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三农范例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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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1

曾经追求的农业现代化未曾实现，三农问题却成为社会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改革也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

一，三农问题是结构性危机

1980年代中国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使农村获得了飞跃性发展。随着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广大农村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2000年后中央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三农问题，2003年免除农业税，20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方针仅20字，涉及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管理，却缺乏操作主体。新农村建设由谁来搞？怎么搞？以家庭联产为单位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无力建设新农村。不得不承认，农村发展见效慢，产出少，许多地方宁愿卖土地搞房地产，也不愿意对农村长期投资。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都会讲“要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多次强调千方百计，恰恰表明仍未找到有效手段。

时至今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但三农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趋势。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农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粮食产量出现9年连增，但粮食问题、粮食危机却愈加凸显，农村和农业均已结构性失衡。新一代农村青年的道路选择变得越来越尴尬，当农民看不到前景，当工人也前途堪虞。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很难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经济中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但我国企业低利润的现实导致无法给工人更高的报酬。3亿农民在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家。

农业后继无人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不断下降，种粮收益更是愈来愈低，农业后继无人。最新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有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农业劳动力从1991年亿人，下降到2009年亿人。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的调研，农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笔者调查发现，农村很多“80后”青年不会种地，“90后”更是如此。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人工成本上升，农副业效益下降，种粮收益更低，多地农田撂荒现象比较严重。这样严峻的现实，令人不禁担忧，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干不动了，谁来继续种地？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化肥农药滥用，土地质量严重下降，水资源短缺，抗灾能力不足。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小农户土地少、资金不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导致农业新技术难以推广应用，生态农业难以发展。

我国耕地占全球7%，却消耗全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钾肥。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从1978年的公斤/公顷增加到2009年的公斤/公顷，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公斤/公顷增加到4872公斤/公顷。2009年单位面积施肥量是1978年的8倍，粮食单产仅为2倍。

虽然我国磷矿储量较多，但按目前消耗测算，品位在30%以上富矿仅够开采20年，中低品位的磷矿破坏情况比较严重。我国每年消费钾肥实物量1000万吨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钾肥消费国之一，但钾肥自给率不足40%，钾盐资源探明储量只占全球的1%，现有储量只够开采20多年。一旦国际局势变化，进口化肥受阻，粮食生产必将面临极大危机。

我国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相当于耕地面积的67%。2010年2月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污染源已经超过工业，成为全国水污染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水资源短缺矛盾愈来愈凸显，多地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近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冬麦区冬春连旱等，显示出农业抗灾能力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却很滞后。

粮食产量9年连增，粮油自给率不到80%

我国2010年粮食总产量54641万吨，2011年粮食产量57121万吨，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58957万吨。但如果计入大豆和食用油、肉类的进口，仅以重量计算，我国粮食自给率不到90%。再考虑到大豆、油菜籽、植物油为高蛋白高热量低产量的农产品，那么中国的粮食和油料自给率估算还不到80%。目前，我国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较低，随着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量的提高，未来我国粮食缺口还会增加。

尽管我国粮食产量9年连增，但仍然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都在99%以上，油料作物的自给率非常低。我国2010年进口大豆5480万吨、食用油670万吨；2011年进口大豆5240万吨、植物油627万吨；2012年进口大豆、油菜籽等食用油籽6228万吨，进口植物油近1000万吨，进口谷物达1398万吨。如此庞大的粮食进口总量，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巨变，我国可能会面临十分严重的粮食问题。

跨国公司大规模渗透，国有资本少有作为

国际跨国巨头正在中国大规模渗透，试图控制中国农业。大豆产业是第一个大型案例，如今来自美国孟山都的大豆占据着中国80%的市场，国际巨头控制着中国80%的榨油企业。从2010年初开始的转基因和粮食问题大讨论，更是暴露了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科研体制安全、国家安全等诸方面的问题。

当国际跨国公司正在对我国脆弱的农业进行布局时，国有资本却在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上少有作为，似乎忘了农业也是我国的命脉产业。

二，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从而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这一点已经是体制内外许多人的共识。

土地集中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会脱离土地和农业。未来10年，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退役之后，土地的经营制度将面临重大转变的现实需求，土地集中是必然趋势。

土地的集中形式多种，在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可以承包给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也可以组建农民合作社；如果取消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实行土地集体经营使用，按照各个集体中农民的人数来分配收益，则类似于原来的。这几种方式都符合我国宪法规定。

在这几种合法的方式中，我们需对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承包土地予以特别说明。《2013年一号文件》规定：“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文件并未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工商企业、龙头企业流转。

在国务院举办的关于《2013年一号文件》的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工商企业、龙头企业进入农业进行了特别说明：“我们不主张在有限的耕地上，工商企业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去和弱小的农户争夺耕地的经营权。耕地应该更多的让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户经营，尤其是大田生产，主要适合于农户经营。当然，一家一户不具备资金、技术上等条件、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如投资比较大的设施农业、规模化的养殖业，公司去做可能更好，但明确具体的范围。”他认为公司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土地，对于农业发展、农产品供给是不利的。这些企业租赁土地，醉翁之意不在酒，租了地未必认真搞农业，而是在等待着有一天转变土地的性质搞非农产业。

陈锡文指出工商企业、龙头企业会不会与农民争利，关键是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龙头企业大部分从事农产品的加工业或者流通，使农业有更长的产业链条，使农产品有更多的增值。如此一来可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要处理好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土地私有化问题

在前述几种合法方式之外，很多媒体、学者、官员鼓吹土地的私有化，即土地通过买卖集中到少数人或者外资手中。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非常典型，“土地应该私有化，土地的交易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这样才可以真正保证农民的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当中，充满了强盗的逻辑。”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一方面提出中国应对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商业化，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应该更像私人金融机构（即为美国人民痛恨的的华尔街金融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应大幅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潜在含义就是国企私有化，由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接管国家经济命脉。世行报告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也提出改革意见，要求农民享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的做法为我国宪法所不容。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中国或将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和大地主。这将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稳定，颠覆国家的社会主义法理基础。

目前，一些地方非法将集体土地高价流转给私人资本。这种现象在一些地区已经很普遍，如果任由其继续发展，资本就会渗透地方权力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将裹挟足够的体制内外、国内外资源，强行实现土地私有化。

我国还需要警惕“城镇化”。须知工业化、现代化是因，城镇化是果。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农民进城后将无立锥之地。一些官员和学者却说鼓吹只要城镇化了，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根本不是解决三农问题，而是加重三农问题。

科学种田和农业基本设施建设

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由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或者种田大户、家庭农场采取先进的节水、节肥、高产、生态、环保的科学技术来经营土地和农业，是趋势之一。从农民的收益角度来讲，在确保技术支撑的条件下，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的组织方式更符合农民的利益，私营资本为主导的种田大户、公司农场还是会与农民争利。

中国要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农业基本设施建设和新技术的作用将愈来愈显著。将沙漠改为绿洲，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为高产田，将高产田改成超高产田，或者改造为高质量的有机农田、生态农田，重点用于种植粮食、油料作物。中国的粮油自给率仅有80%，粮油作物种多了可以出口，可以储存，更可以用于粮食外交。粮食外交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武器，中国不必担心粮食过剩。蔬菜瓜果作物的种植则不能太多，过剩了，菜贱伤农。

目前，农民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难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也难以进行农田基本设施建设。《2013年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构建公益与经营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文件要推动科技下乡。笔者以为，不管是公益机构，还是经营机构，都难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作业形式相对接。科研机构难以与9亿分散的农民打交道。小农也缺乏意愿应用先进的技术，既缺乏知识储备、人才储备，也缺乏经济动力。土地集中之后，农民可以与一些科研机构、农业大学进行合作，国家也可以给予政策扶持，在税收、贷款、补贴等方面给予扶持。为实现真正的科学种田，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国内的科研机构和院所也应该予以整合，根据中国国情、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情况来进行研究，关注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并将其研究成果有效应用于实践。目前国内农业科研机构太过分散、实力太小，很难与跨国公司竞争，反而容易被跨国公司利用。

农民的出路

在土地问题之外，还需要关注离开土地和农业的农民的出路问题。城市能否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农民进城就业？可否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吸引农民就业？或者通过“资本下乡”，将城镇工商业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亦或其他正在现实中运作的方式？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过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如何稳定农村，如何避免继续扩大的两极分化，如何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战略，如何提高农民的地位、增强农民的话语权，如何让农民分享改革的好处，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关键所在。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路径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拆迁，让农民进城。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简单地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提高城镇化率，在统计数字上解决三农问题。这些方法既不能治标，更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两个方案可以参考，两条方案需要一齐实施。

在中西部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

第一个方案，在中西部城市创建一批企业和工厂，提供工作岗位，让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新的投资建设应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产过剩的产业。

仅靠东部沿海解决全国农民进城就业问题不太可能。所有产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将失去国防纵深。一个结构失衡的社会无法长治久安。人才、劳动力大量东移，西部地区人口进一步亏空，贫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将进一步恶化。

我们应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这个任务不可能靠市场自动完成，必须由政府大力扶持。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进度缓慢，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鲜明对比。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灾重建模式值得借鉴，东部发达省市援建西部落后地区，将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优势，和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行互补。

发展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建立城乡供销流通体系

第二个方案，是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村创建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调动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整合资源，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供销流通体系，将合作社、企业和市民对接起来。通过该流通体系，将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企业与农业合作社对接，提供给农民价廉物美的日用品，将农村高质量的食品与城市居民直接对接，让农业可以获取较大利润。

通过该流通体系，可以将高毒、低效的农药化肥产品排除在外，进行食品分级。农产品的质量追溯制度也可以建立，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通过供货专业合作社直接追溯到田间地头。这既能鼓励农民采取安全的、健康的、生态的、有机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该体系的建立，将把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组织起来，把城乡统筹组织起来。这将有效避免外资超市、物流体系对中国的威胁。

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建设，将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农民的话语权将逐步增强，民主法制权力意识也会逐步提高。在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之后，则可以因地制宜创办集体企业，这方面可以借鉴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的经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华西村仍然坚持实行大队核算，坚持集体经济。华西村全村实现销售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

1958年主席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是将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并提的，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两条腿走路。农村的现代化要建立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邓小平也有类似观点。邓小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1980年5月31日的全国农村经营管理会议上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已经预见到，包产到户只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过渡阶段，集体化、合作化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必由之路。

《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对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国家政策应大力扶持。各级政府在经济上要给予税收、贷款等优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在各个地区主动树立起一批典型，以稳健的方式推动农民积极主动搞集体经济。

四，多管齐下，统筹城乡发展

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调动全国各个方面的力量。各个地方情况有所不同，适合的针对性措施也未必一样，笔者参考余云辉先生的观点，提出以下思路。

1，需要发展壮大国企，国企是社会主义的基石，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国企的发展壮大，将改变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窘境。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才有能力投资到中西部地区、三线四线城市，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

2，主动调整经济区域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三线四线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吸引人才、技术、资本、资源从东部地区回流中西部。

3，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提高中国制造的附加值，进而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工资提高了，内需就扩大了，可以将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到内需导向。由国内市场来消费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这样的经济模式将更均衡、更健康。

4，在国有企业大发展同时，以国企的产业链、技术链体系带动私营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信贷优惠，促使国进民进。国有企业若是不能大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只有被外资吞并整合的命运。

5，统筹全局，在某些区域引进外资和技术，建立新的产业集群基地。引进外资产业时需要注意保护国内产业，尽量避免低端的、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

6、在自身实力强大的基础上，国企可以与民企联合走出国门，整合国外的资源。投资农业、矿产资源等领域，收购国际领先的技术。可以给过剩的民间资本、热钱找到出路。

7，在城镇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吸引农民进城。农民进城过程中，不要断然收回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应给农民留以后路。如果出现经济危机，农民还可以回农村休息。

8，通过各方面政策扶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合作社。在合作社里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农民的话语权，使得合作社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其建立起类似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在农村地区创立起工业区。

9，调动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加工、供销流通体系。

10，在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新修水利、道路、电力等设施，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和居住环境。可以考虑让农民合作社直接参与工程施工建设，将利润留给农民。

11，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提高城乡社会保障的标准。对农民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给予特别优待。特别要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在城市建设大面积的公租房、廉租房，为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城镇住房困难户提供住房保障。

12，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平整土地。可以因地制宜，将一些人数特别少的村庄合并，建立农民新村，增加耕地面积，节约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不过《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经村民会议同意。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对于城镇周边人口稠密地区，拆并村子的做法可能将导致更多社会矛盾，所以不建议在人口稠密地区拆并村庄。

13，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击黑恶势力和违法犯罪。不打击黑恶势力，打掉一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新的政策无法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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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2

2016年1月10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初一，新年的节奏刚刚开启，农村农业农民杂志社就联合河南中财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倾情为三农企业家们奉献了一场“聚焦三农 畅谈资本”高端私享会。

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不同属性的资本以财务投资、产业投资等形式进入农业，带来理念、资金、人才、商业模式……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企业的壮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资本打交道。地方政府和企业应该懂得资本的逻辑，才能发挥资本的力量。资本也应该懂得各地、各细分领域不同的农业特性，才能找准投资方向。

本次私享会的参会人员并不多，但均是业界精英。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专家谷建全，河南影视集团总裁闫立强，中财创投董事长王平等领导专家应邀而来，万创控股集团、河南万家中药材物流有限公司等数家实力非凡的三农企业家也纷纷慕名前来。

通过资本市场 创造财富神话

农业产业及其衍生产业非常宏大。长期以来，农业作为一个产业被忽视。农业服务于工业，服务于城市，但一个正常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要素，如资本、人才、科技等严重不足。虽然在宏观政策层面上描绘了农业的重要性，但资本的阳光一直没有照亮农业产业领域。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见证者，王平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三次浪潮记忆犹新。从20世纪90年代振奋人心的上交所成立，到2005年心有余悸的全球经济危机，再到眼下如火如荼的新三板，中国经济发展的风云变幻让人感慨，而由此也给农企带来了“危”与“机”并存的发展格局。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领域的机会逐渐被资本市场看好。业界认为，相比其他行业，农业企业的成熟度较低，但其他产业的经验和资源一旦应用到农业领域，就会产生很大的提升力。

王平表示：“农业并不是高风险低收入的产业，相反，在眼下诸多机遇和政策红利的情况下，农业的前景相当可观。他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悄然进入金融资本时代，农业企业也到了升级转型的关键节点，必须突破固有思维，进行金融创新，通过资本市场来创造财富神话。”

在他看来，农业企业上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上市公司身份显赫，代表了一个行业的形象和实力。虽然长期以来，国家在政策上一直强调要加强对农业的投入，但农业依旧相当脆弱，农业企业发展面临严重的资金约束。农业企业上市融资，不仅可以募集大量的资金来解决农业企业融资难题，更重要的是给企业带来管理、人才、市场、信用、品牌以及发展理念等多方面的全新变化，推动转型升级时期农业的发展。

但农业企业往往面临很多风险，上市培育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政府的支持，共同为促进农业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可以预料，借助资本市场，农业企业将获得飞速发展的机会。

勇于开拓思路 启动多元融资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全面来临，余额宝、P2P、众筹等，这些都是互联网金融的体现。”投贷联动网总监惠志超认为，金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为三农企业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

目前，多地农业企业的融资除了自我筹资和银行贷款之外，融资渠道狭窄，这早已成为农业企业难以突破的桎梏。实践证明，不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企业，终究难以在市场胜出。然而，资本对农业投资的担忧逐步增加，投资决策变得更加谨慎。除回报率不算高、上市存在困难等原因，农业企业还普遍存在让投资者望而却步的财务不规范问题。

由于农业企业在存货、销售以及税收减免等方面的行业特殊性，使其财务不规范，甚至造假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在实践中发现，农业企业的财务内控也不尽如人意，使得企业业务活动的真实性存疑。同时，农业企业还面临很多特殊法律问题，比如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这些都会阻碍企业规模化经营的进一步实现，是纠纷产生的“高危区”。

国内大部分农业企业管理水平不高，此外，农业企业缺少的不仅仅是资金，更缺少清晰的企业战略、现代管理体系和精准的营销定位。中财创投董事长助理、投资总监刘红梅认为，企业家应当清晰界定公司资产与企业家个人财产的范围，并逐步建立适宜公司发展的管理体系，降低管理混乱的可能性。

“应该开拓思路，启动多元化融资。”刘红梅从具体操作层面认为，“要在重视财务规范运行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寻找融资；用产业思维做企业，用圈层思维做产品，用互联网信息化思维、模式、工具对内改造生产要素，改善和消费者、投资人等外部资源的关系，要学会借船出海，整合外部资源。”

特别是她提出的“外来企业之间进行整合或者重组，并不一定局限于某一个行业，可以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业界也普遍认为，正是因为我国农业产业高度分散，企业规模小、品牌化滞后，尤其是国民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强烈诉求，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企业的并购重组机会将是巨大的。

进行产业升级 争取金融支持

本次私享会的压轴大戏，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对“三农企业产业升级与金融支持”问题的解读与分析。

“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由过去追求速度转变为追求质量和效应。除此之外，经济增长的动力，也要靠创新来推动。所以，下一步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谷建全指出。

农业企业融资难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因农业的特殊性、制度约束等原因，问题解决进展缓慢。在现实中很容易发现，农业企业想法很多，资金却很少，融资渠道依然狭窄。

在2015年8月，经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切实发挥融资担保对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以及创业就业的重要作用，把更多金融“活水”引向小微企业和“三农”。

《意见》提出，发展政府控股、参股的融资担保机构，并以小微企业、“三农”融资担保业务为标准和导向加大扶持力度；融资担保机构要坚守主业，积极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要研究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通过股权投资、技术支持等方式支持省级再担保机构发展，推进政府主导的省级再担保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明确省级再担保机构“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定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考核机制。

聚焦三农3

关键词三农问题 涉农报道　贴近性

《聚焦三农》如何体现贴近性

《聚焦兰农》栏目是在中央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全社会热切关心“三农”的背景下创办的。它是中央电视台七套农业频道中的新闻类深度报道节目。“关注三农、关注根本”是栏目的宗旨。“它以严谨的态度，权威解析“三农”热点；以专业的视点，剖析三农难点；以新闻的眼光，多角度透析三农焦点。它是广大农民了解“三农”政策、问题的窗口。是党和国家政策的有效平台。是中央领导了解民生的渠道，是社会各界体察’三农’问题的风向标，它被百姓誉为农村的《焦点访谈》。”

这是《聚焦三农》节目的自我定位，从这个定位可以看出它主要是一个政策性和新闻性相结合的节目。如此官方和权威的定位，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必须重视其贴近性。尤其是作为中央媒体，在获取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政策报道中应该做到贴近再贴近，而不只是宣读文件。但是在实际的报道中，《聚焦三农》也经常有焦点选取失误的地方。

央视7套的办台理念是“耕耘天地间”，《聚焦三农》的宗旨是“关注三农、关注根本”。从表面上来看，“三农”尤其农业是《聚焦三农》关注的焦点，但是这个节目在制作上却主要用于政策宣传，对于已解决问题的报道比较多，未解决问题的报道比较少；自上而下的报道比较多。自下而上的报道比较少；政绩报道比较多，问题报道比较少。一个电视台的开办或节目的创办需要事前进行周密的受众调查，绝不应该是呼应政策出台的应景之作。农业节目的传播效果应追求两面性，一个是对政策的宣传要有力。一个是对农民要有利。

不可否认，《聚焦三农》的开办反映了我国媒体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但做栏目不能只图形式和时髦，还要看到效果。而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满意度，农业政策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聚焦三农》要让受众满意就必须多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为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一个有力的平台。

从节目内容的宏观性上来说，央视节目的分析很有权威性，每期都有一个深度报道，深度很深，但是这类报道的高度也很高，在涉及到国家的产业升级、出口政策等等问题时。对太多专业术语没有进行通俗化的解释，往往影响农民朋友的理解。另外，《聚焦三农》往往把自己放在一个政策解读者的角度，而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思考问题，只解读到政策出台的好处而没有看到不足。在报道当中，我们也可以从记者提问的口吻中感受到他对农民的不屑。

目前涉农报道缺乏贴近性的主要原因

2002年，农民接触大众媒介的主要动机中，“了解国内外大事”、“消遣娱乐”和“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法规”各占％、％和％。分列前三位。研究表明，获取信息和寻找娱乐与人的现代化指标之间。有显著的正负相关度，即倾向于获得信息的人现代化程度偏高。

在我国，由于特殊的生活背景、历史和政治原因，农民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关注着。他们占据我国80％的媒介市场，因此做好对农传播，既是丰富农民生活的需要，也是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目前，贴近性是涉农节目需要反思的首要问题。

《聚焦三农》过多地贴近政策、政府和政绩。这也是我国涉农节目不够贴近的共同表现，概括起来说：离农民比较远，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切身需求、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生活的变化。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农村受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思维更活跃。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我国农民的媒介素养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电视节目不应该把对农民的关注当作一种施舍，农民对节目质量也有很高的要求，涉农节目不应一厢情愿地自说白话。中国的农村，尤其是东部地区，机械化已经普及，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的存在范围已经很有限，耕作方式的变革带来的是农民闲暇和娱乐时间的增多，因此对涉农节目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受众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批的"80后”、“90后”开始成为新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会有到大城市打工的经历，因此农村观众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三，由于城市化、升学和就业等原因，很多农村出身的人迁移到农村居住。农业情结会使他们或多或少地保持对农业的关注，他们的媒介素养比农村受众相对较高，因此很容易发现问题所在，由于群体认同感的存在他们甚至会对某些问题节目产生反感。

另外，涉农节目缺乏贴近性也和媒体从业人员缺乏社会责任意识有关。他们过多地从完成宣传任务人手而没有想到切实为农民谋福利，而且涉农节目的设立往往也与政治任务有关，媒体从业人员往往缺乏主动性，这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并且农民受众虽然占中国受众总人数的80％，但是他们的购买力却没有和80％相适应，因此某些节目就提出节目应该面向那些购买力强的受众，以吸引广告商。这种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问题的思想也会对电视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价值观构成影响。

涉农报道如何增强贴近性

新闻作品应该做到三贴近(“贴近群众、贴近生话、贴近实际”)，这一方针与三农问题相结合的时候便演变成了“贴近农民、贴近基层、贴近农村实际”。麦克卢汉曾经提出过两个著名的论断：“媒介即讯息”与“媒介即按摩”。他独特的观点非常鲜明地提出了受众从媒介中寻求的两种东西，一种是信息资讯，一种是心理上的放松和抚慰。贴近性包括内容和心理两方面，贴近不仅指内容上要贴近三农，还包括角度、口吻、倾向的选择给人带来的心理感受。

以下从内容、角度、口吻、倾向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一下如何增强涉农节目的贴近性：

1　内容

涉农节目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它的“三农”特色，这就要求在反应农村实际的时候既要有代表性又要有全面性：既要发现农村出现的各种先进典型，又要发现潜在的苗头；既要反应农民生活中的困难又要看到进步，要展现真实的三农，保证内容的真实可靠。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有吃苦的精神，深入农村，获得真实的资料；在我国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农村也出现了很多新现象，记者编辑们应打破思维定势的束缚，关注新农村的新气象。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任何对于

事实的陈述只有深入到实际才可以得到证实。闭门造车是难以成就贴近性的典型的。如果不是深入农村，不是深入农民，而是仅仅只是把政策当作一个口号来宣传，政策虽好但是却可能与农民的需求相违背。农民最爱看贴近他们生活的东西，主持人不必西装笔挺，而是能够走到农民的心里，心理的贴近比地理的贴近更有效果。

一个好节目，光有内容还不行，还需要有好的表达形式，而农业节目的形式，笔者以为应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即角度、口吻和倾向。

2　角度

这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即节目为谁说话。是为执政者还是为普通农民，是进行说教式的宣传还是进行贴心的解释和互动。形式的不同将带来受众心理感受的重大变化。“‘一家远离政治的新闻媒介，永远不会成为权威性的媒介’(刘建明)。这里所指的媒介权威。即媒介形象的可信度，离不开它对政治解读的权威性，媒介权威只有鲜明地表达正确的政治立场才能树立自己的显赫形象。”政策性报道在很多情况下是向农民解释政策，解释政策的制定背景和意图以及可能的作用。在各种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受众的意识明显提高，涉农节目也不例外。蒋钦挥在《新闻角度与选择》中提出新闻写作应该从“全局高度找角度。关切点上找角度，共鸣点上找角度……”。因为角度的不同也会导致传播效果的不同。因此在报道政策的时候要选取合适的角度，农民乐于接受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做政绩报道，尤其是一些深度报道，最后拔得太高，往往偏离了农民的实际。

3　口吻

说话的方式和态度，即怎么说才能让农民群众爱看爱听，乐于接受。“近年来因为我们国家的电视对于市场的依赖，也一改以前比较重视电视媒体背后所代表的社会权威的状态，各电视台正在力图通过一种主持人的人格化的形象来提高节目和观众之间的亲密感，建立其目标受众群，进一步提高收视率。提高广告效益。”

《聚焦三农》的主持人西装笔挺、正襟危坐、字正腔圆，是一个权威的政策解读者，用这种方式来彰显政策的重要性。这也和人们的接受心理有关，用传播者的可靠和可信性来增强传播效果。同时，“电视对电视主持人有一定的规定，比如主持人应该对观众有亲和力、说服力、吸引力、想象力、表达力等各种能力和素质。”

但是涉农服务类节目却比政策类的灵活得多，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乡村季风农资超市》的主持人小超，他长得不算好看，普通话也不够标准，穿着也不时髦，但是他却可以给人很亲切的感觉，主持就像是在拉家常，并且采取露天主持的方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田间地头，虽然采访主要是由记者而不是主持人完成的，但是主持人是直接面对受众的，露天主持给人一种深入田野的感觉，在形式上更加贴近。虽然这种主持方式有点俗，但是“‘人’字边加一个‘谷’字，我这样理解，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要说人话！电视本来就是俗文化嘛！”

涉农节目的主持人不一定要帅和漂亮，亲和力是最重要的。政策性报道和服务性报道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是说政策性节目只需要权威不需要贴近，政策性节目应该学习服务性节目的贴近才能使节目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亲和力是媒介形象的另一要素。亲和力是指媒介能够使受众产生亲近的愿望，使受众产生‘真正的交流与意义共享’的感觉。‘亲和力’是媒介形象成功进入受众心田的法宝。它是交织着想象与差异的行为。‘在人际交流中。相似性是人们互相理解的重要前提，而他们的差异则引起交流的兴趣。([美]查尔斯。霍顿。库利)’。媒介形象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建立在‘相似与差异’基础之上的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意义共享。相似性是引发受众接受的前提。而差异性则是保持他们兴趣的利器。媒介形象建构中的‘亲和力’标准是指受众在媒介组织提供的形象构件中都能找到与自己‘心理契合’的相似影子，而强调形象要件要保有‘差异性’，主要是以此长久地保持受众的兴趣。”因此，涉农节目应把握好亲和和权威的尺度，以吸引受众的注意。

另外，除了主持人，贴近性还取决于记者的表现。因为记者是否乐于吃苦，是否愿意走到农民当中，是否愿意和不同的农户平等交流是节目制作是否具有贴近性的前提，同时记者的提问话语、提问态度也是构成节目的重要内容。一个新闻的时间长度只有几分钟或者最多几十分钟，但是记者的采访制作过程却可能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甚至更长，制作出来也有被“枪毙”的风险，因此这就需要记者有不怕吃苦精益求精的奉献精神。

尊重是贴近的第一步，尊重不是把农民的地位无限地拔高，而是说话要实实在在，说到农民的心里。仰视和俯视都是对农民的极大不尊重，因为媒体的仰视无法克服农民现实处境的艰难，是一种虚伪的表现；俯视更是在特殊情况下才用的方式；平视就是对农民现实处境的正视，然后一起寻找解决方案。编辑记者不能以城里人的身份对“三农”说长道短，而是要站在农民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摆正自己的位置。尤其是政策报道。不能因为是惠农政策。就把自己或者政策的制定者当作是救世主。要看到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是政治制度发展完善的必然，而不是某个政党或者某个人的作为。随着人们的民主意识的增强，社会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执政者也从统治者的角色转换为人民代盲人。

4　倾向

“狭义的大众传播政策主要指媒介报道政策，其中又侧重于宣传纪律，故又称宣传方针。宣传方针的核心是党性原则，它要求媒介无条件地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这就公开表明了媒介的倾向性，即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的基本属性。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媒介市场化、产业化的推进，新闻媒介一方面继续在大政方针上反应执政党和政府的意志，一方面努力淡化宣传色彩，更多地以日益分化的受众需要为着眼点，提出了倾向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观点。”

倾向是指蕴含在新闻作品中的态度和偏向。由于新闻作品是人为加工出来的，因此即使在新闻工作者严格秉持客观性理念的情况下，仍然不能保证完全的客观，因为仅从对不同修饰程度的词语的选用就可以发现作者的倾向，尤其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气语调更是可以反映节目的倾向性。“媒介能对人的喜好、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政策宣传类的新闻节目，只有选取正确的倾向才能实现良好的宣传目的。

在谈到涉农节目的倾向时，无非是指节目对农民的态度，以及节目对政策或者其他事物的态度。在很多影视作品和曲艺节目中农民都是以很憨厚的形象出现的。有些作品甚至塑造了很傻很笨的形象，尤其是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人数的增多，城里人对农民的刻板印象也在日益加深：没有文化、傻乎乎的、老实、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在涉农新闻节目中应该努力扭转这种对农民群众的歧视。这就要求从记者采访到节目播出整个过程都要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对待农民，要看到他们的全部，把他们作为普通的社会劳动者，作为普通人而不是采用种种带有偏见的词汇来形容他们。这主要是针对普通受众而言的，涉农节目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态度。

另外一个倾向，就是涉农节目应该正确引导农民对政策的解读。进而推动政策的正确执行。当然对于一些对农民不利的政策应该引导农民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正在推行的家电下乡政策，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需要指出，从而指导农民正确利用政策，同时也对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