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时期民族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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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英雄故事
滔滔右江，见证了上世纪20年代末一场光照千秋的伟大革命――百色起义。80年来，在千千万万右江儿女的心中，一直矗立着一座不朽的丰碑。这座丰碑，是参加百色起义的共产党员凭着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比热爱，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牺牲精神铸就的。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向来严于律己。一次，他偶然了解到，与他一起出生人死干革命的弟弟张逸秋在理财上存在错误。他回到军部立即召开会议，责成张逸秋作出深刻检讨。他还对同志们说：“张逸秋违的纪律，有缺点和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尤其他是我的弟弟，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会后，张云逸撤销张逸秋经理处长的职务并调离军部。为了这件事，张云逸对弟弟进行多次教育，使张逸秋改正了错误，成长为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后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对待公私取舍上，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情操。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峰在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工作时，坚持给自家分最差的土地，把好的土地让给贫苦农民。红七军主力北上时，他回家乡提取放在他家里的红七军经费――黄金3斤12两、光洋17箱。堂兄考虑到他远离家乡，家里生活有困难，劝他留下一些钱养家糊口。黄治峰听后严肃地说：“你知道这是什么钱吗？这是红军的军饷，一个铜板也不能动，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你知道部队有多困难吗？家里的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最后他把军饷全部提走，一个铜板都没留下。但是，他留下了一枝枪，要求堂兄和家人坚持斗争。
杨金梅是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的妻子。红七军北上时，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东兰工作。她很不情愿和丈夫分开，雷经天为妻子轻轻抹去脸上的泪痕，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要到哪里去，这是绝对不能讨价还价的。”杨金梅的眼泪流了下来，说：“从个人的感情来说，我当然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可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我也是党员，你放心，只要我不死，我等你回来。”雷经天同志曾蒙受过许多冤屈，甚至被同志们误解；也曾犯过错误，受过党组织的处分。但是，从百色到江西，从江西到延安，从延安到全中国解放，他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始终不渝，体现了共产党人勇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的坦荡襟怀和崇高品质。杨金梅在右江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中受伤被捕，英勇就义。
李谦是红七军中英勇善战的骁将。1931年2月初，李谦率领五十八团一营在遭家坪岭上迎击敌军。不料情报有误，敌军来的不是1个团，而是4个团。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他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在回击敌人第8次进攻的时候，他挥舞大刀，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搏斗。部队撤退的时候，一颗飞弹袭来，他的腹部鲜血喷涌而出。他对赶来搀扶的警卫员大吼一声：“别管我，快冲出去！”他一直没倒下去，坚持掩护大部队冲出重围，鲜血染红了他的军装，犹如硝烟中熊熊燃烧的火炬。
恩隆县委书记滕德甫，一家6口都被敌人杀害了，但他强忍悲痛，坚持工作。1930年，红七军北上转移后，敌人对右江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围剿”。一天，为了掩护红军赤卫队家属转移，他率领农军在吓哈村与数倍之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激战。他知道，村子里有许多红军家属，一旦敌人进入村里，后果不堪设想。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形势十分危急，但还有一些年老体弱的乡亲没有撤出村子。敌人又一次扑了上来，一位战士扯着他说：“书记，我们的子弹快打完了，快撤吧！”他一把摔开说：“不，只要还有一个老乡没撤出去，我就不能先撤。”这时，一颗子弹飞来，他倒下了，但他那双通红的眼睛仍死死盯住前方蜂拥而至的敌人。战士们抬着他冲出包围圈，才发现他已经牺牲了。同志们流着泪告慰他“乡亲们都安全转移了”，并轻轻地抚摩着他的眼帘，才合上了他的双眼。革命是快乐的事业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有一种不朽的精神，那就是共产党倡导的“快乐事业，莫如革命”。这种精神在韦拔群同志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韦拔群出生在东兰县的武篆乡，虽然生在富裕的家庭，但从小与贫苦农民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穷人的苦难和地主的作威作福，使他恨透了黑暗的社会。16岁时，他就以“愤不平”为笔名，激扬文字，抨击时政。
1912年，为了让韦拔群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父亲送他进广西法政学堂。但看到学校尽是传授升官发财、荣华富贵之道，他愤而退学。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回乡变卖家产，开始游历中国，考察社会。
1921年，韦拔群回到东兰，时任广西省省长马君武委派他出任南丹、东兰两县县长。他不想做一个欺压百姓的官，要造黑暗社会的反，要铲除人间的不平等。他再次变卖家产，购买武器，组织国民自卫军，开始了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生涯。
韦拔群先后组织了3次农民运动，都失败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领导的革命，虽然有满腔热情，却坚持不了多久，这到底是为什么？今后的路该怎样走？革命的真经往哪里找？
1925年初，他费尽周折，辗转贵州、云南、越南、香港，最后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受、彭湃、陈延年等人的教诲。在广州的日子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终于找到革命的真理，心中豁然开朗。
1925年4月，韦拔群由广州回到东兰，在列宁岩举办了四期农民运动讲习班。农民像潮水般集聚到列宁岩，一把把斧头、镰刀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一支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在右江大地揭竿而起。
1926年，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到：韦拔群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景仰。
平等幸福是劳苦大众的朴素理想，但在东兰山区，瑶族同胞却连人格的平等都没有享受过。作为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韦拔群深深知道不平等给瑶族兄弟带来的痛苦。他深入到瑶寨里，与瑶族同胞同吃南瓜野菜、同睡火塘边、同做峒场活，向他们传授革命的道理，并且在“革委会”的政治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对瑶民的平等政策。真诚的沟通，使瑶族同胞坚信苏维埃政府就是他们的靠山，韦拔群就是他们的亲人，是他们的“拔哥”。他们说，有“拔哥”在，我们什么也，不十白。
1929年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百色城头，韦拔群的队伍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从此这支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屡立战功，让敌人闻风丧胆。
1930年10月，红七军根据中央指示北上，韦拔群被上级安排留守根据地，并受命组
建红二十一师。北上的红十九师大部分战士是东兰人，他们舍不得家乡，舍不得“拔哥”，私下酝酿在部队出发那天偷偷留下。韦拔群知道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纪律？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的部队？你们还记不记得党旗下的宣誓？共产党人对组织的决定，不能讨价还价。”
韦拔群让北上的部队带走最好的武器，看着这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他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然后带着74个伤病员，走入东兰的崇山峻岭之中。
革命处处充满艰险，随时都会流血牺牲。有一天，韦拔群和他的妻子黄秀梅化装出山侦察敌情，被敌人发现了。他们被围困在一片竹林里，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敌人。韦拔群对黄秀梅说：“准备好，打一阵就往外冲。”黄秀梅说：“不行，敌人太多，危险。”韦拔群说：“不能等死。”拔枪就要往外冲，黄秀梅一把拉住他的手说：“我有办法，你别动。”说完，她就往竹林外的一条小路上跑去，一边跑一边开枪。此刻夜幕已经降临，朦胧中敌人以为“拔哥”真的跑了，立即追了过去，密集的子弹像暴雨一般倾泻过去。韦拔群看着倒下去的爱人，听着渐远的枪声，眼泪喷涌而出。
为了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拔哥”把3个孩子分别取名叫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在右江根据地的腥风血雨中，韦拔群经受住了饥饿、疾病、严寒的考验，敌人没有打倒他，困苦没有压垮他，但来自红军内部的叛徒韦昂贪图赏银，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韦拔群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时，仍惦记着要通知政委陈洪涛带领部队转移，他断断续续地吐出这几个字：“快些……通知……部队……”
39岁的“拔哥”壮烈牺牲了。残忍的敌人将他的头颅割下来，送到南宁，挂在了北门城上。蓬乱的须发，刀刻般黑瘦的脸，没有合上的双眼，仿佛在默默地吟诵：快乐事业，莫如革命。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当年元帅梅岭被困时留下的这首诗，正好成了韦拔群献身革命的真实写照。
惊天动地甘孟魂
1932年9月，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巴暮地区甘孟山阵地，16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分别抱住敌人，跳下悬崖，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奉命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只有以韦拔群为师长、陈洪涛为政委的新组建的红二十一师。反动军阀和右江地区的豪绅民团趁机纠集起来，占据右江沿岸各县城，连续3次对右江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他们见人就杀，见财物就抢，见房屋就烧。
驻守在巴暮地区的红军是一个独立营，组建于1931年12月，是一支新生的革命队伍，人数约300人。敌人调集5000多人的兵力，企图一举消灭巴暮红军。他们疯狂叫嚣：“茅草要过火，人头要过刀。”
巴暮地区山峰耸然兀立，怪石嶙峋，地势险峻。面对人数比自己多十几倍的敌人，红军一部分突出重围，其余80人退到主峰阵地甘孟山。
1932年9月27日，惨烈的甘孟山战斗打响了。
这场战斗的红军指挥员是团政委兼巴暮独立营营长蓝志仁。战斗一开始，敌人就调来重炮，对阵地进行疯狂轰击。顿时，甘孟山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在敌人肆虐的炮火下，红军伤亡很大，战士们有的被炸飞胳膊，有的被炸断腿，鲜血染红了他们破碎的衣服，也染红了他们身边的岩石。红军战士们沉着应战，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打到第二天，红军的子弹打完了，战士们就用石头和木棒跟敌人厮杀、搏斗。
这场惨烈的战斗整整打了三天三夜。敌人又准备进攻了，蓝志仁一个一个地清点人数，只剩下16个还活着的伤员，他们中间有从地主家逃跑出来的长工、有从地牢里被红军解放出来的奴隶。英勇的红军中，还有一名叫蓝彩娥的女战士，只有16岁，参加红军前是地主的丫环，当牛做马，受尽欺凌。此刻，这位花季女子没等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却要面临一场生死考验。
子弹打光了，石头砸完了，木棒打折〖〗了。这天晚上，甘孟山阵地笼罩在一片沉沉的黑暗之中。山下的敌人虽然知道红军已经粮尽弹绝，但是由于天黑，他们也不敢贸然进攻。经过一天激战的阵地，此刻枪炮声、喊杀声、搏斗声骤然沉落，阵地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息，令人心颤。
敌人押来蓝志仁等红军战士的父母、妻子和兄弟姐妹，强迫他们朝山上喊话，要战士们投降。凡是拒绝的，敌人就用枪托殴打他们，用刺刀逼迫他们。
敌人的卑劣行径激起战士们满腔怒火，蓝志仁把剩下的16位红军战士召集到一起。这时，他已经抱定必死之志，他语调沉重地对战友们说：“同志们，情况大家都明白了，现在我们什么武器都没有了，这里也没有什么路可以冲出去，我们要么投降，要么跟敌人同归于尽。两条路，大家选吧。”
蓝志仁接着说：“我打算和敌人同归于尽。我们原来算是什么，只是贫苦的奴隶，共产党来了，我们才活得像个人样，我们要对得起共产党。”
战士们一个一个地走到他的身边，大家紧紧抱在一起。
天刚蒙蒙亮，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漫山遍野，像蚂蚁一样蜂拥而上。他们得意地嗥叫着：“弟兄们，抓住‘赤匪’，抓个男的领一百大洋，抓个女的作婆娘。”
16名勇士从阵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扶正军帽，扯平衣服，平静地等待最后的时刻。敌人逼近了，把他们团团围住，狰狞地笑着。乘敌人不备，蓝志仁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一个大个头匪兵，纵身跳下悬崖。又一个战士冲上去了，又一个战士扑上去了，蓝彩娥也扑上去了……
敌人撤退了，当地群众偷偷来到山脚，收拾烈士的尸骨，他们看到：一名被炸断左腿的红军战士，跟一个敌兵抱在一起，手死死地掐住敌人的脖子；一名肠子流出来的红军战士，双手紧紧揪住敌人的头发；16岁的蓝彩娥也静静地躺在那里，脸上满是血污……这就是我们的右江儿女！这就是我们的红七军战士！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
英勇壮烈的陈洪涛
在右江根据地的革命烈士中，陈洪涛是最英勇、最壮烈的一位。
陈洪涛原名陈素华，1904年出生在东兰县武篆区旧州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右江地区第一位壮族中共党员。百色起义时，他成为右江根据地一位重要领导人。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地区出发前，前委任命陈洪涛担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主席，与韦拔群同志一道留守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
右江地区的革命转入了低潮。反动派对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根据地的斗争越来越艰苦。1932年12月，陈洪涛带领部队在转移途中，
因为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了。
敌人把陈洪涛从奉议燕峒押往百色，途经县城田州，田州街上的群众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赶来看望这位为穷人翻身解放而被捕的革命者。几位老奶奶好不容易挤进人群，拿稀饭给陈洪涛喝，用茶水为他擦拭身上的血迹。
面对悲愤的父老乡亲，陈洪涛说：“乡亲们，不要为我难过，不要为我悲伤，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革命一定会胜利！”
敌人3L't白又恨，对他拳打脚踢。陈洪涛血流满面，遍体鳞伤，但他没有一刻低下高贵的头。被敌人打骂驱赶的群众含着泪花，目送着英雄一路远去。
在百色监狱中，敌人对陈洪涛用尽了酷刑，但陈洪涛始终没有屈服。一天，敌师长黄镇国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请”来陈洪涛。黄镇国举起一杯酒说：“老弟，今天请你来，我们兄弟好好叙谈叙谈。但愿大家从此化干戈为玉帛，化冤仇为友谊。”
陈洪涛一把掀翻桌子，怒视着他：“我们？友谊？我是革命者，你是杀人的刽子手，我们之间没有友谊，只有冤仇！”
黄镇国被溅了一身菜汤，把一肚子火气强摁下去，说：“别这样，老弟，党国是爱惜人才的，你年纪尚轻，前途无量，希望你珍惜自己的前程，人死不能复生啊。”
陈洪涛冷笑道：“我的前程是革命，是消灭你们。黄师长，革命一定会胜利，倒是老兄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免得哪一天死无葬身之地。”黄镇国气得七窍生烟。
陈洪涛被带回监狱。敌人对他进行更残酷地轮番拷打，陈洪涛的耳朵被打聋了，血块凝结在腮帮，右手臂被打断了，穿不了衣服。他多次昏死过去，但敌人一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黄镇国黔驴技穷，又生毒计，派人把陈洪涛的妻子潘小梅抓来，逼她劝陈洪涛投降。这天晚上，敌人把陈洪涛从黑牢里换到一间光亮整洁的房间，陈洪涛坐在凳子上，正在想敌人搞什么新花招。这时，黄镇国的副官把潘小梅带了进来。
小梅看见浑身血污的丈夫，不顾一切地扑上来，伤心地哭起来。陈洪涛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头发，轻声地说：“小梅，不要难过，要坚强些，别让敌人小看我们，革命者的眼泪不能流给敌人看。我既然被敌人抓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你要坚强，要有思想准备。”
陈洪涛悄悄咬下上衣仅有的两颗银扣子，放到小梅手里，低声地对她说：“如果你能出狱，就设法把它交给党组织，作为我交的最后一次党费。”
1932年12月22日中午，监狱长来到牢房，对陈洪涛说：“1号，起来，上峰指示，让你换个地方。”
陈洪涛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牢门。外面军警密布，刀枪如林，陈洪涛一看就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昂首仰视布满乌云的天空，一步一步地走出监狱，走过百色大街，走向城西郊刑场。
这天是圩日，敌人特意选择这天拿他杀头示众，沿途聚满赶集的群众。陈洪涛从容地对群众说：“乡亲们，我是陈洪涛！”“我是共产党！”“我走了，共产党还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大家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工农大翻身的那一天不远了！”
在刑场上，面对敌人的枪口，陈洪涛高呼：
“打倒！”
“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青山颤抖，右江呜咽，年仅28岁的陈洪涛为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永远是共产党的人
黄美伦，一个柔弱的农家女子。腥风血雨的年代，她毅然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她人生的履历中，虽然没有驰骋沙场的辉煌，没有叱咤风云的豪气，但她却凭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实践了她在党旗下的神圣誓言。
参加革命的时候，黄美伦才16岁。那时，韦拔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家乡。在列宁岩里，她聆听了“拔哥”激情洋溢的宣讲，把革命真理牢牢记在心中。
1926年1月，新桂系军阀派龚寿仪到东兰镇压农民自卫军，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东兰农民惨案”。7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和革命群众被敌人残酷杀戮，其中有黄美伦的亲人。然而，她并没有退缩，而是擦干眼泪，掩埋了同志和亲人的遗体，又坚定不移地朝着革命的道路勇敢前行。
1926年11月，刚结束讲习培训的黄美伦，当选为东兰县第二届农民协会妇女部副部长、东兰县妇女解放协会委员。1929年9月，她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3月，当选中共东兰县委员会委员，7月调到平马镇中共右江特委机关搞政治宣传工作。
因为美伦身材娇小，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所以“拔哥”经常安排她从事情报和外出联络工作。她知道，做这些工作随时都有危险，她永远不会忘记“拔哥”的嘱咐：“革命一定会胜利。你是做情报工作的，一定要坚持到底，即使被捕，也决不能投降……”
1930年红七军主力北上以后，她跟着“拔哥”率领的红二十一师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与疯狂“围剿”的敌人开展了殊死的斗争。
1931年夏，桂系军阀“围剿”西山，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非常紧张。受“拔哥”的委派，她到弄凤苏维埃主任那里借经费。
夜幕降临，黄美伦急匆匆地从弄凤往回赶。不料，路上遇到了敌人。她拖着怀孕7个月的笨重身体向山顶跑去。这时，她已经没有了退路：左右两边是悬崖峭壁，前后都是围追的敌人。
眼看着敌人就要追上了，她把20块光洋牢牢地揣在怀里，纵身跳下悬崖。庆幸的是，浓密的树枝让她活了下来。可是，门牙崩掉了，右手摔断了，浑身上下鲜血直流。直到深夜，她才慢慢地从昏迷和疼痛中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那些党费还在不在。党费还在，她就放心了。
她撑起身子，想站起来。可是，剧烈的伤痛使她很快又倒在乱石丛中。一阵山风吹来，她晕沉沉的头脑清醒了许多，又想起了临行前“拔哥”的交代：“必须在天亮之前把经费带到驻地。”
她艰难地向驻地爬去。荆棘、野刺深深地扎在她满是血迹的身上，钻心的疼痛使她大汗淋漓，血水和汗水模糊了她的视线，但却迷失不了她认准的方向……
终于，任务如期完成了。同志们看着她布满血汗的脸，眼眶湿润了。就在这时，美伦感到腹部一阵巨痛，未足月的孩子流产了。
本来可以平静地享受做母亲幸福的黄美伦忍不住痛哭了。她泪流满面地说：“孩子，孩子，对不起，对不起……”
不久，她被捕入狱，被押解到东兰、柳州、南宁等地监狱，历尽严刑逼讯，受尽非人的折磨。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她总在心里默默地重温着“永不叛党”的誓言，始终严守秘密。对党的信念坚贞不渝。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好把她押到陆川县六寨村，强行卖给当地人，想断掉她参加革命的后路。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身
在他乡的黄美伦不得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农家妇女的生活。但她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革命者，是个共产党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寻找组织，一有机会就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冬来暑往，岁月如梭，一晃10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沧桑深深地刻写在黄美伦曾经年轻的脸上，华发也过早地出现在她的两鬓。上世纪40年代末，在广西解放前夕，她终于找到了在当地开展地下活动的同志。她紧紧握着那位同志的手，热泪犹如决堤的潮水倾泻而出。她泣不成声地说：“找到了……找到了……”
黄美伦找到组织，就立刻投身到革命活动当中。1950年，她参加陆川县平乐区的清匪反霸和，担任区妇联主任，1953年调任东兰县妇联副主任。她是广西省第一、第二届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是自治区第四、第五届政协委员。
由于当年她从事的工作多是秘密的，与她共同战斗的战友大都牺牲了，而且她被捕后辗转了许多地方，要寻找一个证明人极其艰难，所以她的党籍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看到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奔跑在革命工作的第一线，有些亲友就劝她说：“美伦啊，你何苦呢。”她却坚定地说：“我相信，组织会证实我对党的忠诚。只要我不死，我就永远是共产党的人。”
1980年，组织经过多方查证，她终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面对鲜艳的党旗，已经年过古稀的黄美伦禁不住老泪纵横――那是一个延续了48年的心愿啊！
她举起的右手微微颤抖着，神情庄重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连声夸奖的英雄
1930年3月，刚经过隆安战斗的红七军主力转移到黔桂边区打游击去了，只有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部分人马留守根据地北部山区。敌人趁机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四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共产党干部和红军指挥员。根据地的条件十分艰苦，军饷更是严重不足，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有一名红军指挥员，叫韦光华，是一位胆大心细、足智多谋的人。他曾经多次端掉过敌人的据点，多次惩罚过叛徒，敌人对他又恨又怕，到处悬赏捉拿他。
一天，韦光华带领韦生等几名红军战士化装成赶圩的群众，来到一个敌人占领的圩镇侦察敌情。在圩场的一堵土墙旁边，赶圩的群众围着一张布告议论纷纷。韦光华压低竹笠，挤进人丛一看，竟是捉拿他的布告，赏银高达5000大洋。
返回营地的途中，韦光华边走边想，默默不语。走到半路，他突然一拍大腿，兴奋地说：“有了，军饷有了。”韦生等战士疑惑不解，问他军饷在哪里？韦光华招手让他们过去，压低声音说：“就是敌人悬赏抓我那5000‘花红’，咱们想办法把它‘领’过来。”接着，他说出～条计策。战士们听了，都说太危险了。韦光华说：“怕危险，同志们就只能在山上挨饿。大胆有马骑，照我说的做。”
第二天，战士韦生独自一人又来到敌人占领的圩镇，找到叛变革命后当上民团小队长的陈运生。韦生的突然出现让陈运生十分惶恐，以为是惩罚他来了。不料韦生向他拱了拱手，告诉他，他们几个不愿再跟共产党干了，要合伙把韦光华捆了，去领“花红”，请他也做一份。
那时候，在右江根据地，贪图钱财的地主豪绅、地方民团和叛徒合伙抓捕共产党干部和红军指挥员，领取反动军阀的赏银，得逞之后共同分赃，被他们称为“凑份数”。
听韦生这么说，陈运生狐疑地盯着他。韦生看出他的疑虑，故意转身就走，说：“你不信算了，我找别人去。5000大洋呐，不信谁还怕钱咬手。”
陈运生连忙把他拉住：“‘老同’，何必这样？咱们有福共享，肥水不流外人田。你说吧，这事怎么做？”
韦生见他上钩，把他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悄声说：“我们是因为自己当过红军，怕到了城里当官的翻脸变卦，不光不给钱，还把我们扣住，这才找到你。这样吧，你要是愿意做份，咱们就三七分，我们拿七，你拿三。你给我们3500大洋，我们把人交给你，你自己拿去领赏。”
陈运生掐指一算，这么做，自己不光自得1500大洋，说不定还能升官。他心里乐开了，可又说3500大洋自己一下子拿不出。韦生估摸他确实也没有这么多钱，就叫他再去找一个有钱的人来凑份。
陈运生去了一会儿，领来一个肥头大耳的人。韦生一见这个人就认出来了，他是地主梁拔祥。陈运生和梁拔祥提出要先见人才给钱，韦生说：“好，既然你们不相信，我这就带你们去看。”
韦生把陈运生和梁拔祥带到一个秘密的山洞。进得洞去，只见韦光华全身被五花大绑，放倒在地上，嘴里塞着一团破棉布，旁边有几个持枪的人把他看住。韦生拔出韦光华嘴里的布团，韦光华破口大骂韦生跟陈运生一样是叛徒，还说：“你们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惩罚你们的！”
见到韦光华这个样子，陈运生和梁拔祥彻底上钩了。当着韦光华的面，他们又跟韦生“讨价还价”，要五五分成。韦光华偷偷向韦生使了个眼色，韦生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双方商定，四六分成，由陈运生和梁拔祥给韦生等3000大洋，然后把韦光华带走。
双方定好成交时间、地点，约好不许多带人，不许携带武器。陈运生和梁拔祥喜滋滋地离开山洞，走下山去。
第二天，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在圩镇郊外的一座石桥上，地主梁拔祥倾囊而出，凑够3000大洋，由两名团丁挑着，还弄来一副20多斤重的脚镣。一行人由陈运生领头，大摇大摆地来了。
这时，山上的红军战士弄了一副担架，把韦光华抬下了山。来到桥头，韦生故意掀开蒙在担架上的被单，让敌人看到韦光华的头部。
“交易”双方上了桥，越走越近，最后在桥上碰头了。挑着光洋的团丁把沉甸甸的担子放在桥上，抬着担架的红军也把韦光华放在了桥上。就在这时，韦光华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担架上跳了起来。敌人还来不及反应，他的枪口就抵住了陈运生的胸膛。
“叛徒，你的末日到了！”
一声枪响，陈运生的狗命被送上了西天。
地主梁拔祥吓得浑身发抖，挑担的团丁更是吓得屁滚尿流。
韦光华这次略施小计，不但解决了军饷，还处决了叛徒，根据地的群众人人拍手称快。
1930年5月，邓小平从上海汇报工作回到右江根据地，听到这个故事，十分高兴，翘起大拇指说：“了不得！了不得！”连声夸奖韦光华是红七军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