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人生 季羡林谈人生名句赏析通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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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人生【第一篇】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提到的左联烈士胡也频,那年季羡林在济南省立高中读高三,胡也频是他的国文教师。季羡林记得胡也频不讲《古文观止》,而是讲“现代文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胡也频曾经带学生办了一份刊物,宣扬革命思想,季羡林在里面写了1篇稿:《现代文艺的使命》,这也许是季羡林的文字第一次成为印刷品。

丁玲,现代作家,是胡也频的妻子(也有人说没登记),曾经从上海去济南探望夫君,季羡林等学生眼中,丁玲是大小姐、金凤凰,和胡也频相比,丁玲高大丰满,穿着高跟鞋试图征服校园里坑坑洼洼的路,最后是胡也频扶着她才走了下来。

冯友兰(1926年)

季羡林没有听过这位哲学学者的课,但是1926年,15岁时,他用的《人生哲学》教材,是冯友兰先生的手笔。后来冯友兰和季羡林曾经一起出访国外。

冰心(1930年)

冰心先生当时是知名作家,也是一位严格的选修课老师。她曾�

朱光潜(1931年)

研究西方美学的美学家、教育家和出色的翻译家。1931年是北大的教授,但是在清华兼课,季羡林听了他的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可谓学贯中西,他精通英法德文,翻译了110万字的黑格尔著作《美学》,但是他在课堂上,总是用中国古典诗词举例,以便让学生们听懂。

胡乔木(1930年)

胡乔木和季羡林是清华校友,胡乔木是历史系,当时叫胡鼎新,进步青年胡乔木曾经多次动员季羡林发反对国民党的传单。季羡林自己回忆说不敢,但是也没有告发胡乔木,他们的友谊持续到了胡乔木的生命走到终点。

老舍(1930年代)

老舍是季羡林一位高中同学大学时的老师,季羡林的同学李长之在家里请老师吃饭,季羡林在饭局上认识了偶像老舍。老舍先生有一次在理发馆刮脸,季羡林也来理发,老舍就在走入时悄悄把季羡林的账结了。有危机意识的民族往往特别珍重高龄的老人,他们是保存着许多有用的知识和记忆。对于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季羡林来说,他的回忆录里保存着很多民国学者的轶事。

季羡林曾经写过一本《季羡林谈师友》,来评说那些给他点亮了光的人们。年深日久,许多曾经响亮的名字如今都已经不常闻于今人的耳边。今天重提这些名字,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群星荟萃的民国时代。

如果各位有幸在1930年考进北京大学,就能遇到其中的大多数人,这些师友共同铸造了学者季羡林。

瓦尔德施米特(1936年)

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教授,季羡林在德国的导师,和今天一样,梵文这样的冷门专业学生极少,是多个老师教季羡林一个学生,后来二战爆发,老师被征进了军队。1980年季羡林访问哥廷根,和已经83岁的老师重逢。

陈寅恪(1930年)

民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真正可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伟大知识分子。季羡林在西洋文学系就读,陈寅恪仅仅是他的选修课老师,教过他“佛经翻译文学”,这使得季羡林后来走上了研究梵文的学术道路。陈的学问非常扎实,重视考据,而不是像1949年后的许多文人那样见风使舵,捏造历史。

1946年之后季羡林经陈寅恪推荐回到北大执教,北平物价飞涨,有时候季羡林会买几瓶法国神甫亲手酿造的红酒给老师带去,那时中关村还是农田,去清华的路上就可能遇到要买路钱的贼人。

陈寅恪1969年文革中遭到残酷虐待而死,季羡林曾经回忆说,自己没有批陈老师,守住了底线。季羡林最后一次见到陈寅恪是1951年。

E、西格(1941年)

季羡林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他觉得西格教授就是自己的祖父,这位教授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之后,以80高龄回到学院中来,教季羡林吐火罗文。当时季羡林掌握了七八种语言,对这种文字兴趣不大。西格教授不容分说,强教他吐火罗文。这种文字成为季羡林解读新疆一些残卷,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金岳霖(1930年)

季羡林选过金岳霖的逻辑学课,是金岳霖的学生。逻辑学家金岳霖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朋友,因为恋着才女林徽因,终身未娶。

梁实秋(1946年左右)

作家梁实秋和鲁迅常年不合,认为文学应该写人性而非阶级。季羡林极爱梁实秋的文字,他为梁实秋辩解说:“鲁迅说的未必全对。”两岸恢复联系之后,梁实秋特别命令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去看望季羡林。

胡适(1946年)

季羡林谈人生【第二篇】

他,阅尽人世沧桑而成就从容不迫的气度;他,冒险下海经商,从一贫如洗到身家亿万;他,参政议政,数次政协提案切中大国发展的关键;22年劳改生涯,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成就传奇人生;当人们习惯清谈,他却创出了一条中国文人的另类道路。

这本书的开篇第一章《一切为了人性的解放》写于2008年1月底,是他刚刚完成的新作。本文以洋洋洒洒近三万字动情地讲述了曾经荒诞的历史,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展望了充满光明的未来。他以参与者和过来人的心态,以回顾和前瞻相结合,恳谈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得失。

财富幻象/车耳

美元贬值,次贷危机,谁在掠夺我们的财富!股市震荡,资产缩水,如何保住手中的财富!揭秘货币战争,透析资本战争,探源次贷危机,厉以宁教授倾情作序!

富有学术精神的生动阐述,逻辑清楚、人人都能读懂的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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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述怀/季羡林

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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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大师风采,传承智慧文明,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经典散文全新结集出版。全景展现学术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容忍、成功、知足、朋友、毁誉、压力、长寿之道、伦理道德……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谈对人生世事的感悟。

图书排行榜

书名作者出版社定价

何以笙箫默顾漫 朝华出版社

忆往述怀季羡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用一生去忘记张欣作家出版社

记忆的红皮书朱大可花城出版社

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张贤亮中国海关出版社

沉思录马可・奥勒留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骑兵王外马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财富幻象 车耳 人民邮电出版社

此去经年 庄羽 文汇出版社

我是大明星 王栎鑫 俞灏明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季羡林谈人生【第三篇】

谈毁誉

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或颟顸。

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地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我记得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最心爱的人,只有一只眼。于是他就觉得天下正常的人都多长了一只眼。这样的毁誉能靠得住吗?还有我们常常讲什么“党同伐异”,又讲什么“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赋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好恶观等等,都不会一样,都会有点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话本来有点贬义,我们可以正用。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避免误会。友,难免有誉;非友,难免有毁。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要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谈礼貌

眼下,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抱怨现在社会上不讲礼貌。这是完全有事实做根据的。许多年前,当时我腿脚尚称灵便,出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多,几乎每一次我都看到在车上吵架、甚至动武的人。起因都是微不足道的:你碰了我一下,我踩了你的脚,如此等等。试想,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谁能不碰谁呢?这样的事情也值得大动干戈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针对上述的情况有机关号召大家学习几句话:“谢谢!”“对不起!”等等。其用心良苦,然而我心里却觉得不是滋味。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堂堂大国竟要学习幼儿园孩子们学说的话,岂不大可哀哉!

现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不讲礼貌的恶习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国内,而是会流传全世界。前几年,我看到过一个电视片,是由一个意大利著名摄影家拍摄的,主题是介绍北京情况的。北京的名胜古迹当然都包罗无遗,但是,我的眼前忽然一亮:一个光着膀子的胖大汉子骑自行车双手撒把做打太极拳状,飞驰在天安门前宽广的大马路上,给人的形象是野蛮无礼。这样的形象并不多见,然而却没有逃过一个老外的眼睛。我相信,这个电视片是会在全世界都放映的。它在外国人心目中会产生什么影响,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我想抄一段香港《公正报》上的话:

富者有礼高贵,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

谈压力

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从大处来看,现在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人炸,新疾病丛生等等,人们感觉到了,这当然就是压力,然而压出来的却是增强忧患意识,增强防范措施,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对一般人来说,法律和其他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是压力。然而这些压力何等好啊!没有它,社会将会陷入混乱,人类将无法生存。这个道理极其简单明了,一说就懂。我举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怀疑真有这种人,过去由于一些我曾经说过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用不着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方面的压力没有了。但是却来了另一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电台采访和报刊以及友人约写文章。这对我形成颇大的压力。以写文章而论,有的我实在不愿意写,可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应。应就是压力。于是“拨冗”苦思,往往能写出有点新意的文章。对我来说,这就是压力的好处。

压力如何排除呢?粗略来分类,压力来源可能有两类:一被动,一主动。天灾人祸,意外事件,属于被动,这种压力,无法预测,只有泰然处之,切不可杞人忧天。主动的来源于自身,自己能有所作为。我的“三不主义”的第三条是“不嘀咕”,我认为,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压力。

季羡林谈人生【第四篇】

佛教东传中土近二千年,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之弘扬,帝王将相、饱学之士之推崇,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思想层面,佛学哲理与儒道相融相契激荡出耀眼的思想火花。佛教的研究者代不乏人,鸠摩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玄奘西行归国后将约一千三百三十卷经文译成汉文,功莫大焉。至隋、唐,佛教达到鼎盛,名僧辈出,并形成中国的八大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到唐末、五代时期,因统治者抑佛政策及战乱,佛教逐渐衰弱。尽管如此,佛教的影响并未稍减,自隋唐到宋明清,许多文人仍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宋明时期的“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以及近代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均能见出佛教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可见,佛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没有间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下学界精通佛教文化者并不在少数,但能够同时对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做过深入研究者则堪称寥寥,而能够将上述领域都融会贯通者非季羡林莫属。季羡林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以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为对象开始了数十年的研究。季先生自己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佛教文化。不过,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是从语言开始的,而这也造就了季羡林先生在佛教研究上的与众不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荣宏君编注的《季羡林说佛遗稿汇编》一经面世,便获得了学界和书法界的好评。这本著作收录了三十余位高僧关于佛教的诗句或偈语。从前秦的道安开始至近代海灯法师止,这些高僧大德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不可或缺,其珍贵的佛教思想历经二千年而熠熠生辉。书中所有佛教诗句和佛家偈语均由季羡林先生手书而成,尽管季先生并非专业的书法家,但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书法无疑也是弥足珍贵的。本书中所收录的季先生书迹,意态生动,体势兼具,遒媚不凡,有俊逸空灵之妙,虽与专业书法家相比亦毫不逊色。这些表现佛教经典语句的书法作品为我们揭开了一扇通往精深佛学世界的窗户。

本书首先对历代高僧进行追根溯源,以流畅生动的文字为我们勾画出高僧们学习佛经以及弘扬佛法的足迹,再对季先生所书偈语或话语录释义。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描述高僧们的人生和弘扬佛法的历程,而是注重深入地揭示他们的思想,在解释偈语时作者采用了一种散文化的写作方式,在诠释诗句中所蕴含深邃思想的同时又带给读者阅读上的愉悦。

荣宏君在撰写这本专著之前,曾经多次拜访季羡林先生,就佛教文化做了长时间交谈,在撰写过程中又不辞辛劳多方寻找资料,几易其稿,终成此书。《季羡林说佛遗稿汇编》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从中既可以看到他对于佛教文化的挚爱和理解,也能从中感受到他对季羡林先生的尊重和崇敬。在书中,季先生抄录偈语“门前自有千江月,室内却无一点尘”,可谓微言大义,恰可形容季羡林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心态—宁静而执著。

季羡林谈人生【第五篇】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

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6岁入私塾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修习德文。

1934年,清华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国文。

1935年,作为交换生赴德留学。

1936年,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至1983年,回国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曾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以学者身份出访多国。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2003年,因身体原因住进301医院,即使在病房里,每天仍坚持读书写作。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季羡林爱书,平生也写了不少书。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季羡林小时候打架很厉害 最怕写作文

读小学就知道赚差价

季羡林6岁时离开老家山东省清平县(今聊城临清市),投奔济南的叔父。书中写道,在济南第一师范小学就读期间,季羡林心里“压根儿就没有‘规矩’两个字”,顽劣成性,“学校规定要写毛笔字,他就和同学互相往脸上涂墨汁……回家以后还乐此不疲,在堂妹脸上画画,也让� ”

季羡林十分聪明,但都没有用到学习上,“他把零花钱攒起来,在上学的路上看见有卖花生的铺,就买一大包,然后分装成小包,到学校里加价卖给同学,赚了点钱。”

带头组织策划打老师

季羡林小学时候,最厉害的是打架。钱文忠写道:“季先生因为个子小,岁数小,常被人欺负,但是他一直要把欺负他的人打服了为止。”更严重的是,季羡林还组织策划轰老师。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师对学生很凶,季羡林就带头策划,说等孙老师一进教室,一拥而上把课桌踢翻,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果子扔向孙老师的脑袋,把他打跑。不过,因为大多数同学临阵脱逃,“起义”失败了,季羡林被揪出来,挨了一顿板子。

怕作文怕得出毛病

除了打架,季羡林还喜欢看“闲书”,特别是武侠小说,并且学着书里的招式瞎练武功。“他听说只要把手指在米缸里经常插,时间一长,把米换成沙子,接着再插,到最后可以练成铁砂掌,一棵树都可以戳倒……他就猛练起来,一直练到五个手指鲜血直流。”

季羡林玩耍有一套,对学习可不怎么上心,极其害怕的是写作文,特别怕用文言文写,“大家难以想象,他怕到怕出一个毛病来。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上作文题目,不管什么题目,季先生就马上在自己的作文本上写下四个字‘人生于世’,下意识地写这四个字,接着就没词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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