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论文实用【精选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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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论文【第一篇】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他们迫使中国签署《辛丑条约》之后，加剧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辛亥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国人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实行“新政”。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事实表明，清政府已经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革命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的形势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这些出国留学回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国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所以说它是一次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辛亥革命后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它促进了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国际方面来说，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在政治上不惜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军阀官僚专制统治。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们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他们制定了一些反动法令，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在经济方面，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当时的中国又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第一，它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第二，它不能充分的发动和依靠群众。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来的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无论怎样，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国家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阿瑟。贾德森。布朗著，《辛亥革命》，解放军出版社，
2、傅国涌著，《百年辛亥》，东方出版社，
3、张鸣著，《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中国新闻社著，《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
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论文【第二篇】
新乡地处河南北部，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北方内陆城镇。晚清时期，新乡与沿海城镇相比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较小，社会形态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交会于新乡，使新乡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乡的历史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到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因而对于新乡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乡近代城市发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对新乡近代建筑发展过程进行分期研究，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点，探究其发展规律。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纪初，新乡的当地建筑仍以传统明清建筑为主，建筑材料以传统的土、木、砖、石为主，延续着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但随着西方宗教的日渐传入，新乡出现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为西式和中西结合式，这也是新乡最早的新式建筑。这些新建筑对新乡建筑面貌的改变并不明显，当时建筑仍以传统民居为主。
這一时期新乡最具代表性传统的民居应为位于今原阳胜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当时阳武县（今属原阳县）最大财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仅主院保存完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院是北方民居传统的四合院建筑，有三进院落，房屋74间，皆为硬山顶灰瓦建筑。院落规划整齐，坐西面东，屋顶上有五脊六兽，古朴典雅，浑厚庄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对称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乡现存的清末民居还有位于凤泉区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红旗区北关一带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处民居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1882年的卫辉南门里天主堂是新乡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华于1897年进行扩建。该教堂规模宏大，房屋百余间，为中西结合式建筑。该教堂主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国庑殿顶式的殿身实体，二是仿古罗马柱廊的殿身虚部，这是西方建筑样式第一次出现在新乡。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建于1884年的新乡县牧野乡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阳县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均为中国庑殿顶与古罗马柱廊的结合。虽然这些建筑数量少，但对周围建筑影响较大，模仿者日渐增多。
近代新乡建筑的繁荣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通车，新乡成为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乡与天津、汉口、武昌等城市的距离，人员和物资的快速流动极大促进了新乡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新文化的传播。同时，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河南，大量外国企业直接在河南投资设厂，进行工矿业生产。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新乡兴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类型、技术、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西建筑风格不断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变，当地出现了近代建筑的繁荣景象。
一、住宅建筑。
这时新乡的住宅大多是传统形式的延续，依旧保持四合院的样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艺。在传统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这些住宅不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术，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显改变。
徐世昌公馆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住宅，现位于辉县牌坊街，创建于民国初年，为徐世昌在辉县活动期间（1909-1911年）的办公场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馆“原有建筑占地十余亩，左中右三穿三进，九院相连，皆为四合院，主院穿厅……青堂瓦舍，朱门丹窗，方砖铺地，回廊相连。”（《辉县文史资料》第9辑）。
新乡北关劳动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乡市区规模较大的中西结合式住宅，为民国时期新乡商人李裕达及其三个儿子的私宅，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建筑群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墀头、梁枋、雀替、如意头、莲花束腰柱础等饰物，又掺杂较多的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如精美线角、雕花、门旁扶壁假柱上的涡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282页）该建筑使用油毡沥青豆粒砂屋面，为新乡地区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卫辉城内健康路丽湖花园内的王家大楼，建于民国初年，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王锡彤私宅。大楼为砖木结构，青砖墙基，具有明显的西式建筑风格，是新乡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家大楼整体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凉台，四周有双柱走廊。穿过凉台是宽敞的会客厅，客厅东西各有一室相对。绕过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东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间在“t”字形走廊两边，室室相对，20余间，上下两层基本相仿，上下楼梯均在后部。该建筑样式精巧，美观大方，是独具一格的近代优秀建筑。
二、工业建筑。
新乡的近代工业自20世纪初起步以来，逐渐兴建了一批纺织、面粉、冶铁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厂房多为单层砖木结构，内部空间宽敞，车间有适宜的生产环境。同时，新乡也出现了多层的厂房和数十米高的烟囱。工业建筑的发展充分说明建筑的发展适应了新的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要求。
这期间新乡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有通丰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铁公司。通丰面粉公司位于新乡卫河北岸，西临京汉铁路，主要建筑为一栋五层砖木结构制粉楼，砖墙承重，木梁木楼板。木梁板在震动较大的面粉车间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动荷载。宏豫冶铁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乡市卫河北岸黄岗，东临京汉铁路，是新乡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铁企业。该工厂建筑布局、房屋结构、造型都依照工业生产所需而设计，其标志性建筑为一座30米高的烟囱，外形修长，粗细得体。宏豫冶铁公司的烟囱与通丰面粉公司的五层制粉楼相互呼应，构成当时新乡卫河北岸的一大景观。
三、公共建筑。
伴随着新乡近代化城镇的发展，医院、文化场所、学校、车站、办公楼等新式公共场所开始出现，展示出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新乡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济惠民医院，旧址位于卫辉市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为西式风格，后于1920年完成扩建，为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为四层内廊式双面病房楼，中厅设楼梯，两侧对称布置，并设有暖气和隔火墙。该建筑集中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砖石结构再加上传统样式的屋顶，是中国建筑从传统建筑到现代建筑过渡的一个典范。同时，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同善医院和国光医院，这些医院布局合理，造型简洁，为近代医疗卫生建筑的代表。 新乡文化建筑出现较晚，直到1927年冯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发展。1927年以后，新乡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戏院、中山图书馆、新声戏院、河朔图书馆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图书馆当属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图书馆位于新乡市卫滨区一横街北头的卫河公园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层宫殿式办公及阅览大楼动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图书馆为近代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是一座“工”字形宫殿式三层砖钢筋混凝土建筑，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西方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特点。主楼外观为民族建筑风格，里边是西式设施，光线充足，馆内有新闻杂志社、文物陈列室、演讲室等，可容纳300余人在此阅览。
自20世纪20年代，新乡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发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发展起来。1913年建造的卫辉中学堂教学楼，是新乡地区现存最早的教学楼。该教学楼为二层砖木结构，“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儿墙、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墙壁柱等近代建筑处理手法，使用玻璃、红机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页）。1930年建成的私立静泉中学（今新乡市第三中学），位于新乡市姜庄街今市卫生学校院内，该学校续建的“廿一”教学楼为砖木结构三层双面楼房，门厅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学校，为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教学楼门窗过梁、基础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钢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悬挑钢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乡是第一次出现。此外，还采用了單斜梁两侧双悬挑踏脚板式的木楼梯，亦属本地少见”（同上，121页）。
道清铁路新乡车站于1904年建成，后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车站票房一座。该票房位于新乡车站北端，今建国路西侧，为英国人设计。站房9间，坐东向西，设厕所、月台、风雨棚，仿西欧票房样式。票房由四个功能区构成，功能区内部开门，相互通达。四个区中北区办公、调度，南区售票、后勤，中间两区候车。
建于1933年的新乡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位于今新乡市东大街路北，该建筑为新乡行政管理机构和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场所。办公楼坐北朝南，为二层砖石结构房屋。主楼为东西走向，东西两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楼，因而整个办公楼为中轴对称的“h”形。主楼正面立红漆柱四根，鼓石柱础。楼内为双面内走廊，楼上楼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间房设两个平开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紧凑，造型朴实清新，堪称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铁路沿线城市集中，新乡原有的城区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开始突破城墙的制约，向人流、物流比较方便的火车站附近发展，形成新的城区。新乡新城区的建筑多数放弃了传统设计和规划，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其功能也更为多样。
在铁路没有通车前，新乡的商业街区位于临近卫河的北门一带。随着铁路的通车，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老城北门外沿卫河商业区开始向旧城西部方向的火车站发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旧商业区中间开辟了一条通道，从北门外沿河街，经石榴园、姜庄街、新华街至火车站。这个区域逐渐被民宅和商铺填满，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华街）为主的新城区。人口增加、店铺林立，商店多为高门脸和门窗洞口加线饰等西式建筑风格，采用水泥饰面和玻璃橱窗等新材料。民国10年（1921年），由火车站至水阁门，修西站马路。民国20年（1931年）后在火车站东、卫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庄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这些街道条块结合，构成卫河南岸街区。同时，在1933年成立城关马路工程委员会，专门整修道路，又将新城区西站马路、中山大街、姜庄街、石榴园、民族路等马路修筑成碎石碎砖路面，还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国路等马路安装了路灯。通丰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卫河上修建了一座桥，取名为“通丰桥”，此桥原为简易木桥。1933年国民党华北办事处将此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改名为华北纪念桥，为新乡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桥长35米，宽米，石墩、水泥梁，内衬道轨为筋，棱形红石铺面，8根米高铸铁杆桥灯，为新乡市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方便了卫河南北交通。在今姜庄街与胜利路交叉口处，民国年间还有一座下方上圆最上为尖顶并镶有机械钟表的装饰建筑，当地人称之为“钟楼”，用以报时之用。华北纪念桥、钟楼与同一时期建造的河朔图书馆、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被新乡百姓称为新乡20世纪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规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应发生变化，马路宽阔，洋楼林立，门窗也均刷油漆。
五、园林建筑。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内园林建筑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新乡出现两座公园，分别为1924年修建的暴张公园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暴张公园是为了纪念暴质夫、张宗周而建，两人为民国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张公园位于新乡姜庄街，园内设有暴张纪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张纪念堂建在公园迎门处，是公园重要建筑，现位于新乡市卫滨区武警支队院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堂坐北向南，“单檐歇山顶，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砖砌墙，檐柱抱在墙内”。暴张纪念堂建筑式样别致，与之类似的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并不多见。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位于火车站东边的建国路，为爱国将领吉鸿昌所建。道清公园虽规模不大，但环境优美，具有现代城市公园的雏形。入门处为直形长廊，左右种植翠柏，长廊左右，还各有一圆形花坛，有小径将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构成了国民党党徽图案。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停滞期。
（1938年至1949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由京津地区南下，新乡于1938年2月沦陷。日伪政权在新乡7年多的殖民统治，致使新乡原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百业凋零，经济衰败，社会倒退。
日军占领新乡后，大力修建军事工程和为其服务的设施，“日本帝国主义在新乡修建飞机场、军政机关及为其服务的金融、商业、邮电、娱乐设施，共建项目58个，建筑面积61799平方米，其中军政设施建筑面积达80%以上”（《新乡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页）。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建筑为位于新乡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领事馆，该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二层混合结构，木质地板，红砖墙，大灰红瓦，四坡式屋顶。该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个通气孔，通气孔直通屋顶四个方形通气孔，通风防潮。领事馆北是领事住处，为日式建筑，开关式门窗，内门和壁柜皆为推拉门，木地板上铺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设讲究。领事住宅路东为三栋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乡市卫滨区的金家营和八里营现存十座飞机掩体工事，该建筑为拱形，为水泥混凝土结构，异常坚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锅，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飞机窝”。这些飞机窝为侵华日军所建，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日伪政权在1943年开始修建引黄济卫工程，计划将黄河水引入卫河。至日本投降时，只将50余公里的总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该工程加以改造，命名为人民胜利渠。
同时，日伪政权重视新乡的城市建设，曾将新乡列为华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规划。“本市于事变后跻于重要地位，人口剧增，拟使成为军事上要点及商工业都市，而策其发达。并应作为政治交通文化经济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计划。”（《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伪政权编制《新乡都市规划大纲》，进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城市建设。新乡规模拟为20平方公里，以京汉铁路东侧为主，从新乡车站往东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约二公里，包括车站西侧一部分。本区范围东起土马路西至铁路线，南至城南庄，北至中兴街，为一正方形新区。并以孟姜女河为分界线，南面为行政区、住宅区，北面为街市混合区，卫河北岸为工业区。同时，新开6条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马路（今胜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兴街（今宏力大道）。这一时期，新乡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条，道路长度公里，面积万平方米。日伪政权按照这个规划大纲对新乡经营多年，对新乡城市建设与规划布局产生较大影响。
1945年秋至新乡解放，兴建的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国民党新乡县政府为迎接蒋介石路过新乡暂住而建的中正堂。该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长方形，北端设讲台，南端正门有台阶，门厅为三柱拱券，纵墙两侧设休息走廊，间间有高大的砖粉砂浆红廊柱，两端间有传统的倒柱连龙，墙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艺。
结 语。
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出近代新乡的社会变迁，是由当时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是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结合的产物。新乡近代建筑总的来说是把西方建筑风格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产生符合现实需要的新建筑。同时，新乡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类型、技术、材料方面相对单一，高质量建筑少，这表明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并不充分。
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论文【第三篇】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专制时代结束，民主共和世纪到来的重大标志；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留给20世纪的中国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伟大思想成果。它的精神是永存的。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民主共和。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生于20世纪，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面貌的三大历史性巨变。其中，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第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开启了中国进步的大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石。它的不朽业绩值得我们在其百年之时予以特别的纪念。
一、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正是“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所具有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皇和帝是远古时期对于人间最高统治者的尊称，原来是分开使用的。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秦王嬴政统一天下，觉得自己“功高三皇，德兼五帝”，丰功伟绩“亘古未有”，远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要大的多。志得意满之际，于是将“皇”和“帝”这两个原来单独使用的人间最高的称呼合二为一作为帝号，加封给自己，“皇帝”的称号由此产生。又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于是就自称是始皇帝。
从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大约是2000多年，期间被赶下台的皇帝不下几十个，但是除溥仪外，无论是因帝位纷争还是因农民起义的打击，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在这2000多年里的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旧皇帝被赶下台，新皇帝取而代之，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例外。但是，时间到了上个世纪初，也就是__年前，皇帝在中国的气数终于到了尽头。在辛亥革命滚滚洪流的强力冲击下，内外交困的裕隆皇太后不得不于1912年2月12日代当时刚满6周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皇帝，就这样被无情地赶下了中国政治舞台，而且从此断绝了后继者（昙花一现的袁世凯和张勋的短暂复辟不算）。
可见，正是辛亥革命给予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史无前例地终结了皇帝在中国至高无上、至尊至极的地位和命运。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绝对不是又一次重复封建王朝改朝换代“新皇帝取代旧皇帝”的历史轮回，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什么意义和影响呢？就是在中国，“皇帝”从此成为了字词典里的历史名词，成为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古董，彻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寿终正寝”了。这可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巨变。我们当代人因为不是帝王时代受苦受难的亲历者，仅是从书本上甚至影视作品里获得对于皇帝和那个时代的非常肤浅的感知，是很难理解这一历史性巨变的深刻性的。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亲历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__年前曾经说过的：“没有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人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往往是认识不足的，因为他们不能体会到要推翻已经沿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这确实是中国自封建社会形成以来的漫长岁月里所不曾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国不可一日无君”，封建皇帝是秉承天命降世，代表上天统治人间的“真命天子”，人民群众只是具有绝对服从义务的天子的奴仆和子民。绝对不容置疑的封建皇权思想则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和残酷的思想牢笼，任何怀疑、动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的言和行，都被视为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舍得自己的肉一片片被割了才敢把皇帝拉下马，没有几个人具有这样的勇气的。因此，打到皇帝，这在封建社会里是没有几个人敢想的大逆不道的事情。
此外，__年前，从世界范围看，除了美、法等少数国家外，几乎都实行着君主制度，英国有女皇、日本有天皇，德国是威廉一世，俄国是沙皇，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则是国王。即使是今天，已经21世纪了，全世界还有40多个国家保留着君主制度，亚洲就占了一半还多。而中国却早在__年前竟然一下子就把皇帝从权利金字塔的塔尖给拉下来了，把封建统治集团的总头头给毫不留情地敲掉了，这绝对是动地惊天的历史巨变。原来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就这么被打倒了，那么还有什么陈腐、落后的东西不可以怀疑，还有什么能够禁锢住人们的思想？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人们豁然开朗，长期被禁锢的思想获得了空前惊人的解放，革命精神受到极大地鼓舞，反对专制的民主运动持续高涨。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空前加快，迅速走向五四运动、走向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新中国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因此说，“赶跑了皇帝”是辛亥革命的第一个大功劳，正是辛亥革命把延续了几千年的神圣皇权和皇帝制度统统“送进了历史的坟墓”，曾经是那么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至上思想在一夜之间被彻底颠覆，古老中国运行了几千年的统治规则被彻底打破了，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社会秩序在整体上乱了套。这就为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最大的障碍。而由此开启的则是一个全新的没有皇帝的民主共和时代。因此，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不朽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彪炳史册大书特书的，无论今天我们怎样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专制时代结束，民主共和世纪到来的重大标志。
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方面它赶跑了皇帝，颠覆了封建帝制，覆灭了大清皇朝，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另一方面，它创立民国、实行总统制、制定了《临时约法》，颁布了一系列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法令，开创了一个新世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崭新纪元。
总统、国会、宪法，这三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领导“中华民国”政府在帝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法、美式的民主共和国，确立了总统制，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并着手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由此将封建专制的中国纳入到民主共和的轨道上，走出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跨进了近代的门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一件有着破天荒意义的伟大事件。“中华民国”的创立成为专制时代结束，民主共和世纪到来的重大标志，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又一伟大成果。“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全新的国家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中华民国”的开创性首先体现在与世界先进的政治制度接轨，标志是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正式宪法颁布前的国家根本大法。它所做的“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的规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人民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义务。
《临时约法》以美国和法国的“三权分立”、“代议政治”原则为指导，规定了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等各自的权限，确立了限制总统权利的“责任内阁”制。由此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现民主共和精神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部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彻底地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体制，它引导并且规定着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方向，为使中国不可逆转地由封建专制政体转轨到近代民主共和政体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由此而奠定了民国大厦的基石，在制度层面上完成了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同样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除了制订根本大法《临时约法》外，南京临时政府还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月中，通过颁布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了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由此将中国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
“自由尽是新风尚”，这是对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习俗改良成果的最好的概括。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1912年3月5日，上海的《时报》发表题为《新陈代谢》的文章，其中写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剪发兴，辫子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总统、议会、宪法、政党出现了，国体改变了，政体改变了，民主共和初步由理想变为现实；辫子剪掉了，服饰改换了；黄龙旗扔掉了，五色旗飘起来了。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政党政治的初步实践，社会团体的竞相成立，社会舆论的空前活跃，报刊杂志的论争激辩，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急剧变革，改变着古老中国的社会面貌，一系列中国人闻所未见的新生事物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兴旺与新生气象，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面貌为之一新。
三、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1906年，同盟会在《革命方略》中写道：“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些话在今天听起来似乎平淡无奇、波澜不惊，但是在__多年前的中国社会，产生的却是石破天惊、震撼人心的力量。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推翻皇帝统治，这种翻天覆地式的社会大革命，深刻和直观地对中国民众进行了一次民主主义的教育和洗礼，它在推动中国迈入现代化门槛的同时，阻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民主共和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辛亥革命以后一种社会共同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时代意识。正如梁启超所云：“任凭你像尧舜那样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样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历史发展的事实确是如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张勋复辟更是短命到12天即草草收场，都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欧洲早期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却要曲折的多，经历了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时间斗争。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英国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进行了长达48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法国从1789年至1830年，再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过三次封建王朝复辟，共历时86年，共和派才最终战胜帝制派稳固了政权；而从整个欧洲范围看，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到1871年德国统一实现，前后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反复较量，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才最终定局。
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一个世纪前的中国，这种阻力却要小很多，封建势力复辟帝制无一成功者，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袁世凯窃据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居于统治的最高层，拥有着无限的权利，掌握着庞大的军事机器，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的政权，他的统治权威，在当时实际上比前清皇帝还要强大。
1915年12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自任皇帝。袁世凯背叛共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立即激起全国愤慨，遭到了经受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刻洗礼的社会各界的群起反对。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号召全国人民奋起为重建民国而斗争，很快就形成了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对敢为帝制的袁世凯“天下共击之”的局面。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重归共和。两个半月后的6月6日，四面楚歌、众叛亲离，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万民唾骂声中忧惧而死。
张勋原是晚清江南提督，统帅江防营驻扎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勋负隅顽抗革命军，战败后溃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为敌。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拥兵徐州，成为一时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1917年5月下旬，“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段祺瑞因解散国会问题发生严重冲突，争相拉拢张勋。别有用心的张勋乘机率“辫子军”于6月14日进入北京，表面充当黎、段之间的调解人，暗中策划发动复辟。1917年7月1日凌晨3时许，张率领诸人在养心殿向废帝溥仪行三拜九叩礼，奏请复辟。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同时公布9项施政方针，连下8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复辟消息传出后，也是立即遭到了举国一致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组成讨逆军，防守的“辫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千夫所指中狼狈收场了。自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敢于帝制自为者”。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张勋等人喧闹一时的复辟逆流，之所以终于未能翻起大的波澜；复辟封建帝制在与捍卫共和体制的较量中，之所以只三两个回合就以失败告终，而没有像英法等国家那样经历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探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完全地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在人们心中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地位，“逆势者亡”则成为所有敢于倒行逆施者无一能够逃脱的铁的定律。两次复辟闹剧，不仅没有中断民国，反而进一步证明了“民主共和”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历史潮流，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而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启程来说，应该看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它在一定的意义上减轻了复辟与反复辟长时间反复较量将必然带来的社会震荡；减小了中国由一个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闭关锁国的、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转型的代价，减低了维护民主共和体制的成本。
“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留给20世纪的中国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伟大思想成果。它的精神是永存的。
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论文【第四篇】
众所周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解决中国建设和革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这些工作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共同完成，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任何一种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都有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它的理论反应有时间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实践的开始，即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辛亥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期间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政治、思想、阶级和干部条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的，因此，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1、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鼓励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民众中引发了倡导国货的运动；北京政府为争取资产阶级也做出了努力，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孙中山先生身先士卒，投身实业，掀起了实业救国的运动；辛亥革命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货，促进了本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就这样，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2、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政治环境。
由于社会条件和历史进程等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善中国人民的境遇，没有完成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历史人物，但是它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让军阀的统治没法像清政府一样进行全国一体化的密集统治，中国由此出现了相对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正是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人民才得以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和损害民族利益的势力作斗争。辛亥革命之后，许多的游行集会和发表声明，到后来的罢课、罢工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民反压迫和反侵略的主要斗争形式。就像董必武说的一样“三十年来，每次带领群众进行各种各色的运动，都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关，民主运动已自辛亥革命开辟途径”，正是在这样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才出现了多种政治组织并存、多种政治声音并发、多种政治思想出现的现象。经过这一系列的反复辟和反侵略运动，经过各种新思潮的不断涌现，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的良好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二、辛亥革命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的意识形态都根植于经济事实之中，但是新学说的产生又必须从已有的思想出发，中国共产党正是应用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才能够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实现了革命先驱的抱负，是辛亥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1、辛亥革命启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自1840年开始，中华民族在外国列强的瓜分下一步步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顽强的中国人民不断的探求救国的出路，提出了许多救国方案；从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都在不同的方面显示了各个阶级的领导人物的爱国主张和愿望。其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可谓是影响最深远的。首先，在国家存亡和民族危机这样的关键时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宣告“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辛亥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次，辛亥革命抨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利用清政府来统治中国人民。当清政府垮台以后，帝国主义妄想培养的新走狗被中国人民一个个打倒在地，削弱了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将反帝反封建作为党的主要斗争目标，写进了党的纲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启示。
辛亥革命最终没有取得胜利，但却为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指引了中国人民寻求彻底解放的革命道路。辛亥革命的失败，外在原因是由于反动势力太过强大，内在原因是中国民族的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这些表现在：在政治上，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对其有一定的妥协和依赖；在军事上，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队伍；在人民的关系上，脱离和害怕群众，没有满足农民的需求，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关键是没有鉴定成熟的政党。这些“老毛病”，使得在革命运动中，没有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完全断绝关系，不具备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就不能够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辛亥革命的这种不彻底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民积极探求新的解放出路，在政治和思想上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运动，革命等待着新的政党的诞生，这个领导阶级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了新的政治力量，自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走向了新的篇章。中国共产党承接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说，辛亥革命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史，同时也是继承前人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实践做出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还是与时俱进的历史，辛亥革命为这样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精神财富。与时俱进是辛亥革命的精神内容，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
__年前，辛亥革命掀起了腥风血雨的斗争，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腐朽和反动的统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自黄岗起义至武昌起义的爆发，期间举行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起义，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的许多人更是放弃了家庭生活，放弃了个人的幸福生活，毅然选择了革命道路。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前去革命，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难保，并且还有抄家灭族的危险，我们从前有那样大的危险，还能够去革命，那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由于我们富有牺牲的精神。”辛亥革命前辈们这种大无畏精神，这种英勇不屈、舍生取义的精神为改造中国和实现“三民主义”奋斗的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深深影响了中国以后的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崛起，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前后将近20年，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和有力宣传使得中国人民爆发了爱国和追求自由的思想，使得中华民族进入了新的觉醒阶段。其次，辛亥革命推动构建了中国现代的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辛亥革命中形成，辛亥革命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在经济上，孙中山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振兴中华，在思想文化上，南京临时政府倡导自由、博爱和平等的思想，对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向来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辛亥革命揭示了真理：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就有希望和前途，就会发展强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辛亥革命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历届领导人重视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这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论文【第五篇】
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的国家——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人民惊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例如，瑰丽璀璨的《诗经》、敦煌的莫高窟、楚辞、《论语》、四大发明„„中国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然而，中国在近代中的表现却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强在家门口打得一败涂地，远远的落后于西方的国家。那么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历史学者也对此进行过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错综复杂。历史的发展本来就不是由单一因素组成的，近代中国的落伍也不是某一个时代落后的结果，而是由各种因素、各个时代的积累而造成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从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们的国家处在陆地最多的亚洲大陆上，土地广阔、地形复杂、东临大海。有竞争才会有进步，但近代以前，中国作为亚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与我们抗衡，可谓四夷臣服、一国称雄。四面八方的蛮夷小国都要向我们进贡，这样就造成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种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到清朝时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说在清朝以前，我们还有可以炫耀的资本的话，那么在清朝就纯粹是自吹自嘘了。
我们在强盛的时候，别的国家还没有成长起来，正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早熟”，从而造成了一枝独秀，而没有形成百国争鸣。假如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就遇上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列强，我们的国家可能也就不会出现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压制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并且还要交高额的地租，这样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何况封建专制走向末期的时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会动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统治阶级压制的广大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
并且这种制度的统治者继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说就是“老子当完儿子当，儿子当完孙子当”。这样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就很难保证。因此，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是开国初期的几位皇帝还可以，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几岁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这种一人独裁的制度，会使很多重大的决定受个人的影响，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决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来决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专制，我们就可以看出个人独裁的各种弊病。也许我们如今的社会制度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专制也无非是专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毕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这一个原因历来被很多学者重视，的确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秦始皇建立帝国到明清这一段时期，我国在对外政策中便以一种大国心态自居，我们知道两国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时期的中国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们以天朝上国自居，命令国力弱小的国家来朝拜进贡，这样本身就破坏了外交的原则。
无论是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我们都没有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跟别的国家进行沟通，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天朝上国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扰而开始实行禁海政策，使中国未能开拓海外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更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种闭关政策更加导致统治者妄自尊大，自以为地大物博，割断了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本来已经落伍的中国封建社会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四．科技方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一方面我们明显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们中国仍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种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政策决定的。有需求才会有生产，当时的政策不鼓励人民创新，独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张“温故而知新”），实行一种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学习古代的传统文化，一心考取功名进入仕途。
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传播科技知识时，中国的官员却骄傲自满的说那是蛮夷小技，没有抓住机会，最终造成了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与西方，在今天仍然缓不过气来。
五．经济方面。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束缚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国自古有“士农工商”“为富不仁”的观念，人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经商，封建政府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艰难前行，资本主义基本被扼杀”。
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必然。四。
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产都瓜分尽了；严重的剥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钱财。“由于朝廷上下，官员贪婪腐败，常常中央政府一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经层层盘剥之后，到了百姓头上就变成了三两的赋税。”[1]这样就造成了一些小资产主，刚刚积攒起来一些财产，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滚越大呢？农耕国家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原始积累榨干，资本主义在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后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个朝代造成的，而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忠君”思想，封建统治者便利用这一点来愚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以维护其统治。并且，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安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提倡人民安贫乐道，这使得中国人大都对财富的心态没有西方那样强烈，以致家家安居乐业，人人不求闻达，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团团圆圆，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险精神。
再看我们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人则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样一来，中国的科技就远远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才，我们知道几百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观念，使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个只会吟诗作文的书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统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闷地隐居山林，处江湖之远，不问世事。再者，科考的内容是什么？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了，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怎么还能停留在过去！由此可见，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碍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封建君主专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换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人民奋起反抗的时候却很少（陈胜吴广起义也是被逼上绝路了，而且陈胜从小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觉得这就跟我们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了，用《狼图腾》的话说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种进取精神，可以说当时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统治阶级驯化的羊羔，外在表现就变成了人民的集体无意识。
看到，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之外，其他的几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们华夏文明的内部，欠缺的就是这种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谆谆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
从民族性格方面或许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能存在这么久了。因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旦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所以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这种民族性格的软弱在我看来是一个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深层原因。当年的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最智慧的《孙子兵法》，几乎不战而败，最后软弱无能的南宋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当时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强交战时也是屡屡妥协退让，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的条约。因此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手和脑，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
在我看来，以上的七个方面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弃次要的因素或许能帮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清历史的脉络。
回顾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在充满着愤怒和热血的同时，更应该包含着理性和冷静，冷静的分析历史，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进而擦亮眼睛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屈辱不可耻，可耻的是没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耻，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所以能变得更加强大。
相信龙的传人一定能在世界中腾飞，相信伟大的华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扬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论文【第六篇】
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仸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
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幵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
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论文【第七篇】
摘要问题讨论法教学是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之一，能够较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本文通过阐述问题讨论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具体实施方案以及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以期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纲要》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问题讨论法教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outlineofchinesemodernhistory"。
xuying。
zhong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engzhou,he'nan450044)。
abstractdiscussionmethodteachingisoneofinnovativeteachingmethods,itcanbperdescribestheproblemthroughdiscussionmethodinthe"outlineofmodernchinesehistory",thenecessityofteachingandthespecificimplementationanduseoftheprocessshouldpayattentiontoinordertoenhancestudents'awarenessoftheproblemandimprovethe"outline"ofteachingeffectiveness.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我国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历史课程，其内容主要介绍中国自1840年以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大学生进一步认知中国的国史、国情，并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评价历史问题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要想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问题讨论法教学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1“问题讨论法”在《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
“问题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获取知识的方法，也是一种以学生自己的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首先由教师提出问题，引起学生兴趣，继而引发讨论，在讨论中探究问题的本质，最后由教师总结，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很多中学思政课都采用了问题讨论法教学，但是进入大学以来，因为许多《纲要》课采用了大班授课，有些老师就认为采用问题教学法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进度上都有难度，因而不再用这种教学方法，殊不知大班授课也同样可以采取问题讨论法教学，只要创立问题合理，教师引导有方，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问题讨论法”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纲要》课部分内容和中学课程存在着重合现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简单重复课本内容，就很难突出重点、挖掘新意。对“9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对重复学习的内容极易产生厌烦情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需要改变理论说教的形式，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习，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讨论法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二，“问题讨论法”教学有利于对学生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纲要》课讲述了1840年至今170年的历史，时间跨度长，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纷繁复杂，很多学生面对这些问题，摸不着头绪，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问题讨论教学法采用问题导入，让学生深入认识问题的本质，以及引起问题的前因后果，由此及彼的认识相关问题，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够科学地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采用问题讨论法教学还可以提高学生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对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通过对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的分析，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使问题简单化，让学生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找到促使历史事件发生的合力，从而提高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眼下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观的看法，比如某些人提出“侵略有功论”、“非暴力革命论”等，90代大学生对这些历史问题知道的史料少，容易被误导，也容易感到迷茫。这就需要把《纲要》课程中有些有争议的、并且容易让学生历史思想混乱的问题明确的提出来，让他们在问题讨论中比较分析，通过以事实为根据的争辩，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存真去伪，从而达到是非分明的目的，很好地解除学生的困惑，也提高了他们分析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
2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
“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关键是在教和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或中心作用。正确运用该教学法，学生主动学习的舞台就可以很好的搭建，学生活跃的思维就能很好的体现。否则，就成了只有教师唱独角戏了，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说“问题讨论法”的实施是有条件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讨论问题的内容准备。
课堂问题讨论，教师要通过展示某个教学问题，去引导学生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或对某些观点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证。所以，我们老师提出问题时要深思熟虑、精心策划，而不是随意信手拈来，所提问题要让学生感兴趣，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话有所说，理有所辩。一般来说，问题的选择要遵照这样几个原则：第一，符合历史学规律前提下，有典型性和针对性。问题讨论教学的目的是使教学任务更好的完成，所选择的问题一定要体现《纲要》课的教学目的，要抓住理解和应用理论的关键提出问题。使讨论能击中要害，辨出是非，在学生知识和发展方面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第二，设问要生动具体。创设问题要达到明确具体，易于学生理解，题目形式要生动，问题的提出要能引人入胜，以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三，具有系统性和启发性。在充分解读纲要教材的基础上，将本课程要选择的问题作一系统性的规划，不能仅仅拘囿于某一问题，要注意设立问题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的叙述要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涉及的知识要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逐渐接近未知，要有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在上编综述中选择“鸦片战争爆发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样一个学生了解但又不完全知道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既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又可以让学生有话可说，经过讨论辩驳，让学生深入了解到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嘉庆朝时，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了，鸦片只是战争的一个导火索，没有鸦片，帝国主义同样会找其它借口侵略中国，这样就会使学生深入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必然性，学生就会清醒认识到要想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有新的进步社会形态来代替封建主义，让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有比较全面的深刻的认知，多方位、多棱角的去看待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
组织好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问题教学法的核心，学生一般按照10人分组，各小组认真讨论，教师要在教室时刻关注学生的活动，留心观察学生在讨论中所出现的问题，还要避免有些同学不发言，尽量使每一位同学都要参与到讨论中。讨论完毕后，由各小组指定一名学生发言。发言的学生也要回答其他小组提出的问题，甚至可以对同一问题产生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
教师归纳总结。
通过对某个历史问题的分析、讨论获得对问题的正确认知，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是问题讨论教学法的最终目的。所以，教师在学生讨论后要及时的归纳学生的观点，并对其进行适当的点评和归纳总结。如同学的发言是否主动、讨论课堂问题发表的言论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和社会规律、分析问题是否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老师要中肯的指出发言学生所得结论的优点和不足，让学生学会分析矛盾，把握重点，使问题教学法发挥其最大的课堂效果。比如，在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进行教师归纳总结时，老师就要明确指出，鸦片贸易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贸易，其致使白银外流，国民身体素质下降，带给中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害。另外，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措施，英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侵略中国是没有道理的；第三是帝国主义通过发动鸦片战争是其侵略本性使然，主要是想把中国变成他们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第四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而且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指出中国近些年的崛起是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样就使学生了解到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只有靠自己发展，才能屹立世界之巅。
3问题讨论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准备工作要充分，控制好讨论时间。
运用问题讨论法教学，涉及到的教学内容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历史学老师要具有较宽的知识视野和良好的历史学、社会学理论基础，老师应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历史和社会学资料等，甚至要预测到讨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如此，老师还要有序的控制好问题讨论，对教学各个环节要进行有准备的合理的布置和策划：一般来说，要把需要讨论的问题提前布置，要求学生提前做好预习和准备，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书目，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史论水平。同时教师要控制好课堂讨论时间，既让学生进入到讨论状态，又不能影响教学进度。
教师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问题讨论教学实施时，老师要做好对学生的引导，要让学生明确本次问题的主题思想，避免在课堂上发生“跑题”的情况。如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首先要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有些学生可能会受到目前社会上某种不健康观点的影响，在学生中会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我们国家输入了先进的思想或技术，更甚者会认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早期侵略，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认识。教师对这些问题要有充分的了解，在学生讨论时要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帮助学生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启发式教学不容忽视。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启发式教学的采用可以可以让学生变成有主体意识的学习者。启发式教学是问题讨论教学法要经常采用的。第一，设计讨论问题时，老师不能单单从自己的主观出发，自己想出什么题就出什么题，要考虑大学生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视野等来进行问题的选择。例如，针对文科专业的学生，设计问题时要相对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对理工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则要选择比较容易一点的问题。第二，要布置任务，让学生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或网络搜集资料，为进行问题讨论做应有的素材准备，引导学生自己思考与分析，一步一步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让学生自己总结出规律，最终解决问题。
总之，问题讨论法教学是提高《纲要》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如何创设问题，组织好课堂是一项教学艺术，我们要更多地了解青年学生实际和社会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编号：2009-jkghag-08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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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晔.“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3]钱文艳.“问题教学法”与“梯度性提升学生问题能力――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论文【第八篇】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