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演说家第一季》黄小山的演讲稿范文：人性的力量（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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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演说家第一季》黄小山的演讲稿：人性的力量1

今天，我来到这里要跟大家谈谈——人性。

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前的十字路口，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有人感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问题时代”：雾霾问题、水污染的问题、物价问题、住房问题、垃圾围城问题，等等等等……

其实问题多，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我们有一些人，我们不能够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理智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而一味的，无端的，骂——，扯着嗓子骂，抡开膀子骂，破口大骂。你还别说，骂得出彩儿，你的人格就得到了提升，你的微博就平添了气质，你的粉丝就成千上万的增长，你就俨然成了一个民间的“意见领袖”。

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时代，一个靠“骂人”就可以成为“英雄”的时代。

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社会批判。”我当然不反对批判，但谩骂属于批判吗？批判——它应该是理智的产物，它应该是逻辑的产物，它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担当的产物。而简单暴力的、形而上学的、别有用心的、把所有的社会问题全部的推给这个体制，全部的推给这个政府。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宣泄，是一种仇恨的情绪，是一种哗众取宠，是一种沽名钓誉，是一种怯懦的、偷懒的表现。

常识告诉我们：人，才是组成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人心向善，则社会向善；人心向恶，则社会向恶。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能赤裸裸地站在镜子面前，我们直视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手里拿着身份证，我们可以大声的念出我们的名字。我们再把身份证翻过来，我们凝视那枚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我们做一次良心上的，做一次灵魂层面的忏悔。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为这个社会，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好事，我做了什么坏事。我是否孝敬了父母，我是否教育了孩子，我是否闯了红灯，我是否欠了人家的钱还没还，我是否上公共厕所的时候，把尿撒在了小便池子里，而离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做过这次忏悔，你会有一丝感动，你会有一丝惭愧，你会有强烈的羞耻感……那就对了！把你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把你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把你的牙刷得干干净净的！我们自信的走出家门，给你邻居一个微笑，给每一个你遇到的陌生人一个微笑，给中国一个微笑，那时候我相信，你的心中将充满了正能量！

我突然想起了位于英国伦敦那闻名于世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想到的那个教堂地下室里那块既没有名字，又没有年代的普普通通的那块墓碑。我记得碑文的大意是这样：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年少轻狂，我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人到中年，我发现，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我只好向自己妥协，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想改变这个国家；当我人到老年，我发现我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国家，我再次向自己妥协，我想改变我的家庭。但当我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的时候，我回首一生，我碌碌无为。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去改变这个世界、去改变这个国家、去改变这个家庭，而只是改变自己开始的话，我也许已经改变了自己，并改变了我的家庭，并通过我的家庭影响到邻居，影响到国家，甚至世界。谁知道呢？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今天，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我站在《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我对你们说，我大声地对你们说，翘起这个地球的支点，他不是某个领袖，他不是某个精英，他不是某个英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超级演说家第一季》黄小山的演讲稿：垃圾启示录2

黄小山，一位已过知命之年的环保人士，绿房子的创始人，198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2009年的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场的抗争成了他事业的转折点，正如他自己调侃的：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陷进了环保事业。为寻求垃圾围城出路，他奔波于政府、媒体、环保组织、垃圾专家和相关废弃物处理企业，参观和考察日本垃圾焚烧厂。他于2011年9月成立了北京绿诗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推动“绿房子”环保项目中，致力于垃圾分类与循环利用。可谓为中国环保的先驱者。

最初我反对垃圾焚烧，后来做起垃圾分类，而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传教士"，借助各种平台，告诉老百姓，不要总抱怨，垃圾分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2011年，他自己投钱，在居住的小区建起了一个垃圾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名为“绿房子”；两年后，他作为年龄最大的选手，站在了热门真人秀《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作了题为《垃圾启示录》的开场演讲；

2015年4月，他来到了新闻专题节目《东方直播室》，讲述“与垃圾共舞的日子”。

他叫黄小山，曾是一位从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律师。自从和“垃圾”打上交道，他迅速成为了国内有名的垃圾环保人士。

黄小山的经历着实有意思。2009年，昌平欲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住所就在附近的他自然地加入了反对者的队伍，还成为了“领军者”。2010年，他受邀去日本考察，此后，便开始研究欧美各国垃圾处理的模式和技术。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垃圾不是不能烧，关键在于怎么烧。2011年，他自掏腰包，激情四溢地开始帮助老百姓进行垃圾分类。

四年时间过去了，再次面对记者的黄小山说起自己的绿房子时，却难掩无奈之情。

记者：为什么从反对垃圾焚烧到自己出钱分类垃圾？

黄小山：在日本考察时，我发现他们焚烧炉里的东西，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中，水占了1/3。这是因为，中国家庭产生的垃圾中多半是厨余垃圾，菜叶、瓜果皮、剩菜剩饭中的水分含量很高。而这些水分到了垃圾填埋场或者焚烧厂，会变成危害极大的渗沥液。因为渗沥液量大、浓度高，使得垃圾除潮不充分，不但燃烧效率低，也不利于污染物的分解。所以，这就涉及到垃圾的分类问题。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既然老百姓不愿意分类，那么我就在小区建一个居民投放垃圾后的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帮助他们分类。然后，再由市政将分类垃圾分类收走。

如果能够从源头上将干湿垃圾分开，并把湿垃圾在垃圾处理的前端进行最大限度的脱水处理，那么不但能保证垃圾燃烧的热值，还能节约运输、转运渗沥液的处理成本。

记者：绿房子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吗？

黄小山：通过一年的试点，我们采集了一些数据，验证了一些最初设想的功效。但同时，确实也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老百姓对于小区环境的情绪非常敏感。只要垃圾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建在小区，多少还是会产生一些污染，包括臭味、污水处理的问题。因此，老百姓会产生抵触心理，不愿意我们在小区里折腾那些垃圾。这就与我们最初的设计有了很大的出入。所以，目前我们也在思考能被居民广泛接受的方案。

除此之外，绿房子的运营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公益项目，靠政府、社会一时的支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商业模式，才可能大面积推广。这个模式，目前仍在探索中。

记者：你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黄小山：是难以撼动的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公共意识。

我之所以建绿房子，是觉得不能寄希望于老百姓个个都有这个觉悟能给垃圾分类。但现在我才知道，没有老百姓自觉、自主地进行垃圾分类，多少绿房子都无济于事。

这些年来，我公关政府，始终信心百倍，事实上，他们是愿意这么做的。因此，垃圾分类真的不是一个政策、法律或者技术问题。

政府的工作是分类运输、分类收集、分类处理，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老百姓的分类投放。日本、韩国、欧美国家的垃圾分类都是如此。

有人质疑小区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无人管理、监督。可试想，难道每个小区还要配备垃圾警察，专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吗？到时候成为世界之最，岂不又是一个笑话。

随地吐痰、乱闯红灯有监督、有处罚，那么多年，这些问题解决了吗？垃圾分类问题的本质跟它们是一样的。

记者：这些年与垃圾打交道，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黄小山：最初我反对垃圾焚烧，后来做起垃圾分类，而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传教士”，借助各种平台，告诉老百姓，不要总抱怨，垃圾分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被忽视。生活垃圾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所产生的，那么分类首先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你会注意到，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干净、整洁的，但这仅限于在自己家里。一旦出了家门，环境就与我无关。

可一个真正文明的人，一定是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一视同仁的。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

所以我现在常说，垃圾分类在中国之所以从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公民素养的问题，是社会文化的问题。

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文化的回归，没有合理的生活习惯和公共意识的养成，垃圾分类问题，不可能有解！

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当年的信誓旦旦，变成了现在的无能为力。

可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有必要不断地去传达这些理念。就我个人而言，能影响一个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