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运动会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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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运动会范文1
关键词民族运动会；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交汇多次文化，播散友谊种子，凝聚团结信念，是民族体育运动的魅力和真谛所在。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以其民族性、广泛性等特色，已成为我国较有影响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会之一。举办民运会不仅推动民族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发展，更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对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各民族精神，提高全民素质，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弘扬民族文化，展现民族风采
民族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民族体育发展，四年一届的民运会不仅各民族可以向全国人民宣传自己，展现民族特色体育，也打开了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宣传的窗口，展示华夏儿女的风采。随着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运动会开幕式表演已成为一种宝贵的人类文化财富。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表演，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管理实力和文化、体育、艺术水平，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对人类的文化繁荣和文明进步都产生着深远影响。[1]我国民运会的开幕式上在国旗和会旗的引导下，各代表团方队身穿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行进中表演富有地方特色的文体节目，令人目不暇接。第七届民运会开幕式的大型民族歌舞《凤鸣塞上》，全面展现56个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风姿。第八届民运会开幕式上表演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改革开放气息的大型文艺《永远的和谐》，民运会会歌《矫健大中华》，道出了各民族兄弟姐妹的共同心声。第九届民运会开幕式的文体表演以“原生态”为主导，聚56个民族特色与贵州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为一体，突出体现“和谐中华、多彩贵州”。各届民运会开幕式展示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也展示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改革开放给民族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民运会期间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大型图片展览”，“体育集邮展”，“民族文化节”等文化活动，深情追溯民族体育的历史和民族精神，表现民族体育元素和民族体育发展进程，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颂扬民族体育取得的辉煌成就。
2、促进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
民运会最大的特点是不设金牌榜，淡化了比赛的功利性，和谐与友谊上升为主题。在项目的设置上以娱乐性见长的表演项目多于竞赛项目，是民族文化和体育运动相互交融的突出亮点；各族运动员赛场上是对手，赛场下是朋友，大家都在平等和参与、运动和交流中享受最本质的体育之乐，体验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许多民族绝活通过表演和竞技得到充分的交流和广泛的传播，从一个或几个民族的项目变为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运动会期间，举行“全国民族体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表彰为民族体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举办“民族体育科学论文颁奖会”，展现民族体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开展“民族体育之花”风采展示活动，突出民族团结的宗旨；民族大联欢是每届民运会的特色和亮点，第八届民运会的民族大联欢突出娱乐性、趣味性和参与性，充分体现民族大家庭的幸福、和谐、欢乐。第九届民运会民族大联欢活动以“和谐、生态、多彩”为主导，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演绎了一场民族团结、和谐欢歌的精彩盛会。民运会在多姿多彩展现民族体育文化的同时，也像一条五彩丝带，以其独特的魅力将各民族兄弟姐妹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平等、团结、进步、繁荣”，一直是民运会鲜明的主旋律，“发展民族体育，增强民族体质，加强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永远是民运会不变的宗旨。
3、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
《全民健身计划刚要》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从政策上肯定了民族体育在全民健身计划中的作用与地位。全国民运会的举办，往往会引起巨大反响，使各族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投入到各种体育活动之中。为了迎接第七届民运会，宁夏举办了国际摩托车旅游节；开展了“爱我中华，壮我山河”中华颂・忆长征六盘山登山活动；奥林匹克全民健身自行车旅游节等活动，以体育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活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第九届民运会开幕前贵州举行了“避暑季・开阳南江漂流赛”等大型赛事；“喜迎民运会倒计时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我为第九届民族运动会添光彩”广场系列活动。社区体育文化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浓烈的体育氛围掀起群众体育活动新高潮，最大限度地激发各族人民群众参与服务民运会的热情，这也将潜移默化地强化人们的健身意识，并不断内化为今后参与体育健身的自觉理念和自觉行为。
4、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形象
民运会的东道主大都通过举办盛会，在城市的硬件和软件建设等方面取得跨越式的进步。民运会的比赛和表演项目需要大量的场馆，第七届民运会宁夏启动体育场馆改造与周边环境整治工程；对湖滨体育场等9项体育设施进行了改造与建设，总投资亿元。投资1亿多元建成全国一流的新闻中心。新建了以生态为主和体现民族特色等风格迥异的五大广场。第八届民运会广州改建和新建场馆22个，投资亿元新建了从化赛马场。第九届民运会贵州投资亿元新建了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贵阳奥体中心；按照“办好一届民族盛会、留下一座文化公园、构建一处城市地标”的理念，东道主贵阳市在观山湖公园修建的民族团结柱、民族团结门、民族团结同心铃、民族团结同心树将被予以长期保留。在举办会过程中，举办地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将得到明显改善，生态环境与城市容貌得到明显改观，从而增强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事实上，民运会已经成为了主办城市推动市政建设、促进公共事业发展的动力。
5、拉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重要的体育赛事，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和我国的全运会及民运会等大型赛事，可以带动体育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举办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运会是传承、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的一大创举，也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通过民运会这个媒介，进行经贸洽谈，旅游开发，成为以民族体育发展为主，兼有文化娱乐，艺术欣赏，信息交流，经济贸易等内容的多功能的民族盛会，对举办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促进了少数民族体育的健康发展。
成功举办一次大型体育赛事，能带动相关行业和旅游消费链，给举办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民运会的举办会大增加当地的客流量，从而带动商业与旅游业的繁荣。举办地依托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通过体育搭台，经济唱戏，使民族体育和民族经济的共同发展成为现实。1991年在南宁举行的第四届民运会期间，各种物资成交额达25亿元之多[2]。1995年在昆明举行的第五届民运会，来自全国各省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7000多人相聚一堂、共同交流，迎来了国内外近100万人前来参观旅游，并进行了文艺联欢、灯展、经贸和科技交流活动[3]。2003年银川举行的第七届民运会，宁夏推出了靓丽凤城游、黄河大漠游、西夏秘境游等线路，同时举办项目推介会、招商引资恳谈会、土特产品展销会等经贸活动，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民运会的主题活动。近年来，贵州省一直坚持“旅游、宣传、文化、体育、农业”五位一体推动旅游发展。以承办第九届民运会为契机，启动以“服务民运会满意伴你行”为主题的活动，积极挖掘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整合开发和推出以民族民间文化、民族体育活动为载体的旅游产品和专项旅游线路，分充利用民族运动场馆设施，开拓会展商务旅游市场，吸引更多的游客旅游观光，投资兴业，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民运会的举办，还将推动体育服装与器材、民族特色商品等生产的发展；发行民族体育邮票、和纪念品，这些都是通过民运会来提高经济效益的集中表现，对于当地经济甚至全国经济的拉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宽柔，胡小明，李佐惠，等。我国大型运动会开幕式表演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的影响[J].体育学刊，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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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运动会范文2
9月10日，装扮一新的六广门体育场内，彩旗飘扬，五颜六色的汽球与巨幅标语高悬空中。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到处洋溢着热烈、隆重、和谐的气息。全省人民期盼已久的贵州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即将在这里召开。
上午九时整，随着省委书记的一声：“我宣布，贵州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霎时，烟花竞放，彩带飘扬，象征着和平吉祥的白鸽飞向蓝天，六广门体育场民族风情如花绽放，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与此同时，和出会的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共同启动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一周年倒计时牌。随后，四名英姿飒爽的战士手擎国旗，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体育场。身着各种民族服装，来自全省九个地州市与省直有关高校的16个代表队的少数民族运动员精神抖擞、载歌载舞地通过主席台前，全场欢声雷动，掌声如潮。大会由副省长谢庆生主持，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赵克志，省政协主席王正福，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以及贵州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有关领导，省民委委员单位和省直机关的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历时一个半小时，气势恢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充分展现了我省各族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改革开放中团结拼搏、奋力尽取的精神风貌及自信心、凝聚力和自豪感。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民族体育工作。2005年，省委、省政府在《关于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每四年将举办一次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目前我省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2007年广州举行的第八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我省代表团取得了14枚竞赛金牌、7枚表演金牌，金牌榜全国第一的历史最好成绩，与此同时，我省接过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旗，承办第九届全国民族运动会，这是我省自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首次承办全国性的大型综合赛事。贵州民族体育已逐渐成为贵州传递给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全省民族运动会已经成为体现党和政府民族政策，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增进各民族学习交流和相互了解，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多彩贵州文化魅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本届全省民族运动会是在我省即将进入“十二五”时期、全面推进我省小康社会进程、承办第九届全国民族运动会背景下举办的一次重要活动，是对我省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也是对我省明年组团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一场备战。在“团结、拼搏、奋进”的主题下，省第七届民族运动会将集中展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正确性、优越性；展示我省各族人民团结向上、勇于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展示我省各族人民为承办好第九届全国民族体育运动会作出的积极努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变化；展示我省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丰富多彩，展示贵州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和美好前景。
开幕式上，以“高原之风”为主题的大型文体表演在“风鼓盛世”中拉开序幕。“风涌花海”传递了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深情厚谊；“风撼群山”表现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风波荡漾”展示了贵州儿女奋勇当先，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决心。
本届民族运动会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和“隆重、热烈、喜庆、祥和、迎接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主题，充分展示贵州省各族少数民族群众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特色，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贵州作出贡献。整个开幕式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热烈壮观的场面将我省各族群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同时，也为参加和举办好全国第九届民运会做准备。除对民运会进行了总体设计外，还多次召开民运会筹备会议及相关人员会议。由于准备充分，取得的效果较为理想。纵观本届民运会，异彩纷呈，特点突出，给各族群众留下深刻印象。
本届运动会竞赛项目为历届民族运动会最多，从上届的7个项目增加到16个，其中板鞋竞速、独竹漂、民族式摔跤等项目首次入选我省民族运动会。共设立87枚竞赛项目金牌，使参赛的选手有更多的机会夺金摘银。有34个表演项目，有3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不论项目设置还是参赛人数，均为我省历届民族运动会之最。
在运动会期间由省民委、省体育局和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贵州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本次科学论文报告会共评选出大会报告论文13篇，墙报张贴论文55篇，书面交流论文68篇，经过专家组的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一等奖9篇，二等奖14篇，三等奖38篇，优秀奖7篇。报告会上，贵州民族学院的郭颂、陈强，省民族研究所的李永皇、遵义医学院的李冬奎等专家学者分别就高脚竞速器材的创新设计、陀螺运动的演变历程看传统体育的现代化、普及推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的问题及建议、独竹漂运动的传统思维方式及其现代化变革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各民族同胞欢聚一堂，友好竞技，相互交流、学习，尽情联欢，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大团结的颂歌。
民族运动会范文3
关键词：五卅惨案；民族运动“新时期”；关税特别会议；关税自主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5－0139－06
1925年“五卅”以后，关税特别会议的召集进程与议题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的相关研究对此史事有所论述，但对关税会议的召集进程因何加速、其议事范围因何而能扩充及其变动趋向等情况，却甚少深入探讨。当时社会各界认定中国御外的民族运动已进入一个以“实行”为标志的“新时期”。本文即以此为视角，考察执政府与社会各界对关税会议的政策和主张及两者的互动，期对关税会议及关税自主运动形成新的认知。
一、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
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在上海公共租界枪杀游行示威的中国学生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的全国性对外抗争明确指向了反帝国主义和变更(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时人刑有麟指出，沪案发生后，“举国一致的愤怒来反对帝国主义，那自然是意料中的事”；目的当然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消领事裁判权等。反帝国主义和变更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心所在。共产党人瞿秋白指出，沪案使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阶段；中国向来处于列强压迫和剥削之下，因此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才能真正独立，“才能保障没有中国境内外人任意戕杀同胞的事”。
中国民族运动之高潮阶段的呈现，即其与“五卅”以前的情况相比的不同，可从几个角度观察。首先是反帝国主义层面。钱玄同指出：“反抗‘帝国主义’这句话，空嚷了几年，这回‘五卅惨剧’发生，反抗帝国主义的实行期便从此开始了。”其次是变更不平等条约层面。孟森观察道：“沪案发生，国人知改正条约之举刻不容缓。”州周鲠生也观察道：“沪案发生后，国人痛心于外人依不平等条约得在中国取得特权地位，永为这种惨案的祸因，更觉得有急急的实行国民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必要。”三是中国民族运动层面。
“心诚”指出，近三年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突飞猛进，“为此前所未有”，“现在更进到一个新的时期”，其原因有：一是五卅民族运动遍及全国，而且是“自觉的和有组织的运动”，二是“民族解放的必要条件渐次成为民众团体的具体要求”，三是工人的奋斗有组织有觉悟，“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柱石”。
很明显，这些论说均认为“五卅”后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进入以“实行”为标识的新时期。中共更有基于国民革命角度的相同论说。如瞿秋白说，“五卅”前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还被认为是“赤化过激”，其后的形势却大为不同了：一方面工人学生提出和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他方面不仅段政府“不能不提出修正不平等条约的通牒”，而且一向软弱的商界也都赞助和参加运动，这是因为“五卅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实际国民革命的时期”。他总结说：“五卅以后反帝国主义运动确已进了革命行动的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已经不仅是宣传上的口号，而成了群众斗争的实际目标了。”
北京执政府对国内民族运动的因应和俯顺，就是于6月24日向各国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因执政府的提议系根据国际法原则而行，列强便不得不考虑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北京外交团在讨论执政府的提议时，一致认为不能同意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却赞同1922年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关税特别会议，“应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于是关税会议问题迅速成为中外各方关注的焦点。
二、关税会议召集进程的加速
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中国关税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应在条约生效后三个月内召集关税特别会议，讨论裁厘加税与征收过渡时期附加税问题。其后历届北京政府为财政困难所迫，均着意召集关税会议以期实现附加税的征收。但法国却以金法郎案未解决为理由，拒不批准华府关税条约，致使北京政府召集关税会议的努力经年未果。1924年3月，北京政府向各国提出召开预备会议的要求，以期绕开金法郎案而召开关税会议。但各国却以法国尚未批准华盛顿条约为理由予以拒绝。应指出的是，各国拒绝召开关税会议预备会议，系因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和内乱频仍，与各国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而非法国没有批准华盛顿条约；因为法国之于关税会议，“实无独力造成或独力反对之可能”。但对北京政府来说，若非解决金法郎案，便不能排除召集关税会议的障碍。
延至1925年4月，北京临时执政府在善后会议即将结束时，与法国政府协议解决金法郎案，法国政府承诺将华盛顿会议所订中国关税条约“赶速提交法国国会通过之手续及其批准事宜”，并设法使关税会议“速行召集”。于是执政府便着手筹备召集关税会议，而各国方面亦仅表示开会时间，“或尚有讨论之余地”。这一情况使舆论认为，若时局不发生何项变化，则关税会议交涉“当可平安进行”。
然而执政府尚未等到法国政府批准华盛顿条约的消息，沪案已经发生。时人根据如下情况，即沪案由英、日两国蓄意造成，与外国舆论乘机鼓吹中国“赤化”、“排外”，以及列强对关税会议每思提出整理外债作为交换条件，认为英、日两国制造沪案的“主要动机”是破坏关税会议。尽管不能直接认定该说法属实，但美、英等国力催法国批准华盛顿条约以促进召开关税会议的事实，说明其有一定的可信度。
美国政府在接到驻华代办梅耶关于执政府提议修改中外条约的报告后，指示其转告各国公使，请其向各本国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提议，即“希望各关系国为举行中国关税特别会议早日筹备”；这一提议很快得到英、日两国的赞同。英国政府更力催法国政府批准华盛顿条约，以便用关税会议利诱中国，“缓和风潮”。各国促进关税会议的意态至是已极明确，故法国政府于7月7日批准华盛顿条约。8月5日，华盛顿会议所订诸条约在华盛顿签字生效，美国政府随即通知执政府，并建议其根据条约规定，择定时地召集关税会议。8月18日，执政府向各国发出“请柬”，邀请各国参加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关税会议；8月27日起各国陆续答复执政府同意派员参加会议。
前述情况表明关税会议延宕数年而未召集成会，却在1925年7、8月间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迅速成立，既是国内各界一致对外抗争的结果，也是列强对以“实行”为标识的中国民族运动的被迫因应。这一情况更清楚地反映在关税会议议事范围及其扩充问题中。
三、关税会议议事范围之扩充
执政府向各国提议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本来也有俯顺国内民族运动的考虑。然而各国却迅速转移问题的焦点，对执政府“修约提议”采取拖延不答的策略，却力催法国批准华盛顿条约与促进执政府召集关税会议。但与召开修改不平等条约会议相比，关税会议对于国家利权的回收，明显达不到国内各界全面变更中外条约关系的诉求，因此执政府选择了扩充关税会议议事范围的办法，以图缩小两者之间的
差距。
执政府在接到华盛顿条约已换文生效的报告后，即开始讨论召集关税会议事宜。关税会议筹备处议决，俟收到换文文书后，再发召集会议的请柬。同时，外交部电令驻外各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非正式通告，中国政府希望扩充关税会议议事范围，“俾得讨论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各国对于扩充关税会议范围并无异议，但对讨论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除美国表示愿予赞助而外，其他国家尤其英、日两国均甚反对。
列强的态度使执政府立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关税会议本有约定的议题和召集时限，这与国内民族运动的目标相去甚远，他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列强的态度。为了应付这一困境，执政府内部在商讨召集关税会议事宜时，拟先按约召集会议，待会议开幕后再提出“自主案”。这样的措置显然不能适应公众要求，故曾参与商讨的王正廷对记者发表“有责任之意见”说：“政府将于致列国之请柬中明白声明，此次会议系讨论恢复关税自，如列国不予同意，请无须出席，宁愿牺牲二五附加税，为将来交涉之根据。”
外交部关税会议筹备会拟出召集关税会议的“请柬”后，于8月18日提交段祺瑞主持的执政会议并获通过。8月19日，外交部照会各国，正式发出“请柬”，其核心内容是声明根据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中的宣言，中国政府提议将关税自主问题提出于行将开幕的关税会议，
“并希望能有一种之决定，以祛除其税则上之束缚”。“请柬”显示执政府对关税自主只提出了一种希望，而未表示必争的决心，外界因而担心关税自主的目标能否实现。时人天生指出，关税自主是国人对关税会议的最低限度希望，如果不能实现关税完全自由，亦不能突破旧税率，那么关税会议将成为“敷衍国人”的过场。
在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框架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中，中国要收回关税自可以有两种途径：其一，各国同意召开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会议，即通过全面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的恢复。但各国均不欲变更中外不平等条约，故对执政府的提议拖延不答。而执政府既对各国的态度和政策一筹莫展，又要考虑关税会议的召集有约定时限，故在各国尚未答复“修约提议”之前，就向各国发出召集关税会议之请柬。各国见执政府已积极筹备关税会议，却对修改不平等条约会议的交涉不甚着力，便趁机于9月4日照复外交部，拒绝召开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会议，而仅同意参加关税会议和进行所谓的司法调查。于是通过召开修改不平等条约会议实现关税自的收回已无可能。
其二，召开征收附加税的关税会议，中国政府于会议中提出恢复关税自的要求，通过谈判变实现关税自主的目标。执政府面临的困难在于：一方面不能不考虑和因应国内各界主张变更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的主张与活动；另一方面，关税会议“系根据华盛顿条约，该条约并无关税自由之规定”，中国若以该名义召集开会，“各国可以不参加”。由此看来，执政府扩充关税会议议事范围的举动，或可以得到社会各界的谅解，但关税会议能否成功召开，仍然要看各国的态度：若各国认定“请柬”提出的关税自主议题超出了华盛顿条约之规定，从而拒绝参加关税会议的话，那么不仅通过该会收回关税自无望，而且本来于中国有利的附加税征收亦无从实行。
执政府向各国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有国际法依据，列强很难置之不理。但列强并不愿意全面变更中外不平等条约，于是选择了促进召开关税会议之避重就轻的策略。从8月27日起，各关系国政府陆续照复执政府外交部，同意派员参加关税会议；各国在复照中并未明白允诺将在关税会议中讨论恢复中国关税自问题，却表示愿意讨论中国政府届时提出的任何合理议案，即默认了执政府的提议。这表明通过关税会议恢复关税自至是已经有了某种希望。
四、关税自主：“新时期”民族运动的基本诉求
“新时期”国内民族运动的目标，一是沪案本身的解决，二是互相联系的反帝国主义和变更不平等条约。6月24日执政府向各国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既有俯顺国内民族运动的考虑，也体现出一定的收回国权的民族意识。因不愿全面变更中外条约关系，各国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让步，就落实到了可以归还中国部分权益的关税会议上。在修改不平等条约会议尚未形成而执政府决定并发柬召集关税会议的情况下，国内民族运动的目标也就落实到了围绕关税会议的力争收回关税自问题上。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那些倾向于反对关税会议的舆论诉求中。
时人慎之在讨论关税会议问题时说：“以我国目前势情，对《马凯条约》与华会协定之签订，并亦无实力为非常手段之否认。”此实提示出，任何赞同召集关税会议的主张均可成立，相反的就不怎么站得住脚。但在执政府“修约提议”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倾向于反对的主要有三种：一是相对更有说服力的态度和主张。如上海国民对英日外交大会的呈文说，协定关税固为不平等条约中最为深切著名者，但政府已向各国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故在各国尚未正式答复以前，“我国政府自当采静默态度，以待各国之回答”。若先召集关税会议讨论关税问题，“不啻自将修约提议撤回”，所以应“一致主张根本拒绝关税会议，而代以修约会议”。
二是基于各国促进执政府召集关税会议的意图，各界担心执政府先召集关税会议，有可能使全面变更不平等条约问题被忽视。如唐有壬说，“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之问，我们对于关税会议的性质，尤不可不周详审慎”。盖关税会议要讨论的附加税固然对中国有利，却“仍然是由列国协定”，这“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根本相悖”。因而“我们不是说关税会议是不必开或不可开的，不过我们总希望不可因开关税会议之故，而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原则，轻轻地葬送于无声无臭之乡”。
三是有明显的团体性特点、也是比较极端的反对态度及言说。可以综述为：或认为中国关税不容他国置喙和讨论、或认为关税会议系列强重新分配在华利益的会议、或认为若关税会议成功而附加税得以实行，收入必入军阀之手而助长内乱，因此对关税会议表示强烈反对。其中比较极端的态度是：“无论关税会议是否要借端议及共管，关税会议即以纯然有利于中国为目的，吾人亦绝端反对。”
这些态度和主张各有理由，但未必都能令人信服。天生分析评论说，各国以履行华盛顿条约为理由促进关税会议，中国并无直截反对的理由，“两全之计，自宜寓修正条约于关税会议中”，如是“吾人认为特别关税会议与修正不平等条约，未必完全鉴柄”。若修约会议有实现可能，必不因先开关税会议而生障碍，相反的即使中国拒绝关税会议，各国亦未必同意召开修约会议，“此事理之显然者”。故反对关税会议仅议征收附加税则可，反对目前召集关税会议“则不可”。唐有壬也说，为关税自主计，当然应反对关税会议，但徒然的反对而无具体方法，不能把民众意志具体化为国际交涉，其实并无益处；“关税会议既然事实上无可阻挠，我们未尝不可利用他，作为要求关税自主的机会”，至少应防止其成为关税自主的障碍物。
再就关税会议本身来看，华盛顿条约规定的附加税增收对中国有利，因此各国向来即采取拖延态度，甚至希图破坏其成立。直到“五卅”以后，在国内民族运动的冲击下，各国才“不能不‘记起’三
年前的决议案”，促进关税会议以“和缓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但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有了更进步的力量，“要提出比所谓华会决议更进一步的要求了”，那就是关税自主。“关税会议的召集，不过是我们斗争的第一步的结果，还决不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只在我们有力量自己宣布关税自主”。
陈独秀发表的意见尤具代表性。他说五卅民族运动中的民众，“不必根本反对”关税会议，但要坚持通过会议“废止现行的协定关税制”。中国海关应归中国自主，“我们反对继续现行制度，在现制度下要求加税”。因现行制度下的加税，“是用整理外债及政费名义，归到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手中”，对国民经济并无益处；“我们所要求的关税自主，不但是无条件的，尤其应该马上实行，不加限制；有条件有限制的关税自主，便是帝国主义者一个骗局”。
前述各种态度、主张和论说所表达的明显是同一诉求，即认为关税会议不是不可以召集与召开，而是要看在何种意义上召集与召开。若政府在华府条约所规定的议事范围内召集关税会议，就应当反对；若政府以收回关税自为首要目标，并沿着这一目标进行会议，就不必反对。可见公众舆论对关税会议的态度和主张，系以其是否讨论及恢复中国关税自为条件。这样一种“有条件”的言说和运动趋向，既是当时关税自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运动的一般诉求，进而也体现着那一运动的变动趋向。
五、结语
杨幼炯在1929年10月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把“五卅”后的民族运动称为中国民族运动上上的“转变时期”，但他对那一运动的内容和目标即反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论说，与前述时人的看法完全相同。这就提示出“新时期”的中国民族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呈现转变样态的运动，即国人已经不满足于口头宣传，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实现民族国家应有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