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论文【热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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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论文【第一篇】
阿维尼翁论坛全称为 “文化、经济与媒体发展论坛”，是一个非盈利性论坛，它是由法国公共和民间文化机构、文化创意从业人士、媒体人士、学者等积极参与构成的民间论坛。法国文化和通讯部从论坛设立以来一直给予大力支持，近年来，论坛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形成了品牌文化论坛。该论坛还专门设立网站，每年将论坛有影响力的讲演及讨论结集出版。
论坛每年11月在法国的阿维尼翁举办，每年设立一个主题，2011年的主题为“投资文化”，2012年的主题为 “文化，期盼的理由”，2013年的主题为“文化的能力”。从近三年论坛举办情况看，2011年论坛的影响力最大，参加人士的规格也最高。而从其主题上看，也是与经济最紧密相关的，具有很强大的现实意义。这次论坛中，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参加了分组论坛并做主旨发言，从政策层面为法国力图通过文化产业的创新走出欧洲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些思路。下文就萨科齐的发言以及讨论归纳法国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的设想进行了分析，供从业者、读者借鉴。
投资文化的重要意义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重要，但很多国家领导人对此的理解不尽一致，在金融危机后，普遍的认识是，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扶植，以通盘考虑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就此议题，原法国总统萨科齐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实际上这也是法国文化发展的一种政策导向。萨科齐认为：“正是有了经济危机，才应当谈论文化，因为文化才是回应危机的首要问题。问题不是危机也不是文化，法国面对危机给出的答案是，要在文化领域大规模地进行投资……法国是经济危机三年以来唯一没有削减文化预算的发达国家。”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文化创造力
萨科齐在讲演别重视知识产权问题，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及文化创造者的作用日益重要，文化的存在日益成为公众生活的必需，因为文化使生活更有意义，它创造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为在个性化情感基础上更好地体会人类共同的情怀创造了前提。这种全球化的倾向导致了世界公民的一种共同的诉求，而这恰恰缘起于对自己国家文化的发现、理解和认同。但目前在数字文化发展的时代，传统的发行和销售渠道受到空前的挑战，不同的文化要素交织在一起甚至相互冲突，传统的书籍、唱片和电影的发行及销售渠道仅过了几年就已分崩离析，不论从系统，还是从运营角度看，在保障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都需要对文化经济发展的模式重新考虑。
为此，萨科齐鲜明地阐述了法国的立场，这就是坚决捍卫作者的权利，因为不尊重作者的知识产权就没有文化创造。法国是个保护艺术家知识产权历史悠久的国家。
从十八世纪戏剧家博马舍（Beaumarchais）时代开始就产生了知识产权的概念。过去王公贵族迷恋于艺术家的作品，这实际上也是对其进行保护。后来艺术家挣脱了这种依附，有了独立性，而赋予这种独立性和尊严的恰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知识产权，依赖于私人性的慷慨是根本无法获得独立性的，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创作。萨科齐说：“我坚决不能接受，技术革命，不管它是多么有用或是多么正面，都不可颠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基本原则。面对无节制的盗版行为，任何文化经济，任何法律形式都不可持续。”正是基于这种信念，萨科齐说，2005至2006年，正值总统竞选，有很亲近的朋友告诉我说，别提这些思想，以免丢掉年轻人的选票。有人甚至说，如果你不能理解这场改变了一切的特殊革命，你将丧失掉这场竞选。尽管盗版已形成趋势和习惯，但这不能成为理由。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萨科齐推动成立了网络著作传播与权利保护高级机构（简称HADOPI）。“仅仅在这一法律实施几个月后，法国的盗版行为就消退了35%。因此，可以说这场战斗并没有输，越往前走，网民越会明白，虚拟社会无论如何是需要一个起码准则的，如同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中一样。”同时，萨科齐也指出，所有互联网都是依靠丰富内容的网站而吸引网民，达到盈利的。内容和渠道应当是平等的，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在需要互联网传播作品的同时，也需要保护。
正是由于互联网的革命，文化传播才真正促成所谓世界化的趋势，而这其中最大的收益者是那些互联网的巨人，但问题是，这些巨型互联网公司在利用跨越国家的文化产品盈利时，纳税却是不平等的。“著作权人的权益不是个空洞的词汇，而是数字化产品的财政问题。因为，我们要问的是：谁为能够使我们在互联网上通联的基础设施买单？世界化使得互联网巨头在法国市场上赚了很多的钱，但他们却没有给法国缴赋任何的税，我不想说倒霉的是我们，我不接受这种状况。应当有一种平衡。不可以接受的是这类公司所有的客户在一个国家，而出于多缴税的担心将其合作者安排在另一个国家，但公司的税却缴在第三国！”
就此，萨科齐总结说，文化和互联网不是对立的，而是需要两者汇集，相互理解，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基础，而它应当使互联网文化的创造和运营者在不损害（传统）文化创造者的前提下收益。
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动力
萨科齐在讨论文化与旅游业关系时说：“法国每年接待8000多万游客，如果法国没有文化，没有画家、作家、建筑设计师、文化遗产，凭什么吸引这么多游客？政治家也同样认为文化是沟通的桥梁。文化是素不相识的男女可以得到共同感受的最根本的原因，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文化不是位于生活的边缘，文化是我们自身的认同。文化与固步自封、宗派主义、俗旧老套、保守主义、俯首帖耳、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格格不入。”
正是这种文化创新动力才使法国在摆脱金融危机的道路上另辟蹊径。萨科齐举了几个旅游与文化结合创造新型文化经济的实例：
西班牙钢铁城比尔堡被经济危机拖垮了，整个城市和关联区域沦为废墟，因为那里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和冶金业相关的。但这个城市却找到一种拯救的方法，拿它的独特建筑和文化做赌注重建经济。建筑艺术方面独树一帜是弗兰克・盖里的设计，而文化方面则以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设吸引游客。正是这两个文化方面的创意每年为比尔堡带来亿欧元的文化活动收入，仅博物馆相关的旅游活动就为比尔堡市带来额外的3000万欧元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文化投资拯救了比尔堡。
两个德国统一后，定都在柏林，而柏林确实是个建筑非常奇特的城市。柏林能够成为首都，其重要原因就是文化。最初吸引企业进驻柏林还是挺费劲的，但这个城市却吸引了大量的艺术家，今天德国首都13%的就业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
英国利物浦曾遭受灾难，一度衰落，但史无前例的文化产业投资却拯救了这个城市，还有鲁尔（德国）、艾森（德国）、多特蒙德（德国）、杜森博格（荷兰）也都是通过大规模的文化投资获得转机，重振经济。
法国也经历了这种城市功能的改造。莫塞勒区和梅兹市原来是法国的军事要地，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军事相关的服务行业。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决定撤销这个军事基地后，梅兹市就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于是萨科齐政府做出决定，建设梅兹市蓬皮杜艺术中心，尽管有金融危机，但政府没有削减任何建设经费，中心建成后仅一年多时间就接待了超过100万的游客。萨科齐说，梅兹的现状就说明了一切，政府大规模投入是值得的。不仅于此，法国政府还做出决定，在楞斯开设卢浮宫分馆，展出非凡绝伦的收藏，因为楞斯曾经受两次剧烈的产业革命，传统的矿业和纺织业在经历危机后纷纷关闭。萨科齐很有信心地认为，卢浮宫分馆也会像梅兹蓬皮杜艺术中心一样获得成功。另外，萨科齐还说，政府还计划在马赛开设地中海博物馆，在诺曼底省开设奥塞博物馆。尽管危机仍在肆虐，但文化投资在法国始终没有停止。
而就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萨科齐说，法国政府历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启动了一个4亿欧元的修缮文化遗产的预算，另有1亿多欧元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已投入计划。这个计划旨在修缮50座大教堂和一般教堂。同样法国政府也在财政上支持将来会成为文化遗产的活态演出（Spectacle Vivant）。作为结论，萨科齐认为：“文化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介入，一种信念。投资文化以应对金融危机，就如同我们投资航天和健康领域一样。这也正是法国的优势所在。”
而就法国电影为何长盛不衰，萨科齐总结道：“如果要说明法国电影现状，可以很幸运地说，法国电影行业的前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健全的我们仍旧沿袭的行业体系。这才导致法国没有落入世界或欧洲一些国家电影行业明日黄花的境况。即或没有政府政策支持电影业的发展，这一体系仍然对艺术家和他们的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培养青少年文化消费习惯与文化普及
年轻人沉迷于网络，习惯于从网络中获取一切所需的文化娱乐消费产品，如游戏，电影，各类视频，图片，甚至数字化艺术品等。这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萨科齐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仅家庭条件不好的青少年，甚至家庭条件好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文化消费的家庭的孩子，也渐渐地失去对电影院和博物馆的兴趣。
为了重新培养孩子们的文化素质和兴趣爱好，法国政府在文化与通讯部的牵头下做了一个实验项目，这个项目名称为“电影――中学”（CINE-LYCEE），政府出资买了200部电影版权并在中学放映，这种做法并不构成与商业电影院的竞争，相反，可以从小培养孩子在学校看电影的习惯，一旦出了学校门，这些孩子就可能形成新的电影消费群体。法国有264个受资助的演出场所、600多个演艺公司和数量庞大的演出节目，但这些演出有多少人看呢？文化演艺所需要的费用如何通过观众的文化消费得到补偿呢？这些问题是网络时代产生的，并不是说传统艺术场所，如电影院、剧场等相对网络没有竞争力，而是年轻人没有机会去享受，甚至不知道还有比网络文化消费更好的形式。因此，培养新一代的电影和各类演出的观众兴趣势在必行。这一思路如果可行，也许可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问题。
实际上，从根本上说这是文化普及的问题，只有让所有大众可以方便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大众的文化素质才会提高，相应的文化需求也就会被激发出来。为此，法国政府发起了一个名为“流动的博堡格”（Beaunourg Mobile）的高端艺术品普及项目。萨科齐在视察法国小镇寿蒙时发现这个项目很受欢迎。小镇有25000名居民，其中10000人参观了“流动的博堡格”，欣赏了包括克林（Klein）和毕加索在内的14个艺术家的顶级艺术品。萨科齐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一项研究表明，马尼市中19%的居民曾经去过博物馆。因此，这个项目说明将大博物馆的收藏分散在中小城市展出是很有需求的，对普及艺术很有帮助。一听说毕加索来了，市民们排队参观。很多人即使去巴黎路过博堡格也未见得参观那里的博物馆。“流动的博堡格”使大师的作品融入小城小镇，大师不再陌生。
从艺术普及角度看，萨科齐说，法国目前对18-25岁的青年及教师参观博物馆是免费的，这项举措实施以来收到较好的效果，萨科齐认为应当鼓励教师多参观博物馆，这样教师才能激发学生参观兴趣，形成新的观众群体。但萨科齐认为，博物馆免费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是有价值的，同时博物馆也需要收入以维持其运转。
通过税收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齐家文化论文【第二篇】
一
《梁书·武帝纪》载：“(南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倕等并游焉，号日八友。”据此而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应当是在齐武帝永明二年竟陵王萧子良兼司徒、开西邸，永明五年正位司徒、并移居鸡笼山之间。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以为鸡笼山在南京东北覆舟山之西二百步，“其状如鸡笼，因以为名。”刘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由当时大儒雷次宗主持，并开讲于鸡笼山。一时间，鸡笼山周围文人荟萃，成为江左的文化中心。史载，萧子良“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很快便成为众多文人拥戴的中心人物。“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南齐书·萧子良传》)竟陵八友中，范云早在齐初即入萧子良幕府，永明中又为记室参军事。其时，沈约亦“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考《南齐书·百官志》，司徒常置左右长史，据此，沈约实为萧子良司徒右长史当无疑问。又据《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二年，萧衍亦为萧子良司徒西阁祭酒。大约与此同时，萧琛、任防为司徒记室，王融为法曹参军。竟陵八友中年龄最小的是陆倕。《梁书·陆倕传》云：“年十七，举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开邸延英俊，佳亦预焉。”陆倕卒于梁普通七年，年五十七。十七岁时在永明四年。由此可知，竟陵八友至迟在永明五年前后已经正式形成1。
这里有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稽诸史籍可以明显注意到，云集在萧子良周围的文士远不止竟陵八友，仅举有姓名可考者就不下数十人之多，为何单以八友名世呢？若以年龄而论，沈约最长，陆倕最少。永明五年，沈约47、范云37、任昉28、谢朓、萧衍24、王融21、萧琛20左右2、而陆倕才18岁。可见，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最悬殊的几近30岁。看来，他们所以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文人集团，主要还不是由于年龄相近，而很有可能出于下列几方面的原因。
一、结交时间长久。沈约、范云、任昉等早在宋末就已结识，友情甚笃。泰始三年，沈约任蔡兴宗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其时，范云的父亲范抗亦为安西参军，范云17岁即与沈约友善。这是两人交往的最早记载。又梁天监二年，任防出任义兴太守，在赴任的路途中听到范云病逝的消息，写下了《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说明两人早在宋末业已结交。宋末元徽时期，刘秉、萧道成、袁粲、褚渊“日直决事，号为四贵。”特别是萧道成，“威名既重”，使“朝野归心”(《南齐书·高帝纪》)。任昉、沈约、范云等又先后投靠到萧道成门下，为他们在入齐后政治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徽三年，任防16岁，为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因忤刘秉之子。乃转随萧道成。元徽四年，后来的齐武帝萧赜被任命为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萧赜长子萧长懋(即文惠太子)亦随父来郢。是时，范抗、范云父子以及沈约并居郢州。这可以从沈约作于元徽三年的《栖禅精舍铭并序》得到证明。三人不约而同地又都转到萧赜身边，与文惠太子萧长懋多所接触。升明二年，萧道成平定沈攸之的反叛，代宋之势已成定局，于是召回萧赜及萧长懋，“心存嫡嗣”(《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沈约、范云、任昉等又得以在京城相聚。入齐以后，竟陵八友由于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子良的奖掖提携，在政治上有了较快的发展。建元初，沈约为文惠太子征虏记室、带襄阳令；建元二年，文惠太子为南郡王，沈约仍在幕下，为府主写下多篇文章，深得赏识。齐武帝即位，萧懋被立为太子，沈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梁书·沈约传》)，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订四部图书。这就使沈约有机会接触大量史料，学术上日益成熟。加之沈约性情朗畅，结交广泛，很快便成为时人瞩目的风云人物。入齐，范云始终在萧子良幕下供职，“动相箴谏”，深得子良器重。后又转为文惠太子刑狱参军事、领主簿。永明初年，任昉、萧衍、萧琛等先在王俭府中任职，谢跳在豫章王萧嶷府中任行参军。永明二年萧子良兼司徒、镇西州，以沈约为首的八友又都先后成为西邸宾僚。如果把宋泰始三年看作八友中部分士人结交的开始，到齐永明五年八友正式形成，其间整整经历了二十多年。推终原始，八友的结交，时间可谓长久。
二、才学冠冕当时。《南史·何逊传》载萧绎语日：“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脁、何逊。”从现存作品来看，竟陵八友无疑是南齐最有成就的作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沈约、谢脁为首的诗歌创作；二是以任防、陆倕为首的骈体创作。诚如萧纲《与湘东王书》所称：“近世谢脁、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就诗歌创作而言，沈约、谢朓、王融等在诗歌的句式、韵律、对偶以及情思、意境、风格等方面创新求变，推出了绵密细巧的永明诗体，为唐代近体诗的兴盛铺平了道路。再看任昉、陆倕等人的骈体创作，尤以思理明朗、文笔练达著称于世。任昉的奏弹文如《奏弹曹景宗》、《奏弹萧颖达》、《奏弹范缜》等，凌厉峻切，文显神畅，骈散相间，词采斐然。其他如《王文宪集序》、《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等，学深笔健，条畅明达。沈约称任防“心为学府，辞同锦肆”(《太常卿任防墓志铭》)确非过誉。陆倕的代表作是《石阙铭》、《新刻漏铭》，梁武帝称之“辞义典雅，足为佳作”。除任、陆二人外，沈约、谢朓、王融等人的文章也写得很出色。沈约《奏弹王源》、《修竹弹甘蕉文》，谢脁《齐敬皇后哀册文》、《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王融《求自试启》、《皇太子哀册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等，都得到过时人和后世的推崇。
竟陵八友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沈约“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梁书·王筠传》)，写下大量论著，博及四部。“善辑流略”(萧绎《金楼子·立言》)的任防也著有《地记》、《杂传》、《文章始》以及文集四百余卷。其他如谢脁、王融、范云、陆倕等并有文集行世。萧琛、萧衍也不甘退让。萧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萧琛《皇览抄》二十卷。又《南史》本传：“琛所撰《汉书文府》、《齐梁拾遗》，并诸文集数十万言。”至于萧衍，著述更多。当然，其中有很多恐怕是他当皇帝后命手下文士所编，可以略去不计。但萧衍绝不是那种才疏学浅的庸劣之君，“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尺牍、骑射，莫不称妙”。这虽是史臣的颂圣之辞，按其实际，也并没有相去太远。
三、思想性格接近。竟陵八友的思想有其共同特点，即儒释道兼收并蓄。萧衍自称“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会三教诗》)，所受的是儒家思想的熏陶感染。在《孝思赋》中，他倡言“忠孝两全”。在宣扬佛教信仰的《净业赋序》中表达了同样的儒家重孝的思想感情。天监四年，他特下《置五经博士诏》，后又专门设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萧衍)所释《孝经义》。”从《梁书》本纪可以看到，萧衍对儒家几部经典，都有所阐释，自始至终对儒家思想高度重视。任昉也以“性至孝”著称于世。他的许多文章往往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为准绳，褒贬是非，抑扬轩轾。在《求为刘瓛立馆启》、《王文宪集序》等文中，他对刘瓛之“修行明经”、对王俭之“孝友之性”推崇备至，充分表现了浓郁的儒家思想。正因为如此，任防始终得到儒学大师的赞赏。隋末大儒王通在《文中子》中对晋宋以来的文人多所贬抑，却对任昉大加称赏，以为“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3。道家思想对竟陵八友的影响也很大。由于魏晋玄学的影响，南朝士人几乎无人不读《老》、《庄》，至少要用《老》、《庄》来装点门面。在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道教思想也在竟陵八友的思想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沈约出身于世代信奉天师道的家庭。这在《宋书·自序》中有明确记载。萧衍“中复观道书”(《会三教诗》)，“耽事老子”(《舍道事佛文》)，就是在舍道归佛后，对当时著名道士陶弘景依然十分敬重，朝政大事，辄就咨询，陶因有“山中宰相”之称。在诸家思想中，佛学尤其是竟陵八友文人集团所共同崇尚的对象。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论述颇详，这里不必复赘。显而易见，竟陵八友的结交，有共同的思想作为基础。
此外，他们在处世态度方面也颇多相通之处。当然，从表面上看，竟陵八友的性格各有特点，有时表现得很不一样。譬如沈约，由于家世坎坷，所以老成持重，轻易不肯臧否人物；范云则相反，刚毅强悍，为人耿直；任昉则以儒雅沉稳为时人推许；谢脁口讷，不善言辞；王融气盛，恃才傲物……尽管性格方面如此不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从政热情和强烈的仕进要求。沈、范、任三人，年辈高、阅历深，是辅佐萧衍代齐称帝的主要谋士，萧梁王朝建立以后自然功高名重，得意一时；谢、王二人的命运截然相反，他们出身于南渡头等士族家庭，自视甚高，亟待“绍兴家业”，结果先后卷进皇位继承的政治斗争中而被害。在政治方面，竟陵八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他们热衷功名，不甘寂寞，颇有政治抱负。说明这一点十分必要。正是这种政治抱负，加速了竟陵八友的聚合进程。
二
这里实际已涉及竟陵八友文人集团的性质问题。具体说，竟陵八友的聚合，除思想、性格以及文化上的因素外，是否还有某种政治目的呢？
养士游谈，历来是显宦达宫为抬高自己声望、扩大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战国时期的游士，多以智谋著称，往往与政治有关，是一种政治性的聚合。汉代有所不同。如以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为中心的两个文人云集的群体，则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色彩。曹操网罗大批文士，“设天网以该之，顿八舷以掩之”(曹植《与杨德祖书》)，其目的也是如此。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有些显贵养士游谈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非崇尚学问，而主要是为猎取名誉。晋代贾谧召集“二十四友”准备纂修《晋史》，大约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在上述三种情形中，我以为竟陵八友似乎更接近第二种，即兼有谋士和作家的双重身分。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就府主萧子良而言，他是齐武帝次子，地位仅次于萧长懋。史称他“不乐世务”，性情仁厚，开西邸，纳贤才，似乎全然为名，但实际恐有更深的用意。譬如八友中最早追随萧子良的范云，“好节尚奇”，“性颇激励，有威重”。萧子良对他十分敬重，曾向齐武帝为云求郡。齐武帝初不以为然，以为范云不过“恒相卖弄”而已。萧子良又出示范云谏书，“辞皆切直”，武帝不禁“咨嗟良久”。特别是招纳萧衍，尤其可以见出萧子良隐蔽的用心。在永明年间，王融曾说过：“宰制天下，必在此人。”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再就竟陵八友自身而言，尽管齐武帝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仅以文士目之，而他们自己却自视甚高，从不甘心以文人自居。沈约家世尚武4，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为此，他屡陈北伐之计，渴望得到朝廷重视。王鸣盛说：“文人轻躁急功名，如谢灵运亦有此陈请，王融之类也。”(《十七史商榷》)洵为的论。至于萧衍，政治色彩尤为浓郁。他的父亲萧顺之为萧道成族弟，曾协助萧道成创立霸业。齐武帝上台前曾对萧嶷说：“非此翁，吾徒无以致今日。”因之，当他即位后，对萧顺之十分忌惮，处处抑制，不使高居台辅。在这种背景下，萧衍只好先转投到萧子良门下，伺机东山再起。
永明七年，应竟陵王教，沈约等作《高松赋》，特以“邹枚之客”自喻，又把萧子良比作梁孝王，比较含蓄地点出了拥戴萧子良，他们自己既是文士，同时又兼为谋士的双重含义。天下承平，他们是文士，积极从事文化活动；一旦有变，他们马上就能以谋士身分出现。最典型的事例可以举竟陵八友所参与的两次夺权斗争。第一次是永明十一年力争王位继承人的斗争。这年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死，是由嫡长孙萧昭业还是由武帝次子萧子良继位，是当时一件十分尖锐敏感的大事。《通鉴》载：“郁林王之未立也，众皆疑立子良，口语喧腾。”但是在这关键时刻，萧子良却失去了齐武帝的宠信。据史载，原因在于文惠太子死后，武帝检行东宫，发现太子“服御羽仪过于制度”，因此大怒，又以萧子良素与太子友善，却不启闻，“颇加嫌责”。结果，这年四月，继承人的地位确定为嫡长孙萧昭业。可以想见，萧子良及其谋士是不会甘心的。据《南齐书·王融传》记载，永明末，正值“虏动”之际，萧子良曾借机“于东府募人”，推荐王融为宁朔将军、军主。王融见时机来临，“大习骑马。才地既华，兼藉子良之势，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辏之。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为辅佐子良夺权做准备。这年七月，齐武帝病危，萧子良委派萧衍、萧懿、王融、范云、刘绘、王思远、顾之暠等为账内军主，夺取帝位之争一触即发。武帝死，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使不得进，欲立子良”，彻底挑开了矛盾。范云等人也跃跃欲试。只有萧衍表现得非常冷静。他清楚地知道，竟陵八友手中没有实权，因为齐武帝早就说过，沈约、王融“不堪经国”，这样的文士虽有数百，“于事伺用”(《南史·刘系宗传》)。萧衍虽有谋略，却又深受猜忌。因此，八友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势力。再说，王融等辈虽自命不凡，但究其实质，在政治方面确如齐武帝所料，“才非负图”(《南史·梁本纪》)。当时，“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日：‘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通鉴》)萧衍在一旁坐“视其败”而不予协助。正在僵持之际，素与文惠太子、萧子良不和的西昌侯萧鸾急奔云龙门，“排面入奉太孙登殿”(《南史·王融传》)，命左右挟出萧子良。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失败了。王融被杀，萧子良不明不白的死去，沈约、谢脁等也被排挤外任。惟有萧衍破例得到重用。在这场宫廷夺权斗争中，萧衍的向背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萧衍为什么没有辅佐萧子良反而依附萧鸾(即齐明帝)呢？由于《南齐书》作于萧梁，故每有回忌，未能直书，所以显得扑朔迷离。但管窥蠡测，仍可推知一二。就萧子良而言，虽曾使得乃父有所失望，但他在齐武帝心目中的地位恐亦不低。《南齐书》本传载：“世祖不豫，诏子良甲仗人延昌殿侍医药。”可以看出，齐武帝对自己身后之事颇多顾虑。他似乎是想让萧子良辅佐嫡长孙以镇住他素不喜欢的萧鸾。再就萧衍而言，他一方面看出萧子良、王融辈之不足以成事，此外还有一层原因可以推知，那就是对齐武帝的不满。其父萧顺之不仅仅时时受到齐武帝的猜忌，而且他的死也与齐武帝有关。据《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载，齐武帝子萧子响为荆州刺史，杀台史，拒台军，武帝派萧顺之领兵平叛。据《南史·萧子响传》，子响被杀后，齐武帝颇为悔恨。萧顺惭惧成病，“遂以忧卒”。后来萧衍“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南史·梁本纪》)。正是这两重因素促使萧衍背叛了萧子良而投靠萧鸾麾下。当然，这时他已不愿再充当文士，而是以佐命之臣身分活跃在朝廷内外。一方面协助萧鸾篡立，另一方面暗暗扩充自己实力。先是任宁朔将军，镇守寿春；萧鸾称帝后，他又被命为冠军将军、军主，曾率军击退北魏进犯，从而赢得萧鸾信任，晋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从此，他算是告别了文士兼谋士的特殊身分，而纯然以朝廷重臣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建武四年，北魏孝文帝亲率大军进犯雍州，萧鸾命萧衍前往应战。由于他率军英勇抵抗，阻止了魏军侵入，不久便被命为都督几乎六个州的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这次任命对萧衍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为日后代齐建梁首先在军事上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雍州为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直接控制着京城建康。萧衍驻守雍州后，随即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夺权斗争。特别是在齐明帝萧鸾死后，他更加快了夺权步伐。这次夺权不同于永明末，已经不是要扶持别人上台，而是要自立为帝。这时，竟陵八友中年长的沈约、任防、范云等见风使舵，遂纷纷转向萧衍，为之出谋划策。从上述情况来看，竟陵八友的活动显然不仅局限在文化范围，实际上，他们是把政治领域看作自己最终的落脚点。
也许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时尚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他们都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可惜其时不与。本来，竟陵八友之一的萧衍当上了皇帝，其他诸友可以有机会在政治领域大显身手，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可以说，他们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重要建树，而在文化领域却成就卓著，影响极为深远。竟陵八友在六朝江东文化史上的这种特殊际遇，是一个耐人回味的问题。
三
中国古代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系统；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大文化系统经过长时间的较量，逐渐从对立走向交融，最终孕育出了秦汉大一统文化。但是到了东汉末叶，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文化又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公元280年，晋武帝统一中国。南北文化在经历近百年的隔绝后开始了第一次正面冲撞。当然，作为文化主体的南北士族在这次冲撞中的表现是颇不相同的。对北方士人来讲，他们是战胜者，文化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南方士人恰恰相反，他们是战败者，时势将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过江北上，俯首称臣，其屈辱自卑之情不难想见。这种心理使得许多东南大姓如顾荣、蔡洪、陆机等在亡国后沉隐多年才肯出仕。有趣的是，东晋初年，渡江南下的北方士族也曾体验到了这种“寄人国土”的卑屈感，所以心理压力也不小。所有这些矛盾、冲突，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多有记述。这些记述虽不能完全说明南北士人存在着什么水火不融的尖锐对立，但至少说明，由于多年地理上的闭塞，南北士人在文化心理、思想观念、价值标准以及处世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更有甚者，当时由文化冲突竟发展为军事对抗。《晋书·周处传》载，周勰等人曾纠集吴人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而起兵反叛。在这种情形之下，王导审时度势，力劝晋元帝不惜屈尊去笼络吴姓望族，“以结人心”。淝水之战后，司马氏和北方士族逐渐在江南站稳脚跟，南北士族的对立情绪也开始趋于缓和。不过，从《南齐书·丘灵鞠传》的记载来看，南北士族在心理上的隔阂至宋齐之际仍未完全消除，只是影响越来越小了。究其原因，在南北士族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竟陵八友文人集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竟陵八友的籍贯和门荫来看，他们本身堪称南北士人的典型代表：沈约，吴兴人；陆倕，吴郡人，同属东南望族。稍有不同的是，吴郡陆氏在魏晋时期声望最显，而吴兴沈氏则发迹于东晋刘宋年间5。钟嵘《诗品序》称沈约、谢脁、王融“三贤咸贵公子孙”(“咸”，通行本作“或”，此据吕德申《诗品校释》改)，说明齐梁之际，沈约已与王、谢子弟并称，可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王融，琅玡人；谢朓，陈郡人，同属侨姓头等士族；萧衍、萧琛，兰陵人，系渡江后起士族；范云，南乡人；任昉，乐安人，亦为渡江大户(《三国志·王昶传》裴注称乐安任氏“世为著性”)。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彼此坦诚相待，汇聚西邸而成为挚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把竟陵八友的结交看作是南北士族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的缩影。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活动才会格外引人瞩目。加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沈约、范云、任昉等对后进常奖掖提携，从而吸引大批南北文人学士，或酬赠往来，或追随依附，云蒸霞蔚，盛况空前。仅从南朝五史的有限记载来看，与他们交往的南北著名士人数以百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很多士人出身于豪门大家。譬如北人汝南周氏、东海徐氏；南人吴郡顾氏、陆氏等出身都较高。当然，也有一些门户较低的，如彭城到氏。不过，这样的士人所占比例毕竟不大。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分别著录了很多与这些豪门大家有关的族谱家传之类的书目，足以反映这些家族的高贵门第。他们摈弃了以往的成见，不约而同地汇聚于西邸，来往揄扬，游宴赋诗，形成了一个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的士族网络，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士族的融合。
这种融合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方面的通融，为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以来，儒释道三派为取得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而有过激烈争斗。晋宋以后，随着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上的通融，这种论争才渐趋平缓。他们所关心似已不是揭示三派之异，而是寻求其共同点。孙绰《喻道论》、宗炳《明佛论》、顾欢《夷夏论》是这方面的代表论著。南齐永明年间，以竟陵八友为主体的南北士人，徘徊于道论释典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之际，加速了这种熔铸三派的趋势。素以儒学闻名的刘瓛与佛门弟子多所过从；以“长于佛理”著称的周顒又精通三玄；自称“吾门世恭佛”的张融又主张“道与佛也，迨极无二，寂然不动，改本则同”(《门律》)，临死又遗命入殓时要“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齐书》本传)；道教徒孔稚珪在《答萧司徒书》中则认为佛道同源殊途，“理至则归一”。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萧衍集诸家之说，于天监初年明确提出了“三教同源”的主张，将持续近五百年的这场论争，以政治力量宣布暂告一个段落。
思想界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齐梁之间，以竞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以浏览典籍为乐事，以勤奋著述为荣耀，撮要搜奇，研精覃思，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上曾写下较为绚丽的一页。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以南齐为中心，在其前后曾有众多带有总结式的巨著相继问世，如《文心雕龙》、《诗品》被学界目为齐梁文学理论的双璧；《古画品录》、《续画品》及《书品》为书画理论的代表作；刘义庆编、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为轶事小说渊薮；僧祐编《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是现存最早的佛藏编目和佛学论集；慧皎著《高僧传》是现存最古的佛徒传记；《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道藏编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今已失传的总结式巨著，尤其多得不胜枚举。“这种总结式的大著作成批出现，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 (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应当承认，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除政治、思想以及经济的决定因素外，竟陵八友的活动确实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四
在南北士族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自身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我集中考察了东南豪族在东晋南朝的兴衰际遇，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显著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纷纷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这里还须强调，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显然不仅限于东南豪族。事实上，时势业已把侨姓士族推向了这种转变的关口。琅玡王氏、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汝南周氏等，晋代均属高门甲族，但在宋齐以后，其活动更多地趋向文史领域，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小。刘宋统治者汲取东晋“政出多门”的历史教训，为抑制世代阀阅势力，启用很多包括北府兵旧部在内的兵家将种来支撑自己的权力机构。耐人寻味的是，在齐梁之际，那些勇冠三军的武将后裔竟也紧步王、谢等渡江甲族后尘，相继加入到文人的行列。譬如平原刘怀珍的后人刘峻、刘杳，东莞刘穆之的后人刘祥，彭城刘勔和到彦之的后人刘孺、刘遵、刘绘、刘孝绰、刘潜、刘谅及到沆、到洽、到溉、到镜、到沼、到荩，河东柳元景的后人柳惔、柳恽等，无不如此。任防曾对梁武帝说：“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到洽传》)虽然他指的只是到氏一家，但无妨认为，他无意中道出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南齐正是从“宋得其武”向“梁得其文”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里，上述武将后裔，或释褐起家于永明年间，或是萧子良西邸的重要宾僚，总之，他们大都与竟陵八友有着密切关系。涉世伊始，他们就置身在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氛围中，声歌征逐，诗酒流连，既深受永明文化的影响，同时又积极参与了永明文化的建设工作。他们正是以此为基始，引领了各自家族完成了这种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变。
在对南北士族风尚的这种嬗变深感惊异之余，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族为什么在晋宋以后“常恶武事”而纷纷转向文化士族呢？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东汉以来在选拔人才方面所实施的察举制度，首先推进了这种社会风尚的变迁。秦汉时期，许多文士多以武功相尚，这在《史记》、《汉书》中有很多例证。但是，汉末以降，这种风尚发生逆转，就是那些创立了赫赫战功的兵家将子也时常为人所轻。刘巴不愿与张飞共语，认为“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王睿以孙坚为武“官”，言颇轻之(《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晋武帝娶手下大将胡奋女为贵妃，却鄙视她为“将种”(《晋书诟妃传》)；王述不愿婚于桓氏，以为“兵，那可嫁女与之”(《世说新语·方正篇》)；丘灵鞠“不乐武位”(《南齐书》本传)；刘绘“常恶武事”(《南齐书》本传)是尚武精神逆转的典型事例。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魏晋以来，右文之风却日益强盛。就连起自行伍，“本无学术”的刘裕，在以文章相尚的时代，也要表现出“颇慕风流”的样子，本来书法素拙，却“纵笔为大字”以遮丑(见《宋书·刘穆之传》)，又“好清谈于暮年”(沈约《武帝集序》)，与士大夫每有辩难。郑鲜之虽“难必切至”，而刘裕仍“以此感之”(见《宋书·郑鲜之传》)。在他看来，自己能与士人谈玄论难，本身就是“尽人之意”的快事。以帝王之尊，刘裕却以自己素无学术而甚感缺憾。至于那些豪门甲族则多以能文而深为自豪(见《梁书·王筠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兵家将种欲厕身于上流社会，势必要依附风雅，涉猎文苑，藉此显示其文经武纬的济世之才。
再从政治的角度看，统治阶级的积极倡导与其所推行的士族政策的制约，实际是促进这种鄙武尚文风尚形成的更直接因素。赵翼《二十二史札记·齐梁之君多才学》条，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宋齐梁陈文学概略》等书辑录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认为“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余，亦由在上者之提倡” (刘师培语)。此论诚是。不过，一种社会风尚的形成，统治阶级的舆论导向固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如果缺少某种制度上制约，这种舆论导向可以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同时也不能排除被公众所普遍反感、甚至厌弃的可能。魏晋以来，特别是宋齐以后，许多士族所以鄙武尚文，乃至弃武从文，其实还决定于统治阶级对士族所采取的软中有硬的特殊政策。所谓软，是充分授予特权，不轻易侵夺。譬如享有免役特权，以至“百役不及，高卧私门”(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对于士族的社会地位，当权者也尽量予以保护。路太后弟路琼之自以为不凡，前去拜访王僧达，没料想受到冷遇。路太后欲加罪僧达，宋孝武帝劝道：“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宋书·路太后传》)齐武帝宠臣纪僧真请求武帝允许他作士大夫，武帝说：此事须由士族认可，“我不得措此意”(《南史·江夷传》)。士族享有某种特权，于此可见一斑。所谓硬，是尽量剥夺实权。最主要的办法是启用寒人执掌机要。刘宋时，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威权在握，江夏王刘义恭虽录尚书事，但“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宋书·恩幸传》)。南齐时，武帝宠信菇法亮、纪僧真，常说：“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南齐书·幸臣传》)。太尉王俭曾发牢骚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茹法亮传》)总管朝政的录尚书事，三公之一的太尉，权力却不及帝王亲信的中书通事舍人，士族被剥夺实权，于此不难推想。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抑制了门阀士族的从政特权，是由门阀政治向帝王专制过渡的一个必要手段。晋宋以后的这种权力的交替更迭，其实质是中下士族与高门甲族之间的权力较量。就高门本身而言，较量的结果，是使他们失去了王导、谢安执政时期所具有的政治雄心和军事实力。他们只能安于现状，设法保持既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譬如说区分士庶、查考谱牒等。除此之外，便是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到文化事业中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门阀士族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变，实际标志着这一阶层统治权的严重削弱。尤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衰落的门阀士族为了寻求政治势力的庇护，不得不放下架子，趋奉新贵，婚于武将。谢灵运之孙谢超宗与张敬儿做亲家，谢脁娶王敬则女，王弘之子王锡嫁女与沈文季，等等，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不仅如此，一些没落士族如东海王源，甚至不再顾及士庶区别，与商人联姻(详沈约《奏弹王源》)。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武将或富商有钱有势以后，也愿意与士族通婚，因为婚姻关系可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地位。这种婚宦情形较之东晋确有极大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门阀势力的消长。
注 释
1 竟陵八友开西邸的时间，《通鉴》系在永明二年。林东海《谢脁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驳之，以为在永明五年。日本学者韦占次以为在永明八年(见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艳诗的形成与沈约所引》，岳簏书社1986年版)。
2 《梁书·萧琛传》所载萧琛享年有误，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丛考》有专文考证，此不复述。
3 沈约对儒家思想的信仰，拙文《士庶天隔，文心相通——刘勰、沈约文学思想异同论》(载《江淮论坛》1991年第4期)有所论述，可以参看。
齐家文化【第三篇】
关键词：北齐；文学；综述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动乱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北齐具体作家研究
由于大量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的作家也有不见于史料者，现在学术界所见的大都是《北史》，《北齐书》等所记载的，也逐步开展了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孔毅在《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一文中指出，在东魏北齐活跃着一个文士集团，在两朝政治、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隋唐人对这个文士集团有高度评价，但是近些年又受到忽视。他们编修了大批书籍，如《魏书》、《修文殿御览》、《文林馆诗赋》等，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文士大都才华卓著，富于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外交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少雍的论文《史传文学家魏收》对魏收的文学和史学创作进行了总结。他通过研究的出，魏收的诗作目前现存16首，大多是模拟南朝诗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歌体现了北朝浑厚的诗风。魏收推崇并模拟南朝梁昉，并以散文创作见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魏收13篇散文。魏收最著名的是他编写的《魏书》，尽管颇受争议，但仍然代表了魏收创作的高度。
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一文集中论述了邢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他的散文现存28篇，风格不同，以文采见称，其思想内容涉及佛学、文学思想等等。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被南朝人成为“北间第一才士”。
钟素梅在论文《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反思》中阐述了颜之推在出使北朝后的思想变化。她指出颜之推出身南朝高门，曾受南朝皇帝大恩，所以入北之后对故国怀有依恋之情，加之北方文化的变化和政局的动荡，使得他不得不小心从事，在北方儒家讲耕读的质朴刚直的文化氛围中，颜之推重新审视自己所依恋的南方文化时，发现了腐化堕落的一面，又反过来批判南方文化。
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一文，指出了颜之推在南北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颜之推的文学创作受到家世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入北之后对于推动南北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颜之推还将南北方的典籍、文风、士风等进行对比研究，促使他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认为文章应该“不失体裁，辞意可观”，同时还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作家，所以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朝代的作家。北齐的作家载于典籍的并不多，对于北齐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作家没有人进行研究，还期待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多研究，以完善研究资料。
北齐文学影响研究
北齐文学创作虽然不如南朝各代丰富，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杜晓勤在论文《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中指出，活跃在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对唐初的革新派诗人的诗风和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南北朝向唐朝诗歌艺术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这些对初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王绩、初唐四杰、魏征等人在改革初唐绮靡诗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收到了卢思道等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北齐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以及北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具体阐述，并且进一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让我们对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于北齐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北齐整体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许多作家的研究还呈现出空白的状态，北齐文学的辑佚工作做得还不够，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只限于影响较大的几位，对北齐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北齐文学的研究当中，使得北齐文学的研究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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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第四篇】
彩陶是人类艺术史序章中最辉煌的部分，是农业定居生活的产物。远古文明产生的木器、织物、土器等物品，经过漫长岁月的摧枯拉朽，早已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惟有在火的洗礼中炼成的彩陶，越过数千年的沧桑，成为远古艺术不朽的瑰宝。
古代的东方，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了黄河文明，黄河是彩陶的故乡。甘肃是中国最早产生彩陶的主要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在长达5000多年的彩陶发展过程中，向我们展示了甘肃地区从新石器时代、经过青铜时代而至铁器时代早期的各文化类型的彩陶。甘肃彩陶的表现手法，从最初对自然物的如实摹绘，逐步增加了设计意识、图案艺术和绘画技巧，在远古时期的原始艺术中是出类拔萃的，它是中国艺术史最光辉的开篇之一。
甘肃中南部是马家窑文化的中心区域，马家窑文化彩陶器形之丰富、花纹之精美、技法之多样、构图之灵妙都是前所未有的。马家窑文化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相继发展的类型。齐家文化彩陶是在马厂类型衰退的同时开始兴起的，并自东而西地替代了马厂类型。齐家文化是因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祁甲坪（转译音为齐家坪）而命名的。制作的陶器以质地细腻和器壁轻薄为特色。并且素面陶占绝大多数，彩陶所占比例很小。甘肃中部洮河、大夏河一带的齐家文化彩陶最有鲜明的特色。
甘肃省文物商店收藏的这件陶质鸟形器，就是齐家文化彩陶中素面陶器的精美之作，实属罕见。其造型形象、逼真，轻薄的器壁经打磨后光滑、细腻。鸟形器高 公分，长19 公分，在鸟的头顶部绘有红彩，嘴微张，两只眼睛用空心钻刻出后，中间抠一小洞代表眼球，眼部比周围略高，使双眼突出，增强了艺术效果。脊梁处和尾部上端做成锯齿状，代表羽毛；鸟形器器身两边用阴刻线法分别刻有一条鱼和一只正在爬行的蜥蜴，在蜥蜴的下方还刻有水波纹。通身用空心钻钻出的小圆圈作为装饰，纹饰线条流畅，充满动感。这件鸟形器展现了数千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1996年，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这件齐家文化陶质鸟形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