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十二郎文》韩愈（4篇）

【导言】此例“《祭十二郎文》韩愈（4篇）”的范文资料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分享整理，以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祭十二郎文【第一篇】

关键词祭文；韩愈；宗璞；情感；比较

具有动人心魄的美学力量的必定是真而浓的情愫。有表现力的文学，一定能打动人。《祭十二郎文》和当代女作家宗璞的《哭小弟》都是影响深远的祭文名作，两篇祭文的情感表现力都很到位，骨肉亲情、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每次诵读，我们都会随作者情感的真挚流露而感同身受。

从整体来看，两篇祭文都是以“悲情”贯穿全文。传统祭文以四言韵语为固定格套，韩愈为抒写自己对十二郎悲痛至深的真挚感情，打破了古代祭文骈俪的韵文特点，不受韵文的约束，不顾老一套的旧格式，用散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他胸中的哀诚。不俗套不空洞，风格自然朴实。从叙述幼时的悲苦，以至成年时事业和功名的不顺，生之痛苦自不堪言，又加上比自己年幼的侄儿先自己而去，悲痛使作者情不能已。问天、问地、问死者、问自己，极写不能相信、不敢相信，但侄儿已死，这是事实，感叹事实太残酷、太无情。骨肉至情的真情流露尽诉笔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对本文评价更高：“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1]

《哭小弟》贯穿全文的同样是凄楚哀婉的情调。文章自始至终紧扣“哭”字，字字句句都是哭诉对小弟的留恋。作者从哭小弟病逝开始，接着是哭他想吃对虾，哭没有人再叫自己“小姊”，哭肿瘤拳头大，哭手术后复发，哭“双肩挑”，哭“汗流浃背”，哭同事来信，哭无怨无悔，一直到哭蒋筑英、罗健夫，最后以“小弟，我不哭”收尾。宗璞不仅为自己家庭过早地失去一位骨肉至亲而放声大哭，而且为国家民族过早地失去一位英才而哭泣，全部材料都是以作者极度悲怆的情感来融贯的。通过对小弟大量感人肺腑的事迹的回忆，字里行间饱含真情，读来令人肝肠寸断。

但二者因为时代的不同，文章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

一

一般祭文大都对死者歌功颂德，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只追叙与侄儿的生活和深厚感情，表达对侄儿无尽的哀思。作者与死者虽为叔侄，却情同手足，哀伤痛彻心扉，这是人之常情。另外，韩氏家族本来就人丁不旺，十二郎的死无疑对家族而言是雪上加霜。古代人都很注重门庭家道，韩愈的切肤之痛、至悲至痛，足以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加上十二郎之死纯属意外，没想到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会让侄儿丧命，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作者更为悲痛，对侄儿的遽死追悔莫及。在这样的心境下，作者又饱受宦海沉浮之苦，有感而发人生无常。自己的悲苦，为侄儿的悲痛更蕴含了无限的酸楚。作者不怕死，因为死后可以和十二郎见面，甚至视死为幸。但又担心死后不能相见，连为侄儿悲痛的机会都没有了，因此又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情感的流露也仅仅局限在亲情方面。

《哭小弟》文章的立意，不仅仅是悼念小弟，还称颂了我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奉献的精神。宗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的散文既具有中国传统散文的典雅，又表现出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现代意识。另一方面，学者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也使宗璞散文呈现出深邃的生命意识与细腻的生命感悟并存的独特风格。[2]

小弟英年早逝，蒋筑英、罗健夫等一批知识分子也都是英年早逝，文章的题目是哭小弟，但实际上是哭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作者的用意也不在悲痛本身，而在于揭示这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迟开早谢。小弟的病逝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肩上的担子过重，自己又过于废寝忘食，累死的，是由于错误的诊断把诊治的机会给耽误了，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的不堪重负的精神压力。笔锋直指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极“左”路线的反复肆虐，特别是“”期间的残酷迫害。这种迫害的后果就是“”后一批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以及由此给国家造成的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而知识分子“担惊受怕”的普遍心理的酿成，则说明那时的政治压力是多么深重。比起韩愈来说，宗璞已把个人的情感撒播到众多知识分子，进而为他们呼告，希望人们对知识分子给予更多的爱护和关注。“哭小弟”从字面上看，自然是为小弟的早逝放声一哭，但就文章的具体内容来看，已升华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痛惜，这一点和古代的祭文有很大的区别。

二

从两篇文章的整体结构和写作方式来看，也有差异。《祭十二郎文》行文结构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并且具有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特点。先通过对幼时的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悲情描述；及成年的多次科举不第，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到“去年”的身体不佳，担心自己会死掉，十二郎会孤苦留在世上；再到“今年来”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及叔侄二人之间三别三会的叙述，突出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文章叙事的内容紧紧围绕叔侄二人生离死别的中心来写，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与侄儿的感情非同一般。作者更把听到侄儿死讯后的复杂情感蕴含其中，叙事抒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哭小弟》的整体建构虽看起来十分散漫，但读起来又觉得自然流畅、浑然一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科教兴国的呼声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历经多次政治运动，长期受极“左”思潮的挤压，特别是“”期间备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因此，不少人积劳成疾、积冤成疴，而于“”后八十年代初期英年早逝，这在当时的知识界造成了很大的反响。宗璞在小弟去世后，联想到一些中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强忍悲痛，写下了这篇浸透泪水的悼念散文。她为知识界痛惜，也为国家痛惜，并希望这样令人痛惜的事不再发生。

和《祭十二郎文》不同的是文章不是按照小弟一生的时间顺序展开，也不是按照北京、东北、城都、陕西、医院的空间位置展开，更不是聚集在某一点上靠联想辐射生发开去，而是把一生的工作情况、治病的经过、人们追怀的情景，都分割成许多片断，然后将它们交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开头就说“小弟去了”，接着写他小时候冬天用冷水洗脸，看起来是倒叙法，可是接下去又跳到了“手术室”；接着写小弟大学毕业，却又一下子跳到了逝世那天，而后则又回到生病前的工作。如此跳跃交错，着实令人一下子理不出头绪来。其实，《哭小弟》主要是以深切的悼念之情来融贯看似零散的材料，体现出散文既要散又要聚、散而能聚的基本特征。一般说来，散文的表层人、事、物是多变的，往往以多姿多彩取胜，而内在情理却必须是一以贯之的，或以意聚，或以情贯，或情意交融通贯。从心理学角度看，《哭小弟》的散是有表现价值的。人在激情热烈特别是悲哀至极时，理智受到抑制，思路比较紊乱，而想象和联想却往往比较活跃，只不过片断性、跳跃性较强。《哭小弟》的结构正体现着材料的安排与心理规律的统一，材料的跳荡交错，恰恰表现出“我”内心的极度悲痛，这或许就是作品整体建构的艺术匠心所在吧。同时，本文把记叙、抒情、议论紧密结合，使叙事、抒情、说理水融，是本文在写作上另一鲜明的特点。具体表现：以叙带议，叙中带议，以叙为主，夹叙夹议；即事抒情，情理统一。这种表达方式既深化了主题，又升华了人物的思想境界，从而加强了作品感人的力量。

三

从两篇文章的人物艺术表现方式来看也有差异。采用对话形式，是《祭十二郎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全文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来写，话语朴实，作者娓娓道来，仿佛十二郎就在自己面前，就好像自己和侄儿在亲切地交谈；又让读者感到，逝者已逝，但其亡魂依然可听到他的家常絮语；甚至作者对侄儿的病因、死期还进行了询问。这种对话形式，如泣如诉，显得格外自然真切，感彩和抒情意味颇为浓厚，因而也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抒情性。

《哭小弟》人物描写的特点是重在细节和烘托。本文选用典型材料，在记事基础上通过抒情和议论来表现人物品质和深化主题。写真人真事，特别是“普通人”，不能像小说那样进行虚构，不可能有惊人的情节和重大的场面，因而主要是于细微处见精神，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写来显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小弟的形象几乎全是由细节组合起来的：已经卧床不起，还要留着几份航空材料“想再看看”；马上要做手术了，却要求先去开个讨论会回来再做；小时候冬天用冷水洗脸，还给姐姐做榜样；医生说他的病治不好了，他还面带笑容，毫不介意；每有大型试验，他总是仔细“检查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夏天最酷热的时候，他还坚持“伏案看资料”；疾病常使他“从睡眠中疼醒”，工作中有时会疼得“大汗漓淋”。即使用一句话来写人，也尽可能地具体：“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这些细节，叠加式地强化出一代知识分子无私奉献的精神。本文的人物描写还重在侧面烘托，而且手法也多姿多彩，笔墨娴熟。写他动手术时，室外拥来许多人，“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说他在家庭中，“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文章中还摘录了小弟病逝后他的同事的来信，充满了怀念、痛惜之情。特别是父亲冯友兰的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更是从侧面对小弟一生的品格和命运作了全面概括。其实，文章自始自终浸泡在“我”的泪水和呼唤之中，令人揪心，这本身就是对小弟高尚人品的最好烘托和渲染。

除此之外，两篇祭文的语言也各有特色。韩愈的祭文语言朴实，抒情性较强，用助词多，还特别注重虚词的应用以增强行文的感染力，全文多处反复运用了“而”、“邪”、“也”、“矣”、“乎”等语气词。其最妙处，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耶”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3]抒情的语气，使表达的感情更加强烈，而且增强了文章顿挫有力的节奏，突出了作品的感人力量。

《哭小弟》赞颂小弟时多处运用细腻的语言，细腻的语言有助于准确地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两个“不知不觉间”，来回忆小弟在事业上的进展，让读者感觉时间飞逝，但小弟在工作上的进展更快。由此，姐姐对小弟的敬佩之情不言而喻。另外，本文的语言还比较隐晦，多处运用了象征暗示笔法。这也是古代祭文所没有的特点。当写到小弟“积劳成疾”、“积郁成疾”时，作者说：“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这些隐喻的内涵都是指向“那些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和可悲命运，指向极“左”路线长期肆虐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和罪恶。对此，作者没有正面铺张扬厉，或许是出于审美的需要，或许是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过，极“左”思潮的余热尚未散尽，还未到作者畅所欲言的时候。但不管怎样，我们应当不难感受到，滚动在文章行文中的复杂激情和潜藏在所写人事背后的深层意蕴。

总之，两篇祭文尽管出自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之手，但还是有颇多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把这两篇文章比照阅读，多加分析，总能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1]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2]刘燕苹。论宗璞散文的生命意识[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6）.

[3]费衮。梁溪漫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祭十二郎文【第二篇】

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礼仪的起源，按荀子的说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鬼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尊卑、尽

孝正人伦的礼仪。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见中国宗法）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人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因此，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三礼”(《仪礼》、《礼记》、《周礼》）的出现标志着礼仪发展的成熟阶段。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即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行礼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极尽其能。直到现代，礼仪才得到

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

古代政治礼仪

①祭天。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所有这些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

②祭地。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③宗庙之祭。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祭祀时还要卜筮选尸。尸一般由孙辈小儿充当。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品不能直呼其名。祭祀时行九拜礼：“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宗庙祭祀还有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帝喾、尧、舜、禹、黄帝、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自汉代起始修陵园立祠祭祀先代帝王。明太祖则始创在京都总

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

④对先师先圣的祭祀。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宋以后一直沿用“释奠”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没有尸)，作为学礼，也作为祭孔礼。南北朝时，每年春秋两次行释奠礼，各地郡学也设孔、颜之庙。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代，盛京(辽宁沈阳)设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

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曲阜的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以北京太学为准式。乡饮酒礼是祭祀先师先圣的产物。

⑤相见礼。下级向上级拜见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外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

⑥军礼。包括征伐、征税、狩猎、营建等。

古代生活礼仪

①诞生礼。从妇女未孕时的求子到婴儿周岁，一切礼仪都围绕着长命的主题。高禖之祭即是乞子礼仪。此时，设坛于南郊，后妃九嫔都参加。汉魏时皆有高禖之祭，唐宋时制定了高禖之祀的礼仪，金代高禖祭青帝，在皇城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台下设高禖神位。清代无高禖之祭，却有与之意义相同的“换索”仪式。诞生礼自古就有重男轻女的倾向。诞生礼还包括“三朝”、“满月”、“百日”、“周岁”等。“三朝”是婴儿降生三日时接受各方面的贺礼。“满月”在婴儿满一个月时剃胎发。“百日”时行认舅礼，命名礼。“周岁”时行抓周礼，以预测小儿一生命运、事业吉凶。

②成年礼，也叫冠礼，是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礼仪。冠礼从氏族社会盛行的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参加的成丁礼演变而来。汉代沿袭周代冠礼制度。魏晋时，加冠开始用音乐伴奏。唐宋元明都实行冠礼，清代废止。中国少数民族不少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成年礼，如拔牙、染牙、穿裙、穿裤、盘发髻等仪式。

③飨燕饮食礼仪。飨在太庙举行，烹太牢以饮宾客，重点在礼仪往来而不在饮食，燕即宴，燕礼在寝宫举行，主宾可以开怀畅饮。燕礼对中国饮食文化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节日设宴在中国民间食俗上形成节日饮食礼仪。正月十五吃元宵，清明节吃冷饭寒食，五月端阳的粽子和雄黄酒，中秋月饼，腊八粥，辞岁饺子等都是节日仪礼的饮食。在特定的节日吃特定的食物，这也是一种饮食礼仪。宴席上的座次，上菜的顺序，劝酒、敬酒的礼节，也都有社会往来习俗中男女、尊卑、长幼关系和祈福避讳上的要求。

④宾礼。主要是对客人的接待之礼。与客人往来的馈赠礼仪有等级差别。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雉为贽；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以羔为贽。

⑤五祀。指祭门、户、井、灶、中(中室)。周代是春祀户，夏祀灶，六月祀中霤，秋祀门，冬祭井。汉魏时按季节行五祀，孟冬三月“腊五祀”，总祭一次。唐、宋、元时采用“天子七祀”之说，祀司命(宫中小神)、中、国门、国行、泰厉(野鬼)、户、灶。明清两代仍祭五祀，清康熙之后，罢去门、户、中、井的专祀，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与民间传说的灶王爷腊月二十四朝天言事的故事相合，国家祀典采用了民间形式。

⑥傩仪。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商周。周代的傩仪是四季驱邪逐疫。周人认为自然的运转与人事的吉凶息息相通。四季转换，寒暑变异，瘟疫流行，鬼魂乘势作祟，所以必须适时行傩以逐邪恶。傩仪中的主神是方相氏。两汉，傩仪中出现了与方相氏相配的十二兽。魏晋南北朝隋唐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份，方相氏和十二神兽角色，由乐人扮演。至今仍有遗存的贵州土家族傩堂仪最为完整典型。

中国礼仪在中国文化中起着“准法律”的作用。

古代女子饰物

头饰

旧时，成年女子挽髻，戴有各种头饰。

一是笄，如骨笄、银笄或金笄。古时女子15岁成年时举行笄礼，俗称“上头”，盘发为髻，以笄 横贯固之。笄的首端或两端镂以花鸟装饰纹样，并配以小垂链。

二是簪。就质料而言，有骨簪、角簪、象牙簪、铜簪、银簪、金簪等。发簪是用来插髻使头发不 散乱的饰品，后来经过改进，缀上珠宝花饰，装饰作用更加突出。

三是钗。是一种由两股簪子合成，别在发髻上的首饰。有金钗、银钗，常配备成对，首端一缀凤，一缀凰，称为凤钗；还有钗首镶嵌珍珠的珠钗，镶嵌玉石的玉钗。

此外，发饰还有耳挖、发夹、发梳、扣花、扣链等。民国以来，去髻剪发，饰品一般只用发夹，夹上饰以金花。

簪花围

泉州城四郊，包括派派、南安、惠安农村部分妇女，保留“簪花围”习俗。把含苞或初放的花朵（含笑、玉兰或小朵鲜花），用麻丝线穿掇绕成环，围绕在发髻周边，多至三、四环，色彩相同。还簪插玉簪、银梳、金丝练和“佛仔线”，双鬓脚又簪挂大朵鲜花，把满头青丝装饰得明艳照人。据传是宋元时代阿拉伯人风俗延续下来的。

耳饰

一般由金、银制成。

耳环：环状的耳饰，末端开口，可伸可缩；带坠耳环一般在坠上嵌以珍珠、玉石、翡翠、宝石之类。

耳钩：状如倒置的问号，俗称“丁香”。

耳栓：状如圆头螺丝钉，用螺母旋定。

清至民国，女童从小穿耳，栓以红线头，至十一二岁才戴 耳栓或耳环。建国后，女童不兴穿耳孔，妇女不爱戴 耳环，耳饰一度敛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轻女子重兴耳饰热，且花样品种不断翻新。

足饰

有足圈、足链，多为少女少妇使用。至于婴幼儿的手饰（手圈、手链）、足饰（足圈、足链），一般为银制品，旁系小银铃，活动时 叮当有声。

古代官职

丞相与内阁

秦汉定制，以丞相为辅佐皇帝的最高政务长官，与太尉、御史大夫地位略等。太尉掌军，御史大夫掌监察，又兼为丞相之副，其相互制约的作用。汉代初期，有时置左右丞相各一人，但一般只置一人，不分左右的。魏文帝置中书监、令，自是事归台阁，历南北两朝，皆以中书监、侍中、尚书令、仆射诸官掌机密，这就是中书监、令成为宰相的起源。而丞相只作为优礼大臣的崇高官位，不甚假以事权。一直到南宋孝宗以后，才又采用左右丞相名称，辽金元亦同。明初亦设左右丞相，不久即废。至成祖时置内阁，只以内阁诸臣参与机务，至此以后不再有丞相之名。

到清时，大学士赞理机务，表率百僚，但兼殿内及六部尚书衔。到雍正以后，军机处成立，为全国政务中枢。至清末，又成立内阁。

六部：

清代六部的执掌如下：

吏部：主管文官的登记，资格的审查，成绩的考核及任免、升降、转调、俸给、奖恤等事的审查。人员编制：尚书二人，左右侍郎二人，下设文选司，管理文员的选用；考功司，考功过；稽勋司，掌更名改籍终养服制；验封司，掌封赠袭荫。各司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部同）。

户部：主管户口、赋税、薪饷、铸币。其编制为尚书二，侍郎二，下设十四清史司。属于户部的有下列二机构：户部三库（银库、段匹库、颜料库）、户部仓场衙门。

礼部：主管国家典礼和教育、贡举。编制：尚书、侍郎，下设仪制司、祠低俗作品请删除、精膳司、铸印局。

兵部：主管练兵、武器和武官一切政令。编制：尚书、侍郎，下设武选司、车驾司、职方司、武库司。

邢部：主管国家的法律刑罚。编制：尚书、侍郎，下设十八司（按省分）和赃罚库司库（收赃银送户部）、律例馆（修法令条文）。

工部：主管土木兴建和水利等。编制：尚书、侍郎，下设营缮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节慎库、制造库、料作所、琉璃窖监督、皇木厂监督、管理街道厅。

九寺：

光禄寺：掌宫廷宿卫及侍从，北齐以后兼掌膳食帐幕，唐以后始专司膳，历代因之。

太仆寺：掌舆马畜牧之事，北齐始曰太仆寺，清光绪改革官制时并入陆军部。

太常寺：秦署奉常，汉改太常，掌宗庙礼仪，至北齐始有太常寺，清末废。

宗正寺：明清为宗人府，掌天子宗族事。

大理寺：掌刑狱案件审理，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清改为大理院。

卫尉寺：掌门卫屯兵，北齐改为卫尉寺，隋改为军器仪仗、帐幕之类，明废，清有銮仪卫。

鸿胪寺：秦曰典客，汉改大鸿胪，掌赞导相礼。鸿，声也，胪，传也，传声赞导，故曰鸿胪，至北齐曰鸿胪寺，清末废。

祭十二郎文【第三篇】

关 键 词 ：花儿会　湫神　祭神赛会　啊呕令

“花儿”是一种古老的民歌，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部分地区。按其流行地域、音调和格律等的不同分为“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类。其中“洮岷花儿”以洮水、岷山而得名，其曲调又以洮水为界，洮河北和下游的“两怜儿”以莲花山为中心，流传于临潭（旧洮州）、卓尼、渭源、临洮、康乐等地，称为“北路派”；洮河南的“啊呕令”以二郎山为中心，流传于岷县、宕昌等地，称为“南路派”。

按当地传统，花儿的传唱只能在山间野外进行，不允许在家里、村庄内演唱，遇到有不同辈分的人在场时也不能唱。在洮岷花儿流行区内，每年春夏之际有大小不同、形式多样的花儿会近百场。其中以南路派农历五月十七二郎山花儿会和北路派农历六月六莲花山花儿会最为著名。本文即是对二郎山花儿会所做的实录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地理人文环境

二郎山位于甘肃岷县城南。岷县古称临洮，地处陇中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西秦岭交汇地带，山大沟深、高寒阴湿。全县境内有22条长年流水河，其中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洮河穿境而过。洮河岷县段沿岸有大量的“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岷县是古羌族的住地，是传说中“龙的故乡”。

岷县是历代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自古就有“西控青海、南通巴蜀、东去三秦”之说。商贸活跃，是通向大西南的“旱码头”。如今，岷县境内有汉、藏、东乡、裕固、撒拉、土族等9个少数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95%。

二、二郎山花儿会与湫神祭祀

二郎山花儿会是当地传统的祭神赛会上的一种风俗，源于古代羌族、藏族的“祭山会”。岷地气候变化很大，多冰雹、干旱。人们往往把农业生产收成的丰欠、人丁的兴旺与祸福、牲畜的增减都看成是“神灵”在主宰。他们把美好的愿望寄托给“神灵”，从而求得神灵的佑护。

在岷县祭神赛会上参加祭祀的是18位“福神”，民间称其为“湫神”，湫者水池也，实为“水神”。相传这些神司雨（祈雨、驱雹）、水（镇水）。湫神有男有女，男神多是历代的忠臣良将、爱国英雄，乡民敬称为“佛爷”，还冠有“xx大爷”“xx大王”的称号。女神多是神话传说与本地成神之人物，乡民敬称他们为“娘娘”或“阿婆”。农历五月，十八湫神全驾出巡、全程巡域，自月初相继开始，中旬形成高潮、下旬先后结束。五月十五日，出巡湫神分头向县城集中，十七日午后18位湫神依次登上城南二郎山接受官祭。入夜，部分湫神在城区走马路，部分返回农村继续巡域活动，也有部分回本庙司雨看田。这便是有名的岷县“五月十七湫神赛会”。①

赛会期间，会众各抬湫神吆喝跳跃，呼号前行，遇泥水亦不畏惧，俗称“扭佛爷”，气氛非常热烈。在“五月十七”赛会上，有湫神落轿听“花儿”的风俗，每至赏心处，便起轿狂跳。因此，当地群众中有在“五月十七”唱“神花儿”（专门唱给佛爷们听的花儿）和“苦心曲儿”（对佛爷倾诉自己的苦难）来诉愿的习俗。

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为期3天左右，正会为农历五月十七。（岷州志·竹枝词）中：“社教逢逢禳赛时，青旗白马二郎词，踏歌游女知多少，齐唱迎神舞柘枝。”正是对五月十七二郎山花儿会热烈场面的写照。当地人把参加花儿会称作“赶会”或“浪山”。花儿会的参加者大多为农村青年，也有一部分中老年人。 “一年一回二郎山，心比杨家教场宽，高高兴兴地浪几天”这首花儿小段，道出了人们对花儿的喜爱之情。

三、”啊呕令”的起源

二郎山花儿会上歌手们演唱的曲调主要是“啊呕令”。其曲调古朴、单一，歌词用岷县方言演唱，具有传言、问事等实用性特点。由于此调在每句之前都有“啊呕”的呼唤性开头，故而用此名。相传啊呕令源于古代羌族的山歌。岷县民间流传有“山叫鬼”随人口音说话的传说，这种“山叫鬼”，就是“山魈”，俗称“迷混子”，即《山海经》中所说“夔”，也就是音乐之神的化身。人们在林中遇见时不敢相互呼唤姓名，一呼则“山叫鬼”就来追魂。岷县在历史上是古羌族人生息繁衍之地，古羌族人在林中伐木，为了避免“山叫鬼”的侵害，就“啊呜”“啊呜”地叫，呼唤山神来保佑自己，这就是羌歌的开始。②

啊呕令是现在对洮岷花儿南路派代表性曲调通用的叫法，也有人将它叫做“扎刀令”，这是由于此调开口声猛而尖利如同扎刀一般，且演唱颇为费力被一些人冠以带有贬低性的“扎刀”一词。事实上，“啊呕令”和“扎刀令”的叫法都似乎不是历史的原意。在岷县方言中，对啊呕令的叫法是“啊呕怜儿”。在当地花儿唱词中有大量“怜儿”一词出现，“怜儿”是当地对对方或双方之间的昵称。这一点，在清光绪庚寅科进士（1890年）尹世彩描写家乡岷县五月十七花儿会的诗中也有证实：“五月十七二郎山，袒裼裹裎人万千，少年都是谁家子？一声姊妹怜。”诗有注云：“怜是岷县花儿中的土语。”

四、”啊呕令”唱词格律及音乐风格

啊呕令唱词的基本结构是：三句为一首，每句七字四顿，单音字收尾。如：风刮︱杨柳︱波波︱索︱，你是︱我的︱开心︱锁，见了︱不笑︱不由|我︱。三句以上的唱词都是三句花儿的演变，最常见的有四句、五句、六句等。啊呕令中句句押韵，一韵到底的为数最多，如：“月亮跟前红云彩，尕妹妹的好人才，就像牡丹刚开放。”除此之外，还有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不押韵；第一句不押韵，其余句押同一个韵；一、三单句押一韵，二、四双句押另一韵的等等，但为数很少。

啊呕令的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等，在花儿会上一般都是以对唱的形式出现的。每首啊呕令在起唱时都有一个称谓句或起兴句，如“怜儿啊”“尕心亮哎”“镰刀割了红心柳”等等，演唱下句时，歌手往往重复上一句的句尾，再不唱称谓句，这样就形成了“顶真格”的形式。如：“二郎山爬叶儿树，爬叶儿树上起烟雾，烟雾缠山山缠路，我的人，啊一天把你能缠住。”

啊呕令的曲调高亢嘹亮，朴实粗犷。节奏非常自由，类似我国戏曲中的散板，其乐曲结构属单乐段，多为三句、四句结构，也有五句、六句等。每句前都冠有“啊呕啊呕”的呼唤性开头，其调式为七声商调式，骨干音为234561，乐句中间的拖腔常在4音上，句末结束在2上。每句旋律虽略有不同，但基本曲调是一致的。

注释 ：

①李琳．甘肃岷县的湫神崇拜

②景生魁．啊呜令的起源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岷县志编篡委员会编．岷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3]张君仁．花儿王朱仲禄，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4]柯杨．诗与歌的狂欢节，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5]宋志贤．洮岷花儿源流初探，原载于《叠藏河》，2005年第1期

祭十二郎文【第四篇】

[关键词]魏晋六朝；学校行政体制；教师管理；学生管理

虽然魏晋六朝多数时间处于动荡之中，学校兴废无常，但学校管理体制的架构依然存在，部分学官也长期设置，就像柳诒徵先生针对南朝国学所作判断：“南朝国学，时有兴废，而典学官师，相承设置，不以废学而罢其官。盖讲学之外，兼司仪礼，祭酒、博士之类，不患无所事也。”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及诸多原因的影响，长期以来对于该时期教育管理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弱，教育管理制度的许多史实不甚清晰或语焉不详，为此本文愿就此做一厘清工作。

一、多元形态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在中央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魏晋名义上依然承汉代旧制，以太常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如西晋武帝设立的国子学、太学，均由太常统属。唐杜佑也认为：“凡国学诸官，自汉以下，并属太常，至隋始革之。”不过，太常在汉代位居九卿之首，地位显要，工作繁重，但此时却流为闲职，除了国学教师的考选由其主持外，似乎没有太多的事务。中央官学的管理实际由学校内部的管理人员和机构负责。

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与汉代一样，立五经博士为教官，《魏书》中记载：“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蜀、吴的官学制度虽不如魏发达，但据现有史料，两国依然有太学的设立，同样设有经学博士，“尹默，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子宗传其业，为博士。”孙吴的官学教师称谓不一，主要有都讲祭酒、博士祭酒、博士等，《三国志·吴志·孙权传》：“黄龙二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似乎还有博士祭酒和博士之分，“孙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若依汉代旧制，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是学校的最高实际管理者。

祭酒在史书中有博士祭酒、国子祭酒、祭酒博士等不同称谓。博士祭酒之名起于汉代，《后汉书·百官志二》载：“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按照《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载：“博士，秦官也……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可见，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长。由于汉代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故博士祭酒其实便是太学中的博士之长，它与后来的太学祭酒应是异名同实。晋时沿袭这种称谓，如《晋书》中载有“博士祭酒刘熹等议”、“博士祭酒曹志”等。

西晋武帝时期开始设立国子学，由此进入国子学与太学并兴时期。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76年），设定了学校教师编制，规定国子祭酒、博士、助教为学官。同样，太学也有太学祭酒和太学博士掌太学教学与管理。不过，西晋虽有两学之称，但实际上国子学隶属于太学，管理者也同为一人，即国子祭酒与太学祭酒实则一人兼任，只是博士称谓有所区别而已。东晋政权在江左建立后，便立太学设博士，以期达到“揖让而服四夷，缓带而天下从”的目的。淝水之战后，东晋获得了暂时的安定和发展，故在孝武帝太元年间又设立了国子学，当然就设置了国子祭酒与其他学官。

宋、齐、梁、陈的学校管理体制与魏晋相比有所损益，一方面依然设置有祭酒、博士、国子博士、国子助教、助教等负责太学、国子学的管理与教学，另一方面刘宋和南齐时因有总明观的设置，故又另设置了总明观祭酒一人统管学校事务，并在玄、儒、文、史四科中各置学士10人。

北魏学官建制主要沿袭汉制，有太学博士、四门小学博士、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国子助教等学官设置，相互之间是否有隶属关系，由于史料的缺乏不得而知。

北齐中央官学不振，“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年）下诏设立国子寺，“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似乎国子寺只是如国子学之类的学校教育机构而已，其实不然。据《隋书·百官志》载：北齐国子寺掌训教胄子，置祭酒一人，属从置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又统领博士、助教、太学博士、助教、四门博士、助教以及各类学生若干人等。可见，国子寺其实是一个专门统领中央官学的教育管理机构，其中祭酒是最高的教育管理者。虽然按照北齐不安的社会局势以及中央官学发展不振的现实，国子寺统属及管理事务未必能够完全实现，但从国子寺官制架构的事实看，它作为隋唐中央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国子监的先驱则是不争的事实。

魏晋六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地方教育发展虽然主要依靠地方官吏自身的努力，但在教育管理制度的建立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创新。

魏晋南朝地方行政区划一般分为州、郡、县三级，虽然有学者指出在州之上还有更大的行政区域都督区存在，但其对州的控制较弱，且无学官的设置，故州、郡、县三级是这个时期地方学官体系的主干。

“从事”在汉时为州属佐，魏晋六朝多承袭汉制，在州一级，三国曹魏时主要设文学从事一职，作为掌管州学的学校官，《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载，管辂正始中曾为冀州文学从事。蜀汉官制也承袭汉制，州设置劝学从事和典学从事，名儒尹默、谯周先后担任益州的劝学从事，《三国志·蜀书·尹默传》云：“尹默，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而同书《谯周传》云：“建兴中，丞相（诸葛）亮领益州牧，命（谯）周为劝学从事。……大将军蒋琬领刺史，徙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据此可知，典学从事职责是领全州学政事务，为州一级主管教育的最高官员，而劝学从事则是其属下，具体管理学校教育事务。

两晋时期的州地方学校官，称谓不一，有典学从事、劝学从事、儒林祭酒、崇文祭酒等，例如西晋泰始年间，蜀郡何祗曾担任益州典学从事；东晋庾亮领江州时，提拔孟嘉担任州劝学从事；西晋永嘉时期，华轶为江州刺史，“每崇典礼，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训。乃下教日：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议，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东晋大将军庾亮镇守武昌时，开置学官，起立讲舍，设儒林祭酒，厚加供给；西晋永嘉初年，张轨任凉州刺史，“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此外，按照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学生题名”碑记载，当时在东晋以后还有典学从事史为学官。

虽然南朝州学校官的名称主要有文学从事、劝学从事、儒林祭酒等，不过具体到各朝代又略有不同。刘宋时期，州学校官有文学从事、劝学从事、儒林祭酒、文学祭酒，例如吴兴人孙法宗、山阴人姚吟曾分别被辟为文学从事。《宋书·豫章王子尚传》记载：大明七年（463年），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立左学，招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学生师敬，位比州治中；文学祭酒一人，比西曹；劝学从事二人，比祭酒从事。”南齐时除继续设置劝学从事、文学祭酒、儒林祭酒外，还有儒林参军的称谓，不过，亦有学者认为儒林参军即儒林祭酒③。萧梁时，州皆置文学从事（或“文学从事史”）、劝学从事、儒林祭酒。此外，还有儒林参军。南陈主要承梁制，也设有文学从事一职。

“掾”在古代为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称，三公等高位者皆可辟召掾属。汉时郡守下设有文学掾一职，其职责主要是管理学校，教授弟子，也兼管郡内教化、礼仪之事。魏晋南朝继承了这个制度，文学掾成为郡学管理者或教授者，魏武帝曹操为丞相时就曾任命司马懿为文学掾；曹魏时期，管辂被清河太守辟为文学掾。两晋之时，根据官制规定，各郡国皆置文学掾一人，虽由于动荡的社会，这种规定不过具文而已，但考诸历史，当时设立了官学的郡国，确有文学掾的设立，如豫章人熊远、高平人王沉等均被辟为文学掾。

建安八年，曹操下令“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两晋之时，根据《晋令》，“诸县率千余户置一小学；不满干户，亦立。”可知魏晋承继汉制，在制度上有县学建设的规定，又晋官制规定，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校官掾其实便是县学的管理者和教学者。

北朝地方官学管理体制基本承袭两汉，设博士、助教为州郡学校官。北魏州郡学校的设立始于献文帝天安初年，当时李诉为相州刺史，上疏请立州郡学校，得到批准。故在天安元年（466年），令郡置博士2人，助教2人。不久，献文帝又下诏高允令其制订郡国学校制度。高允受诏制订的郡国学校计划是：大郡立博士2人，助教4人，学生100人；次郡立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80人；中郡立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下郡立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其实，郡国立学，西汉平帝时便有全国设立学校的规定，但作为完整的地方教育制度的设计，则始于北魏。高允设计的按郡大小设置人数不等师生数的方法，在唐代地方官学发展中被继承。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郡国学校也被称为太学，《魏书·高祜传》记载：高祐出为西凉州刺史，“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

北齐袭魏制，州郡学校均设太学，置博士、助教以授生徒。

北周郡国学校虽不发达，但郡国依然有博士学官的设立，如《周书·孝义列传·张元传》云：河北芮城人张元因有孝行，县博士杨轨等二百人将其事迹上报朝廷，后得朝廷旌表。可见，县也有博士校官的设立。

二、有因有革的教师管理制度

魏晋六朝时期学官从层次及职责等方面看，大致有祭酒、博士、助教等。而由于学校设置多元化，教师的称谓也随学校名称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祭酒是学校教育教学事务的实际管理者，但同时也承担教学工作。

“博士”是常设之职，也是设置人数较多的专业教职。此时博士种类繁多，既有从事教学的学官博士，也有非学官博士，如太常博士等。即使是学官博士，又有五经博士、太学博士、国子博士、中书博士、四门小学博士等不同称谓。

“五经博士”的称谓最早起于汉代，由于当时太学中的博士是分授五经，故“博士”有时又统称为五经博士，其职责乃在分经讲授，因此五经博士有时也直接被称为某经博士，诸如《毛诗》博士、《公羊》博士等。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仍有五经博士的设置，如三国孙吴景帝永安元年（304年）诏置学宫，立五经博士；南朝梁武帝设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学者明山宾首膺其选；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于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

太学博士之职始创于南渡之后，据《晋书·百官志》记载：东晋元帝末年，增博士为16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如范宣、曹毗曾被征拜为太学博士。南朝虽无太学，但却均有太学博士的设置，究其原因，是因为此时的太学博士，其职责已不是教学而是政事。北魏时也设有太学博士。太学博士不同于五经博士之处，乃是其不再以一经一说教授生徒，这是该时期师法、家法被完全破除，在解经方面注重“博”的学风的反映。

国子博士始设于西晋武帝设置国子学之后，即国子博士是国子学的博士教官，后为历代所因袭，如东晋、南北朝无论是否设有国子学，均有国子博士的设置。由于国子博士自设立之日起，其数额不过1-2人，且按晋官品规定，国子博士介帻、冠、服、佩等与国子祭酒相同，故其教学实职不可能是分经教授者，更多地只是教学方面的领导者或学术顾问。此外，参与政事也是这个时期国子博士的重要职责之一，有时甚至成为唯一工作。

中书博士是中书学学官，系北魏所创。北魏太宗时，改国子学为中书学，并设立中书博士教授生徒，如孙惠蔚，太和初为中书博士。《魏书·李彪传》载：“高祖初，为中书教学博士”。有学者由此推断，中书博士中有从事教学与不从事教学之分。孝文帝太和中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中书博士之职也由此终结。

四门博士又称为四门小学博士，是四门小学之学官，最早设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宣武帝即位后，接受刘芳仿《周礼》四郊小学之制，创办专门面向寒门庶族子弟的四门小学的建议，分别在正始四年（507年）和延昌元年（512年）两次颁布设立四门学的诏令。四门学最终是否设立不得而知，但四门博士或四门小学博士的设置却是事实。《魏书·官氏志》载：四门小学博士，第九品。又据《魏书-儒林列传-董徵传》载：“太和末，（董徵）为四门小学博士。后世宗诏徵入璇华宫，令孙惠蔚问以《六经》，仍诏徵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而《魏书·广平王怀传》有语：“广平王怀。口有魏诸王。召入华林别馆，禁其出入，令四门博士董徵，授以经传。世宗崩，乃得归。”可见，四门博士就是四门小学博士无疑，而其教授的内容并不限于小学，而兼及经传。另据《魏书·逸士传》记载：李谧“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李谧英年早逝后，“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为其请谥。而《魏书·儒林传序》也载：“世宗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可知，四门小学博士又可称为小学博士。北齐时也置有四门博士20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博士教官，除上述几种外，还有皇宗博士、律博士、算生博士等。

助教的种类有太学助教、国子助教、四门助教等。

太学助教早在汉武帝兴办太学时便有设立，其职责是辅佐博士，分经以教授。这个时期依然延续旧制。不过，从史料上看，太学助教一职，南朝设置较少，而北朝则普遍设立，据《唐六典》记载，北魏时置太学助教，官居八品中，北齐有太学助教20人，北周置太学助教6人。这种情形可能与南朝太学不发达，而北朝主要继承汉代制度，重视太学设置有一定关系。

国子助教是晋武帝设置国子学后设立的。南朝立国子助教较为普遍，东晋的臧焘，刘宋的周野王、苏玮生，萧齐的徐景嵩、曹思文，萧梁的皇侃、卞华，陈朝的张讥、王元规等均曾担任国子助教一职。北魏、北齐也置有国子助教。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子助教按照规定只是佐博士分经教授，官位品阶也较低，但其遴选较为严格。如梁朝皇侃，“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陈朝的龚孟舒，“善谈名理，天嘉初，除员外散骑侍郎，兼国子助教。”任国子助教者中不乏当时名儒，故有学者甚至认为，助教之选“不亚于博士之选也。”

四门助教，系北魏创办四门小学校后所设立。

按照汉代规定，祭酒、博士、助教等学官，主要负责教学及其管理。这个时期各类教师一方面依然承袭这种传统从事教学工作，但另一方面还需要担当政治顾问之类的政务性工作。事实上，由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官学总体上发展均不尽如人意，祭酒以及博士、助教等学官常常并无多少教学事务，更多地是作为文化、礼仪方面的政治顾问而存在，尤其是礼仪事关皇室的颜面与皇权的合法性问题，更是成为他们议论的焦点。

慎选师儒是汉代官学成功的关键。但如何慎选却并不一样。曹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曾颁布诏令，要求“高选博士”，可由于无具体的资格标准，结果太学学官“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兴学20年无成就可言。故到正始年间，刘靖上书，再次提出了高选博士的要求，主张选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为学官。

中央官学教师分祭酒、博士和助教，其任用资格并不同，大致而言，当时慎选师儒，尤其是祭酒、博士之职，既要德行高洁、博通经典，还要有一定的资历。在西晋时期，规定“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可见，当时担任国学博士的前提条件，除个人素质要求外，还需要一定的行政职位，即博士要求从现任官员中选取，散骑常侍官三品，中书侍郎和太子中庶子官五品，而单纯的国子博士只有六品。这个任职资格的规定，一方面固然是门阀政治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无形中使博士的地位得以提高。正因如此，在后来征召隐逸人士为国子学祭酒或博士时，一般将散骑常侍等职与博士或祭酒同时授与。此外，担任国子博士还需要一定的资历要求，如萧梁时中书范缜曾上表称赞裴子野不仅品行高洁，而且学术有成，“著《宋略》而二十卷，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且章句洽悉，训故可传”，要求以己之国子博士之位，转授于裴子野，但相关机构却以其资历过浅，不予通过。

为了保证官学教师的质量，这个时期有时还采用考试的方法核选教官。魏明帝太和年间曾诏令课试太学士，高第者录用，浮华不实者罢退。西晋国子学创办之初，对于博士的录用，既有明确标准条件的规定，更有考试的要求。

中央官学教师录用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征召、拜授、除授、兼领、举荐等。

征召，是汉代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是指皇帝通过下诏征聘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或德高望重者到朝廷担任官职、参与政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虽然主要是九品中正制，但同时也继承了两汉的征召等选官制度，有学者对此曾作过精当的论述：“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证清浊分流，并不等于选举制度的全部，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品第，但出身授职还得通过各条入仕道路。”征召同样也是当时官学教师聘用中常用的方法。不过，与其他官员的被征被举略有不同，被征召者更多地是其学问、名声，而非门第，如任旭、虞喜均是东晋时的隐逸名儒。由于征召是一种礼请，因而被征者可以应征，也可以辞就。被征者的资格并无统一规定，一般多为享有较高声誉、德才兼备的隐逸之士，如明帝在征聘任旭、虞喜的诏书中便称赞他们：“洁净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

拜授，即由一般平民直接被任命、授与学官之职，如东晋时高崧，“举州秀才，除太学博士。”萧梁刘之亨，“举秀才，拜太学博士。”这是指通过察举被举秀才后，被任命为太学博士。

除授，即除去旧职授与新职，也就是由它职转任、升迁至本学官职。西晋武帝时期，刘毅由尚书郎、驸马都尉之职升迁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东晋何无忌，“州辟从事，转太学博士。”刘宋时颜延之原为御史中丞，后转迁为国子祭酒；梁时蔡徵由州主簿位置被授为太学博士；梁时沈峻对儒学经典造诣颇深，曾兼五经博士，其子文阿，传其父业，尤明《左传》，武帝太清年间，由国子助教升为五经博士。

兼领。由于学校办理不善，事务较少，或为提高被授与者的地位，有时祭酒、博士等常常不是专任而由它职兼任。如东晋孔愉“徙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刘宋何尚之“徙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刘宋谢庄以吏部尚书之职兼领国子博士，许懋在南齐永元年中，以散骑侍郎之职兼国子博士，南梁时期的贺琛以给事黄门侍郎之职兼国子博士。除了由其他更高级别的官职兼领学官外，有时学官也兼领其他较低的职位，如南齐周颙便是以国子博士兼著作郎。

举荐，也是教师的来源之一。举荐者一般是朝廷高官，如东晋萧梁时南阳刘之遴得任防向吏部尚书王瞻推荐，称其“学优”而被辟为太学博士；东晋太元年中，徐州、兖州二刺史推荐臧焘担任国学助教；萧梁时武康人沈峻博通五经，得吏部郎陆倕和仆射徐勉推荐，由国子助教迁升为五经博士；《陈书·张崖传》载：张崖“出为丹阳令、王府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宗元饶表荐为国子博士。”这些被推荐的对象，多是儒家经典颇有造诣者，同时，有传授能力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条件。

魏晋六朝地方官学中的教师一般由各地方官自行聘用，故一般没有统一的资格规定。在选聘形式上，与汉代相似，多由地方官采用征聘的方式，选聘标准一般为学问、道德和身体三方面。有时也采取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学官，如北魏时李平为河南尹，“平劝课农桑，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不过，在南梁武帝天监时期，为促进地方官学的发展，曾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可见，此时有着由朝廷派遣教师进行设立学校的举措。

与两汉相比，这个时期儒学教师不再严格师法、家法，且将博通作为优点，如庾亮在镇守武昌开始选拔学官时便提出：“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

在北魏献文帝实施的郡国学校制度中，规定州郡学官的资格标准是：博士、助教均要求博学通经、道德高尚者，此外博士需要40岁以上，助教需要30岁以上。古代对于学官年龄的规定，主要是基于年纪大者老成持重的认识。但若学业早成，堪任教师者，也可不受年龄限制。

三、等级凸显的学生管理制度

魏晋六朝是门阀土族的兴盛时期，作为特权之一，这个时期官办的中央官学，学生多以贵胄子弟、士族弟子为主，充分凸显其等级性特点。当然，不同等级的学校，其入学资格的要求也不相同。

汉代太学并无严格的身份等级要求，三国及西晋初期延续着这种制度，如曹魏政权在黄初元年（220年）的兴学诏令中，要求各州郡对于“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后来刘靖曾上书要求整顿太学，主张“依遵古法，使二干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但该建议似未被接纳。西晋国子学设立的原因，乃是由于太学生人多猥杂，要“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此时的太学入学没有身份等级的限制。

西晋初期设立国子学，惠帝时明确规定官级五品以上的官员方能进入国子学学习，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建立国子学，也规定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二千石当时相当于官阶五品以上。南朝这种等级限制依然存在，如南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兴办国子学，规定入学资格是：“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永明三年（485年），齐武帝也诏立学校，“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

到了南朝后期，尤其是自南梁以后，随着门阀政治的日渐松弛，学生入学资格方面略有放松。虽然国子学的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土族子弟，但据《隋书·百官志上》记载：“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

北朝虽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出于实行汉化的政治需要，强调上层贵族接受经学教育的必要性。北魏世祖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诏令：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父兄所业。

关于中央官学学生的入学年龄，这个时期一般沿袭了汉代15岁入学的规定，如南齐时明确规定进入国子学学习的学生年龄为15至20岁，但这种规定在实际的执行中似乎并不严格，对于一些较为聪颖的儿童可以不受此规定限制。从史书的记载看，15岁以下入学的学生不在少数，如南齐时卞华14岁，召补国子生。萧梁时王承7岁通《周易》，而得以选补国子生。萧子范的儿子萧乾“九岁，补国子《周易》生”。陈朝的沈不害、袁宪在14岁时，被召补国子生等等。这种情形，在南朝的梁、陈朝时期尤其明显。

魏晋至南朝初期，学生只要符合要求均可入学，但南朝后期，学生入学逐渐多样化，主要有召、选、荐、贡、起家等多种形式。“召”有“征召”的意思，是指朝廷以征召的形式招录学生，如南齐时卞华是以“召”的形式补国子生缺，梁朝谢几卿也是通过召补为国子生。“选”是指选拔，对象多是那些在经学学习或研究方面有特长者，如南齐江蓓幼时聪明机警，读书过目便能讽诵被选为国子生，梁朝王承因7岁便通《周易》，选补国子生。“荐”是指举荐，一般是指中央或地方官员以个人名义推荐，如贺埸因“神明聪敏”得会稽府丞刘瓛“荐”而为国子生。“起家”是门阀政治在教育特权方面的典型体现，由于国子生也被视为官僚的后备力量，故士族子弟进入国子学学习也是人仕的起步。

国子学、太学中的中央官学学生，一般可以通过察举和学校中的入仕策试等方法出仕。不过，国子学的学生有时还可凭借其士族荫庇而获得出仕机会。

通过考试从国学学生中选拔官吏的方式在曹魏时期已经出现，如在黄初年间制定“五经课试法”，通过五经考试可“随才叙用”，但录取名额十分有限，史称“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西晋时从国学学生中选拔官吏已形成制度，《艺文类聚》引《晋令》规定：“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试在高第，拜郎中。”南朝依然将其作为国家选官的重要途径，如天监年间开设五馆时，便明确规定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南齐国子学生徐勉，“射策举高第，补西阳王国侍郎，迁太学博士。”南梁时国子生王训因射策高第，除秘书郎；国子生王佥射策高第，除常史兼秘书郎中；刘毂自国子礼生，射策高第，为宁海令。

在学期间，也可以通过察举等方式入仕，像南齐国子生孔琇之，被举孝廉，除卫军行参军，员外郎。萧洽、贺埸为国子学生时，均是通过举明经而获得出仕机会。梁朝沈不害举明经，累迁太学博士等。在这些察举方式中，最为常见的是明经科，有学者研究，刘宋国子生策试入仕可考者2人；齐增至22人，其中7人经明经策试入仕为官；梁国子生29人，有21人经明经策试入仕为官。当然，这个时期无论何种科目的察举，均要通过考试方能出仕。

魏晋六朝地方官学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地方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其行政管理制度多自行制定，当然地方官学学生的入学身份国家也无统一规定，而由各地方自行拟定。总体而言，作为门阀盛行的时期，地方官学学生的入学身份也有着一定的限制，即使允许平民子弟入学，高门弟子也有着更大的优先权。

曹魏时期地方官学学生的身份限制较宽，南渡之后一度转趋于严格。东晋时期征西将军庾亮在镇守武昌时开建学校，令“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豫章太守范宁设立郡学，取郡四姓子弟充学生，“四姓”即地方世家大族。南齐建元二年（480年），荆、湘刺史豫章文献王萧嶷设立地方官学，“置生四十人，取旧族父祖位正佐台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补之”。正佐台郎，是指尚书郎的辅佐官，可见，学生不仅有年龄的限制，更规定了父祖辈的身份地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