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的论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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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乐的论文1

音乐评论主要是把当代的音乐艺术（包括音乐评论）作为艺术评价领域。音乐评论不仅可以成为艺术家与大众视听群体之间的媒介，而且阐明音乐作品的内涵与意义是音乐评论的重要功能之一。同时，准确、严肃的评论（批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催化”艺术创作、表演的发展与进步。因此，音乐评论和所有当下音乐艺术实践、理论、现象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独立的学科性质。即“音乐评论”在具有现代属性的同时，更是美学的升华，史学的延伸，它是一门具有客观规律的艺术科学。

作为科学，首先，音乐评论具有客观性。评论家必须遵循艺术发展规律，不能单凭自己主观的印象来进行评论，实事求是应该是乐评的基本原则。其次，音乐评论具有独立性。换言之它不能作为政治、宗教、信仰等其他事物的附庸，而应遵循其自身的艺术规律。更应该强调的是，音乐评论在现实音乐艺术发展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自身的公正、客观很大程度上会逐渐规范音乐艺术长足而健康的发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②

面对当下中国，音乐评论已走过了相对漫长的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政治功利主义时期，正在自主摆脱附庸于政治的枷锁以及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的长期束缚。逐渐觉醒的主体意识将音乐评论引向规范化、合理化、个性化、多元化的发展空间。

新世纪伊始，无论是音乐评论的方法论，还是形态、体裁、标准等方面都在为我们营造多元的话语空间。

一、 存在形态多元化

如果把文学评论（或称文艺评论）和音乐评论相比较，前者则更为直观，因为它是从文本到文本的阐释与转化。而音乐评论是要将流于时间的音响艺术通过主体意识（即评论家的意识）转化为文字符号，形成另一种话语空间。因此，音乐评论的困惑则体现在如何“在用工艺符号（乐音组织）向我们倾诉的音乐和用概念符号（文字语言）表达的感受之间找到同构的对应关系”。③因此，它要求评论者具备音乐领域的知识贯通，注重学理与音乐主体的对应阐释，体现出个性化的批评视角。

音乐评论形态是其外部体现的主要依据，它具体表现在形态的体裁、类型、特征、属性等诸多要素上。当下音乐评论在形态上表现出多元化态势，主要分为：媒介型评论、业外型评论、学理型评论、实践型评论。

1.媒介型评论，或称之为“大众型评论”，是指各种大众传播媒体对音乐界的即时动态，兼具娱乐新闻与音乐评论的“嫁接”形态。这类评论多出于编辑、记者或“职业”之笔，主要目的是扩大媒体的发行量或收视率。他们面对的是普通的乐迷及音乐爱好者，极力满足他们的赏听兴趣和猎奇心理，因此，成为大众日常的音乐听赏“指南”。这类评论对象也多是流行音乐类的创作、演出以及即时性较强的音乐现象的评论与描绘。值得说明的是，媒体评论有时也吸纳一些学理评论来增加其权威性。

2.业外型评论，是指非音乐领域的各方人士对于现实音乐的评论。如文化名流陈丹青、肖复兴、李欧梵的音乐文集；前中央领导李岚清同志在此领域的涉猎也备受社会各方人士的关注。这类评论不同于媒介评论的是，它似乎是站在文化或美学或史学的高度，抛开音乐的特殊性，对其作“艺术性”的抒发与描绘。它与学理评论的差异似乎并不十分的明显，因为他们的文风似乎也体现出学者风范，但这种忽略音乐特殊的本体性、主观性的评论，更适合作为大众休闲娱乐时的阅读与消遣，或是作为爱乐者听赏作品时的一本不错的指南。但值得指出的是，此类乐评常常具有学理评论和媒介评论所没有的冷静、尖锐、深刻，因此，在当下社会，尤其是整个文化领域，则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通过互联网窗口，更是成为中国音乐评论在大众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类型。

3.实践型评论，是指评论家具有“双重音乐身份”，评论者即是作曲家或表演艺术家。他们对于自己的作品所作的阐释与解析，或以创作札记、随笔、杂文等形式表述自己的创作动机、素材运用以及美学追求等。这类音乐评论注重实践性，真正做到理论同实践的结合与互动。不仅一定程度上充实了音乐评论领域的多元化、个性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类评论能够消解作曲家与专业评论家之间的话语隔阂。西方音乐历史上很多这样的实例，如舒曼、德彪西等大师的音乐评论对整个西方音乐发展的影响，充分证明了作曲家对音乐评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涉猎，是促进现实音乐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作曲家金湘、朱践耳等人的乐评文论，为解读相关音乐作品、诠释作曲家创作内涵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客观的理论依据。

4.学理型评论，是指一些研究机构或高校学者对于音乐现象的学术观察，这主要表达在他们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中。此类评论中，由于学者不同程度地沉浸在对学科的建设、方法论的使用、批评史的正确把握等诸多方面，因而，对于当下的音乐现象的即时评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伴随在诸多的学理研究的前提之下进行，未免带有些许的“学究气”而脱离大众的关注。然而，学理评论是艺术评论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所在，即便它是处在“高处不胜寒”的理论大厦中“孤芳自赏”，也不应怀疑和忽略此类评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以上四种类型的音乐评论，共同存在于当今的音乐生活中，并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及其合理性。不必相互排斥、相互褒贬，因为它们共同维持着音乐评论多元化的“生态”，面对不同层面的群体，它们均有着无法替代的功能和意义。

二、 面对多元化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体系，它是一门软科学。软科学有许多门类，比如管理学、智能控制学、计算机软件等等。与这些软科学相比，方法论则归属于‘软科学的元理论’，它对一切科学研究具有基础、动力、桥梁的重大作用。”④笔者认为当下的音乐评论领域，正处在对蜂拥而至的新的评论方法进行接受、检索、归纳的历史时期，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随着多元文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当下的音乐创作和音乐评论已经形成了“创作先于思想”的状况，如不能及时对当下的创作实践做出及时的学理评论，将形成或许已经形成评论可能丧失与创作和各种思潮的对话能力。

但庆幸的是，自上世纪末至今在音乐评论理论上的建设可谓是硕果累累，除了散落于各学术期刊和各种音乐学文选上的文论以外，音乐评论作为独立的学科范畴出版的理论专著都显示出批评理论体系的逐渐完善，如：明言所著的《音乐批评学》（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和《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冯效刚所著的《音乐批评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等。其次，以新时期音乐批评为主体的学术研究也贯穿在中国当代音乐史学研究领域，如居其宏所著《新中国音乐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将新中国建立后的音乐批评史作了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梳理。

以上理论研究中，对音乐评论方法论的梳理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来自传统的、西方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各个学科的方法几乎让我们目眩，置身其中，不知何去何从。真可谓“有多少种错误的艺术哲学就有多少种错位的批评方法”（克罗齐）⑤。

方法论的兴盛，标志着音乐评论已从封闭走向开放；已从单一思维模式走向多元思辨空间；已从平面走向立体；（山草香★）已使批评从固定视角走向全方位的多点辐射。管建华在《音乐批评的阐释》一文中将解释学原理运用到音乐评论中，归纳出边缘批评、后殖民批评、人类学的文化批评等方法，显示了作者的学术远瞻性。罗艺峰在《论音乐批评》一文中，将音乐批评方法划分成三大类族：无时性批评、共时性批评和历时性批评，之下列举出众多的评论方法，如形式主义批评、审美批评、文本批评、结构主义批评、逻辑批评、心理批评、社会批评、系统方法论批评、历史批评、历史比较批评、文化人类学批评、文化史批评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批评方法的体系。无论是对评论方法论的研究还是对音乐评论本身的建设，此文都对之后的学科建设起到具有现实意义的影响与促进。

新世纪的两部音乐批评学专著，均对方法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明言的《音乐批评学》中，将音乐批评的方法归纳为：比较与鉴别的方法、逻辑与演绎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系统与联系的方法。并依据批评方法的性质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批评类型又加以罗列，为评论者提供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道德伦理批评方法、审美范畴批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批评方法、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人类学批评方法、女权性别批评方法。

笔者通过对音乐评论方法论进行粗略的梳理，清晰地意识到：评论领域的多元方法论并非产生于音乐评论实践中，而是建立在学科对“元理论”的形而上的认识过程中。

然而，面对多元的方法论武器，映衬之下在音乐批评实践领域却表现出“势单力薄”，这一点无疑成为当下音乐评论界处境尴尬的重要因素。文艺评论家王一川曾针对文学界理论与批评相互脱节的现状，提出过“理论的批评化”主张，并指出“我一直要求自己拒绝抽象理论大厦的诱惑而返回具体抽象的原野，去重新寻求文学或文艺理论的灵性。”⑥或许，今天音乐评论界是否也需要走出美学形而上的迷宫，去享受音乐评论自身所带来的莫大欢愉。

三、多元化……,何去何从？

（一）关于评价标准

随着西方现代、后现代各批评学派理论的被引入，加之音乐评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笔者担忧音乐评论是否会嬗变成一个无序、无标准的自由空间，似乎任何学派的批评都能够在自身的体系内找到其合理性的话语的空间，都能够自圆其说。换言之，当音乐评论在寻找多元对话空间的同时，也正在丧失对音乐艺术应具备的基本评价标准。

无论是文化的多元化必定形成思想的多元化，或是思想的多元化必定形成文化的多元化，无疑都具有其自身体系内的合理性。但作为具有评价、判断属性的艺术评论学科体系，制定适当的艺术评价标准是其学科得以生存、发展的必要因素。合理地运用标准，在标准下营造音乐艺术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评论方可以在各自的空间中发挥其价值与功用，缺一不可。

在多元化的音乐艺术、多元化的理论思想之下，寻求多元化的艺术评价标准，此命题的合理性是否会受到质疑？但笔者认定，文化艺术的多元发展绝不会以丧失艺术评论标准为代价，而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更为客观地阐释其艺术的合理性，并提出体系内的标准。然而，须强调的是任何艺术评价标准都不是艺术作品最终极的“审判”，多角度、多空间、多思维的学术对话，是营造艺术评论健康、规范的学术空间的必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对西方现代学派诸多理论思想只能是选择性地借鉴，不能是全盘接受，尤其是后现代思潮，后殖民话语，它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质疑与消解，并不能成为我们寻觅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有力武器。一知半解的全盘接受，只会导致中国音乐评论在对内、对外的双重语境下再次“失语”。

（二）关于学科属性

首先，音乐评论是一项艺术实践活动。不同于创作和表演环节的是，评论是将流于时间的音响，或存于文本的乐谱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诸多因素，结合乐评家的理性思考、主观评判并以文字表述得以实现的音乐实践活动。因此，乐评人不仅需要通晓音乐艺术各学科的理论常识，同时，还须有扎实的写作功底，敏锐的思辨力和洞察力。然而，乐评人所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胆识，是音乐评论社会性影响的重要因素，历史上也不乏其实例。19世纪舒曼创办《新音乐杂志》并撰写大量的乐评文章，不仅对勃拉姆斯、肖邦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浪漫时代早期、中期的发展意义深远。而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政治唯一性”音乐批评观，封杀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和音乐家。

其次，关于音乐评论学科属性的明确，是学科发展的首要前提。由于乐评具备学理性思辨，其音乐学学科属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果认同“音乐学研究音乐，但它并不属于音乐（作为实践艺术）的范畴”⑦的学科定位理论，那么，作为音乐艺术实践活动的音乐评论的学科归属就存在逻辑错误。笔者非常认同杨燕迪先生将音乐学学科定位在人文学科范畴，其属性与目的等同于历史、哲学等学科。音乐实践是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为音乐艺术实践的音乐评论同音乐学之间的从属关系根本不存在。

音乐学家不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评论家，音乐学各学科理论的通晓，只能作为音乐评论者所具备的综合性要素之一。因此，音乐评论作为一项独立的艺术实践，应该淡化，甚至消解它的音乐学归属。开阔学术视野，广泛接纳、吸收不同领域有志于“乐评”的业内、业外人士，从不同的视角对当下音乐艺术的评论，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评论空间。排斥、藐视非学理性的乐评群体和乐评形式的存在，对于整体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无疑等于“作茧自缚”。此外，同各种媒体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让音乐评论通过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影响和价值，淡化出于名利而对学术性期刊、学理性专著的依附。乐评队伍的多元性，乐评形式的丰富性，乐评视角的多维性，乐评平台的广泛性，均对音乐评论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提供无限之可能！

①丁亚平《艺术文化学》，14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514页

③罗艺峰《论音乐批评》，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1期，62页

④冯毓云《文艺学与方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页

⑤罗艺峰《论音乐批评》，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1期，66页

⑥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文论百家，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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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2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就中国音乐评论现况做出判断：中国音乐生活中缺少音乐评论的声音，原因在于：1、音乐生活尚欠发达；2、一般公众对音乐的文化含量与精神品格没有足够认同；3、公共媒介和出版领域在音乐评论方面尚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4、具有全面素养和广泛影响的音乐评论家群体尚待形成；5、音乐评伦的内在思路和理念尚待廓清。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杨和平的讲题是：《多变语境下的新中国音乐评论60年》。他认为，由于受到“左”的思潮干扰和影响，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音乐评论一直滞后于音乐社会实践；改革开放之后30年的中国音乐评论比以前大有改观和进步，但仍然不够理想，原因是：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发展缓慢，缺乏健康的、诚恳的批评风气。

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梁茂春主谈：《“”中的音乐评论》。他认为“”中的音乐评论经历了几个浪潮：1、“大批判”浪潮；2、“大吹捧”浪潮；3、“帮派音乐评论”浪潮……而贺绿汀，李春光的文章，显示出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展现了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改革开放以后，“”乐评的劣根性和影响还没有得到根除。大批判和大吹捧的阴魂不散，应该警惕其死灰复燃。追求音乐评论的独立地位和品格，追求音乐评论家的独立人格，追求音乐评论中对人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还是十分长远和艰巨的目标。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田耀农和钦丽丽的发言题为：《多元文化与个性写作背景下的音乐评论》。他们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应该加深对不同文化的了解，构建更宽广的多元音乐并存的社会平台，为确定中国音乐为世界多元音乐中的一元提供理论、舆论的支持。在作曲家个性写作的艺术背景下，更应该多评介富有个性的作曲家和音乐作品，多评介富有个性特点的音乐创作理念和音乐思想，形成和谐共融的音乐理解环境和宽广的音乐接受胸襟。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郭克俭以《新中国声乐艺术若干热点回眸》为题，对建国60年声乐学术热点的论争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列举了六大论争：1、关于“土洋嗓子”的论争；2、关于“三种唱法”的质疑；3、关于唱法科学性的争议；4、关于“民族声乐”定位之争；5、关于“艺术歌曲”概念的解读；6、关于“原生态唱法”的毁誉。他认为，不同声乐观点、教学理念在同一学术平台上进行交流与碰撞，倾听不同声音，是繁荣和发展事业十分重要的前提。

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3

从历史来看，旅游产业发展前期的川南苗族生活环境相对独立封闭，文化生活相对单一，因此音乐成了苗家人最流行和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就苗族音乐本身来讲，仍是来源于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民间有传说“芦笙不响，五谷不长”，可见音乐与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在村前寨后，农闲季节，逢年过节，寨里的男女老幼聚集在一起，吹起芦笙乐，跳起芦笙舞，边唱边跳，尽情狂欢取乐的场景随处可见。在这样人人参与的文化氛围中，创作了表现苗族人民劳作的山歌和号子，有叙述祖先辉煌历史的苗族古歌，在祭祀、节庆、婚丧等场景使用的礼仪音乐，有男女表达情感的情歌等，表现形式自然朴素，苗音乡风浓郁。音乐的交流与传承主要局限于本民族内部的，以自上而下、代代之间的口耳相传的传承模式为主，人们再通过民俗节日等社交活动中用音乐抒感、传递信息，川南苗族音乐就在相互交往中得以传播。在这一阶段，川南苗族音乐文化与旅游没有产生更多的联系，二者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苗音就是苗家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内在的封闭的文化活动，旅游多是苗家山寨之外的人对这片土地的一种静静关注。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逐渐成为一种产业，不再保持其静悄悄的特质，融入了更多的热烈的元素。

旅游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多元的文化交流活动，融入了音乐文化、美术文化、体育文化以及由之而形成的习俗文化的内容。这其中，音乐文化以其丰富悠久的历史积淀，绚丽多彩的民族地方特色，主动地参与、整合到旅游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中来，成为旅游活动中独具特色揽胜之处。在当下，音乐已经与旅游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其结合的程度甚至代表了这个地方旅游的发达程度。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多姿多彩的川南苗族音乐提升了旅游活动的丰富性。勤劳智慧的川南苗族人民以其丰富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创造了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音乐艺术，不仅是展现川南苗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也是体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艺术多样性的典范。丰富多彩的音乐形式与川南苗族民俗文化、节日活动、风土人情等融合在一起，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相映成辉，相得益彰，旅游文化舞台精彩纷呈，成为该区域创立旅游景点的重要的衬托。正因为民族特质、民族音乐文化，打造了特别的旅游文化，极大地提升了旅游产业的吸引力。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旅游也为川南苗族音乐文化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发展空间，使苗族音乐文化很快走出偏僻之地，有了更广阔的空间。随着川南苗族聚居区旅游景点的设立，以往相对分散和封闭的传播空间，被拓宽和丰富，并更加开放。川南苗族音乐文化借助旅游的载体作用，将绚丽多姿的音乐作品、风格各异的民间音乐技能，向世人做尽情的展示，通过旅游的窗口，宣传了音乐中的民族和地方性特色，向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展示川南苗族音乐文化的绚丽风采和传奇魅力。同时，旅游也成为吸收外民族地区和异地文化的主要场所，它们在相互的交融中，将旅游活动演绎得更加丰富多彩，有声有色。旅游把川南苗族音乐推送到新的领域，并不断有着新的进步与发展。

二、川南苗族音乐文化在旅游产业中的变迁与思考

以苗族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业的发展近年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也进一步促进其变迁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传播空间的改变。通过空间上伸展的蔓延性，形成音乐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传统的川南苗族音乐文化原本是在固定社会群体的区域中，一代一代自上而下、从古到今绵延不断的方式不断传承，它的传播区域遍布村寨，文化空间相对分散、自由。而活跃在旅游活动中的音乐则发生了空间的转换，多种特色鲜明的音乐内容逐步迁移和集中到特殊的区域进行文化交流，例如在园区中设立苗族风情园、苗族文化大舞台等都是传播空间变化的具体形式。这些空间继承着原来的音乐文化交流现场，同样具有传承的意义，有些则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而成为以旅游展示为目的的元素和标志。如在旅游活动中，婚俗音乐原本是在民间的婚礼现场吹奏的，但为了便于游客观赏方便，婚礼的现场已经不是真正的现场，而是观赏性的表演现场。同样，传承主体和传播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音乐文化要通过积极的有利的传播方式才能实现交流和传递。在旅游文化传播空间中，大家从各地汇聚拢来，参与到由多种民间音乐组成的集体娱乐中，这是通过直接传播方式实现人们对川南苗族音乐文化的了解，同时利用旅游景区所播放和销售的宣传川南苗族音乐为主体的音像制品、音乐书籍、乐器等中间媒介和信息的间接传播方式，将传统音乐文化传递到不同群体、异地他乡。

传承的主体也由原来人人熟悉、随心所欲参与的传统文化活动，转向为部分人或爱好者掌握并有组织表演，游客变成观众。同时，这种文化的规范化、观赏化、表演化特点愈发地突出。旅游点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把原来散落于乡村山寨、田间地头的音乐形式，逐渐汇集到旅游景区中，进行一些有组织有安排的表演，将原来简单朴素的演出场地，加入了现代舞台美术、灯光背景等现代技术，变得更加五光十色；原来随心所欲、自然纯朴、即兴的表演形式也已经经过专业的编排和策划，逐渐走向规范和同一，成为规范化、观赏性的表演方向，演出中的传统成分也充满了现代传媒和现代元素的加工和创新，注重场面的宏大和热闹，突出现场表演化效果。音乐本身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音乐文化的实际功能和表现功能进行着相互转换。旅游活动的音乐实用价值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展示性表演功能及其艺术价值。例如，在旅游点中见到的礼仪音乐表演，已经不具有祭祀祖先、祈福除灾的具体实际价值，而仅仅在于集中地表达对当时热闹场景的再现，主要体现的是表现性功用；又如舞台上所演唱的劳动号子或具有号子特点的创作歌曲，都不具有实用性功用意义，而只是展现与生产劳动关系密切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的艺术表现价值。功能发生变化的另一种表现是，教化功能与娱乐功能转换。在旅游中，某些音乐形式和内容中的宣传教育作用和娱乐功用侧重点已经有所改变。在川南苗族旅游区举办的民间风俗节日活动中，将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体育、杂耍、游艺等融会在一起，构成大家集体娱乐的机会，这时的音乐中的娱乐功用已经偏重于前者，音乐中以“自娱”为轴心的功能，已转化为“娱人”娱乐。如婚嫁喜庆礼仪中的音乐都有或多或少的教化作用，但在旅游中的酒楼茶馆中出现的表演，则主要起导游、助兴、消遣的娱乐作用，音乐社会功用的侧重点已经有所变化。音乐文化的审美价值和情趣在发生变化。

在旅游活动中的音乐文化，由于脱离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缺乏本民族音乐传统与历史的熏陶和洗礼，缺乏对本身艺术价值充分的认识和信心，因此创作和表演缺乏朴素本真、自然抒咏的艺术风格，所创作的作品苍白而空洞，表现力也缺乏自由自在、原汁原味。其次受旅游业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原则的影响，大多数苗族老百姓更热衷于商品利益的获得，导致价值坐标的倾斜，在创作和表演上常常仅仅是为了符合商业合同约定好的演出，缺乏音乐创作的真正感受和体验，使音乐的表现趋于形式化，技巧化，程式化。他们不热心、不积极参与日常的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学习，不投入激情进行表演，更喜欢追求舞台上五光十色、缤纷绚丽、流于形式的华丽表演风格，这导致旅游产业中音乐逐渐成为道具性、观赏性、表演性的文化符号。这种脱离生活基础的表演是值得警惕的，因为音乐文化也必须来源于生活，如果不扎根于生活，单纯为了娱乐旅游而蜕变，则很容易流于媚俗而失去文化的生命力。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倾向是，在对一些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借鉴和取用时，缺乏理性的价值判断，破坏和冲淡了川南苗族音乐的典型个性性艺术风格。一些旅游性质的演出活动，整体效果上缺乏充分的自信，演出的创作、编排上显得粗糙，缺乏成熟的个性化特征。反观其他地区的苗族音乐文化，其特色鲜明，个性突出，极好地渲染了民族文化的魅力，一方面人才辈出，一方面成果在发掘保护与推陈出新中不断发展，对文化的传承作出贡献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川南苗族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思索

川南苗族音乐文化是具有少数民族和地方区域性特色的音乐文化，它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旅游业的发展，为川南苗族音乐文化带来创新和发展机遇，但是如何在这种“经济为主导，文化参与”的社会发展大潮中，不迷失自己发展方向，协调和平衡好民族音乐文化与旅游开发的相互关系显得至关重要。

首先，要科学、理性地理解音乐与旅游相互关系。

川南苗族音乐有其土生土长的文化空间和土壤，这种空间不仅是音乐内容和形式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背景，也是创作的源头和发展的依托。由于当地旅游项目的进入，音乐文化这种原生态的音乐传播空间已经被改变了，以前村寨田间、屋前屋后笙鼓齐鸣、歌声绕梁的热闹音乐文化已经变得相对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在景区指定的规范舞台或是政府为招商引资而专门打造的节日文化活动中呈现出热闹进行时。人们开始离开原有的的创作空间，创新意识开始淡漠，表现形式渐显规范却呆板重复。这些变化从一定程度禁锢了人们创作的源泉，改变了音乐审美的思维和趣味，扭曲了音乐价值观念的取向，从而打破音乐与旅游协调发展的平衡。基于这种现状，我们有必要理性科学地理解音乐与旅游的相互关系，更要将其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方向上去规划，有效的整合两种资源有机组成部分，建立相互依托、相互借鉴的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我们是通过旅游活动的平台去展示和宣传音乐文化，而不是仅仅依赖旅游的载体作用来体现音乐的内涵和价值；我们是用音乐文化活动丰富旅游产业的文化交流，而不是成为它的附庸和符号，这其中“保真”具有重要意义，旅游引入苗族音乐文化，要确保这些文化是真正属于苗家，让真的文化打动人。

其次，要充分利用好旅游的载体和宣传窗口作用，全面展现苗族音乐文化的艺术价值和魅力，进一步做好苗族音乐文化的保护工作。

目前，川南苗族音乐作为地域性分布民族音乐文化，影响力较弱。我们要充分发挥旅游的载体和宣传积极作用，挖掘音乐的丰富历史内涵，力争凸现出音乐文化中的亮点和特色，创作能展现音乐原貌的优秀、高质量作品，拓展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同时还要拓宽宣传渠道，使之配合旅游的宣传作用，形成多渠道多方位宣传阵容，全面展现和提升苗族音乐文化的艺术价值和魅力；牢固树立传承和保护重要意义观念意识，营造一种健康、活泼的文化氛围。目前，川南苗族地区运用旅游产业带来的巨大推动，逐步树立了较强的苗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意识，使得音乐在旅游的发展中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例如作为川南苗族史诗而定位的宜宾珙县苗族古歌，申报了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可喜的，但同时也是令人不安的，因为这些苗寨中会古歌的人年龄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扶弱”是具有紧迫意义的工作，这些苗家音乐文化如果不加以关注，不以旅游产业的平台为契机加以保护，也许再过些年头，这种古朴的文化将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

描写音乐论文4

学生发愁：写什么，怎么写？老师困惑：怎么教，怎么让学生愿意写，乐意写，且能写得生动传神优美动人？《语文课程标准》在各学段的的教学目标中，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习作兴趣的要求，在实施建议中也提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的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见，兴趣是作文最重要的内驱力。因此，想方设法激起学生习作的兴趣，学生才会“乐于表达”。结合我多年的作文教学实际，我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各位语文同仁进行交流：

一、从生活中摄取写作素材

语文来源于生活，也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在平时的作文教学中，我要求学生多观察生活，尽量从生活中汲取有价值的素材，进行搜集整理，放入自己的作文资源库。在集中了一段时间进行作文片断训练后，我作了如下设计：将名著引读中介绍的名著、写景美文、教材内容与片断练习结合起来进行训练，写他们熟悉的生活。顺序为单纯写景训练―将景物描写运用到叙事类的作文中或渲染气氛，或表现人物心情或衬托人物的性格―人物外貌描写―人物动作神态描写。第一次进行的是景物描写训练，我预先选了三段写景美文，听完后，大家的脸上出现了快乐而又的羡慕神情，接着请大家仿写，我提示学生思考：本段写了哪些景物，意在表现什么，用了哪些方法写得生动有趣。例文：雨从一片树叶跳上另一片树叶。如果你仔细地听，你会听见小鸟喝水的声音，你会听见知了关门的声音。雨在池塘上面击起一串串的水泡，如果你把脚伸进水里，说不定还有一尾鱼轻轻地啄你的脚趾。水夹杂着黄泥，流进池塘，发出一种潺潺的声音，加深着静谧的意境。（节选自盛慧《记得》）结合训练内容，我给学生布置了习作练习“雨水”：雨水抓不住绿叶而坠到另一片绿叶上，有的还摔到地上发出“哎呦”的声音。如果留心听，你会听到蝴蝶用翅膀拍打雨水的声音，也会听到屎壳郎在水中游泳的声音，还会听到蚂蚁在水中求救的声音。

二、走进大自然，让学生全身心体验生活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叶圣陶先生说过：“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什么程度，才会有什么样的文字。”教师要紧紧围绕学生所熟悉的生活，引导学生珍惜感受生活的过程，让他们情绪饱满地回忆过去曾参加过的游戏、劳动、辩论、演讲等活动。如根据学生喜欢做游戏的特点，我们可以精心设计一些游戏，如“我来比划你来猜”等。游戏前，告诉学生留意游戏的过程，注意同学们的言行和表情。游戏后，组织学生说说过程。讨论从游戏中懂得的道理。学生玩得高兴，自然也会说得兴致勃勃，写起来也就不难了。再如，很多学生喜欢捉鱼，老师可以让学生到溪流河沟，亲自玩玩捉鱼的游戏，在游戏过程中，学生会不经意记住一些内容和环节，为日后作文素材积累打下坚实的基础。如老师叫同学们也一件趣事时，学生就可以回忆小时捉鱼的细节，写起作文，信手拈来。“鱼”的趣事可以这样写：鱼在池塘漾起一圈圈涟漪，如果你把手伸进水里，说不一定，还有一条小蝌蚪轻轻的触碰你的指尖，雨滴带着花香，滴入池塘，发出一种轻脆的声音，更显周围的静谧。池塘上漂着一朵朵小伞似的浮萍，水被染成了绿色，那是生命的颜色，是希望的颜色，是宁静的颜色。从这几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到学生们丰富的想象，清新且充满童趣的语言，更能感受到他们写作时内心的快乐。读这样的文字，我的内心也是无比快乐的。

三、多诵读诗歌，体会借景抒情的艺术魅力

诗歌是学生最喜欢的文学之一。很多孩子从小就会背儿歌，因为，诗歌短小易记，琅琅上口，诗歌中的很多景物都是作者心情的反映。借景抒情，是诗歌做重要的表达方式。我在诗歌的教学流程安排中，也进行了以景物来村托心情的片段训练。首先出示两首诗，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和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第一首通过对西湖早春的景色的描绘，形象的表现了早春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特点，饱含诗人对早春西湖的喜爱。第二首从第一二句就可看出诗人孤独寂寞之情。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结合词人当时的处境，南唐亡国后他被囚于一座深院小楼之中，学生很容易明白这一点。再进一步追问，词人选取哪些景物来表现此情？学生很快找出清秋、残月、梧桐、深院一组意象。这时，我再出示一组词语：愉快、欣喜、沮丧、痛苦、烦恼等。学生任选一个词语通过景物描写来表现。例如下列的借景抒情就很精妙：他从老师的手中接过试卷，一个刺眼的红色数字映入眼帘。窗外冷风阵阵，一丛竹子相互碰撞，发出刷刷的声音。冷风窜入教室，带走了他身体的一些温度，也带走了他的希望。闪烁的星光隐没在黑色的夜幕中，他的心也暗得像无尽的黑夜。这位同学通过“冷风”“黑夜”等景物较好的表现了内心的沮丧、痛苦。

四、注重人物外貌动作和细节描写

关于音乐的论文5

（一）关于学科“界限”问题

在讨论音乐学跨学科研究问题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有：什么是学科间的“界限”？学科间的关系如何？进而，会涉及到学科间的“界限”是现成的、绝对的、凝固的、分割的，还是生成的、相对的、动态的、关联的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这里有必要强调学术研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前提，即人类实践、认识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形成的知识也必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学科分化是人类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人类认识活动不断深入的必然趋势，学科分化使人类对自然、社会现象的探索更细致、更深入，进而促进对自然、社会整体认识的深化。然而，学科分化并非学科分割，在某个学科研究领域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与相邻学科某些领域发生交融，并且可能导致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的形成。

事实上，就音乐学科发展本身而言，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乐律学等子学科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某些问题上与历史学、哲学一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等人文、自然学科某些领域发生相交，进而把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融入到音乐相关问题探寻和解决中，逐渐形成相应的研究领域和相对完整的体系，最终导致上述音乐学交叉子学科的形成和确立。

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音乐学内部子学科之间也会出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譬如，于润洋先生倡导的“音乐学分析”就是试图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的理论、方法与音乐技术分析学的方法进行有机融合的一种积极探索。这种方法，一方面旨在避免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重事实、理论的描述，轻音乐作品本体分析的偏颇；另一方面旨在避免技术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重音乐作品本体形式分析，轻音乐作品内涵的历史文化、美学意义的相关分析的偏颇。因此，“音乐学分析”的提出，在理论、实践上都将促进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技术分析学研究方法的融合和完善，促进各自学科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使研究视野更开阔、研究方法更多元、研究过程更细致、研究结论更客观，从而促进我国音乐学整体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

从上述音乐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学科间的“界限”关系来看，笔者认为，音乐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之间，以及自身内部的子学科之间的“界限”关系并不是现成的、绝对的、凝固的、分割的，而是生成的、相对的、动态的、关联的。因此，学科的界限只是相对地规定了学科研究的大致范围和内容的边界，但并不表明学科研究范围和内容只能永远固守于其中。恰恰相反，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在某些问题上与相邻学科的相交，适度的“越界”是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必须的。并且，假如这种适度的“越界”和相互交融形成了某个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围和体系，作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的确立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

只有以这种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学科间的“界限”关系，才能使学术研究既能围绕本学科现有范围、内容不断深化，又能随着本学科研究深化而适度拓展，与相邻学科交融，把相邻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先进的理论、方法，适时地、有机地融合到音乐学研究中来，为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新视野、新方法、新动力、新生长点，解决传统理论、方法所不能观照的某些方面和难以有效解决的某些问题，从而避免音乐学科研究观念的滞后，方法的老化，内容的陈旧，使音乐学科发展与人文学科、自然学科整体发展同步，使音乐学术研究的保持足够的动力和勃勃的生机。

（二）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就音乐实践活动来看，人类音乐实践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音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音乐学科呈现出高度细化和专门化的趋势，就目前比较通行的分类来看，音乐学可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民族（人类）音乐学几大块，各大块之内又可作更为细致的层级划分。

音乐学科呈现出的高度细化和专门化的趋势，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存在着利与弊的两面。其利：由于音乐学科的高度细化和专门化，促进了音乐学科局部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音乐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其弊：同样是由于音乐学科高度细化和专门化，久而久之，会导致音乐学各研究领域之间横向关注的不足，使音乐学各领域的研究忽略了对音乐整体性的观照，忽略了对音乐艺术与其他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之间的整体性观照，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研究方法的单一，研究内容的陈旧，研究结论的片面。

由此，为了避免由于学科高度细化而导致的上述问题，音乐学跨学科研究（所谓的“跨界”）问题的提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音乐学跨学科研究应该从那几方面展开？笔者认为，大致上可从如下三个层面进行：

1.音乐学内部学科间的理论、方法上的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是指音乐学内部各子学科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与相关子学科的借鉴、融合。譬如，上述于润洋先生提倡的“音乐学分析”就是属于这类跨学科研究的融合，这种跨学科融合并没有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音乐分析学消解掉，而是拓展、深化了各自学科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促进了各自学科的发展。

2.音乐学和其他人文学科间的理论、方法的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是指音乐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在理论、方法上的借鉴、融合。音乐学现有的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等子学科，实际上都属于在音乐学科发展中借鉴、融合相关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的产物。作为上述子学科的研究，应紧密关注史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前沿，及时把相关的新理论、新方法有机融入本学科的研究，促进本学科在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的更新，推动本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同时，对一些还未被我国音乐学界关注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应根据音乐学研究问题的需要适时地引入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中，从而促进本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

3.音乐学和自然学科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是指音乐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在理论、方法上的借鉴、融合。乐律学、声学、音乐治疗、音乐心理学（其中的实验、实证方法）等都属于这一类跨学科产物。这些子学科的研究，应紧密关注相关自然学科的研究前沿，及时把相关的新理论、新方法有机引入本学科的研究中。

在借鉴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时，不应该忘记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在笔者看来，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是把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融入音乐学研究中，从而促进音乐学研究问题的有效解决。合乎这个目的的跨学科研究就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太好的，甚至是不好的。由此，音乐学跨学科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进行音乐学跨学科研究时，应“适度”，以避免在过于宽泛的跨学科中消解了音乐学学科自身。具体说来，跨学科研究应该紧密围绕音乐学研究的问题域，不要漫无边际。假如音乐学跨学科研究过于宽泛，则可能导致本学科研究问题域的消解，最终导致音乐学学科的消解。

2.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借鉴、融合，必须是能有效解决音乐学问题的，而且是经过消化、过滤和改造的，对音乐学研究问题是具有切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应避免生搬硬套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

3.对西方理论、方法的借鉴和融合，应该以中西观照的态度，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在中西观照中，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消化、过滤和改造，使西方理论本土化，进而成为能有效地解决中国语境中的音乐学问题。

二、跨学科研究的探索

（一）音乐符号学研究的探索

本人的学术研究方向是音乐符号学，在研究中笔者把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身体理论引入音乐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音乐与现实关系问题和音乐意义生成问题展开；其中涉及音乐符号行为链条中的“物-身-心-音”的转化关系问题；音乐符号的能指一所指意指问题；音乐音响文本、乐谱文本、身体文本间的互文性意义生成等问题。试图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拓展音乐美学研究视野，深化音乐美学的研究内涵。

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域和对象，当把一个学科的理论引入另一个学科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该理论对另一个学科领域的的切适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把这个理论有机融入到相关的学科领域。同样，在把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身体理论引入音乐学领域时，首先要考虑这些理论对于音乐学研究的切适性，因为这些理论针对的理论域和对象主要是语言学、文学的、现象学的，其中必然存在不适用于音乐学理论域和对象的东西。如果生搬硬套其理论，必然无法有机融入音乐学理论域，无法对对象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所以在引入这些理论的核心概念（如符号、能指、所指、互文性、身体、身体间性等）时，必须在吃透、消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度的过滤和改造，保留其理论普适性部分，剔除其理论特殊性部分，挖掘其与音乐学问题域相关联的部分，经过消化、过滤和改造，使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和身体理论能较好地融入音乐符号学问题域的研究，并且具有较好的切适性和可操作性。

中西文论的融合是我在音乐符号学研究中所采取一种研究方法。“物-心-身-音”模式的提出，一方面以中国传统乐论为基础；另一方面把西方的符号学理论、互文性理论和身体理论融合其中。笔者试图以这种模式去描述音乐符号行为链条及意义生成过程。

在音乐符号行为中，“物”、“身”、“心”“音”的转化，若从音乐符号创作行为的发生来看，则可描述为“物”（现实事物）——“心”（作为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作曲家在感知现实事物的基础上产生的心灵活动过程）——“身”（作曲家把心灵活动中意欲表达的音乐音响通过身体的写作行为或即兴演奏行为外化为乐谱符号作品或音响符号作品的行为过程）——“音”（通过作曲家身体的写作行为或即兴演奏行为物化为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或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的本身）的转化过程。

若从以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为中介的音乐演奏行为的发生来看，则可描述为“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心”（作为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演奏家对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的解读、体验、理解的一系列心灵活动过程）——“身”（演奏家在对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的体验、理解、解读的基础上，按照音乐作品中的乐谱符号所规定的要求，用身体动作演奏乐器的过程）——“音”（演奏家演奏乐器过程中所呈现的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本身）的转化过程。

若从音乐欣赏行为发生的来看，则可描述为“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身”（听众的身体，其中包括听觉、肌肉和整个躯体，对音乐作品的音响作为声音刺激物产生的生理情绪层面的反应和体验）——“心”（听众在身体性的生理情绪反应体验基础上，产生的把音乐音响作为具有“意味”的符号来体验、联想、解读等一系列的心理意识活动）——“物”（听众通过对音响符号意义的体验、联想、解读等一系列心理意识活动，把音响符号与其所象征和意指的现实事物关联起来）的转化过程。

在音乐符号行为中，作为创作行为结果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和作为演奏行为起点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是同一的，此处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是创作行为向演奏行为转化的中介点；作为演奏行为结果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和作为欣赏行为起点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同样是同一的，此处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是演奏行为向欣赏行为转化的中介点。由此，“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或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在作曲家、演奏家和听众的音乐符号行为的表达交流活动中起到重要的符号中介作用。而“身”（身体行为）则分别在音乐符号的创作行为、演奏行为和欣赏行为中的“心-音”相互转化中起着重要的行为中介作用。

（二）利用华南师范大学综合学科群优势，进行校内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学-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探索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是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学科带头人莫雷教授是我国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现任中国心理学学会会长，在学习认知心理研究上成就斐然，并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学术团队和世界一流的心理学实验仪器和设备。我们充分利用本校心理学科的优势，进行校内跨学院、跨学科的联合。近来，主要做了如下三方面工作：

1.成立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心理研究中心，学术团队由两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

2.利用先进仪器设备，进行音乐-心理学跨学科实证研究，其中涉及音乐与美感关系、音乐语义启动机制、音乐听觉延留等研究课题，部分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心理学报》等国内心理学权威刊物。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心理学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音乐心理学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涵。

3.实施音乐学-心理学跨学科人才培养，从音乐专业本科生中挑选优秀人才进入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心理学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培养方案由音乐学院和心理学院共同制定，跨学院授课，实行音乐学一心理学双导师制，成绩优秀者，二年级可转为硕-博连读生，毕业后回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音乐心理学研究培养跨学科研究的复合型人才，为音乐心理学科发展培养后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