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探讨论文(汇总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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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探讨论文【第一篇】
音乐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音乐是用组织音构成的听觉意象,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最能即时打动人的艺术形式之一。旋律响起人们往往就会不由自主的投入到音乐的氛围当中。最早的音乐起源于何时已无法考证,但是早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
音乐从起源到现在,经过不断的发展,已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乐经常被人们认为是减压的最好方式之一,另外音乐还有励志,抒发情感等作用。由此可见音乐作用之广泛。
在小学教育中,音乐也是启蒙学生思想,培养学生情感,促进智力发展的重要方式。可是在当今的小学中,音乐仅仅被作为“副科”来对待,与语文,数学等方面的重视相比,音乐学科与之相差甚远。为了贯彻和落实素质教育,音乐方面的教育教学必须要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作为一名小学英语教师,结合平时的工作教学经验,总结出音乐课的重要性有如下几个方面,希望社会各界可以正视音乐的教育教学作用。
一、开发学生智力,促进大脑发展。
近几年来,素质教育在儿童教学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其在儿童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时,小学时期属于儿童智力成长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一阶段,对学生加以引导,可以使大脑最大程度开发。有人做过实验,给农作物听巴赫的音乐,植物可以长得更好。人也是如此,经过音乐长期的熏陶,也会提升智力。科学研究表明,音乐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放松大脑皮层,减轻平时的课业压力,缓解紧绷的神经。在学生头脑成长和发育的重要时期,这些对于头脑的发育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在这一时期开设音乐课十分有必要,良好的音乐教育可以使孩子奠定较好的智力发展基础,让孩子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可以更快更好地接受知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二、减轻课业压力,放松身心。
当今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原因是学校和家长对于孩子学习的重视,也是因为如今的升学困难,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成绩想去一个好的学校学习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师给学生留许多家庭作业,家长利用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在家督促孩子,尽管这些方式让孩子的学习成绩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可是却让小学生们有了极大的压力,每天都是做不完的作业,学不完的习。长期这样保持高压的学习状态,对于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甚至会造成自闭、抑郁等心理疾病。对于这种情况,必须要有一个释放点,去卸掉学生们身上的压力,让他们可以放松身心去学习和接受新的知识,这样会让学习效率更高,学生们也学的更轻松,而这个释放点,就是音乐教育教学。
音乐的起源比文字更早,长期以来音乐就是人们娱乐、放松心情的重要方式。优秀的音乐能使精神愉悦、情绪振奋,同时音乐通过听觉器官穿入大脑皮层,有血液循环、增强内分泌、促进消化、解除疲劳、增进健康的作用。在新课改实行的今天,开设音乐课更是重中之重。在音乐课上,学生通过对于音乐的学习和赏析,会放松原本紧绷的神经,让身体和心理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放松。放下行囊才能再次出发,始终带着巨大的压力是无法集中精力学习的。音乐课的教育教学对于学生学习其他的科目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音乐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新课标的要求中,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以审美为核心。音乐是一种听觉的艺术,需要通过听觉来初步感受美,培养审美感知。音乐艺术的一切实践都需依赖听觉。听,是音乐艺术最基本的特征。人感知美的能力,是在感受音乐音响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通过对音乐的学习,学生们会学会用耳朵去发现生活中的美。比如在欣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时,学生们通过舒缓的旋律,再加上老师的指导,学生们会在脑海中形成与舒缓的节奏相匹配的的画面。《列子·汤问》中写到“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子期对于伯牙的音乐的欣赏和比喻,就是对于音乐审美的一种促进和培养。
通过长期的音乐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水平,这对于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都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
以上所述三个方面,是笔者根据平时的教学经验归结出的音乐对于学生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可以对各位同行的教育教学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音乐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娱乐放松人们的心情、减轻人们的压力。在小学的课堂上,开设音乐课十分有必要。
我们作为当代的音乐教育工作者,首先要认识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之中,培养学生的音乐能力,减轻学生们平时的课业压力,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
中日关系探讨论文【第二篇】
音乐兴趣是学生进行音乐学习的动力所在,教师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积极调研,在初步掌握学生的兴趣爱好、音乐需求的前提下,积极整合和优化教学内容,建立以学生兴趣爱好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例如,小学音乐曲目《螃蟹歌》的教学设计,可以通过做游戏、猜谜语的方式引出螃蟹这一动物,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还有效的拓展了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意识。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兴趣,加深了学生对《螃蟹歌》的理解,从而使学生在音乐演唱的过程中可以融入更多活泼、健康的演唱技巧。
二、加强师生间的教学互动,点燃课堂教学氛围。
由于小学生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小学生的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具有较强的模仿学习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授方式上要多变灵活,满足小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一方面,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采用提问、讨论、思考、表演、分组竞赛等方式,调动课堂氛围,加强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专业性较强的音乐教学内容,要学会引导学生思考和参与,例如,对于节奏方面的教学,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主寻找三连音、休止符,从而提高学生对音符的鉴别能力。
三、优化教学方法,发挥“图、讲、演”三位一体教学的优势。
教学方法的优化、改进和创新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由于传统小学音乐教学模式的固定化,教师的侧重点为音乐作品的演唱能力的提高,忽视了演唱前期情境导入的推动作用。音乐教学不仅要提高学生的音乐驾驭能力和音乐欣赏能力,还要重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情感培养和道德培养,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的过程中构建“图、讲、演”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对提高小学生的艺术素质具有重要作用。所谓“图、讲、演”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是指在小学音乐作品教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让学生欣赏歌曲插图,从而在视觉上建立审美意识,其次让学生熟读歌词,理解歌词所塑造的意境,鼓励学生发表对歌词理解的感受,然后在播放歌曲的过程中,综合运动听觉和视觉来同步感知、欣赏音乐作品,最后为了提高学生对音乐的驾驭水平,鼓励学生进行课堂表演,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表演能力。
四、利用多媒体教学来塑造教学情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多媒体教学能够实现音乐作品画面、文字、图片和声音的立体展示,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多媒体设备的辅助教学作用,一方面可以快速地实现教学情景的导入,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注意力和想象力。例如,在《小雨沙沙》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配备教学画面,从而使学生在一边演唱一边想象的过程中,体验着春天细雨绵绵的清新景观,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享受大自然的热情。
随着课程标准的全面实施,发挥音乐教学与德育教学的合二为一作用,一方面可以健全学生人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学好音乐课的信心,从而提高音乐教学的效率。在音乐教学中融入德育教学理念是提高学生情感表现力的重要手段,是增强学生的社会使命感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乐观生活态度、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关键步骤。
六、积极开展音乐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舞台。
加强学生参与音乐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不仅能够展示学生的个人艺术魅力,还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舞台控制力和爆发力。音乐教学实践活动作为课程教学体系的重要环节,是学生进行自我检验的重要平台,是教师教学成果评定的重要环节,因此学校应该积极为学生提供展示舞台,鼓励全员参与,从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小学音乐教学的长期性发展既要在提高教学效率的前提下,保证教学质量,又要在完善教学体系的要求下,重视教学实践,从而在欢快的学习氛围之中,完成教学目标,促进音乐教学的稳步发展。
中日关系探讨论文【第三篇】
“政冷经热”是对当前的中日关系的最好概括。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日本也是中国的重要投资伙伴国,至2000年末,日资企业对华投资合同累计达20371件、387亿美元。与贸易同样,1996年以后呈减少趋势的对华投资于2000年又开始回升。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也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发展资金的不足。据统计,从1979至1998年,日本共向中国赠送亿美元,贷款亿美元,总共达亿美元。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远远超过第二名。以往四次提供的日元贷款都是10年宽限期,30年偿还,利率虽有若干变动,但是仍然很低,而且赠送的部分也达到相当规模,约为贷款的1/3。日本的对华oda,从大规模日元贷款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由大使馆或总领事馆批准的小规模无偿援助所修建的乡村学校或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开发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遗留毒气、珠海集体卖春、西安日本师生演出、双方民间保钓之争、中日足球赛激烈对抗等,致使两国民间对抗情绪高涨,政治关系不断下滑。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002年在农产品问题上的争执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国内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宣扬“中国威胁论”,主张联合东盟国家、韩国、印度来牵制中国,另一派是极力提倡“抓住机遇论”,主张日中加强合作来实现东亚经济圈,以提高东亚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总的发展趋势是后者逐渐占优势,但目前,前者势力还不小,尚不可低估。因此,中国对日经济政策必须经常考虑如何使“抓住机遇论”占优势。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以前手下的“小伙记”已独自营业,且生意日渐兴隆;雁身、雁尾要求与雁头并驾齐驱。这些事实的出现难免使日本有失落感,踌躇不前并不是可取的态度,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笔者认为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自己是西方大国,不屑同区内发展中国家为伍;(2)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3)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雁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4)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5)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朝令夕改,对他国疑虑重重,只能形成“信任困境”,造成敌对状态。犹豫和彷徨只会错失良机和遗恨未来。2004年,日本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志在必得,东亚不少国家对日本的“道德资格”提出质疑,这很值得日本深思。
4、中国也有不理性的情绪要反醒。从对马立诚、时殷红二位学者的文章讨论来看,倾向性一边倒,根本没有对方发言的余地,并且发言充满了情绪化、辛辣甚至是漫骂的文字。笔者认为这也是不正常的,人们常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发表观点的权力,而前一段的争论显然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其实在他们的文章中除部分建议不恰当外,还是闪烁着真正灼见的,并时而显现出其拳拳爱国之心。比如,马立诚说:“我们是泱泱大国,大国就要有大国的风范。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始终怀着受虐的、仇恨的、报复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情绪极易被利用,造成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后果。现在我们要考虑,国家富强了,我们除了工业产品还能向世界输出些什么?难道输出仇恨么?现在我们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崛起“,非常关键的就是要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国际上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为此我们用各种方式辩解,展示我们是一个宽容敦厚的大国。”“崛起的中国应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而不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大国。这个弯必须转过来。理性大国,就是做事情要从理性和全局出发,克服情绪化和盲动;责任大国,就是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理解与合作承担责任;平衡大国,就是要善于斡旋,在国际矛盾中求同存异,维护平衡。只要坚持这样做,中国的崛起,就会尽量减少震荡和冲突,从而有利于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应该说这些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最重要的是创造出超越‘自己的故事'的‘共同的故事',在‘共同的故事'中,当面对历史问题时,日本将不再被追究,而将是自身拥有追究的意欲。这可能是从由于他国不断要求‘道歉'追究而产生的卑屈感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正如法德和解不是从法德开始,而是从欧洲的合作开始一样。“日本不受到外压的话不会作什么让步,即使作些让步也总是过小过迟(toolittle,toolate)。日本政策转换中的被动性、消极性与1955年保守合并结成自民党长期政权有相关性。因为是长期政权,即使首相与内阁更迭也难进行重大的政策方针的转换。当无论如何也必须进行政策转换的时候,政府常常会借助外压来向党内的其它派系及在野党呼吁其必要性。当然,向日本施加压力的国家,一方面须是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与日本有深入交流的国家。冷战时期这样的国家当推美国。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和中国间各种交流逐渐加深,中国在现实中正在逐渐变成这样的大国。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断反复,就国民心情而言,对施压的国家逐渐产生反感的情绪可想而知。这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日本要注意摆脱这种决策模式,应更加主动的姿态面对挑战,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国;二是中国要注意施压的策略,借助区域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更为可取。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笔者认为:首先,它们必须意识到,”10+3“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在东亚经济核心集团(eaec)、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还有其它几次尝试都失败了之后,如果连”10+3“也不能成功,东亚就不会再有其它的出路。所以,日本和中国都要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合作是一种政治的必须。中日的未来和东亚一体化密切相关,这两个国家必须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其次,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再次,日本不可能再回到军国主义的过去并四处扩张。中国的媒体和精英们有责任让国人明白这一点。在此,中国也有许多工作要做。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让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这一呼吁,也只有战略上的意义(可以超然地制衡大陆国家),而在经济上则毫无意义。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4倍,人均gdp更是中国的37倍,发展等级比中国高得多,在东亚和世界的经济影响和联系更远胜于中国,所以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享有主导权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中日关系探讨论文【第四篇】
摘要:
生活习惯的培养在幼儿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影响幼儿的一生。图画是幼儿最乐于也容易接受的教育媒介。针对幼儿借助心智绘图理论,以图画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发挥教育作用,实现教育目的。
关键词:
良好的生活习惯会影响幼儿的一生,因此,矫正幼儿的行为,使幼儿对行为准则产生认识,从而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打下基础,是幼儿教师的重要责任。从3岁开始,幼儿即表现出对图画强烈的兴趣,一方面,幼儿对画册、图片等有着强烈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也乐于用笔在任何地方留下痕迹。这种行为是一种人类本能的自然流露,利用幼儿的这种本能,以小人书、儿童绘本等材料给予幼儿提示,使幼儿能够以绘图的形式记录生活行为,并以心智绘图作为培养幼儿生活习惯的媒介,不仅能够满足幼儿的心理需求,更能够事半功倍,发挥更大的教育效用。
一、以小人书、儿童绘本为媒介实现幼儿教育与生活的融合。
1.培养幼儿对“良好生活习惯”的认识。
严格来说,3~4周岁幼儿还没有分辨好坏生活习惯的能力。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小人书或儿童绘本作为引导,首先使幼儿对绘本中的某一事件或人物形成深刻印象,其次加以深度引导,使幼儿对中心事件或人物的生活习惯产生“楷模效应”,从而对幼儿的生活习惯产生影响。例如,以《小熊宝宝》绘本作为教育的媒介,在实践中,笔者将《小熊宝宝》绘本中的系列内容转化为生活实际,带领幼儿按照“小熊宝宝”的生活方式,以一周为时间单位,让幼儿在每周都遵守一项《睡觉》《谁哭了》《收起来》《排好队》《刷牙》等系列内容的生活习惯。在这样的引导下,幼儿心中将施教的主体由教师转化为“小熊宝宝”,这不仅贴近幼儿的认知水平,更能够使幼儿产生“楷模效应”,使幼儿对“什么是好的生活习惯”产生深刻认识,从而为画心智绘图打下基础。
2.引导幼儿用绘画表现好的生活习惯。
涂鸦是幼儿的乐趣之一,在幼儿已经了解了什么是“良好生活习惯”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利用幼儿喜欢涂鸦的心理,引导幼儿用绘画来表现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教师可引导幼儿参照《小熊宝宝》绘本,将自己认为好的生活习惯画出来,最后由教师一一点评。在点评的过程中,教师可将真正好的生活习惯加以大肆渲染,使幼儿产生心理共鸣;继而不对幼儿将生活习惯认识的对错作评价,而是评价他们是否真正用绘画表现出了心里所想,给予幼儿鼓励,并对表达不清晰的幼儿作个别辅导。如此更激发了幼儿用“涂鸦”表现良好生活习惯的兴趣。
3.让幼儿掌握“心智绘图”的画法。
当幼儿已经具备了用绘画来表现良好生活习惯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引导幼儿用绘画来规范自己的生活行为。在实践中,教师可指出某一时间段,让幼儿用绘画来表现自己在该时间段内应当具有哪些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以早上作为规定的时间段,那么,对于幼儿来说,早上该有哪些好的生活习惯呢?此时幼儿会根据自己对良好生活习惯的认识,以及良好生活习惯的绘画方法,将《小熊宝宝》绘本中表现的“谁哭了”“我会穿短裤了”“刷牙”等画出来,如此则使幼儿掌握了心智绘图的画法。
二、以心智绘图为媒介实现幼儿教育与生活的融合。
心智绘图是幼儿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幼儿教师要让绘画心智绘图成为幼儿学习、生活和成长中的一种习惯,只有这样才能让心智绘图影响幼儿的生活习惯。在教学实践中,幼儿教师可采用两种方式,使心智绘图影响幼儿的生活习惯。
1.采用“总结式心智绘图”
总结式心智绘图是在事件发生后,引导幼儿用心智绘图总结某一时间段内自己生活习惯的表现方法。如以一周为单位,周末让幼儿画心智绘图,总结自己在上周遵守了哪些好的生活习惯,又存在哪些坏的生活习惯。这种引导方式有助于幼儿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从而在以后的成长中避免不良生活习惯的发生。
2.采用“规划式心智绘图”
规划式心智绘图是在事件发生前,教师引导幼儿用心智绘图的方式规划自己在某一时间段内的生活方式。例如,当幼儿以“总结式心智绘图”了解了自己在上周的生活习惯中存在哪些弊端,那么,在下周应当如何避免这些不良行为,如何按照《小熊宝宝》绘本中的行为方式去改变自己,以及改变的措施有哪些?教师都需要让幼儿用绘图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引导方式有利于培养幼儿的规划意识,使幼儿在不断反思中改变自己,从而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幼儿教师来说,无论是小人书、儿童绘本,还是心智绘图,都是教育联系生活的重要媒介。它们能够对幼儿的思想产生影响,使对错意识模糊的幼儿形成是非观念,继而产生规则意识,从而影响幼儿的未来成长,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正视小人书、儿童绘本以及心智绘图的价值,是幼儿教师组织教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2]朱江容.摘要策略与心智绘图对小学低阅读能力学生阅读理解能力之效应干预[d].苏州大学,.
中日关系探讨论文【第五篇】
摘要:日本是亚洲地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体。但中国和日本自建交以来波折不断,两国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两国在地缘,经济,资源等方面有着共同发展的需求,但在领土主权,历史问题方面也有着争议。研究对日政策,可以更好的为中国建立国际形象,行使对外政策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政策趋向。
一、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台湾问题。
战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持有两面的态度,长期存在于日本政界的一股亲台反华势力即所谓“台湾帮”至今仍在活动,不时跳出来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对领土的争夺,台湾问题将势必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湾政策的影响力度,”台湾帮”会积极推动修宪,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制造法律依据,促使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使台海两岸的统一平添障碍;在领土问题上制造麻烦,使中日关系发展增加变数。
(二)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是两国间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对于该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两国立场不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钓鱼岛历史上是中国领土这一原则立场,同时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维持和平大局。连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也仗义执言:钓鱼岛是中国古有领土,日本占有“尖阁”列岛在国际法上亦为无效,但是,1996年7月以来,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严重事端,竞然在短短5天的时间5次登上该岛,修建灯塔和其它标记设施:特别是日本众议员西村真吾也擅自登上钓鱼岛,并升起太阳旗,多次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
(三)历史问题。
从中日建交之初就充满着波折与坎坷,这一切均源于20世纪两国见得那场侵华战争,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从某种意义上也引发了日本民族全面危机的战争对两国人民的情感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观冲突,关键是日本政界领袖能否正确认识历史的问题。胡锦涛主席曾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在会见小泉首相时明确提及此点并指出: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也无法回避历史问题。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个问题拖的时间越长,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也越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各种不同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小泉首相亲自确认了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四)美日同盟问题。
中日之间的恩怨纠葛始终受到一个外部因素的牵引——美国的干预。美国对日本和总共的政策是放在其“亚太战略”层面考虑的。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和关键伙伴,而美国子二战以来一直就是日本追随的对象,历任日本首相均把对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石。此外,美国也力图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势,以保证其亚太战略的实现与稳定。
二、中国对日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恢复邦交,迄今已历经40个年头,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恢复邦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从1972年9月29日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恢复邦交,1978年8月12日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政策基本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恩来总理的日本馆及其外交思想中。在当时新中国成立面临的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将中日恢复邦交作为一项这关重要的国家事务是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长远打算出发而确定的。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中国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解决国建安全问题的重要环节。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通过实行“求同存异”,争取“和平合作”,达到“政治上的和平共处,经济上互通有无,技术上相互学习”的目的。
(二)充实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内容,对日关系趋向灵活务实。在1979——1990年期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在对日关系上,邓小平继续了周恩来“务实”外交的思想,为中日关系诸如了充实的内容。
(一)从国内层面看,中日两国在冷战后面临的主要任务与挑战。
对中国来说,21世纪是其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期。中国的核心利益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保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水平继续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结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分离局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丰富历史遗产和“主体性”文明与文化的国家,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历史角度审视和理解,而且也必须从历史角度加以解决。
对日本来说,其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决定了日本是一个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寻找平衡点和立足点的“杂交国家”。在今天,日本的发展面临严重的。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在21世纪初仍然疲软;政治体制在结束了自民党长达55年的一党执政格局后,而进入了多党纵横联合的“混乱”局面;谋求多年的“西方成员”身份至今未被接受,是继续塑造“西方国家”形象,还是“重返亚洲”举棋不定,因此,21世纪,对日本来说,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重新给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定位”。
(二)从地区层面看,冷战后中日两国面临的主要课题。
中日是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打过和强国,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不仅扮演地区力量中心的角色,为切实沟通本地区和其他大陆与地区的重要媒介与桥梁。亚洲的声音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和日本传递给世界的。因此,如果亚洲真正能够实践人们“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的预言”那么,中日真正的和解与合作将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三)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日两国在冷战后国际格局构建中的作用。
21世纪,世界在经历了战争与发展之后,正面临重大的过渡与转型。零和游戏,军备竞赛,资源竞争等等与战争,冷战思维想联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面对全球化,全球议题和共同利益等等有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环境,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中日两国作为在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何定位与行动是十分重要的。
(四)21世纪中国对日战略与政策走向。
中国对日政策大致可以浓缩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八个字。应该看到,在涉及民族情感的问题上,中国对日政策是没有多少回旋空间的。因此,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修改,以及两国回复邦交以来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台湾地区问题上,中国方面态度适中十分明确:历史不容否定,中国内政不容干涉。政府在引导本国国民建立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尊重他国自主处理本国事物的权力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中国的对日政策历来明确区分日本民众和日本政府,抗议和反击针对的是日本政府不敢担负起历史责任,缺乏独立性的言行,对于日本民众一直是本着友好交往的原则对待的。对中日之间可能的合作领域,中国方面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地开拓与推进,希望为中日友好建立起身后的基础。从两国国情看,中日之间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都十分广阔,关键在于民族和解和相互信任的心理基础上不具备。在这方面,日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也很多。
在全球化条件下,中日之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双方可以而且有必要致力于形成一套控制和管理政治摩擦的机制和措施。例如,每当因“历史问题”发生政治摩擦时,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到中日间其他领域合作的进展。两国可以采取一方面把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不断促进和扩大共同利益部分,逐步使负面因素在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
对于中国来说,有效的利用经济手段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形式之一。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和核心,鉴于中日两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也是中日两国国家利益交汇的基础和核心。发展中日经贸合作既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跨越国界发展的体现,而中日关系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之间的体现。由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中国政府持有大量的日元储备,既化解了日本的财政危机,也避免了日本爆发通胀。总的来说,是中国让日本摆脱了危机、从失败的困境走出来,也是中国让日本重新恢复信心、顺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如今的日本经济对中国因素的依赖已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足以左右其经济出现重大转变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可以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影响日本对华政策。这样,既可以发展中国自身经济,也可以改善中日关系。
加强两国民间交流,重新认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继续发挥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民间友好党团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领邦,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地理上来说,两国的发展都需要对方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两国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日本一直认为中国是其实现“大国梦”的障碍,一直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但很明显,中日不是60年前的中日,世界形势也不是60年前的世界,只有两国合作发展,互惠互利,才是长远之道。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王军、但兴悟;中央编译出版社期刊论文:
中日关系探讨论文【第六篇】
(一)教育理念陈旧落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现今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中,拘泥于传统的管理模式,应用传统课堂理论讲授、教唱的教学方法,教学观念陈旧落后,不能跟随时代的发展有所创新,在对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开发方面有所欠缺,与现代教育要求的创新教育理念相脱节。高校音乐教育的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专业人才缺乏,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待加强。
(二)课程设置不科学,缺乏实践机会。
高校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对音乐知识的运用能力和音乐素养。实际上,高校音乐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对于实践课的安排就有所欠缺,个别高校甚至根本就没有开设音乐实践课。究其原因,就是高校在音乐教育方面普遍将教学重点放在音乐理论知识的教学方面,对音乐实践予以忽略,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亟待改进。
虽然一再提倡教育模式改革,但是因为多方面原因的限制,很多高校在教育模式上固守于传统,缺乏创新,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上都没有变化。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音乐教育模式已经远远跟不上现代教育的发展步伐,对于高校音乐教育来说,必须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创新,创新教育模式,进一步提高我国高校音乐教育的水平。(四)高校音乐资源缺乏,阻碍了教育管理模式的发展步伐从我国高校音乐教育资源来看,很多高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缺乏情况。虽然在一些发达地区的高校或者经济条件较好的高校,在音乐教育资源方面比较丰富,但是从我国高校总体音乐资源配置程度来看,音乐资源缺乏的.情况还是很普遍的。音乐资源的缺乏使音乐教育模式改革的发展受到限制,也阻碍了音乐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高校音乐教育管理模式创新的途径。
(一)建立科学、独立的教学机构。
在我国大力发展素质教育的方针指引下,根据我国高校教育管理的机构设置的实际,我国高校音乐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首先应该建立科学的、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高校的教务处负责对本校音乐教育的管理工作,教研室负责音乐教学工作的开展,音乐教育在高校教育中占有的地位同其他学科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相应的音乐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一样享受相同的待遇。
我国高校的音乐教育要实现管理模式上的创新,就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配合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执行。音乐课程的制定要具有计划性和科学性,根据高校音乐教育所具有的特征,根据我国高校音乐教育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我国高校音乐教育发展的教学管理模式。高校音乐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1、理论知识的教学。
课堂上关于音乐理论知识的教学课程主要指基础性音乐知识的教学,如音乐入门、音乐创作、音乐乐理、歌曲创作、声乐知识等。
2、音乐技能教学素质教育下的音乐技能教学主要是通过实践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对音乐知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从中发现音乐的魅力,对音乐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音乐实践教学主要是采用音乐演唱和音乐演奏的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练习,掌握音乐技能,拓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创造力。
3、音乐欣赏。
在音乐教育中融入音乐欣赏课程对学生音乐审美的培养十分有利。在高校音乐教育中,音乐欣赏课作为独立的必修课程存在,课程设置不仅包括器乐欣赏、声乐欣赏,还包括音乐基础知识相关的乐曲欣赏,内容可涉及到多种音乐种类和多个国家的音乐风格。
4、课外艺术活动的开展。
高校根据自身的资源情况和教育需要,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需求,为学生提供课外艺术活动的机会,鼓励学生参与进来,提高学生对音乐学习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全方面的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三)创新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
高校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院校的音乐教育在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都有说不同,首先,高校音乐教学内容在专业性方面不能与专业院校相提并论,其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实践技能。教师在教学形式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到高校音乐教育的特点,采用适合的教学方法。其次,高校的教学对象是青年学生群体,正是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的重要时期,因此在音乐教学中药注意音乐对学生在文化层次上的正面影响。在对音乐作品欣赏的同时更是对音乐风格、音乐形式以及音乐创新上的学习。教师应该要充分认识到音乐的审美价值及所具有的功能,将最能表达人类优秀文化的音乐讲授给学生。
三、结语。
高校要实现音乐教育管理模式上的创新,还要注意音乐资源的配置。重视音乐设施的完善,不断充实音乐教育资源,同时打造专业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建立和完善高校音乐教育体系。高校音乐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需要高校领导层、教学管理层、教师共同重视和配合,将新的教学管理理念贯穿落实,不断研究和开发新的教学方法,完善课程体系,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促进音乐教育水平的提高。
中日关系探讨论文【第七篇】
摘要:中日两国因钓鱼岛撞船事件,政治上不断交恶,政府间的一系列交流和互访活动受此影响而被推迟或取消,双方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国民情绪抬头并不断升温,两国关系降至多年来的冰点而无法解冻。在维护和捍卫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矛盾中,中国周边外交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关键词:政治交恶;民族情绪;中日合作;战略互惠关系。
2010年9月7日,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主权归属和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争端再度激化,中日关系由此陷入低谷。
一、中日交恶的结构性解释。
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日本政府在钓鱼岛现实争端上的表现与其对历史的认识紧密关联,而对历史的受害者来说,现实的岛屿争端与历史问题相互“火上浇油”,导致中国民情激愤的局面。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中日关系放在国际体系的框架之中,就可以清楚地探究其发展脉络:中日关系的涨落几乎一直是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相互联系的。由于中日关系没有摆脱1972年体制的结构,才造成了现在的不稳定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本身就是“二战”终结导致国际体系结构变动影响下的产物。此后的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也是当时体系格局的结果。国家之间只有利益的一致或者冲突,不存在远近亲疏问题。只有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超过纷争差异,国家之间就能很好地合作;相反,如果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纷争,接壤的两国也会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历史与现实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二、中日民族主义和国民情绪因素。
三、中日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和日本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也是构筑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关键。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则需要双方充分肯定双方业已取得的战果,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寻求和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点,通过排除障碍,达成共识,共同创造“经热政热”、“民热官热”的和谐氛围,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友好互信、合作双赢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多利益交汇点和利益冲突点,如果政治关系冷淡走向长期化,政治上严重缺乏互信,那么中日间既有的“利益交汇点”就可能得不到充分利用,某些“利益交汇点”还可能转化为“利益冲突点”,既有的“利益冲突点”则可能孕育、引发实际冲突的危险。因此,两国关系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充分利用既有“利益交汇点”并发掘新的“利益交汇点”,以造福于两国人民;避免既有的“利益交汇点”转化为“利益冲突点”;避免既有的“利益冲突点”引发实际的冲突,进而将“利益冲突点”转化为“利益交汇点”。依照目前中日之间的利益与冲突,“斗”则两败俱伤,但“和”却未必两利。和平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但问题是,谁愿意做出让步?历史遗留问题与民族仇恨是中日关系恶化的推动力,新兴力量的崛起将动摇原有秩序,引起地区的纠纷甚至战争,这在古今历史上比比皆是。
五、结语。
笔者以为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有两条可行性的选择路径,一是近期解决方案,即在中日双方协议解决不了争端的情况下,可诉诸海洋法争端程序解决,不可能完全按照双方的意愿来进行,法律一旦生效就对双方都具有强制约束力;二是长远的解决方案,维持现状目前的现状,正如邓小平所说,留待时机成熟由后人解决,后人或许比我们更具智慧。因为形势的发展只会对我们越来越有利,钓鱼岛及南海诸岛是在我国国力不够强大时为各国抢占使然,待我国力强盛,岛屿争端解决的天平会就会向我方倾斜,一旦握有这种筹码,钓鱼岛问题便会得到解决。如果中日双方继续听任两国政治关系冰冻状态趋于长期化,中国和日本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当前,首先需要做的是,迅速修补被破坏的中日关系,促使中日政治关系恢复正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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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靖。国际法视角下的钓鱼岛主权归属[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6)。
中日关系探讨论文【第八篇】
首先由衷感谢我尊敬的导师林涛教授两年来在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给予我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导师渊博的学识、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敏锐的眼光,严谨求实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都是我一生不断追求的目标!
谢谢您,林老师!
感谢泌尿外科李旭良教授、魏光辉教授、何大维教授、刘星老师、张德迎老师、吴盛德老师、刘俊宏老师、陆鹏老师、刘丰老师及泌尿外科全体医护人员,感谢你们在我临床学习和论文写作中作出的指导与帮助!
感谢重庆医科大学七年来对我的培养!
感谢儿科学院提供的优秀的学习和研究平台,使我能顺利完成课程学习、临床实践和临床研究!
感谢所有帮助、支持我的朋友和同学,正是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让我的求学生涯不会感到孤独,才让我有信心坚持下去!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的养育之恩,也感谢你们在我多年的求学路上给予我的理解、支持与呵护!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会更加努力的工作和学习,以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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