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范例精编3篇

【导言】此例“媒介批评范例精编3篇”的范文资料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分享整理，以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媒介批评1

关键词媒介批评 微博 “微”力量

媒介批评这一概念自1995年引入中国大陆学界以来一度是学界和新闻界的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原理和方法提出了各种各样有关媒介批评的定义。如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媒介批评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①“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②等。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社会与公众依据其价值判断，对媒介产品及其传播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活动，即“社会与公众”是媒介批评的主体。③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批评者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分析评判与价值判断。”④这个定义把媒介批评的主体扩大为所有进行批评的批评者。

可见，普通受众是媒介批评的重要主体，这已是学界的共识。理论上如此，然而我国大陆长期的媒介批评实践中，普通受众这一重要主体却处于弱势甚至缺失的地位。从数量上讲，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者中占少数。媒介批评的主体是新闻学院的学者、专家，主要在专业期刊、报纸上和网站的媒介批评专栏进行。对于普通受众而言，期刊报纸的门槛高，缺乏适合他们进行媒介批评的渠道。从影响力来讲，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并不能像专家学者、媒体监管者的批评一样，及时引起媒介的注意，并影响到媒体的决策和行为，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而微博出现后，其技术特性给广大普通受众提供了媒介批评的渠道，并且在形成舆论场之后，往往可以产生以往的媒介批评所无法达到的影响力。

一、微博的独特优势及对媒介批评的影响

国内知名新媒体领域研究学者陈永东在国内率先给出了微博的定义：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140字以内）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相比传统媒体，微博自身独特的优势使它得以成为媒介批评新的有力“阵地”。

1、低门槛的准入机制

不管是在学术期刊还是在报纸上发表媒介批评，都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背景。而微博的准入门槛较低，使用人群广泛。据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5873万，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这个庞大的使用人群都是潜在的媒介批评主体。微博开放的传播方式，使用户可以将自己最直观、最原始的看法和评论出来。目前，在微博上进行媒介批评的人群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大类。一是普通受众；二是传媒从业人员，多为加V认证；三是专家学者或者学术类期刊的官方微博。比如@报业观察、@南方传媒研究。

2、微博的裂变式传播

微博的传播方式并不是传统的点对点、点对面，而是与生物裂变相类似的一种特殊传播方式。以新浪微博为例，它有两种传播路径：“一个是‘粉丝路径’，A信息后，A的粉丝甲乙丙丁……直到无限，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一个是‘转发路径’，如果甲觉得A的某条微博不错，他可以‘一键’转发，这条信息立即同步到甲的微博里，同时，甲的粉丝1234……（直到无限），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然后以此类推，实现几何级的极速传播。”⑤这种极速并且影响广泛的信息传播，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媒介无法比拟的，而微博这一技术特性可以使某些微博信息在广泛转发中形成舆论场，产生轰动效应，成为社会热点，从而扩大媒介批评的影响力。

一个典型案例是“摆拍门”事件。2012年11月17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今日早报》在头版刊登一张“哨所女兵学习十精神”的照片。一位网友通过求证发现，照片中的女兵看报纸的版面内容与报纸宣称的“学习十精神”毫无关系。该网友将求证的过程制作成图片，通过微博“@报纸观察”独家出来，随后该微博呈几何级速度扩散。这个事件在微博上的大量传播，引发网友联合“抵制摆拍”。一位微博认证为“高级编辑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部副主任”的网友则在微博上以图文并茂的长微博贴出了自己在期间学习如何摆拍的业务笔记，并作为反面教材告诫要远离摆拍，坚持真实、客观、公正。他的这一微博也获得了1892条的转发和418条评论。在舆论的压力下，浙报集团下属图片新闻中心在官网上启事致歉，并对图片中心值班编辑和照片作者做出处罚。事件并未就此结束。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人民日报则两次发微博追问摆拍事件。新京报也发表署名评论号召以“摆拍”为镜鉴，多些踏踏实实，少些弄虚作假，向形式主义说“不”。回顾这个事件，摆拍事件先是由一个普通网友发现由一个粉丝量较多的行业微博发出后，迅速得到转发、扩散，引起公众大范围关注讨论，进而不少网友开始在网上发起抵制摆拍的行动。最后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浙报集团做出处理的反应和道歉声明。之后，其他媒体账号诸如“@财经网”“@头条新闻”“@人民日报”纷纷加入报道，最后传统媒介也纷纷介入，将整个事件推至最高点。“摆拍门”事件也入评为《新闻记者》评选的2012年度的十大假新闻之一。

3、微博的高度交互性

微博的高度交互性使得学界和业界不仅能看到普通公众的批评，还能进行话语沟通。而对于普通受众而言，除了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可以接触专业水平的媒介批评，无形中也能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对于引导其客观理性思考也具有重要意义。微博上使得多元的批评主体可以直接对话，在媒介批评这个“社会角色的对话空间”内，对话的实质是“建构权威·协商规范”。⑥多元批评主体之间通过对话相互协商，建立专业规范、道德规范、价值规范，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媒介批评的意义所在。在微博的媒介批评中，这种多元批评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商由于微博的高度交互的技术特性得以实现。

二、“微”力量背后的思考

1、微博上的媒介批评反映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媒介评议机构的制度缺陷

微博出现后，成为了媒介批评有力的阵地。这除了与微博的技术特性相关外，也侧面反映了媒介批评机制自身不健全的固有缺陷。作为媒介批评最主要的主体——广大社会公众，长期以来缺乏批评的路径和渠道，致使媒介批评长期局限于在学界和业界的狭窄圈子里。虽然不少报纸设有更正栏目，这种提倡公众通过读报发现错误反馈给报社的行为也是极少数读者的行为，而且批评的内容也仅仅是文字、版面等浅层次的错误，不涉及媒介产品、媒介行为乃至媒介体制等等深层次的批评。事实上，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新闻评议制度。而具有新闻评议功能的媒介评议机构，行政化倾向严重，在公众中知名度不高。虽然评议机构的投诉电话是公开的，但大部分阅听人并不知晓，因此社会公众参与度低，更别提影响力。正因为如此，这些机构无法完全发挥媒介评议的功效。反观世界，目前约有30多个国家建立媒介评议组织。各国的新闻评议会大部分是一种民间自愿性的新闻行业评议组织，其组成成员通常由行业组织、新闻机构、资深检察官和法官、新闻院校及新闻科研机构专家、群团组织代表等相关人士共同组成。从其成员的组成看，是一种兼有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两种成份的新闻评议机构，这使得它在实行媒介批评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既可以发挥行业内的优势，又可以借助社会的力量。⑦而目前，除了香港地区有这种组织，大陆地区缺乏这种有效的媒介评议组织。

2、微博上的媒介批评存在的缺陷

虽然微博拓宽了媒介批评的渠道，但这种渠道具备偶然性，缺乏制度性。作为普通公众，微博主要的功能依旧是社交功能，只有在某个有关媒介批评的事件成为微博上的讨论热点时，才会参与其中。其次，虽然微博注册目前需要实名，但是目前微博用户大部分是匿名的。匿名性使得微博的批评文本存在非理性，情绪化严重，甚至出现谩骂攻击的现象。而这些不理性的言论一定程度上会稀释媒介批评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微博上的媒介批评还存在着话语权过于集中的缺陷。表面看来微博将媒介批评权回归公众，不管是名人专家还是普通人，人人皆有平等发表言论的权利，但实际上，在微博上人群也分“三六九等”。在微博上，话语权多集中在名人用户上。名人用户主要是指娱乐、传媒、财经、政府官员、艺术等领域的知名人士或者某些组织的官方微博，多加V认证。这些名人用户拥有较多的粉丝量和关注度，微博内容更容易被大量转发和评论，因而在舆论中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他们的批评，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力自然也有限。以上文的“摆拍门”事件为例。发现此事并将此事做成长微博的网友，不是选择在自己的微博上，而是发给一个传媒研究性质的微博@报纸观察，而@报纸观察的粉丝量为10万。假定该网友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出此条信息，是很难得到如此大的影响力的。

结语

纵然微博上的媒介批评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必须肯定媒介批评的“微”力量却并不“微小”。在目前媒介评议制度缺失的情况下，这种“微”力量更是不容小觑。虽然微博是无意中成为媒介批评的渠道，但是它所发挥的影响力证明了自媒体在促进媒介批评发展方面有着优势，可以作为促进媒介评议机制的有力辅助和补充。

参考文献

①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现代传播》，1995（5）

②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15

③郑保卫，《当前中国媒介批评的几个问题》，《现代传播》，2010（4）

④董天策，《媒介批评的空间》，《新闻记者》，2011（2）

⑤孟波，《一场正在发生的信息传播革命》，《南方传媒研究》，第21辑

⑥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

⑦宋双峰，《国外媒介批评机制研究》，《新闻记者》，2006（6）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媒介批评2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批评；信息主义；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3―0016―06

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起步于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卜卫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的发表，距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媒介素养教育实现了从一个纯粹舶来的概念到有了初步的本土理论构建与教育实践的跨越。像许多学科或研究领域一样，媒介素养教育在进行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的同时也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展望，追问自身：“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往哪里去？”这种追问与反思对于媒介素养教育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来讲尤其重要。

一、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

纵观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认识媒介素养教育所需要的知识，但在“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不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者见仁见智，使得其真义反而扑朔迷离、飘忽不定，所以如果要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理论反思与展望，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

“素养是人的一种可以通过教育而发展的潜能的实现状态，是一个由认识、认知到整合知识去应用的由‘知’到‘能’的一种过程。”根据素养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媒介素养其实是人指向媒介的一种知识和能力的状态，那么这种能力的核心与本质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媒介素养教育的起源进行探讨。媒介素养教育肇始于利维斯()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桑普森()于1933年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该书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议。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利维斯站在精英主义者的立场，认为工业化以来英国兴起的电影、广告、畅销小说等流行文化损害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因此他主张文化保护，即保持本国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纯正和健康，从这种观念出发，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被理解为鼓励学生去“甄辨与抵制”(Discrimination and Resist)，即教师引导学生对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进行分析，认识到大众文化的肤浅和低俗，从而做出否定的评价，采取“抵制”的立场。这种“甄辨与抵制”也就是分析、评价的过程。再往后的媒介素养教育范式虽然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对于媒介的认知、分析和评价。如符号学取向的大众媒体启蒙范式(initiation aux mass-media：the semiotic approach)是教授给学生符号学相关理论以及音效、镜头、光线等媒介语言的知识，使学生能够去分析媒介语言、形式与结构，以审美的方式去回应媒介，对媒介做出美学价值的判断。而以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的批判的电视观点范式(critical television viewing)是使学生认识和区别媒体的属性以及好坏，帮助学生去判断他们对于媒体的需求，从而主动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媒体，并满足自身的需要与期望。即使是重视媒介产品制作的“超越保护主义”范式，其目标也不是培养学生信息传播技术与能力从而使其成为将来的媒体工作人员，而是希望学生亲自动手进行媒介产品的制作达到对媒介更深入的认识并做出明智的评价。

通过对媒介素养教育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素养的核心在于人对于“媒介”认识、了解的基础上去分析、阐释，进而“评价”、“判断”的能力，这样一种能力其实就是媒介批评能力。这里所说的批评与日常用语的“批评”有所不同。“老师批评了学生”――日常用语的“批评”与“否定”几乎同意。作为现代通行学术术语的“批评”则指的是对于所批评对象的分析、阐释与判断、评价。媒介素养教育正是培养学生媒介批评能力的教育。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曾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种类型，即自发的批评、大师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媒介素养教育所要培养学生的这种媒介批评能力无疑属于蒂博代所说这种“自发的批评”，与专业人员以及学院研究者从事的媒介批评不同，它是广大拥有媒介素养的阅听人对于媒介的批评。所以媒介素养教育并不是一种旨在培养专业人才的专业或职业教育，而是一种有关于媒介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

二、“信息主义”的迷雾

既然如前文所言，媒介素养的核心是一种批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阅听人的媒介批评能力，那么如何认识和理解“批评”就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可能展开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批评”也就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与建构的逻辑起点。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传播学，出于本学科的知识范式与研究习惯，他们理解的“批评”是一种“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所以国内现有的研究往往以“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去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这也是我国现阶段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主要特点，笔者尝试将其命名为“信息主义思维”。

这种“信息主义思维”基本观点是：媒介素养是阅听人对于“媒介信息”的批评能力，如张冠文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获取、分析和评价各种形式“媒介信息”的能力，它体现了媒介素养的四个要素――获取信息、分析信息、评价信息和传播信息。从媒介素养的理解出发，当前的研究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旨在培养阅听人对于“媒介信息”的批评能力的教育活动。比如卜卫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对讯息批判的反应模式，发展对于媒介的思想，提高对负面讯息的反省能力。”姚云认为媒介素养教育主要问题是“受众如何提高自身在传媒过程中主体性以减少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如何解读信息以及正确阐释信息，并发现其中的特质和美；如何去运用自己对信息的分析、批判和把握来影响媒体对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和交流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几乎已经到了“言必称信息”的地步，我们不禁要问：媒介信息究竟是什么？以“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去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理论是否合理呢？

信息作为传播学的基础概念，指“消除事物中或是事物间任何不确定因素的东西”，“客观性是信息的本质属性。”媒介信息更多指由传播源通过大众传媒所传达的客观性的认知内容，“它是抽取事件核心意义要素后的话语因子……以实用价值作为驱动自身在社会高度运转的话语机制，它的叙事纬度不是交流，而是交换，它显然带有相当浓厚的商业资本色彩，支撑它的是技术，同时还包括被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操纵的现代思维方式。”当前的研究以“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来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这种“信息主义思维”在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暴露出问题和局限。

第一，批评对象的片面。“信息主义思维”把“媒介信息”作为阅听人批评能力指向的对象。丰富的媒介文本与现象被高度简化为信息，而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媒介信息”一般指新闻和广告，所以在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文献中，批评对象主要以新闻和广告为主。事实上，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在形式上多种多样，除了新闻报道和广告外，电视剧、电影、MTV更是广大阅听人特别是青少年阅听人所耳濡目染的媒介文本形式，而在当前的研究中却受“媒介信息”概念所束缚，对这些体裁和形式的媒介文本鲜有提及，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缺失。第二，批评标准的单一和机械。既然“媒介信息”是一个客观、实然的概念，那么批评标准就纯粹是一种科学意义的“真伪标准”。由此，媒介素养教育的功能就窄化为要去教授阅听人辨识媒介传达的信息哪些为真哪些为假。如果说“真伪标准”在面对“纪实性”的媒介文本如新闻报道还堪堪可用的话，那么面对一些“抒情性”、“表意性”或者是“娱乐性”与“虚构性”的媒介文本就暴露出了不足。媒介传播作为一项价值性很强的活动，历史标准、审美标准、道德标准这些价值尺度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忽视这些价值标准的存在，必然很难企及媒介文本的文化真谛。

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者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吸取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些经验，提出一些诸如“媒介信息具有建构性、商业性、意识形态性”这样的教育理念，试图在批评标准中引入价值尺度。但是在实际论述中这些价值尺度应用得过于简单和机械，从而在判断的时候往往陷入了诸如“好与坏”、“正面与负面”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比如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文献教授阅听人对广告的解读上，因为广告的商业性，是商家为谋取利润的宣传手段，就武断地得出了广告是“负面信息”结论的，所以要教阅听人“拆穿广告骗人的伎俩”，而媒介传播是一个包涵多重维度的、多重要素相互交融的复杂活动，这要求我们要有多重批评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有机结合、灵活使用去把握和判断媒介。批评标准的单一和机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思维的简单和浅薄。

第三，批评视阈的封闭。“信息主义”思维将媒介传播的过程视为一个脱离了社会文化语境、单向的封闭的信息交流过程，简单遵循着传播者――媒介――阅听人单向的行为主义式的路径，而媒介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它体现了一种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但受社会文化语境的控制和影响，更是参与了自身所在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建构。这两重关系的交叉循环既包含了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彼此开放，也包含了二者之问的抵牾与角力。媒介不仅传播各种信息，也制造新的意义，这些意义附着于信息本身，与信息一起游走于社会空间，留下记忆，变成知识，指导消费，形成习惯，建构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话语，重组我们的生活方式。要理解这些意义，封闭的、独立的批评视域是行不通的，必须将大众传媒置放于具体的、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综合考虑到媒介的生产、接受和消费的全过程与其中的权力博弈和话语纷争，而这恰恰是“信息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所忽视的。

第四，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匮乏。“信息主义”思维将媒介文化文本割裂为“媒介信息”，无疑切断了应用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渠道。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说还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是文化研究学说，这些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成为常识性的知识和方法的理论资源几乎都很少被吸收和关注。没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支撑，阅听人对于媒介的批评只能停留在“感想”和“印象”的水平。除了教授阅听人如何辨识新闻报道和广告“真与伪”，或是机械套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使阅听人对媒介文化文本做出非此即彼的肯定或否定性评价，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在教授阅听人如何进行文本细读、文本分析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在关系到“如何去解读媒介信息背后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如何去“对于媒介信息的批判性思考”这些问题时，当前的研究都力不从心、浅尝辄止，难以深入挖掘和思考，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综上所述，批评对象的片面、批评标准的单一和机械、批评视阈的封闭和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匮乏，无疑是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信息主义思维”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与症候。面对这种状况，一种可行的路径就是吸取新的理论资源，重新定义与理解“批评”去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建构，以修正和克服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发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理论可以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依托的一种理论资源。我们可以将“文化研究”理论作为主要思想基础与话语资源去重新定义与理解“批评”，并以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为逻辑起点去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建构。

三、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本论文所说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特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知识――思想的探求领域，它脱胎于英语的文学批评领域，其先驱人物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至今，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中成绩斐然，甚至被认为已进入了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

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批评理论：它发源于英国的文学批评领域，早期只是进行文学批评一种宏观的视角，在后来的发展中，它逐步转向了对广义文化现象特别是媒介文化的阐释、评价与判断。虽然批评的对象在拓展与变化，但是文化研究的批评精神却始终如一：都是对文化这一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阐释与评价。同时，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叙事学等理论资源也为文化研究理论进行批评操作提供了得力的工具。虽然“文化研究是一个最缺少限定性(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因而也最为人言言殊的领域。”但从现有的西方与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的特点：

首先，文化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它重写了文化的概念以及重构了批评文化的视角。传统的文化概念被定位在艺术和美学方面，它的特征是创造力，它的功能是潜移默化中道德价值的实现。但是威廉斯认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或是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对文化的三种理解都有价值，第一种和第三种带有传统文化观的痕迹，而认为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则是对于文化的一种全新理解，被认为具有“建立文化主义的决定性意义”。文化研究理论正是在这个对于文化概念重写的基础上，把文化从传统的精英文化定义中解放出来，从而使文化不只是思想家头上的理想光环，也不仅仅是精英人士倍加推崇的传统经典，而是由普通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意义构成。

文化研究批评文化的方式并不是把它视作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就文化论文化，而是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霍加特在文化研究的先期经典著作《识字能力的用途》中即指出：一种生活方式不能摆脱由许多别的生活实践――工作、性别定向、家庭生活等――所建构的更大的网络系统。可以说，不管是早期的文化研究，还是后来的文化研究，都是要辨明、阐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的文化实践的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即它是一种高度参与的批评方式。它认为社会是不平等地建立的，不同的个体并不是生来就享有同样的教育、财富、健康等资源，文化研究的伦理取向与价值立场坚决地站在最少拥有此类资源的、被压迫的边缘群体一边。“文化研究为被剥夺者辩护，代表被压迫的、沉默的、被支配的个体与群体的声音，为在统治性话语中没有声音的人们以及在统治性政治与经济等级中没有地位的人们说话。”在文化研究的初期，这种立场表现为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与形式的关注，而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虽然超越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但其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则依然如故。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文化研究的灵魂与精髓。霍尔也强调：“文化研究是一项严肃的事务或工程，而这一点深刻地铭刻在有时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政治学’维度的东西上。”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与极度语境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它没有固定的、与众不同的批评方法，但这恰好意味着它对于方法的选择是实践性、策略性的，更是自我反思与语境取向的。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选择所依赖的是它所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则依赖于他们的背景和语境。可以说，问题取向与问题意识本身就可以视作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论特征之一，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批评方法的实践性与开放性，它反对对于任何文本的任何封闭型阅读以及对于某种方法的固执。它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时期将特定的方法综合进自己的研究，但是这项重要的工作却不能事先确定，因为它不能事先保证在一定的背景中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重要的。“任何方法都没有什么特权，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任何方法。”“它从社会学那里吸取了大众文化的制度分析，从文学批评那里借鉴过来文本分析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那里承接了文化意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流通的分析方式……”文本分析、语言学、解构、人种志、历史考据、心理分析等无论任何方法，只要运用适当都可以提供重要的理论洞识与知识发现。如果把上述特征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贯穿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中的“红线”，一直是其实践性品格、政治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实践性、政治性、批判性与开放性)。

四、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文化研究取向

正如前文所言，如何认识和理解“批评”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可能展开方向的决定性因素，而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恰恰是一种批评理论，所以文化研究理论可以带给媒介素养教育的，绝不仅仅是某种特定的方法，也绝不仅仅是几个文化研究的术语，甚至不是某一部分内容，而是对于“批评”的本体论意义的理解，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批评对象上，它指向的是“媒介文化”而非“媒介信息”。如果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去关照媒介，那么“媒介不仅实现了信息在自然空间内的传递，而且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了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所以，在批评对象上，“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指向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媒介文化”，“媒介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

第二，在批评视域上，它打破了“信息主义取向批评”封闭、独立的批评视域，取而代之是广阔、具体的社会文化视域。文化研究进行文化批评的方式并不是把它视作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就文化论文化，而是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这决定了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在批评视域上将摒弃“信息主义取向批评”封闭、独立的批评视域，而是把媒介传播看成一种创造、调整和改变共享文化的仪式，是包含了制作者(媒体组织)、受众(阅听人)、语境、媒介形式(载体)、文本、代码、体验、记忆、想像和认同等多重因素在内的“生活形式”，从而把媒介置放于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与特定的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去体验和考察，形成宏观的整体的社会文化批评视域。

第三，在批评性质与取向上，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与实践性。文化研究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学旨趣与批判性取向，它要通过揭示文化中所存在的复杂的权力支配、抵制及认同关系来提倡多元和差异、抵制和消解霸权。这决定了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中，“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也是要以权力为视角关注媒介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从而洞见媒介文化与社会权力、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信仰的密切关联达到干预社会、影响社会的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与实践性。

第四，在批评方法上，它以“媒介文化文本”为中心，应用各种理论工具对文本进行开放式阅读。文化研究的批评方式是一种直接指向文本的“及物”式批评，但是它反对对于文本的任何封闭型阅读以及对于某种方法的固执，它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时期将特定的方法综合进自己的研究。所以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也是直接指向媒介文化文本，但是它同样需要告别那种对于媒介文化文本的封闭式批评，而是要从“读人文本”走向“读出文本”，从对文本的“内部批评”走向与文本相关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从分析文本的语言、叙事人手，进而考察文本的再现(Representation)，最终触及文本的意识形态层面。在这个批评过程中，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叙事学等理论可以为“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提供得力的工具，从而避免“信息主义取向批评”面对文本无处下手的尴尬处境。

通过上面对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特点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以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为逻辑起点去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当前媒介素养教育中“信息主义思维”的一些问题和局限，所以“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是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的一个合理选择，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一个可能的走向。在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中，所有研究主题都将围绕着培养学生“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能力”展开：例如媒介素养教育为什么要培养学生“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能力”，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才能培养学生“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能力”?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与教学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研究内容。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进行分析和阐释的基础上，对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它的主要问题与局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研究未来可能的一种发展方向――文化研究取向。当然，“文化研究取向的批评”只是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之一，文化研究也只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一种与别的各种理论平等的话语选择。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想真正有所作为，需要吸取更多的理论资源及广大研究者的智慧投入。笔者不惴浅陋，提出这方面的一些构想，以期唤起同道的关心和投入，从而使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更快速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凡卓。论媒介素养教育[J].江西教育科研，2007(12)：19

[2]林怡萱。女性主义教育学与媒体识读教育：一个行动的研究成果[D].高雄：台湾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3]蒂博代，I.六说文学批评[M].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4]张冠文。论媒介素养教育的构成与范式[J].当代教育科学，2004(4)：14

[5]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J].现代传播，1997(1)：30

[6]姚云。论传媒教育及其实施策略[J].教育研究，2005(4)

[7]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8

[8]段鹏。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46

[9]袁瑾。新闻话语与文学变迁――试论现代社会的文本建构及叙事景观[J].学术界，2006(3)：92―99

[10]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

[11]威廉斯，R.文化分析[G]／／.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5

[12]威廉斯，R.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106

媒介批评3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出版事业初步获得发展，一批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逐渐转向现代企业化管理方向，但也面临转型时期的各种问题与挑战。由此，新兴知识分子展开了对其严肃、认真的批评。

解剖与批评出版界乱象

1.批评出版界著述的萧条与萎靡

清廷禁锢言论，民初袁世凯政府为压制言论自由，不惜残酷迫害新闻出版界进步人士与进步出版物，并连续颁发《报纸条例》、《出版法》，条文十分严苛。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版界一度陷入萧条、萎靡状态。

胡适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第四期当中，撰文对清末民初时期出版界“沉寂而混乱”的萧条状况进行了批评。但直到爆发，出版界的这种萧条状况没有得到根本上的缓解。郑振铎曾针对1919年出版的专业书籍进行数量与种属统计：“最少的是哲学科学的书，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出版的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专门研究的定期出版物却绝无仅有，许多言论多是辗转得之别的杂志，都是出之于写作者的直觉，有实在的研究根底的却绝少。”①

对于这种状况，陈西滢、裴复恒、杨幼炯等知识分子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在二千至二千五百部之间，同国外比较，要沦为‘三等国’的地位”；②“在几张新派的报纸上，时常有著述稀少的浩叹，而发此浩叹的亦未必有什么著述，原来现在的报纸是编辑先生给自己的同事同气看的”；③“国内的社会科学刊物只占少数，名著更是少见，我国中等以上的学校，采用的社会科学教材，都是外籍，不然就无法开展教学工作……这是最大的耻辱”。④

2.批评出版作品内容的低劣

清末民初出版界的消沉让知识分子十分焦急，但令知识分子更加焦灼的，却是当时出版机构普遍缺乏职业意识。为了牟取利益，许多出版机构竞相出版价值低下，甚至是“卑劣”的文学作品。从事译著的工作人员，好图名利，不愿意做切实的研究工作，致使译著水平低下。针对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围绕几个方面展开了批评。

第一，批评译著水平的低劣与重复劳动。《现代评论》的1篇文章批评当时的翻译作品：“近来国内翻译的东西真是糟到不成样子了……许多很好的外国著作……半路上被只知贸利的奸商放了水，上了颜色，弄得信用扫地，无人敢于过问。”⑤当时的译著不仅翻译水平低劣，且重复翻译的情况比较常见，郑振铎就曾诘问：“已经有好几人译了，为什么又译？……为什么要费了许多的工夫，做人家已经做过的工作？”⑥

第二，批评出版物编辑方针的混乱、庸俗。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中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不客气地全盘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系列杂志。他眼中的这些杂志十分不堪：《学生杂志》是“极不堪的课艺”；《妇女杂志》则“专说叫女人当男人奴隶的话”；《东方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毫无特色、毫无统系”，“对于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到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教育杂志》内容“多半不堪问了”。⑦

第三，批评卑劣作品的传播。卑劣作品，指的便是传奇类、黑幕类、迷信类、言情类的文学作品。郑振铎统计，1919年全国出版界数量上除了定期出版物（即报刊）外，就数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多。正如傅斯年指出的那样：“年来出版物，独以恶滥小说为最多。”⑧其中，尤以上海的卑劣作品最为泛滥，《文学周报》中有文章这样描述：“上海近来充斥著灰色的小说匠，因为一般口味低劣的民众正要求着腐烂的腥惨的东西，灰色的小说匠乃加工赶制，粗制品触目皆是。”⑨

对于卑劣作品的传播，知识分子是十分抵制的，戴季陶严厉批评上海报纸利用黑幕小说来获取利润，未履行对社会监督的职责，丧失了报纸的价值。⑩唐庆增也批评小说杂志十分劣等，内容荒谬怪诞、不堪入目，不但失去了出版物的根本宗旨，对青少年的危害也很大。⑾何宏图则干脆指名批评《礼拜六》、《小说世界》，认为二者就是典型卑劣作品的代表，其它刊物纷纷学习他们的做法，这是出版界的堕落。⑿

第四，批评教材质量不高。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低质量教材，被知识分子当作了批评的反面典型。舒楷父曾这样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世界地理》：出到第五版，收益可观，可谓是“利市三倍，风行一时”，但是其内容“陈腐”“偏见”和“详略不当”，甚至出现常识性的可笑错误。⒀

事实上，当时出版业普遍都不大注重对出版物的严格校对，以至于出版物中常出现错字，例如，《东三省国语补充教材》中以一省国语冒充三省进行出版；高小新发的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居然出版到三十五版，都未能修改。胡适就在日记中常对此提出批评。

针对教科书的质量问题，《晨报副镌》有文章批评商务印书馆害人子弟，“要是有和我同行的，用该馆书的时候，千万要斟酌再斟酌，谨慎再谨慎，否则拿起书来就教授学生，那真就害人子弟不在处呵”。⒁

第五，批评报刊印刷技术和发行方式的落后。民国时期，尽管现代出版事业开始兴起，但大多数出版物仍然不重视印刷技术与发行方式，以报刊为最。《晨报副镌》记者描述当时中国报纸的印刷技术：“论印刷，大多数报馆都自己没有印刷所，只胡乱发给别家去印，印在报上不但没有圈点，眉目甚不清楚，就是那副呆板的相貌，看了也好不能引人美感。友人某君尝为我谈及报纸印刷，说中国报馆印刷处不备ABCD之字模犹可说也，连1234之阿拉伯数字有时尚用木刻，则真令人惊异了。”⒂

不仅印刷技术落后，报纸的发行方式也十分落后，东生撰写《封建势力在报纸上》批评：“在中国，即便是新闻中心的上海，报纸也要在上午九点至十点左右，导致读者无法抽出时间阅读，于是只能在午饭和晚上阅读，因此，日报成了午报或晚报了。”⒃

第六，批评副刊“成殃”。五四时期，各大政治派别纷纷开辟报纸副刊与专栏，各种鼓吹政治思想的人士利用报刊文章互相追捧谩骂，逐渐形成副刊内容良莠不齐的局面；同时，副刊上大量刊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一派靡靡之音。受副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正在学堂念书的学生，当时副刊是京沪学界学生的追捧读物，社会上甚至流行出了“现在学生只读《读书》不读书”的谚语。⒄

对于副刊过热的负面影响，张奚若总结：第一，副刊内容连年累月胡说乱写瞎抄，空无一物，学生拿副刊作教科书，深受其害；第二，学生将副刊当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堕其志；第三，副刊的内容专为讨好学生而设，选稿标准过于狭窄。⒅

徐志摩也批评副刊来稿质量不高：“一等材料没有时只得将就次等的，次等材料都没有时只得勉强用更次等的……即使有名望的人有稿子来时，他们往往是为敷衍副刊或是周旋副刊的记者，成心选他们自己不看重多少随便的东西拿来。”⒆

对出版界乱象的反思与建议

面对出版界乱象，知识分子并未一味抱怨与不满，他们积极寻找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供出版界自身改良与进步。

针对出版界著述萧条而卑劣作品却盛行的境况，知识分子各抒己见，总结出了这样几条主要原因：一是著述家不能将著述当作终身的事业。二是写作者缺乏批评的建议与指导。三是出版机构缺乏职业道德。对此，知识分子提出了几条改良建议：

第一，解放陈腐思想，“只彻底解放思想，打破陈腐观念，文艺创作界才能大放光明”。⒇

第二，改良编辑方针，进行“根本改良”，“赶快把这些无聊的文苑亲自去掉”。（21）

第三，提倡职业道德，写作者要拿出良心，拿出责任来，知识界要联合起来，抵制出版机构“唯利是视”的行为。

对于译著者的职业水平低下的问题，赵幼龙指出翻译行业的人才存在很大的毛病：“从事翻译的人，志在名利，对于他们所译的书，不能切实研究，根本了解，强不知以为知，太轻易，太随便了。”（22）裴复恒对此观点也是赞同的，他指出，译著水平低下的原因在于编译人员程度太浅，所谓编只是抄，真能翻译的人员实占少数。

民国初期报刊发行为何缓慢？东生指出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会”垄断报纸发行的方式，因此，只有打破派报工会的垄断，建立自己的发行队伍，日报才能真正地称作日报。

如何办好副刊？徐志摩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中，除了谈到副刊质量不高的现状，同时表达了自己办一个好副刊的想法与做法：“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

那么，什么才是理想的副刊呢？孙伏园的《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中，详细具体地提出了理想副刊的标准：“应先知道什么才是今日中国社会对于日报附张的需要。”首先，副刊替代不了讲义与教科书，报章杂志只供给人以趣味，因此要避去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其次，副刊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因此文学艺术作品比学术思想的作品重要，应当占据主要部分；再次，副刊应当刊登短篇批评文字，对学术、思想、文学负起批评的责任。（23）

难能可贵的是，知识分子批评、反思副刊内容问题的同时，也着实进行了改良副刊的实践，譬如《晨报》副刊的改革。当时《京报》副刊发表署名为“辰夫”的文章《读新副刊》，肯定改良后的《晨报》副刊：“晨报的改良的新副刊，他是副刊界的北斗星君降凡，他的使命是来逼死通天下作恶的副刊，澄清青年的思想界的，这当然更值得珍重了。”（24）

结 语

清末民初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之间，命运相连、彼此互动，一方面，出版事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实现自我价值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强烈的使命感、逐渐走向自觉的职业批评意识，使得知识分子在从事新闻、出版、教育等职业工作中，不断发现出版事业的问题、并积极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推动着出版事业向前发展。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这种对媒介现实的关怀态度与专业的批评精神，对于今天的出版界与当代知识分子，仍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规模数量上迅猛发展，但大量不健康的书籍充斥市场；出版业的装备、工艺与技术仍然相对落后；侵权行为严重……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出版业仍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危机，这一切，同样离不开知识界人士的理性批评和监督，以促使其进步。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果，项目号：12YJC860016

注释：

①⑥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J]，《新社会》，1920年1月

②⒇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6年4月

③裴复恒：《著述的稀少》[J]，《现代评论》，1925年10月

④杨幼炯：《社会科学与出版界》[J]，《现代评论》，1927年3月

⑤苏：《翻译》[J]，《现代评论》，1925年5月

⑦（21）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J]，《新潮》，1919年4月

⑧傅斯年：《出版界评》[J]，《新潮》，1919年4月

⑨《评小说彙刊》[N]，《文学周报》，1922年7月

⑩戴季陶：《随便谈》[J]，《星期评论》，1919年7月

⑾唐庆增：《出版物》[J]，《清华周刊》，1918年第145期

⑿何宏图：《卑劣作品》[N]，《文学周报》，1923年1月

⒀舒楷父：《一部风行一时的地理教科书》[J]，《现代评论》，1925年12月

⒁《商务本历史教科书之疑问》[N]，《晨报副镌》，1924年9月

⒂《介绍诺斯克立夫的意趣》[N]，《晨报副镌》，1921年11月

⒃东生：《封建势力在报纸上》[N]，《文学周报》，1929年7月

⒄裴毅然：《民国初期的副刊》[N]，《南方都市报》，2012年1月27日

⒅张奚若：《副刊殃》[N]，《晨报副镌》，1925年10月

⒆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N]，《晨报副镌》，1925年10月

（22）赵幼龙：《对于现在出版界之批评》[J]，《现代评论》，1925年7月

（23）孙伏园：《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N]，1924年1月

（24）辰夫：《读新副刊》[N]，《京报副刊》，192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