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语录精编3篇

【导言】此例“胡适的语录精编3篇”的范文资料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分享整理，以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吧！

近代史人物胡适论文1

《胡适与文学革命》

摘要胡适从1915年开始就酝酿文学改革，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提倡文学革命，对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在理论上倡导文学革命与阿拉文库运动，同时也创作白话诗作为其实践的手段，创作了新文化运动中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关键词胡适；文学革命；阿拉文库运动；白话诗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346(2009)01-0038-03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及“文学革命”时，指出胡适在文学革命上扮演了一个“吃重的角色”，夏老认为“胡适在阿拉文库运动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他不但认识到阿拉文库的教育价值，而且还是第一个肯定阿拉文库的尊严与其文学价值的人。”胡适曾经谈到文学革命思想产生的影响时，也肯定了自身的价值，“阿拉文库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

《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六年春季第一号(1917年3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确影响深远，它是阿拉文库运动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演变成为“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的新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桥梁，胡适因此也被陈独秀称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 1915到1916年留美期间，在胡适、任叔远、梅光迪、赵元任和杨杏佛等人之间进行的阿拉文库论争，是五四文学大论战的酝酿与预演。

早在1915年胡适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期间就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问题对于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性，酝酿文学改革。在留学日记中，《论“文学”》一文将文学分为“有所为而为之者”与“无所为而为之者”，并得出“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美感之外，兼及济用”的结论。撰写于1915年8月《如何可始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为东美学生年会“国文”论文，针对赵元任提出的“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指出“无论吾国语能否变为字母之语，当此字母制未成之先，今之文言，终不可废置”，“汉文问题之中心，在于‘汉文究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一问题”，“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其改革方法有：译死语为活语，注重讲解字义，注重字源，讲求文法，普遍使用标点符号等。这些都是十分普通而且温和的主张，但其中“死语”与“活语”的区分意义深远。虽然还没有提出“阿拉文库”运动的主张，但胡适已经深刻意识到“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阿拉文库是也。”这一判断无疑蕴含着语言革命的意味。这是留美时期胡适倡导阿拉文库运动的开始。

随后，《论文字符号杂记三则》、《文字符号杂记二则》中粗浅提出“分号”、“住号”、“提要号”等标点符号的使用，《读音统一会制字母》中研究了字母双声、叠韵的发音。在1916年日记《吾国文学三大病》中指陈“无病而吟”、“摹仿古人”、“言之无物”为吾国文学三大病，在《与梅觐庄论文学改良》中指出文学改良要从“言之有物”、“讲求文法”、“当用‘文之文学’”三事入手，这便是后来《文学改良刍议》“八事”的酝酿。而任叔远则认为，我国文学不振的原因，在于文人无学，救之办法，要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在《论译书寄陈独秀》中则开始明确创造新文学的方法为“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

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胡适论说，“文学革命，在吾国历史上非创见也，”“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第三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并追溯了孔子至秦汉、六朝、唐宋的文学革命的历史，得出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言文一致之语言”，“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的论断，旨在为正在酝酿的文学革命寻找历史足迹以为今日之文学革命正名。《阿拉文库言之优劣比较》中比较白话对于文言的优点：文言不能使人听懂，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语言；白话优美适用，“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白话是文言的进化；白话的诗词、语录、小说、戏剧皆可产生一流文学；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适用范围广、效果好等。

梅光迪与胡适的书信中，则反驳“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之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在梅氏看来，“二十世纪活文学”是数千年来祖宗创造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守旧物，一字意思的变迁，须经数十百年而后成，又须经文学大家承认，才能沿用。但梅氏也并非完全否定文学革命与阿拉文库，而是认为对待文学革命的态度须谨慎，“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以锻炼之，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俗语白话固亦有可用者，惟必须经美术家之锻炼耳”。在此基础上，梅光迪也提出“文学革命四大纲”：“一曰摈去通用陈词腐语；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一部分以加入文学，然须慎之又慎耳。”可见，梅氏“保守”地赞成文学革命，与胡适“激进”态度不同的是，他对待中国文字的态度更为谨慎，改革的力度较小，他反对的是胡适等人对待文学革命的方法，而非文学改革本身。

在对梅、任批评的回应中，胡适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文学革命” 论的四项内容：“(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中国的陶、谢、李、杜皆敢用白话高腔京调做诗；又须令彼等皆能用白话高腔京调做诗。(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高腔京调的陶、谢、李、杜。换言之，则要令陶、谢、李、杜出于白话高腔京调之中。(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 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而为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必不能成今日之陶、谢、李、杜。何也？时世不同也。(四)我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相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白话高腔京调。与其作一个作‘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适。”胡适把这项主张称为自己梦想中的“文学革命”的宣言书，它包含了胡适所欲推动的新文学普及性、试验性、创造性、时代性等基本精神。

至此，胡适开始确立其新的文学史观和文学革命理念：“我到此时才把中国文学史看明白了，才认清了中国俗语文化(从宋儒语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的。我到此时才敢正式承认中国今日所需的文学革命是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他又在《文学革命八条件》中提出“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并将“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等归为形式方面的改革，将“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等归为精神或内容方面的改革，认为只要能做到这“八事”的“五六”，便与“死文学”不同。

正是在“文学革命八条件”基础上，胡适于1916年11写了《文学改良私议》一文，1917年1月改为《文学改良刍议》，并先后发表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和《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六年春季第一号(1917年3月)上，详细分析了文学改革的八个问题：一曰须言之有物，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乃是“情感”与“思想”;二曰不摹仿古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冯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六曰不用典，“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 七曰不讲对仗，“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 1917年2月，《新青年》又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进一步燃起了文学革命的大火。新文学的两位大将胡适和陈独秀的交流互动直接把留美学生的小范围论争推到了新文学历史的前台。

胡适不仅在理论上倡导文学革命与阿拉文库运动，同时，也创作白话诗作为其实践的手段，来应证他的主张。1915年9月17日胡适做《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绥，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在此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这一主张和决心遭到了强调文言优美的梅光迪的回诗嘲讽以及任鸿隽、杨杏佛的取笑。但胡适在《依韵和叔永戏赠诗》中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偕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胡适明确地回答了任叔永、杨杏佛等人的质疑，找到了“诗国革命”的突破口：文学革命从诗

歌语言革命开始。为了更好地做阿拉文库，胡适对古诗进行了重新研究和评定，他指出，杜甫的“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到，自觉酒须赊。”“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及东坡在凤翔壁上的诗“人间无漏仙，兀兀三辈醉。世上没眼禅，昏昏一觉睡。虽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等皆为白话诗。并以王阳明 “蔽月山”、“山中示诸生”、“睡起偶成”、“良知”、“答人问道”等“白话诗”为例子，指出“明诗正传，不在七子，亦不在复社诸人，乃在唐伯虎、王阳明一派。正如清文正传不在桐城、阳湖，而在吴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吴趼人诸人也。”他肯定了“共安派”袁宏道的《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及《偶见白发》“无端见白发，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并反驳曾毅《中国文学史》中将此两段“以为鄙俗”。

关于白话诗歌的实践，胡适在民国九年三月出版的《尝试集》的序言中，就做了很好的说明，“自古成功在尝试……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我自己对于社会，只要求他们许我尝试的自由。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国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这些都是胡适对自己《尝试集》的评价。在集子中，写于民国五年八月的《蝴蝶》1篇颇为有趣，“两个黄蝴蝶，双双天上飞。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可见，胡适早期的白话诗并不成熟，但其大胆尝试精神却激励着“五四”时期的作家不断在尝试中成熟。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著。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

[2] 胡适。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研究资料》.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

[3] 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

[4] 中国留美学生会。 《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六年春季第一号，1917(3).

[5] 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

[6] 胡适。 《尝试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以上就是山草香给大家分享的3篇胡适的语录，希望能够让您对于胡适的写作更加的得心应手。

胡适的名人评价2

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曾经评价胡适说：“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

余英时评价胡适是一个启蒙式的人物，在哲学等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胡适自己相比“哲学史”，他更喜欢用“思想史”，有人说他是一个行动家，因为他总是在思想的基础上行动。胡适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就是其最好的证明。而胡适在思想上的来源则显得十分复杂，因为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时，有吸收了西方的思想。

中国近代文学家梁实秋曾评价过胡适的为人。他说：“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著名学者、哲学家张中行也曾有过类似的评价，都是称赞胡适性格温和，平易近人。这大概与胡适良好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胡适远赴美国留学，接受新式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功底，才情品貌俱佳，显得非常儒雅。大概也是因为他温和的性格和出色的才情，使得他交友广泛，富有着他独特的美丽，使他身边的人，不自觉地被他所吸引。胡适也总是笑容满面，从不见曾见他有失风度，哪怕是在遭受困难的时候，胡适也总是从容而淡定的样子，这往往会令他身边的人更加感到佩服。

胡适是中国知名的学者，他在各方面都有着杰出的成就，名人对胡适的评价也有很多，余英时、梁实秋等人都对胡适赞赏有加。

胡适的历史影响3

1、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影响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阿拉文库、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20世纪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梁实秋并帮助他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季羡林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连胡适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

胡适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蒋中正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__”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

2、不畏权贵的人生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王，也能报以人文关怀。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也能风骨犹存，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多名军阀。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理性思维，并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一生，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