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论文【汇集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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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第一篇】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时，提出了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理念。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改革设计”。在今年两会上，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提交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均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并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体现了我党改革思想的重大进展。一个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正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那么，为什么要强调“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对我国下一步改革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改革顶层设计的内涵

回看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论，可谓妇孺皆知。应当说，这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推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为核心的改革中，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增强了综合国力。这种改革模式遵循由易入难的原则，也避免了社会的震荡，其历史性的价值毋庸置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化，改革越发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改革攻坚的难度也在不断提升。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深化及司法体制改革等，都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之所以强调对改革进行全面设计、规划，说到底，还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顶层设计”理念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

何谓“顶层设计”？就整个国家的改革而言，顶层就是最高层，就是全党全国这一层。重视“顶层设计”，就是要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就是要求我们把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改革、创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基本方向、基本目标、基本价值进行更具操作性的连接，就是要求我们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简言之，就是要求全面设计，统筹规划。

同志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使用有一个全面的表述，概括起来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导方针，明确指出“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基本内容，主要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提高辩证思维水平、增强驾驭全局能力，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好，同时要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系民生的紧迫任务，……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三是实现路径，重点解决“体制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

可以说，顶层设计概念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认识深化的体现，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完善，要求我们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能从战略高度统筹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科学发展的理念，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谋划新的发展“蓝图”。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二、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十二五”时期既是改革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改革，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制定理性务实的改革路线图。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由于对改革的整体设计不足，已经使当前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综观今天的改革，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改革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这种改革变形、改革碎片化现象，损害了改革的权威，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新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抑制对资源和要素的过度需求引发的外延扩张式增长，改变地方政府以GDP为核心的发展冲动，需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主要目标。这需要高层次的统筹协调。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之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推动者、政策提供者和监管者。把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作为约束性指标加以考核。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估和考核体系，理顺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来5年，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为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提供一个战略支点，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内生动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到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到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这样的改革，单靠在地方和部门层面的探索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第三，建立就业优先的体制机制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始终处于发展问题之首。就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问题，既涉及到产业结构中扶持服务业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所有制结构的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涉及到宏观调控优先目标的考虑，涉及到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决定了只进行某一个领域的改革很难奏效。

第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规划。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推进2亿多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未来5-10年不可回避的全局性重大课题。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到现行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以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为例，涉及到跨省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流出地，但其接受教育在流入地，尽管一些发达地区做了不少探索，在跨省区协调上的问题不解决，改革局限在地方层面是难以有大的突破的。

三、如何加强改革顶层设计

第一，要重构改革的协调机制。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需要专门的设计机构。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改革的进程：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一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各方面的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改善改革的推进方式，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地方性改革试验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要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十二五”推进改革，要用法律形式将改革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明确界定改革主体、改革对象、改革责任，强化改革目标的约束性，使改革目标成为法定责任。重大的改革，应先立法后改革，以法律手段来使改革从经验型改革过渡到理性、规范有序的阶段。

第三，要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机制。一是建立完善的改革评估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指标应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进展。二是建立改革的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组织专家评估。三是建立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将社会评估组织和专家等纳入评估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评估主体的优势，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

第四，要营造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十二五”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改革的舆论宣传，及时向公众解答改革进程中的疑惑，加强对改革的正面引导；让各项改革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了解改革、理解改革，让多数人在不断分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参与改革，支持改革。

顶层设计论文范文【第二篇】

（吉林动画学院院务部，吉林长春130012）

关键词 ：民办高校；顶层设计；内涵；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1—0082—02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从机会需求到质量需求的过渡以及高等教育改革进程的逐步加快，民办高校以其自主办学的灵活性迅速实现了从粗放发展到内涵式发展路径的转变，以质量求生存已经成为民办高校的普遍共识。民办体制的灵活、高效和企业管理机制在顶层设计中的渗透是民办高校办学路径迅速转变的重要原因，也是其与公立院校以及其他院校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因此，优化顶层设计是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

“顶层设计”一词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使用首现于国家“十二五”规划，高等教育领域尚未对其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且高等教育领域对顶层设计的探讨较少。本文从探讨顶层设计的内涵出发，结合民办高校的发展特点，分析顶层设计对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顶层设计的内涵

顶层设计最初源自工程设计领域的系统设计理论，原指系统开发的技术方法，是自上而下进行整体构建，并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逐层实现各要素与整体规划相吻合的设计方法。顶层设计理念常和领导战略思路有重合之处，被用于企业领导的重大决策或方向性决定之中。

顶层设计可概括为顶层设计理念、顶层设计架构和顶层设计执行三个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实践中，顶层设计是从总体目标出发，对办学实践各要素进行系统配置和组合，并制订具体实施路径和策略的复杂系统。

顶层设计理念是高等学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发展战略的理论先导。在微观层面上，是高等学校领导决策层的战略眼光、创新思维的统一，也是其对办学实践中方向性、策略性重大问题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的综合。顶层设计架构是对发展道路、强校战略等事关学校发展大计的重要目标、重大举措及实际执行策略和执行步骤上的综合架构。顶层设计执行是指遵循顶层设计理念，按照顶层设计架构，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重大办学实践中的实际执行过程。

顶层设计理念、顶层设计架构和顶层设计执行三个层次具有前后承接的特点，顶层设计理念是顶层设计架构的指导，顶层设计架构是顶层设计执行的依据。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顶层设计宏观上是三者的统一。

二、民办高校顶层设计的特点

（一）顶层设计与企业战略的渗透

从创建背景看，民办高校出资方多为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企业根据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多样化需求形式的准确把握，出资建立民办高校，实现其服务社会的方式从税收到人才培养的战略转变，既体现出企业敏捷的市场反应，也体现了其前瞻性的战略执行能力。从生存方式看，具有企业法人和民办高校非企业单位法人双重身份的出资方，既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又直接承担着办学风险。因此，民办高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采取的品牌效应、质量效应等营销策略，都明显带有企业战略的色彩。从管理体制上看，民办高校虽然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出资人在民办高校办学实际中仍然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使得民办高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可避免地带有企业管理色彩。

（二）顶层设计的高效性和外延性

顶层设计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对民办高校发展实际的准确把握是其正确引导民办高校发展战略制订的重要要素。除这些特点外，顶层设计还具有高效性和外延性的特点。

高效性是指民办高校办学实践高效执行和迅速反馈的特点。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民办高校能在短时间内确定办学方向、发展路径、强校战略，并及时总结办学经验，验证顶层设计在方向上、架构上是否符合自身发展实际，这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顶层设计的外延性体现在，在民办高校发展战略具体实施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高等教育形式、国内外民办教育领域重大成果等因素的改变，民办高校能够顺应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迅速做出反应。理论上，办学实践统一于顶层设计理念方向和顶层设计架构层次，具体的实施方法和执行策略的确定是对顶层设计是否优化的验证。但是，在实际执行中，顶层设计理念、架构层次和执行策略随着社会环境、外部条件、政策变化、领导战略等因素的改变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特点，使民办高校顶层设计理念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与时俱进的特征。

三、民办高校顶层设计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引领

民办高校办学质量达到预期进而实现办学目标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从狭义上讲，办学质量预期是对办学定位、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建设、师资建设、文化建设、制度保障等诸多办学实践实现为目的的规划设计，即我们常说的发展战略。因此，顶层设计能否以其前瞻性、战略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确保发展规划的制订，并引领民办高校办学实践依据规划逐步开展，是民办高校办学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顶层设计理念对办学定位的指引

在民办高校创建之初，顶层设计理念便优先于办学定位而存在于决策层的战略眼光和办学思路中，因此，顶层设计对学科结构定位、发展目标、办学层次、培养目标和服务定位都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二）顶层设计对发展战略的引领

内涵式发展道路既是竞争机制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民办高校顶层设计在可持续发展道路探索上的必然选择。

内涵建设以办学特色的凝练为中心，以办学实践为前提，着眼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学与产业结合等创新举措的彰显和积累，是有别于其他高校的，具有特质性、优势性、唯一性特点的办学实践；是符合自身发展实际和社会环境，能够带动校方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制度完善等各项事业水平的提升，进而提升办学质量和整体实力的办学实践。办学特色的凝练是民办高校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和组成部分，也是民办高校顶层设计架构的重要环节。

特色凝练的成效从顶层设计架构上讲，实际上也是办学实践对顶层设计优化程度的检查。没有顶层设计对发展路径的确定、对发展战略的规划，特色凝练仅仅只是办学实践的一项成果或办学经验。而顶层设计对办学特色在整个民办高校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及其对办学特色实践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关系的战略性理解，都是民办高校“以特色求生存”发展目标和内涵式发展道路实现的重要推动力。因此，顶层设计对办学经验的积累、办学成果的总结以及对办学发展规划的方向指引都决定了办学实践的成功与否。在这一过程中，顶层设计作为发展战略的理论架构，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既要对办学道路进行规划，也要对规划的执行进行统筹。因此，顶层设计对民办高校发展战略的理念优化、路径选择和实施步骤都具有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

参考文献］

［1］李钊．民办高校办学风险防范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8．

［2］童宏保．论民办高校管理与经营过程企业化特征［J］．民办教育研究，2008（3）．

［3］吕文红．顶层设计理念辨析：在大学战略规划语境中［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11（4）．

顶层设计【第三篇】

现实复杂性拉动中国改革顶层设计

作为最近20年中国重要经济改革制定的见证者，《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作者张卓元先生先后参与了10余次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可以说，他的一些主张几乎转化为了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逻辑。

但是，这些凝结着全党智慧的纲领性文件有时也难于一以贯之地落实，问题就出在现实的复杂性，作者也承认这一点。“2003 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 25 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2012 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

这也反映出，深化改革越是强调顶层设计的时候，现实的问题也越超出局部而陷于复杂的泥淖，同时更需要来自最高层强有力的推动和实施。作者直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瓶颈期，经济转型任务迫切。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及成功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将决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之路能否成功。而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等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困难和阻力比较大，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只有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总体规划，然后自上而下强力推动，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视角更接近于中央的视角，他的远见更接近于中央的远见，这也许是这本书的最大价值。

（张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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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还呈现了突出重点与立体呈现相结合的特点。全书通过点面相间、详略有别、取舍有度，展现出其突出重点与立体呈现相结合的特点。从1976年逝世到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8年时间，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为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不是年谱、不是资料汇编，在无法做到事无巨细的前提下，做到了通过突出重大历史事件的“点”来全方位展现历史过程的“面”。拨乱反正、冤假错案、恢复高考、向科学进军、文艺复兴、联产承包、中美建交、开办特区等重大事件，清晰、宏观地反映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全景。

另一方面，该书逻辑线索安排合情合理，叙事启承转合自然流畅，文学描写又曲折跌宕、细致入微、感人至深。比如，历史细节中的过程描写生动具体，人物的刻画生动立体，有许多细腻的心理和情感描写。虽然能看出这其中倾注了作者的主观愿望与推测，但仍然能引起读者的认同与共鸣。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描写，展现出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在描写邓小平与国家大事之外，书中还描写了邓小平的家庭小事，甚至还有邓小平的作息时间、穿衣和说话习惯等，让读者既能看到可敬的领袖韬略，也能看到可亲的凡人情怀，塑造出立体、完整的小平形象，让读者更加接近了真实的邓小平。书中对其他人物的描写，无论是真实的人物还是虚构人物，也为立体呈现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书中还详细展现了、、陈云、等重要历史人物在面对重大转折时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以及集体决策的过程。

同时，这本书还为“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提供了一个范例。它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书”，特别是其中虚构的人物与情节有可能引起争议，但它却是文学形式的“史书”，对宣传工作者如何把历史与现实、思想与艺术、研究与宣传结合起来，对学者如何把书斋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所乐于接受的文学艺术产品都提供了新思路。

顶层设计【第四篇】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高度评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份《决定》从整个民族发展面临的挑战出发，不回避危机，理性务实地设计了未来5～8年的改革，在多方面达到社会预期，对凝聚改革共识、提振改革信心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改革措施落地、改革实际执行层面还面临诸多挑战，能否尽快形成改革的体制机制，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明确新任务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要弄清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然后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

第一，人们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3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了发展型新阶段。

在生存型阶段，主要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阶段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发展阶段变化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社会需求发生重大变化， 城乡居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

这些年，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不在于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而在于发展型需求的体制机制不到位带来的矛盾与问题；商业上的最大发展机遇，不在于传统的衣食行业，而在于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领域。

第二，发展面临的挑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等。

这些挑战，各方面均能不同程度地感知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经济转型滞后带来经济增长压力加大，产能过剩、债务风险等制度性根源难以消除，经济危机的因素不断积累；二是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矛盾与风险加大，利益失衡、等制度性根源难以消除，社会矛盾与风险持续增压；三是治理转型滞后使得腐败等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腐败呈现体制机制性的特征，治理面临质量下降的严重挑战。

第三，新阶段的改革呈现三大突出特点。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社会、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发展依赖于转型，转型依赖于改革。二是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没有均衡的利益格局，就没有赢家。三是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

各方面尽管对改革有不同主张，但共同的主张是：急需对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做出大的改革；尤其是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大的制度格局调整上取得重大进展。只有这样，才能跑赢风险、跑赢挑战。

满足改革需求才具有现实意义

当代的问题决定了当代的工作重点。客观地看，社会主体对现实的不满现状，成了全社会改革的共识。能否在加大改革供给中满足改革需求，是三中全会前各方的期待。应当说，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总体上超出了社会预期，改革的供给明显加大。

第一，转变了发展理念。相对于现行的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发展，把公平正义与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发展的基本标准，无疑是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这意味着，任何不利于改善公平正义、不利于提高人民福祉的制度、体制、机制以及政策措施，都是改革对象。

第二，回应了改革诉求。当前，人们要求有更自由的市场、更自由的表达、更有保障的社会网、更好的社会福祉、更好的生态环境；要求约束既得利益的手、约束政府的手；要求财政公开、食品安全等。这些改革需求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所以，《决定》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思路，有效地将改革拓展到了五位一体。甚至过去从来不提的军队改革，在这次改革中也有重点改革任务。

第三，不回避政府权力干预、寻租腐败等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经济体制、社会治理、政府改革等方面都明确地提出问题，深化改革的目标，且有相应改革措施。应当说，只要这些措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释放出来的市场活力、社会活力，将形成公平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顶层推进更需强化组织保障

过去十余年我国改革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很多改革出发点很好，设计也很好，但在实践中难以落地。究其原因，改革在推进过程中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在固有利益格局下，好的改革方案很难得到有效执行。这次《决定》明确提出成立中央层面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充分借鉴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付出的代价，加大改革的组织保障。

第一，中央层面成立改革协调机制，表明改革的决心。这一举措，确实出乎大部分人的预料。不少专家会前预期，能在国务院层面成立就很不容易，而明确提出在中央层面成立，也反映了中央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第二，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制，担负着改革突破的重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上世纪80年代体改委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国家体改委主要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领导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全面改革。二是层次不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和国家体改委属国务院系列职能重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中央层面的，定位为统筹“五位一体”改革，层次更高、协调面更广。

第三，尽快打几场改革的攻坚战，以增强改革信心。全会决定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基本职能定位，是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顶层协调、顶层推动、督办落实。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小组在最重要的工作上尽快突破，以完成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

一是尽快形成全面改革的行动方案和实施方案，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国家规划以及各领域专项改革规划。例如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进一步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反垄断改革，则需要尽快启动研讨，加快改革方案制定。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则要制定更高层次的目标与实施方案，以适应2020年的目标等。二是营造改革氛围，形成全社会支持发展的大环境。对未形成方案的改革，积极引导各方参与改革讨论，听取赞成或反对意见，在“兼听”中做好社会舆论引导工作。三是加强统筹协调，有效整合、充分利用现有改革协调机制资源，形成统筹协调全面深化改革的合力。加强对涉及多方面主体改革的统筹协调，加强对地方改革的统筹协调。四是打破利益藩篱，强化改革措施的督促落实，强化对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改革的统筹、协调、指导、督办，打破部门、地方和行业等既得利益藩篱。

自我增强的机制如何形成

改革开放35年，我们总在担心改革能否突破，担心改革的动力是否强劲。事实上，我们可能更需要考虑改革的自我增强机制，以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一旦出现问题，改革的机制就自动启动――研判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对策、付诸实施、监督反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改革的自我增强机制还未形成，需要加快破题。

第一，形成改革的各方力量。改革的机制，一定是各方面的利益兼顾机制。在这方面，则需要：一是尽快形成上、下改革合力。既要有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推动，也需要基层政府、各类企事业单位改革探索与创新。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基层创新是相互补充、促进的关系。二是把“改革”作为一种理念融入社会基因中，奠定改革共识的基础，形成全社会认可、支持的氛围改革。三是尽快形成各类智库、社会智慧等多方参与的基本格局，充分借鉴基层自发推进的改革创新与探索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