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汇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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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价值【第一篇】

1.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在孔子的理念当中，将“仁”视作道德的最高境界、最高标准及最高原则。在儒家学说当中，全部思想都可以凝聚成一个“仁”字，用以反映朴素的人本意识。“仁”字在儒家思想当中可以有两层含义：(1)对世间苍生的关怀之心；(2)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之心。“仁”字的两层含义都可以在孔子的言论中寻到踪迹。例如，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的是从关爱自己的亲人直至关爱他人的亲人，由此及彼，人人相传。从自身做起，将仁爱向他人无限制地传播，就好比蜻蜓在湖面上点水所泛起的层层涟漪，一波又一波地由中心向四周传播。儒家思想当中的仁爱是广义的、无私的、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是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从社会到国家、从国家到世界的爱的传播和攀登。儒家思想当中的仁爱会随着世界的发展而发展，也就是说，世界的发展和延伸是无边界的，仁爱的传播和攀登也是无边界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句话就是说仁爱是双方相互的，若想从他人处获得爱和尊重，那么先要懂得给予他人爱和尊重。所谓“爱人”，即向他人给予理解、尊重和同情。在孟子的理念当中，将“民贵君轻”意识由重视个人价值升华到重视百姓民生的高度，这些理念从根本上来说都与现代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原则十分吻合。

在儒家思想当中一直强调“人本主义”，即强调重视个体的价值以及对苍生的关心和尊重，这些都被看做是人的生命所特有的价值所在。尽管在界定、阶级和价值定位等方面，儒家思想当中所强调的人本同现代社会所说的人本存在差异，但是二者所强调的根本之处——重视个人的价值、对他人的尊重之心以及对世间苍生的关怀之心等内容是一致的。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运用于企业管理当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思想工作既肩负着企业领导和企业员工之间的理念传递工作，又承担着企业领导和企业员工之间的矛盾协调工作。因此，现代企业管理必须具有“仁爱”意识，最大程度地保障员工的利益，有效解决员工同企业之间的矛盾。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合力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为企业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2.现代企业管理推崇以德立足，重视企业的道德建设

所谓“德者，得也”的“得”字，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即为“得道”，也就是说通过个人的分享所获得的“道”，意思是说将“得”内化为自身所有，从而形成自己的德行。其二，即为“得于人”、“得利”的意思。而“德”字的意思即为道德素质，其含义同现代说法当中的“以德治国”和“德才兼备”的“德”字相吻合，“德”字的根本意图在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企业道德建设的“德”字，既要做到将“得”内化为自身所有，从而形成自己的德行，又要做到将“得”外化为他人所有，从而形成他人的德行，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企业的发展和利润的增加。因此，将“德”与“才”加以组合，利用企业道德对企业员工的激励、调节和导向功能，推动企业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3.现代企业倡导诚实为本、以信言商

从古至今，诚信一直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对诚信的经典论断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例如，孔子云：“民无信不立，人而不信，不知可也。”孟子也曾有过相关的言论，“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也。”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而言，诚信被看成是立身、立政以及进德修业的根本所在，其伦理价值始终备受关注。对于现代企业来说，诚信就是商德的根本，即诚实不欺、遵约守信。企业良心的最佳体现即为诚实守信，也就是企业对客户以及合作者的诚实守信的展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应当始终秉承契约精神和诚实守信的道德意识，始终坚持信誉至上的理念，严格遵守商业道德，拒绝随意毁约、言而无信等不良行为。唯有坚持诚实不欺、遵约守信，自发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方能维护企业的形象和信誉。与此同时，企业员工同样需要做到彼此坦诚、遵约守信。

4.现代企业要求领导正人先正己

孔子认为，要正人先正己，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同样有此感悟，孟子说教育者在传教的过程中应当行得正、坐得端，否则就连家人都无法教化。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如果自己无法坚持所崇尚的观点和立场，或者自己无法做到对员工的要求身体力行，那么管理的效果会十分微弱。所谓“正人先正己”说的就是企业管理者应当坚持以身作则的理念，将言传与身教有效融合，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提升管理成效。在“人间正道是沧桑”和“正人先正己”当中的“正”字，都可以表示公正、正气之意。企业管理者应当将前人留下来的严于律己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时刻遵守“正人先正己”的原则。也就是说，一方面应当明确并坚持正确的领导方向，讲正义、走正道；另一方面应当提升自身素质，身体力行，实现思想、心态、行为的绝对统一。

5.现代企业管理应善用观察法，使人岗合一

在儒家思想当中，十分重视因材施教的实施，即依照个人在天赋和个性等方面的差异，采取差异化的针对性培养方案，将其培养成不同类型的人才。在因材施教当中，孔子是其中的典范。在孔子成名弟子当中，彼此的性格都有显著的差异，并且每个人的发问方式都十分特殊，而孔子根据其弟子的性格特征和性格差异，对同样的问题给出的回答都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冉求，其生性较为迟缓、稳重，那么孔子对他的要求就是要勇于实践；子路，其生性好勇胜人，那么孔子对他的要求就是要抑制、退让。孔子能够掌握其每个弟子的个性特征，就一定要做到“观察入微”，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观察法，即对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加以观察，从而掌握其个性特征。这样的观察过程是现代企业当中领导的管理艺术的展现，也就是依据员工的个体特征赋予不同的目标并采取不同的方法，通过不断地调解矛盾实现人岗合一。

6.现代企业管理应善用情感激励

在孔子的观念当中，情感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说情感能够由诗激发出来，情操能够被音乐所陶冶，而情感能够通过礼则得到提升。人是一种感情极其丰富的高级动物，人的言谈举止通常受感情的需求所调控。在马洛斯的需要层次理论当中，“尊重和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观点当中反映了人类强烈的自我感情。人类一方面渴望从他人处获得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同样渴望自己的真挚情感能够被他人所接受。所以，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倘若领导者可以捕捉到员工的情感需求，学会换位思考，感受他人所需，逐步提升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并有效发挥情感激励，那么企业管理就已经事半功倍了。

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1.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建立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力量

在儒家思想当中，齐家、治国，积极入世等是其议论的核心。这些理论的现实操作性都十分突出，能够被现代企业的管理所借鉴。正是基于此点，有相当多的现代企业通过儒家思想文化去探究与企业自身发展相匹配的途径指向，并成功建立了良好的企业文化。例如，企业家荣德生先生，将儒家思想当中的“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等理念运用于企业管理当中，在提倡和践行我国优秀传统思想的过程中，将优秀传统思想内化为企业的文化，有效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为企业创造出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又如，“日本近代工业之父” 涩泽荣一先生，通过《论语》探索到了与其企业发展相匹配的理论基础，并以此作为培养人才和管理企业的理论依据。现实证明：在企业的文化建设过程中，儒家思想能够提供切实可靠的实践价值。只要能够充分探究并有效运用儒家思想的指导功能，就能够将其转变为与我国民族特征相匹配的、富有积极意义的企业文化。

2.儒家思想能够促进企业员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在儒家思想当中，倡导“见利思义”和“义利统一”的思想，也就是要求人们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和方法。主张以“义”制“利”，对于见利忘义的人要极力抵制并坚决打击，有效摒弃损人利己的事情出现。孔子强调“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是一定要“以道得之”。倘若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采取了不道德的手段，那么就同贫贱毫无差别；在达到富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正道而为，那么就会一世安好。如此可以明确，在儒家思想当中，一方面承认并赞同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喜爱追逐之情，另一方面又要求对于物质利益的喜爱追逐一定要满足社会公德的要求，也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儒家思想当中，利和义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义利观得到了有效的平衡，并为现代企业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辅助作用。在现实社会当中，无论是企业或者个人，倘若单独讲求义而不为利，便会缺乏可靠的物质基础作支撑；倘若与社会发展的道德准则相违背，单独为利而不讲求义，便会形成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并最终导致社会产生恶性问题，逐步走向畸形的恶循环发展。因此，通过儒家思想不仅能够有效解决个人、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而且能够使得追求利益的目的和追求利益的途径之间形成稳定的平衡。对于利益的追求途径一定要在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畴之内。因此，企业领导和企业员工可以通过儒家思想的义利观得到指引，从而明确应当以合法的手段和辛勤的劳动去获取合理合法的利益。

3.儒家思想有助于提升企业领导的综合素质

在儒家思想当中，“德政”始终备受关注。所谓“德政”，也就是说道德的感化功能。将法律和行政管理加以有效的融合，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存在限制。然而，道德的约束和教导功能却是长久不变的。孔子曾经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在治理国家方面，倘若仅仅通过法律进行控制、通过刑法加以约束，那么只能实现国人在短暂时间内的生活有序，而无法实现在道德上的行为约束。倘若利用道德的指引功能，使每个国人心中都渗入道德规范，那么国人既能够拥有廉耻之心，还能够努力成为优秀公民。如果想要德政得到有效地贯彻落实，那么施政者就应当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在儒家理念当中强调，领导者的领导方式能够显著影响下属的言谈举止。因此，应当身体力行、做出表率。

在儒家理念当中着重强调，领导者唯有先将自身管理好，做到品行端正，才能有资格去管理他人，也才能将他人管理好。企业领导者在企业当中位于较高位置，与基层员工相比，具有权力相对较大、约束相对较小的特征。因此，企业领导的言谈举止大都依靠其自身的约束力。如此，就要求企业领导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对他人提出的要求，应当先要求自己，并且一定要做到，通过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为企业员工树立榜样。现阶段，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德、能、勤、绩、廉”五项内容对企业领导者加以考核。其中，“德”是首要的并且必要的考核。因此，企业领导应当通过儒家思想当中的德政理念约束自身，从而实现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

三、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运用应注意的问题

1.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应避免带有封建烙印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由此，儒家思想创造了以“仁”为根本的道德理念。在儒家思想当中，“仁”的理念是其中的核心关键，一方面对于后世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后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思想是人类发展过程当中的指向标，对于人类的成长发展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但是，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的培训节奏存在出入。目前，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对于人才存在高质量的需求，要求人才既大胆创新，又勇于竞争，并且在遭受挫折的时候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但是，儒家思想却要对人类的思想观念形成一定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的创造能力的发挥和真挚情感的流露。当今社会十分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和个人价值的展现，为了满足现代社会的用人需求，人才一定要具备新时代的创造能力，从儒家思想的约束当中挣脱出来，不再对企业员工的言谈举止采取一成不变的模式加以约束。通过新型理念的探究，将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同儒家思想加以有效的融合，使其能够彼此促进、互为补充，从而保证人力资源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能力发挥。

2.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应注重个人价值的发挥

在儒家思想的“大一统”理念中，既涵盖着对政令法令以及疆域的统一，又涵盖着对人的思想行为的统一。儒家思想强调人要摒弃个体化，突出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性，这势必会导致个体精神的严重抑制。倘若将这种理念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当中，就会造成企业员工不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无法承担个人责任、怯于进行创新等。严格的等级制度会为企业的改革发展设下重重屏障，严格的尊卑体系会为企业员工蒙上人类的不平等的阴影。尽管儒家思想当中的“大一统”理念对于统治行为具有助力作用，但是却将人的物质存在抛诸脑后，将人的欲望和活力磨灭，使其逐渐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行动的自由。

3.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应避免“人情管理”

在儒家思想当中强调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大多数的儒家思想都是运用在企业的管理机制方面，其具体体现为：以德治企、以人为本。这种管理机制通常是将非理性的道德观念视作一切行为的动力源泉，将关注的重点过多地置于人情管理方面，而对于企业的规章制度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最终形成了人治机制。这种管 [本文转自 t专业提供写作毕业论文和各种教育教学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WWw. 点击进入 第一论 文网]理制度所引发的结果是企业缺乏应有的章法，尽管有章法也不依照章法行事。尽管通过人情管理可以使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和谐，然而，这种短暂的、局限的和谐却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现代企业的管理一定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作为保障，应当以客观的、科学的标准对企业员工的言谈举止进行约束和规范。

结语

在儒家思想当中，始终坚持“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准则，通过管理者的自我素质的提升，实现对他人内外控制的强化。现代企业若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实现长久的发展，就要先治理好企业的内部环境，提升企业员工的道德素质。然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的运用不应是照搬照抄、一成不变的，企业应当采用与其自身发展相匹配的管理理念，规避实践当中的不利问题。

参考文献：

[1]孙翠菊，屈淑萍。论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J].经管空间，2012(7)：53-54

儒学思想【第二篇】

关键词：新加坡；学校德育；儒家思想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岛国，曾经长期被英国和日本进行殖民统治，1959年宣布自治，1965年成立新加坡共和国。从一个水源都需要引进的落后国家，到现在跻身“亚洲四小龙”的行列，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发展经济的同时，提出人才立国，教育立国的策略，用儒家思想作为共同价值观的理论基础，用儒家思想倡导的“以整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修、齐、治、平”的个人修养模式，“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构筑共同价值观的核心。①我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和新加坡有着相似的文化根基，且我国正致力于学校德育的改革和道德建设，因此，从儒家思想的角度研究新加坡的学校德育，无疑会给我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新加坡学校德育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世界各国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校德育。在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学校德育将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同儒家思想有机整合，彰显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学校德育。

（一）教育目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新加坡学校德育的教育目标是学校教育中一个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新加坡学校德育目标一儒家思想为指导，教育目标的设定和实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建国初期的“好公民”教育目标阶段。新加坡建国初期，学校德育的教育目标主要是灌输礼貌、诚实、毅力、仁爱等伦理价值观念，强调爱国、效忠和公民意识培养。②

2. 突出民族团结的多元文化道德教育目标。70年代学校德育的教育目标主要是强调民族团结和发展经济，通过母语进行“生活教育”。了解新加坡立国精神、信念、成就，培养效忠、爱国、尽责、守法观念，做个好公民；了解新加坡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东西方的优良传统道德与固有文化价值观，做身心健康与品格优良的国民；了解人生、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进而建立一个和谐合作的多元民族文化国家。

3. 全面德育的道德教育目标。8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技术引进的同时，文化随即也大量涌入，传统美德受到忽视，所以道德教育的目标转向重振传统文化，恢复忠孝纲常，换而言之，重新发挥东方美德，抗拒西方颓废思想的侵蚀。③

新加坡学校现在的德育目标层次鲜明：第一层也是最基本的，是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这一层次是新加坡学校德育目标的出发点，要求移民及其后裔认同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文化传统，还要以认同之心看待同处这片国土上的他族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第二层是树立亚洲人的观念。这一层是为了在引进西方技术中保持独立性，避免新加坡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第三层以之前的两个层次为基础，是最高层次，培养认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观念的“新加坡人”。

（二）课程设置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

世界上第一个将道德教育列为学校科目，并且正式施教的国家便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学校德育课程设置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并编写出具体的教材，完整的教学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师培养。

1.新加坡小学德育课程

新加坡小学德育课程，自治时期的名称为“伦理”，1974年，开设“公民课”，主要灌输节俭、孝梯、服从权威和忠于政府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新加坡重新提出实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和公民训练，于是便在小学阶段开设“生活与成长”和“好公民”两门课程。新世纪伊始，新加坡再一次进行课程改革，小学现行的学校德育课程是“公民与道德教育”，包括十个方面，28个德目：（1）了解自我：自尊，自我肯定；（2）廉洁正直：诚实，勇气，信用，公正；（3）自律：毅力，耐性，礼貌；（4）责任感：对己，对他人，对学校和社会，对国家；（5）爱家：孝顺，家庭凝聚力，尊敬长辈，维护家庭声誉；（6）爱校：学校为荣，尊重与关怀学校的成员；（7）团队精神：合作；（8）社区生活：种族和谐，互敬互重，关怀和体谅；（9）爱国：以国家为荣并忠于国家，对国家有信心，应变能力；（10）认识与了解邻国：相互依存，和平及稳定。④

2.新加坡中学德育课程

80年代新加坡在中学阶段的中一、中二开设了“生活与成长”、“公民与时事”课程作为必修课，课程基本上是对小学德育课程的延伸和深化；在中三、中四开设了“公民学”课程，目的是抵御“西化”，促使国民形成巨大的凝聚力。1982年又在中学强制实行宗教教育，开设《儒家伦理》课程长达8年之久。随着1991年1月《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的公开发表，新加坡政府公布了“五大共同价值观”，正式取消“儒家伦理”与其他宗教课程，统一以“公民与道德”科目替代。

新加坡教育部根据“五大共同价值观”的精神规定了中等教育的五大道德价值观念，分别是：（1）国家利益高于社区利益，社会利益先于个人利益；（2）家庭是社会的基础；（3）支持社会、尊重个人；（4）珍视团结、防止冲突；（5）实现种族和宗教平等和睦。⑤

（三）教学内容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德育，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主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恭礼让”、“弘毅坚韧”、“宠辱不惊”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儒家伦理思想和“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在儒家伦理思想影响下，新加坡形成具有独特民族精神的道德教育传统，形成“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项共同价值观。⑥五大价值观是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 又是学校德育的核心内容。

二、新加坡学校德育内容儒家思想化的原则

新加坡学校德育内容是儒家思想化的内容，体现出科学化、本土化、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特点，其中科学化是选择儒家思想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土化是对儒家思想融入新加坡文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是对儒家思想的发展，社会化则是对儒家思想的实践。

（一）儒家思想的“科学化”原则

儒家思想的“科学化”，即剔除儒家思想中封建观点，选择科学化的观点，纳入学校德育内容中，是选择儒家思想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余英时先生曾说过无论儒学怎样调整其结构，它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领域中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继续运用《大学》的传统模式了。⑦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度，君臣思想，“存天理，灭人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充满了等级分化，封建统治思想，鬼神、迷信，忽略人性的诟病，类似这样的内容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果断剔除。“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君臣有义、父子有情、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这些儒家思想，选取其中正确的、科学的观点，正确解读，既是科学化，又是本土化、现代化。

比如，“朋友有信”是说诚信是朋友之间交往的基石。在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小学）》中写到：愿与他人分享，先替别人着想、能跟他人建立友谊这样的课程标准。在现实中，只有宽阔的胸襟才能做到的替别人着想，才能与他人分享喜悦、成功和悲伤。这种在尊重中孕育出的儒家思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⑧

（二）儒家思想的“本土化”原则

儒家思想的“本土化”，即引入的儒家思想，不是全盘接收，而是选取符合新加坡国情的内容。儒家思想“本土化”是儒家思想融入新加坡现行文化，融入新加坡现行学校德育内容的必然要求。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过滤，才可能被接受。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度，儒家思想的“本土化”在《儒家伦理》课程的开设及共同价值观中有着具体的体现。

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如“忠”指的是热爱政府，效忠国家；“孝”即孝顺长辈，尊老敬贤；“仁爱”是富有同情心，关心、爱护他人；“礼义”是指讲礼貌，重承诺，守信用，诚相待，少猜疑；“廉”是对学生将来为官的道德要求，即为官、为政清廉；“耻”就是耻辱之心，旨在帮助青少年学生辨羞耻、知荣辱，培养一种知耻观念。⑨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是儒家思想新加坡化的最集中体现，吸取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如重视个人修养和家庭，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等。⑩

（三）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原则

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即应该剔除儒家思想中守旧的、过时的思想，保留与时的俱进的部分，并进一步对其发展。

在《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中杜维明先生指出，传统儒家文化的生命力，表现在突破“三纲五常”，突破“吃人”的礼教，吸收自由、平等、公义、法治、人权等价值观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多次强调“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会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印度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问题的科学调查方法和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强调‘五伦’的东方价值观，但也必须给予其现代方式的解读。”

《儒家伦理》是以东方儒家思想价值观为主要内容，以西方教育原理和方法为主要的形式和手段，把古文难懂的儒家经典改编成通俗易懂的教材，将筛选出的儒家伦理精华用现代视角解释。比如，用学脚踏车、学游泳等平凡的小事，去解释知行合一的重要意义。对“五伦”观点的改造，把“父子”改成“父母与子女”，“君臣”改成“国家与人民”，“兄弟”改成“兄弟姐妹”，并对“五伦”进行了现代的解释，强调男女绝对平等、处于平等的位置，摒弃丈夫是绝对权威，妻子必须服从的封建观念等。B11

正如李光耀总理强调的，新加坡一面吸收儒家思想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 二者与新加坡传统文化共同构建新加坡“独立、民主、敬业乐群、仁爱礼让、廉洁奉公、刻苦勤劳、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新加坡精神。B12

（四）儒家思想的“社会化”原则

儒家思想的“社会化”，即学校德育内容中儒家思想的体现不单单是在课堂，还体现在“学而时习之”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实践是德育理论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具体包括课外德育辅导活动以及社区德育实践。

1.课外德育辅导活动。新加坡学校通过开展五项德育辅导活动来有效地实现学校德育目标：（1）榜样教育：选取认真履行国家德育目标的榜样，作为学生学习的对象；（2）阐释教育：教师有义务向学生解释新加坡社会规章制度和道德规则的意义，有责任帮助学生理解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3）规劝教育：教师与学生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对学生进行激励和规劝，使学生能够履行所学的价值观；（4）环境教育：通过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的德育氛围，进行潜移默化地教育；（5）体验教育：学生通过实践获得直接正面的经验，积极向上的体验，认同道德要求，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2.规范的社区服务活动

为了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小养成服务精神，新加坡教育部推行了一项学生社区服务计划，包括六方面内容：（1）“好朋友”计划；（2）关怀与分享计划；（3）负起校内的领导责任；（4）到福利收养所和儿童组织服务；（5）清洁环境计划；（6）临时服务，如慈善乐捐、春节慰问等活动。新加坡学校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来践行该项计划，如文体活动、清洁活动、植树活动、忠诚周和尊老敬贤活动以及文明礼貌月活动等。学生通过社区服务增加对社会、国情的了解，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实现了知行统一。B13

三、新加坡学校德育儒家思想化的意义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发展，新加坡学校德育儒家思想化成为了新加坡学校德育的一大亮点，其标志性和导向性也是公民教育的必然要求。作为学校、家庭、社会三维一体德育网络的理论基础，新加坡学校德育儒家思想化也是挽救社会道德滑坡危机、防范道德缺失的重要手段。

（一）有利于多元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和整合

新加坡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使得其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西方的物欲主义和消极颓废思想也在侵蚀年青一代的思想，“西化”倾向也给社会带来了“世风不古”、“人情淡薄”的负面影响。通过一系列的追踪调查，发现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青少年的国家意识淡薄、犯罪率上升、心态冷漠等。14新加坡政府一直都把学校的道德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的重要措施，因为人民精神教育的成败决定着新加坡的未来，为了能抵抗西方价值观念腐蚀，新加坡选取了儒家思想。

新加坡作为世界上少数将道德教育列为学校科目并正式施教的国家，在学校德育儒家思想化方面不仅对德育课程不断改革，还做出很多努力，比如2006年政府设立“道德培育奖”和“杰出道德培育奖”来鼓励学校加强道德教育，对讲授《儒家伦理》课程的老师进行专业培训等等。

基于新加坡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特殊国情，新加坡政府决定整合多元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了避免敏感的种族问题，维护稳定的局面，新加坡政府决定用儒家思想塑造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适合新加坡国情的核心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标志着新加坡已逐步建立起一套全体新加坡人都能接受的，具有主导意义的道德教育价值体系，与之相应的德育课程也标志着学校德育儒家思想化是公民教育的必然要求。

（二）有利于学校、家庭、社会三维一体德育网络的完善

学校、家庭、社会是教育的三大场所，共同推进终身教育的前进。德育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切实履行各自的教育职责。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深化，具有隐蔽性和渗透性。学校教育作为德育的主战场，具有正式性和强制性。而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延伸，为二者提供了支撑、保障以及实践的平台。

新加坡学校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特别重视隐蔽性的家庭教育，重视对学生品德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校重视与家长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系，比如各学校都要建立家长联谊会。新加坡学校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创立学校与社会机构一体化的、互动合作的文明社区，而学校推行学生社区服务计划，以此建立广泛的社区教育网和教育监督站。B15

新加坡政府还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予以配合，如常年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等社会性道德教育活动。新加坡政府每年倡导的各种活动就多达30来种。新加坡领导人也经常参加社会性道德教育活动，并在公开场合多次发表饱含儒家思想的“尊老爱幼”、“民族团结”、“吃苦耐劳”等充满正能量的言论。新加坡政府在社会上推行的奖惩标准与学校德育内容相一致，对各种新闻机构和大众传媒依据法律进行严格管理，引导媒体发挥积极作用。

（三）有利于抵御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

新加坡是个开放的社会，建国初期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也随之传播，这对新加坡人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观念被淡化，甚至被“西化”。当时的德育主要培养国民意识、效忠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忽视了品德教育，导致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公德水平的下降。161970年新加坡政府对18至20岁的国民服役人员做了一项“对人对事”的态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对父母、长官、兄弟姐妹和朋友的态度，以及对婚姻和婚前等的看法仍然非常传统。可是进入80年代初期后再次调查，发觉年轻人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比较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在价值观和处世态度上不再那么传统。17人们由此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公民道德教育。为了防止年轻一代过度西化，新加坡政府提倡青少年应该找到自我属性，继承上一代坚贞不屈、谦和通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抵制物欲主义和消极颓废思想的侵蚀，承担起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

新加坡学校德育担起了文化传承的重担，在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现代性空间中，用现代化的儒家思想，抵御了西方腐朽的价值观，拯救了社会的道德危机，完成了公民教育中文化认同的重要步骤，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

我国学校德育可以借鉴新加坡学校德育的成功之处，在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用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的儒家思想指导学校德育，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维一体的德育网络，承担起文化传承的重任，建立起抵御西方腐朽价值观的冲击的思想防线，从根本上解决道德滑坡的危机，并为中国化公民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张鸿燕。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J].外国教育研究，2003，（04）：32—35.

[2]朱永康。《中外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3]赵鹤澄。探究新加坡学校德育的内容[J].金田，2013，（10）：219+224.

[4]樊建武。新加坡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启示[J].煤炭高等教育，2007，（05）：79—81.

[5]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03）：85—90.

[6]牛晓颖，尹士花。从儒家思想解读新加坡小学道德教育价值观[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01）：155—156.

[7]张社强。日本、韩国、新加坡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01）：102—106.

[8]王学风。多元文化视野下新加坡学校德育的特质[J].外国教育研究，2005，（03）：57—60.

[9]廖艺萍。新加坡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创新[J].理论与改革，2002，（01）：94—96.

[10]魏新强。新加坡学校德育途径及启示[J].中国青年研究，2010，（08）：106—110.

[11]刘红英。新加坡学校德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J].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报，2007，（02）：113—116.

[12]冉小先。新加坡德育特色及对我们的启示[J].前沿，2006，（02）：107—109.

[13]高楠。中国、新加坡学校德育比较[J].技术与教育，2006，（02）：19—35.

[14]史明轩。新加坡儒学伦理的复兴与发展[J].九江师专学报，1999，（02）：25—29+35.

注解

①张鸿燕。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J].外国教育研究，2003，（04）：32—35.

②③朱永康。《中外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④⑤赵鹤澄。探究新加坡学校德育的内容[J].金田，2013，（10）：219+224.

⑥樊建武。新加坡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启示[J].煤炭高等教育，2007，（05）：79—81.

⑦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03）：85—90.

⑧牛晓颖，尹士花。从儒家思想解读新加坡小学道德教育价值观[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01）：155—156.

⑨张社强。日本、韩国、新加坡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01）：102—106.

⑩王学风。多元文化视野下新加坡学校德育的特质[J].外国教育研究，2005，（03）：57—60.

B11朱永康。《中外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B12廖艺萍。新加坡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创新[J].理论与改革，2002，（01）：94—96.

B13魏新强。新加坡学校德育途径及启示[J].中国青年研究，2010，（08）：106—110.

B14刘红英。新加坡学校德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J].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报，2007，（02）：113—116.

B15冉小先。新加坡德育特色及对我们的启示[J].前沿，2006，（02）：107—109.

儒家的思想特点【第三篇】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乳交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性行为。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儒家的思想特点【第四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 重利轻义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001-01

近年来国家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人们在思想道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出现的违约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对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视。而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也极为丰富，其作为我国传统思想一直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特别是儒家义利观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体现出其不可替代的内在指导作用。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儒家义利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我们今后不断努力去研究的课题。

一、儒家义利观思想研究的起因背景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常常出现违背社会道德准则的行为，人们之间好像只有了裸的金钱关系，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仅仅是因为利益争夺，伦理道德教育正在逐渐失去其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和控制作用。而儒家的义利观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义利问题，一直以来都对于人们的行为产生某种影响。实际上对于义利问题的研究也是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规律的探索。针对当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道德滑坡、风气日下的局面，人们再次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儒家思想，尤其要发掘和利用儒家义利观中的积极因素，克服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二、儒家义利观是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争论

义利观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和利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义一方面可以认为是符合道德要求并且被大众接受的正当的合理的行为准则。利从小的方面来说可以是个人或者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所追求的利益，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可被认为是国家或者是民族的整体利益追求。因此，义利关系被看做是道德准则与利益追求之间的关系。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认为儒家的义利观只是适应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维护封建统治的产物，它在内容和性质上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相脱节的。并且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与当今社会在对待利益追求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他们认为这些思想长久积累下来只会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社会整体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义利观是适合当今社发展需要的，当今社会人们常常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道德准则，时常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危害大众身体健康的事件，这些思想的形成也不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儒家学者在对待义利关系方面的看法对于大众道德体系的建构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在对待儒家义利观的看法上我更同意后者。首先，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人们在追求经济价值时也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至是唯金钱至上的思想。而儒家义利思想中的“见利思义”和“义利统一”有助于人们树立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其次，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全面健康的发展，道德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儒家思想中对于义利方面的看法对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在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儒家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既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物质文明又包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道德建设，一个社会道德水平是衡量这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有赖于批判和继承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这其中更是以儒家文化资源为重点。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儒家义利观警醒人们认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提高，但是人们的伦理道德教育水平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社会上一些腐朽文化正在进一步侵蚀着人们的思想。而儒家义利观通过对义与利的分析，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样的思想符合当今社会的需要，什么样的行为更能得到大众认同，为当今中国搭建起符合中国人价值观念的道德大厦。进而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儒家义利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特点主要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而儒家的义利观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并且儒家义利观在对待利益关系上主张“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思想，这是符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也为人们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上提供了指导意见，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凝聚各方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

参考文献

[1]邵汉明。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