，便成了抚慰其精神和心灵创伤的良方和妙药。在追求林徽音失败，一度变得极度痛苦消沉的情景下，徐志摩结识了“忠厚柔艳的小曼”，两个人久已压抑的情感掀起了滔天巨澜。但对陆小曼倾情相爱的徐志摩再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接连不断的家庭纠纷，陆小曼奢侈成性造成的经济负担，人们的非议与幸灾乐祸，社会的批评，使徐志摩感到“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在这种情形下，一向颇具西方绅士风度的徐志摩内心是何等痛苦。当他重登英伦，除了故地重游，重温旧梦，聊以抚慰内心的伤痛，他还能怎样呢！

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指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像“彩虹似”的美丽，但都被无情的现实“揉碎”了，只能永远地“沉淀”在康河的浮藻里。但“他不曾低头……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也正因如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风度翩翩、飘逸潇洒形象背后的心灵创痛和无奈凄楚，很难为世人所感知。这是《再别康桥》中所呈现的情感表象与深层意蕴的矛盾和落差的真实状态，这真实的状态也正是由核心意象“梦”的内蕴复杂性、丰富性所引领主导的。

参考文献：

[1]苏姗・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郁达夫：《怀四十岁的志摩》，韩石山选编，《难忘徐志摩》，昆仑山出版社，2001。

徐志摩的爱情【第二篇】

在我看来，如果说7年的包办婚姻是徐志摩身不由己的选择，与林徽因的交往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和陆小曼的结合掺杂了太多的功利因素，那么他和凌叔华之间的淡淡情愫，算是他生命之中一段温馨绵长的回忆，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用“红颜知己”这个词，也许最恰如其分。

凌叔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作家，与林徽因、韩素梅、冰心并称为文学界的“四大美女”，更有“中国的曼殊斐尔”的美誉。

她出生于北京一个旧式文人的大家庭，是其父与三姨太的女儿。凌家是书香门第，家中往来的多为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凌叔华自幼耳濡目染，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凌叔华的曾外祖父是书画大家，父亲很希望子女中有人能传先人衣钵。偏巧，凌叔华在绘画方面极有天赋，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遍请名家教她诗画。这些，都为她日后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凌叔华考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她的写作才华也开始显露出来。凌叔华的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文采超众，非常引人注目，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她在那时便立意要做一位“将来的女作家”。

1920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她在这里以白话为文，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也打开了文学创作的大门。其文清秀俊逸、朴实无华而又浪漫生情，独具“闺秀派”之风。

凌叔华一生为文，然而，真正给她带来好运和缘分的却是手中的画笔。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那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才生了。她成绩优秀，交际能力也出类拔萃，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戈尔的代表；北大指派招待远道而来的诗人的是徐志摩和陈西滢。这两位男子，在日后都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的北京画会刚刚正式成立。因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便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用吃茶替代吃饭。凌叔华因认识了陪同泰戈尔一起访华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便也邀他赴画会。消息传到北大，徐志摩和陈西滢就跟着泰戈尔一道来了。

三人就此结缘，而她与徐志摩之间若即若离的情愫也就此拉开帷幕。

这之后，徐志摩、陈西滢经常到凌家做客，有时还带来几个新朋友，高谈阔论，一直到太阳西下也不肯走。这时，凌母便招呼大家留下吃饭。

当时，恰逢徐志摩的低潮期――他和林徽因彻底分手了。消逝的爱情成为他心里最大的苦闷，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唯有在诗词创作中寻找情感的发泄口。极度压抑的徐志摩需要一个宣泄的对象，一个倾听者、安慰者。

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通信的对象。信中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为了使徐志摩尽快走出感情失败的阴影，作为朋友，凌叔华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也正是这一举动，成就了日后两人暧昧传闻的导火索，坊间甚至流传出凌、徐交往的情事传闻。

一个风流倜傥的诗人，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二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碰撞出火花呢？

对于与徐志摩的恋爱关系，凌叔华是一直坚决否认的，在外人纷纷揣测她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时，她曾写信给胡适道：“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我对志摩除了相当朋友的同情，并可惜他的被诬外，一些关系都没有，我永远不信他会与我有什么关系。”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大家在把目光聚集在凌、徐二人身上紧盯不放的时候，忽略了另一个人的存在――陈西滢。那时，他们早已背着凌叔华因循守旧、崇尚门当户对理念的父亲交往多时。

陈西滢是北大的教授，他对凌叔华有的是一份欣赏与疼惜，而凌叔华对陈西滢有着崇敬和仰慕。

陈、凌二人因文学上的共同爱好走到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书信往来除文学以外并不涉及其他。也许是共同的兴趣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许是同样的追求增加了相互之间的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们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年多，身边所有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

直到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才在凌家一位世交的帮助下，说服凌父首肯了这门亲事。

1927年，凌叔华和陈西滢正式成婚，胡适是他们的证婚人，徐志摩作为二人的挚交好友送上真切的祝福。

徐志摩的爱情【第三篇】

我欣赏徐志摩的信仰。胡适说徐志摩是一个有单纯信仰的人，就是：爱，自由，美。确实，这三个信仰正好符合徐志摩的特点，并且他也努力地追求那个——“爱，自由，美”的单纯。志摩经历过重重苦难，为三个单纯的信仰努力着，追寻着，从不曾放弃，不曾退却。他对生的热爱极其强烈，为——爱，自由，美！

我欣赏徐志摩的爱情。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女人，爱和婚姻都是有取舍的。要么像胡适那样隐忍而行，要么像鲁迅那样追求并得到真爱。很多人都说志摩是浪子。诚然，他的生命中出现过三个女人：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他和张幼仪，是没办法的包办婚姻。没有爱的婚姻又怎能持久？志摩并没有抛弃过她，离婚后，他们不是也和谐相处，成为朋友了吗？很多人说幼仪是强忍着的，我觉得不然，张幼仪是一个很洒脱、很坚强的人，所以，在徐志摩空难死后，她在上海创办了女子服装公司，女子银行，开了女性风气之先。他和林徽因，是对方的退却，志摩不可能也没理由永远为她停伫。她毅然选择了事业，最终和梁思成在建筑界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日后成为国徽的设计者之一。林徽因虽然退却，但她和志摩都选择了举起祭刀，以最圣洁的方式与以往诀别。他们，虽然没有结局，但毕竟都是爱过的……他和她，都有常人所缺的一种决绝之美！再来看看他和陆小曼，两人真心相爱，冲破重重阻碍，从不曾放弃过，不曾退却过，最后他们终于在一起。如果他们生活在今天，他们的爱情一定会被我们所接纳。只是很遗憾，他和小曼的爱在那个时代被扣上了“反礼教”的帽子，大家都不认可……为什么只有志摩给人以浪子的形象？我欣赏徐志摩的爱情。无论从哪方面，他都是一个专一的情人。只要对方拿爱与他回应，他就会坚持到底，专一到底。志摩的坚韧，有几人能做到？又有几人能创造？

我欣赏徐志摩的功勋。徐志摩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很多的贡献，单从他翻译的诗来说，有六十多首外国诗，被他用优美的语句翻译出来。还有康桥和翡冷翠，其实就是剑桥和佛罗轮萨，翻译得这么美，让国人看了就有想出去见见的冲动。志摩就是能创造出这样一些美丽。不得不说志摩的朋友。志摩的朋友中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如印度的泰戈尔和英国的哈代。志摩可说是为中外文化交流写了一句题记，谱了一段前奏曲。

徐志摩代表作【第四篇】

一、白话音译个性足，音形结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时期，并亲身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当时阿拉文库已经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形式。作为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大师，徐志摩极力主张用阿拉文库而不是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徐志摩用阿拉文库翻译，将他的西方文学译作正式带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译的布莱尔的《猛虎》，就采用白话的形式，将作品中的老虎描绘成一种虚弱、颓废的老虎，真正展现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译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骇人的雄厚、飞腾等现代词汇再现了老虎威猛的原型，这些词汇对当时有着传统国学经历的文人来说算是新奇。徐志摩还节译、转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从文化的视角将其翻译成一种文化现象，真正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例如，徐志摩曾转译英国作家高斯的英译本，翻译法国作家福凯的《涡堤孩》实际上已经是编译了。徐志摩深知汉字属于“形音字”，而英语则属于纯拼音文字，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见到字形联想到它的意思。例如，当时的康桥现在就翻译为剑桥，康桥给人以健康、优雅的气质，而剑桥一般会让人想到桥的雄伟、气魄等。“翡冷翠”便会让人想到一个美丽的地方“，赛有那拉”是目前对日文“再见”的最美丽的翻译。可见，徐志摩正是通过自己音译、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实践，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开始翻译诗歌。此后，他直译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多个题材。特别是在其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时间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涵盖绝大多数文体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拜伦、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诗歌方面，《徐志摩诗集》诗集中就收藏有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还翻译了德国著名作家福凯的《涡堤孩》，意大利作家邓南哲的《死城》，英国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集等等，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译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范围之广，涉及的题材众多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徐志摩对翻译名称的处理之成功，最终成为他的“注册商标”。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专利，他将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翻译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学中的意蕴表达，其通过音译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强的文字，实现“音”与“形”相贴近的艺术效果。此外，徐志摩还充分利用自己编辑西方文学作品的机会提倡西方文学的翻译，如他主张用文言文翻译西方诗歌文学。总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他还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风格的影响。

二、空灵飘逸译如诗，多元转译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坛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善于创作空灵飘逸的浪漫主义诗歌。然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大部分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从其翻译作品的文体中可以看出其审美价值取向。同时，虽然他翻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题材，而其中大多数为抒情方面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个人印迹，属于最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徐志摩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十个短篇小说，斯蒂芬斯的两部长篇小说，赫胥黎的《半天玩儿》等，徐志摩都将它们称为散文写成的诗歌。其实，徐志摩翻译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其中，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便属于前一类，她的作品以美著称，有着“狂风骤雨向读者灵魂奔波”，徐志摩也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尔德便成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译了她的大量文学作品，并取名为《英国曼斯菲尔德小说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古怪年轻人，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对平凡人的同情，没有一种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对一切弱小的怜爱，他一生都在同情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同样，赫胥黎的《半天玩儿》也是这种风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阳光中独自品味自己的寂寞，这时远处走来了两位华丽的小姐，而她们却不幸地遭到恶狗的侵扰，好心的彼得救了这两位小姐，但他的行为却受到了这两人的鄙视，徐志摩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彼得的心灵，充满着无限的怜悯之情。徐志摩对文艺复兴以来各派的浪漫主义作品均有翻译，他翻译的首部德国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温蒂娜》，便是以中古为背景的骑士小说，叙述了一个美丽的妖怪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当时看到这部小说时非常感动，并非常欣赏其文笔结构。20世纪30年代，中华教育基金会推选徐志摩、梁启超、闻一多等人翻译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这是其参与的第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徐志摩翻译笔法的流畅完美，再现了原作动人的情节，如在翻译《曼斯菲尔德》文章时，他就曾引用奥帕尔的一首非常悲观的诗歌，其回忆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变成了虚幻，悲观的诗人无法回避这种幻灭所带来的深刻反响。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都是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诗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东方文化修养并羡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译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并陪同他一起远赴日本。后来徐志摩还专门赴印度拜访泰戈尔，他翻译的《谢恩》、《园丁集》便是泰戈尔六十多首诗歌中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可见，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是徐志摩翻译中最得心应手的，同时他的美学色彩的译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义色彩。徐志摩自谦自己的翻译是一朵没有灵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语，如果要翻译意大利语方面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转译原著的作品。例如，邓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他的戏剧摒弃了日常生活的繁杂，在语言上更加追求抒情、优美的风格，能巧妙地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来渲染作者所要表达的唯美主义色彩及风格。邓南哲的作品通过英国著名文学家西蒙斯的翻译，扩大了该作品在英国及世界文坛的影响。徐志摩便是通过西蒙斯的译文指导邓南哲的，其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苦于找不到邓南哲的英译本，他曾下决心转移了邓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戏剧《死城》的部分内容。四年过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旧有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译作，再次激发了其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热爱，他曾撰写了《丹农雪乌》这部专门介绍他生平及创作思想的文章，并从唯美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其所受到的影响。后来，徐志摩又创作了《丹农雪乌的戏剧》对《死城》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诠释，该部作品描写了具有美学色彩的兄妹畸形恋爱，是邓南哲先生的处女作，该作品一直笼罩着某种神秘的忧伤与不安。

作者：赵丹单位：西京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