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论文【精编4篇】

【导言】此例“法理学论文【精编4篇】”的范文资料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分享整理，以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法学理论论文【第一篇】

实践性是法学教育的生命力。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现代法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培养目标。实践教学作为一种与理论教学相对，旨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法学教学环节，近几年来为我国各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所关注。我国13所民族高等院校法学教育肩负着为民族地区培养法制专门人才的重任，亦在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不断的尝试和探索。实践教学作为一种行之有效、务实且目的明确的法学素质教育方法，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民族地区法制专门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因种种原因，目前，民族院校法学教学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弊病，实践教学的积极作用未能有效发挥，难以达到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因此，加强法学实践教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仅以民族学院现行法学教育的实际，对民族院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进行探讨。

然而与理论性课程相比，实践性课程尚处在配角地位，内容零散，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急需

实践教学在民族院校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尝试

经过近几年来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民族学院法学教育在实践教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案例分析、实习、毕业论文等传统的实践教学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模拟法庭、法律咨询、法学讲座等新型实践教学形式不断涌现，丰富了法学实践教学的内容。目前，民族学院法学本科教学中采用的实践教学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案例分析教学。案例分析是法学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手段，基本上贯穿于法学教学的始终。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学习了基本的法学理论以后，必须进行实际操作，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案例分析就是将法学理论与实践通过身边发生的真实案件结合起来，达到培养学生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据笔者了解，大部分法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会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选取一些典型的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巩固所学的法学知识。案例分析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培养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2.模拟法庭教学。模拟法庭教学是以模拟法院开庭审理的方式，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案例资料，分别扮演不同角色，依照法院开庭的程序，亲自参与案件的审理，将课堂中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学教学模式。自1998年民族学院建立模拟法庭以来，在每学期期末，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让学生全面参与，都会举行一两次模拟审判。模拟审判的案件既涉及刑事、民事，还涉及行政案件，目的是让学生全面的了解与案件有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训练学生实际操作技能。

3.法律咨询。法律咨询是民族学院法学社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之一。学生利用休息时间，在公共场合设法律咨询点，对前来咨询群众的法律问题做出解答，提出意见。法律咨询活动既检查了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的程度，又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观摩教学。为加深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民族学院与相关部门联合，分别在咸阳与共建立了10个教学实习基地。实习基地涵盖公检法司等部门。通过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卷宗材料的查阅、通过旁听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等，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了一个感性认识。观摩教学的运用，使学生对司法机关的工作程序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5.毕业前实习。实习就是让学生深入到公、检、法院或律师事务所协助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或律师办理实际案件。毕业前实习是民族学院法学教学的一个实践环节，每一位学生必须参加，实习时间是在大四第一学期的9月份到10份，为期一个月。实习地点由学生自己选择，可以去实习基地，也可以自己联系实习单位。在实习结束后，每一位学生必须上交一份实习报告、一份实习单位鉴定表以及一份实习日志(这是由学校统一制作，发给学生的)。最后由法学教师对实习报告予以评改。

6.毕业论文写作。毕业论文是在学生完成实习任务后，根据老师拟定的或自拟题目，在老师指导下，进行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是学生综合知识的反映，是培养学生独立分析、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手段。

7.实践教学课程的设置。2008年，民族学院对05级法学本科学生开设了民商法、刑法案例评析等一些专门的实践教学课程。不仅如此，还改革了过去法学课程全部讲授的方法，专门留出一部分学时作为实践教学。以笔者讲授的34学时的侵权行为法为例，在2007年以前，34学时均为讲授，现在讲授30学时，实践教学4学时。

经过近几年实践教学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尝试证明。实践教学是法学理论教学的延伸，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运用实践教学模式，对于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判断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践教学在民族院校法学本科教育中实施的障碍

尽管民族院校法学教育在实践教学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和探索，但因种种原因，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弊病。

1.课堂人数规模过大，实践教学环节难以推进

随着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大，法科学生招生数量也

转贴于论文联盟

在迅猛增加。民族学院2004级法学本科292人，2005级则达到了321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学生规模，学校只能安排大班授课，一个教室听课的学生常常在1 00人左右，从而导致推进诸如课堂讨论，模拟法庭、法律咨询、观摩教学相当困难。

2.学时安排较少，实践教学难以开展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民族学院为法律专业本科生开设了必修的14门核心课程，同时为了使他们能够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并适应民族地区法制人才的需要，在14门主干课程之外，又开设了大量的专业选修课。核心课程和选修课分配在七个学期中，每门课的课时是非常有限的。有限的课时，只能够对法学概念、原理等基础知识进行讲授，所以目前法学本科教育仍以课堂理论教学为重心，教学过程也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学方法仍是“填鸭式”，教学考核还是期末一次性的闭卷考试。虽然在教学改革后，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每门课程中都计划有实践教学时间，但实际上都被理论知识讲授所占据，实践教学难以开展。

3.实习、毕业论文流于形式

集中一个月的实习，虽然可以让学生亲自去体验案件的处理，但公、检、法这些机关工作都有严格的规程，学生们在实习中大多只负责装订案卷、随同取证、庭审旁听等事务性的工作，学生感到实习枯燥无味。再加上学校并不要求学生集中实习，而是自行联系实习单位分散实习，有些不自觉的、或者要复习考研、联系工作的学生就只实习很短时间，甚至根本不实习，结果使得实习流于形式。学生撰写毕业论文，都是利用网上资源，粘粘贴贴拼凑而成，缺乏实际的调查和相关数据，毕业论文质量较差，根本达不到毕业论文写作的目的。

4.实践教学方式缺乏统筹安排

法学实践教学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不同的实践方式适用不同的学生。如观摩教学适合不具备系统法学理论知识的低年级学生，而模拟法庭由于要求学生储备较为丰富的实体法程序法知识适合于高年级学生。民族学院法学实践教学形式虽然较多，但却对实践教学方式没有系统规划，缺乏统筹安排。不管是低年级还是高年级的学生，都组织去观摩，开展模拟法庭，进行法律咨询。表现出的是学生对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并不高，走过场、混学分的现象比较严重，致使实践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

5.教师自身的实践能力差

教师是法学实践教学的指导者，法学实践教学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素质。据笔者对民族学院法学教师的了解，15位专业教师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知识结构一般为纯理论知识，缺乏法律实践工作经验。其中兼职从事律师工作的仅有2人，13人从未实际从事过实践工作，这必然对民族学院法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实践教学在民族院校法学本科教育中实施的思考

实践教学在民族院校法学本科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阻碍了实践教学功能的积极发挥，使得培养民族地区素质型法律人才的目标难以实现。如何通过教学改革强化法学学科的实践教学，是民族院校法学本科教育面临的重大难题。通过反复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打破制约实践教学功能有效发挥的瓶颈。

1.统筹规划，建立三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

为调动学生参加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民族院校法学教学大纲应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实践教学统筹规划，建立起三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第一层次，在一二年级，以法学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案例教学等方法为手段，结合观摩、见习等方式，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对法律的感性认识；第二层次，在二三年级，依托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课程，进行实验教学，训练学生的职业能力；第三层次，在三四年级，通过实习、毕业论文写作、参加法律咨询等活动，锻炼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

2.设计、制定实践教学内容的具体实施方案

针对各专业课中规定的实践教学时数只是表现在纸上，而未落实到课堂上这种情况，我们应在各专业课程教学大纲中，不仅对理论教学的内容进行设计，而且也对实践教学的内容进行设计并对该内容的具体实施提出方案，对学生这方面内容的练习和掌握提出要求，同时，还应当对此内容进行检查考核的方式进行规范，从而使实践教学真正落到实处。

3.建立对学生实习指导与监控机制

对法学专业实习的监管不力是引起当前法学专业实习

转贴于论文联盟

流于形式的主要原因。为提高实习质量，我们应加强实习中的指导与监控。首先，实行教师实习指导责任制。把学生直接分给法学教师。由教师负责掌握学生的实习情况。教师平时要去抽查，一方面检查学生在实习单位遵守纪律的情况，另一方面掌握学生实习任务的进展与完成的情况。从真正意义上做到对所负责的学生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其次，发挥实习教师的作用。由于法学专业实习具有分散实习的特点，单靠校内指导教师的作用显然难以保证实习的预期效果，因此，还必须充分发挥实习教师的作用。由他们对实习学生进行考勤、工作管理。

4.加强法学教师实践操作

实践教学对法学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不仅应当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而且应当具有很高的法律实务操作能力，这样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技能。面对大部分法学教师缺乏法律实践经验和技能的情况，我们应鼓励教师走出大学校园，参与法律实务工作，积累司法实践经验。这不仅有助于实践教学的开展，而且可以使教师的法学理论研究工作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民族院校法学系内设立律师事务所，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法律实践活动的场所。

法学理论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 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注解：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9、240页；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3][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

[4]参见[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一24页。

[5][6][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229、21页。

[7][8][美]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55页。

[9][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

[10][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11][12]，EconomicAnalysis，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P58l一583.

[13]，ConstitutionalEconomics，，Jr.，Lexington，1984.

[14]，ConstitutionalEconomic，（）xford，1991，P43.

[15]参见[美]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0—184页。

[16]参见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17]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拙作：《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经济观》，《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邹平学：《的经济功能初探》，《法律科学》1996年第2期。

[18][19][美]罗伯特·考持、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11页。

[20]SeeRDworking，WhyEfficiency？AResponsetoProfessorCallabresiandPosner，HofstraLawReview563（1980）；参见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21][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1994年版，第4页。

[22][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法理学论文【第三篇】

一、多维度探讨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

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丰富，我们应从客观视角与主观视角两个角度出发来讨论。法律职业道德从客观上来讲，其内涵与外延包括但不仅限于制度赋予法律职业工作者追求正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我们通过普通判断力可知的法律工作者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准则就是笔者这里提到的客观角度的法律职业道德，它客观上约束着法律职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从主观视角出发，法律职业道德形成于法律工作者个体的实践中，形成属于自己主观层面的法律职业道德。这是指将书面上的基本原则运用到实践中，形成一套存在于内心的、稳定的、可感知的自我行为习惯。同样的概念被不同的个体消化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案例模型，形成为个体所单独享有的大脑规范结构。

二、法理学角度下法律职业道德的价值

法理学论文范文【第四篇】

〔摘要〕在西方法学发展史上，主体性理论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受主体性理论的影响，西方法学以文艺复兴为转折点，从神学转入形而上学，成为以自然法学为主、以抽象的理性人为主体的“理性主体性”法学。随着法学研究的科学化，19世纪中期出现了以法官发现、适用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官主体性”法学。到了20世纪晚期，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理论的批判，法学开始了对“个人主体性”的探索，与此同时，经济分析法学提供了一种颇具解释力的主体分析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称为“有限理性主体性”。 〔关键词〕西方法学，理性主体性，法官主体性，个体主体性，有限理性主体性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界标，它带来人性、理性和法治的精神，从此，个人不再依赖神的指引，成为具有理性的自由人，人成为私法自治的权利主体，人类思想的进化从神学阶段转入理性的主体阶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主体性理论进行解构，标志着另一个转折的出现。以主体性理论为向度，上述进程可以表述为“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前的神学时代——主体性理论时代——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性理论时代”,当然，即使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今天，主体性理论仍占据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把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前的神学时代看作是“神主体论”,则人类思想史可表述为“神主体性——理性主体性——个体主体性”,个性主体性阶段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理性的主体性理论的批判。用简明的哲学表述，这两个转换的标志分别是“上帝死了”、“人死了”。 受主体性理论的影响，法学以文艺复兴为转折点，从神学阶段转入形而上学阶段(法哲学),这一阶段以自然法学为主，以抽象的理性人为主体性，即“理性主体性”的法学，但这时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不同。随着法学研究的科学化，19世纪中期出现了以法官发现、适用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理学，本文称之为“法官主体性”的法学。到20世纪晚期，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理论的批判，法学出现了以“个人主体性”为研究范式的萌芽，主要以批判法学派为主。而经济分析法学则提供了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颇具解释力的主体分析理论。 一、理性主体性的法学——以自然法学为主线 西方主体性哲学肇始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二元论的哲学命题。此后，笛卡尔式的“我思”在哲学史上以不同形式出现，诸如洛克的“心灵白板”,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先验主体”、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等等都是主体性哲学的表达方式。主体性哲学思维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法律人格的塑造上。近代的法学把人看作是整齐划一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把人都当作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洛克在“论自然状态”时这样描述理性：“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育求助于理性的全人类，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别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正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因而是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证的基础就是理性。 自然法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17、18世纪古典时代的自然法，都是以理性作为人类行为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律统治优于人治时说，“应由法律实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应当行使统治；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人的欲望中就有那样的特性。热忱也往往会使拥有职权者滥用其权力，尽管他们是芸芸众生之中的最优秀者。因此，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中世纪神法法学也离不开理性这一范畴去解释法律，但认为人的本性是没有理性的，因此不得不运用理性去设计各种可行的方法和制度，来对付堕落的人类，因此体现理性的法律是神用来对付罪恶的产物。可见，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后的自然法学不同，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否认人具有理性，认为法的理性来源于上帝。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虽走下神坛，却被启蒙哲学家抽象化，成为脱离经验世界的超验的绝对命令。康德认为，法律和道德不应当像以前的自然法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建立在经验人性(the?empirical?mature?of?man)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理性命令基础上的先验的“应然”世界。黑格尔认为，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能够使其自然的情绪、非理性的欲望、纯粹的物质利益服从于理性的、精神的自我所提出的更高要求的人，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 法律上的人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抽象的理性标准来塑造的。法律鼓励人们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因而契约自由是理性的。在法律责任的问题上，把自由意志作为承担责任的根据，这是因为既然人的行动是 受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犯罪和侵权的行为人要为由自己的主观过错导致的损害后果负责，契约的当事人要为由自己自愿签订的契约负责。 继承罗马法传统的大陆法在17、18世纪基本上受理性主体性思想支配，但一个波澜壮阔的支流不容忽视，这就是德国的历史学派。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并不认为法律是不能更改的理性的产物，而是复杂的经验环境的结果。他们反对把法律主体塑造成抽象的理性的主体，提出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法律的主体应当是民族，本文称之为“民族主体性”。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写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初期，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些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到的明显的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须的同族意识所致。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法律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力量的加强而加强，最后也同一个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样而消亡。”萨氏认为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因此有不同的法律原则，他反对在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得到彻底研究之前，根据自然法编纂民法典。 应该说，萨氏的“民族主体性”仍然是理性主体性的分支，其特点在于用民族理性代替一般的抽象的理性，强调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对法律的影响。这种思想对我国法学发展亦有重要影响。邓正来先生曾撰文提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概念，作为对盲目追求和接受西方法律价值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一种在后现代话语包装下的民族主体性的翻版。 萨维尼之后，他的“民族主体性”理论被其弟子演化成为概念法学。萨氏认为既然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那么，对于人们、特别是法律家(尤其指法官)而言，并不存在创造法律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发现法律的问题。到了以温德夏特为代表的概念法学那里，法律规范具有其肯定的、不变的和确定的内容，“法律是一个包罗万象、完整无缺的规则体系，每项规则便是一个一般性的命题。只需运用逻辑上的演绎法，把它适用至个别具体案件之中，便能得出正确的判决。”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的极端发展，窒息了主体性的发挥，为新分析法学、社会法学所批判，即本文所称“法官主体性”所代替。 二、法官主体性的法学——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主线 同概念法学一样，分析法学也认为法律是自给自足的体系，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恶法亦法，我们暂且称之为“主权者主体性”理论。后来哈特发展了分析法学，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理论引入分析法学，形成所谓新分析法学。哈特认为，法律具有空缺或开放的结构，法律规则分为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法院在处理处于边缘地带的疑难案件时，必然发挥法官的主体性，进行法官造法。这种边缘的模糊地带，实质上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对于如何解决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被许多学者划归权利法学派的德沃金教授提出另外的方案，他将法律中的规则和原则、准则相分离，规则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适用，而多个原则、准则可以适用于同一案件，法官对同时适用的不同原则进行权衡，从而得到案件的“唯一正确”解。这是德沃金为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所提出的法律解释理论。 在法官的主体性上，新分析法学认为，法律是确定的，因此法官的作用只限于解释法律。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20世纪初德国产生了自由法运动，强调审判过程中法官的直觉因素和情感因素，强调法官的自由裁定权，要求法官根据正义和衡平去发现法律。社会学法学的兴起，进一步贬抑了演绎逻辑推理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强调“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语)。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则把法律的不确定性强调到新的高度。卢埃林提出，法律研究的重点应当从规则的研究转向对司法人员的实际行为特别是法官的行为进行研究。他论证说，法律规则并不是美国法官判决的基础，因为司法判决是由情绪、直觉的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决定的。 法官主体性法学主要反映了普通法的特点和规律。这与普通法的预设前提是有关的，即法官是理性的代表，这个预设被认为是普通法的精神。1612年11月10日，英格兰大法官爱德华·柯克与詹姆士一世国王就国王收回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一事发生争执，国王说：“朕以为法律以理性为本，朕和其他人与法官一样有理性。”柯克回答：“上帝恩赐陛下以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微臣认为陛下对英王国的法律并不熟悉，而这些涉及臣民 的生命、继承权、财产等的案件并不是按天赋理性(natural?reason)来决断的，而是按人为理性(theartificial?reason)和法律判决的。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经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这里的人为理性，显然与自然法中整齐划一的抽象的理性概念是不一样的，而是法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养成的理性直感。这正是本文将“法官主体性”独立于理性主体性的依据之一。 三、个体主体性的法学——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主线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启蒙、批判现代性的哲学思想。它认为启蒙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一些虚构的概念之上的，诸如主体、自我意识、理性、真理等等。后现代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攻击了启蒙运动发明的“理性主体”。在结构主义看来，没有先于环境存在的主体，主体是被各种关系和结构建构出来的，孤独的个体其实并不存在，人就是某种结构或者关系所编织的一个巨大的网状物中的一个小小的网节，人永远都是被决定的，自由意志的主体从来没有实现过。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说法。可以说，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笛卡尔的“我思”式的主体以及个体的在先性地位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反主体性思想在具体的法学研究上也有很多反映。批判法学学者邓肯·肯尼迪分析了古典私法的结构，并指出个人主义是古典私法的意识形态基础。肯尼迪认为私法并不是只能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认识的，而且从“利他主义”的角度也解释得通。例如侵权行为法要求行为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契约法也要求对不履行契约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当事人课以利他主义的义务。所以，一切制度都可以从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视角加以说明，个人主义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美国有学者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了纽约法院关于产品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产品责任的判决，研究表明：纽约法院最早把生产者对第三人的责任建立在产品的内在质量问题上，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是由于产品的危险性导致的。这反映了一种“主体与环境”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法院后来的判决推翻了先前的理论，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基础是生产者对有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危害是具有可预见性的。从而把责任的立论根据从“主体—客体”转换为“主体—他人”。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反主体性的后现代法学思维模式。 后现代主义着重于消解，而不注重建构。但理性主体性被消解后，处于后现代话语下的哲学家不自觉地为法律活动设定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即“个体主体性”,认为法律不是由抽象的理性主宰，也不是由司法精英主宰，而是通过参与其中的所有个体间的对话、商谈、沟通而形成的决定或共识。 哈贝马斯创立了人们交往行为中的“对话理论”,成为继分析法学派的逻辑方法、新修辞学派(以佩雷尔曼为代表)的说服方法之后的第三种基本的法学方法。这种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是人类行动、特别是思想沟通的基本的、重要的方式，不仅在精英文化中如此，在大众文化中也如此。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现实社会中，特别需要一套具有价值性的对话沟通机制。但对话机制无法实现传统意义上的统一理性，只能实现有限度的理性的统一：理性的统一性只是在对话和交涉的过程中的一种偶然的理解和暂时的合意，也只有在此中情形下，理性的统一性才有可能，因此，它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是一张未给人们提供终点站的长途车票。这种有限的统一理性是哈贝马斯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原因。 费希是直接提出“个体主体性”的法学家。他激烈批判自由主义理性观，认为几百年来人们被告知理性和信仰是不同的，理性是中立和客观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而信仰则是盲目的。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放弃你的信仰，服从理性，这是最基本的公民责任。而法律是人类理性的集中表现，因此服从理性表现为服从法律。那么，理性又是从哪里来的？自由主义的回答是，理性不是从哪里来的，而是自然规律和人类本性的体现。然而，费氏则持相反的立场：“理性总是从某一地方来的，经常是从国家的正式主张，从党派的宣言，从法律的文本中表现出来。‘自由主义并不依赖于对理性的探索，而是依赖于对理性的假设，根据这样的假设，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立就被制造出来了。’”显然，建立在这种自由主义理性观基础上的法治是教人们、甚至迫使人们放弃自 己的具体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而接受齐一性的法律规则和定于一律的行为模式。这是违背主体性要求的。因此，他强调解构并放弃自由主义传统的基于假设的“理性的主体性”,而站在更为实用的立场上，强调“个体主体性”,以恢复人的本来的主体面目。 四、有限理性主体性——一种经济分析法学的图式 经济分析法学派反对自然法的理性，反对分析法学的逻辑理性，也反对对话理论中的商谈理性，在对待法律的客观性问题上，颇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特征。波斯纳认为，哈贝马斯的对话沟通无法达到对法律的共同的客观性的理解，只有通过人们共同的生活体验、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思想信仰等等才有可能达成对法律的客观性理解，然而，在各不同主体间达成这种共同性，几乎是一个人们可欲而不可及的境域。但是，经济分析法学引入一种自认为是普适于人们的共同性因素，即人们对成本和效益关系的算计。他们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法律而言，特别是对于和财产相关的法律，如侵权法、契约法等等而言，在法律中引入某种能够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民众的经济学理论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也就是说，以成本和效益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学方法，对于达致对法律的客观性解释是有效的。 经济学提出的“成本和效益关系的算计”在人性论上的普适性，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理性主体性”,即“经济人理性”主体性呢？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概念从而变为人类的另一个牢笼呢？“理性人是指有一个很好定义的偏好，在面临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抽象的人的画像，那么是否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表面上反对“理性主体性”,实质上又回到了“理性主体性”的窠臼呢？ 确实，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与自然法学中的理性人本无二致。这只要回顾一下启蒙时代经济学上的个人主义与法学上的个人主义的对应就可看出来，比如资源的稀缺性、排他性与物权客体的稀缺性和物权的排他性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经济学自19世纪80年代由古典经济学进入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引入了效用概念及边际效用的原理，使经济学上理性人假设的“画像”更为丰富，利他主义行为被解释为由助人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成为主体效用收益，特别是行为经济学从认识论上提出“有限理性”,对“经济人”假说进行批判，从而实现了人性论和认识论的贯通。 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早期是从伦理人性论角度进行的，比如经济历史学派的瓦格纳，将经济动机二分；马歇尔也提出人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家庭中的存在。20世纪以后，学者开始从认识论角度批判经济人假说。经济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对利益的认识为前提，因此经济人的表达中蕴含着绝对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就是说经济人这一伦理人性论问题隐含着认识论问题，通过研究认识论可解决伦理人性论问题，行为经济学则依此将伦理人性论与认识论贯通，将人性论变为一个认识论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最早质疑完全理性；赫伯特·西蒙根据经济决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定，将经济人假定从一个伦理问题转化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此后，行为经济学继续西蒙的理论路线，并将之与“经济人”假说研究的传统伦理方面结合，通过人们内心的认识偏见与扭曲批驳完全理性，通过影响人自治的因素批驳完全意志力，通过制度人批驳完全自利，对“经济人假说”进行全面的批判。因此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还原了主体行为的复杂性，从而摆脱了包括自然法学在内的传统法学上“理性主体性”的伦理人性论方法，实现了从方法论上的认识主体性，从而不再具有形而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