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明理心得体会范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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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明理心得体会范文1

“学史明理”专题学习会心得体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学史而知往、明“理”而致远。我们不曾亲历来时的路途，但历史会与我们诉说我们无法知晓去往的未来，历史会成为我们的指引。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勉励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翻开厚重的百年党史，真理的光辉依旧熠熠生辉，理论的内涵还在不断丰富，对于理想的追求也始终坚定如初。学党史以明理，虽然我不是党员干部，但是要通过认真学好党史，准确把握其中所道之“理”。

学史明理，明的是“真理”,需笃信之。回望党的一百年灿烂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建党之初，党便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印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并始终高举着这面真理的旗帜，前赴后继、浴血奋斗。陈望道先生怀着满腔热情，以“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翻译出《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留下了“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而这本苦心翻译而来的《共产党宣言》也成为了我们党开创事业、开辟未来的思想起点，让无数的共产党人从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真理，并获得了信仰的力量。而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厚重的百年党史，让我更加要笃信马克思主义所闪烁的真理光辉和科学力量，从中细细品味真理的“甜味”,汲取信仰的养分，坚定前行的力量。学史明理，明的是“理论”,需笃学之。常思常学，常学常新，“学”总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课题，在全国上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当下，翻开党史第一页，理论学习是我要上好的第一课内容。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范文2

关键词：历史课堂；历史图片；运用

图文并茂，是北师大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历史实验教科书的一大特色。在这套历史教科书中，各种历史图片俯拾皆是，有历史人物类、历史事件类、历史文物类、历史文献类等等。这些图片形式多样，直观形象，可读性、趣味性很强，是文字记载所不曾包容或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是教科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成为广大学生感受历史信息的基本途径之一。那么，如何运用这一“特殊的艺术语言”，使这一宝贵的教学资源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呢？这值得每一位历史教师去研究。下面就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同行参考。

一、以图引趣，激发动机

柏拉图说：“强迫学习的东西是不会保存在心里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学习兴趣会激发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心理学告诉我们，初中生一个重要的心理特点就是对直观、生动、具体的事物和形象感兴趣，而历史教科书中的图片正适应了学生的这种兴趣特征。如，教学“遣唐使与鉴真东渡”一目时，教师引导学生看供奉在日本寺庙内的鉴真坐像图，在得到有效信息的基础上，教师提问：鉴真为什么要东渡日本呢？他又怎么会双目失明呢？通过这一看一问，学生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课文的学习上来，并在内驱力和求知欲的作用下，带着疑问阅读教材，积极思考，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顺利地进入到教学情境中去，更主动地学习。

二、以图感知，增进体验

历史教学的内容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这种历史的过去性使今人无法直接观察和体验。体验是要用全部的心智去感受、关注、理解、认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思想、观点等学习对象。只有通过体验，学生才能把陌生的或不太熟悉的、外在的、与己无关的、遥远的历史对象变为熟悉的、可与之交谈的存在，才能在头脑中形成历史图景。所以，作为历史教师就需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中介”、丰富资源，让逝去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真实“再现”，为学生“接触”历史、感知历史提供条件。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建设热情空前高涨，但学生理解起来有难度。如果借助《农民积极报名入社》《北京工商界代表向敬献报喜信》《上海各界群众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等图片，观察人们脸上露出的神情——激动、兴奋、欣喜——那种从未有过的当家做主的神情，那么，这种视觉的感染力无疑会帮助学生“走进”历史，深切地感受和体验这段历史，从而大大增强学生的历史认同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以图启智，发展思维

“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教学不仅要使学生形成特定的历史表象，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即既能从历史材料出发，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地认识和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又能借鉴历史，从过往的历史云烟中不断吸取经验与教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和开拓美好未来的智慧，从而获得人生的启迪和感悟，使用历史图片仍不失为明理启智的好方法。如，在学习“”和化运动时，通过观察《河南信阳郊外的土高炉群》《北京玉渊潭的公共食堂》等图片，使学生的视线跟着这些图片进入到那个时代，学生就容易对当时的“浮夸风”形成历史表象，从而增进体验和感受。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对“”和化运动出现的原因和它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历史思索和探究，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便于学生拓展历史思维，体会到学习历史的真谛。再如，让学生观察漫画《绞死希特勒》，学生就会很自然地认识到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是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决定性因素，进而能明白道理、得到启示：面对全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共同努力。

四、以图育情，激感

“没有感情上的变化，就没有认识上的变化。”历史图片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图虽无声，但图却表“情”。课堂教学中，挖掘其内涵精神，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历史情感教育，培养他们的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如，引导学生学习表现我国古代灿烂文明的文物图，学生不仅可以获得美感，而且可以激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学习中国及世界优秀历史人物像，缅怀他们的光辉业绩，学生可以获得道德上的情绪体验，思考做人的道理。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范文3

近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是一场深入灵魂的理论学习，更是一场融入血脉的精神洗礼。

根据市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统一部署，市财政局机关一支部党史学习教育第一次专题学习紧紧围绕“学史明理”主题紧密联系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一步学深悟透，在党史学习中汲取智慧力量。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质上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其中凝聚着无数弥足珍贵的革命智慧和催人向上的精神力量。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以百年党史中所蕴涵的智慧与力量武装头脑、激发动力。要系统掌握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诸多重大理论成果，了解"八七"会议、 古田会议等历史事件的伟大意义和重要精神，深刻领会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和遇到挫折时的宝贵教训。要切实将所学所悟融入革发展实践当中，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全面直观地审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从党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找出符合实际的"突破口"突围点"，将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磅礴力量。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范文4

[关键词]历史心理学；梁启超；史学思想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很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浓厚，这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所以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这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杀沉昆明湖后，梁启超先生在其墓前的悼词。不难看出梁先生在分析王国维先生自杀的原因时运用了历史心理学这种方法。

梁启超先生早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了有关心理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极为独到的观点，“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统一性质”再如“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有其意义与其条件。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

历史心理学，也称心理史学。关于历史心理学的定义，有人认为是一门新学科，也有人认为是史学流派或分支学科，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这门新兴的跨学科合作领域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心理学在中国大陆地区并未有长足的发展。

一、心理史学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传统的治史风格

要想很好的运用历史心理学，必须懂中国古代治史的风格，这是相当重要的。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的一段话道出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史风格实质“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章，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史官们始终秉持成者王败者寇，扬善抑恶的方针，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

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建立在大量材料的分析之上，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大多描写和歌颂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并且当中某些史料则又因为避讳而没有从实描述，多少帝王将相生平的描写开头都是“天赋异禀”的神话色彩，让研究者很难从史料中分析其成长经历对日后行为的影响，从而阻碍了对某些历史现象因果的分析。此外，若想研究中国古代普通民众或组织的群体心理、社会心理，其材料就更为缺乏。

还有，中国古人治史其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这就加重了史料的主观色彩，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作用――搀以他项目地，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2]这就对我们搜集、把握和运用资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在运用历史心理学时，当事人的日记、书信、自传是首选材料，但正如刘子健所说：“国史人物，很少有可靠的私生活资料。幼年感受，家庭关系，夫妇感情，都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并且，古人治史“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人物之言行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2]古人的这种治史的风格给历史心理学的运用造成很大的困难。

（二）今人不良的治学风格

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强材料以就我，或者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片面截取某段材料。如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有的人“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是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还有“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治史风格和今天一些学者不严谨的治学都给历史心理学的运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尽管心理史学走过了百年历程，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少之又少。

二、运用历史心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一）善用发展的观点

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如人之心理亦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2]我们在运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问题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认识到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的所作所为绝不是某一心理所支配的，它一定是存在变化的。在运用历史心理学史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时，要能够发展的看到，随着周边环境的不同，其心理是变化的，其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同的。钱穆先生在《历史研究法》也提到善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的必要性：“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

举一个例子说明，西汉初黄老之学成为显学，被确立为国家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在国家内外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到汉武帝时，随着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意识领域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成了汉代统治集团制定大政方针的理论依据，取代了黄老无为思想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件。这就是随着社会群体心理的发展造成的历史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发展，西汉统治集团这一社会群体的心理是发生变化的，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采用适合自己统治需要的思想。这就不难解释儒家思想取代黄老思想成为统治者内外政策制定的依据。

再如，大家都知道隋炀帝杨广，其阴险狡诈、残酷暴孽、城府极深，但其这一性格在韬光养晦时和大权在握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周边环境不同。所以在运用历史心理学必须的注意到发展的看待问题。

（二）注重群体心理

目前历史心理学的运用还是偏向于个人心理。我们应该在注重分析个人心理的同时，看到群体心理对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梁先生对此明确指出：“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教化坏，气与俗则坏，如西汉国风坏，则出现“王莽盗国，献符命者遍天下”的不良社会风气；教化好，气与俗则好，如东汉“光武起而矫之，尊经术，礼独行，，东汉风俗之美，冠绝仿古”

梁先生《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提及：“国民既有一种特异之国性，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同年，他专作《国性篇》，再一次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梁先生所说的“国性”就是群体或社会心理。梁先生谈朝鲜灭亡的原因，认为是因为其国民没有坚强的斗志和毅力，“朝鲜人易怒好生事，一受侮则攘臂而起，然其怒不崇朝而息”。一息则“若已僵之蛇，拨之不动也。”我们在运用心理学原理研究个人心理时一定要注意到当时“国性”。

“所谓‘首出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如，汉楚争霸，刘邦项羽谁得天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秦帝国灭国后，长期的战争中人民深受苦难，急需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恢复生产，需要一位明白他们需求的英雄一统中原。刘邦出身底层以及不惧失败的性格正好符合了这种社会心理的需求，相反，项羽出身贵族家庭，从小接受着传统正规的教育学习，其思想与一般百姓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一心只想建功立业，名垂历史，然项羽的生存环境与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无法承受失败的打击然。相比之下，刘邦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最终战胜了项羽。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社会发展的需求，刘邦或许就是失败者。历史现象中有许多内在的、潜在的心理因素有待挖掘，不同时期的社会阶层组成也有不同，研究者须将各种层次的心理因素都纳入考虑范围中。

这样的例子很多，梁先生谈顾炎武忠贞不二之根源：顾炎武被公认为清学开山之祖，专以《论语》中“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修养自己。清军入关后，他不做清官，为明代忠贞不二之遗老，原因得益于其母之教诲。“他的父亲早死，母亲未婚守节，十七岁到顾家，过继他做养子，慢慢地抚育成人。满州入关，义不事二姓，绝食二十七日而死。……顾母死时，嘱咐亭林，不得在清朝作官。他平时所受教育很深，临终又有这样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为，完全受顾母的支配。”正如伟大教育家福禄倍尔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不难看出，母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孩子们的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我们除了看到这些伟大母亲的人格魅力对她们孩子的影响，还应该考虑到传统观念和社会群体心理也是对于个人行为影响的重要因素。他们本身生活于封建社会中，自幼接受礼教或儒家传统思想这一社会心理的作用。

三、发展前景

心理因素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解读中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心理学依然是历史研究中一块神秘的、重要的领域。也正因如此，拥有独特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心理史学在未来具有极大发展潜力。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怀疑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有不同观点。就此而言，宣称能解释人类理的心理分析理论就有了相当可以发挥的空间。……不论个人或群体，其许多行为要借助心理分析工具才能有较满意的解释，因此在未来，心理史学要比从前更有前景。”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历史心理学地位的评价也证明这一点，“它不是历史学的替代物，而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组成部分。对历史上的每一个决策和事件所作的合理分析都留下了一部分剩余的问题未加以解释。只要心理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弄清这些剩余的问题，历史学家就不会拒绝它的帮助。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的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于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

参考文献：

（1）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J].国学月报，1927（2）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刘子健。史学的方法、技术和危机[A].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C].康乐。彭明辉主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5）汤用彤。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6）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学史明理心得体会范文5

关键词历史编纂学章节体“新综合体”专史书写历史叙事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92-10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以历史编纂学为主体的，一切理论的阐发、事实的考辨、价值的传播等，皆以此为载体或归宿。①可以说，自汉至清的历史编纂学，基本形成较为统一的体系，并作为史学的主体象征、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及农耕文明、君主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近代史学，尤其是以西方现代史学为参照的20世纪中国史学，旨在走出以历史编纂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以叙事为中心），进而建立以历史研究为主体的现代史学（以问题为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历史编纂学经历了解体与重构的艰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历史编纂学主动进行自我调适，使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融入新潮流，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大致说来，近代历史编纂学的发生及发展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自鸦片战争爆发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冲和及经世思潮下历史编纂学突破传统格局的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为世界意识和近代意识的滋生和强化。以“考史”反动面相出现的“著史”，成为发挥史学“重新认识世界”和“实现救亡图强”功能的主要媒介，世界史、当代史与边疆史编纂异军突起，有关历史变易、民族观念以及国家疆域等的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而经过创新后的典志体则成为容纳新内容、传播新知识的流行体裁。第二阶段，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五四”前后，是传统历史编纂学解体、近代历史编纂学体系初步建立，即以封建皇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向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过渡的时期。传统历史编纂学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正史，遭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的猛烈攻击，以西方现代史学为参照的“新史学”借助历史教科书编纂，主导了一场以进化史观、民族主义、整体视野、民史书写、史论结合等为基本特征的“国史重写”运动，进而引发历史编纂学从目的到理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叙事的全面变革。第三阶段，自“五四”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是近代历史编纂学形成多元互涉格局的时期。一方面，西方史学理论的大量输入以及科际整合的治史取向，缔造了历史编纂指导思想和方法的多样化图景；另一方面，日本侵略引发的民族危机推动了通史编纂的高涨，分科意识的上升促成了专史书写的兴起，而历史编纂的社会化以及史书体裁的综合化趋势亦渐次凸显出来。

一、史学科学化与历史编纂理论、方法的突破

完成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革命的西方国家，以武力敲开了依旧徘徊在农耕文明阶段的中国大门。此后中国百余年间的思想行程，即为从接受落后现实到实现文明对等乃至重建文明中心。期间，作为传统学术大端的史学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并经历了一个蜕变、整合的过程，逐渐脱离旧有格局，走向科学化。与此相适应，历史编纂学不仅渐次丧失在史学中的主体地位，并于理论和方法上皆实现根本性突破。

历史编纂学主体地位的丧失，是随着史学的现代转型一步步完成的。严格来说，在20世纪初西方史学成体系地传入以前，历史编纂学的地位并未被真正撼动，其作为经世史学的主要载体发挥着特有功能。乾嘉时期的历史考证，多以正史为对象，并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历史编纂，与“五四”以后将“考史”视为史学鹄存在根本差异，分属不同的史学体系。鸦片战争以后，这一“考史”风气因无益于时事而渐趋衰落，以关怀现实为主旨的“著史”迅速兴起。此种交替与更迭虽未超越传统史学范畴，历史编纂学在形式上也仍在旧有体制内革新，但时代条件的特殊变化赋予了历史编纂新的内容和意义，使其展露出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特征，即完成“三大转向”：由中国转向世界；由内地转向边疆；由古代转向现当代。

其中，世界意识的增强与世界观念的重建，是晚清历史编纂学领域最突出、也是最核心的变化，其余变化大都肇源于此。清朝在整体上所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朝野对于世界变化反应迟钝，虽偶有介绍西方情况者，如康熙时陆次云著《八译史》、雍正时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乾隆时郁永河著《裨海纪游》等，然无人问津，以至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道光帝仍在追问类似“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7，中华书局，1964年，第18页。等幼稚问题。以《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法国志略》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介绍世界各国知识的史著遂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试图扭转中外之间在信息掌控上的不对等局面。尤为关键的是，随着世界知识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士人头脑中以地域和文明中心自居的传统夷夏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向其学习的主张被明确提出，而在外国的参照下，关于疆域、民族和国家等的近代意识亦开始萌生，实已酝酿着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阶段的过渡。故此，历史编纂学的对外转向，对于传统天下观念向近代世界观念的转型，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历史必变、今胜于古的史学观念，在救亡思潮和激励民心的双重推动下，被广泛投射到历史编纂学领域，并以今文经学为媒介，逐渐与近代进化史观衔接起来。此外，晚清边疆危机的日渐加剧，以及清廷思想控制力度的减弱，使得边疆史地、元明史以及清朝现当代史编纂亦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并在史料采择方面开始注重外国史料及中外对比，而且逐渐表现出史论结合的特色和趋势。

19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编纂学，虽整体上仍能维持原有体系，但各方面均开始打破旧有格局，滋生新的元素，至19世纪末已是蓄势待发，梁启超在1901、1902年分别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成为其喷薄而出的助推器，自此以崭新面貌出现。梁启超对“新史学”的倡导，就结果而言，以历史编纂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开始逐步向以历史研究为主体的现代史学转型，但就出发点而言，其学术批判以二十四史为主要对象，理论建构亦服务于新史编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皆旨在“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侧重于专史编纂诸问题，并力矫“五四”后兴起的史料整理与考订之风，明言“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中华书局，1989年，第168页。在梁氏的话语体系中，传统史学被看作是以二十四史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因此，“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自汉代始，历史编纂与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而怀有新政治诉求和新史学理念的梁启超意欲超越以往修修补补的做法，实现带有根本性的整体重建，即推倒以封建皇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建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主要包括：确立进化史观在编纂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以国家主义、社会视野重新厘定历史编纂内容；突出国民意识，转变历史编纂的价值取向以及采用新式体裁和叙述模式等。20世纪初涌起的以历史教科书为载体的“国史重写”运动，正是历史编纂转型与历史教育改革因缘互动的直接表现。故此，表面看来，史家的理论认识多落实于通史编纂，然而这一时期的通史编纂与传统的修史，不论在理论、目的还是内容、形式等方面显然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加之报刊等历史传播新载体、分科治学模式以及出版业的逐渐兴起，皆使得历史编纂学在史学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开始坍塌。

新史学思潮开启了输入西学以建设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大门，此后史家围绕“什么是史学”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持续探讨，尤其是留学欧美取代留学日本成为潮流、史学界摆脱中介直面西方史学后，探讨迅速走向多元化。与此同时，以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会、史学期刊以及史书出版和图书馆等为基本要素的现代史学机制逐步得到确立，史学走向职业化、学科化、学院化和专门化。以叙事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学被纳入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研究范畴，史家多以大学或研究机构为安身立命之所，并以“术有专攻”为努力方向，遵循现代学术规范，往往不再将倾一生之力纂修一部流芳百世的史书视为史学大宗，而以撰写、或专门性著作作为表达史学见解的主要方式，故专门家众而通人寡，且修史所需时间亦因现代史料保存机制和出版业的发展而大为缩短。因此，历史编纂学虽仍为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但所占比重和地位与古代相较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而理论与方法则随史学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突破。

首先，西方史学理论的多途输入使得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在指导思想上趋于多样化，打破了进化史观取代复古、循环等旧史观后的一统局面，大致形成进化史观、综合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足鼎立的格局。其次，从事历史编纂的史家开始有意识地弥补20世纪初对史料问题的忽视，试图将求真与致用熔于一炉，并首次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即张荫麟关于编纂过程中史家所受历史资料之限制的论述，同时新历史考证学派在史料扩充、鉴别、整理以及史实考证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也对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极大拓展和增强了历史叙述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尤其是考古史料的发掘直接促成了史前史和先秦史的“重写”。再次，史家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方式由隐晦转向直接，不再“寓论断于叙事”，参见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1年第4期。或依靠体裁、体例、修辞来进行“春秋笔法”式的裁断，而采用“史论结合”的叙述模式，将其对历史演进的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概括为明确的论点。最后，跨学科思维被引入历史编纂，哲学、社会学、地理学、统计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均对历史编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态度趋于理性，由破坏性批判转向建设性吸收，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得到重估并被整合到新型体系内。

二、双线并行：章节体的兴盛与“新综合体”的发展

史书的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裁形式的确定和运用，往往决定它所能容纳的内容之深度和广度。历史理论上所达到的新高度，必须落实到编纂体裁这一载体之上。这并非单纯的有关史书结构的技术问题，而是体现史家对历史事实、进程和价值的理解、把握及评判。体裁的变化意味着历史事实的重组，所呈现历史结构或历史面貌亦随之迥然而异。我国史家在历史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的创新精神，不仅勇于创造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而且对于已有体裁的运用也并非墨守成规，往往加以发展，赋予新的内涵，从而使每一种体裁几乎都有完整的演进脉络可寻，此为中国历史编纂学所特有的自我更新传统，其发展虽有内在逻辑，但从根本上说，始终与历史的发展保持着密切关系。晚清以来，史学取代经学成为显学，而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在应对全新的时代课题时再度发挥重要作用，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史家对典志体加以改造，使其成为传播世界史地知识的主要载体。不过，在20世纪之前，史书体裁的变革仍大致维持在原有系统内，此后，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中国史学发生根本转型，史书体裁也相应地突破传统范畴，形成新的取向和格局。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就在于，西方章节体的传入为其发展增添了新的元素，并迅速反客为主，占据主流位置。

作为舶来品的章节体被我国史家认可并广泛运用到历史编纂中，是在20世纪初期，这股热潮大约持续到辛亥革命之前，向国人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书写模式，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产物，基本局限于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而教科书主要在于提供历史知识，往往内容简略、浅显，且仍带有浓重的日本史学痕迹，对于章节体也远未做到运用自如。至“五四”前后，将章节体娴熟运用到中国通史编纂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以吕思勉最为突出，王桐龄、萧一山则创造了运用章节体编纂大型史书的成功范例。此后，章节体成为20世纪中国史书编纂的主要体裁，人们对此也都习以为常，很少有人提出疑问。周谷城曾批评章节体“除将历史事情纵剖之外，还按朝代横断之……于是纵剖出来的诸部门间彼此必然的关系固不明白，即每一部门前后相续之状或演变之状，亦令人茫然无知”。（《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1939年）

乍看起来，章节体的迅速风靡颇为“突然”，细究下去，则这一现象的出现实为“必然”。 首先，我们不能孤立看待章节体的传入和兴盛，应将其置于特定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其为中国社会近代化和史学典范转移的必然结果。当西学在知识分子心中完全占据文化优势后，他们“反求诸己”所看到的多是传统之鄙陋，表现出强烈的激进情绪，渴望毕其功于一役。这一文化心态表现在被赋予了救亡功能的史学上，即为20世纪初梁启超等对传统史学近乎全盘的否定，试图一举颠覆原先的皇朝史学体系，以西方现代史学为模板建立新的史学典范，而章节体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优点在于综合贯通、照顾全面、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结构灵活等。它打破传统的王朝分期模式，便于采取社会变迁的历史分期标准，呈现整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和总趋势，并可以推演未来的走向，因此在发挥史学社会功能、重塑大众历史观念方面具有其他体裁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它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而且结构十分灵活，既可以分门别类地展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情形，写清单个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又能够在宏观上阐明彼此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构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史网，符合人们认识历史整体性和丰富性的要求；它打破原先较为单纯的叙事传统，而以分析研究作为基调，能够将史论结合发挥到极致，而且便于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再现人物，为人物定位。上述优点能够充分满足20世纪初中国史家宣传新史学并藉此实现救亡目标的需要，故而备受青睐。换言之，章节体的兴起是人们接受新史学的必然逻辑结果，二者乃不可分割之整体。

其次，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纪事本末体，成为章节体顺利传入的重要媒介，此颇有类于今文经学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章节体传入之前，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已经提出突破旧有编纂形式的要求。早在18世纪末，章学诚就明确提出用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灵活变化的优点弥补纪传体的缺陷。至20世纪初，这一体裁再度成为新史学家学习西方、从事编纂形式创新的基础。诚如梁启超所言：“纪事本末体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相近，抑也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第20页。这一时期的学人大都将二者等同起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所编纂的章节体史书往往同时具有纪事本末体风格，而其他传统体裁的优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糅合进去，因此成为中西史体真正融合的先行者，并开启了章节体中国化的行程，此后史家对新综合体的探索也自始至终都刻有章节体的印记，这是20世纪中国史书体裁发展的一大特色。章节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间确有相通之处，尤其表现在突出事件的重要性、展示历史演进大势等方面。当然，章节体的进步性显而易见，比如它将“事件”发展为“专题”，极大扩充了历史编纂的范围，并且特别注重事件、现象等之间的联系，而纪事本末体则存在范围狭窄、互不连属的缺陷，因此梁启超才会提出“事实集团”的概念。他说：“过去的纪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要的纪事本末体，要重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

与此同时，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趋势亦渐次凸显，同章节体的兴盛大致成并行之势，一齐构成20世纪中国史书体裁创新发展的两大主线。“中国史学发展到17世纪以后，在历史编纂上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纂的一种重要趋势》，《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新综合体”的特点，在于突破单一体裁的限制，从而创造出既能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又能涵括社会丰富内容的体裁。这一趋势在晚清得到延续，如《海国图志》采用“志”“论”“图”“表”相互配合的方式；《元史新编》采用“传以类从”的方法，“皆以事得性质归类……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中华书局，1989年，第26页。《法国志略》充分吸收典志体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糅合；官修《筹办夷务始末》亦尝试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引入编年体；等等。至20世纪，新综合体的创造和发展蔚为大观，尤其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遵循三大路径。

第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章太炎与梁启超在中国通史体裁设计方面形成大体相近的思路，分别提出“表”“典”“记”“考纪”“别录”五体配合及“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体配合的设想，而“记”和“载记”的设置即是对纪事本末体优点的吸收。此外，金毓黻亦主张：“新史宜立纪、表、志、传、录五体；录者，纪事本末之异名也。”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第6535页。第二，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最先将这两大体裁糅合一处而编纂中国通史的是卫聚贤。他充分借鉴两大体裁的贯通和分类优点，编成一部《新中国史》，既从纵向上对中国历史演进大势作整体梳理，又以分类观念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工具、民族、意识等作贯通叙述，认为：“分类叙述，又患其彼此分离，不能发生相互的关系，故于《新中国史》首列一表，并有一类历史的概念以为贯串。”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上海持志学院内部刻本，1932年，第24页。不过，无论从框架还是规模上看，卫氏之作都显得极为简略。时隔近十年后，吕思勉以基本相同的编纂理念完成了影响巨大的《吕著中国通史》。第三，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大都采用分章节的形式，以往多被简单定义为章节体而不加深究，以致忽视了其内在所蕴涵的民族特色和风格。事实上，新史学家大都致力于将传统体裁（尤其是纪事本末体）与西方章节体加以糅合，夏曾佑、吕思勉、萧一山、张荫麟等史家的努力即共同体现了这一方向，而作出的建树则各具特色。夏曾佑等早期新史学家在对所撰史书体裁的自我体认上，往往不称章节体，反强调对传统体裁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夏氏曾谓：“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43页）此后，萧一山《清代通史》的综合性最为突出，除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外，在人物和史表方面又对纪传体有所继承。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此时史家所运用的纪事本末体已经逐渐突破了“事”的限制，而发展为“专题”，因此原先典志体的内容（近代多称文化史）就以“专题”的形式很自然地被吸纳其中。梁启超所谓“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和金毓黻所谓“将外交、经济、学术、文化等亦按纪事本末体加以记载”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近代史家处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以雄伟的气魄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展示了中国史家所具有的非凡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并且也证明了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传入的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