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将徐海东（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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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猛将徐海东1

共和国十位大将中，有一位出身最苦、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在红四方面军中人称“徐老虎”，他就是徐海东。

徐海东，原名徐元清，190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夏店（现属大悟县）一个世代陶工之家。徐海东从小就在饥寒中生活。1925年，有一位家乡籍的共产党员吝积堂从武汉学校回来，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徐海东明白了过去受穷的原因是受军阀、地主压迫，便到武汉找了一份码头上的差事，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近代中国因阶级压迫造成的深重苦难，在徐海东身上有最鲜明的体现。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

1928年除夕夜，身为夏店区委书记的徐元清，组织领导了农民年关暴动。暴动队伍冲进地主豪绅庄园，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断粮多日的农民兄弟。敌军闻讯，立即开过来一个团。年关暴动失败，徐元清的许多亲友倒在了血泊中。为了表示革命到底的决心，徐元清改名“徐海动”，意思是要像哪吒那样，把沉闷的大海搅动起来，改天换地。在黄陂话中，“海动”与“海东”是一个音。人们叫来叫去，就把他叫成“海东”。他也顺乎民意，索性把名字改成“徐海东”。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徐海东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少尉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率一个排击溃敌军两个连。翌年，因，他回到家乡，任命为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鄂豫皖边区的黄（安）麻（城）暴动。后来，他任过县赤卫队大队长和红军的团长、师长，以勇猛著称，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徐老虎”的威名。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敌人“围剿”下仓促突围，鄂豫皖苏区陷入“匪区壮丁全部处决”、“粮食全部搬走”、“房屋烧光”的危境。只率一个团留下来的徐海东挺身而出，重新组织零散的部队和伤员，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此后，他伤病交加。在“肃反”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

1934年秋，徐海东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长征，翌年夏天到达陕北，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南京政府把他与、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标定头颅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徐海东任三四四旅旅长，在平型关战斗中指挥左翼突击。此后，他又率部在晋东南等地与日寇作战9个月，因身体不支，1938年夏回延安养病。翌年秋，他任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副总指挥。1939年年末，徐海东抱病指挥部队在皖西周家岗击溃日军一个大队。战后，他向干部作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倒地。此后7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在病榻和担架上度过。

由于能征善战，打一仗败一仗，就是消灭不了徐海东。很气恼，愤愤不平地骂道：徐海东就跟他的绰号“臭豆腐”一样，粘了就甩不了。抗美援朝时，有一次，美军39辆重型坦克一下子冲到我39军阵地，结果全军覆没，一辆都没回去。美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败绩，经过一翻调查，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徐海东旧部39军，在调查报告上还特意加了一个括弧，里面写着“臭豆腐部队”。

1940年1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在作反扫荡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昏倒桌旁。当时，每天都要行军打仗。他的病床是一副特制的大担架，担架上搭着一个篷，活像一间小房子。从此，他便开始了乘担架指挥作战的军旅生涯。令人称奇的是，他闻战则喜，自言：作战为治病之良药。不战，则病发，精神恍惚；战，则病愈，精神焕发。每次大战之后，他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则一天一夜，长则两三日。睡着以后，部下们都是忧喜参半：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醒了之后，大家喜形于色，奔走相告。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海东对夫人周东屏说：“我这个老病号，终于把小日本给熬垮了！”

1947年9月，徐海东的部队到达山东半岛。中央决定将他和部分家属撤往苏军控制下的大连。9月18日，徐海东告别生死与共的战友，从威海乘船前往大连，被安置在文化街75号住宅养病。为保密起见，徐海东使用化名叫余立仁。苏联军医给他做了X光透视，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都已失效，当听到徐海东多年来靠中草药维持生命，都对他的生命力钦佩不已。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1951年5月，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他看见徐海东的卧室里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就对其夫人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是补丁摞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后来，实行军衔制，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十分显赫。徐海东得知后，非常不安。恰巧，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徐海东恳切地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握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身居高位，但从不恃功自傲。他在大连期间，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大连文史专家孙玉写道：“徐海东大将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为节约用水，大将吩咐工作人员不要将他的洗澡水放掉，而是用来冲厕所。大将对工作人员说，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我们应该带头节约，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抓起。疗养院的老同志都记得，战功赫赫的大将不择衣食。平常他舍不得吃鱼、肉，只是到了周末才改善一次伙食。他吃剩的饭菜从来不许倒掉，而是让厨师妥善保管，下顿热热再吃。他说，每顿饭为国家节约一分钱，日积月累，也是不小的数字啊！”

1956年9月，徐海东离开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但是，他与大连的友谊仍在继续。一次，徐海东咯血不止，中央派出军用飞机，将大连著名中医李寿山请去会诊。由于支气管扩张，诱发大咯血，北京专家组采用石灰散、咳血方等凉血止血的方子，效果不佳。诊断时，李寿山发现徐海东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而且烦躁汗出，呼吸困难，不能平卧，语声低微，喉有痰鸣，咳中带血，其色浅红或暗红有块，每次约100～200ml。李寿山认为，他患的是阳虚夹寒不能摄血之症。于是，他对症开方，并亲自煎药。徐海东连服6剂，咯血症状止住了。随后，李寿山给他开了一些补养的方子，以增强体质。1962年2月，徐海东再度病危，高烧不退。徐海东点名叫李寿山去北京。李寿山在北京住了两个月，诊脉煎药，使徐海东转危为安。

1970年3月25日病逝。后来，周东屏来到大连，专门约见李寿山，说：“将军临终的时候，还在想着大连，嘱咐我有时间一定要去大连走走，见见李大夫。唉，如果当时能找到你，也许将军就不会死了……”

历程评述：

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他一生的经历，完全能绘成中国革命战争最生动的一个画面。在红军时期，徐海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中猛将。从鄂豫皖西征一路打到陕北，打出了赫赫虎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担心中央军进攻，向点名要徐海东和红十五军团帮助保卫西安。尽管当时、都在陕北，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只相信几经交战的徐海东，杨虎城还把自己的警卫旅交给徐海东指挥，这也是从前的对手对徐海东指挥作战能力的一种高度肯定。

对徐海东念念不忘的一句话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也是对徐海东的最高评价。尽管徐海东因为伤病，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在1955年评定军衔时，仍然被评定为大将。

虎将徐海东2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湖北黄陂县夏店区(今属大悟县)徐家桥村，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逐步成长为我军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他驰骋疆场，组织指挥了同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数次战役和战斗，打败了数倍于我之敌，威震敌胆，被誉为虎将。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受到、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于1970年3月含冤去世。2010年6月是徐海东110周年诞辰，特发此文，以示缅怀。

两次打主攻被称赞为真正的虎将

1932年1月底，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军主力沿商、潢公路和高店向商城疾进。红四方面军军部根据敌情和我军有利条件，部署了杜付店战役，以徐海东所在的红十二师担负杜付店正面阻击任务。

2月初，大雪弥漫，道路泥泞。团长徐海东指挥三十六团在正面战场上与敌军一部对峙。这时，敌第二师、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共20多个团，突然从河南方向压了过来，徐海东团成为敌军[]的主攻目标。部队苦战一昼夜，损失很大，营连排干部大部负伤，前沿阵地被攻破，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徐海东亲自跑到前沿阵地，脱去棉衣，奔走在白雪皑皑的阵地指挥战斗。司号员牺牲了，命令无法传达。他接过军号，亲自吹号指挥。战士们见团长上了前沿，又纷纷冲了上去，伤员则趴在雪地上端起枪继续射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徐海东高喊：“共产党员，牺牲也要向前倒！”鼓舞指战员奋勇夺回阵地。

这次阻击战，关系着全战役的成败。因此，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密切关注着三十六团的阵地。十二师师长陈赓也三次派人向徐海东传达了“坚决守住”的命令，并说：“如果守不住，敌人从这里打开缺口溃逃，围歼任务就可能落空。”

徐海东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坚决表示：“一定守住！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他带领全团指战员坚守了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20多次进攻。到了第四天，我军从敌人的后面包抄迂回上来，前后夹击，数万敌军顿时人慌马乱，全线崩溃。这次战役，历时半月，毙伤俘敌4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战斗结束后，陈赓来到三十六团，对徐海东说：“这一仗，你们团打得好啊！”“三十六团算打出来了！”

6月，指挥26个师又5个旅共30万人，分3路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采取了错误的作战方针，加上战术指导上的失误，使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开始时就陷于被动局面。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离开苏区向西转移。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后，鄂豫皖省委即集中分散各地的原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的2个团和红二十七师的3个团，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徐海东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兼副军长。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分散活动两个多月，始终未找到有利战机。1933年3月4日，敌三十五师一四旅进占郭家河。鄂豫皖省委侦知这路敌人装备较差，战斗力弱，又是新接防地，人生地疏，便决定集中兵力，乘敌立足未稳将其歼灭，并把主攻任务交给七十四师。5日晚，徐海东率领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开向郭家河，6日拂晓到达郭家河东南戴家岗一带。

徐海东察看地形后，命令二二团和特务营迂回到郭家河东北方向主攻阵地，二二二团从郭家河以南和西南配合夹击；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周围山头上呼喊鸣枪助威。战斗打响后，敌军一部被歼，其余仓皇逃窜。逃敌窜至二道河东南角，又被我预伏部队包围于一块洼地之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遭到全歼。这次战斗我军只伤亡了7人，创造了敌我双方伤亡一百比一的战例。战后，吴焕先在省委书记沈泽民面前称赞徐海东会打仗，是一员真正的虎将。

“要像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

1933年4月14日，鄂豫皖省委《通告一六号》,宣布以夺回新集、七里坪作为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这是省委执行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

徐海东当时看不到中央命令，也没有参加省委会议。吴焕先回来后传达省委的决定，讨论攻打七里坪部署时，徐海东表达了不同意见。但是省委没有考虑他的意见，强调这是中央的指示，坚持要打。结果，七里坪久攻不克，主力部队损失惨重，根据地中心区域又遭敌军破坏。省委不得不做出全军于6月13日撤出阵地的决定。

七里坪战斗失利后，徐海东被通知参加省委召开的骨干分子会议，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沈泽民要大家对这次部队行动发表意见。

徐海东站起来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责任，小资产阶级领导，只顾自己吃饭就行了……”

这几句话刺痛了沈泽民，他未等徐海东把话说完，就指着徐海东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徐海东被赶出了会场。

徐海东被赶出会场后，思想负担很重。他想到在肃反中讲了几句怪话的人，都会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杀害了，而这一次他直接批评省领导，肯定要被定成反革命，少则3天就会被抓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了上来，形势很危急！徐海东想，与其不明不白地叫人扣个“反革命”帽子杀死，还不如在战场上战死，也落个光荣。他抱定牺牲的决心，先把二二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研究敌情，分配了任务。然后，他脱下上衣裤子，只穿一条短裤衩，从警卫员手里要过枪和子弹，并命令警卫员原地不动，注意保管他衣服口袋里的文件。随着冲锋号声，他带领交通队首先向敌群冲去。

战士们见副军长带头冲锋，一个个奋勇向前，像猛虎出了笼一样，一齐扑向敌人。徐海东那负过4次伤的腿，怎能跑过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都从他的身边冲到前面去了。这样一冲，把敌人一个旅冲垮了，俘虏敌人470名，其他各路敌人纷纷后撤，敌人的进攻停止了下来。

徐海东走下战场回到村里，喝了碗水，感到很累，负伤的腿十分酸痛。本来准备牺牲，了此一生，想不到打了胜仗又活下来了，今后怎么办？他想来想去，得不出结论。

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他对徐海东说：“你打仗很勇敢，不怕牺牲，是好样的。”之后，沈泽民对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

1933年6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在向皖西北转移途中，给养困难，部队有一半人员非伤即病，连队大部分人都在抬担架。徐海东随七十四师行动，瘸着一条伤残的腿，艰难地步行着。当部队进至福田河一带时，突然接到军部命令：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以供应部队生活。

这一命令是错误的，是旧军队军阀主义的表现。徐海东见到命令后，十分气愤，马上将七十四师3个团长找来，嘱咐他们不准执行这一命令。他特别强调群众的牛不能杀，说它是贫苦农民一家的命根子，杀一条牛等于杀了他们全家，工农武装应该为工农着想。

由于徐海东抓得紧，七十四师指战员一路上宁愿忍饥挨饿，也不骚扰百姓，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纪律。途中，他还派人把军部丢下的牛皮、牛骨头埋起来，并赔偿了损失。后来，沈泽民见到徐海东时，曾流着泪对他说：“海东同志，要像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

“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8月下旬，敌军4个师向皖西进攻。我军艰苦转战，未能扭转局面。9月初，省委指示红二十五军向鄂东转移，部队连夜出发。此时，徐海东患重病，发高烧，只好躺在担架上，随同勤杂人员由特务连掩护，随移。

这天天刚亮，部队来到黄土岗公路附近，遭敌三十一师拦截，队伍被切断。吴焕先率领大部队通过公路，徐海东和特务连掉了队。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徐海东从担架上下来改乘骡子，指挥特务连登上东边的大山，敌军一个旅向他们围攻过来。徐海东在命令特务连守住山头的同时，估计到这次偶然与敌遭遇，肯定有一些人员掉队，便命令司号员吹联络号。过了一会儿，山下果然答号了。原来，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队了。

敌人听到山上山下我军号声一片，弄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不敢贸然进攻。徐海东指挥着6个连队边打边撤，但公路冲不过去，只得折回皖西。在部队摆脱尾追之敌后，他将一些零星掉队人员编成1个连，丢掉一些行李挑子，又将挑夫组成1个连，总共8个连，分别编成3个营。

10月2日，徐海东率部到达皖西红旗山丁家埠与郭述申率领的红八十二师会合。12日，皖西北道委在南溪吕家大院召开会议，将红二十五军未能过路的部队编为八十四师，与八十二师合编成红二十八军，共2300余人，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部队根据徐海东的建议，制定了“不打消耗战，不硬拼，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使部队弹药物资充足，吃饱穿暖”的行动方针。11月初，徐海东率领八十四师在石门与敌独立四十旅遭遇。我军乘敌无备，猛烈进攻，歼敌1个团，俘敌千余人，缴获长短枪800多支，大衣700余件。这一仗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成为红二十八军坚持皖西斗争的良好开端。

1934年3月上旬，驻守在金寨的敌独立第五旅1个团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向红军围攻过来，徐海东以2个营做正面阻击，主力转移到侧后，一个冲锋，把敌人1个团打垮，俘虏敌人800多人，缴获甚多。战斗结束后，部队转移到葛山。因连续行军，部队十分疲劳，徐海东让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做饭休息。但饭还没有做好，敌五十四师2个团又从南溪攻来，火力很猛。徐海东观察了地形和敌军的部署后，命令八十四师第一营坚守阵地阻击敌人，八十二师2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小石沟佯动，造成敌人错觉，吸引敌人。尔后只留下1个排固守阵地，其余部队又顺原路撤回来。

敌人误认为小石沟是我军主要阵地，便将主要兵力和火力转向那里。此时，徐海东率领4个营从东西两侧迂回至敌人侧后，突然发起进攻，激战1个多小时，将敌2个团大部歼灭，俘敌代师长柳树春以下官兵1600多人。柳树春被押到徐海东面前，他对徐海东上下打量了半天，开口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徐海东摇摇头。

柳树春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徐海东说：“你别问了，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柳树春听后捉摸半天又问：“这青山大学在哪里？”

徐海东用手指指门外的山说：“就在那儿！”

柳树春这才低下头不语了。

职务降了可指挥打仗的虎气没减

1934年4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师。次日，两军合编组成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军长。

此后的几个月里，徐海东、吴焕先领导红二十五军打了许多大胜仗。4月在高山寨伏击，全歼敌一九师2个营。7月，在长岭岗，攻打敌一一五师，除敌师长带几百人逃命外，俘敌团以下官兵3700余人，缴获机枪60余挺。

8月初，红二十五军再次转战皖西北地区。

9月3日，红二十五军从英山县城东北的杨柳湾出发，一夜行军45公里，到达太湖县西北的回龙湾。4日下午，部队继续前进，连续急行军65公里，于午夜神速地攻下太湖县城，消灭守敌安徽省警备旅一部，缴获大批布匹、药品等物资。

11月4日，红二十五军经葛藤山到达光山县城南的斛山寨，敌一七师、一一七师4个团尾追而至，从东西两面向我发起进攻。徐海东、吴焕先组织兵力进行有力还击。战斗从下午打到黄昏，共毙伤俘敌4000余人，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1934年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决定红二十五军向京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省委任命程子华为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担任副军长。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何家冲出发长征。

长征一开始，徐海东亲自带领手枪排走在全军前头，以便掌握敌情，及时处理行军战斗中的各种问题。部队经青石桥、黄龙寺进入桐柏山地区后，急令鄂豫皖敌军5个支队共40多个团跟踪追击，还命令驻河南南阳的敌四十六军、驻湖北老河口一带的四十四师迎头堵截。

军部研究敌情时，徐海东提出，桐柏山地区靠近京汉铁路和汉水，地方狭小，难以发展，建议向伏牛山和陕南方向挺进。吴焕先、程子华同意了他的意见。3人分手后，徐海东仍到前卫团。为了甩掉尾追的敌人，他派出一支小部队佯攻枣阳县城，主力则隐蔽待命。待敌人扑向枣阳“围歼我军”时，我主力突然从枣阳城北回头东进，在保安塞冲破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阻拦，转向东北，又在桐柏县歇马岭一带击退敌“追剿队”第二支队的进攻，然后绕道泌阳县城，经马谷田乘虚北进，由方城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区。

12月9日，我军西抵雒南县、庾家河。10日中午，省委正在庾家河开会，敌六十师从鸡头关方向发动突然袭击，所属三五六团抢占了东山坳口有利地形，向我军猛攻。省委立即停止会议，由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冲过去夺回了东山口。接着，二二四团打退了敌人进攻。敌军两个团又增援上来，组织反扑，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我军从军长到伙夫都投入了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反复冲杀20余次，终于将敌人击退。

这次战斗，共杀伤敌人100余人，我军伤亡200余人，程子华负重伤；徐海东被一颗子弹从左眼底下打进去，从后颈穿出，伤势比以往历次都重，抬下阵地后，四天四夜昏迷不醒。经抢救和护理，到第五天，徐海东才醒了过来，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守在旁边的女护士周东屏高兴地答道：“还出发呢！四天四夜不省人事，真把人急死了！”

徐海东笑着说：“我可不急，倒是睡了好觉！”

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入龙驹寨。这时，命令杨虎城指挥41个团的敌军向我进行“围剿”。下旬，省委在郧西开会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吴焕先请徐海东先提个方案。徐海东首先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认为正面硬拼对我不利，敌人可以用十个拼我们一个，结果我们的人拼光了，敌人还光不了，因而建议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他还具体地提出：敌动我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围出去，把敌人甩在后面，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程度，敌哪一路先到，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两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两个旅，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大家一致赞成徐海东的建议。

6月初，徐海东带领一个手枪排走在全军的前头，按照预定路线，跳出敌人包围圈，先向北，又向南，再转东南，拖着敌人走。6月15日晚，手枪排在徐海东带领下冒充敌四十四师部队，通过敌人封锁线，一夜急行军60余公里，16日午前到达荆紫关，一举打垮守敌一个营，活捉敌肖之楚师的军需长。随之，敌六十七军3个师、四十四师和陕军警备旅向荆紫关蜂拥追击过来。但敌之“围剿”部署已乱，敌军被拖得相当疲劳，患病和逃亡的很多，尾追的四十四师大部分连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我军在荆紫关补充了给养和武器弹药，当晚，又开始了急行军，翻山越岭，接连走了4天，进入了陕南山阳县黑山街一带驻下，隐蔽待机歼敌。

等到第四天，杨虎城的警备一旅赶来。徐海东指挥红军主力埋伏在袁家沟口，命令一支小部队将对方诱进包围圈内。霎时间，伏兵四起，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经过8小时拼杀，毙伤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过千，其他敌军闻风逃窜，敌人的“围剿”被彻底粉碎。

节衣缩食也要支援中央红军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和当地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被任命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全军团共7000余人。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以北的劳山附近伏击敌一一师，经过6个多小时激战，歼一一师近2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

为了扩大战果，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又于25日乘胜强攻榆林桥，消灭了敌一七师4个营，俘虏了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原系北京大学学生，后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当过张学良的警卫营长。他被手枪团清查出来后，在徐海东面前表得得很硬气，说：“要杀就杀，随你们的便！”

徐海东扬起马鞭，本想抽他几下，但一转念头，还是放下手臂，冷笑着说：“哪个杀你！你是东北人，现东北三省被日本强占了，你的父兄成了日本强盗的奴隶，你要有点骨气，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你们东北军弟兄，见了红军，枪都朝天放，你还充英雄好汉，跟红军拼杀！”说得高福源低下了脑袋，不吭声了。

后在我党的耐心教育下，高福源有了很大转变，他主动要求去做张学良的工作，成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牵线人，后来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劳山战役后，徐海东召集军团干部开会，研究与中央红军联络问题，并且每天派手枪团的人进城打听消息，搜集报纸。一天，手枪团的人从敌占区背回一大捆报纸，军部几个人从中翻到一条消息：“毛匪流窜固源、西镇等地骚扰。”这真是大喜讯！徐海东拿起这张报纸看了几遍后，告诉手枪团：“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接受新任务。”

第二天一大早，徐海东就派出手枪团战士化装成当地回民向西镇出发。黄昏时分，侦察员回来报告徐海东，已联系上中央红军啦！

徐海东马上找来经理部长查国贞问：“我们手里有多少钱？”

查国贞说：“一万元边币。”

徐海东听后命令说：“中央红军到了，他们一路很辛苦，我们多送些钱去，这些钱都送去，一点不留。”

他怕查国贞思想不通，又解释说：“中央红军刚到，困难比我们多，我们要勒紧腰带，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他还让财务科长傅家选代红十五军团领导人给和写了封信，表示拥护党中央领导，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信写好后，徐海东让手枪团侦察员将钱和信用一块蓝色的印花布包好，立即送去。第二天，侦察员返回部队，带回一封复信：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

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我们日久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区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听到你们会合的消息，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现在，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

敬礼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

司 令 员

政治委员

11月初，徐海东带领七十五师、七十八师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派通讯员送信给徐海东，说中央红军到了。徐海东喜出望外，立刻命令部队暂时停止攻击。他翻身上马，向军团部驻地奔去，60多公里路，3个钟头就赶到了。徐海东进屋坐下不久，到了，陪同来的有、李一氓、贾拓夫等人。经程子华介绍，认识了徐海东，同他握手问好。

说：“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

徐海东连声说：“中央领导同志辛苦，中央红军辛苦！”

徐海东汇报了当前敌情。取出了三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一边听，一边看地图，还不时地点头，也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

问：“你们说这第三次‘围剿’能粉碎吗？”

“能，完全可以粉碎。”徐海东说。

这时，警卫人员端上饭菜，大家边吃边谈。吃完后，徐海东对说：“我马上回前方去。”

交给他一部电台，要他带到前方使用。

当晚，徐海东返回前方，向红军指战员介绍了他见到的情况，并发出攻打张村驿的命令。战士们爬上张村驿2丈多高的围墙冲了进去，攻克了这个有300多条枪的民团据点。战斗结束，徐海东用赠送的电台，向中央报告了张村驿战斗胜利的消息。

为了从人员和物资上支援中央红军，十五军团专门召开了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大家一致表示：给中央红军送礼物，是全军团的心愿。

徐海东宣布了军团支援中央红军的人员和物资的决定：一、每个连队抽出机枪3挺和部分其他枪支、弹药；二、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医药用品；三、将榆林桥和劳山战役中编入的全部解放战士补充给中央红军。为了保证质量，做到三不送：不送缺损零件的枪支；不送变质药品；不送破脏衣服。军团部还成立了督促小组，检查各连队任务落实情况。每个连队都组织人员擦洗枪支，补洗衣服。保证每支枪不但完好无损，而且油光发亮，没有锈迹。许多人还把自己的羊皮袄拿出来，送给中央红军。解放战士也积极响应号召，为了争取早日到一军团，当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而努力学习，军事素质提高很快。一切都准备齐后，这些物资和人员被转交给了中央红军。

11月6日，中央红军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此时，天气骤然变冷。徐海东考虑到应该给战士特别是从南方来的战士添点衣物，让大家过个温暖的冬天。一天，他来到经理部，问他们还有多少钱现洋？回答有7000块，并报告了添冬装要用多少，买药用多少，买盐、买油……要是再多三五千块，这个冬天就好过了。

徐海东指示经理部，要尽快发钱给各团改善伙食，添制冬衣，以后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缴获了钱再补给你们。

可第二天，中央红军派杨至诚来见徐海东，杨至诚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亲笔写的要借2000块钱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纸条。徐海东马上把经理部长找来，要他们把7000块钱留下2000块，拿出5000送给中央，经理部坚决照办了。

不久，见到徐海东说：“那些钱真是‘雪中送炭’,应多多感谢你这位财神爷！”

1936年2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在、的统率下，渡河东征。

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从舍峪里渡河，经临汾、文水东进，前锋进占离太原只有五六里路的晋祠。沿途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筹款，征集物资，为抗日战争做准备。

3月下旬，抗日先锋军总部决定，兵分3路，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进至岢岚、岚县一带；红二十八军和红三十军为中路军在石楼、午城等地活动；一军团为右路军，直插汾河流域。此时，阎锡山急调他的主力部队15个团向红十五军团猛扑过来。徐海东采用他的拿手战术，“先疲后打”,率红十五军团北上，拖着敌人十几个团从晋中走到晋西北。在白文镇，会合了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把尾追的敌2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连一口吃掉。4月下旬，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抗日先锋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虎将的遗憾和悲歌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徐海东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

11月太原失守后，徐海东出兵河北，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伏击正太路和平汉路之间的日军。1938年2月底，徐海东奉命率部转移到山西南部，拨归一二九师领导，准备参加打击日军对晋东南发起的九路围攻。半年多时间，徐海东率部从山西打到河北，日夜转战，驰骋数千里。由于劳累过度，他开始大口吐血，病倒在华北战场上，只好回延安治病。

1939年9月15日，徐海东随刘少奇离开延安到华中，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中共中央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委员。12月18日，驻南京、明光、蚌埠一线的日军2000余人分4路合击周家岗，徐海东率领部队迎击。战斗从21日打到24日，打垮了日军1个整营，毙伤俘敌军160余人，活捉了1个日军分队长。战后，新四军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许多领导人发表了讲话，指出这是新四军成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取得了经验，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新四军指战员继续歼敌的信心。不久，徐海东在给营以上干部做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再次病倒了。经医生诊断是肺病复发，病情一天天严重，吐血量不断增加，以致卧床不起。

皖南事变后，抗战形势日趋紧张。徐海东感到国难当头，自己却长期患病不能为国出力，心情急躁不安，导致病情日益加重。华中局把徐海东的身体状况报告给了。5月，亲自给徐海东来电，要他“精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了电报，感动得掉了泪。他让秘书把那8个字用毛笔写在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借以控制自己的急躁情绪。

抗日战争的后5年，徐海东基本上是在担架上、病榻上度过的。抗战结束时，徐海东病情稍有好转，但仍不能起床。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军撤出华中地区，徐海东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诸城、莱阳等地休养。

1946年8月，徐海东奉中央指示，离开山东根据地，从威海秘密乘船，9日抵大连，住进大连市文化街75号一座幽静宅院里养病，直到全国解放。

1956年下半年，徐海东从大连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继续进行疗养。同年9月，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根据身体情况，徐海东开始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开始后，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徐海东出于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关心，亲自给写信，提出三点希望：一、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二、趁、刘主席健在，一定要把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挖出来，以防后患；三、担负中央各种领导职务的干部不宜撤换过多，提升到担任重要领导岗位的干部一定要符合接班人的条件。这封信击中了大野心家、阴谋家、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仇视，、反革命集团开始造谣说徐海东写信给，是“逼下台”,“让交权给刘少奇”。1967年7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唆使一群打手抄了徐海东的家，抄走了给信的底稿。接着，强加给徐海东的罪名一个接一个，什么“参加‘二月兵变’”,什么“的黑干将”、“彭、黄的黑干将”、“刘少奇的黑干将”,什么“反对”等等；还指责他推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迫他检查。一天，一群人冲进他的卧室，在他的床前开了“床头批判会”,又诬蔑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大连休养时和高岗开过“黑会”、“想当国防部长”、要“夺总参党委的权”等等。

随着“”的不断加剧，徐海东受到的迫害也一天甚于一天。在中国人民总参谋部大楼上和他家的院墙上，出现了“打倒徐海东”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在他的名字上又打上了叉。他的存款被冻结，勤务员被撤走，药品供应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也不供应了。徐海东因氧气不足，大颗的汗珠从额头上滴下来，嘴唇和手指都变成紫色。他痛心地对夫人说：“东屏，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人道主义呢！我连一个战俘都不如了。”

徐海东开始发烧，但却没有药物治疗。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的长子徐文伯找王震陈述情由。王震把对徐海东断药断氧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得知后，命令总医院立即恢复对徐海东药品和氧气的供应。

1969年3月30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亲自提名徐海东为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并经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由于、“”的阻挠，直到4月1日，徐海东才被通知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然而，对他的迫害并未终止。

10月25日，下达了“一号命令”,徐海东被强迫“遣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这里住房潮湿，没有暖气，没有药品，连酵母片也不给。后来据在河南的死党交代：要他采取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的方法，欲置徐海东于死地。这一切导致徐海东患了重感冒，引起肺炎，又由肺炎引起肺气肿。家属要求从北京派医生来会诊，被拒绝；要求在郑州请医生会诊，对方又推说找不到合适的抗菌素。郑州铁路医院一名医生提出正确的治疗方案，立即被“轰”走了。1970年3月25日，这位身经百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战士，含冤离开人世。

徐海东逝世后，、反革命集团还规定：“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写评价文章、不准送花圈、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

折戟沉沙、“”反革命集团覆灭后，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为徐海东等召开昭雪追悼大会，为徐海东彻底，将强加于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徐海东大将的多年沉冤终于得到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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