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论文热选【通用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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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论文【第一篇】

翻译作为一项艰苦卓绝、需要高超技能和丰富知识储备的工作，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作为从事翻译行业的人员，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索，以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深感到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本文将分享我在翻译研究中的体会和经验。

第二段：理论研究。

翻译研究旨在帮助翻译人员更好地掌握翻译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巧，并在实践中应用和创新。在翻译过程中，我充分意识到了翻译理论的必要性。只有掌握了翻译理论，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驾驭语言、文化和意义。翻译理论与实践相互依存、相互支撑，是翻译研究的基础和动力。

第三段：语言技能。

除了理论学习，翻译人员还需要具备高超的语言能力。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发现在语言重要性愈发突显的时代，汉语和英语已成为了国际交流中最为主要的语言。因此，汉英翻译在翻译工作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为了提高自己的语言技能，我常常进行多元化的语言学习和训练，譬如刻苦钻研英语语法、积极参与英语口语交流、日常阅读、影视欣赏、合法合规的网课学习等。

第四段：文化背景知识。

翻译涉及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因此，文化背景知识研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注意到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性。文化背景知识充分体现了语言和文化的交汇和整合，而明晰文化背景知识则可以为翻译工作提供充分的支持和信息。同时，文化背景知识对于翻译人员的认知和素质也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文化背景知识，可以培养翻译人员的国际化视野和综合素质。

第五段：翻译实践。

理论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但翻译实践中的经验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我的翻译实践中，我注意到翻译实践可以对理论知识进行检验和改进。同时，翻译实践也可以使翻译人员进一步发现和探索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推进自身水平的提高和完善。因此，只有在实践中纠错、积累经验，翻译人员才能够真正从翻译研究中受益，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

结语：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深深认为翻译研究的重要性。翻译研究是翻译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力，是翻译人员在不断迭代、提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然，翻译研究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始终贯穿翻译工作中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深化翻译研究，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从而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更好地为国际交流服务。

翻译研究的论文【第二篇】

翻译真是一件痛苦也无趣的工作，不过为了更好的理解英文的意思，全文翻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我翻译的这篇文献是跟我的毕业论文相关度非常大的文献。该文献我看过几遍以为很熟了，结果被别人一问就表达不清楚了，所以还是没有弄清楚作者的意图。通过全文翻译后，差不多明白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了。由于最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开题，所以翻译工作将会成为最近工作的重心了。前两天听了博士师兄的答辩，才更加清晰的认识到文献综述的重要性。只有多看文献了解国内外研究的进展情况才能更好的开展自己的研究。

翻译研究的论文【第三篇】

摘要：本文介绍了20全国暑期英汉翻译高级研讨讲习班的盛况，从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角度讨论了本次讲习班带给翻译界和教育界的一些新理念，并对学员反馈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研讨；中国译界。

abstract:thisarticlereviewsthesummersymposiumontranslationinbeijingandthetopicsdiscussedatthesymposium,whichinnteachinginchina.

盛夏时节，来自全国翻译界和教育界的约170名莘莘学子与24位名闻遐迩的翻译家和教育家汇聚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进行了一场几近军事化的学术对垒和教学切磋。在短暂的十天时间里，学员们蓄势待发，情绪高涨，教员们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与传统的学术研讨和教学模式大相径庭的新路向，给中国翻译和教学界注入了一种新的理念。

翻译的学术研究之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学术名篇“the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写的社会各阶层强加给学术的悲哀在我们的传统学术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学术要关注什么？学术研究要引领何种潮流？学术如何突破世俗樊篱修成正果？这是真正钟情于学术的人们所注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次讲习班的过程中，被中国译界的同仁们作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诠释。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和学界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主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此次与他的同行刘和平教授一同出现在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作为组织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比如说，对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观点。刘先生认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汉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英语标准语言的一种追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观点令学员们困惑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策略要与汉译英有所不同？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认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过程的作用。他认为，对待不同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内地的许多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现象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过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大名家——许渊冲和江枫。许先生以二十世纪可能改造未来人类面目的伟大成就克隆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先生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就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先生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必要的常识”为主题，对许渊冲先生的“新译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沸腾的场面让广大译界同仁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有时也会“硝烟弥漫”！问题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诠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启示。

二、关于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一直就是中国译界的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关于翻译教学的讲题在此次讲习班课程中覆盖了1/5。内容涵括了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教学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绍的“香港浸会大学的翻译教学模式”与内地的翻译教学相比有很大区别。香港的翻译课程设计针对性很强，比较注重市场需求和实际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学中的理论渗透，也依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论教育。课程设置已进入系统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励“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知识。这种模式，为一向崇尚“以教师为中心”的内地教学界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在口译教学方面，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刘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刘和平还以三组学生生动的口译演示为例，说明了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生理解和接受意义的思维过程，而非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她的这种“渔生鱼”的教学理念引起了口译人员和教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另外，从来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蕴德的交替演示和来自广外大的冯之林的powerpoint软件包的演示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内主要外语院校的口译教学模式，并欣喜地发现，统计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已逐渐地渗透到翻译教学与研究当中。

三、反馈中的思考。

这次讲习班带来的另一种理念是：以教带学，以学助教，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为了提前发现问题，以不断完善未来的办学方式，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张“调查表”，内容主要是以翻译教学和本次办班模式为主，这一设计与学员大多为高校教师的情况不谋而合。

参加本次讲习班的学员共约170人，其中来自全国高校的副教授、讲师占大多数，另有少数各行各业的外事翻译和在校博士、硕士生。反馈回来的有效调查表为125张。虽不是100%的准确，但这一反馈数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现象。

从统计数据的分布情况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仍以笔译教学为主，口译仍未达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师素质而言，50%的人从教时间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从未参加过翻译教学培训，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培训问题已成当务之急。翻译的课程设置失衡，课时偏少，每周4小时以下、6小时和8小时的比例为4：2：4。在翻译教学手段上仍显落后，虽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学中逐渐引入了磁带、录像带、vcd、powerpoint或多媒体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从未使用过电教设备。在问到“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您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有九成以上的学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学员们普遍反映，现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口译教程》等市场出售的教材和自编教材，两者使用的比例为2：1。这一情况，与南京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上反映的问题相吻合。这说明，五年来，中国翻译界和教学界仍未把教材建设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种不正常的“执著”引起了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的高度注意，他们正在酝酿在不久的将来物色得力的专家编撰崭新的教材，给中国学界填补这一空缺。相信热情的学术界会同心协力，共助这一力作早日铸成。

这次讲习班的帷幕在军科院的军号声中隆重开启，又在军号声中徐徐降落。对于精心策划的组织者——《中国翻译》编辑部来说，他们又在琢磨新的培训将如何更加切实有效、更加周到细致。而对于学员们来说，讲习班的丰富和精彩、紧凑和有序、务实和高效，带给了他们终生难忘的回忆。来自湖南的印晓红认为，此次学习，就犹如“站在一个巨人肩上，俯瞰译界众多理论和实践的一次大讨论”。广州的蔡若蘅用十分感性的语言说：“味道好极了！有‘恨晚’和‘胜十年’之感。以后若有机会，当然还想来！”而来自合肥的任静生更把这次“高品位”、“大容量”有荟萃比做一道“精美的精神大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立意要做“中国翻译的合格嫁衣”的《中国翻译》编辑部，一定会把这件嫁衣越织越美。就像学员们送给带病坚持战斗的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中国结”，新的培训班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岁月的变迁，织入更新更浓更美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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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论文【第四篇】

摘要：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一、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

对等(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话题，也是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课题。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对等理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中国传统译论代表“信达雅”到现代译论“神似”、“化境”说，直至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谐说”等等，对翻译中语言、风格直至整体美学效果的不同层面的对等进行了阐述。但是，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由“忠实”、“准确”等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静态语言转换机制。

国外对等译论以奈达(nida)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formalcorrespondenceandfunctionale－quivalence)影响最大，后有波波维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贝克(monabak－er)的分层次对等理论，跨越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局限，使对等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turn)，在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等理论研究必然将从语言内部层面走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从而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dynamiccorrespondence)突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引发了很多批判和误解。后来，他将功能对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90年代中期，奈达放弃句子转换生成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等理论。对动态对等或者说功能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来是不够的，没有一种译文可以称得上与原文是完美的对等，虽然可以认为它们达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概念――“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他认为，在最高与最低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可见，经过多年的探索，奈达逐渐将对等的范围从语言内部向读者反应扩展。

波波维奇将等值从词法、句法、篇章及文体等语言层面分为：

(4)语篇对等(横向组合关系对等)(textual／synta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对等。

可见，波波维奇对翻译等值的探讨，停留在语言内部，但是他将对等按照语言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数学意义上的等值，而是多层次的对等。她援引诺伊贝特和皮尔斯语篇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而且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巴斯奈特强调，等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把对等放在文化及时空的背景来看待。巴斯奈特在其与列夫维尔(lefevere)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对“功能对等”又作出如下解释：等值即指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的功能方式一致。显然，这里的等值内涵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在这个定义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为了获得功能上的对等，除了语言层次的润饰，还需文化上的整合，从而满足文化价值系统下等值的全新标准，也明确了多层次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

莫奈・贝克将对等层次进一步细化为5个层次：

(1)词层对等；

(2)词组对等，包括搭配、习语和成语的翻译：

(3)语法对等，对照原语与目的语语法范畴的多样性；

(4)语篇对等，涉及主题、信息结构和连贯性的对等；

(5)语用对等，照顾到内涵的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交际活动，译文不是一个静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载体，译者的任务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将这一意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另一个读者群。这里，对等理论不仅在语言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从语用的视角再次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追求文化层面的语用对等。

二、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后殖民语境。

综合上述，文化转向的对等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的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将翻译看作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增强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学者认识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权文化的侵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来说，虽然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名词仍然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经济、科技领域进行着垄断，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势文化的本土文化。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今天，许多领域仍然承受着这种“不在场”的殖民影响。在中医领域，本土化问题和中国意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西化”，即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哲学领域，中国哲学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用以诠释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比通常所想的还要深重。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翻译实践领域，中西方存在着严重“逆差”。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著作仅仅近千册。翻译实践主体的文学交流，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系统的翻译，而西方似乎更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缺乏热情。这一现象似乎与上述中国学的发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国学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否会停留在赛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论述的情景中?即他们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对东方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

在中国，翻译学学科地位刚刚确立，学科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中国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契机。

四、结论。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文化政治批判倾向必然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根本课题：对等理论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提升翻译的地位，推动翻译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同时，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促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谐发展。

翻译研究的论文【第五篇】

在传统的教学中，高中是学生升学的重要阶段，被社会看成是学业上甚至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很多知识的学习都是对原有知识点的升华和进一步教育。在传统的高中教育中，英语教学还只停留在书面语言教学上，对于口语的练习和培养花费的时间少之又少，并且有关口语的练习可能也是涉及到英语的日常生活联系，与西方的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由于学生入学时候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学习兴趣也有高有低，所以，高中的英语成绩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再加上高中英语教师在教学观点上相对落后，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不到提高，不利于学生英语水平的提升。所以，传统的英语教学没有办法满足社会的需求，需要进行改变。

一、转变教师思维方式。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处于引导地位，对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以及学习都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英语理论基础和知识技能，还要对西方文化有非常全面的了解，这样有利于在对学生的教育时消除学生所处的环境与英语背景的差异性，激发学生的语言环境，加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在英语应用上可以更加顺利，对于以后在英语应用上不会出现因为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而造成的尴尬事件。同时，教师还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把西方文化背景自然的融入到对学生的教育中来，减少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让知识点在学习内容的文化背景下更好的溶为一体，帮助学生语言环境的形成，也能加深对文化的认识程度，避免与外国人在英语交流上存在的文化差异，加强学生对文化的认知程度。

二、选修课和课外英语活动中导入英语文化。

不仅仅在传统的英语课堂上学习英语，同时，学校还可以增开英语选修课和兴趣课，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英语兴趣，让学生实际了解到外国的语言文化。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进行英文作品的鉴赏，让学生多听听英文歌曲，既能锻炼学生的听力，还能纠正自己的发音。同时，学校还可以为学生开展英语朗诵比赛、歌唱比赛等英语兴趣方面的比赛项目，通过对活动的准备，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三、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中导入英语文化。

语法是学生接触英语最基本的一种方式，如果是单纯的语法学习，学生学习起来会比较单调，死记硬背的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教师可以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语言表达上的不同贯穿在语法的教育上，让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对语法和文化都有非常好的理解和记忆。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在表达形式上非常注重文化内涵的表述，并且由于国家不同，在语言的使用习惯上也与汉语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教师不应该用汉语的思维方式来教导学生英语，一定要为学生创造出良好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例如，汉语中的“农民”是同一个意思，没有其他的表达形式，在任何一种环境中都可用，但是，在英语中就不同，农民可以用“farmer”和“peasant”两种不同的形式表达，这里的不同在于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程度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表达模式，而在使用中如果没有对其深层的含义表达清楚的话，会引起非常大的误会，实际上的差距非常大。学生需要把每一个词汇在背景和运用上完全掌握，这样才会在使用中不会犯错，对于文章的理解上也会更加深刻。

四、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信息技术开始在课堂上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教师再课堂上使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把课本上的知识点结合一些课外的内容，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播放出来，让学生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学习内容，比传统的教师讲授更加直观、深刻，尤其是遇到一些比较难懂的知识点，效果更加。运用多媒体技术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更好的提升英语学习兴趣。

五、让英语走出课堂。

高中学生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并且教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来验证自己的学习效果，并且，通过实践，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热爱英语这门学科。对于一些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聘请一些外国教师，学生在课余时间，找到外国教师与其进行交流，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知识，还可以是生活的甚至是其他各个方面，既能考验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还能加强学生与外国人的交流能力，为了能够交流更加顺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同时，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英语方面的交流机会，可以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英语交流，了解其他学生学习英语的方法，看自己在英语学习上是否需要有改进的地方，还可以找到一些可以相互交流的英语书籍，帮助他们在成绩上的提升。并且，学校还可以为学生组织一些西方的节日，让学生亲身感受到西方节日的氛围和与中国节日的差异，体验更加深刻。总之，高中英语是提升学生英语水平的关键时期，为了能够加强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需要教师可以在教学方式上进行转变，把中西方文化进行融合，不断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要求。

参考文献：

[1]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xx.

[2]许力生.跨文化交流入门[m].浙江大学出版社,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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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论文【第六篇】

内容摘要：

我国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宗教文化上一直都是有很深的内涵，所以我国文学作品中大多数都会存在着一些宗教文化元素，并且每一个国家文学作品中对宗教文化元素的表达都不相同，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本文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元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总结归纳出了宗教文化元素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原则，以供相关人员参考或采纳。

关键词：

宗教文化元素；文学作品；翻译原则。

文学作品中经常性的会出现宗教文化元素，对文学作品中宗教文化元素进行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够体现出国外的一些宗教文化和风俗信仰进而为国内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些其他的宗教文化知识，并且还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文章中的深刻含义。但是宗教文化具有复杂性和专业型等特点，所以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是只要遵循其翻译原则，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一、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文化元素。

当代的文学家christopherdaw-son对宗教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其不仅是著名的文化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也有人称他为社会学家和宗教哲学家，甚至称他为“新时代的'先知”。christopherdawson认为宗教就是理解各国文化的关键所在，并且其还在文化的发展和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长久的历史长流中，无论是政治、文学、法律还是哲学上都有宗教文化的身影，其对历史的文化和意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文学与宗教文化之间更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渊源，宗教文化与文学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着，宗教往往会利用文学的形象感来宣扬宗教思想，而文学作品中必定会出现反映当时的宗教文化，以增加历史感和文化感，所以在进行文学交流和翻译时，最不容忽视的就是宗教文化元素。

二、宗教文化元素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原则。

（一）尽量保留。

文学作品的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尽量保留文学作品中所想表达的信息，从而保证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但是在从前，我国学者在翻译一些国外文学作品时，大多数情况对其中的宗教文化都抱有一定的批判心理在，就算不存在批判的态度，也会进行选择性忽略，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宗教文化始终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诠释和理解。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现如今大多数学者在翻译国外文学作品时，都会选择尊重原作者，将原文中所想表达的中心思想进行翻译。

（二）主次有别。

宗教一直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因为宗教具有非常强的包容性，包含着众多的文化形式，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和宗教逃脱不了关系，并且宗教中还包含着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复杂结构。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人员常常要面对着如此庞大的社会文化体系，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在进行翻译时，一定要遵循主次有别的原则，对原文理解有着重要影响的部分为主，对原文理解影响不大的部分为辅，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分清主次，进行适当的取舍，才能够准确的表达原文中的信息。

（三）异国文化为主。

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异国文化为主，因为中外的宗教文化相差很大，中国的宗教文化一只受到的都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影响，而国外的宗教，以俄罗斯为例，一直都是受到东正教的影响，两个宗教文化的差异非常巨大，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根据自身民族的宗教文化对原文进行修改，但是一经修改，原文所想表达的思想就会有所偏差，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异国文化，以原文中的宗教文化为主。

（四）形式和内容要兼容。

各国的宗教文化是不相同，所以各国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包含着自身民族的宗教文化元素，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在理解语言表面意思的前提下，对原文所处的时代和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挖掘，从而得到一个最恰当的翻译方式。因为仅仅通过字面的意思很难真正的了解到原作者所想表达的内在思想，所以一定要保证形式与内容兼容的原则。

（五）注重细节，把握整体。

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是时代文化的象征，所以翻译文学作品时，一定要注重细节，把握整体，通过原文的整体，对文中所想表达的细节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整体到局部的将原作者所想表达的中心思想进行明确的阐述，从而更加准确深入的理解文章的精神主旨。宗教文化元素的翻译作为文学作品之间交流的桥梁，其不仅能够拉近西方国家和本国的文化交流，还能够最大程度上帮助本国学习西方一些优良的文化，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对宗教文化元素的翻译可是说得上是举足轻重，其不仅是整个文学作品的关键，也是整个文学作品的精神主旨，所以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一定要遵循以上五点原则，才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深刻内涵。

翻译研究的论文【第七篇】

在当前翻译日渐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背景下，市场对高层次应用翻译人才的需求逐年增加，而传统的外语专业教师的职业素养与能力结构难以满足翻译人才培养的需求，如何顺应市场需求，提高职业化应用翻译人才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张瑞娥、陈德用（2012）调查发现，尽管中国高校翻译师资在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学位结构等方面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学术型师资和应用型师资的配备仍然不够合理。目前，我国翻译专业教师大多数由传统外语教师转型而来，专业背景和长期从业经验不足，无法给学生提供专业性和职业性的指导。何刚强（2007）、詹成（2008）、鲍川运（2009）等学者指出，翻译师资不足是当前翻译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已成为制约口译、笔译教学的一个瓶颈。如何建立一支既懂理论又善实践，能胜任教学任务的翻译专业教师队伍，是本科阶段翻译人才培养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一、翻译专业教师的职业素养与能力构成。

何刚强（2007）提出，翻译专业教师具备以下三种能力：第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精通翻译的一般策略与技巧；第二，宽广的翻译理论视野，熟悉译论的国内外发展动向；第三，无穷的琢磨翻译的激情，懂得教学的互动与循循善诱。韩子满（2008）也指出，翻译本科专业教师必须具备职业化素质，具体来讲，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专业知识，包括翻译知识和翻译能力；第二，教学能力，包括教学组织能力和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能力；第三，科研能力。也有学者呼吁，本科阶段翻译专业教师应具备“双师”素质，即“教师职称+翻译职业资格”，即翻译专业教师不仅要具备大学专业教师所需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还应具备翻译职业化素质。穆雷、仲伟合、王巍巍（2007）认为，翻译专业教师要对翻译职业有清楚的认识，包括职业特点、规律、行规、道德等。教师只有熟悉翻译工作所需的基本翻译技术，了解翻译的职业特点、行业规范与市场需求，才能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综上所述，翻译专业教师要想胜任教学工作，应具备以下四种能力：一是良好的教师素养和教学能力，即具备必要的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并能够灵活运用教学组织技巧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这是对教师的一般要求；二是丰富的翻译理论知识和扎实的研究能力，教师只有系统地了解、掌握古今中外有价值的翻译思想，具备宽广的理论视野，才能够正确引导实践、充实课堂，并促进科学研究能力的提高，这也是对高校教师的特殊要求；三是过硬的翻译实践能力，翻译专业教师只有具备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掌握翻译的规律，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翻译实践能力；四是良好的翻译职业素养，了解翻译职业的特点和行业规范。以上四种能力对于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第三和第四这两个方面，恰恰体现了教师的翻译职业化水平，为职业化翻译人才培养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翻译职业化与教师发展。

翻译职业化首先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翻译实践能力，了解翻译行业的特点和规范。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把学生培养为“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中等翻译人才”（蔡平2006）。翻译实践课程在本科阶段翻译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大量的案例分析和作业讲评则是国内外翻译课程的主要授课方式，因而过硬的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专业教师首要的、基本的能力，否则不足以令学生信服，也无法满足职业化译者培养的需求。翻译专业教师应能教授英汉笔译、汉英笔译、文体与翻译、经贸法律翻译、翻译实务等翻译技能类课程以及与翻译职业相关的实用课程，了解翻译市场的需求和行业标准。鉴于此，翻译专业教师应具有不低于30万字的笔译实践量，或者至少20场的.口译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够胜任翻译专业的教学任务。然而，目前我国翻译专业教师队伍现状堪忧，大多数教师缺乏职业和行业背景，或由传统英语教师转型而来，或为近年新进博士学位人员，翻译职业素质欠缺。受专业背景所限，真正具有丰富翻译实践经验和较强翻译能力的教师仍然匮乏，而翻译实践量在100万字以上者更是稀缺。教师缺乏对翻译规律的清晰认识，不了解翻译的职业特点和行业规范，因而无法为学生讲授与项目管理、翻译职业市场、行业评判标准等相关的翻译实务知识，不利于职业化翻译人才的培养，也阻碍了翻译专业教师自身的发展。翻译专业教师职业化程度不足，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科研投入与翻译职业能力发展相矛盾。

本科阶段翻译专业最根本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为“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中等翻译（口译、笔译）人才”（蔡平2006），这首先要求翻译专业教师具有一定的口译、笔译实践积累，还要有扎实的翻译理论知识和教学功底，将实践知识内在化，并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专业翻译教学常常采用工作坊的形式进行授课，即教师通过让学生大量接触各类真实的源语文本素材并进行实际翻译训练，引导他们对翻译过程、翻译步骤、翻译策略进行反思和讨论，帮助其学会运用翻译参考工具解决问题，并最终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翻译综合素质。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集调解者、组织者、创造者、促进者、监管者、引导者、指挥、教练等角色于一身（李明、仲伟合2010）。这就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翻译能力和丰富的行业经验。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目前国内高校翻译专业教师面临比较繁重的日常教学工作和科研压力，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了教师从事翻译实践的时间，制约了翻译专业教师翻译能力的自我突破和专业发展。长期脱离实践积累，教师的翻译能力无法提高，无疑会制约高素质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翻译教师职业素养的全面提升。

（二）评价体制不完善，翻译专业教师的专业认同感低。

目前，由于绝大多数高校职称评定和考核标准的科研导向性比较强，因而教师在职研修、自我提升专业学术水平的意识明确，并且时间和“心理空间”压力显著（张莲2013）。翻译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和课堂水平往往与评价并不挂钩，换句话说，教师的翻译能力并不会对本人的晋升、奖励有本质的影响。这样，教师的实践积极性和努力提升自己的动机就会大打折扣。

三、翻译专业教师的发展途径。

教师是高校发展的核心因素，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张莲2013）。翻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培养高素质、职业化的翻译专业教师队伍，是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关键，这不仅需要外在环境和管理机制的保障，而且需要教师有明确的专业发展观和专业发展行为。

（一）创新翻译专业教师培训方式。

要改变当前的翻译师资状况、优化师资构成、提高翻译专业教师职业素养，就要有效整合高校学术资源和行业资源，对翻译专业教师进行翻译实践、教学技能和科研方法等方面的培训。目前，我国翻译专业师资培训已经渐成体系。近年来，中国翻译协会和各大知名高校多次举行针对职业翻译能力和翻译教学能力的师资培训，这是本科阶段翻译师资培训系统化和专业化的一个有益尝试（鲍川运2009）。培训内容从初期以翻译理论与教学法培训为主，逐步涉及各相关领域，如翻译研究方法、翻译教学基本理论与原则、翻译课程规划、本地化管理、翻译技术、翻译项目管理、口译和笔译实践等多个方面。在翻译教学培训方面，除了中国翻译协会每年一度的翻译教学法培训之外，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先后举办了口译、笔译教学开放周等活动。近年来，口译、笔译高级技能的培训日益得到关注，并且出现了翻译专题培训项目，例如，中国翻译协会举办的法律翻译技能培训，内容涉及法律翻译概论、各类法律文本的翻译与写作常用技巧、法律翻译习作点评指导等方面。培训专家既有学界专家，又有行业资深译者；培训课程从专业训练、专题讲座、专题研讨到课程示范、上机实操、案例讲解，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理论讲解与教学示范和翻译实践有机结合，产生了良好的教学培训效果。然而，此类翻译师资培训尚不足以满足当前翻译专业教师发展的需要。首先，从培训时间来看，培训多以1～2周的短期培训为主，缺乏中长期的具有较强延续性的培训。其次，从培训方式来看，培训仍以讲座式培训为主，即按照既定的培训计划，向培训对象进行单向的信息传输，参与式培训不足。讲座式培训虽有利于培训对象快捷、系统地接收、理解所传输的信息，但容易忽视培训对象的个性差异和实践积极性。针对这一不足之处，应当加强校企合作，派教师进入企业实习。经过大量翻译实践和行业专家一对一地审校、点评，有助于翻译专业教师提高翻译能力，了解行业规范，同时也能实现校企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此外，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翻译专业教师“先天不足”的问题，还应当拓宽教师的来源，引入具有职业和行业背景的兼职或短期课程师资，充实翻译专业教师队伍；还可以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建设专业课程，即由行业专家与专任教师共同参与课程大纲、教案和教材的编写，以及课程评估标准的制订，这种方式能有效帮助翻译专业教师熟悉行业规范与市场需求，提升其教学能力。

（二）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师教育长效机制。

合格的教师应能够根据自己的教学能力、学生的学习和心理特点以及任务的要求等选择适当的策略，在教学活动中监督策略的执行过程，能够依据学生的反馈信息对教学活动进行自我评价与反思，改进教学策略，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吴迪、陈迎，等2009）。然而，有研究发现，目前大多数高校的青年外语教师还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意识到自我反思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只有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通过思考、实践、评价解决问题，才能实现自我发展（吴寒2011）。因此，高校应考虑建立以“自我反思、群体协作”为核心的翻译专业教师教育机制，通过举办教学研讨活动和教育技术培训、加大教育资源投入等方式，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教师学会全面反思和评价自己的知识、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增强翻译专业教师的自主发展意识，使其形成明确的专业发展目标和科学的教育观。

（三）建立多元化的翻译专业教师考核评价方法。

我们需要借鉴国内外知名高校的经验和规范，探索并建立一种基于翻译专业教师专门人才培养的、适用于翻译专业教师的人才质量标准，将制度保障融入翻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翻译实践成果应与教学能力、科研能力一样，成为评定翻译专业教师职业素养的重要指标。学校应针对翻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制订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考核机制，促进翻译专业教师职业素养的提升。例如，建立翻译教师培养体系与资格证书制度，结合当前翻译专业教师自主发展、校企合作培养和校本培训等培养模式，鼓励教师取得翻译职业资格证书；通过量化的方式将翻译实践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职称评定，充分发挥翻译专业教师适应环境、发展自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教师与业界加强合作，针对翻译实践项目、翻译研究项目等开展横向课题研究，通过团队合作实现科研、实践的共同发展，储备专业实践教师后备力量。

结束语。

翻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对于提升翻译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教师专业发展受教师个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而翻译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必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学校和个人多方位、多层次的共同努力。

引用文献。

翻译研究的论文【第八篇】

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选择适应论》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思想与东方哲学思想、生态智慧而来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学界的热议与研究同时也有质疑之声。

在中国知网中高级搜索核心期刊，检索条件为输入主题“生态”“翻译”，时间从至共检索出127篇期刊论文。近几年是生态翻译学相关的学术研究与研讨等学术研究成果最集中的时期。研究学科主要集中在外国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字等学科。研究层次分布在基础研究（社会科学）等领域。其中部分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金的支持。

长期以来，国内翻译界理论发展滞后，在逐渐借鉴西方翻译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亦步亦趋或西方思想的“追随者”现象，增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势在必行。生态翻译学作为本土翻译理论，国内学界逐渐掀起理论研究热潮。

胡庚申教授作为生态翻译学的创始人，孜孜不倦地对理论进行探索。胡认为生态翻译学作为新兴翻译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相比，生态翻译学在立论视角、哲学理据、关注焦点等方面有自身的优势与创新。胡（2014）对宏观层面上的“译者中心”和微观层面上的“译者责任”进行理论分析。国外学者恩创·哈格斯（2013）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研究进展与未来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生态翻译学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西方翻译理论一统翻译界的局面，促进东西方翻译理论的交流平台的构建。

三、生态翻译学的具体应用。

生态翻译学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翻译理论，学者运用“三维转换”“适应选择”理论分析译文的质量。如翟晓丽（2014）、聂韶峰（2014）从三维转化角度对电影中的译文进行评析。石春让&李健（）以《快乐王子》的多个汉译本为范本，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

学者们更加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例如，舒小杨（2014）将生态翻译学置于翻译教学环境的背景之中，以帮助翻译学习者增强翻译能力。唐祥金（2013）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理论与公示语的翻译相结合，吴育红&刘雅峰（2014）注重生態翻译学与外宣翻译相结合。田娜（2015）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支撑，注重研究中国川酒文化的生态翻译。

四、生态翻译学的质疑与释疑。

任何一种理论或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生态翻译学作为新生理论也不例外。

陈水平（2014）认为胡提出的“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本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的论述，将翻译放在翻译环境的最底端，忽略了翻译的“跨地域”特点；“译者中心”，违背了生态伦理；选择适应论置于中坚，忽视了更为广阔的翻译环境。胡庚申教授驳斥陈的论点。胡（2014）认为陈“关联序列”存在误读并对相关的最新进展不了解；译者以生态翻译学为研究基础是以文本为支柱，并没有脱离文本而存在；陈没有区分翻译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的不同，陈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初期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批评中。

五、结论。

现今翻译市场蓬勃发展而译者鱼龙混杂，译文良莠不齐，低层次译者产能过剩、高层次译者数量不足，对译文的衡量标准尺度不一。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的译文它既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同时又满足了大众对高水平、深层次文化的需求。

翻译研究的论文【第九篇】

生态翻译学主要是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为基础理论的学科，该学科关注生态翻译环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时关注翻译者的中心地位以及其对生态翻译环境的选择性。生态翻译学一方面强调了生态翻译系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另一方面还诠释了翻译的本质。在这种视角下，翻译教学要确保生态翻译系统之间的平衡性，并且注重各个主体之间的整体联系性，教师和学生应该不分主次，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从“授”到“受”，实现师生之间的平等互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和谐的生态翻译系统，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

一、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我国很多高校在英语翻译教学中一直以来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教学生学的方法过于单一，并且存在较多的.弊端。翻译课程本身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需要学生不断练习。无论英语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外贸专业、还是从事导游和教学工作，只要在文本转换和语言转换的过程中，都充当的是一个译员的身份。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从事的翻译活动主要依靠译者的主体意识来完成。在不同语言和不同环境当中，担任着翻译过程的主体角色，因此，传统的单一教学方式对于他们的独特性难以起到很好的培养作用。

（二）课程设置缺乏特色。

我国翻译教材的编写范围比较宽泛，主要涵盖了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往往重视学生对各种文体翻译技巧的练习，导致培育的大多数人才通才并非专才。还有部分学校会根据学生的就业意向对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分方向的培养，通过学生未来需要选择的专业确定他们应该主攻的领域，有教育方向、翻译方向、商贸方向等，从而开设不同的英语翻译教学课程，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因为师资力量匮乏甚至是学生学习时间的限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教学效果无法实现。

（三）教材内容的编写缺乏实效性。

近年来，随着教学的改革，英语翻译教材的版本逐渐增多，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的教材，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编写和使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从实际出发编写英语翻译教材成为现代教学的基本要求。传统的教材都是重翻译技巧的讲解，忽略了翻译的本质问题。站在生态翻译学的角度上来看，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翻译教材内容的编写缺乏语境。

二、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构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模式的策略。

（一）以译者为中心创新教学方法。

生态翻译学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翻译理论形态，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加强对现有教学方法的创新，强调以译者为核心的理念，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独立的主体，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到基石的作用。作为一种教学方式，翻译工作坊应该将以译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落实到实处，以学生为教学的中心，为学生搭建高强度的翻译平台，让学生参与各种翻译实践和讨论活动，从而在实践中增强他们的翻译能力，感悟翻译的真谛，为他们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从事翻译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利用翻译工作坊这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时，应该选择应用型和信息性的文本材料为主要的教学材料，同时，使用翻译教学的语言难度应该贴近学生的实际理解能力，涉及到的翻译技巧也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选择一些具有真实性的材料，与翻译市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好地表现完整的语境和语意。

（二）构建有效的翻译教学模式。

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改革首先应该明确翻译教学的定位，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选择一个具有特色的教学内容，从而构建一种合理的翻译教学模式。明确翻译教学的定位应该综合考虑翻译教学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因子，包括对学校办学性质的考虑、学校师资队伍以及软硬件设施的考虑等。通过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程，让学生接受专业化的教育，有利于学生掌握翻译的技能。高校的英语专业教学还应该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教学规律，确定综合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学校所在地的教学特色构建合理的教学模式，如果学校所在地的旅游业比较丰富，可以以此为契机，让翻译课程教学向旅游方向倾斜，从而培养更多的能够服务于区域经济翻译人才。

（三）加强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的培养是翻译教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满足语言上的审美需求，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译文和原文的语言美作出适应性选择。在按照原文的語言进行翻译时，一方面要保证句子的连贯性和通顺，另一方面需要拿捏好词语的使用状况，不仅需要将原文中的内容和情感丰富的展现出来，同时还要展现翻译的艺术之美。因此，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利用双语教学的方式实施教学，通过对中外文化的对比和分析，让学生了解外国的语言环境，从而对两个语言有更好的驾驭力。

三、结束语。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高校英语翻译教学，有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内容落实的过程中，教师要意识到从根本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从学生的实际状况出发设计教学，从语言能力的提升和文化分析能力的提升入手，带领学生了解不同的文化领域，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确保他们能够在尊重语言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翻译。

翻译研究的论文【第十篇】

翻译是一项既充满挑战性又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它的作用是使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们能够相互交流和理解。在我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一直对翻译领域充满兴趣，特别是翻译研究。通过研究翻译，我更好地了解并学习了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本文将分享我的心得和体会。

第一段：研究翻译对提高翻译水平很有帮助。

翻译研究是一项挑战性和复杂的工作，需要掌握许多的翻译理论知识和技巧。研究翻译的过程是建立在学生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语言和翻译技能以及一定的翻译经验。通过翻译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翻译的概念和原理，提高翻译的速度和质量，做出更好的翻译工作。

第二段：翻译研究可以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翻译是文化的体现，翻译过程中涉及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当我们在翻译时，我们不仅需要理解原文的意思，还需要了解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社会背景等，以便更好地进行翻译。通过研究翻译，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其他文化和语言，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第三段：翻译研究能够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

翻译的目的是传达信息，但同时也涉及到语言的美学方面。在翻译中，我们不仅需要注意语言的固定搭配和语法结构，还需要注意运用像声韵、形象和修辞等各种修辞手段，使翻译更流畅、更易懂。通过研究翻译，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文化和艺术。

第四段：翻译研究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解决问题能力。

翻译是个需要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难题，需要使用各种翻译技巧和策略来解决。通过研究翻译，我们可以了解和学习各种翻译技巧和策略，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应用，以提高我们的问题解决能力。

第五段：翻译研究能够拓宽学生的职业发展方向。

翻译是一个广泛且重要的领域，同时也是一个有许多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方向的领域。通过翻译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翻译领域的发展方向和新技术，市场的需求和现实的挑战。同时，翻译研究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竞争力，提高我们的职业发展机会。

总结：

总之，翻译研究对于我们的学习和职业发展至关重要，通过研究和实践，我们可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和相关技能，更好地了解其他文化和语言，拓宽我们的职业发展方向。同时，翻译研究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