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论文范例实用5篇

【导言】此例“国学经典论文范例实用5篇”的范文资料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分享整理，以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国学经典论文1

现在学生不知道传统文化，缺少模糊科学，从民族的明天来讲，西方科学没有改变世界内心的幸福感。如今，上海，台北的学校都在进行经典教育，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学生的渗入，让学生读经典。作为中学生，很多学生没有读过《三字经》《论语》《道德经》……而国学经典只有通过语文教学这个纽带渗透给学生，怎样渗透呢？主要应做到以下几方面。

1　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经典

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祭祀之理，制於圣人，载於经典。”

指宗教典籍

如：《圣经》《古兰经》《大藏经》等。

指文献典籍

如：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司马迁《史记》，李二和《中国水运史》等。

用一句话简单概括：经典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著作。

2　学生必须知道为什要读经典

中学生读经典就是因为让他们能从经典中读人，读人生，读智慧，读社会。

博尔赫斯说：“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朱自清曾在《经典常谈》一书的“序言”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经典重于文化与人文，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所传递出的与人类普遍命运、终极关怀、人文思想所共通的精神价值，在于其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可以藉此长传不断滋养后人的高尚品性与内质。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其所携带的“形上”价值。没有这一点，经典便称不上经典。

在经济全球化、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让学生多读经典，于己于国，都大有裨益。人的素质单靠学英语和电脑是培养不出来的。人的素质只能靠人文教育来培养；而阅读经典，应该是人文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学时期，对于文字已经有了相对较好的理解能力，中学生读经典，不但能培养其内涵，也可以对其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定的导向。

3　指导学生阅读经典的方法

第一是把人文经典当作主要读物。读什么书是学生时代就养成的习惯，现在的学生常对漫画，杂志，故事类的书比较感兴趣，一让他们读经典，他们常会唉声叹气，说经典乏味难懂，所以应让学生从小学养成读经典的习惯，把经典当作最主要的读物。

第二是用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应该以正确的态度，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只要有正确的态度，有兴趣，有自己的判断力，会活读就好。把阅读经典看作是一件轻松、简单、有效的事情。

第三是绝不能将任何一个经典绝对化，神圣化。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还要阅读生活这部“大书”，关心、参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生活实践中加深对经典的理解。

经典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个宝库，它就在我们身旁，其中的财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阅读经典，就是享用这笔宝贵的财富。凡是领略过此种享受的人都一定会同意，倘若一个人活了一生一世，从未踏进这个宝库，那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作为青少年时期的学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现今社会的应试教育下，很少有学生去读经典。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点课余时间也耗在影视和网络阅读上。我并不反对影视和网络阅读，并且认为影视和网络确实提供了阅读的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有可能削减，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阅读代替经典文本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像鲁迅所说的胡乱追逐时髦：随手拈来，大口大口地吞下的阅读——　这颇有些类似今天的“快餐式阅读”，吃下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鲁迅大声疾呼：“我们要有批评家”，给青少年的阅读以正确的引导。

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导向：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4　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国学经典

我国的国学经典有很多，我个人认为，在小学阶段，学生应该完成《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的阅读。而初中阶段则应该阅读四大名著，《庄子》《道德经》《古文观止》。

5　国学经典在我班的渗透过程

（1）每周课时有限，这就要求教师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好合理的计划，才能在保证正常教学，又不给学生增加压力和负担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渗入。教师要做好每学年，每学期，每个月，每周，每天的阅读计划，按照计划给学生布置阅读经典的任务。至少保证每周一课时的经典阅读。

（2）要求学生准备阅读经典的记录本，记录经典语句，读后感以及对经典内涵的理解，从而明白做人的准则，原则。

（3）要做好五个一。

第一，每天都读经典，可以是一则论语，一章《老子》，也可以是一首古诗。

第二，每周都要写读后感，不限字数，但一定要写出人生道理或者自己最大的收获。

第三，每月都有笔记展览，口语交流。同学可以通过交流进一步加深对经典的理解。

第四，每学期都有一次经典阅读竞赛，学期末小组评比。

第五，每学年每名学生至少要读一部完整的经典，并有阅读笔记。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上面这5篇国学经典论文范例就是山草香为您整理的国学经典论文范文模板，希望可以给予您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学经典论文2

关键词：新闻学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新闻经典 经典焦虑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新闻学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已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何一个已经拥有博士甚至博士后授予权的学科，其背后隐藏的“新闻无学论”至今仍此起彼伏。基于此，有学者从词源上予以考察，“新闻学的原名叫Journalism，这个词的词尾是ism，这三个字母是‘方法’的意思。不过在普通外国的科学名词，它们的词尾，后面都是logy，而新闻学的名词却独异。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外国学者对于新闻学的这个东西，并不把它列于科学的地位”。①新闻学科之幼稚乃在于是“器”而非“道”。因此，有学者提出建构新闻经典是升华新闻学科的首要任务。②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盲目人为建构经典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即经典的建构是否基于人类认知的需要，黑格尔坦言：“人只有在认识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事物时，才是符合他本身的存在规律而存在着，人必须认识到推动他和统治他的那些力量，而向他提供这种认识的就是形式符合实体内容的诗。”③对于人类认知自我与世界而言，经典乃是一种启蒙、召唤、塑造，跨越时空的创造性，是一种认同的想象。

经典的建构不是一时一事的产物，也不是由某个权威机构或权威人物认定的。“那些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④但是自后现代转向以来，面对社会文化价值多元共生、大师缺场的尴尬，我们更相信经典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跨越时代的过程，是历史集体认同、多种元素共同参与的结果。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之比较

关于经典的定义，前人已论述颇多，本文不再赘述。文学与新闻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其关于经典的标准也许会有不同，但是两者又有着天然的联系，脱胎于18世纪英国文学的新闻学始终都受到来自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必定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经典的作品必须首先具有原创魅力”。⑤但是为何在当今中国新闻学界新闻经典的建构不温不火，除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束缚之外，恐怕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几乎同时诞生，且处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之下，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或许能够得到答案。让我们回到经典性问题的本体论意义上来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新闻经典除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基本特质之外，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相异之处。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具有思想启蒙的划时代意义，这一点中国现代新闻经典不能与之比肩。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在许多领域重构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康德在对启蒙运动进行总结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强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人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反思自我、认识世界。近代中国民主主义启蒙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康梁维新变法运动，后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阐发，意图在中国建立以“三民主义”为根本特征的共和政府。

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特别是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为西学在东方的传播贡献颇多，西学东渐局面日盛。“”前期，中国思想界其实已经是暗流涌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了挑战，在当时的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飓风；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自创始起，新文化运动就显示了其激烈的批判精神，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儒学，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高呼要打倒孔家店的旗手则首推文学。1917年，《新青年》先后发表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自新文化运动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在一种全新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美学原则感召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集体建构开始了对封建守旧思想观念的颠覆并开始树立一种以重新发现现代人独立价值观与生命体验的意识形态。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这种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整体演进的最大促进作用即是对国民的启蒙。“启的不是家族体系的‘子民’之蒙，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国民’之蒙。”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对于国民的启蒙是基于对人的灵魂的拷问与重塑，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偌大的具有封建传统的国家向现代性转变，在“求新”、“求变”思潮的冲击之下，国民迫切需要的是立足于社会改造、精神更新、人的现代性转变的领航者，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恰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反观同时期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此后涌现出一批新闻学经典作品，如徐宝璜的《新闻学》，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由黄远生友人林宰平编辑的《远生遗著》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为何未能担当起像文学一样思想启蒙的引领者的角色，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新闻学传入中国不久，发展并不成熟，还处在向国外学习以及自身探索阶段；其二，这些著作本身或者是对当时历史政治现状进行宏观的客观描述，或者是有关新闻采访方法及新闻思想的介绍，两种都没有对人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其三，最重要的恐怕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学传统的国度，新闻学的研究在当时并未普及，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或报人，有着根深蒂固文学情结的国人更认同文学的表达方式。

经典的建构有赖于经典本身的多元阐释空间，这种阐释是基于对经典本身所蕴涵的丰富思想意蕴的多重解读。也就是说，经典的建构过程并非单一方面的结果，除了经典文本本身具备经典的特质以外，还需要有后人给予经典的多元阐释。“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互动的结果。”⑦当然，二者之中，文本所具有的经典性才是根本，这种经典性体现在文本作者对世界本身深邃的思索与追问，并且能够穿越时代的隔膜激发后人的想象。

相对于文学，新闻首要的特点是真实，新闻专业主义所信奉的是客观、真实、不带偏见地报道新闻。以备受新闻学界所推崇的《西行漫记》来看，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新闻学著作，同时也蕴涵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如果它比大多数新闻报道更有生命力，那是因为它不单单是抢先获得的独家新闻而昙花一现，更深的理由则是它客观地记录了许多永恒的历史事实。”⑧然而正是其不容否定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限制了《西行漫记》的多元化阐释空间，作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西行漫记》被打上了深厚的时代烙印，对其意义的表达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即作为研究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献的价值而存在。

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则构成了一个意义表达空间非常广阔的张力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于狂飙突进的历史背景之下，对封建儒学的彻底否定与批判在当时曾招致诸多质疑。除了对封建残余的批判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镇在于对“人”的重现发现，是一代知识分子不断地在矛盾和苦闷中思索的结果，他们的表达与诉求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摹写，而是建立在对人性意蕴与文化内涵的逐层解剖之上，他们唤起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的结晶，已经创造了堪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它是这个时代人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它已尽可能地发挥到了最高水平，无论今后的历史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当人们需要了解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命运、苦难、境况、挣扎以及情感方式时，他还是会打开现代文学的著作。”⑨不同的读者在对经典文本解读的过程中都会获得各自的审美体验，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每个中国读者在解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都会看到自己的影子，并进一步反思个体身上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而且这种反思是随着历史发展向后无限延宕的。

新闻学的经典焦虑

随着新闻学科的逐渐成熟，新闻学的经典焦虑也开始凸显。焦虑的表征之一在于新闻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地位。

从历史上看，经典的建构要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鉴于新闻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位置，新闻经典的建构更多地受到来自主流权力话语的影响。话语权力中蕴涵的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将会大大强化新闻经典的建构标准，甚至，在这种标准建构下，新闻作品本身的特质会退居次席。

受众的认同同样对新闻经典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大众文化的流行，审美日常化时代来临，受众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主流权力话语的建构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解构必定会出现巨大的价值断裂空间。在这一点上，从“”时期所树立的“样板戏”的命运便可窥见一斑，因此，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所面临的是“动态经典”与“恒态经典”的问题。

处于夹缝中的新闻学遇到了相当大的困惑，人为地强行建构经典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经典本身必须是开放性的，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被阐释，甚至被质疑。照此来看，中国目前新闻学界所推崇的“新闻经典”还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这与它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新闻经典本身大多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它们似乎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然，由于新闻学学科本身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用文学经典的标准来衡量新闻经典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无论如何，产生于同一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已经证明了其文化传承意义和文化价值。“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⑩照此来看，新闻学的经典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闻学的经典焦虑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

注释：

①姜红：《现代中国新闻学科的合法性建构――“新闻有学无学”论争新解》，《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1），第52页。

②蔡尚伟、刘锐：《“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7），第152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④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2），第48页。

⑤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⑦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3），第152页，第150页。

⑧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美国1968年版自序。

⑨黄曼君：《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⑩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国学经典论文3

关键词 高等中医药 教育 中医经典著 教学

一个时期以来，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经典著作教学出现了弱化的趋势，甚至于有视研习中医经典及中医古籍文献为“守旧”、“复古”者。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中医经典著作的教学？本文的有关探讨将有助于更为理性地认识这一 问题 。

1.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是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

考诸古代医学文献，不难发现，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 研究 ，换言之，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学习和研究，习医多有所成，此乃中医教育实践的 历史 对中医经典著作之于中医药人才成才作用的充分肯定与强调，揭示了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就新 中国 老一辈中医药学家的成长而言，情形也大致如此。笔者将山东中医学院周凤梧、张奇文、丛林主编，山东 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所录97家著名中医药学家对中医经典著作的态度进行了 分析 ，结果显示：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及背诵者共计87人，约占％。

2．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完整把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需要

有关研究显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演进”的关系［1］，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传统文化的 发展 出现了第一次高峰，中医学也相应地出现了发展的第一次高峰——《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奠基走向了体系的形成，中医经典著作的问世同样宣告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理、法、方、药俱备的体系的形成。《黄帝内经》重在明理，《伤寒杂病论》重在立法、处方，《神农本草经》则为药物学专著。《黄帝内经》虽既有理，又有法；既有方（仅十三方，后世并不常用），也有药，但其方药甚简，故传统观点认为“《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的观点，其名不副实是显而易见的［2］。经典著作中任何一部著作均不可能代表中医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反之，缺少其中任何一部著作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又是残缺不全的。诸书合一，方可窥中医学理论体系之全豹。正其如此，所以诸多著名中医药学者常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不是只学习其中的一部、两部或三部。“学好医学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基础和关键。”［3］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并非平等视之，而是有所倚重。如，“《内经》与《难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不可不读。……我最推崇的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4］“四部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的精华，其中首推仲景学说。”［5］

3.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学有根本”的需要

4.重视中医经典著作 学习 是避免过度诠释的需要

中医经典著作，一如其他 科技 作品，其作者的本义具有唯一性。但是，由于诠释者“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 影响 。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 总结 成文字的东西”［8］。正如《难经·十六难》所云：“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所以，历代医家结合自身的临床实践对中医经典著作所作的理解与阐发，一方面丰富、 发展 了中医经典著作所奠定的中医学 理论 体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误解、曲解、重塑经旨的“过度诠释”现象。“一个本文一旦成为某一文化的‘神圣’本文……无疑也会遭到‘过度’诠释。”［9］毋庸讳言，对中医经典著作的过度诠释有着悠久的 历史 ，且十分普遍。因此，前人（即便是名家）的诠释也不能代替后学亲炙中医经典著作。以 目前 的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 科学 》替代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习，更是捉襟见肘。正如徐荣斋先生所云：“《内经》理论蕴藏之富，真如一座宝山，经过古今学者的勘探和发掘，各有所得，足征‘矿源’是丰富的。如何继续发掘？如何扬长避短、取精去粗地古为今用？确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做去的实际工作。”［10］

5.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获取间接经验的需要

历代医学 文献 ，汗牛充栋，记载着前人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与智慧。是否善于获取这一间接经验对于中医药人的成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实为后学之“巨人的肩膀”。其中，《内经》等经典最为古奥，要求有较高的 中国 古代文化（包括古文）素养，攻克这一难关，具备研读中医经典著作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从嗣后的历代医学文献中获取间接知识，有关困难也就不复存在。

6.重视中医经典著作学习是专业思想培养的需要

中医经典著作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使中国一跃成为当时东方无可争议的医学中心，诸多记载甚至超越了同一时期以盖仑为代表的西方医学。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传统医学相继消亡的21世纪，中医学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神话般地延续着自身的发展。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 方法 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就这一角度看，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对于激发当前的习医者，尤其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药专业学生的专业自豪感与兴趣、巩固专业思想也有着相当的 教育 意义。

参考 文献

1 李如辉。论中医文化学 研究 ［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2，26（2）：4.

2 印会河。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 戴 岐，靖玉仲，刘振芝。忆刘惠民老中医的学术特点。见：周凤梧，张奇文 ，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m］.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4 祝谌予。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m］.第2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 出版社，

5 陈大启，孙志洁。仲景学说实践家——陈慎吾。见：周凤梧，张奇 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三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 术出版社，

6 哈荔田。学无止境 锲而不舍。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m］.第2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

7 魏长春。追忆旧迹　寄奉后学。见：周凤梧，张奇文，丛 林主编。 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国学经典论文4

一、遣词用字，传承文化基因

（一）作文教学重遣词用字的原因

掌握字词是学生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基础。中职生语文基础知识相对薄弱，更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学习。字词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汉语词汇丰富，其中的成语、谚语、歇后语等固定词语，或来自经典著作，或出自历史传说，或源于口头故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二）指导学生正确遣词造句

教师在批改作文时需要注意：一是要指出学生作文中的错字别字、不当词语、病句。二是要指导学生多积累词汇，引导其在课外多读、多背、多做笔记。三是要多举办汉字听写比赛、成语接龙比赛、诗词飞花令等活动，强化学生对字词的学习与运用。

二、命题立意，彰显民族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体现着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精神、优秀的道德品质、深刻的哲学思想、高雅的审美情趣。进行作文教学时，教师要指导学生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审题立意。

（一）强调职业情感和职业道德

中职语文教学要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服务，促进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必须与学生的专业特点、就业要求结合起来，教育学生要爱岗敬业，要树立创业创新意识，要有工匠精神。作文教学依然如此，写作时教师可以定下《我理想的职业》《论工匠精神》等题目，让学生展开写作。

（二）引导学生有感而发

中职生普遍个性突出，又正值青春叛逆期，所以教师在以传统文化精神引领学生命题立意时，切忌不要把观点、理念强行灌输给学生，而是要巧妙引导，让学生“发乎内而著乎外”。比如，“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教师不妨以此为契机，先引导学生就此事件展开讨论，通过讨论使学生明白“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等道理，然后再让学生开始写作。

（三）多进行实践作文

“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发展”（陈鹤琴）是职业教育应坚持的教育理念。作文教学时，教师要引领学生走进自然、走进社会、走进生活、走进历史，以强化学生的生活体验，催生学生的写作灵感。笔者在进行教学时曾带领学生到学校附近的令武山，给他们讲述1944年4月日军进犯襄城时，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故事以及日军制造的“六王冢惨案”，然后让学生以“令武山”为话题来构思作文，学生大多从“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等方面立意，效果良好。

三、挖掘素材，借重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情感认同的总和，这些内容也为作文教学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写作素材。

（一）从身边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素材

传统文化不虚、不空、不远，它就在我们的身边。作文教学时教师要结合教学时间、学生专业、学习环境等具体情况，将身边的传统文化因子纳入作文教学之中。笔者就曾以《请到我的家乡来》为题让学生写作。学生书写作文时，或描绘家乡的山水景观，或叙述家乡的历史民俗，或介绍家乡的工艺特产，字里行间流溢着骄傲自豪之情。笔者还曾以“春节”为话题让学生创作文章。学生查资料、做调研、觅感受、悟体验，态度非常积极，写作效果良好。其中一个叫袁静的学生写作的《春节好》一文，曾获全国中职学校“文明风采”竞赛二等奖。

（二）从国学经典中寻找素材

此处所说的国学经典是广义的概念，不仅指经、史、子、集，还包括中国古代及现当代的名著名篇。教师在教学时要指导学生巧妙地从国学经典中寻找素材，既让传统文化服务于写作，也让写作促进传统文化学习。比如，学过《林黛玉进贾府》《赤壁怀古》《促织》后，笔者就曾以“我喜欢的‘红楼’女性”“《三国演义》中谁最‘风流’”“影视作品与《聊斋》中的聂小倩之异同”为话题让学生自拟题目写作。这样因时因势的作文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还能督促学生自觉进行课外阅读，实现写作、阅读的双赢。

（三）将传统文化融入应用文写作

应用文是中职作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有着惯用的格式和体式，但内容依然可与传统文化相关。比如，教师在教学演讲稿时，可以让学生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这一话题写作。教学解说词时，可以让学生解说家乡的某处旅游景点。教学倡议书时，可以让学生对“传承好家风”发出倡议，等等。

四、文章结构，借鉴传统技巧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积淀下许多高超的写作艺术和写作技巧，现作中借鉴传统的创作技法，不仅能让学生妙笔生花，而且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一）关于文学写作

文学写作是指诗歌、戏剧、散文、小说、说明文等的写作。对于中职生写作而言，表达技巧方面可以学习“白描”“意象”“赋比兴”等手法；结构形式上可以学习“起承转合”（元代范德玑《诗格》）和“凤头、猪肚、豹尾”（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至于写作体裁，不仅要写小说、散文、议论文、说明文，也可尝试着让学生学学写作“诗、词、歌、赋”。

（二）关于应用文写作

国学经典论文5

印度佛教经历漫长流播之后，目前最重要的是三大派别：即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而这三大派别，在中国都有良好的发展。相对说来，汉传佛教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些，研习者也最多。其中，那些文学性强的汉译佛典，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最受世人欢迎，产生的影响也最大。若就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总结，则可归纳为两大范式：一曰本体研究，二曰影响研究。而且，二者还经常结合在一起。中外学人，于此概莫能外。遵循《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笔者拟对本体研究加以回顾与展望。   就本体研究而言，学术界用得最多的概念是佛典翻译文学和佛经文学。发其端者，在中土而言，当推梁启超民国九年撰出的《翻译文学与佛典》，是文对佛典翻译文体形成规律及其影响的宏观揭示，至今仍具有示范意义。鲁迅于1923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则比较系统地揭橥了汉译佛典及其思想观念对中古小说创作的孳乳之用。稍后，胡适出版于民国十七年的《阿拉文库学史》，又综合二者之优长，专设两章来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它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把汉译佛典本身纳入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指明了其在阿拉文库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这种做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新模式，即大家都毫无例外地要讲述一下佛经翻译或佛教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高观如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的《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前半部分所谈虽名曰佛教文学，重点却在讨论历代佛经翻译文学及其影响，眼光也相当敏锐。周一良发表在1947－1948年《申报•文史副刊》第3－5期的《论佛典翻译文学》，则从纯文学、通俗文学和语言史的角度分析了佛典翻译文学的特色所在。   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汉译佛典文学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有一些著名学者在高等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如陈寅恪曾在清华国学院、中文系及北京大学开过佛经翻译文学与佛经文学课，后来季羡林、周一良之所以走上佛教文学研究之路，陈氏的影响至关重要。此外，当时的教内人士，也呼吁要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巨赞法师于民国三十五年就发表过《佛教与中国文学》的演讲，经整理后刊登在《佛教公论》复刊第6期。   民国学者重视佛典翻译文学的做法，在建国初期仍有所继承和发扬。如顾随在1954年编撰出《佛典文学翻译选———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并指出佛典中文学的价值是二重的，即：“佛书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学的价值，此其一；译出之后，则又成为翻译文学，此其二。”且要求研究者应超越“专从宗教的观点”，而从“文学美底认识”来检讨佛典翻译文学。凡此，仍有振聋发聩之用。常任侠则在1957年编了《佛经文学故事选》，他从汉译佛典之本缘部中精挑细选了78则既有文学趣味又富于思想教育意义的故事，注释简明，极便读者。李嘉言刊载于《开封师院学报》1964年第1期的《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很可能是“”到来之前大陆地区最后1篇公开发表的佛典文学之专题论文，虽说作者因受时代因素的制约，对胡适的研究结论大加讨伐，但仍有一些思想的闪光点，比如点出了宫体诗与佛教的关联。相反，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学者则一直未中断相关研究，且有不少力作问世，如柳存仁发表于香港《新亚学报》第3卷第2期上的《?沙门天王父子与中国小说之关系》，饶宗颐发表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9册上的《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台静农发表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3卷第1期的《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   进入新时期以来，相关的成果日渐增多，可以说佛经文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显学之一。这主要有三大表现：一是系统的资料整理，学术价值较高的有王邦维《佛经故事选》，陈允吉和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孙昌武《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等。二是扎实的研究论著（含论文集）之问世，如侯传文《佛经的文学性解读》、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及《续集》、王立《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丁敏《汉译佛典神通故事叙事研究》、梁丽玲《汉译佛典动物故事之研究》等。三是研究队伍的年轻化，不少硕、博士学位论文都选择了佛经文学来做专题研究，重要的有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梁丽玲《〈杂宝藏经〉及其故事研究》及《〈贤愚经〉研究》、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龚贤《佛典与南朝文学》、孙鸿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温美惠《〈华严经•入法界品〉之文学特质研究》、周敏惠《〈金光明经〉文学特质之研究》、林韵婷《〈杂阿含经〉譬喻故事研究》、李昀瑾《〈撰集百缘经〉及其故事研究》、苏世芬《汉译佛典佛陀与佛弟子的诞生故事研究———以阿含部、律部为中心》、陈蓉美《〈法句譬喻经〉的叙事研究》等。这些研究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注意了汉译佛典文学性的阐发，呼应了前述顾随先生的主张；二是注意融合、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及故事类型学等研究模式来做汉译佛典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性研究。   反思近百年来汉译佛典文学之研究史，我们会发现三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一是凡取得杰出成绩者，大多具有扎实的国学根柢与国际性的研究视野，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等，莫不如此。而且，相关课题的提出，常常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此例甚多，在此仅举两个人作为代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及佛典及佛教观念影响中古小说创作时，其结论与日人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大体相似，但鲁迅给出了实证，如指出阳羡书生故事源出《旧杂譬喻经》、《观佛三昧海经》等。而常任侠之所以编选《佛经文学故事选》，按其自序的交待，是因为受了法国汉学家沙畹教授研究汉文与佛经，曾著“佛经中五百故事”凡三大册之壮举的感召。二是就研究方法言，最重要的是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讲，汉译佛典文学之研究，其根本属性就是比较文学，故而其两大方法———平行比较和影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当然，就比较的范围而言，可以有华、梵相比，华、华自比，梵、华、日之比之类；就层次而言，则有文体、语言、语体、主题、受众、文学形象、创作方式、传播途径等方面的异同。但个人认为，即使是比较，也是综合性的，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比，而非单一和片面之比。对此，陈寅恪《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童寿〈喻？论〉梵文残本跋》、钱钟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1篇小说》、季羡林《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等精彩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实绩，最能说明问题。其间，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交互生辉，综合性、多方位的视角已完全超越了纯文学的范围，因其广泛涉及到中外（印）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三是学人的关注中心在汉译佛典中的叙事作品，因为人物、情节、故事类型之类的实际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比较容易发现。陈引驰即深有体会地说：“佛教进入中国，在文学中的最为显著的影响应体现在叙事文学。”#p#分页标题#e#   对于今后汉译佛典文学的研究重点，笔者认为有四个大的方面工作必须加强：   一是有必要拓宽汉译佛典文学的研究对象，从狭义说回归到广义说。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汉译佛典中那些文学性不强的经典，其实也有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者，如《心经》、《金刚经》、《中论》、《十二门论》等；二是从早期国际上通行的惯例而言，欧美学术界在研究印度学时，都把所有佛教教典作为印度文学的种类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立场上加以讨论，著名者如温特尼兹的《印度文学史》。这种做法提示我们研究汉译佛典文学时，既要把全部汉译佛典视为研究对象，又要注意汉文化对佛典翻译的制约作用。果真如此，则我们关注的汉译佛典范围会宽广得多。   二是有必要加强汉译佛典文学的本体问题研究。对此，首先应注意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印语言文学传统的异同。众所周知，印度文学的传承重口诵（在佛典汉译中的主要表现是口译）、内容多以神话传说为主；而中土重书写（文言）与历史（史学尤其发达）。而这种差异对佛典汉译的影响如何？当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在梵汉比较，甚至梵、巴、汉、藏等多种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方可能认识得更深入。其次，汉译佛典的主体是大乘经典，而自成体系的大乘佛教之十二部经（十二分教）是如何来的，它们的文体特征、文学表现与九分教的联系、区别如何？都是有待检讨的领域。复次，本土固有的文学思想、审美趣味是如何促成汉译佛典文体风格的形成和演变的？这也是重要的本体问题之一。   三是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影响研究的范围，注意影响的途径及效果。前文已言，过往的研究聚焦点多在叙事文学作品（如本生、因缘、譬喻等经典）的研究。其实，非叙事类佛典，也多有值得探讨的文学问题，比如“论议经”这一特殊文体，它具有动态和静态的双重特性，它的辩论原则、组织结构及伎艺化的表现，对中国讲唱文学实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就目前影响研究最需拓展者，窃以为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曰仪式性佛典的文学研究。因为在宗教的组织结构中，仪式与仪轨的形态最为稳定。汉传佛教仪式性佛典的来源，无非两大类：一是佛典翻译，比如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的西行求法，很大的原因是为了寻找解决中土戒律思想的印度原典，而律典的根本属性在于仪式、仪轨。二是汉土佛教依据现实需要并结合汉译律典而新撰者，如至今仍然盛行的梁皇忏、水陆道场、法华忏、金光明忏、药师忏、八关斋文、授三归五戒文等，悉属此类。但无论哪一类，其施行、信奉都有特定的对象和场合，不同对象授受的经文及接受的途径、方式不尽相同，至少有在家、出家之分，有比丘、比丘尼之别。二曰疑伪经的文学研究。疑伪经是相对于真经（翻译经典）而言的，虽说其来源不一，且多不入藏，但它数量相当惊人，如唐人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至唐时有疑伪经392部、1055卷，而入藏的真经为1076部、5048卷，两两相较，可以看出当时疑伪经流行的盛况。而且，有的影响力并不比译经低，如《盂兰盆经》、《十王经》、《金刚三昧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它们在中土民俗佛教信仰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但是，就目前的文学研究而言，学人们关注的重心也仅仅集中于这少数的几部疑伪经上，而绝大多数尚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四是有必要超越文学研究本身，最好能把文学研究、艺术研究融汇为一体。因为印度佛教及汉译佛典的传播，除了利用文学这一根本手段外，也运用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方式，所以，汉译佛典产生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对此，前辈学者已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如陈允吉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二文贯通诗画，令人耳目一新；饶宗颐《南戏神咒“?哩？”之谜》一文从音乐角度，揭示了戏曲神咒及其和声与梵语四流音的关系，王昆吾《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则系统地梳理出了印度佛教音乐对中土佛教音乐文学产生影响的途径与方式；康保成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则是近年研究佛教东传与戏剧之关系不可多得的力作，达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其研究模式很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