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汇聚【精彩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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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第一篇】

《农战》有言：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意思为：国家摒弃空谈民众就朴实，民众朴实就不放纵。

作为一名全职性的企业员工，对此句的理解应当为，我已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的8小时为全时段付出，属于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双方约定。

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先别说大话，现遵守最起码的规章制度，从最本分做起，把最基础的做好。而作为一名部门负责人，甚或企业高管，更应该注重信用。当社会经历了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文明程度，契约的重要性，信用的重要性就逐渐上升到法律地位。竞业禁止等类似的法律限制条款看似是法律的严禁，实际上是道德一种退步。

企业老板的.追求，就如同封建时期的帝王。为了统治思想的下达，希望每一个管理者每天像儒家思想的学者一样，用孔子的理念将国家的理念传播到每一个员工。先育民，使民强，则国强。再驭民，使民弱，则国强。再愚民，使民弱，则国强。

因为作为一名管理者，你每天要宣扬企业的文化、老板的理念。宣传当日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否则就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理念。下不尊上，上不服众。

《史记.田单列传》有言：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更二夫。意思为忠义之臣不奉事两个朝代的君主，贞节的妇女不再嫁第二个丈夫。

在秦汉时期的农业社会，虽然以上言论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放至今日的民营企业仍不为过。民营企业最核心的追求是资本积累，对员工的要求自然是追求极致。如若以一颗公有制员工的心态来衡量民营企业，那么你可以离开了，因为你永远都无法和老板交心，永远都做不好。

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第二篇】

《商君书》着重论述商鞅一派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

《商君书》论述了大量愚民政策以及法家士子为帝王稳固政权，剥夺百姓人权的观点。例如：《商君书》中认为国家与人民是矛盾的关系。人民强大，则国家虚弱。所以想要国家强大，则必须削弱人民。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制服本国的人民。只有使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第三篇】

为什么封建专制一口气儿在中国大行其道多年?那是因为儒家“三纲五常”流毒让中国人中毒太深;为什么儒家能够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和灵魂?仅仅是因为儒家文化获得历代封建君主大力推广?难道中国老百姓都是喂什么吃什么的病人?现在有答案了，还有法家的幕后黑手在助推!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过去只有帝王才能看的书，咱们也能够看到了!最近就有这样一本禁书现世，暴露了中国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我们也应当记住，他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主任鲍鹏山.《商君书》就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官员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双重责任?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人和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一直比西方人差得多得多?为什么历朝历代中国不允许老百姓拥有兵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没有财产给后人继承?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禁止民间习武?为什么中国功夫师徒传承要有严格的师徒关系(背叛师傅要清理门户)?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得势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变种——为了一己私利挥刀自宫的奴才法家.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中国的儒家，就是用臆造的“天理”愚人的.法家把中国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国人整愚了!两者没一个好东西!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ji督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第四篇】

原创：刚刚刚刚的铁屋子。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n，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第五篇】

商鞅为了秦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牺牲了自己。他留下的《商君书》是反映法家政治思想的一部巨著，突出的变法革新主张是全书的思想精华。我就几个篇章中的思想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在《更法》篇中，商鞅对于秦孝公担心变法会招惹天下非议的顾虑，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回答，指出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就没有遵循古法的必要；对于甘龙等人认为遵守古法便于国家治理的说法，商鞅则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事实进行了辩论；而对于尊古就不会犯错的保守态度，商鞅也以“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对其进行了驳斥。

在《开塞》篇中，商鞅更从人类发展历程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在当时环境下只有变法才是唯一的强国之路的理论。这种以历史发展来研究政治的眼光，表现出了商鞅思想的进步性。《商君书》中大多篇章都提及了有关军事的内容，体现着鲜明的重农重战思想。它指出，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战争的成败关乎着国家的存亡，要想立足于天下，就必须参与战争，重视战争。《画策》篇中说道“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就充分肯定了战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它还强调了农耕的重要性，认为这不仅是确保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能让人民安居故土，为了保家卫国而战。此外，它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战略战术，认为任何战争都要量力而行、谨慎用兵，要懂得权宜变通，强调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等等。

在《商君书》中，无论政治、军事，都表现出一种重刑轻赏的态度。在以商鞅代表的法家看来，只有重刑法、轻赏赐，人民才能爱护君主，愿意为君主付出切，国家才能富强；相反，如果轻刑法而重赏赐，人民就不愿意听从君主的号令，国家就会产生动乱。这种思想在《开塞》、《错法》和《去强》诸篇中都有集中体现。重刑治国是法家的重要思想特征，而且他们还主张统一刑罚：无论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谁触动了刑法都要领受相应的处罚。《赏刑》中说道“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也为他的死买下了伏笔。

《商君书》重战争、重刑罚，与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思想相背离。事实上，反对儒术也是法家思想的另一大特征。比如《农战》篇说道:“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此篇更直接指出，如果以儒术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法家对儒家的强烈抵触姿态。

《商君书》所体现的法家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在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它也体现了必然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它将战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显然是极端的，也是片面的。而它强调“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的观点，也体现着严重的落后思想意识。

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第六篇】

传说老毛读过这本书，没有作任何评论。在读这本书时，最开始其实有点枯燥，除第1篇时的《商君书-更法》中特别让人振奋。其它篇几乎都是再讲其治国之策，通篇都有讲“壹”，讲“重刑轻赏”，讲“法”。这些无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革新思想。

商君书中最能体现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过于第1篇《商君书-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圣人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信而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时而行之则不干”。并立论“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讥讽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现在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千年过去，还有这么多守旧之人，实在令今人汗颜。

制度、律令思想。

在《商君书-壹言》《商君书-赏刑》中有专门的论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话说叫“壹赏、壹刑、壹教”。大体讲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高度统一。此很让人联想到我们现如今的所讲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当然了只有些许类似，不是相同。从思想上来讲，于战国时百家争鸣，商君没有对各家各派的思想进行一个点评，但是其在书中指出的六种“虱害”“国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对于各种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从秦孝公时秦为战国一雄到秦始皇一统华夏，商君的这个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国》影视剧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继之君问于商君秦国变大那些押罪犯的时间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说修改秦法要等国家稳定，秦法推广有一定的时间才能改。而后来的陈胜、吴广之辈却正是因这事而起义，实在是孙先生在写作进的一个巧妙之处，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来国君者中只有对于国内人民的赏刑，在对外征战的胜利与喜悦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个重要思想。唉，实在是悲哀。

书中对于组织的构架中有《商君书-境内》《商君书-修权》篇等等。里面对于法，商君有言“农战”有功皆有赏，而对于传统的世代贵族，或者新贵族是采取同等对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书中对于权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国家治理有要重视三个方面“法”“信”“权”。其解释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似乎想达到新的政治上的动态平衡。其中对于臣下的制约是够的，而对于君主的制约，则是不够，商君只能说是作为君主不能“释法任私”，如果抛弃法则于国家来讲会有危机。于古代君主思想来讲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也为君权独揽撒下了种子。不能苛求古人，对于秦的几千年再无商君和秦孝公这种超级搭挡实在是一种遗憾啊。在对于法的执行上，商君提出“连座”、“无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处理，不放在明天。即时办理)等思想，像“无宿治”思想还是值得现在学习的。其还有关于法律的执行的还有在各级行政部门都回有负责法律的专门人员，这些对于法律的执行来讲，此种政治的执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国不强都难。

商君对于人民的体察对于这个方面来讲，商君虽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对于处于战乱时的人民来讲也实在是一种进步吧。从现代人的一般的思维来讲，实行“重罚轻赏”对于人民来讲就是“苛政”。可从商君行法效果来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从《史记》等书可看出商君行支虽严，但是公平。赏虽轻，但是有希望。就战国时最大的灾祸来讲，莫过于战争了。而商君思想来还有有一部分与道家有关，比如其有言“明赏之犹，至于无赏;明刑之犹，至于无刑;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在这里，商君对于战的思想是战争之犹，至于无战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样。只有通过战争达到统一，才能达战事的少，乃至于无。秦用百年时间完成了统一，虽商君之法或者各种原因致苛政战乱，此非商君所能预计，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对于民众的重视非有以人为本，而是人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一点来讲，其所讲的“法者，所以爱民也”，就是“圣人为国也，观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则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于个人来讲必有家庭、家族。而于个人、家族、家族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荣誉。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赏赐，对于一个普通人民来讲都是梦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给他们实现的一条路就是“农战”皆有功。且“赏随功，罚随刑”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这样商君就将人民团结起来了。加之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使国家的凝聚力增强不少，对于国家的实力的增强会有重要的意义。商君的思想最后我们将儒家与法家进行对比一下，特别是与商君之法进行对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独”，提倡用仁义来治国。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种灾害“辩、慧、礼、乐、慈、仁、任、誉”，再来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种灾害：“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是儒家等奉为至宝的，在商君看来是于国无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点，即人类追求名利、淫佚，而作为儒家之学只是“看上去看美”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个人的自觉与修养，儒家所谓智善仁义并不能彻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个策略，即“重罚轻赏”。其还指出“凡赏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种人际关系或者新型社会关系即“赏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远，不失亲近”。

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第七篇】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着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商君书》“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国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现了以商鞅为代表的变法进取思想和以甘龙和杜挚为代表的墨守成规思想之间的斗争，揭示了君主的治国之道，即欲治理好国家，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变法更礼。

商鞅在历史上落得了一个残忍滥杀，针对百姓的恶名。商君的确是主张用权术统驭百姓巩固政权，可是统驭百姓不等于反对百姓;巩固政权也不等于牺牲人民，权术更不等同阴谋，这个逻辑关系一定要理清楚。贯穿全书，商君都在论述如何富强国家造福百姓，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当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初衷是为了盘剥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压迫榨取为目的。有句话形容的很恰当，商鞅是个一生“尽公不顾私，极心不二虑”的人。在他的心里，强国和利民是统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无二致地齐心努力。

商鞅或许是把人心简单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来就为追名逐利，并无二致。他对于名利的论述甚为详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民之生，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一个个人民在商鞅严重俨然变成了一台台机器，只会按照大自然为他们编写好的程序，也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温饱解决了就追逐名利的复制品。因为总结出人性的简单，商鞅主张用权术赏罚来调控人心的简单喜怒志欲，使其无一例外地变成忠心为国的助推器。

我对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国强兵的梦想，理解他强国等于利民的逻辑，理解他剑走偏锋的想法与胆识，更理解他作为改革先锋的孤独与压力。他不是残忍也不是嗜血，只是为了效率和成功运用了极端的手段试图纠正他认为的社会弊端，只为了心中那个兼济天下，造福苍生的梦想。在他心中，开始的牺牲是为了最终造福天下。当然，这对那些没有犯罪被连坐的人们也许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为其一自然也会怨愤不已，但我还是要说，评价这件事情的功过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镜对准了国家和个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实是秦国风气清明，继而扫灭六国统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国相争的战祸，的确是给烽火中受苦的人带去了福祉的。

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第八篇】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徙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刻薄少恩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第九篇】

传说老毛读过这本书，没有作任何评论。在读这本书时，最开始其实有点枯燥，除第1篇时的《商君书—更法》中特别让人振奋。其它篇几乎都是再讲其治国之策，通篇都有讲“壹”，讲“重刑轻赏”，讲“法”。这些无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商君书中最能体现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过于第1篇《商君书—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圣人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信而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时而行之则不干”。并立论“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讥讽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现在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千年过去，还有这么多守旧之人，实在令今人汗颜。

在《商君书—壹言》《商君书—赏刑》中有专门的论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话说叫“壹赏、壹刑、壹教”。大体讲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高度统一。此很让人联想到我们现如今的所讲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当然了只有些许类似，不是相同。从思想上来讲，于战国时百家争鸣，商君没有对各家各派的思想进行一个点评，但是其在书中指出的六种“虱害”“国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对于各种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从秦孝公时秦为战国一雄到秦始皇一统华夏，商君的这个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国》影视剧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继之君问于商君秦国变大那些押罪犯的时间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说修改秦法要等国家稳定，秦法推广有一定的时间才能改。而后来的陈胜、吴广之辈却正是因这事而起义，实在是孙先生在写作进的一个巧妙之处，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来国君者中只有对于国内人民的赏刑，在对外征战的胜利与喜悦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个重要思想。唉，实在是悲哀。

书中对于组织的构架中有《商君书—境内》《商君书—修权》篇等等。里面对于法，商君有言“农战”有功皆有赏，而对于传统的世代贵族，或者新贵族是采取同等对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书中对于权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国家治理有要重视三个方面“法”“信”“权”。其解释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似乎想达到新的政治上的动态平衡。其中对于臣下的制约是够的，而对于君主的制约，则是不够，商君只能说是作为君主不能“释法任私”，如果抛弃法则于国家来讲会有危机。于古代君主思想来讲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也为君权独揽撒下了种子。不能苛求古人，对于秦的几千年再无商君和秦孝公这种超级搭挡实在是一种遗憾啊。

在对于法的执行上，商君提出“连座”、“无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处理，不放在明天。即时办理）等思想，像“无宿治”思想还是值得现在学习的。其还有关于法律的执行的还有在各级行政部门都回有负责法律的专门人员，这些对于法律的执行来讲，此种政治的执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国不强都难。

对于这个方面来讲，商君虽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对于处于战乱时的人民来讲也实在是一种进步吧。从现代人的一般的思维来讲，实行“重罚轻赏”对于人民来讲就是“苛政”。可从商君行法效果来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从《史记》等书可看出商君行支虽严，但是公平。赏虽轻，但是有希望。就战国时最大的灾祸来讲，莫过于战争了。而商君思想来还有有一部分与道家有关，比如其有言“明赏之犹，至于无赏；明刑之犹，至于无刑；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在这里，商君对于战的思想是战争之犹，至于无战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样。只有通过战争达到统一，才能达战事的少，乃至于无。秦用百年时间完成了统一，虽商君之法或者各种原因致苛政战乱，此非商君所能预计，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对于民众的重视非有以人为本，而是人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一点来讲，其所讲的“法者，所以爱民也”，就是“圣人为国也，观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则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于个人来讲必有家庭、家族。而于个人、家族、家族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荣誉。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赏赐，对于一个普通人民来讲都是梦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给他们实现的一条路就是“农战”皆有功。且“赏随功，罚随刑”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这样商君就将人民团结起来了。加之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使国家的凝聚力增强不少，对于国家的实力的增强会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们将儒家与法家进行对比一下，特别是与商君之法进行对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独”，提倡用仁义来治国。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种灾害“辩、慧、礼、乐、慈、仁、任、誉”，再来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种灾害：“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是儒家等奉为至宝的，在商君看来是于国无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点，即人类追求名利、淫佚，而作为儒家之学只是“看上去看美”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个人的自觉与修养，儒家所谓智善仁义并不能彻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个策略，即“重罚轻赏”。其还指出“凡赏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种人际关系或者新型社会关系即“赏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远，不失亲近”。

同是对国家的治理，儒法两家所采取的方式却不相同，儒家希望的是能过修养和君主施行仁义，而商君则认为靠严密的法治律令来让人民规范思想行为，两者的所选方式因此而不同。儒家讲仁义，求仁而未得仁，而法家讲法，行重刑而得长治。两者都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来实践，可两者都失败了。如何治理国家，怎么治，如何把握这个度仍是我武至今要面临的问题，值得深思！

读完此书，深深折服于商君，想起几千年的历史，不禁唏嘘不已……。

商君书的读后感学生【第十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