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24年黄大发先进事迹心得体会范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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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黄大发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第一篇】
连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对黄大发同志先进事迹的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被誉为“当代愚公”。黄大发是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草王坝村原党支书，从上世纪60年代起，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历时36年，绕三重大山、过三道绝壁、穿三道险崖，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凿出一条长9400米的“生命渠”，结束了千百年来滴水如油的历史。当地建筑公司曾经重新评估过工程，认为质量过硬，尤其是没有现代化设备和高级技术团队的支持，简直不可想象，堪称工程“奇观”。但就是这样一位老支书、一个基层党支部、一群山村里的村民，愣是与大山较劲、与贫困较劲，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走出了一条脱贫攻坚的不屈之路，展现出了一个支部就是一盏灯、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黄大发凭借忠诚的信仰、凭借惊人的毅力、凭借开展群众工作的出色能力，用一辈子摸索出了一套符合基层实际、灵活实用且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善于团结群众。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脱贫攻坚任重道远。黄大发深知只有团结全村每一个人，才能解决村里的难题。他把群众当亲人，完全打成一片，用村民听得懂的语言讲话、信得过的方式办事，做到说服不压服、讲理不武断、换位思考不居高临下。修渠放炮炸山时，落石砸坏了村民房顶，有人喊着拉他跳崖，他没有发火，很快说服村民平静情绪，并于当晚亲自到农户家诚恳地进行补偿。工程途径三个村、十余个村民组，遇到了许多阻力，他要求身边干部“做事要大气，不要气大”，挨家挨户宣讲修渠的道理，根据各家不同的困惑，“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打开了心结。大家心里敞亮了，各类难题也就迎刃而解。黄大发45年的村干部生涯，每次都是全票当选，得到了全村人的高度拥护。
活到老学到老。1971年，第一次修渠因不懂技术而宣告失败。面对乡亲们的绝望与埋怨，黄大发冷静总结了症结所在，“没有文化就没有方向，光靠蛮干注定修不成功。”1989年，54岁的黄大发主动申请到乡镇水利站跟班学习。几乎是半文盲的他用了三年时间，从零起步、从头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临摹，一张图一张图地学习，最后变成了水利专家。除了自己学，他还带领大家学，并且号召集资修建学校，宣传“娃娃有前途，必须要读书”的道理。现在，许多村民讲起水利建设头头是道，变成了“赤脚专家”。村里还走出了30多位大学生，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文化村。
坚持就是胜利。开弓没有回头箭，脱贫攻坚无退路。对于摆脱草王坝村贫困的命运，黄大发有着难以想象的决心和毅力。他三十六年一件事，带领全村凿出一条“生命渠”。他一辈子一个目标，让乡亲们吃上白米饭、过上好日子。怀着这最初的承诺，24岁的黄大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山崖。几十年过去了，黄大发和草王坝人用双手凿出了奇迹。水通了，黄大发又带领群众开展“坡改梯”，稻田从240亩增至720亩。昔日的荒山秃岭上，群众正逐步改变传统的种植结构，10万株蜜桔、李子已经开始有收益，牛羊养殖大户超过30户。今年年底，全村将会胜利完成出列贫困村的历史进程。那些修渠往事，记载着这位“年份英雄”的足迹，像陈年老酒那样历久弥香。
公私要分明。“干部干，群众看”，黄大发坚信，只要干部不搞特殊化，不谋一分私利，就一定会得到百姓的拥护。他常把“公家的事怎么硬都行，自家的事怎么软都成”挂在嘴边。筑渠需要的水泥，他每次都亲自运回来。有一天赶夜路遇到了暴雨，运水泥的车陷入泥潭，他担心水泥被偷，硬是在水泥包上睡了一夜，像看护自家娃娃一样看护着公家的水泥。家里的灶台破了，老伴想要一碗水泥补补，被他坚决拒绝，“公家的水泥一碗也不能贪”。多年来，全村老百姓毫不犹豫地把修渠集资的钱交他手上，都说“放一百个心，黄老支书一毛钱也不会给自己花”。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黄大发同志以不忘初心的坚定信念、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操、愚公移山的豪情斗志、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用一生丈量了他和草王坝人的长征路。在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新长征路上，千千万万位黄大发，正在自觉运用这永不过时的“黄大发工作法”，一心为民、不畏艰险、志拔穷根、克难攻坚，以信仰打通小康路上的“发家渠”, 用行动争做脱贫攻坚的先锋军，让实干凝聚贫困群众的信心决心，拿作风把牢集体奔小康的方向盘，把不忘初心的承诺镌刻在辽阔的大地上，书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2023年黄大发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第二篇】
鼠年那时，这场规模浩大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气势汹汹地来临，连地处大山深处的团结村也感受到了它的凶猛。
“这个疫情防控工作很重要，不要认为我们没有事就不放在心上，疫情防控人人都有责任，不准打牌、不准办酒。”时代楷模黄大发说。
自疫情发生以来，黄大发主动当起了村里疫情防控的义务宣传员，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劝导乡亲们按上级要求科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黄大发告诉记者，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宣传疫情防范知识，要传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告诉群众，要勤洗手、多通风、戴口罩，不要走家串户，打扫好周围环境卫生。
在黄大发的带动下，团结村的退伍军人、返乡农民工也纷纷行动起来，成立了返乡农民工志愿服务队，在村支两委的统一调度下，积极投入到团结村疫情防控工作中。
“疫情就是命令，我们发动百余名党员、志愿服务者参与，每天战斗到村到组，严格落实网格包保责任到组到户到人，做到宣传全覆盖。”平正仡佬族乡人大**敖文红说。
此外，团结村支两委根据工作实际，研究制定了“重、宣、查、管、堵、巡、杀、导”八字措施，全面深入、周密细致地防控疫情。
据了解，团结村成立了5个临时党支部、组建了3支志愿服务队、出动了10台宣传车，动员党员、村民组长、护林员、公益岗位就业人员、热心人士等近200人，每天进村入户向群众不间断地做好宣传、劝导、排查和清扫公路，共发放、张贴宣传资料6000多份，拉宣传标语100多条，入户包保宣传排查724户2997人。
2023年黄大发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第三篇】
杨文华觉得张桂梅太天真、过于理想主义。20__年9月，他正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和张桂梅一起去北京录节目。途中，张桂梅提出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杨文华坚决反对。在来到教育局之前，他在华坪县第一中学当过13年老师，很清楚办一所高中有多难，光是资金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且，张桂梅没有任何学校管理经验，一直在一线教学，从未进入过学校中层。
回到华坪后，张桂梅就开始四处筹钱，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转机在20__年，她作为**大代表去北京开全国党代会。会上，她身上的一条破洞裤子引起了记者注意。张桂梅的“女高梦”于是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夜之间全国皆知。回到华坪后，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市、县两级财政共拨款200万元。20__年9月，女高还没有完成全部校园建设，就开始招生。当年的开学典礼由华坪县县长主持，市委书记也出席，规格很高，举办地点在教学楼前的一片空地，当时有一半地面还没有硬化，尘土飞扬。
华坪县给了女高最大的办学自由。张桂梅有两个要求，一是只招贫困女生，不设分数线;二是学杂费全免。按照她的录取标准，无论分数高低，首届报名的学生全部被录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后辍学4名，剩下96名。在听说女高之前，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因分数过低而即将辍学，有一个学生中考数学只有6分。但这样差的成绩进入女高后，高考上线率竟达到百分之百。在越来越多家长的眼中，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
于是从第二届开始，报名人数开始大于招生指标，此后一年比一年多。县城的学生也想挤进女高，实际上，这些学生中很多家庭并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张桂梅很快发现无法按最初的设想筛选出学生，因为贫困无法量化。
杨文华现任华坪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20__年之前，华坪县还没有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家家都来说自己贫困，后来有了制度性规定，又家家都能开出贫困证明。女高怎么筛选贫困生?最终只能是择优录取。每年，华坪县根据张桂梅的需求为女高分配招生指标，女高根据招生指标将报名的学生分数线从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虽然理论上不设分数线，但最后仍自然出现一个分数线。
女高成立之初就来到学校任教的张红琼将其称之为参考分数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县城学生在女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张桂梅每年招生时会尽量把控县城学生的比例，比如她现在带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县城学生只有10个。虽然有分数线，但张桂梅每年仍会破格录取一些学生。女高每届有三个班，基本上每个班上约有10多个学生没有达线。
但对于破格录取的标准，《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后发现，除了张桂梅本人，无论是女高老师还是华坪县教育局领导都并不清楚。两轮摩托、房、车，这些都能成为她评判的参考标准。
“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来学校找张老师，说家里确实特别困难，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残疾，她听了后就会去实地走访，了解学生家里的情况，发现的确贫困就会录取。”张红琼说。据她观察，这些年女高录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家庭相对贫困的。
在杨文华看来，中国国情不平衡，上海的“穷”和华坪的“穷”不可同日而语，华坪县北部地区的穷和南部乡镇的穷也没法比较，所以张桂梅只好自己去决定。“她亲自去看各家的具体情况。你家里有没有洋房，有没有车，她觉得你不穷就不应该来女高，有一阵她规定，家里只要有两轮摩托就不穷，”他说。
据女高20__级学生郑珍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其实比华坪县普高统一划定的分数线要高一些，一般在县城分数线与华坪一中的重点班录取线之间。比如她那一届，华坪县的统一线是410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是480分，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则是510分。
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虽然张桂梅数次强调女高不搞培优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届比一届好，这也是女高成绩越来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据杨文华介绍，华坪县仅有的两所公办高中，就是女高和华坪县第一中学。华坪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其重点班吸收当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质量在县城高中里处于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开设18个班共900人。但学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届学生，每年只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数时候，女高的校内承载学生都没有超过500人。对此，杨文华指出，女高一直无力扩大规模，并非不想，而是资金不够。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算过一笔账。女高每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就要3~4万，包括课本费、资料费、试卷费、高考报名费等，甚至还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费和水电、绿化、维修等维持基本运转的花费至少就要300万元。
在这个位于金沙江山谷间的云南小县，县财政自身就很紧张。20__年，全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亿元。据杨文华介绍，12年来，仅女高教师工资一项，县财政的总投入就有亿元。
和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华坪县也经历了转型。1990年代，华坪因煤矿带来了个体经济的繁荣，一度被誉为云南的温州，在20__年之前，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7个亿，但此后因大量关停煤矿，财政收入直线下滑。此后，华坪县尝试过很多发展经济的办法，最终选择芒果产业作为出路。目前，华坪已经成为中国纬度最北端的芒果产地，年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芒果的农民一户年收入可达10万元。但芒果属于农业，在农业税取消后对地方财政并没有贡献，也因此，近年来县财政一直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芒果对气候水土条件要求很高，只适合种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地带。华坪全县97%的地区是山区，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在广泛分布着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高海拔地区，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贫困。
女高是边建边招，从20__年到20__年，先后分五期建设，共花费6000万元，其中，云南省财政投入约20__万元，丽江市财政投入几百万，其他约400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负担，但资金筹集过程非常艰难。杨文华说，女高规模小，且高中教育并非华坪县关注的核心，义务教育才是财政必须兜底的重点，是上级考核的硬指标。全县共有70所中小学，县财政资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迁合并上。
县财政财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经费来源还有社会捐助。20__年7月，丽江华坪桂梅助学会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过1000万元，主要用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但这些钱如果用来持续扩招，仍然不足。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透露，张桂梅目前暂时没有扩招的打算。
由于招生规模不够，女高一直没有进入到云南省一级完(高)中榜单。这是由云南省教育厅评定的一个重要排名，虽然名为完全中学，即为初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学校，但纯高中也在评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学校入选，相当于公认的100强。排名靠前的学校，每年会得到中央和省级层面一定的资金奖励。
据杨文华介绍，这个排名有一套考核机制，在教学质量上，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分别是600分以上学生占比、一本率、本科率、学业水平和统测通过率。如果仅依据这五个指标，女高早就应该进入榜单，且位居前列。但入选还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教学规模必须在1000人以上;二是学校高级和中级教师占比至少达到70%，由于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轻老师居多，职称晋升比较缓慢。华坪县教育局希望女高能进入排名，但实现的前提是女高扩招。
杨文华认为，女高无法扩招的根本原因在于，女高是全免费办学，不但免除了学生全部的学杂费，还经常要补助困难学生的生活费。他多次建议张桂梅适度收费，在他看来，女高一些学生的家庭并不太困难，适度收费既能减轻学校的资金压力，也能扩大招生规模，相当于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并不矛盾。“但她坚决不干。”杨文华说。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张桂梅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坚定，一旦认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对都要做成，绝不妥协。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说，最初要办女高，县里担心只办女子高中被说成封建，社会影响不好，建议张桂梅先在高中办一个女子班，试验一下，她坚决反对，说要办就办一所学校，多救一些山里的女孩。杨文华建议她不要边建边招，张桂梅坚持，她说，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来，杨文华觉得张桂梅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路逐渐成熟，但在她理想主义的一面，仍葆有不变的天真，“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
2023年黄大发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第四篇】
20世纪60年代，草王坝人在政府的支持和黄大发带领下，第一次大规模修渠，却因技术等原因，耗时10多年也没修成。
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但黄大发不肯服输。1989年，年过半百的他到附近的水利站，一边帮工一边学习。3年多时间里，只有小学文化的他从基础学起，下苦功夫，硬是掌握了许多水利知识。
1990年腊月，天寒地冻。为了修渠资金，黄大发赶了两天山路。等找到原遵义县水利局领导时，已满身是泥，一双旧解放鞋磨破了，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趾。“草王坝大旱，地里颗粒无收，我要带领群众修渠引水。”黄大发从破烂不堪的挎包中掏出立项申请报告。
1992年春，引水工程终于开工，57岁的黄大发带领200多名乡亲，浩浩荡荡奔赴工地。有次炸山出现哑炮，黄大发准备前去查看，有人突然大喊“要炸了”。情急之下，他用随身的背篼罩住自己，碎石块刹时满天飞。万幸的是，碎石只击破了背篼，擦破了他的手臂。
1993年，工程进行到异常险峻的擦耳岩，垂直300多米高，放炮非常危险。黄大发第一个站出来，带几名党员上到山顶，把绳子拴在大树上，再系到腰上，顺着石壁慢慢往下探，寻找放炸药的合适位置。
“共产党员怕牺牲能行吗?先烈们拿身体去堵枪眼，我们做事就要有这种精神。”黄大发说。
1994年，水渠的主渠贯通。清澈的渠水第一次流进草王坝，村里的孩子跟着水流跑，村民们捧着渠水大口地喝：“真甜啊，真甜……”从没见过黄大发流泪的村民发现，老支书躲在一个角落里，哭了。
1995年，一条跨三重大山、10余个村民组，总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贯通，草王坝彻底告别了“滴水贵如油”的历史。村民以黄大发的名字命名这条渠，叫它“大发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