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内衣广告模特:站在风口浪尘上也“挺美”【参考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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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内衣广告模特:站在风口浪尘上也“挺美”【第一篇】

倪虹洁，中国第一内衣广告模特，中国第一美胸模特。她代言婷美保健内衣系列之后，成为了“婷美”的代名词。接着，倪虹洁进入娱乐圈，因在《武林外传》中饰演祝无双而家喻户晓。谁都知道，内衣广告业是一个“敏感区”，娱乐圈是个是非地，倪虹洁处在这样双重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舆论的多次“轰炸”，比如质疑她做过“丰胸手术”，比如传闻她屈服“潜规则”等。站在风口浪尖上，倪虹洁是怎样挺过来的？前不久，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她――

做内衣广告模特引风波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中国第一内衣广告模特，你代言了“婷美”内衣系列，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倪虹洁（以下简称倪）：做“婷美”内衣的第一代产品形象代言人时，我的压力很大，只害怕演砸了。但已经跟人家签了约，我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拍广告那天，导演对我说：“你一边跳一边笑，要充满活力，表现出自信。”于是，我就穿着一套运动服，蹦蹦跳跳地走进了摄像机镜头。之后，我就等着这条广告播出，不知道大家会怎么评价我，心里忐忑不安。到了播出那天，我又激动又紧张，想打开电视看自己拍的广告又不敢看。就在这时，“婷美”公司给我打来电话，说我表现清新、自然。听到这样的话，我长舒了一口气。

后来，“婷美”公司又找到我，盛情邀请我代言“婷美”第二代产品。我爽快地答应了。谁知，到了拍摄那天，我赶到摄影棚，一下惊呆了――“婷美”第二代产品需要我身穿“三点式”来表现。如果我拍了这个广告，那广告播出后我岂不是向广大电视观众暴露自己的身体？我开始犹豫。导演叫我试穿，我不肯。这样，拍摄停工了。大家手忙脚乱，纷纷跑过来劝说我。我固执地说：“要么改方案，要么另请别人来代言。”其实，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有什么资格用这样的口气跟人家说话？还好，“婷美”公司挺大度，没跟我计较，反而对我说：“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我们也不勉强你，我们可以修改方案。”他们这样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就走进了更衣室。

换上“三点式”，我的心“怦怦”直跳。想想，从更衣室走出去，有那么多的男人要看我，多难堪啊！好几次，我都想脱下来，放弃这次代言。到后来，我硬着头皮走了出来，一看到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我突然抱住双肩，大哭起来。哭过之后，我平静下来，配合人家把广告拍好了。

记：听说你拍“婷美”内衣广告还引起了一场风波？

倪：是这样的。拍完第二代“婷美”内衣广告后，我很紧张，还有点心有余悸。我不知道观众会怎么看待我，议论我。过了一段时间，广告播出了，大家看了之后，都说我很漂亮，很有女人味。看来，我担心别人对我说三道四是多余的。“婷美”公司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又约我代言“婷美”新产品。

这时，风言风语开始“围剿”我，说“一个女孩子竟敢露那么多给人看，不是人也是人”。媒体对我的身材也展开了质疑，说“倪虹洁的魔鬼身材是整形整出来的”。那一阵，风言风语和质疑声淹没了我。我懵了，怎么也没想到，做内衣广告模特会给自己引来这么大的麻烦。正在我备受非议的当口，“婷美”公司又约我到南方去做内衣宣传。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可继而又想，我越胆怯，议论就会越多。

于是，我到了南方。第二天，在宣传现场，有位30多岁的妇女拿着“婷美”内衣，走到我面前，请我签名。我立即满足了她的要求。可奇怪的是，她站在我面前盯着我，不肯离开。过了一会儿，她疑惑地说：“你是不是做过隆胸手术？”接着，有几位妇女也惊讶起来：“你一定做过吧？”那一刻，我没气也没恼，格外冷静地挺起了胸，说：“各位姐妹，你们仔细看看我，我做过丰胸手术吗？”我从容地站在她们的目光中。大家看了看，说：“看样子，你没做丰胸手术，没有。”确认后，几个人正准备离去，一位妇女仍心存怀疑，趁我不注意，伸手摸了我一把。她说她要检查一下我的真假。我气坏了，但克制着没吱声。这位妇女也觉得太过分，歉疚地对我笑了笑，说：“你还真没做手术呢。”

记：做内衣广告模特，你家人反对过吗？

倪：反对过。我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奶奶是个传统的老人，就是在家里，她连无袖衫、吊带裙也不让我穿。我初中毕业那天，跟几个同学找了一家餐馆吃了顿饭，回家晚了，奶奶把我狠狠数落了一番，还逼着我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能回家晚。眼下，我接了这么一个广告，得跟她通气啊。奶奶一听就来气，说：“那都是不正经的人干的事，你别去。”我跟奶奶说：“我穿棉衣拍还不行吗？”经不住我的缠磨，她勉强答应了。不过，临出门时奶奶又给我下达指示：脱衣服的广告不准拍！晚上10点钟之前必须回家。

后来，奶奶从电视上看到我拍的广告，气得全身发抖，叫我滚出家门。我没滚，说：“奶奶，我滚了，谁来照顾您老人家啊。”

谁说我是“泰国人妖”

记：你能不能说说你是怎样走上广告模特这条路的？

倪：1994年，我进入一所职高学习宾馆服务专业。三年后，我开始寻找就业机会，后来去上海八一电影制片厂宾馆当了服务员。但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不满意，便上了夜大，开始学习经济管理。

说起干广告模特，纯属偶然。有一天，一位夜大的同学十万火急地找到我，不由分说就把我往外拉。我莫名其妙。这位同学告诉我，她有个朋友正有一条广告要拍，可模特突然发高烧，不能拍摄了，让我去救救场。我糊里糊涂地跟了去。就这样，我拍了第一个广告片。

记：因为拍广告，你还被称为“妇”，是吗？

倪：是啊，因为我拍广告有的是以形象出现的。当然，刚开始我也不大愿意演，总想给人以清秀、青春的感觉。但这由不得我，人家要我演，我得服从啊。比如说，海南一家企业到上海寻找产品代言人，看中了我，要我演，妇。我说我这么年轻，怎么演妇啊？人家自有办法，给我一化妆，我就成了“妇”。说句实话，拍这条广告的时候，我并不紧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不久，这条广告在电视上热播了。之后，就有人说我是“妇”了。不过，在我听来，这不是贬损我，似乎还有几分赞许。

记：你拍这条广告到后来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是吗？

倪：是的。当时，这条广告播出后，毁誉参半。有的给我打电话，说我演得好，演得到位，有风情；也有的开始用谣言攻击我，说我是男孩子变性过来的，说我是泰国人妖，等等。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我想了想，可能是与广告的配音有关。当时，我录过原声，可后来没用我的原声，用了配音，而配音呢又有些沙哑。还有，在拍这条广告的时候，导演看我脖子太长，拍起来镜头太空，就临时决定让我戴点什么遮一遮。于是，就找了一条丝巾给我戴上。没想到，有的人看了这个细节后，说我戴丝巾是想把我的喉结遮住，免得暴露了我的性别。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个人居然站出来，声称他就是变性医生，是他给我做的手术，还说当时我才16岁。听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大家也信以为真了。于是，我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刚开始，听人说这说那的，我没太在意，人家要说，我也堵不住啊。可后来，越说越离谱，还伤了我的自尊心。我愤怒了：谁说我是“泰国人妖”？我就到处去解释去辟谣。哪知，我越想澄清事实，反而陷得越深。我想到了一个词：沉默是金。于是，我懒得辟谣了，随便他们说去。果然，这场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平息了。

站在风口浪尖上也“挺美”

记：作为一个美胸模特，你又是怎样走进影视娱乐圈的？

倪：做广告模特会受年龄的限制，过了25岁，发展空间就不是很大了。有一天，我的脸上有了“痕迹”，还能演青春女孩吗？不能。就是演了，也做作。于是，我想到了转型。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非常浪漫》，是阿甘导演的。我演一个感情专一的女孩子，跟佟大为配戏。而真正“触电”是拍电视剧《终极悬案》。接着，我又拍了《无罪辩护》《长恨歌》《女律师》等影视剧，一时间，拍了不少，但因为我没学过表演，是半路出家的，一直不瘟不火，红不起来。

过了几年，我才有一点起色。我得感谢一个人，就是尚敬。他在导演《武林外传》的时候，力排众议，让我饰演了祝无双。祝无双爱动手动脚，大大咧咧，有点坏，却又可爱；没什么城府，特别淳朴；很痴情，却没有感情归宿。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观众终于认识了我，也喜欢上了我。有的观众知道我过去曾做过“婷美”内衣广告，又来演戏，给我打电话，或给我来信，说：“你就是‘婷美’啊，你就是‘无双’啊，没想到，没想到……”言下之意，对我还是肯定的。

记：出名之后，你怎么又演起了反派角色，你就不怕“毁”了你原来的正面形象？

倪：我觉得，一个演员，应该挑战自己，拓宽戏路。2010年初，我在电视剧《风语》里饰演一个名叫苏丽珍的日本女间谍。第一次演反派人物，难度不小。苏丽珍阴险狡猾，是以普通百姓身份潜伏在中国，给日方收集情报的。有时候，她还是个不择手段的坏女人，用色相勾引目标……一进片场，我尽量把日本女间谍演得坏了再坏。每场戏一过，我就会忍俊不禁地发笑。

《风语》之后，到了5月份，我又接拍了影片《回马枪》。这部戏融合了古典元素与现代气息，是一部犯罪悬疑电影，又聚集了的多名一线红星。我演反派女一号。这个角色比演苏丽珍还要难，因为她看上去清纯靓丽，可内心却诡计多端。

记：你遭遇过娱乐圈的“潜规则”吗？

倪：嗯，这是个敏感的话题。不过，我还是可以说说。在我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我苦恼过，也焦急过。那时候，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娱乐圈人才济济，你又不是科班出身，怎么跟人家PK？哪一天你才能出人头地？”一听话外音，我就知道这是在暗示我走“捷径”，屈服于“潜规则”什么的。我一听，全身就起鸡皮疙瘩。谁都想出名，谁都想走红，但是，要我用身体去换取，我还有什么尊严？是的，我不是学表演的，出道也晚，可我也有做人的底线啊！虽说娱乐圈鱼龙混杂，也浮华，但有许多年轻女明星也是走正道出名的。我相信，总有一天导演会发现我的。

到了后来，我遇到了几位好导演，有了一定的名气，可又有人对我产生了质疑：“她不是正规表演艺术学院毕业的，怎么一下就成了明星？不‘潜规则’哪有这么快？”听了，我哭笑不得。我不出名那会儿，有人动员我说“不‘潜规则’休想红起来”，等我演了几部影视剧，有了一点影响，却又有人怀疑我顺从“潜规则”。

不过呢，从做内衣广告模特到做影视演员，我不是遇到这样的麻烦，就是遇到那样的非议，但是，我庆幸自己没倒下。可以说，我多次站在风口浪尖上，但一直“挺美”。

从众心理概念【第二篇】

关键词 ：隐喻 意识形态 框架 劝谏 评价 衔接

一、引言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隐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ff）就开始着手研究美国政治领袖和政党如何运用隐喻推行其政府决策或主导美国政坛话语权，为探索隐喻如何为政治服务开辟了新的道路。Vestermark，Terell Carver，Denis Jamet等学者对政治人物使用隐喻的动机做了深度剖析，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观点。近年来隐喻与政治研究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如陈勇、刘肇云（2009），林宝珠（2009），曹春春、周青（2010），贺梦依（2011），黄维民、黄娅（2012）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隐喻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对隐喻功能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笔者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主要功能做了多角度评析，供有研究兴趣的读者参考。

二、隐喻与政治

隐喻作为人类语言中一种独特的思维表征形式已经渗透到了语言活动中。隐喻已经从传统语言修饰的边缘地位过渡到对人类认知思维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中心地位。人类语言本质上是隐喻性的，任何政治沟通都离不开隐喻，因而隐喻具有影响或改造社会的作用。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或变革。社会管理和改造需要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抽象的政治概念往往与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有一定的距离，政治人物需要用隐喻的表达方式将政治概念转化为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大众化语言。美国当代政治科学家Graber（1993）认为，政治沟通是政治的生命线或母乳。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使用隐喻的能力以及唤醒大众潜在心理倾向的能力。隐喻水平甚至成为评价国家领导人政治沟通能力的重要指标。Lakoff（1993）对美国政府关于海湾战争正当性的言论做了隐喻分析，他发现这个系统的核心是由“War is politics pursued by other means”（战争是以其他手段继续的政治）和“Politics is business”（政治是生意）两个概念隐喻所构成。这些隐喻把血腥的战争概念降格为正常安全的人类社会活动，从而把战争的风险转化为合理的政治博弈或公平的商业交易，其目的就是掩盖这场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非人道主义灾难。在当代美国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家们先后创造了战争隐喻框架，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危机做了隐喻性阐释，使公众对这些危机的性质特点和政府施政方向有所了解，使政府的某些政策合理化，从而得到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贺梦依（2011）指出，政治隐喻概念的构建和解释从本质上说取决于隐喻者的政治意图、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权利服务，因而政治反作用于隐喻概念的产生和诠释，这就是政治与隐喻密切的依存关系。

三、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功能阐释

（一）框架功能

“框架”概念最早是由Fillmore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引入语言学研究中的。他指出，“框架”是知识或者连贯的经验图式具体统一的构架。换言之，框架是人类长期生活经验过程中形成并用于组织和解释经验的知识系统及概念的工具。Fillmore（1982）还认为，框架虽然不依赖于语言而独立存在，但语言不能脱离框架，语言表达总是与人们记忆中的有关框架相连接，即人们在某种语境下接触到某一语言形式，总会在头脑中激活特定的框架，并藉由该框架连通与此连接的更多的语言表达形式。框架是理解一种情势的方式，如果你能设定一个情势的理解框架，你就能赢得掌握话语权柄的先机。在西方，隐喻甚至成为政党争夺话语权和主导社会舆论的重要手段。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竞选演说中承诺要“减税（tax relief）”，于是“减税”概念在美国民众心目中便构成了“税收是一种痛苦”的认知框架。该框架对美国民众的影响作用如此强大，以致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加税”几乎成为极具政治风险的敏感词语。莱考夫（2007）认为这是隐喻在政治话语中强大力量的体现。一旦你抢先建立了某种认知框架，政治对手便被束缚住了手脚，因为他们对这个框架的攻击只会越发强化这个框架本身。

隐喻概念框架在长期的使用或接触过程中逐步得到强化，以致成为社会成员共有的认知框架或集体记忆。这种概念框架源于特定的政治生态文化，影响着人的认知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通过建构“天子”隐喻概念来宣扬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传递了“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父母官”“爱民如子” 隐喻概念框架蕴含了“官贵民贱”的封建意识，掩盖了不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关系。该隐喻框架突显了官员“造福”百姓，但掩盖了百姓纳税奉养官吏的客观事实。在建设现代民主、文明、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国家政治领导者通过构建“公仆”“勤务员”“衣食父母”“接地气”“群众路线”等新的政治话语概念来消除政府官员的特权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在思想上建立起“受民俸禄，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和官民享有平等政治地位的认知框架。

（二）意识形态功能

意识形态属于哲学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价值等要素的总合。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系统有序的表述，隐喻在这种表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意识形态主要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意识形态实践的目的旨在协调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如果说人对自然的控制主要以科学为手段，那么人对社会的控制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社会控制力量而实现的。在现代社会，政府管理者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其权力的运作。Charteris-Black（2004）断言，通过语言激活无意识的情感联想，采用将积极或消极的联想转移到隐喻目标域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在政府和民众的政治沟通中，政治家们主要通过隐喻手段，用大众熟知的日常生活概念、观点去诠释抽象的、无法直接感知的政治概念，以便大众理解和接受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人物还能根据政治需要利用隐喻的凸显功能，对社会事件的某些特征加以凸显，对其他特征则加以隐藏，从而达到影响和控制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Lakoff认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他们深层的道德隐喻和国家隐喻认知模式密切相关。两党在国家隐喻概念中有共同的根隐喻——“国家是家庭”。但是两党对家庭的理解有着不同的隐喻模型。共和党的模型是“严厉型”家庭，而民主党则是“慈爱型”家庭。在严厉型家庭模型中，外部世界充满了危险和竞争，家长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与外界竞争来保护家庭，因此共和党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便是建立强大的军队保护自己的家园。相反，民主党的慈爱型家庭模式则注重情感关怀与责任，提倡追求个人幸福。基于慈爱型家庭这一隐喻认知框架，保护成为民主党的核心理念，如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工保护等（Lakoff，2007）。由此可见，两党在执政理念及方针政策上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与各自的隐喻认知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三）说服功能

从语用学角度看，隐喻在政治沟通中具有劝谏说服功能。隐喻劝谏是手段，说服才是最终目的。隐喻的说服功能一般通过隐喻的框架作用对民众的价值观和情感的掌控来实现。隐喻的政治象征性能激发人们的感情，因为它们触发了人潜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人的感情一旦被唤起，就会产生规避逻辑的心理行为。政治隐喻的感情激发因素主要源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认知或逻辑与感情的含混交织状态。这种含混性在同一个框架内具有融合认知与情感界限的潜力。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两个概念域之间跨范畴地投射，同时也伴随着跨义域地情感转移，使受众产生微妙的心理“移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政治观点。隐喻说服方式包括诉诸感情、诉诸理性，或诉诸感情兼理性方式。所谓诉诸感情，是指采用隐喻表达方式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Mio，Jeffery，Scott（2005）认为，隐喻是一种激发情感的政治工具。美国民权之父马丁·路德·金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用“民权是支票”概念隐喻来激发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强烈感情，以便达到说服黑人同胞参与民权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隐喻概念框架源于“客户到银行要求兑现支票”向“黑人呼吁美国政府赋予民权”的隐喻投射，诠释了黑人向美国政府提出民权诉求如同客户向银行提出兑现支票一样，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要求和正义的行动。美国政府剥夺黑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就像银行拒绝兑现客户支票一样是一种违反美国宪法的非法行径。从另一方面看，“民权是支票”隐喻也蕴含民权诉求如同要求银行兑现支票一样，需要采取理性合法的诉求方式，这样可以起到说服黑人不要使用暴力手段，避免民权运动演变为流血的社会政治事件，从而达到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权诉求的政治斗争目标。由此可见，隐喻在政治沟通中能够通过诉诸感情、诉诸理性或情感兼理性诉诸劝谏方式达到减少或消解社会利益集团、种族乃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或文化差异冲突。

（四）评价功能

Martin&White（2005）在其合著的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中指出，评价理论是有关“作者或讲话者同意或不同意，热心或者憎恨、欢迎或者批评以及如何使读者具有相同的情感，如何用语篇来构建共有的感情和价值观，如何用语言机制来构建共同的品味、情感和评价规范……”大体上说，隐喻的评价意义有正负之分。在特定的语境中，政治领导人对关涉的人物、事件或现象所持的肯定或否定态度必须通过语言评价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2002年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视为“邪恶轴心（an axis of evil）”，同时将古巴、叙利亚与利比亚称为无赖国家（rogue nations）（Jiao Xue、Zan Mao、Na Li，2013）。这些负面的隐喻评价显示出小布什对这些国家所持的敌对立场和态度，同时也能达到操控美国民众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为布什政府打击这些敌对国家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改造过程中，政治领导人需要向人民大众传达政府的政治思想路线与国家的方针政策，采用隐喻表达方式能将抽象、陌生的政治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语言。比如，“苍蝇老虎一起打”喻指小贪官像苍蝇一样贪婪，大贪官像猛虎一般吞噬国家财富，负面的隐喻评价表达了政府领导者对贪腐行为的鄙视和除恶务尽的态度。“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将权力隐喻为致命的猛兽，只有将它关入铁笼子里，才能维护人们的生命安全。该隐喻以浅显明晰的隐喻方式阐释了权力只有受到有效监督或约束才不会腐败的深刻道理。社会大众对政治话语的关注度除了和政治人物的社会地位、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势有一定的关系之外，还与领导者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有密切关系。上述隐喻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流行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领导者采用了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向社会大众传达了新一届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定立场和坚定决心。

四、结语

在所有的政治语言现象中，隐喻几乎渗透了政治所能达到的任何领域。它在现代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具有空前的重要性。隐喻的框架具有设定政治情势理解框架，掌控政治话语主导权的功能。隐喻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有助于政治权利的运作，能达到协调和平衡社会利益主体矛盾的目的。隐喻劝谏方式具有改变受众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功能，是政治人物影响和说服受众接受其思想观点或政治决策的重要手段。隐喻评价功能有助于政治人物和受众之间建立共有的情感和价值观，使他们能够在社会管理和改造活动中赢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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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梦依。概念隐喻与政治关系的识解[J].外国语文，2011，（3）：48～52.

[4]Fillmore，～and～frames Semantics[A]. Structure Processing[C].Amesterdam：North Holland. 1997，280：20～32.

[5]Lakoff，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PoliticalAnalysis in America[R].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5～228.

[6]Charteris-Black，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28.

[7]Mio， leadership and charisma：The effects of Metaphor[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5，（16）：287～294.

[8]Martin &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M].Palgrave Macmillan，2005：1.

[9]Jiao Xue，Zan Mao，Na Metaphors in American Presidential Inaugural Addresses[A].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C].Academy Publisher manufactured in Finland，2013:678～683.

从众心理概念【第三篇】

关键词：休闲；体育；体育休闲；休闲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5-0001-07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of the essence of sports leisure

――Also a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orts leisure and leisure sports

ZHOU Ai-gu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pointed out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study of sports and leisure in China, probed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leisure, specified such 5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as goodness, spontaneity, activeness, joyfulness and timeliness, advocated to use Marx’s “free time” as the theoretical criterion for leisure time, and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sports leisure” and “leisure sports” respectively, pointed out two difficult issues confronted in the study of leisure spor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Key words: leisure；sports；sports leisure；leisure sports

近年来，体育休闲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加深了对体育休闲的认识。然而，由于对体育休闲的本质这一根本性问题缺乏深入分析，造成了“体育休闲”与“休闲体育”两概念混淆的局面，影响了体育休闲理论的研究进展。尤其是在“社会体育”、“群众体育”、“休闲体育”、“体育休闲”、“快乐体育”、“体育休闲娱乐”等多种近似概念林立的情况下，如果不明确每个概念的内涵及对象的领域，就容易导致研究内容相互重复、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研究领域相互制肘的状态，不利于体育休闲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本文试从哲学的视角通过对体育休闲的本质及与休闲体育关系的探析，弄清两概念的内涵、联系与区别。

1关于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的争论

韩会君、饶纪乐[1]认为：“区别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关键是我们以什么角度去理解休闲和体育的关系，也就是论休闲中的体育，还是谈体育中的休闲。”他们认为，休闲和体育的关系，应当是休闲中的体育，而不是体育中的休闲。“休闲是属概念无异，种差体现的是体育，所以……应该称之为‘休闲体育’，通俗理解，就是人类用来休闲的体育”。

马惠娣[2]认为：“以休闲的方式(或休闲的心态)参与体育，谓之‘休闲体育’；以体育的方式参与休闲(或享受休闲)，谓之‘体育休闲’。”她认为两者都是把体育和休闲联系在一起，都是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两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在一定意义上有同义反复之嫌”。

曹春宇[3]对马惠娣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他认为‘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不是两个词的简单叠加，而是偏正结构，强调的重点不同，因此两概念不是同义反复。其次，他认为体育休闲是“通过身体性活动方式而获得的休闲，体育休闲必须有参与者的身体活动性。……休闲体育是指休闲化了的体育，强调的是参与到体育活动中，而参与者本人不一定具有身体活动性。”因此，“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两者尽管都含有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或者以休闲的心态参与体育的目的。但是，无论从语义还是逻辑的角度分析，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之间并非‘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胡小明[4]指出了使用“休闲体育”概念的弊端，主张用“体育休闲娱乐”概念替代“休闲体育”等概念。他认为，“‘休闲体育’的提法很容易与‘竞技体育’的提法相对立，以致产生这是不同体育形式分类的错觉，而忽略了体育活动整体上休闲娱乐化的实现。”因此，他主张把休闲体育、体育休闲、休闲活动、闲暇体育、快乐体育、流行体育、时尚体育等统统称为“体育休闲娱乐”。

以上的争论反映出目前我国在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两概念混淆不清的现状。“休闲”是存在于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两概念深层的理论依据，也是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因此，明确两概念的本质内涵，厘清两概念的关系，有必要重新回到其理论原点――何为休闲？

2休闲概念的再认识

休闲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胡伟希[5]认为，从词源上看，“休” 指“人倚木而休”，其最早的意思是“吉庆”、“美善”、“福禄”。“闲”，其基本意思是范围，引申为道德、法度。假如不脱离其原来的词源义，则休闲应当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人应当过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是符合道德的生活。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胡伟希还从超越性、主体性、日常性、体验性4个方面分析了休闲的本质特征。

马惠娣[6]认为：“‘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善美、福禄’的意思，强调人倚木而休，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一种态度。‘闲’，通常引申为道德、法度，也有限制、约束之意。‘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因而，对‘闲’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余暇、消遣的时间概念上。而且，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时间概念，此‘闲’是一种心态、心境。”她主张“休闲是对意义和快乐生活的实践和体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人文现象，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是使人‘成为人’过程中的重要舞台，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也是发展文明社会最有效的途径。”

于光远[7]自封“大玩学家”，他所说的“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玩，更不是带有贬义的玩，而指的只是与不得不从事的、繁重的、伤脑筋的工作相对而言的、轻松的、会给人带来欢乐的活动。这种活动通常是工作和正规的学习之外的时间内进行的。他主张，玩是人生的第一需要，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得艺术。所有这些构成了“玩学”这样一门学问。关于“要玩得有文化”，他说：“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有文化的’，就是说他在行动中接受了人类优秀创造物，因而他的行为，有助于文明发展；如果是没有文化的，那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向后倒退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愚昧或带有野蛮色彩的。”于光远把这种工作和学习之外的时间叫做“业余时间”，在业余时间中轻松、愉快、有文化的“玩”也就具有了休闲的意义。关于休闲的价值，于光远、马惠娣[8]认为：“休闲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并直接或间接地推进社会进步。休闲活动虽然不从事直接的生产，但她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或者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正确的休闲理念与价值观是规范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的基础。休闲的核心是如何‘休’闲。积极、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可以提升人的教养，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减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杰弗瑞•戈比[9]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他还认为，“休闲是指人们以自身的生活方式愉快地、自愿地去做事情。”[10]托马斯•古德尔[11]在对戈比的休闲定义进行深入解析的基础上，指出了休闲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内在驱动力”。他认为，戈比把“休闲限制在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事情上，进一步说，是限制在那些不是靠外在的动机，而是靠内在‘驱力’激发出来的兴趣所选择的事情上……当我们出于内在的兴趣去行动的时候，我们感到欢悦，获得了直觉上的价值感，并开始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

休闲的本质与本质属性

一般地说，某事物的本质是指决定这一事物是什么的东西，即某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该事物就是它自身，而不是其他事物，而本质属性则是指该事物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特征。亚里士多德[12]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在事物的说明方式中所包含的第一要素，也就是说，表现那一事物是什么(本质)的东西叫做属概念，而那一事物的诸属性质叫做种差。”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本质”与“本质属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逻辑学的视角来看，全面把握休闲概念的本质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确定休闲概念的邻近属概念；其二，是找出休闲概念的种差。从上述关于休闲的诸学说中可以看出，主张休闲是一种心境、一种内心体验的观点具有共性。正如于光远[13]所说的那样，“是否属于休闲，是活动使人愉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应当把“体验”作为休闲的属概念。休闲的主体是人，体验是人的体验，这样实际上也就把休闲的属概念定位在了“人”而不是“物”，也不是某种活动，因为即使在同一活动中，人们的体验也会千差万别。

然而，作为休闲的体验有别于其他体验，如战争体验、政治体验、经商体验、宗教体验、伤病体验等等。之所以与这些体验不同，是由于在诸体验中休闲体验与其他体验之间存有差异，这就是休闲概念的“种差”。种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休闲的种差同样反映休闲概念的本质属性。从上述的诸学说中可以归纳出休闲概念的5个不可缺少的本质属性：

第一，善性。“善”是与“恶”意义相反的概念，具有美好、善良、积极、进步的含义。无论是从“休闲”这一词的语言学含义来看，还是从休闲的价值来看，休闲始终是一个具有正价值的概念，不是中性的，更不是负价值的概念。也就是说，那种追求低级趣味，“闲生是非”、“丧志”的现象不能与休闲相提并论，休闲一定要对个人身心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休闲。

第二，自发性。休闲不是由于某种外部压力，不是受某种道德力量的驱使，也不是尽某种义务，完全是源于自身内在的驱动力而自发形成的行为。这种自发性在行为过程中表现为主体性而贯穿始终。也就是说，一旦由自身的内在驱动力产生休闲行为后，在行为过程中人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外部环境，而是积极主动地驾驭外部环境，实现人的休闲价值追求。同时，这种休闲行为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达到行为本身以外的某种目的。正像于光远[13]所说：“同样是读书，作为休闲的读书，同为了研究某一个课题，写一本书为目的的读书不一样，它带有随随便便，兴致所至的性质。”因此，休闲是一种自发的、没有任何功利追求的内心体验。

第三，愉悦性。愉悦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内心的审美体验。即使是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条件下，只要是休闲，就一定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慰藉。换句话说，凡是没有给人带来愉悦体验的活动，即使这种活动本身具有娱乐性特点，也不能称之为休闲。因为，愉悦的体验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基于人的内心。

第四，活动性。休闲虽然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离不开当下的活动。也就是说，这种体验不是凭空而来的体验，更不是虚无飘渺的幻觉。休闲的“价值目标具有超越性，而其人生理想的实现，却处处体现或表现为当下性”[5]。休闲的活动可以是欣赏音乐、阅读、看电视等精神活动；也可以是旅游、逛商店、运动等身体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愉悦，享受休闲。

第五，时间性。时间是构成休闲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学界已达成共识。然而，如何界定休闲时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

休闲时间的界定

关于休闲时间主要有4种说法，即“业余时间说”、“自由程度说”、“闲暇时间说”和“自由时间说”。于光远[13]主张“休闲应该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在业内时间闲谈说笑，是不遵守劳动纪律或者整个单位工作秩序不良的表现，不属于我们说的休闲的范围。”他在这里所说的业余时间实际上就是“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杰弗瑞•戈比[9]反对从自由时间，而主张从人们获得自由的程度来把握休闲。他认为：“‘自由时间’常被等于‘休闲’本身，或者作为休闲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可是不论上述哪种理解，都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马惠娣[14]认为：“闲暇时间是休闲存在的一种‘物质载体’，从一般意义上说，有了闲暇时间，才有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的条件。”闲暇时间是“相对于工作(或劳动)，又不同于生活时间，特指人们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后，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通常包括：①工作之外的时间、②星期日及假日、③各种假期、④退休后的时间等。”笔者认为，应当把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学说作为界定休闲时间的理论依据。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在论述剩余价值，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背景下提出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消灭剥削，使“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5]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阔广阔天地。”[16]同时，由于自由时间“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6]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是包括休闲在内的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生产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劳动，或者说是体力劳动，并不包括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科学、宗教等作为上层建筑的脑力劳动，这些均属于“非生产劳动”。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思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述中反映出来。“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产劳动’，而音乐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17]这一重要思想对于休闲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当时所讲的“生产劳动”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工作”，因为现代社会的“工作”中已经部分地涵盖了马克思所说的“非生产劳动”，如音乐创作、著书立说、科学研究、艺术鉴赏等已进入现代社会的工作领域。同时，这一理论还明确揭示了“自由时间”与“闲暇时间”的不同。上述的闲暇定义明显地反映出“闲暇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差异。首先，自由时间概念的外延大于闲暇时间概念的外延。在自由时间中不仅包含了人们休息、娱乐、生理需求等活动，还包含了从事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非生产劳动”活动，而在闲暇时间中不包含作为“工作”的“非生产劳动”内容。其次，由于自由时间中含有“非生产劳动”的工作内容，需要在自由时间中履行社会职责，而闲暇时间被认为是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之后的时间，不需要再履行各种社会职责。当然，即使是在闲暇时间中能否不履行社会职责仍有讨论的空间。我们认为，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公共秩序、环境保护，交通规则等方面的社会职责在任何时间都有履行的义务。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加。不用说文学创作、软件开发、科学研究等个体性较强的工作，就连群体性较强的企业，也有不少实行了目标管理，加大了劳动者个人支配时间的自由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再一次浮现在面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8]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们在劳动中得到满足，工作和休闲将会处于同一过程之中。当然，现代社会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但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仅从时间上划分“工作与非工作”、“业内与业外”的状况将会逐渐淡化，工作概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过分强调“工作”与“非工作”时间，只能把休闲定位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休闲”，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休闲”。因此，用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来界定休闲时间既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又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

休闲的定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休闲概念的把握上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休闲概念的外延泛化，另一种是休闲概念的外延狭窄化。戈比的休闲概念否定“自由时间”，强调获得“自由的程度”。这种否定了休闲的时间特征，只强调内心体验，本能感受和信仰，客观上形成了休闲概念外延的泛化，难以把握休闲的本质。与其相反，仅把休闲规定在与“工作”相对的“闲暇时间”之内，又造成了外延狭窄，不能涵盖现实存在的各种休闲现象。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作为界定休闲时间的理论依据，对休闲概念定义如下：“休闲是人们在自由时间内，通过具有善性、自发性的活动所获得的一种愉悦体验。这种内心体验表现为一种精神享受、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19]

3体育休闲、休闲体育的含义及关系

体育休闲的内涵

根据上述的休闲定义，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把握体育休闲概念的内涵。由于休闲与体育休闲之间存有“属种关系”，即休闲是体育休闲的“属概念”，而体育休闲是休闲的“种概念”，那么，只要明确了体育休闲的“种差”，体育休闲的概念就可以成立。我们知道休闲概念的外延很广，看书可以成为休闲，购物可以成为休闲，散步可以成为休闲，看电视可以成为休闲，旅游也可以成为休闲等等。与其他休闲活动不同，体育休闲的“种差”只能是“体育活动”，这是体育休闲区别于其他休闲的本质特征，失去了这个特征，也就失去了体育休闲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可以将体育休闲定义为：体育休闲是以体育活动为手段所进行的休闲。

休闲体育的内涵

1)休闲体育的几种观点。于可红、梁若雯[20]从休闲概念入手对休闲体育进行了探讨。她们认为：“休闲是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活动为背景而产生的能够促进身心调节，达到自我愉悦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休闲体育是在空闲时间里进行的，以一定的身体活动形式为手段而产生最佳心理体验的一种有意义的现代生活方式，人们不受限于活动的严格规定，积极追求内在的体验，使个人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休息、放松和享受。”

卢锋[21]从心理体验的视角把握休闲体育，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人们参与休闲体育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体验，在不同的情况下和在不同的时间内，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目的可能会发生改变。”他借鉴约翰•凯利休闲理论对休闲体育定义如下：“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条件下，人们自愿选择并从事的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的统称。它是体育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体育的一种存在形态，是社会休闲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

韩会君、饶纪乐[1]认为从闲暇时间和心态来把握休闲体育的本质是不妥的。“如果我们仅从闲暇时间上去界定休闲体育恐怕难以有说服力。……如果从心态这一要素去理解休闲体育的话，也没有必要休闲体育这一名词的出现”。他们主张应当以休闲作为休闲体育的属概念，立足于社会主体的体育活动特征，考虑休闲应该具备的要素来把握休闲体育的本质。“所谓休闲体育是指人类摆脱劳动奴役，为了身心的解放，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在相对自由状态下对体育的参与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梁利民[22]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休闲体育进行了定义。“休闲体育(广义的概念)是指在闲暇时间里，用于娱乐和休闲的各种体育活动。休闲体育(狭义的概念)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里积极主动选择并实施，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培养自身的生活情趣，提高自身生活品位和格调，获得身心自由与快乐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文化品味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新的体育活动形式，也是生活方式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观点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休闲体育的本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然而，综观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休闲”作为属概念定义“休闲体育”；另一种是以“体育活动”作为属概念定义“休闲体育”，这从客观上反映出在“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认识上的理论缺陷以及两概念相互混淆的状况。

2)休闲体育的定义。我国的休闲体育概念很大程度上受日本的影响，而日本的休闲体育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大背景：一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期，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已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与当时国民的休闲状态极不相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减轻国民的工作压力，给国民带来幸福感，反而由于劳动强度大，出现了“过劳死”现象。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开始关注劳动者的状况，学者们纷纷批判日本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提倡国民的余暇生活。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扩大内需，满足国民的余暇需求，制定了从“以企业为中心”向“福祉国家”转变的政策，休闲和体育被列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另一个是日本体育发展的大背景。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激发了国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加剧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在体育资源上的矛盾。以“谷事件”为导火索，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体育理论界开始反思东京奥运会，成功抵制了申办名古屋奥运会，展开批判现代竞技体育中的异化现象等，从而使日本体育实现了从“以国家为中心”向“以国民为中心”；从“以竞技体育为重点”向“以大众体育为重点”的两个重大战略转变。

上述两个大背景催生和繁荣了日本的休闲体育，日本休闲振兴协会把休闲体育定义为：“不管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只要把它作为一种休闲体育运动，从而达到欢欣鼓舞、身心快乐、心情开朗、消除疲劳等休闲的目的时，都可以称之为休闲体育。”[23]这一概念得到了我国多数学者的认同。从上述休闲体育的概念来看，“体育”是休闲体育的属概念，而“达到休闲的目的”是其种差。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体育”反映休闲体育概念的本质，“达到休闲的目的”反映其本质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休闲体育定义为：休闲体育是以达到休闲为目的的体育活动。

3)休闲体育研究中的难点。将休闲体育概念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概念，以及休闲体育研究中的偏差联系起来看，面临以下两个难点：

第一，休闲体育如何区别于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我国对社会体育概念和群众体育概念的定义是：“社会体育，指职工、农民和街道居民自愿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群众体育活动。”[24]“群众体育是人民大众在余暇时间中自愿参加的，以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和社交为目的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24]社会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区别仅在于社会体育作为狭义的群众体育概念不包括学生和武装力量人员。细观上述概念，很明显，不仅休闲体育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具有相同的“属概念”，均为“体育活动”，而且在“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的“种差”上也极为相似。休闲是人的休闲，休闲体育的主体也必然是人。那么，休闲体育如何区别于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并确立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是面临的难点之一。

第二，研究中的偏差。有些学者把休闲体育理解为“休闲的体育”，进而引申为“休闲的体育运动项目”，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休闲体育的运动项目分类以及运动项目的休闲特点上。例如，有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划分为指导性体育、非正式体育、俱乐部体育；有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划分为竞技运动项目和非竞技运动项目、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室内运动和室外运动等等。问题是，这些分类是休闲体育特有的分类，还是适用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的一般性分类？如果是一般性分类，这种分类的意义何在？难道还有不能作为休闲手段的运动项目吗？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认为，无论是现代体育项目，还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可以作为休闲的手段。因为体育文化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最终决定是否是休闲的不是运动项目，而是参与体育活动的人。这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社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美国人、日本人在棒球运动中可以体验到休闲，中国人就不一定喜欢棒球。同样，中国人喜爱的乒乓球在美国和欧洲并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从体育项目分类或从体育项目的特性上来研究休闲体育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胡小明[24]指出：“有相当多的研究者的目光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热衷于对运动项目的排列组合，最普遍的误区是把各种运动项目凭感觉分为‘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两大运动项目群，制造‘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对立，人为产生了理论上的混乱。”并强调将“休闲体育”等概念称之为“体育休闲娱乐”。

我们认为，研究领域的名称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但休闲体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需要克服以上两个难点。

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的联系与区别

1)两者的联系。虽然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毫无关系的，而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目的和手段上。首先，从目的上来看，无论是休闲体育还是体育休闲其目的都是使参与者得到休闲，缓解压力、消除疲劳、愉悦身心；其次，从手段上来看，两者都是通过体育活动而不是其他活动使参与者得到休闲。

2)两者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两概念的外延不同。体育休闲的属概念是“休闲”，体育休闲只是诸休闲中的一种，或者说是构成休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凡是具有体育性质的休闲活动都可以作为体育休闲的外延对象。休闲体育的属概念是“体育”，同样，休闲体育是构成体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凡是具有休闲性质的体育都可以作为休闲体育的外延对象。很明显，两概念的外延不同，一个是超出了体育范畴，进入休闲范畴的体育休闲，一个是限于体育范畴内的休闲体育。第二，两概念强调的重心不同。虽然两概念的目的都定位在休闲，但是从构成两概念语词的逻辑关系上来看，体育休闲的重点在基底词“休闲”，更强调休闲活动中人的内心体验。休闲体育的重点在基底词“体育”，更强调外部的体育活动或运动项目。因此，致使不少学者着眼于运动项目的分类或运动项目的性质等的研究。第三，构成两个研究领域的母学科不同。体育休闲的母学科应该是“休闲学”，而休闲体育的母学科应该是“体育学”。由于构成两个研究领域的母学科不同，就必然会造成两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的不同。在体育领域中不乏其例，例如，“艺术体操”与“体操艺术”、“竞技体育”与“体育竞技”、“体育社会学”与“社会体育学”等等，虽然概念近似，但含义不同，因此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也不相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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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蔡贞雄。 落实休闲运动的体育教学[J]. 国民体育季刊，1987(3)：27.

从众心理概念【第四篇】

关键词宣传 对外宣传 对外传播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很多国外媒体的有意丑化或误解下，中国人和中国国家形象被严重扭曲，而2008年年初西方媒体在报道奥运圣火境外传递情况和拉萨“3・14”事件时的惊人偏见，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强化媒体对外传播力度的重要性，以及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国家和民族形象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效果不彰，这与我国对外传播理念仍然停留在对外宣传的层面不无关系。本文试从梳理宣传概念的变迁入手，探寻我国对外传播应该采取的新策略。

一、宣传的起源及其概念演变

1.宣传的起源

“宣传”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三国志》中多次出现：“延熙五年，还朝，因至汉中，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南大将军。”①, “先主亦以为奇，数令宣传军事，……”②。 在上述语句中，“宣传”的含义为宣布和互相传布。在西方，“宣传(propaganda)”一词产生于拉丁语，有播种、繁殖之意。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Propaganda这个拉丁文词汇还不是一个大众用语。这时的“宣传”还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任何感彩。

2.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实践和研究

Propaganda的拉丁文语义为“to sow”,最初是一个中性词，意思是“散布或宣传一个思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往往被赋予一种否定性的、反面的含义，宣传信息被认为是“不诚实、操纵性的和洗脑子的”③。这与一战中宣传的大规模运用和显而易见的成功有很大关系。它使得人们对于现代传播技术与公众控制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竞争的双方从来没有如此依赖于宣传运动，人们也从来没有如此意识到政府对他们的控制程度。

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和美国的记者、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等开始从各个角度回顾和反思这场史无前例的宣传运动。一些参与战时宣传的新闻记者著文揭露战时宣传中歪曲事实、夸大敌方暴行等内幕，并对自己丧失新闻道德的行为表示忏悔。从此，西方公众对宣传一词开始有了坏语感。西方人从此普遍认为，以控制人的心灵为目的的宣传对于战争成败和社会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对于可能与专制相联系的宣传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和英国也设有政府的宣传机构。而在一般英美人眼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是西方社会存在的基础，信息的垄断(尤其是官方的垄断)则与此背道而驰。因此，即便是在战时，开展宣传虽属必要，但毕竟是一种“邪恶”。

在今天相当多的西方人眼中，宣传常常与党派私利、偏见等相联系。当一个人被称为宣传家(propagandist)时，他是很难获得公众信任的。因此，宣传一词被弃之不用，而代之以“公关”、“促销”、“广告”等字眼。美国新闻界认为，客观性与宣传是格格不入的。

3、二战后西方宣传概念的演变

“二战”后宣传研究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把宣传与意识形态剥离，把它作为一个中立的传播现象加以研究；二是反其道行之，把宣传概念作为一个批判现代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

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把宣传界定为“由有组织的群体所使用的一系列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心理操纵使大众中的个体达到心理上的统一，团结在一起，积极地或被动地参与该群体的行动”。④他认为，所有带有倾向性的讯息，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是宣传。

他把宣传分成鼓动宣传(propaganda of agitation)和整合宣传(propaganda of integration)。鼓动宣传是短期的，主要激起人们的感情，造成立即的行为。整合宣传出现于20世纪，它是一种制造一致和服从的宣传。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短期的政治动员，所以为了达到其动员目的，必须要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致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和鼓动宣传诉诸感性不同，整合宣传诉诸理性，让个体接受既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周围人保持一致，使用神化(myth)、民族意识、常识、习惯、意识形态等，通过群体的约束使个人接受某种宣传。整合宣传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它不一定以说服传播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教育、消费、通俗文化、日常生活等逐渐形成，所以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前宣传”,(pre―propaganda)。埃吕尔提出，预宣传或前宣传不是立即产生某种所需要的态度或行动，而是逐渐造成某种思维方式，为鼓动性宣传做好铺垫。

侨伊特和奥唐纳(Jowett&O’Donnell)提出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定义：“宣传就是有意地、系统地影响感知、操纵认知和引导行为，进一步强化符合宣传者目的的某种反应。”⑤英国的宣传研究权威菲利浦・泰勒(Philip )则把宣传定义为一种有意图的对宣传者有利的传播方式。⑥

在埃吕尔之后，西方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针对新闻媒体商业化、集中化、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政府的宣传策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政府对公众的宣传策略并不是直接的鼓动，而是间接地过滤事实，使用通俗文化，进行“整合宣传”。阿什德和约翰逊注意到了宣传主体和策略的微妙变化。他们把传统上由国家来操作的宣传称为旧宣传，而把由组织通过现代公共关系来操作的宣传称为新宣传。从传统宣传到新宣传的转变，说明了宣传概念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认为宣传概念缺乏科学性没有存在价值的论断。

对宣传概念的产生、变迁过程进行梳理，不难感觉到现代的宣传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的宣传实践也更加普遍和更加隐蔽，了解宣传实践和概念的变迁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宣传的规律，揭示宣传的秘密，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所生存的社会。

二、中国语境下的对外传播

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长期以来秉承国内新闻和宣传工作的理念，把对外传播机构等同于对外宣传机构，用国内宣传的实践经验和理念来指导对外传播活动，致使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效果不明显，付出的财力、人力和物力与收到的实际效果严重失调，而我国的对外传播活动也受到西方同行的长期诟病。不能否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对外传播领域一直在努力与国际接轨，努力提高我国对外传播质量，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全球性重大新闻事件中，中国媒介的声音微乎其微，我国传媒在海外的实际接触率比较低，传播效果不如人意，国际受众对我国媒体的信任度、认同度不高。我国对外传媒的国际影响力不够大，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形象往往与侵犯人权、武器扩散、威胁和平、非法倾销等连在一起。甚至在某些国内重大新闻事件的对外报道中，中国媒介也失去了主动权，给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传媒以可乘之机。世界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致使国外公众所认识和了解的中国形象，完全是由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在全球一体化的境况下，中国对外传播活动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这种现状，是一种尴尬的窘境。

冷静的思考一下，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外传播的理念上存在着偏差，我们往往把对外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仍然秉承国内新闻宣传的套路。而事实上，在国际受众特别是西方受众的观念中宣传是一个负面的、令人恐惧的概念，与我们的宣传概念存在天壤之别。中国对外传播一直存在障碍，主要是中国以政治宣传为主的媒体传播理念和西方人回避、恐惧宣传的心理相矛盾。

三、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对外传播

中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实并不是单个作者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传播理念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说，我们的对外传播还停留在对外宣传的理念上，对对外传播的规律基本上还是个门外汉，或者说虽然懂得对外传播的规律但是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并不能实际灵活运用。实际上，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传播活动。中国长期把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相混淆，或者把对外传播当成对外宣传，效果不彰也就是意料中事了。因此，中国的对外传播机构应当根据世界形势和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尽快完成从战争年代继承过来的对外宣传体制向对外传播体制的转变，才能在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国际媒介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进而与西方的媒介巨头把盏过招，谈笑风生！

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对外传播呢？

对外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以及不同意识形态构成的复合式传播环境，单一的传播内容或传播形式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对中国来说，把对外传播从对外宣传的误区中拉出来只是往正确方向迈进的第一步。要实现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传播机构的目标，消除对外传播的宣传色彩，去除西方受众的戒心，中国的对外传播机构还必须谙熟国际传播的策略与技巧，掌握平衡报道的艺术。

平衡报道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对一个合格的对外新闻传播机构而言，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都要做到以下8个方面的平衡，才能发挥国际影响力：即东方报道与西方报道的平衡；国内报道与国际报道的平衡；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平衡；官方态度与民间态度的平衡；赞成观点与反对观点的平衡；热点问题与冰点问题的平衡；人的报道与事的报道的平衡；不同报道体裁之间的平衡。⑦

参考文献

①②展江、田青，《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与“宣传世纪”》,省略

③美E・M・罗杰斯 著，殷晓蓉 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19

④⑤⑥刘海龙，《 西方宣传概念的变迁：从旧宣传到新宣传》,《国际新闻界》,2007(9)

⑦陆地，《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