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心得体会范文【最新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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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令心得体会【第一篇】

一、推行教育

1．命儿童读书，定读书年限皇太极越来越意识到政权的稳固不仅要靠铁骑硬弓，而且还需要统治集团占据文化的制高点。如果只有勇猛的攻击能力，而缺少坚毅忠贞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即使已经占领的城池也会再丢失，已经俘获的百姓也会逃亡，已经建立的政权也可能被他人。要使八旗子弟尤其是众贝勒、大臣子弟具有“忠君亲上”的品质和高超的智慧，就要让他们接受教育，掌握知识。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皇太极降汗谕：“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今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有不愿教子读书者，自行启奏。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于尔心安乎？其咸体朕意，毋忽。”［5］首先，他开宗明义，说明“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的目的是“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他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这些儿童从小养成“忠君亲上”的品质，而“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只是实现“忠君亲上”的途径。他又分析了诸贝勒、大臣不愿送子读书的原因。“不令就学”是因为“溺爱子弟”;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紧接着他把弃守滦州、永平、遵化、迁安四城的阿敏贝勒与死守大凌河城的明朝军队作比较，指出丢失城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未尝学问，不明理义”，而明军能做到“人皆相食，犹以死守”则是由于“读书明理”，因而能“为朝廷尽忠”。最后，皇太极作出规定：“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他同时暗示了违反此项规定的惩处措施———“不令尔身甲出征”。虽然他是以假设的口吻说出，但诸贝勒、大臣都明白这话的潜在含义，即革职或不再任用。在那个年代，披甲出征既是男子建功立业的机会，同时也是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不令出征”则意味着断了财路，更无升迁的可能。皇太极对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的规定，得到了汉官们的赞许，其中以胡贡明的奏疏最具代表性，并且受到了皇太极的恩准。［6］奏章说：“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极好的事反看作极苦的事，多有不愿的。若要他们自己请师教子，益发不愿了。况不晓得尊礼师长之道理乎？以臣之见，当于八家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然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当将一国秀才及新旧有才而不曾作秀才的人敕命一、二有才学的，不拘新旧之官，从公严考，取其有才学可为子弟训导的，更查其德行可为子弟样子的，置教官学。顺设养廉之典，供以衣食，使其无内顾之忧。尊以礼貌，使其有授教之诚。崇以名分，使其有拘束之严。小则教其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则教其子、臣弟、友、礼、义廉、耻之道。诱掖奖劝，日渐月磨，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况考校乃历代之大典，不行考校，则人不读书，而真才无上进之阶。举孝廉，乃汉朝之美政，不举孝廉，则人不学好，总有才学，为政必乖。伏乞皇上并法行之。一则，可为我国取材济世之明制；二则，可以昭我万世不朽之盛事也。”［7］在这一奏章中，胡贡明首先肯定了皇太极要求八旗子弟读书的命令是“大有为之作用”。他又分析了满族人对待读书学习的心理状态，并提出了“八家各立官学”的建议。他还就教师的资格及聘用、教师待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目标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这些论述完全符合皇太极所设定的教育目的。胡贡明还论述了科考取士对送子读书的促进作用。2．开科取士，促进教育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的一个创举。这一制度始自隋唐，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皇太极借鉴了汉族统治者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把知识分子纳入其统治机构，是满族统治者治国理政方面的进步。它改变了以战功擢升官员的唯一标准，标志着满族政权逐步走向文官体制。同时，以科考擢用官员，可激发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对教育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读书学习成为社会底层人民向上层浮动的通道，是扩大教育规模的政策推力。满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其治下的人民包括满、蒙、汉等多个民族，因而它的官僚体系中肯定要由来自三个主要民族的官员构成，它的科举考试也必然是多民族、多语言的，所录用的官员也有着不同的民族身份。不仅如此，所录用的生员也有语言特点。天聪八年，“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8］3．重用生员，助推教育生员，是对知识分子的称谓。皇太极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善待和重视。天聪六年(九月)皇太极下令“八旗教习汉文生员(每旗二人)，报汗获准后，各免二丁之徭役”。［9］给作为教习的汉文生员(即教师)每人免除二丁徭役是极大的恩惠，使这些教习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皇太极重视教育及教师，还改善被裁撤教师的待遇。天聪六年十月，“正黄旗刘生员、邵生员，因超额被除名。彼遂告于汗曰：‘教习汉文之生员四人，我等教授两旗子弟已十二年矣。我等所教授之二木拜、巴敦、恩德依三人均被录用。新入两旗诸大臣之子弟，亦共同教授两年矣。丑年(天命十年，1625年)屠戮生员时，蒙汗眷顾，择而养之，命我等教授汉文，并将被戮生员家中诸物，悉赐我等。凶年赐银命购粮而食。今又蒙汗眷顾，命教授汉文之生员等，各兼男丁二人，免徭役。而正黄旗因生员超额，仅命董生员、黄生员教习，而将刘泰及邵生员我等二人革除，充当差役。更将我等所教授之镶黄旗新旧子弟，命镶黄旗新进生员教授。今特将我等教授十二年之苦，报知于汗。’汗遂命二生员各免二丁徭役”。［10］从这段史料不难看出，“丑年屠戮生员时”，皇太极保护了一部分汉族生员。同时可知，教授汉文的汉族生员受到优待：“免二丁徭役”。“因超额被除名”的二位生员也受到了皇太极的优待。这可以视为皇太极重视“教师”，重视汉族“教师”的例证。皇太极不仅善待自己统治区内的读书人，就连对明朝辖区内的汉族生员也表现出垂爱之心。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入略中原。“十二月初一日，大军起行，西趋良乡，行猎南苑。遂渡浑河，至良乡城东山岗驻营。是夜，招城主知县降，不从。初二日卯刻，正蓝旗先登，即克其城。尽诛军士大夫。收养之生员六人”。［11］正是由于皇太极实行对读书人的优待政策和准许上奏自陈制度，处在民间的归降生员才敢于直接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情况。崇德元年六月，正白旗佟三牛录下生员刘奇遇、刘弘遇上奏，自陈由明朝归附有功，“伏乞圣汗轸念穷困，豁免差役”。皇太极看过奏章，命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考试刘奇遇、刘弘遇兄弟之优劣”。“三大学士以刘弘遇可用为文职入奏，遂授为弘文院副理事官，免其兄弟徭役各三丁”。［12］4．强化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从皇太极实行的种种政策看，他对汉文化持接纳和学习的态度。但是，面对汉文化强大影响力的冲击，他时刻保持着警惕。他力求吸取汉族文化中的精髓，尤其是教化人民，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等方面历代帝王的经验。与此同时，他又非常坚定地维护以“国语骑射”为显著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坚决抵制汉族习俗，防止被汉化。(1)官名、地名满语化以本民族语言命名官职、地名是一个民族文化走向成熟的表现。从原始社会一路走来的满族共同体，自从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权以后，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其各部落的文化习俗逐渐趋于统一。经过八年的探索，皇太极即位以后，对内建章立制，调整国家机构，发展经济，壮大军队。对外进行武力扩张和掠夺，既扩大了版图，增加了人口，也增强了国力。至天聪八年(1634年)，基本完成了作为一个以女真(满洲)人为主体的国家建设。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文化体系基本形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训谕，创立属于自己的制度，保持本民族文化，以求政权“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把官名、地名“易以满语”，而且明确规定：“仍称汉官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也，察出决不轻恕”。［13］(2)拒绝汉俗皇太极熟读史书，常常借古喻今，教育众王、贝勒、大臣使其认识保持本民族传统风俗的重要性。他时常以金朝习染汉族习俗导致灭亡的教训警告众王、贝勒、大臣，以放弃传统则国亡的历史观教育众人。他命令满洲八旗子弟要谨遵祖制，常习骑射。崇德二年四月，他专门圣谕，告诫众王、大臣：“此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踈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之制，仍服朝衣，且谆谆训谕者，非为目前起见也。及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耳。朕意如此，尔等宜各陈所见。”［14］他认为“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他强调指出满族“以骑射为业”，服制为立国之经。只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经常习练“弓矢、田猎、行阵”，“武备”才不致荒疏，军队才能永葆战斗力。皇太极这一“国语骑射”教育思想，寄希望能贯穿于清朝始末，后来清朝历代皇帝也是在极力推行之。但是，发展到清末，随着满族的逐步汉化，终究使满族的“国语骑射”无法贯彻和推行下去了。

二、建章立制，化民成俗

(一)民间法规为了使民间纠纷案件得到及时有效的审理，避免大小案件都送交刑部，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癸巳，皇太极下诏令，对民间可能出现的纠纷规定了具体解决办法，并规定像借粮、狗咬伤牲畜、牲畜毁坏庄稼等小纠纷，“俱令各该牛录额真即行审结。事有大于此者，送部审理”。［15］这一诏令不但规定了民间因琐事而出现纠纷的解决办法和程序，也为民间的彼此交往活动提供了准则，把许多可能出现的民事纠纷案化解在萌芽状态。因此，它具有更大的社会教育意义。

(二)婚娶制度联姻是部落间结盟、笼络大臣的一种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就曾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何和礼；为了与乌拉结盟，对布占泰更是“妻以三女，三为我婿”;明将李永芳来降，立刻招为额驸。到皇太极时代，这种出于政治需要而缔结的姻缘仍然盛行。基于此，天聪九年(1635年)三月，皇太极通过户部贝勒德格类传谕：“嗣后，凡官员及官兄弟、诸贝勒下护卫、护军校、护军骁骑校等女子、寡妇，须赴部报明。部中转问各该管诸贝勒，方准嫁。若不报明而私嫁者，罪之。其小民女子寡妇须问明该管牛录章京，方准嫁。凡女子十二岁以上者许嫁，未及十二岁而嫁者，罪之。其专管牛录与在内牛录皆同此例。”［16］这样，女子出嫁的法定最低年龄为十二岁；出嫁需要得到牛录章京或该管贝勒的批准。天聪六年三月，皇太极说：“前禁不许婚娶”“乃古圣王之成法”，“今仿而行之。”［17］我们可以推知至少在天聪六年三月之前就已经下令禁止“婚娶”。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元称帝伊始，再次下令：“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凡女人若丧夫，欲守其家资、子女者，由本人，(家)宜恩养；若欲改嫁者，本家无人看管，任族中兄弟聘与异姓之人。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我想及此，方立其法。我国若有之人，欲娶族中妇女者，其夫死后不许哭。心内既欲娶其妻，外则虚哭之何为？此言欲令愚鲁之人晓之，今禁革，不许乱娶。”［18］此次禁止婚的命令较前更为严厉且具体明确，规定了丧夫妇女选择守寡或改嫁的条件。在这个规定中充满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教育内容。

(三)牲畜使用制度天聪元年九月，皇太极颁布诏书，规定各种牲畜的用途：“马骡以备乘骑之，牛驴以资负载，羊、山羊、豕、鸡、鸭、鹅等供食用。嗣后，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及筵宴、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驴骡，永行禁止之。……明国、朝鲜及蒙古人等勤牧善养，遂以致牲畜繁盛。而我国之人若不善养牲畜，一味宰杀，则牲畜何由得蕃。嗣后，务须勤加牧养。”［19］他首先讲各种畜禽对于人的功能，强调马、骡、牛、驴等大牲畜的战争资料和生产资料功能。然后做出规定：不许宰杀大牲畜，不许屠杀母猪。特殊情况下必须宰牛时，也要用小牛。另外，皇太极号召满族人民要像汉、朝鲜、蒙古人那样“勤加牧养”，以使“牲畜繁盛”。马匹是满族人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战略物资。天聪五年(1631年)九月，针对马匹再次做出明确规定，即使阵前受伤马匹，也不得任意宰杀。“阵前受伤马匹，本无任意屠宰之例。受伤马匹中，将有死者，有活者，奈何任意屠宰耶？”只有“主人解去鞭辔，确实废弃之马匹，可准屠宰。若妄行屠宰，则罪之”，“盗取马匹治以双重盗窃罪”。［20］(四)严惩盗窃与禁止烟、酒、制度皇太极即汗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社会秩序，革除陋习，移风易俗。严厉打击偷盗行为，对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予以禁止。虽颁布严厉法令，且三令五申，但偷盗现象却屡禁不绝。因此，皇太极颁布更加严厉的法令，即“枭首示众”。天聪六年十月，皇太极对众官员等说：“我国人中曾下法令，凡出兵行猎时，有为盗者，或杀、或鞭，但竟不惧。闻此番行猎，仍有盗鞍、辔、靼屉、笼头、绊镣等物者。”于是，命诸贝勒大臣亲督搜捕为盗者。“查获为盗者，若就地执法，恐众人不知，遂携至沈阳城枭首示众”。［21］烟草在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崇祯皇帝曾重法禁止，但率军与后金作战的洪承畴却上奏说：“辽东士卒，嗜此若命”。皇太极也认为应该禁止吸烟。天聪八年(1634年)十二月他问和硕贝勒萨哈廉：“烟之为禁已久，民间仍有不遵而擅用者，何故？”萨哈廉认为，“此禁止行于众人，而不禁诸贝勒”，因此，未能禁绝。“若欲永行禁止”，应该由禁止贝勒吸烟开始。皇太极说：“朕所以禁烟者，毋见穷乏之家，其仆从衣服不周，犹市此不已，无益妄费，故禁之耳。”［22］可见，起初皇太极禁止吸烟是出于减少百姓生活开销为目的的。由于烟草盛行，在众贝勒、大臣中吸烟现象日益普遍。皇太极曾下令禁止吸烟，对“种者与用者俱行申饬”，但仍有大臣“用之，以致小民效尤”。崇德六年二月戊申，皇太极对户部官员说：“前所定禁止用烟之令，其种者与用者俱经屡行申饬矣。近见大臣等犹然用之，以致小民效尤违禁。嗣后，凡欲用烟者，惟许各人自种而用之。若出边货买者处死。”［23］崇德六年二月，“甲喇章京刘廷聘盗取义州青草一千三百束，又藏烟私用，为家下五人首告。”皇太极裁定刘廷聘“革职，追草束，原告准离主”。［23］烟草通过朝鲜进贡和归降后金的明朝将士传入后金后，迅速成为八旗各阶层人士的嗜好。八旗贵族中嗜烟者众多，其中包括代善、莽古尔泰、多尔衮、德格类等重要人物。［24］正是由于诸位贝勒吸烟才使得皇太极的禁烟令未能落实。努尔哈赤一生不饮酒，而且反对饮酒。因为饮酒误事，饮酒过量致死，酗酒伤人等现象屡有发生，努尔哈赤曾多次教育诸贝勒、大臣不要饮酒。皇太极延续其父的政策，并且加大了对酗酒者的教育和处罚的力度。天聪九年(1635)七月“以牛录章京石尔胡纳克纵饮致死革其世职”。［25］世职是指可以世袭的职位，革除世职，意味着他的子孙不能承袭其职位。皇太极注意到，饮酒不但使人“年未老而先衰”，而且因酒而“荒惰弃业”，导致贫穷。崇德六年二月，皇太极把诸王贝勒大臣召集到笃恭殿，就饮酒问题训谕：“牛录下人多有贫乏者，皆因牛录章京及拨什库等耽嗜饮酒，不办理牛录之事，晨醉则至暮不醒，夜醉则日中不起，荒惰弃业，职此之由。昔皇考太祖时，太祖素不饮酒，因而群臣庶民，凛遵教训。故太祖国势振兴，诸臣迄今殷富。皇叔贝勒嗜酒，其部下臣民俱效之。故皇叔之政渐衰，而部下臣民渐贫。自正蓝旗莽古尔泰、德格类在时，耽于麴(qū)蘖(niè)，其部下之臣及本旗下人皆相习成风，以致败亡。镶红旗王、贝勒、公等亦惟酒是嗜，其部下本旗人，其相仿效，故瓦尔喀什之族，年未老而先衰。镶蓝旗郑亲王先时嗜酒，一旗人皆效之。今郑亲王戒饮，而部下之人积习已久，不能禁止。似此沉湎废事，致令牛录贫穷者，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何不查明议处？”［26］他以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二人为例，说明上行下效的道理，以此来教育诸王、贝勒。他又以莽古尔泰、德格类、吉尔哈朗等王、贝勒嗜酒，以致“一旗人效仿”的事实为例，说明王、贝勒饮酒对百姓的重大影响。他历数了饮酒的害处之后，要求八旗官员率先戒酒，对因饮酒而致属下牛录贫穷的王、贝勒等高级官员予以惩处。是文明社会所不容的陋习，是危害社会的行为。皇太极认为者“行止不端”，因而严令禁止。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命刑部贝勒下书：“诸凡以钱及货物者，概行禁止。若有赌者，则依律罚之。”［27］对于有行为的官员更是严惩不贷。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受皇太极赏识的大学士宁完我。宁完我“原系萨哈廉贝勒家奴仆，因能文史，汗擢置文馆，参预机务，授为二等甲喇章京，准袭六次，赐庄田奴仆”。因嗜博，“革其职，凡汗所赐诸物，悉数夺回，解任，仍给萨哈廉为奴”。［28］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宁完我因屡次而被革甲喇章京职、解文馆大臣任，重做奴隶。与他一同者也受到了相应惩处。

三、信奉萨满，虔心礼佛，打击

(一)信奉萨满教，严惩自称萨满者萨满教是流行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种原始宗教，也是满族及其先祖所信仰的原始宗教。它起源于远古时期，是没有创始人和特定组织的宗教形式。其内容主要是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及与之相应的祭祀活动仪式。“在皇太极的统治下，萨满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终形成具有满族民族特色的原始宗教”。［29］关于皇太极对萨满教的态度，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信与不信之争。本文认为皇太极信奉萨满教，因为《满文老档》、《清实录》中记载，每逢重大活动，皇太极总是率诸贝勒、大臣“拜堂子”。而“拜堂子”则是萨满教的一种形式。再者，作为满族的民族领袖，皇太极不可能不信仰满族及其先世广为信仰的萨满教。“萨满”一词源自通古斯语，“萨”意为“知道”，“满”意为“……的人”。《三朝北盟会编》载：“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萨满“能道神语，甚验”。［30］因此，“萨满”的意思为“知者”。萨满巫师们凭借自己的宗教威力，在宫廷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宫廷斗争。［31］“萨满的产生有神授、世袭、族选、许愿等多种途径，但神授萨满常常被视为最有神通的萨满”。［32］只有通过特定方式的鉴定确定某人有当萨满的资格，并通过艰苦的学习和特定的考验仪式才能成为萨满。［30］正是由于萨满有“通神”的本领，所以，自称萨满者对老百姓具有欺瞒和蛊惑能力。作为后金汗和大清皇帝，皇太极必须控制萨满教，使之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因而他所打击的是自称萨满的人。崇德元年六月，皇太极对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说：“民人中有自称萨满，书符读咒，诳骗民人，行邪术以欺国之人，当即行奏闻。”［33］此举，旨在保持社会的安定。

(二)虔心礼佛，整顿寺院“皇太极所确定和推行的佛教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为现实政治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色彩”。［34］他优待本国僧人，盛情邀请并隆重厚待喇嘛等举措都是出于政治考虑，以及安抚蒙古诸部，使佛教成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崇德二年三月，他还特意“召诸喇嘛至崇政殿赐宴”。蒙古察哈尔部墨尔根喇嘛载古帕斯八喇嘛所代嘛哈噶喇佛像至，皇太极命令“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之”，崇德三年八月竣工，“殿宇弘丽，塑像巍峨，层轩延袤，永奉神居”。“赐名‘实胜寺’，铸铜钟”，“悬于寺内”，“东西建石碑二”，镌满、汉、蒙、图白忒四字碑文，记载此寺由来。并称建此寺不“惟寒暑调，雨旸(yáng)若”而受一时之福，而是要“将世弥积而功宣，身逾远而名劭(shào)，行将垂示于无穷”。［36］皇太极亲莅该寺，并率群臣于佛像前行三跪九叩头礼。崇德四年正月，皇太极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临幸实胜寺礼佛，布褚喇嘛献彩缎、纪匹，推却未受。崇德五年正月，皇太极“率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幸实胜寺礼佛毕，则诸王大臣等宴，赏住持喇嘛僧人有差”。［38］他对众僧人说：“尔等既奉佛教，务讲明经典，洁治身心，克守清规，方为有益。若口宣佛号，身多败行，有玷清规，究何益哉？”［35］针对当时出家人中有假借僧人名义违法妄行的现象，皇太极要求寺庙中的僧众“讲明经典，洁治身心，克守清规”，切不可“口宣佛号，身多败行，有玷清规”。他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佛教，并厚待僧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讲明经典”，教化百姓。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皇太极遣使赴延请佛教大师。崇德四年十月，皇太极派遣察汉喇嘛等致书于图白忒()汗：“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图白忒汗。自古释氏所制经典宜于流布，朕不欲其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法教。”又与喇嘛书曰：“朕不忍古来经典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唯尔意所愿耳。其所以延请之意，俱令使臣口述。”崇德五年正月，他又遗书于喇嘛诺木汉，表达迫切心情。在皇太极的盛情邀请下，崇德七年十月，达赖喇嘛的特使千里迢迢来到盛京。皇太极亲率诸王、大臣迎接图白特部落()达赖喇嘛特使。“上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图白特部落达赖喇嘛遣使在大清国滞留八个月。期间，皇太极盛情招待，命八旗诸王每五日宴请一次，赐予多种礼物。到返回时，皇太极亲率诸王贝勒送至演武场，设大宴，为他们饯行。命睿亲王多尔衮等送至永定桥，再设宴饯行。皇太极赠与达赖、班禅礼物及书信各一封。给达赖的信说：“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大持金刚达赖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念。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心甚悦……”［41］从迎接和送别图白特部落()达赖喇嘛特使的规格可以看出皇太极对佛教的虔诚程度。在达海翻译的汉文典籍中就有《大乘经》，这说明皇太极本人对佛教已较有深刻的认识。

(三)打击犯戒喇嘛和假僧人在大力弘扬佛法，厚待喇嘛的同时，皇太极严厉打击假借喇嘛名义从事违法活动的人员。作为后金(大清)君主的皇太极对僧人的活动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不许单个喇嘛外出讲经，不许俗家擅自容留喇嘛等。违者，将受到惩罚。崇德三年七月辛巳，“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违法擅留喇嘛于家，理藩院以奏，下法司审实”，“上命罚阿巴泰银一百五十两”。［42］尽管再三对出家僧众进行“治身心，守清规”的教育，但是仍有一些喇嘛不遵戒律。于是，崇德三年十一月丁巳，皇太极遣人谕席图、绰尔济曰：“今闻尔等不遵喇嘛戒律，任意妄行。朕若不惩治，谁则治之？凡人请喇嘛诵经者，必率众喇嘛同行，不许一二人私往。且尔喇嘛等又不出征从猎，何用收集多人？”他认为既不从军出征，又不参加围猎，不需要过多僧人。他发现寺院中闲人很多，于是，从中“择有用壮丁能随征行猎者”充实到军队中。把“内齐讬音喇嘛及诸无行喇嘛等所私收集汉人、朝鲜人俱遣还本主，给以妻室”;“以土谢图亲王下一喇嘛、扎鲁特部落青巴图鲁下一喇嘛不遵戒律，令之娶妻又不从，阉之”。［43］对于伪装成喇嘛潜奸妇女、骗人财物的人深恶痛绝。他教育众人不要上当受骗：“喇嘛等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戒为名，潜奸妇女，贪图财利，常悖逆造罪，索取生人财物牲畜，声称使人免罪于幽冥。诞妄莫过于此者！”［44］他认为，这种骗人钱财的人是“妄人”，而“不宜称为喇嘛”。天聪五年(1631年)十一月，皇太极下令整顿寺庙，清查僧人。对假冒僧侣、私建庙宇等不法者，以严厉打击。谕令说：“奸民避差徭，多相率为僧。旧岁已令稽察寺庙，毋得私行建造。今除明朝汉官旧建寺庙外，其余地方妄行新造者，反较前更多。该部贝勒大臣可再详确稽察，先经察过，准留者若干，后违法新造者若干。其违法新造者，务治其罪。至于喇嘛、班第、和尚，亦必清察人数，如系真喇嘛、班第、和尚，许居城外清净寺庙焚修……嗣后，若有违法擅称喇嘛、和尚及私建庙宇者，依律治罪。”

禁酒令心得体会【第二篇】

河南信阳一年前出台了一个公务人员中午不准喝酒的“禁酒令”，禁酒令执行一年来，有269名公职人员因违反禁酒令受到处理，444名公职人员因为作风问题受到惩处。对此不仅市民拍手叫好，一些企业也感到包袱减少了。据悉，信阳的禁酒令实行半年，就节省了4300万元酒钱。当地餐饮业遭受重创，而茅台酒的直销店更是惨淡经营，甚至已经连正常运行都困难。

通过报道的情况来看，现在说信阳的“铁腕治酒”已经“大获全胜”，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是说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并且“硕果累累”，却并不为过。信阳市通过这种“倒逼”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面，一个可以参考算总账的清单；通过“4300万”这个刺激性的数字，给我们撕开了一个体制肌体上“恶性肿瘤”的口子。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一个地级市公职人员中午不饮酒，半年就能省出高达4300万元的招待费。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引申开来：那么如果一个省、乃至全国的公职人员中午不饮酒，将省出多少接待费？如果包括饮酒在内的所有公务消费行为都能得到有效规治，将省出多少钱？毫无疑问，这必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事实上，近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地对此寻找改革的突破口。比如武汉市从前年开始进行了规范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以及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比如《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等也已于去年先后实施。

学者俞可平曾经提出一个所谓“增量民主”的概念。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四层基本意义：一是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改革，必须有足够的“存量”；二是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三是这种改革和发展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四是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笔者认为，如果说上述所列举的以前对于公款吃喝的各种改革措施是一种“存量”的话，那么现在信阳市铁腕治酒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增量”。这一“增量民主”说明，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有足够的刚性，“铁腕”可以做成很多事情，并且可以极大地降低改革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在“铁腕”之下，公款吃喝也并不是治不了的绝症。

但正如有人说，“增量民主还不是真正的民主”一样，信阳市的铁腕治酒最终意义到底有多大，其最后能不能真正转化为真正的“存量”，尚值得观望。一是信阳市的这次铁腕治酒本身具有浓烈的个人意志，“强势人物离场后的改革棋局”到底是怎样一幅光景，还不好定性；其次，铁腕治酒带来的积极效应，能否最终沉淀、升华为具有普适意义的制度结晶，为宏观的制度变革提供一个制度性的入口，并不容乐观。而如果最后仅仅又是一个孤本，意义实在寥寥。

禁酒令心得体会【第三篇】

6月3日，百度搜索“高端白酒降价”，其结果中与“三公”消费相关的结果共找到1,160,000条；在新浪微博关于“高端白酒降价”的296条热门微博中，关键词“公款”出现156次，“三公”出现94次。

白酒市场真是瞬息万变，去年涨价的酒味儿还没散，近期高端白酒降价的话题又被吵得沸沸扬扬。

目前看来，大众舆论普遍认为，高端白酒降价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公”禁令出台后对政务消费的抑制。最有力的证据是，今年三月份，温总理发表“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讲话之后，53度飞天茅台随之降价。

我们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三公”禁令是不是影响高端白酒降价的主要原因；第二，高端白酒是否集体降价。

“三公”禁令是不是罪魁祸首？

持“三公禁令引起降价”一说的人认为，“三公”禁令通过两种途径造成高端白酒价格下降：一是需求方面，认为其抑制了政务需求，导致需求降低，价格随之下降；二是供给方面，认为其影响了囤货者信心，引起供给增加，价格下降。

真是这样么？

我们先看第一种说法：“三公”禁令抑制了高端白酒的政务需求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原因主要有四：

第一，政文由来已久，但之前并未出现明显动荡。从1989年7月起，就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其中就提出严格禁止请客送礼，并于1989年9月进一步出台《关于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严禁用公款宴请和有关工作餐的规定》，详细规定工作餐不准上价格昂贵的菜肴，不准用公款购买烟、酒。后续演变为名酒名烟不准上宴席。

而在以往的廉政工作会议上，也都有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的说法。比如，在2011年的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中，也提出了“公务接待要严格控制经费，严格执行标准，严禁赠送礼品”。此外，还有限价令、酒驾入刑、央视黄金时间对酒类广告条数的限制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来，严禁公款宴请、增加白酒税收、限制白酒广告等相关政策共18条，但均未引起白酒整个行业的动荡与高端白酒的价格下调问题。

第二，标准尚待明确，并未对“高端白酒”形成清晰界定。在今年3月26日的廉政工作会议上，仅提出“要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等内容，但会议对什么是高档酒并没有给出清晰界定，这意味着“三公”经费目前并没有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从会议召开至今两个多月以来，仅得知重庆在全国“三公”消费中第一个限喝茅台，泸州老窖被换成二线品牌诗仙太白，其他似乎并没有明确规定。而深圳纪委在5月16日下发的《关于严禁公款“大吃大喝”及相关事项的通知中》，虽然也提出了“市内接待要严格执行用餐标准，不得安排名贵菜肴和高档酒，违者由接待单位主要负责人个人承担超出接待标准的费用”，但仍未对“名贵菜肴”和“高档酒”做出说明和界定。

第三，即便出台细则，仍有规避途径。即便有具体标准，“公款吃喝”仍具有规避检查和约束的路径。例如，在某大型电子商城中，标价1399元的52度五粮液1618，可见到“买酒是否可开办公用品发票”之类的咨询，而得到的回复为“可以”。由此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是已经出台细则，渠道上也有应对措施。

第四，中国酒文化形成已久，短期内难以转变。中国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酿酒，酒文化一直渗透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而且已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根深蒂固。而在现有的中国酒文化和社会环境下，高端白酒实际上承担了一种社交媒介的角色，在宴请和馈赠中已经成为身份和档次的象征，能够满足主宾双方的心理需求。而这种情况，在没有更好的替代品出现之前，暂时是不会改变的。

再看看第二种说法：“三公”禁令影响了公众和囤货者信心

这也值得商榷。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囤货者和股票投资者理应都会受到影响，终端零售价格、批发价和股价均应下挫。而事实上，下降的仅仅是终端价和零售价，股价不降反增。除3月27日降幅较大外，4月初反而开始回升，5月初股价已超过3月26日，并仍然保持上升趋势。可见受到影响的只是囤货者信心而非股票投资者信心，主要影响因素并非“三公”禁令所致。

高端白酒是否集体降价？

如图1所示，观察高端白酒价格变化趋势可以发现，53度飞天茅台的终端零售价格降幅最为明显，而同为高端白酒的52度五粮液的终端价格降幅则相对较小，52度国窖1573的终端价格今年以来变化不大。因此，高端白酒并非“集体”降价。

（作者单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北京零点双维咨询有限公司）

连线

@赵禹：春节期间是白酒的销售旺季，市场需求量大推高了终端售价。现在进入销售淡季，市场需求量明显回落，部分零售商库存很大，为了消化库存、促进资金周转，所以很多人开始降价促销，最终导致高端酒的零售价格下降。

@糖酒快讯市场研究中心：除了淡季因素影响，三公消费、炒作退潮等也都是导致国内白酒市场回落的重要因素。高端白酒仅仅是进入了一个调整期，未来高端白酒市场前景仍不可小觑。从目前整个白酒行业来看，高端白酒与中低端白酒的价位差距越拉越远。无论高端白酒将有何种表现，这些乘胜追击的白酒“大众”品牌都正在逐渐成为竞争中的受益者。

@肖竹青：三公消费禁止喝高端酒，剑指茅台、五粮液，这是肯定要作用到它们头上的。所以“三公”禁令效应出来后，茅台、五粮液很快就摆脱了早前那种疯涨的价格趋势，而这让炒作的资本大失所望。

禁酒令心得体会【第四篇】

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否决了一项有关禁止在公共场合饮用啤酒的法令。这是俄国内“禁酒派”遭受的一次挫折，同时也表明普京不想重蹈戈尔巴乔夫禁酒失败的覆辙。

俄罗斯人挚爱伏特加。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不仅仅贡献了伏特加酒的标准配方，甚至连伏特加的名字也是他取的。

在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男人的眼中，伏特加能使他们更加强大。莫斯科大公弗拉基米尔早在公元988年就宣称：“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一大快事。”过了1000多年后，俄罗斯人仍然乐此不疲。到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就已经成为了白酒消费的“超级大国”：1972年苏联人人均年消费伏特加酒23瓶，1976年更是达到了28瓶。在当今世界，仍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望其项背：全俄每年要消费70亿瓶伏特加酒，平均每人每年消费40来瓶，其人均酒精消耗量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大。另有一项统计显示，平均每个俄罗斯成年男子每两天就会“干掉”一整瓶的伏特加酒。

伏特加酒之所以能成为俄罗斯民族的至爱，自有其道理。这个民族自形成之日起，不得不忍受着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没有伏特加的日子是无法想象的。一位西伯利亚的生意人说，“俄罗斯的冬天是如此寒冷，零下50度是常有的事儿，如果没有伏特加，保证你在外面呆上不到半个小时就会被冻僵。”俄罗斯人不仅要与自然斗，更要忍受着一个又一个暴虐的独裁政权：维京海盗的斧头，蒙古皇帝的铁骑，伊凡四世的鞭子，彼得大帝的刺刀。人们在有钱买酒的情况下把自己灌醉是惟一的乐趣，伏特加酒甚至能起到类似宗教的作用。巴枯宁曾说：“教堂对于人们起着一种天国里的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某种天堂一样，因为不论是在教堂或是酒馆里，人们可以将自己所受的饥饿、压迫和屈辱忘却片刻，他们可以有时在狂热的信仰中，有时在烧酒中竭力安慰自己对日常苦难的记忆。一次比一次更加陶醉。”1942年斯大林格勒会战前夕，苏联最高统帅部下令保证前线战士每天至少能够喝到伏特加酒，以利于英勇的苏联红军打败德国法西斯。

俄罗斯人喝酒的方式非常豪放，再烈的酒也是一口闷，然后紧握拳头，“哈”地一下吐出酒气，爽快异常。不过，俄罗斯民族喝酒的习惯注定了他们一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摇摆。作为俄罗斯国酒的伏特加酒，不仅消耗了大量粮食，而且由于酗酒致使俄罗斯男人平均寿命变短，甚至每年都有4万人因酒精中毒死亡，成为人口负增长的原因。

对酒垄断与开放：俄（苏）领袖态度迥异。葛罗米柯说：“我们得管管伏特加了。人民就要全变成酒疯子了。”勃列日涅夫答道：“俄罗斯人民离了这个什么也做不了。”

由于造酒业罪案频频，俄（苏）领导人对酒业垄断权曾先后六次被撤销，同时也六次被恢复，但每次反复最终都只能进一步让人们为伏特加疯狂。

根据彼得大帝所颁布的法令，沙俄士兵每天能得到两大杯酒。彼得大帝还建立了国家对伏特加生产的垄断机制，并用这笔收入负担战争经费。

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保证战争经费，曾在“一战”中把持着伏特加专卖权，而十月革命因此也与伏特加有了直接关联。托洛茨基在《伏特加，教堂和电影院》一文中说，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和伏特加专卖权。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实行禁酒政策，列宁说：“伏特加和其他流毒会把我们领回到资本主义时代。”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列宁撤消禁酒令以赢得民心。列宁下令生产“里科夫加”，此酒因酒精含量稍低而较伏特加更为温和。

苏德战争打响后，斯大林宣布开放酒禁，以使战士们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能借酒驱寒。不少俄罗斯人至今还认为，苏联之所以能打赢纳粹，靠的是两样：伏特加，以及喀秋莎火箭炮。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伏特加爱好者，他的儿子、曾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的瓦西里41岁时在一次狂饮以后一醉不醒。

与斯大林不同的是，看起来粗鲁的赫鲁晓夫似乎从来没喝醉过，这也许要得益于一种专门为其订做的特制酒杯，这种酒杯乍看上去不小，但实际上很浅。1958年5月，他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禁止酗酒的命令。

勃列日涅夫不仅自己在摩尔多瓦时一度狂饮无度，对于人们饮用伏特加酒的管制也比较宽松。1970年初的一天，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从郊外的扎维多沃高官官邸返回莫斯科。那天，为他开车的是苏共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开口说道：“列昂尼德・伊利伊奇，我们得管管伏特加了。人民就要全变成酒疯子了。”勃列日涅夫沉默不语。五分钟后，勃列日涅夫突然说道：“安德烈，俄罗斯人民离了这个什么也做不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伏特加在预算中贡献的数字从1000亿卢布增加到了1700亿卢布。

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政府的一项秘密报告显示，喝酒已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也成就了戈尔巴乔夫作为历史上惟一下令禁用伏特加的领导人的“辉煌”。1985年5月，刚刚当上两个月苏共总书记的他便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随后，伏特加酒厂被关闭，大部分酒类商店遭取缔，苏联驻外使馆也禁止用酒，甚至还用推土机推倒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库班河流域的葡萄园。可是，这只是令伏特加的生产转入了地下，“萨马贡”（自家酿的白酒）受到青睐。

叶利钦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大开酒戒。为展示“平民总统”形象，叶利钦甚至用炫耀自己喝醉过来勾引女人。那时，无论在哪里饮酒都无人干涉。据跟随叶利钦采访的记者说，那时候每逢出访，卫兵总要往专机上整箱整箱地装伏特加。访问瑞典时，叶利钦在醉酒的情况下命令已婚的副总理涅姆佐夫将瑞典公主娶回家；由于一醉不醒在专机中，叶利钦对爱尔兰访问根本就无法开始……

禁酒法案令普京左右为难。每年因此受到的损失将高达5亿到12亿美元。俄罗斯人最为喜欢的足球运动主要依靠啤酒公司的赞助。

历史进入21世纪，伏特加文明正在发生分化。在莫斯科，精英们喝的不是进口酒就是高级伏特加。他们饮酒，但从不喝醉，对他们来说保持清醒的头脑很重要。最有意思的是，这些“新俄罗斯人”很多当年就是靠着走私伏特加发达起来的。而广袤的农村，伏特加仍然是许多俄罗斯人的终生至爱，具有代金价值。不过，当局现在最为头痛的恐怕是啤酒了。

禁酒令心得体会【第五篇】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强烈呼吁：各级政府机关和各企业事业单位严格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禁止公款报销卷烟费用，制定更严格的管理办法，认真查处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呼吁各级审计部门加强审计监督，一经发现，严格查处。

在当下各类公款消费早已泛滥成灾的大背景下，中国控烟协会强烈呼吁监督部门拿“公吸”开刀，不免弥漫出一股浓郁的孤军奋战之尴尬况味。而与“公吃”、“公喝”、“公游”等等公字号消费相比，“公吸”所占浪费公款的比重，实在属小头中的小头。可具体到禁止“公吸”的操作难度，我认为一点也不会比遏制其它“诸公”小多少，因为“公吸”与其它“诸公”一起，实则一胞“生死不离”的连体怪胎。故而在其它“诸公”巍然不动的情况下，单独拿“公吸”说事，注定要两手空空，一事无成。即使从纯查账技术视角考量，审计人员也很难把香烟款从吃喝票据中剥离开来。

与禁止其它公款消费一样，禁止“公吸”，同样不乏其汹汹民意的支持。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日前在一家门户网站的民调显示：%的人认为政府机关不应用纳税人的钱购买卷烟，%的人认为卷烟不是政府进行公务的必需品，%的人认为公款买烟是一种腐败行为，%的人支持政府制定禁止公款买烟的相关政策法规。可仅有强烈的民意支持有何用？从查“公吃”，到禁“公喝”，再到堵“公游”，哪项行动又缺乏滚滚民意的支持呢？但一进入操作程序，因利害关系而衍生的掣肘力量，便会纷纷赤膊上阵，结果往往令正义的力量要么屈从，要么落败。曾记否，河南信阳政府的一纸禁酒令，不仅给当地“公喝”干部以当头棒喝，更令广大民众击节称赞。可随着白酒销量因这纸禁酒令而锐减，旨在维护酿酒企业权益的酒业协会逆势而动，竟公然要通过法律手段与政府禁酒令叫阵和抗争。放眼“公吃”、“公游”等“诸公”消费领域，与此相类的利益博弈格局里，同样暗藏着各类既得利益者的明枪与暗箭，也同样令人黯然心生类似山重水复之惑。

因而，我们若期待孤军奋战的控烟协会的禁止“公吸”，成为促使扳倒“诸公”之反腐牌局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话，则注定要大失所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